杨团 陇川农场——我生命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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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川农场——我生命的摇篮

陇川农场丙寅分场二十队/ 杨团

人的命运真是自己把握的吗？今年62 岁的我，回想起自40 多年前赴云南陇川农场的知青经历，当时决然想不到也真不敢想我能有今天。那时的我，就像是“文革”大牢笼里的一个溺水者，为了求生而挣扎。“文革”开始时我不满16岁，结束时我已经28 岁，整整12 年，生命的黄金岁月留给我的大都是苦涩和艰辛，夹有痛彻心扉的沉重和自强自立的昂扬，而这份昂扬来自我生命的摇篮——陇川农场。

其实，过去那段岁月距离现在并不遥远，但是被关闭在现在的生活里，我渐渐地会淡忘过去的苦难，只有看到弱者的挣扎，尤其曾经关系密切、十分熟悉的农民群体仍旧困苦，受人欺侮、沉默寡言时，敏感的神经被一下子触动，曾经的记忆骤然唤醒。

1969 年5 月，我差一个月满20 岁，学校停课已经3 年，最高领袖毛泽东一纸“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将所有15岁到22 岁的中学生送去农村。我被分配到云南陇川农场丙寅分场第二十生产队，按生产建设兵团建制，叫做三师十团四营一连。1972 年底，不满24 岁时我离开陇川农场转到张家口树脂厂。尽管在陇川做农工只有三年半，却成了铭刻心底的永远的记忆。

一个人的一生有一个发展之钟，中国的古人以十年为一个刻度。所谓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等等。如果用这个人生刻度度量自己，我不满二十岁到陇川农场，自食其力的同时也获得了精神的独立，提前进入而立之年。

走过人生大半截的我，打心眼儿里承认，在陇川的那几年成就了现在的这个我。陇川农场是哺育我精神生命和肉体生命的摇篮。一个人有精神生命和肉体生命。人格、价值观和个性特征属于精神生命，身体的耐力和健康属于肉体生命。人的一生无论精神生命还是肉体生命，都必须经历一个打磨和锻造的过程。只是有的人在未成年阶段提前经历了，有的则是在青年或中年阶段才受到磨练。我和一般人不同的是，在将要成年的当口，似懂非懂之际受到精神重创。为实现精神上的自我拥有，我用肉体的百般磨砺严苛地训练自己，而陇川农场宽松的人文环境成为我自我训练的最好课堂。当我从陇川农场走出来时，我真正成人了，在这里，我实质上经历了一场成人礼。

的确，人的素养、人格的养成往往在人生的早期。一个人，在你还没有多少明确的自我意识的时候，就在养成你的独特个性了。后来的你一定是前面的你的一个继承，一个升华。人生是一条流动的河，它的源头和早期潺潺涌动的小溪哺育了拓展河床的大川，直至奔向原野，融入海洋。

我是怎样下乡的

我生于1949 年，人生经历的前半截和我的同时代人大同小异——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改革开放前，国家就是社会，社会就是国家，党和国家就是至高无上的神，最高指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1966 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国家突然一下子急转弯，数以千万计的家庭惨遭罹难，亿万民众被迫卷入群众斗群众，不把人当人的十年运动。

家国一体的体制下，国家的命运决定了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命运。

1966 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念高一，是学校品学兼优的优等生，学生会主席。我为人开朗大方，和同学的关系很好，被师长们说成是挑不出毛病的孩子。我出生的年月，正是建国后召开第一次青年团代表大会的时候，母亲作为会议代表在床榻上领取了代表证和文件，后来，她和父亲双双成为第一届团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所以给我起了“杨团”这个名字。当时和父母一起工作的青年团干部大都是从各个大学抽调来的十八九岁还未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把对于新中国蓬勃发展的期待寄托在我们这代人身上，称我是“团的孩子”，期望我能永葆共青团的热诚和奉献精神。

多年后，我调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遇到谢昌奎，解放初期在共青团中央工作过已经退休的老同志。他只是凭借“杨团”这个名字就一下子记起来我是杨述和韦君宜的女儿，说起当年在团中央和我父母一起工作的故事，他们曾议论这孩子长大了做什么，不少人说应该做共青团干部。

当我在一路走来，在赞扬声中长大的时候，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在老干部中，我的父亲是最早被揪出来的极少数人中的一个。

1966 年6 月9 号，中国青年报以整版篇幅刊出关峰、戚本禹化名撰写的文章，题目很吓人，记得大意是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杨述开火。该文所举的主要事实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我父亲在《北京晚报》主笔《青春漫语》专栏，与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轮流撰写的《三家村札记》专栏并列，隔天刊出。而后来我父亲告诉我，20 世纪60 年代初发生了全国性的大饥荒，1962 年1 月党中央召开7 千人大会纠偏，他就是那时候写出《望春》一文，以隐晦的语言表示拥护。专栏的主调是为青年和民众励志，以针对当时社会的灰暗情绪，他说，《三家村札记》主要写文史，也有同样的意思。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望春》被批判成“望资本主义复辟之春”。我父亲因此被打成三家村黑干将，后来又升级为四家店黑掌柜。这牵连到我母亲也被打成三家村女黑干将。当时我曾找过邓小平的女儿，我的高一同学邓榕。她说她问过她父亲，我父亲的问题是中央决定的，要我不要抱任何希望。这一下子把我打懵了。我的父亲得知后也黯然失色。直到1976 年“四人帮”被粉碎，我父亲的问题仍然迟迟不得解决，我母亲为他到处奔波，才知道当时一批老干部被毛泽东画圈做重案处理，父亲也在其中。而在我父亲被“揪”出后不久，刘少奇、邓小平都被毛泽东当作异己分子“揪”出来了。这个党中央是谁的，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这个一路鲜花一路凯歌、只认公理公义的高一学生，居然还不晓得应该害怕应该示弱，直到我被同学揪到学校高台上挨斗。

