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什么是思想改造

Gowest

1．思想改造和“洗脑”

思想改造，又称“洗脑”。不少中国人以为“洗脑”一词来自外国，来自英文的“Brain washing”。杨绛女士在《洗澡》这部小说的前言中就讲到“洗脑”是西方人的说法（我原来也这么以为），甚至连毛泽东也把“洗脑”一词的发明权派给了美国人。刘青峰则以为“洗脑”是指苏联的事，那和中国的思想改造不尽相同。但西方人却坚称“洗脑”正是指中国的思想改造。“Brain washing”一词正是来自中国，来自中国人的一个口头语“hsi nao”或“xi nao”。一九五一年，美国记者亨特（Edward Hunter）写了一本书，名叫《红色中国的洗脑》。一九五六年，亨特又出了本书《洗脑》。一九六九年，美国心理学家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在他的《思想改造与极权主义心理学》一书中，也多次用到“洗脑”一词。1由此看来，“洗脑”一词倒不是进口货，而是“出口转内销”。

不错．在中共正式文件、文章和讲话中我们都还没有见到过“洗脑”这个词。不过类似的说法大家都很熟悉。例如“洗澡”的说法，早在五十年代便很流行（杨绛的《洗澡》写的就是五十年代初期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在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中，又有“干部上楼，洗手洗澡”的说法。可以推测，“洗脑”便是产生于这类运动的一个不载之于文件，但流行于口头的词汇。有趣的是，中共自己好像不大喜欢“洗脑”这种说法。粗考其因，也许是“洗脑”一词是通过美国人批评思想改造运动而流行开来的，所以就使得这个词沾上了某种“反共”的嫌疑；尽管平心而论，“洗脑”和“洗澡”取义相近，本身并不一定带有贬义，而且还更贴切，更传神。

2．问题的限定

采取种种手段，对人心实行某种控制，这件事可能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也和人类文明一样普遍。举凡原始部落的许多仪式和禁忌、各种宗教的修行和戒规、以及政治宣传、商业广告、精神分析学派的心理治疗，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具有此项功能。以思想改造而言，中共实行思想改造也非自一九四九年始。早在所谓革命战争年代，中共为了使新加入革命的人员纯正思想，强化忠诚，就已逐渐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延安整风便是一个实例。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共又对战俘、战犯和各种被监禁的犯人实施了一系列整治手段。不过，眼下我要展开的讨论，不准备涵盖这么广泛的内容。我仅仅讨论在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共对其治下的一般公民、尤其是知识份子所进行的思想改造。

作出以上限定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和一般的控制人心的手段不同，思想改造不仅意味着要输入一套观念，它首先是要改变一套既有的观念。因此，思想改造势必包含着相当自觉，相当明确的观念与观念之间的冲突。在传统社会裹，人们自小就被输入某一套观念，他们基本上不存在着改变既有观念的问题。当然，在此一输入过程中也有冲突发生，但这裹的冲突，多半是观念与欲念之间的冲突，而不是观念与观念的冲突。所谓“存天理、去人欲”，显然和“兴无灭资”不是一回事。

第二，严格地讲，思想改造必须限制人们的自由选择，因而它只有在一个封闭社会中方可实行。这样看来，当年投奔延安的左倾青年的事例就不够典型。因为他们奔赴延安既是出于自愿，要离开延安也并不十分困难。换言之，当时的他们有着较多的选择机会。至于说在开放社会中的政治宣传、商业广告，由于都面临着公开的竞争，人们的选择空间相当广阔，更当别论。

第三，从另一方面讲，思想改造又唯有经过被改造者的某种自愿才名副其实。因此彻底的强制，例如劳改、监禁，由于它完全剥夺了对象的自由，反而不足以说明问题。

最后，我把讨论的重点放在知识份子身上。理由很简单，一是中共本来就特别强调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二是因为知识份子又通常具有较多、较清晰的观念，故而在其思想改造过程中，内在的观念冲突格外深刻而明显。

