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生 读刘家四姐妹刘海燕 刘海鸥 刘克阳 刘源书《我们的田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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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刘家四姐妹的书《我们的田野》（1）
作者：进生  发布日期：2017-01-07 20:56:35  浏览次数：2654 分享到：
读刘家四姐妹刘海燕  刘海鸥 刘克阳   刘源的书《我们的田野》

                    ---我们曾经这样生活

中国人，活到二十一世纪，像是熬到扬眉吐气的时代了。尤其是文人，前三十年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罩住，一如西游记里的那个捉人袋子，是文人便给吸了进去，顺者昌，逆者自然亡得差不多；后三十年没有这么统一，因为其间经历了七十、八十年代那不多的十来年，足以让人睁开眼睛，惊醒起来，剔除那些一向顺昌的文人原来竟是一向自我作践，便分明地看到那些作为逆者的文人虽然人生不得不凄惨，却是心里活得明白，在现实中用一种荒诞的沾着血泪的方式传承着民族该有的精神气质，便明白了若依从中国统治者，以为“中国最好的”，就是“世界上最好的”，那是盲人骑瞎马，存心学愚蠢。所以到了第二个类《延安文艺座谈会》，便能把它当笑话看，早无参与的兴趣了。《我们的田野--我们曾经这样生活》，就是用刘家四姐妹自己的头脑、自己的四双眼睛、自己的历史记忆，回顾那一段生活。这本书，我敢说，只要读者愿意翻开她的第一页，就必然会读到最后一页。记得几年前在澳华文学网上，一次同文风极其泼辣遒劲的文友安红议起海鸥-凌之（即刘海鸥），安红说：海鸥？凌之，字好，文章更好！确实如此。刘家四姐妹，个个文字好。而最喜好写作的大姐海燕，她的文字是三个做妹妹的收录进来的，因为海燕已经去世。

我看那些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下来，玩成了猴急的文人，现在用21世纪更花俏的文字重复着盲人骑瞎马的激情，在《我们的田野--我们曾经这样生活》书里，这激情是过去完成式，而且极其短暂却再摆脱不了它给主人公一生带来的苦难；--虽然宽容地说，均属“时代的烙印”；但如果第一次的烙印如此痛楚，社会也如此清晰地揭示出来，居然还会有人欢呼雀跃地提倡再来烙烙，那是脑筋有病，还是居心叵测？读读这本书吧。“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道理该懂吧？

这本书的编写，全书分四个部分：

   大姐刘海燕  1971年的一封家信

   二姐刘海鸥   消解的年华

   三姐刘克阳  情怨交融二十年

   四妹 刘源   二十五岁前的活法

全书399页。

   今天， 在澳洲中文作协年会上拿到了海鸥的这本新书，作为同时代人（-按时髦说法，是上个世纪40后），自然读后便有感受，这种阅读，感叹唏嘘之余，更常常激活自己的一些记忆，便想信马由缰，毫不雕琢地铺成开来，同大家交流。

https://www.aucnln.com/article_155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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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刘家四姐妹刘海燕 刘海鸥 刘克阳 刘源的书《我们的田野》（2）

海鸥在另一本《半壁家园》Broken line (蓝山书坊：2013年6月出版)的序里，有对她刘家上几代的家族历史简短的交代： “爸爸一家独自留在了大陆。他的父亲则率大多数家庭成员去了台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两岸关系稍有松动，两岸刘家才重新联系上，才开始了解被隔断了的家族史。

   blob.png她写道： “在父辈的口中，他们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解读与我知道的并不相同。我渐渐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我所学过的历史不过是强权者的历史，是由胜利者任意涂抹，美化自己，丑化对手，捏造事实，掩盖真相的历史，由此我们曾经长时间地被愚弄。

   真正的历史在哪里？就在每个个人、每个家庭的生活经历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史和个人历史的总和构成了历史。”

  我摘录这一段文字，是告诉今天好梦的年轻读者，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刘家四姐妹中的老大，刘海燕，依然在“1965年为了写一部‘以反修为时代背景；以新疆为特定环境；以‘边境事件’（伊塔事件）为典型事件；塑造一个党委书记的形象，从而歌颂我们英明伟大的党，歌颂马列主义者对修正主义者的重大胜利’（摘自海燕日记）的长篇小说，她自愿远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那时的年轻人，也是有着“梦想”，只是那时描述梦境是用远较现在大陆从上到下的暧昧用语更清晰、更明确，同现实紧密关连着的。