6月，学校来了工作组，控制不住局面，出现了大混乱。学生起来反对工作组，把工作组赶下台，然后开始学生斗学生。在学校的高台上大家乱斗。我被揪去挨斗的理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你的父母是被揪出来的黑帮，当然你就是混蛋了。尤其你这个混蛋还不肯老老实实低头做人，还敢写大字报对这个那个提意见，你有啥权利？在那个年代，血统论当道、黑帮必株连九族，身份决定一切，只要被贴了黑帮或嫌疑犯标签，就立即被清除出人民的队伍。

从那一次挨斗以后，我班上的所有同学，学校的所有同学都不理我了。在食堂吃饭时有些初一小同学还专门往我的饭碗里吐唾沫。我同班的几个当红卫兵的同学，专程到我家，所谓去砸黑帮的家。她们去时我不在，我那时学校家里哪儿都待不成，就在外面游逛，直到天完全黑了才回家。只听老保姆赵婆婆告诉我，来抄砸的有几拨红卫兵，大院里父母没被打倒的孩子也跟着起哄来抄家。

赵婆婆是个旗人，50 多岁了，很有血性，当即就去派出所告状。让我的大弟杨都都看家。都都那时十二岁多，饿了大半天没吃饭，就在一片狼藉中第一次，自己开煤气煮棒子面吃。好在赵婆婆及时赶到，发现那棒子面里全是玻璃碴，才没让他吃下去。

家里呆不下去了，父母也都给关起来了，赵婆婆带上我们姐弟三人搬到清华大学旁边的一间小茅屋栖身。一天，杨都都自己上街，踢小石子玩踢到清华附中某个红卫兵身上，在其喝问下说出爸爸是黑帮，结果被带到学校关起来打，之后精神失常在野地里狂奔了一天，赵婆婆找到时他已经完全疯了。从此种下了他精神病的根子，一生被毁掉了。

还有一个8 岁的小弟弟杨飞飞比较乖巧。他在东交民巷小学上二年级，因为是大黑帮的儿子，只要上学就得挨打受骂，受尽欺辱，老师自顾不暇，也管不了。为了躲避，他居然想出个办法：每天照常对家里说他上学了，然后不去学校，坐着各路公共汽车消磨时间，从起点坐到终点，循环往复，到下学时分再回家。这样的小学生活居然过了好几年，等于是个有家的流浪儿，而家里并不知道。上个世纪90 年代，“文革”结束十多年了，一次他家和我家一起出游时，不经意间听他偶然讲起来我才知晓。作为姐姐，我的辛酸无以言表。

记忆最深刻的，是那一段日子里父亲给我上的人生第一课。1966 年5 月8 号是个星期天，母亲在河南四清工作团，父亲带我们三个孩子去颐和园玩。中午回家，看到报纸头版头条赫然大字写的是：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署名是高明、何炬。父亲看到这个报纸就愣在那里，嘴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说今天不该出去，不该出去。这是说不该带我们出去逛公园。过了多少年后我才懂得，从那个时刻开始，他凭着在党内多年的政治经验已经嗅出一场政治大风暴即将来临，而这个发动者就是毛泽东本人。他需要时间来做好精神准备。有没有这个准备, 结果会完全不同，能做好准备，就能自励自强，自己想办法支持自己，决不要自残和自我倒下。很多人在“文革”中不是别人直接杀害了你，而是你自己经受不住精神折磨自残自杀。

那天晚上，他第一次对我讲我母亲后来写在《思痛录》里的事情：1941 年到1943 年，共产党在延安整风审干运动（又称抢救运动）中冤枉了很多党员和干部，错打和错杀了很多好人。他对我讲，以前他认为，解放了一切都好了，没有反动派了，你们这一代再也不会像我们那样受那么多苦难了。你们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鲜花凯歌和你们同行。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过去的苦难，过去的问题，党所犯那些错误甚至罪恶告诉你们，我们真的不希望你们知道这些阴暗的东西，不希望给你们的心里留下一点点阴影。但是现在看起来不行了，很可能历史要重演了，他那时候就已经判断即将到来的“文革”将是一场错误的、专门打倒党内外好人的运动。

父亲的判断来自他的经历。1936年，他在清华大学一二•九运动中加入共产党，1938 年到延安，1941 年在抢救运动中被打成国民党特务，甚至戴着特务帽子在延安一年多。后来是毛泽东亲自纠正错误脱帽鞠躬向被错打的人致歉。他就原谅了。

父亲告诉我，党会犯错误，纠正错误需要一段时间，他估计这次运动到纠偏至少需要三年。这三年他可能过不去，可能活不下来，但绝不是自杀。因为在延安被打成特务时他曾有过自杀的念头，熬过来以后不会再有了。

1966 年5 月18 日凌晨邓拓自杀，闻讯后我父亲叹息不已。他说他曾告之邓拓至少要准备“带帽”三年，但邓拓没有经历过延安抢救，没能挺住。

他要我无论家里发生什么事情，绝不能动摇，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我后来知道，像我父亲这样对“文革”的残酷有预见的老干部并不多，但是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文革”竟持续了10 年，他从被打倒到被“解放”竟然持续了整整12 年！