3．马克思主义讲过思想改造吗？

众所周知，思想改造，按照共产党的解释，是指世界观的改造。所谓世界观，本来是对世界的一整套看法。严格讲来，世界观和人生观还略有不同，这不仅仅是因为前者涉及世界而后者仅涉及人生，更重要的是，前者可能只是一种认识，而后者却是一套价值。不过在马克思主义那裹二者是统一的。当然，要说从承认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出发，便可逻辑地推出人应当行善而不应作恶，显然有些滑稽，起码是相当牵强。休谟早就指出过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他强调我们不可能从“实然”（to be）逻辑地推出“应然”（ought to be）。马克思主义否认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但它并没有给出什么有说服力的论证。这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一个毛病，姑且不论。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坚持世界观与人生观相统一的立场，我们几乎就不可能得出思想改造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经典命题是“存在决定意识”，用通俗的话讲就是“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一个人处于无产阶级地位，他自然地、必然地就有着无产阶级世界观；一个人处于资产阶级地位，他自然地、必然地就有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前者用不着再“改造”，后者想改造也没用。如果我们要改变后者的意识，唯一的办法是改变他的存在。一旦存在得以改变，意识便随之而自然地、必然地得以改变。因此，作为一种思想工作的思想改造，在“存在”不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而在“存在”变化的情况下则是不必要。

当然，强调存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的并不只限于马克思主义一家。本世纪两位心理学家巴甫洛夫和斯金纳的学说基本上也是这个意思。无怪乎当年的苏共和中共都要大力肯定巴甫洛夫学说了，因为它确实很合于共产党的“唯物主义”。大约是觉得斯金纳本人太“资产阶级”了，所以他倒没受到共产党的褒奖。不过认真讲来，巴氏与斯氏的学说还是和马克思主义很不相同。关键的一点在于前者并不主张一套历史决定论。譬如说，按照斯金纳的说法，我们能造成一种怎样的存在环境，我们就能造成一种具有怎样意识和行为的人。至于说我们究竟是要造成这样一种存在环境还是要造成那样一种存在环境，那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设计选择。

不难看出，斯金纳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继承的十八世纪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更为接近。这类理论既是决定论的——对于那些被放进某种存在状态的芸芸众生而言，又是自由意志论的——对于那些选择和设计该种存在状态的英雄或天才而言。正像马克思所批评的那样，这种理论把人分为两种：一种是改造者、教育者，一种是被改造者、被教育者。后者的意识与行为被前者所塑造，如同工匠制物．技师驯兽乃至上帝造人。前者的意识与行为则是自由的、自发的、非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与此不同。按照马克思主义，人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社会，创造历史。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只能凭借既有的物质材料或物质手段；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心目中的改变或创造的愿望构想，本身就是被决定的，是不以我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一种更硬性的决定论。它使得任何人的思想意识都变成了一种他自身无法选择和决定的东西。如前所言，倘若说唯有改变存在才能改变意识，因此思想改造要么是不可能，要么是不必要；那么，一旦肯定了连改变存在的意识本身也是被存在所决定的，那么思想改造岂不是双倍的不可能和双倍的不必要？马克思有言：我们不进行道德说教，正是指的这层意思。即使我们添加上“意识可能暂时地落后于存在”和“意识对存在的一定反作用”这两条辅助性假设，且不说这两条假设本身和“存在决定意识”原理的某种自相矛盾，它们也仍然不能为实行普遍性的思想改造运动提供什么可靠的理论依据。

4．思想改造是中共的一大创造

事实上，不仅“洗脑”一词属于中共的发明，就连整个思想改造运动也应视为中共的一大创造。

希特勒焚书坑犹，他只是简单地把犹太人和异议者消灭了事，从没说过要对犹太人或异议者进行什么思想改造。斯大林钳制舆论，灌输教条，搞大清洗，建“古拉格”，却并不曾要求每一个人“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苏联的知识份子，除去异议者外，也从来没有沦落到“臭老九”的地位。祇有在中共治下，确切地说是在毛泽东治下，才出现了普遍的，长达三十年的思想改造运动。

5．思想改造有任何理论依据吗？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对毛泽东时代加以考查，我们还会发现，在将近三十年的思想改造历史中，其间又有不少变化。仅以知识份子为例。起初，谈思想改造，主要是针对旧知识份子。理由是他们在“旧社会”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属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进入“新社会”，社会地位虽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原有的世界观还不可能一下子马上就变过来，所以还需要进行改造。在这里，进行思想改造的理论依据是“意识可能暂时落后于存在”这一条。我们知道，当初共产党给所有的人划成分，根据的是每个人在“解放”前三年的存在状态。于是，张三被划成地主，李四被划为富农。然而土地改革、合作化一来，地主无地，富农不富，他们事实上都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继续称他们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岂不荒唐？起先共产党还讲一点逻辑，规定地主富农三年后改变成分，三年后农村就不再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之分，大家从此都称作农民。可是在三年之后，共产党并不兑现，帽子一戴就是三十年，成分成了终身制。毛泽东讲“人还在，心不死”。于是，“心”即意识又变成了一个完全不以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的东西了。

回到知识份子问题上来。按照五十年代初期的理论，思想改造的对象主要是旧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早就参加了革命的知识份子不在其内。新一代知识份子，“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从来没有为剥削阶级服过务。自然谈不上有资产阶级世界观，因此不是思想改造的对象。但没过几年，这批新一代知识份子也被划入了思想改造的范畴。“文革”一爆发，“十七年”教育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这好歹算是为我们这代知识份子必须思想改造找到了一个理论根据。因为我们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所以我们的世界观基本上就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在这裹，世界观不是决定于阶级地位而变成了决定于所受教育，意识不是决定于存在而变成了决定于意识（教育当然属于意识而不属于存在）。这种理论已经和马克思主义相去更远了。

然而事情并不到此为止。假如说“文革”前的一代知识份子由于所受教育的缘故不幸而有了资产阶级世界观，那么，在“文革”之中成长的更新的一代知识份子总该是无产阶级知识份子吧？既然不仅他们的社会存在与资产阶级毫不相干，连所受教育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无产阶级化的，怎么还能说他们有资产阶级世界观呢？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代知识份子依然没有免于思想改造的命运。在这裹，我们就连任何一种稍微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根据都找不到了。毕竟，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基督教，它不认为人生而为人便有“原罪”。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其他很多种人性论学说．它并不认为人性中先天地便具有某些恶的倾向因而必须后天地予以克服。既然如此，凭什么要对最新的一代知识份子进行思想改造呢？

也许，有人会提醒我们说，列宁曾经指出，无产阶级并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即无产阶级世界观，因此必须“从外部”“灌输”给无产阶级。造就是说，一个人即使处于无产阶级的地位，他也并不会因此而自然地、必然地拥有无产阶级世界观，后者仍须通过学习和灌输方可获得，因此思想改造便仍然是必要的。但是，灌输是灌输，改造是改造，两者不是一回事。灌输只是假定了对方预先并没有一套正确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却是假定了对方预先就已经具有一套错误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更何况，当列宁说无产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无产阶级世界观时，他指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按照马克思主义，一个社会的统治思想乃是那个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因此，置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即使是无产阶级，其思想倾向，倘就其自发性而言，仍然处于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之中。且不说这种观点和存在决定意识的相互矛盾之处，有一点总是明显的，那就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时，“灌输”基本上就失去了依据，“改造”则更不知是从何谈起了。

6．严肃下面的荒唐与荒唐背后的严肃

以上分析，无非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它表明，所谓思想改造运动，不仅在马克思主义那裹毫无理论基础，就是在毛泽东思想那裹——由于其漏洞百出——同样也无以为据。这就和例如计划经济一事大不相同。计划经济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产物，而思想改造则是纯粹的荒唐。像这样荒唐的事情居然能够发生、发展，且持续三十年之久．有那么多聪明善良的人居然会相信它、实行它，并为它付出了极为昂贵的代价，若非亲身经历，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一旦意识到当年我们严肃的努力竟然是建筑在十分荒唐的基础之上，那无疑是令人伤心的。但反过来讲，荒唐之为荒唐，恰恰是因为它背后的东西是相当严肃的。指出严肃下面的荒唐和荒唐背后的严肃，造就是我的分析的一个重点所在。