在当时，我瞪大眼睛听，好像自己完全失去知觉了。这是天方夜谭吗？实在太可怕了！可是，不管那时我想听不想听，甚至心理抗拒着不愿意听，大脑都像留声机一样，把这些话统统刀刻一般地永远印在我脑海里了。在我未满16 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懵懵懂懂地晓得了原来这个世界的黑暗不是来自外边，而是来自共产党内部。1998年，我母亲写的《思痛录》开篇就是“抢救失足者”，揭露这一段罪恶的历史，出版后引起社会巨大震撼。可直到如今，这个历史秘密并没有完全揭开。

1966年5月，让我这个对党和毛泽东无限崇拜的孩子理解这些，当然毫无可能。多年后我长大成人，才真正理解了父亲的苦心。他预料到自己的宝贝女儿将面临严峻的人生路考，弄不好会被摔下车去粉身碎骨，所以下定决心无论我能不能理解，也要用最快的速度给予我最严重的告诫，让我有思想准备。多少年了，父亲当时的严峻神态和一口淮安方言穿过岁月之河，经常浮现在眼前，回响在耳畔，提醒我不要忘记也不能忘记过去。

可在当时，单纯到透明的我，不懂得一点点人情世故，完全不知道在巨大的权力压迫下，社会环境和所有人的行为都会发生扭曲；完全不懂得在最后的关头，只有自己才能保护自己。在自身的苦难中，我跌跌撞撞地开始认识社会。

自1966 年6月起，我一下子从巅峰掉到深谷，不但原有的所谓革干子弟身份和好学生的地位被砸得粉碎，家庭和生活也被完全颠覆了。我再也没有了快乐。父亲被关在建国门外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母亲当时是河南安阳四清工作团团长。刚下火车不让回家就被送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挨批斗，结果一下子疯了，认不得任何人，连我都不认得，天天自言自语要自杀，医生说是严重的精神抑郁症。批斗班结束，原来在东交民巷10 号的家早就没有了，她被送进人民文学出版社宿舍，由我家做饭的保姆张文英看着。那时，赵婆婆带着我和两个弟弟住进清华大学东门对面的小茅屋。过了两年，直到我父亲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受押期间不知用什么法子直接向北京市申诉无房，才在偏远的永定门丁家坑新建区得到一套两间的单元房。我把患病的母亲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宿舍接出来，又把两个弟弟接来，和张大妈一起，老幼病残组成了一个家。我母亲后来写过一篇中篇《夕阳赋》，就是写赵婆婆在我们家四分五裂的时候，怎么保护了我们三个孩子的故事。

在这种情况下，1969 年，我被分配去云南农场。工宣队说，这算是照顾你了，你这样的走资派子女，应该去农村插队。

其实，当时班上有的同学因病或者家庭拖累没有下乡，她们的家庭情况都比我好的太多。对于分配去云南，我没有讲半个不字，至于行程要6 天，来回12 天，我也没有放在心上。那时天天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我要用我的行动证明我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学校不仅没有一个人提出我该在照顾留城之列，哪怕是一句同情的话也没有。

这种世态炎凉我当时感受得太多太多。被学校、社会完全孤立的我，咀嚼出人类社会最起码的原理，这就是人的最大需要就是群居和群体生活。一个人如果被社会、被组织唾弃，没有家庭，没有朋友，完全被孤立，是人生最难忍受的痛苦，它远远超过一切肉体的折磨。和我年龄相仿的几个父母被打倒的女孩子，就是因为受不了这种屈辱和苦难导致精神失常，甚至自杀了。曾经欺负过我的同学多年后见到我对我致歉时曾好心发问，你当时是怎么过来的？

1966 年底至1967 年3 月，我步行串联到延安，揣着学校开的带侮辱性的“非红卫兵”介绍信在农村行走，受到农民大叔大婶真诚的帮助。他们从来不会趋炎附势去歧视一个人，他们看你的行动就知道你的真心。那时我觉得世上最大的好人就是农民。16 岁的我曾暗暗发誓，我再也不想要任何人遭受我这样的苦难，一生一世我一定要对得起农民——对我最好的人。

那时，我最需要的是能证明自己，需要群体和社会对我的认同。但是在去云南的上山下乡同学中没有一个能够了解和理解我的人，这让我心里一直惶恐不安。就在我即将出发的前几天，我突然得知，一个高三的同学从自己择乡的农村回京，准备去东北兵团了。我立即跑去找她，告诉她我要和她一起到东北，不去云南了。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我需要朋友，需要不歧视我的朋友。她的父亲当时是北京市组织部长。虽说当权派都是走资派，可走资派还不同，分为四类，我们的父亲都被归入最“黑”的，即被称为第四类“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尽管1966年8 月女附中学生斗学生时，她也在高台上揭发过我，说我和她讲过我相信我父亲不是黑帮，导致当时一片混乱，对我的声讨不绝于耳——其实我只和她一个人说过这话，是真的相信她，但是事后我很快就谅解她了。人在少年时代很容易对于比自己只大几岁的同代人产生崇拜心理。我就是这样。她大我两岁多，我们同住在市委大院，上小学、中学都在一起。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我还是相信她超过任何人。我知道我和她在一起，她绝不会歧视我。

所以，1966年5月14日那天下午，我和任何人都没有商量，自作主张跑到学校，把自己准备跟火车托运到云南昆明的行李从学校拉回家，而后去找了她，又跑出去，直到很晚才回家。到家时已是入寝时分。母亲抓住我一个劲儿地跳脚。原来我的班主任俞老师看我把行李拉回家就给家里打了传呼电话，我那患精神病刚有所恢复但并未痊愈的母亲被街坊大爷叫去听了电话，知道了我决定不去云南，当即就向俞老师表示，我女儿明天一定能和同学一起上火车。母亲肯定是受了刺激，回过神来就大闹，居然立即决定让张大妈陪着自己到这位女同学家里去找我，没找到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当晚，她对我说了很多很多的话，目的只有一个，坚决要我登上第二天中午12 点44分去云南昆明的火车。