7．思想改造不同于思想发展

在讲明思想改造是什么之前，我先要讲明思想改造不是什么。

第一，思想改造不是正常的思想发展或思想演变。

人的思想常常会发生变化，在大变动的时代尤其如此。这种正常的，人皆有之的思想发展或曰思想演变，和所谓思想改造根本不是一回事。毛泽东曾经现身说法，谈起他过去如何嫌工农大众“髒”、“臭”，以后才认识到唯有工农大众才“最干净”、“最香”。以此为例，毛泽东说明人人都需要思想改造。

但是，应当注意到，毛泽东当年的“思想改造”，其实不是思想改造而是思想发展或思想演变。那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思想过程，事先并没有一套预定的结论。在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人的各种具体观点可能发生重大的改变，但他始终是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他始终没有否定过自己的思考能力。所谓“今我”与“昔我”的交战（梁启超语），虽有今昔之别，但贯穿于其中的仍是同一个“我”。换言之，思想发展过程乃是一个独立思考的过程。

思想改造却与之不同。思想改造意味着对独立思考的否定。我们都还记得，在一九五七年的鸣放中，有不少人仅仅是提倡独立思考就被打成右派。所谓思想改造，要求一个人从一开始就承认“我”的思想是错误的，只有党的思想、领袖的思想才是对的。“我”必须按照党的思想、领袖的思想来改变自己的思想。也就是说，它要求以别人的是非为是非，否定思想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好比小学生做数学题，做完后交老师批改。老师说对才是对，老师说错就是错。如果你根据老师绘出的答案找出自己错在什么地方，那固然证明了你原先的错误；如果你找不出自己错在什么地方．你依然必须承认老师才是对的、自己一定是错的。照理说，如果你越是检查不出自己有什么错，你就越是会认为自己对。但思想改造的意思恰恰是首先肯定了老师的答案永远正确，如果不一致，错的必定是自己。你越是找不出自己错在什么地方，那就越是证明你的错误严重。由此可见，思想改造正好是思想发展的反面。

8．思想改造与自我道德修养貌似神离

第二，思想改造也不同于个人的道德修养。

首先，思想改造主要不是指个人道德品质的提高而是指政治立场、政治观念的转变。

和传统文化把政治道德化相反，共产党是把道德政治化。儒家学说从“修身”出发，到“齐家”，到“治国”，到“平天下”。在儒家看来，一个人倘在道德上是高尚的，他在政治上就会是正确的。共产党的理论正好相反。按照共产党的逻辑，一个只有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他在道德上才可能是高尚的。像雷锋、焦裕禄这种“共产主义战士”的典型，固然也因其具有助人为乐、任劳任怨、廉洁奉公等普遍公认的美好品质而博得一般人的感佩，但共产党却把这些美好品质统统算在“听毛主席的话”，“忠于革命忠于党”这类政治原则的账下。与此相反，像刘宾雁《第二种忠诚》裹的陈世忠一类人物，除了略有不同政见之外，其余处处都堪与雷锋媲美。但仅仅因为这点不同政见，共产党就视之为“阶级敌人”，连带着也就否认了他们在个人道德上的一切优秀表现。这和古人很不相同。在古代中国，人们有时对于政治上敌对营垒中品行高尚之士还是很表欣赏的，如忽必烈之敬重文天祥。共产党那裹向无此等好事。如果共产党认定你在政治上“反动”，你越是在个人道德操守上杰出，它只会越恨你、越整你、越骂你，起码不会因此而尊重你。

共产党否认道德的普遍性，它强调道德的阶级性。同样一件行为，首先要看你是站在什么政治立场上，然后才能判明其合乎道德还是不合乎道德。例如说话和气、待人有礼，这本来一向是被视为道德的，但共产党却坚持认为那只有在对待同志的时候才是如此；如果说你对敌人也讲礼貌，那就有丧失阶级立场之重大嫌疑。身为高官而廉洁自守，这本来一向是受称赞的，可是按照共产党的逻辑，如果你属于“反动阶级”，你越清廉便是越虚伪，越有欺骗性，越能麻痹劳动人民，因此反而越恶劣，甚而比不清廉还更坏。与此同时，共产党又认为，只要一个人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即便他有若干个人道德上的重大问题也无关宏旨。这就是所谓“小节无害”论。此论虽出自林彪之口，其实却是共产党共同信奉的原则。