至今记得，疯癫的母亲有一句话是一点都不疯癫的：你简直太无组织无纪律了，今天能违抗组织命令当逃兵，明天就可能背叛革命。这就是我的母亲——18岁入党，清华大学一二• 九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在她52岁且身患严重的精神抑郁症时，对她唯一的爱女震聋发聩的警告。面对这样的警告，我只有用行动证明我是要革命的，所以只有一条路，登火车，上云南。

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只要有任何人说一句，只有用死才能来证明你是革命而不是反革命的，我真的能做到立即死给你看，遑论去边疆，去做任何最艰苦的事情了。那时的我，真的是头脑简单到愚钝，心地纯洁到透明啊！

1966 年5 月15 日上午，我和母亲、张大妈一起，搬着行李到火车站了。火车站上人山人海，我找到了自己的车厢和被编在一个队的校友，认识了日后在一起三年半的初一年级的戴建春、王琦、常祎、颜英等人，还有高三的何小平。这些初一的小孩（过去在学校我们都这么叫，其实我们也只大她们三岁，真正成人后才知道这几岁之差的年龄真的不算什么，思想成熟度更是无法按年龄衡量的）当时非常欢迎我这个高一的大姐姐，完全没有我曾遇到和预想到的羞辱、鄙夷和排斥，这让我宽心了不少。

我清晰地记得，瘦小的妈妈当时穿着藏蓝色的上衣，站在车窗外面抿着嘴唇，似笑非笑地望着我，我知道那是精神病遗留在她身上的痕迹。而最让她宽慰的是，她知道她的女儿没有辜负她，她的女儿和她18 岁参加共产党一样，就在这一刻离开家庭奔向社会了。

列车缓缓启动，窗外所有的人都立即意识到分别一刻到来了。车厢内外，许多人开始大哭，有的同学半个身子伸出窗外，伸向亲人，大哭不止。我和我新结识的伙伴似乎是唯一一组不仅不哭还大声呼喊着：妈妈，再见！北京，再见！我当时处于兴奋状态，因为我用行动向妈妈，向老师，向社会证明我是革命的不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

车厢外，服侍我母亲的张大妈跺着脚对着我和妈妈大哭大叫：“天下哪有你这样狠心的妈呀！”

1969年5月15日——北京知青奔赴云南的分别时刻，这一幕就这样烙在我心里，伴我走过一生。

艰苦劳动中的自我磨砺

20 岁的我来到云南农场当农工，也算半个兵。因为当时云南农场很快就改制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按部队建制，我离开之后才又改回为农场。我所在的丙寅分场二十队改为四营一连。连队有指导员和连长，是上级派来的现役军人，其他的兵团战士都是十多年前从湖南来云南插场的农民，还有就是我们北京的上海的和四川的知青。我曾经在四营一连做过班长、排长，在水库工地做过班长，之后还调到四营二连做过连文书。

对于下乡我没有什么复杂的思想准备，只是要证明自己，要获得社会、集体的认同。现在想来，这其实是从未受到屈辱却骤然落到社会底层的我最为自然的一种反抗。人的意志力所能发挥的力量实在很难想象，我从没有经历过艰苦生活的磨练，却能在农场劳动中完全适应，没有觉得有多苦，反而自找苦吃，结果练就了十八般武艺，可以说没有哪一样活计我没有干过。

我所在的连队是农业连队，所有农活——育秧、插秧、割谷、掼谷、晒场、犁田、耙田、种甘蔗、收甘蔗、糖厂小工、种玉米杂粮、种菜、喂猪、打猪草、出猪圈、脱土坯、盖房子等等，样样活计我都做得来。

最难的是犁田。那活儿是男子干的，犁有七八十斤重，老水牛拉犁，径直走得很快。连队里的知青老大何小平向老职工学扶犁耕田，我也跟着学。至今记得，最难的是扶犁过田埂，右手将铁犁把向右偏，左手提起铁犁中粱，凭巧劲将七八十斤重的犁从一块田拔起插入相邻的另一块田。弄不好时犁头要么插入土地太浅，要么要被老牛拖一小段路才插入土地，以至于靠近田埂的土地没被犁到。那时，我总是嫌老水牛走得太快，我提犁太慢，跟不上。

犁田当然要打赤脚。清晰地记得犁田是在一月份，云南的一月也够冷。何小平和我赤着脚，冻得在地上蹦高。

喂猪也是男人干的。我干是因为男饲养员有病，没人接，队里没有女职工干这个活的，男知青也从来不干，因为太脏太苦了，不分晴雨，天天都是一身泥水一身臭味。我知道了就找连长张才扬报名，我说只要人干过的我都干，不会就学嘛。结果，我不但干下来了，而且，还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喂猪要做发酵青饲料的消息，就自己去打猪草，做发酵青饲料。当时不知道有些植物的汁液含有天然物质，接触皮肤会奇痒无比。我干活从来打赤脚，不知道保护自己，结果弄得两腿两手痒到恨不得自己剁掉。

作者和北京知青常的合影

那时虽然只是个小知青，我却不满足于只是按照传统方式种田。不仅自己试验喂猪的发酵青饲料，还专门一个人跑到农场场部试验站找技术员，说我想做水稻良种试验，请他指导。

那个技术员姓翁，2009 年5 月20 日，北京知青回访团回到陇川农场时，接待处告诉我，一个姓翁的退休的总场副场长找我。我到了他家，才知道他就是那个曾经帮助过我的翁技术员。老翁告诉我，多年来，无论北京、四川、上海还是昆明，到陇川的所有知青中，找试验站做农业科技试验，我是唯一的一个，所以他不会忘记我。

我记得大约是1971 年春，我去场部试验站问谁是技术员，一个面目清癯，高高瘦瘦的男子说我就是，我姓翁。我问，水稻能不能培育更高产的新品种呢？翁技术员很无奈地回答：现在农业科技没人管没人问，哪里有人还想这个？我说我想试一试，感动得翁技术员从杂乱的家什中立即翻出了几本农业科技的书送给我。在他的指导下，我真的做了两季的水稻育种试验。先是在连队的菜园里用卷秧育种，知青颜英还帮助我一起做。而后向连长张才扬要了块五分大小的地，自己插秧施肥。这块地长势很好，张连长很高兴，说据他估摸产量要高出一般稻田的一半。但是在抽穗灌浆的时候，水稻长虫了，必须打药。结果我药打多了，收成的时候稻谷空壳有一小半，而且晒场时我没在现场，有人将我的试验田和大田的稻谷混起来，没法用新稻谷做种子了。我当时难受了好多天，对翁技术员说我不再做了。

不过，现在想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自发、自主作农业科技试验，失败很正常。重要的是，我并没有被家庭在“文革”中的苦难所吓倒，在老职工和农场技术员支持下走过的这段宝贵经历，正是我努力要自立自强的写照。直到今天，我做了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仍然以三农为本，矢志不渝地帮助农民做综合性的农民协会的试验。综合农协不仅做金融合作、供销合作，还做农业技术推广和社区教育，而三十多年前陇川试验打下的基础是起了作用的。

我当时的理想是，只要人能干的我都要会干。

我当过代课教师，给连队的三年级小学生上过语文和算术课。还做过炊事员，在连队食堂用大铲子炒连队百多号人的菜。甚至还在婴幼儿室当过一段阿姨。

我所在的连队除了知青，都是来自湖南农村的青壮年农民。他们20 世纪60 年代在政府的组织下，成群结队来到云南陇川。当我们到农场的时候，他们都有了第二代。由于当时没有计划生育，所以一家有好多个孩子，大人出工，小孩子放在婴幼儿室里。有一段时间阿姨休假没人代替，我就自告奋勇向张连长请求带孩子。当地的风俗都是用一大块布把孩子绑在身上。我居然比湖南老乡还土，胸前裹一个，背后绑一个，然后左手、右手各领一个，我一个人居然可以同时带着四个孩子往前走，再招呼其他的孩子。

所有这些活计都是自己有意识做的。知青里几乎没有人像我这样要求自己什么都要学，什么活都要会干。我当时为什么这样严苛地要求自己呢？曾经沧海难为水，经历了“文革”初期的苦难，我知道自己的一生一定要靠自己站起来，肉体的痛苦与精神的折磨相比真算不了什么。我相信只要自己什么都做过，什么苦都能吃，什么都不怕，今后就没有什么能打得倒我了。

如果说，“文革”初期的那几年让青少年的我经历了人生的大跌荡，在严酷的社会环境逼迫下，被动地被捶打，那么，陇川农场的经历才是真正地自主磨练和自我造就，从肉体到精神锻造出了今天的这一个我。

当所有的农话都做过，最吃苦受累的事都干过，我真的就习惯了。云南的农活可真是累呀，早上天不亮就起来去插秧，到天黑得墨漆漆的时候才收工。一天干活能干到16 个小时。插秧是永远弯着腰插。放高工效时我一天最多能插3 亩地，而且行距株距很密，是4 寸乘6寸的，现在自己想想都觉得够伟大。3 亩地你就是一趟趟走来回要多少时间！而那个时候这样放高功效的不止是我，有的知青还有老职工的孩子比我干得还多。那时候我们相互开玩笑说，插秧真是弯腰大练习，要是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可不怕挨斗了。

在云南，吃大苦，耐大劳的程度到了人的极限。

记得我被派到水库工地推土车。从大高坡里向外推土，一车土装得满满尖尖，我一天能推一百多车，干下来浑身筋骨都像散了架一样。水库工地还要为浇筑大坝搅拌水泥，这个活不是女生干的。当时缺人手，工地让我们班上。我一个女的当班长，带着全班的男队员用长把铲子搅拌水泥和石头子，那一铲子下去就像要把你的五脏六腹都折断一样那么沉。但是我挺过去了，没有人了解我的感受，只知道我特别能干。

我那时相信一句话：身体是肉做的，人的意志是钢的。在水库工地上一天开五餐，每顿饭我能吃下一斤米，没有什么菜。真的是最大的吃苦耐劳的活都干过了。现在想想，觉得尽管自己当时年轻幼稚，盲目蛮干，但是人的潜力实在是太大了，有很多你无法想象的事，只要你觉得你能承受，就真的可以承受了。

劳动的汗水让我和土地和老职工亲近，也让我重新找到了生命的意义。老职工和连队干部对我有一致好评。不仅屡屡评选我为知青模范，还几次提出要发展我入党。我说我的父亲是没有解放的干部，他们说可教育好的子女也可以入党。党组织居然向北京发出了外调。