其次，儒家倡导的个人修身和基督徒奉行的心性训练，其要旨不外是发扬人心中的善性以克服人心中的恶念。在这裹，善性、恶性都是与生俱来的，善恶的标准也是人心固有的。共产党的理论正好相反。它既否认善恶之念是与生俱来，又否认善恶标准为人心所固有。所谓思想改造，并不等同于传统的抑恶扬善。共产党从不认为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之间的斗争，就是善恶之争的体现。事实上，在共产党那裹，抽象地谈善恶，本身就属于“资产阶级人性论”，因而本身就是被改造的内容。譬如说，儒家、基督徒都很讲良心，而共产党的哲学则乾脆否认良心。它认为超阶级的良心根本不存在，从而使得“良心”一词带上了某种“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可疑色彩。

从表面上看，思想改造确实很像道德修养。中共既热衷于提简单的口号，又擅长于改换名词的定义。像“破私立公”、“斗私批修”一类说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道德家和宗教家要求人去除私欲的主张。金观涛和刘青峰认为，共产党的思想改造理论是一种“儒家化的马克思主义”，它诉诸于儒家文化中知识份子的道德反省传统。也许，确有一批知识份子是以这种态度对待思想改造的。但可惜那是一个严重的误会。凡是把思想改造当成个人道德修养功夫来做的人，无一不在现实中屡屡碰壁。当代大儒梁漱溟总算是个人道德修养功夫很到家的人物了吧，然而梁漱溟从未被认作是实行思想改造的正面榜样，而是被当成反对思想改造的反面教员。如前所言，共产党的思想改造一是强调立场、政治观念的转变，二是否定人类普遍的内在道德感，所以它和传统儒家的道德修养是貌似神离的。这就是为什么具有强烈道德反省传统的中国知识份子，在共产党的思想改造运动中间总是扞格难入，动辄得咎，费力而不讨好的根本原因。

9．思想改造即思想否定

那么，思想改造究竟是什么呢？

思想改造，是指世界观的改造。所谓世界观，按照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一套认识——价值评判体系，也就是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进步的”，什么是“反动”的，如此等等。

当你承认你必须彻底改造思想时，便意味着，你承认你认为是对的东西其实的是错的，而你认为是错的东西其实是对的。

然而问题在于：如果你已经知道你认为是对的其实是错的，你认为是错的其实是对的，那就表明你已经有了正确的世界观，你的思想已经改造，因而你就用不着再思想改造。反过来，如果你还不知道对的是错的，错的是对的，也就是说，你不认为自己原有的世界观是错的，不认为共产党提倡的世界观是对的，你就不会感到有思想改造的必要，你就不会去思想改造。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情况，作为一种思想过程，作为一种思想状态，思想改造似乎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本身就像是自相矛盾的。

记得在“文革”初期，“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风行一时，我当时就很不赞成。后来读到遇罗克的《出身论》，不禁深感共呜。我把《出身论》给了另一位也是“出身不好”的很聪明的同学看。本以为他会和我所见略同，殊不料他读完后立即对我说：“这是大毒草！”若干年后，他向我解释了他当年的心理．他说：“其实在当时，我对那个口号也很反感。遇罗克的文章写得那么严谨透彻，无懈可击，我读了也觉得十分有理。可是在那时，我总觉得自己的世界观是有问题的，自己的思想、感情、立场都是有问题的。因而我想，凡是我觉得对的事情，大概一定就是错的。正因为我心里认为《出身论》很对，所以我就说它错了。”

这位同学的案例，也许偏于极端，然而这种极端不过是把一种普遍的倾向充分发展，因而它正好把一般人共有的模糊感觉突现无遗。共产党讲得很清楚，思想改造的关键是转变立场。这就是要你站在和自己正相反对的立场看问题，也就是要你自觉地反对自己。简言之，改造自己的思想就意味着反对自己的思想，否定自己的思想。