多年后我回到北京，我父亲专案组的李组长专门找到我说，曾多次接到过我所在农场和工厂的外调函，都是为了解决我的入党问题。但是他们没有权力做结论，只有简短回信说在等待上级给结论。这样的回函只能算没有清楚的交待，地方党委就不能发展我入党。我的入党问题直到1975 年才解决。这位专案组的李组长给当时我所在的工厂党委写了一封外调回函，大意是杨述的问题我们认为不影响杨团入党，请你们自行决定。张家口树脂厂党委就以此为依据，当即发展我入了党。而我的父亲被宣布解放，是在我入党的第3 年、上大学3 个月后的1978 年11 月间。胡耀邦做党中央组织部长时亲手将毛泽东钦定的一批重案彻底推翻，去掉了一切诬陷和不实之词。

我在云南的3 年多，除了不能入党，没有感受到其他政治压力，这份幸运源自陇川农场领导的一个重要决定。

当时同样处于“文革”风暴中的陇川农场，张志诚书记、李岱东场长等一批老干部也曾一度靠边站，是他们出于敏锐的政治判断，意识到来自“文革”中心——北京知青的家庭中会有各种复杂情况，于是和农场的领导们商定，采取整体保护政策，将所有知青的档案统统放在总场，不下放到各分场，不让我们的家庭情况扩散。

是他们，以真正共产党人的党性贯彻党的“重在表现”的政策，保护了我和我们北京知青。

而这个十分重要的信息迟至2009 年5 月，北京知青组织回访团集体回云南陇川参加40 周年纪念活动途中，从最后一批离开陇川的知青们的议论中我才知晓。

当时，已经60岁的我，心底止不住奔涌的狂澜。陇川农场啊，我的保护神！

从北京到云南，不满20 岁的我，像从“文革”牢笼里飞出的小鸟，飞到广阔的天地，从此不再备受歧视和打击，得到了和别人一样的平等对待。是陇川农场的新环境解放了我，不但让我恢复了以往真诚乐观的本性，还增添了一份坚韧执着和旁人难以觉察的深沉。若没有陇川农场的宽松环境，我真不能想象自己后来的路。我能撑得下来吗？即便撑下来能不扭曲变形吗？

2009年5月，知青团集体回云南时，张书记李场长等一批老领导老干部都已过世，我和几个知青专门拜访了当年农场领导中还健在的几位离休老干部，表达了我们迟到的深深的感激之情。

在经历过陇川农场这3 年半后，我转到张家口树脂厂做仪表修理工3 年多，而后又和家在张家口的一个北京人自愿对调，进了北京市机械设备成套局综合处，做国家计划项目物资调配工作两年多。可以说，农工商我都干过了，世上再没有什么苦活累活脏活甚至技术活、智力活能难得住我。当1978 年考上大学时，我的心智和能力与同时代人相比真的算是比较成熟了。

和农场老职工相处的岁月

在陇川农场的3 年半的大部分时间，我一直在丙寅分场二十队，也就是四营一连当农工，后来去过糖厂，又在水库工地干了几个月，之后被调到四营二连（原二十二队）当连队文书。离开云南时我是从四营二连走的。和二十队的老职工相处近3 年，其间发生过许多故事，今天回忆起来还为自己当时懵懂蛮干、不知分寸，甚至伤害了有的老职工感到内疚。

分到二十队的北京知青女生7名，都是女附中的，男生两名，是31 中的。二十队唯一的两层小楼，就让我们7个女生住。楼上5人，楼下2人，楼下还有一间大屋，队里分甘蔗时就堆在这里。男生住在斜对角的平房里。

刚到二十队，第二天要出工时下雨。云南雨季很长，大半年人都要泡在雨水里。早上，老职工给我们拿来褐色棕麻编制的蓑衣和圆顶大斗笠。一看这蓑衣在肩膀上织成一个硬壳，下摆丝丝拉拉成条屡状，一弯腰就像撅起来的鸡屁股，我们当中老初一的一个女生就撅嘴了：“什么东西这么难看，我才不穿呢。”老职工告诉我们，干农活( 比如插秧) 常常要弯腰，后背最需要挡雨，穿蓑衣是为干活方便，不干活的时候可以打伞穿雨衣，这才勉强穿上。再后来就很习惯了，也觉得挺好看的了。

40 多年过去，我们所有的人包括这位女生都无比怀念那穿蓑衣戴斗笠的日子，盼望在不久将要举办北京知青八千子弟赴云南农场的展览中能看到久违了的蓑衣斗笠。

老职工不但在劳动上手把手地教我们做农活，在生活上也处处关心照顾我们。当时每个老职工除了吃队里大食堂的饭菜，有时也自己开小灶，所以都在自己的住房后面搭一个草棚，支上一口做饭炒菜的铁锅。看到知青只能吃大食堂，他们就跟商量过似的，来请知青，一家分一两个去吃他们的小灶。我们吃得最多、最喜欢吃的是糯米粑粑。白白的糯米粉搅成面，用油一煎，两面焦黄，吃起来又甜又香。

农场发工资，我们都是28块半。这个工资水平在当时不能算低，因为后来我转到工厂做徒工月薪才18 块。凭农场的工资，我不但自己经济独立了，还能接济家庭和朋友。那时除了给队里交饭钱，我基本上不买零食，努力积蓄。到云南半年多后，一个北京知青因父病重返京，我居然一下子能拿出100 元帮她。得知赵婆婆患了食道癌，我寄了钱给家里表达心意。

农场星期天也放假，只是星期天经常要出义务工，种队里的菜田。现在想起来，农场的田是公田，种的庄稼要交公，工作日要种公田；生产队里大食堂是集体的，职工吃饭只交8 块钱，除了买大米，大部分蔬菜和猪肉由队里解决，所以队里的菜田是集体田，不占国家便宜就只能星期天出义务工了。可是北京知青劳动一周，好不容易有个星期天，谁不想赶个街逛逛市场。这就产生矛盾了。我们那时不懂得出义务工的道理，还认为是队里安排不好，总想延长劳动时间。我是二十队知青的头头，为这个事在老职工和知青中两边犯难。有几次干脆我就自己去出义务工，让其他知青星期天出去逛。张才扬知道我犯难，和队里的老职工们做工作，说年轻人在这儿没有家，我们大家要多关心她们。让她们周日多出去走走吧。这样，问题算解决了。

离开北京前，护国寺中医院办免费的卫生员培训班，还说明是专为下农村的知青办的。我报了名，如饥似渴地学习卫生常识、中医经络、针灸还有接生，对经络和扎针最着迷，就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到云南后，这一手初学乍练的技术居然派上了用场。我先是给我们队里几个女知青扎针，后来，我会扎针的消息不胫而走，一些老职工也来找我给扎针。下水田干活时，我看到有的女职工和知青肚子疼，就在田埂上用草棍顶住她们的耳朵上的压疼点，居然也能管点事儿。

不但老职工找我扎针，农民户也来找我了。距离二十三队知青宿舍不远处有一户云南本地的农民找到我，说是他的老母亲有病，子宫脱垂，走路不便，希望我能给扎针试试。我去看了，老妈妈看上去有六七十岁，瘫在床上。我不知道扎针管不管事，但是老百姓的期盼我肯定义不容辞，于是就开始了为老妈妈扎针的过程。我记得都是用休息时间，主要是中午，从二十队走到二十三队，来回要20 多分钟，再加上治疗时间，一个小时左右，中午的午休全部占用了。我坚持了一段时间后，被二十三队的知青常寒婴知道了，他也会扎针，就接替了我的工作。

在扎针中，有两次险些出事故，今天想起来都让我后怕。

第一次是给戴建春扎睛明穴。我才学了浅浅的一点扎针技术，就不知天高地厚地蛮干。睛明穴在眼睛内框靠鼻梁的地方，一般扎针大夫都不敢扎，我却非要练习给自己扎。被戴建春看到，就说你给我扎吧。我可真敢干，两针下去，进去时还好，但是起针时有一针抖了，导致她的一只眼睛当即有出血点。这以后，我再也不敢扎睛明穴了。

还有一次，老职工郝东妹说肚子疼，我想肚子不是眼睛，我给自己也扎过，这总不会扎出毛病来，就到她家去扎针。之后她丈夫来找我，说是她刚有孕在身，这着实把我吓住了。我怎么知道她怀孕了呀？她没有说呀！我忙不迭地给她和她丈夫道歉，悔恨自己不问问清楚就干，并且赶紧让她到医院检查，还好，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得到了她家的谅解。

二十队开始有个卫生室，有一个姓常的四五十岁的老医生。他经常给我讲卫生常识，有意要培养我向医疗卫生方面发展。他还告诉我，州里有个中药的展览会，如果我去了，能够在那里学习，将来就可能做中医药的工作。我知道他是为我好，但是我知道自己当时的家庭情况经不起任何审查，所以我对任何别人看来是好事的机会都不抱希望。而我也真的是对劳动、对老职工有了情感，记得当时就和常医生说，我不想做脱离劳动的专职医生，只想业余做一点，对别人能有所帮助就行。还有一次县里向农场要人组织工作队下乡，按照当时的看法，能脱离劳动都是好机会，也有人告诉我，我很合适，要推荐我去。我只是淡淡一笑了之，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对联事件”

和老职工相处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对联事件”。这件事曾闹到几乎全场皆知。而且至今还影响着其中的受伤害者——我的排长，老职工何发秀和他们一家人。2009年5月下旬，我和颜英一起到瑞丽他小儿子的住宅去看他。老人已经九十多岁了，仍然记得这件事，这让我的心像被揪起来一样难受。

那是1971年春节前夕。为祝贺春节，给老职工一个惊喜，我们几个知青凑在一起出点子。大家想到我们给每个老职工房门前贴一副对联，红底黑字，不是挺喜庆的吗！大家一致同意，于是说干就干：有人从报刊上找词儿，有人买红纸毛笔。当时的词儿都挺革命的，找出来一大堆，但是要不要针对每个人选一幅呢？大家兴致勃勃七嘴八舌地议论，这一幅适合张三，这一幅适合李四。我记得，给连长张才扬选的是“拉革命的车不松套 一直拉到共产主义”。还有一幅是“宁可为公前进一步死 决不为私后退半步生”，是解放军画报刊载的，出自北疆一个边防哨所。有知青说，这一幅给何发秀吧。

事情就出在这幅对联上。

我们将所有的对联都写好了，也贴了几幅。张连长的对联是他在的时候我们一起贴上的。还向他讲了鼓励的话，他很高兴。但是，我们来没来得及贴完，就被一大群别的队的知青叫住，要一起到总场街子上耍去。知青们就将这些没贴完的对联分发到各家的门口，让其他人帮助我们贴上，我还说明要按照我们分发的给各家贴，不能错，之后，就离开二十队去总场了。