l0．思想改造是一个逻辑悖论

有一个著名的撒谎者悖论：某人说他在撒谎。他说的话是真还是假？设此话为真，则推出此话为假，设此话为假，则推出此话为真。

如上节所述，思想改造也是一个悖论：我承认我的思想是错的。我的思想是对还是错？如果我的思想是对的，则推出我的思想是错的；如果我的思想是错的，则推出我思想是对的。

罗素指出，上述悖论都是由于恶性循环引起的。他提出一条原则避免这种悖论：凡是牵涉到某一集合的全体的，必不能是该集合中的一分子。当一个人宣称他在撒谎时，这句话本身不应包括在内。基于同理，当我承认我的思想是错的时，我这一个思想不应包括在内。换句话，当我承认我的思想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故而必须彻底改造，那么，我的这一思想肯定已经超出了资产阶级世界观，可见我并非“满脑子”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列宁讲过，在政治上，认识到错误就已经是改了一半。你甚至不能说我“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因为我至少有一半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了。这和“撒谎者悖论”还略有不同：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一会儿撒谎，一会儿讲真话，但一个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一会儿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一会儿又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共产党要求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进行思想改造。但是，凡有“资产阶级世界观”者势必会拒绝改造；凡愿改造者势必不再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或“基本上”不再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正像童话《皇帝的新衣》：是傻瓜就一定看不见新衣，看见了新衣的人就一定不是傻瓜。如此看来，思想改造不仅在马克思主义那裹找不到恰当的理论根据，它甚至在逻辑上都是自相矛盾的。

11.思想改造的现实政治功能

思想改造，并非如许多人想像的那样，只是为了一种抽象的、理想化的目的：造就“无产阶级知识份子”、“共产主义新人”。它首先具有一个更直接、更具体、更现实的目的，那就是造成人们对共产党专制政权的认同和效忠。

马克斯·韦伯指出：国家政权意味着垄断的、合法或曰正当的暴力。这就是说，一个政权若要存在下去，它不单要掌握垄断性的暴力工具去压制人们的反叛行为，而且还需要为自己的存在找出一套证明其为合法或曰正当的理论依据去否定人们的反叛意识。

共产党有一套独特的理论或哲学。按照共产党自家的理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实现——这就否定了传统的“天意”的概念而又同时扮演了往昔“天意”所扮演的功能；共产党是人类最先进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伍——这就在表面上肯定了平民意识而又自我加冕高人一等；共产党代表了全体人民的愿望和利益，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子最高最大的民主——这就偷换了民主概念而一劳永逸地占有了“民意”。所以，共产党政权就不像同时代的那些其他形式的权威主义政体。后者搞起专制来总是心虚气短，半途而废，防守犹嫌不足，何有雄心进取？共产党搞起专制来没有那种外惭清议、内愧神明的心理负担，共产党搞起专制来是理直气壮，自以为天经地义，因此常常是咄咄逼人。原因就在于它自己给了自己一套自我证明的绝对的合法性依据。

可惜的是，为了使共产党的这套理论起到论证政权合法性的作用，光是共产党领导人自己相信是不行的——其实也是不必的，关键是要全国的老百姓，首先是知识份子相信才行。于是就有了持续不断的用马克思主义武装（或曰改造）全国人民的思想改造运动。

12．从“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

共产党的理论既是一种理论，难免没有人言人殊的通病。信奉共产党的哲学只是认同和效忠共产党政权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如果你对这套理论的理解和领袖不一样，你照旧有可能去批评，乃至反对那个实存的共产党政权。思想改造的真正目的决不是要把大家都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不同观点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平息过。这对于作为一种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而言是极正常的，但它对于作为一种为现政权论证其合法性即正当性的东西而言就是极不正常的了。所以，思想改造运动，从它所标榜的那个似乎有些理想化的，复杂的，包含有内在岐义性的“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这一神圣目的，必须直接兑现为高度现实的，极为简单的，毫无争议余地的“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一政治要求。到了这一步，我想，各种对思想改造的不幸误解——诸如误解为思想发展，误解为道德修养，误解为造就马克思主义者以及等等一便应该都可以澄清了。

註释：

①Edward Hunter，Brainwashing in Red China：The Calculated Destruction of Men‘s Mind.（New York：The Vanguard Press，1951）；Brainwashing：The Story of Men who Defied It （New York：Farrar，Rauscudahy，1956）；Robert Jay Lifton，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New York：Norton，1969）

《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第一章

（香港亚洲科学出版社1999年6月，电子版2007年8月）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837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