晚上回来，还没进队，就听到一片吵吵嚷嚷的声音。队里的唐兴汉书记找到我说：“你们贴给何发秀的对联是骂他的吧？他老婆不答应了，要去告知青呢。”我心里一紧，

赶紧向唐书记解释这是从报刊上抄下来的，没有指责他家的意思。唐书记让我将载

有这句话的解放军画报找出来，又说要开全队大会公开解释。

我还来不及想，很快，在队部最大的堂屋里召开了全队大会。那时还没有电灯，

记得桌上点着煤油灯，靠近油灯的人投射在墙上形成长长的灯影，堂屋黑压压的只

看得见人头攒动。我心里很紧张，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又想到在北京挨斗的情景。

会议开始，唐书记首先开腔，说明要请知青做解释。我还没说完我的解释，何

发秀的老婆就哭喊着向桌边靠过来，大意是，你们为什么非要把这对联贴我们家？

看她的架势是要来抓我，这时人群一片骚动。唐书记立马挡住说，你有话好好讲。

关键时刻何发秀站出来，喝住了他老婆，让她回家去。唐书记就趁势让大家散开了。

事后，很多老职工对知青表示，其实你们不要指定哪一家，顺着贴下去就没事了。

我无语，我知道不能再做任何解释。本是一件好事，结果让我们弄成了坏事。

为表示歉意，之后我多次到何发秀家里，不提这件事，就是和他坐坐，闲扯。

他是我的排长，我是他的下属，能谈的话题总是很多。终于有一天，何发秀和我说

着说着掉眼泪了。他终于原谅了我，原谅了我们北京知青。

但是，当37 年后的2009 年5 月，我们在瑞丽再见面时，我才晓得老人心里一

直因为这件事有挥之不去的阴影。我内心的沉重无以言表。

在此之后，我又辗转听到何发秀小儿子对“对联事件”的感言，心中的震撼更

难表述。那副对联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年他才8岁，觉得“天都塌了”。

我这才意识到当年的过失有多么严重。其实，我过去一直都没弄明白“对联事件”

何以让何家悲痛欲绝。一直以为是涉及“公”、“私”之辩，有影射之嫌，完全没

能理解关键在于对联“前进一步死”有个“死”字。在中国，过年是全家最为喜庆

的日子，最忌讳不吉利的话语和行动。按照中国的传统风俗，过年在大门口贴“死”

字，不就是诅咒么？谁家挨上它，难保不遭灭顶之灾。

可是，“宁可为公前进一步死”，在当时我们这伙北京知青眼里，的确是最最

革命的口号，我们决然不会想到“死”就是一个毒咒。

虽说全国经历的是同一场“文革”，但是边疆的农工和北京的学生受到的影响

还是有天壤之别——再革命、再淳朴的农工过年也忌讳“死”，无论这个“死”是

为公还是为私。

其实，许多国家都有自己民族的禁忌。这是不容冒犯的，否则就是冒天下之大

不韪，闯禁忌的人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

可是在“文革”年代，招来杀身之祸的不是闯禁忌，而是任何一点点与社会的

疯狂相悖的言行。当时抄家、打人、侮辱人，草菅人命成为社会常态。多少人在屈辱中饮冤自尽，又有多少人被害，北京就有好几所中学的校长被学生活活打死。在那种状况下，统治一切的极“左”思潮以“破四旧”为名横扫一切传统和禁忌。而当时的我们，不谙世事，再加上受极“左”思潮的裹挟，完全没有一点点顾及传统民俗的意识。

可是，真正可悲的是，我这个受“文革”迫害异常深重的青年，却在自己受伤害的同时深深地伤害了关爱自己的农场老职工。

更可悲的是，这种伤害是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我并不知晓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也受到“文革”极“左”思潮的侵袭和荼毒，还以为这是在追求革命，向着真正革命的路上迅跑。

那个疯狂的年代，受害者同时又成为害人者，是多么沉重的社会悲哀！

多年后，当我自己完全从压力和歧视中走出来，对于何发秀一家当时的悲痛就更加感同身受。

人的尊严和价值在人类社会里最为尊贵，不容侮辱和亵渎。任何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尊严和价值，应该得到和必须得到其他所有人的尊重。而不尊重人的日子就是非人的日子，过非人的日子是人类社会最大的耻辱。

我永远记得，是何发秀，是二十队的领导和全体老职工以博大的心胸保护了我，保护了我们北京知青！

自2003 年始，我将精力和时间更多地投入协助三农的事业。2005 年，我在社科院和伙伴们一起支持各地的农民合作组织设立了农禾之家（联盟），2009 年7 月退休后，更是将重点放在帮助各地农民建立综合性农民协会上。我和伙伴们发起设立了北京农禾之家咨询中心，支持农禾之家（联盟）发展，尤为重视社区教育和推广。到农村调研，走村串户，和农民们围坐讨论对我而言是家常便饭。

在这样的生活里，我感到温暖和自在。

我的人生总结

现在的这一个我，是“文革”和下乡这两场大运动锻造的。

1966 年“文革”开始时我只有16 岁，懵懵懂懂中只知道爸爸妈妈成了人所不齿的大黑帮，天坍塌了，以后怎么活？我不知道。生我养我的是父母，但是在他们遭罪、无暇顾及我时，社会的重压让我茫然不知所措。

命运使然，1969 年我和万千知青一起被上山下乡了。我的人生轨迹和万千知青一起被改变了，城里的孩子来到了云南边陲——陇川农场。是陇川农场帮助我从个人的家庭苦难中走出来，走向广阔的土地和民众。在那里，我和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出身的老职工朝夕相处，他们的宽厚、淳朴和包容让我这个当时被打到社会最底层的大黑帮子女，心底的感激无法言说和永生铭记。

陇川农场的经历，让我的生命有了真正的意义，让我与劳动和劳动人民建立了真挚的情感，找到了一条可以自强自立活下去的路。有这段生活垫底，后来无论我自己有怎样的变化，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这份深情厚谊只会在我心里不断发酵，像陈年老窖，随着岁月的流逝越发醇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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