   1965年！我还是高二学生，学校里正在搞教改。我回想那时的我，能理解海燕的这种冲动与大胆举动。而之后的1966、1967两年的学校文革岁月，到了1968年我们必须上山下乡时，记得也憧憬着能够支边，到新疆去，当个农垦战士。可大家向常州市革委会请愿后被告知这是大城市才有的安排，比如上海知青。当上海知青列车停靠在常州站时，我们老三届的毕业生还去热情欢送，送给不知名的朋友祝愿问候，希望建立今后的联系。我们班上有个同窗，后来竟然鸿雁传书，认识了一位上海女知青，过了一年多，他便去了新疆，在那里安家落户了，他是金坛人，那个文革时把县城所有的院墙用红漆涂抹过的地方。只是他后来很惨，最后带了一对儿女回到故乡，这里不想写下他的真名实姓，只希望他现在一切安好。

   我自己呢， 四个面向的政策一下来，妈妈居然被我说服，给1950年作为解放军进藏商业工作队的二舅去了一封信，询问可否到西藏去插队。二舅那时自然已经成家，他的大女儿那年随外婆来过江南，住过一阵子，一个小女孩（二舅八十年代退休时，好像是在西藏哪个县城当局长，但他的大女儿必须留在西藏）,回信看到了，很长，大意是生活很苦，进去就出不来了。我明白了二舅的意思。便作罢。

   这种奇特而天真的想法，同海鸥1965年选择一样，她宁可放弃留在北京当教师，也要争取上新疆建设兵团。还好神差鬼使没有如愿。但那种勇气，只能用飞蛾扑火来形容，虽然那时她大姐已身在新疆，后悔已晚（《我们的田野》---我们曾经这样生活的第二部分：二姐刘海鸥 消解的年华）。

所以，当读者看到该书的第一部分只是海燕的一封信时，标注的时间已经是1971年了，大姐海燕在新疆已经5个多年头。象一个蛾子，在火焰的烧烤下，依然敢扑楞着那伤残的翅膀，那信件里展示的她所处的世界，其荒诞与冷酷、不幸的随时可能发生，却同外边的世界一样，我想，一定也超出了二姐海鸥1965年想去新疆时的浪漫憧憬。1971年，人们对社会、对这个国家的认知，轮廓要清晰多了。

https://www.aucnln.com/article_155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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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刘家四姐妹刘海燕 刘海鸥 刘克阳 刘源的书《我们的田野》（3）

读刘家四姐妹刘海燕  刘海鸥 刘克阳 刘源的书《我们的田野》---我们曾经这样生活（3）

1971年的一封家信，是大姐海燕写给二姐海鸥的，那年，海燕自知“我现在好像成了危险人物，大家都害怕跟我打交道。我好像是一个沾满毒素的人，谁跟我接触，谁就会得传染病，就会招灾惹祸。（海鸥注：海燕长期被诬陷为某国在华间谍的联络员）”“落水狗般”、“像现在深秋之际凋零的树叶，谁人都可以践踏”。

信是写在深秋，里面主要的一个事件是讲她所在连队10月10日出的一件大事，“农场里现在搞什么增产节约‘二十元’运动。一排三排决定在星期天到伊犁河对岸挖甘草。

  “大约是凌晨四时三刻（新疆时间），两个排大约三四十人就踏着月光，熙熙攮攮来到伊犁河边……

“……一只只能载流六七人的破船，船里已经积了一些水。谁想一下子上了十三个人，载重量超过了一倍。……

“岸上的人只听到对岸等候接应的人一声惊呼：‘救命啊！船翻了！……’紧接著是一片从水里冒出来的惨叫，但立即被水淹没，又马上冒出来，再被淹没，又冒出，然后就什么也听不到了……天依旧漆黑，月光下什么也看不见。

“这船上只有一个人会水，那就是三排副排长。

“……一下子淹死了九个人。。。。其中有六个不满二十岁的再教育学生（四男二女）是今年五月份刚分配下来的，都很质朴，很能吃苦，很能干的。

“……其中有一个女孩子，打捞上来后心口还是热的，可是没来得及抢救，听说她的手指全挖烂了，可以想象她在水底的淤泥中是怎样死命痛苦地挣扎了。”.

   海燕是在二排，侥幸躲过。但人生无常，死亡像是近在咫尺之间，她难以平常心去思索，信里字句十分凄苦，思念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妹妹们，悔恨加自责，竟然如此结尾：

“海鸥，我如果死了后，你替我写一篇回忆录做纪念吧，你能够写的。 海燕 1971.10.13”

船翻沉后的第三天。她回到连队时，刚好遇上送葬的战友。

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故，在那个岁月里，寻常事了。记得当年在三线企业，有个同事是部队转业的，就跟我谈到过他參軍不久就到了珠江口﹐大海邊﹐去圍海造田。冬天﹐上身穿棉药o下身就只能穿短褲。他的那個排就管把岸上的石頭往船上搬。船在海上﹐並不總有岸可靠﹐跳下船﹐努力推﹐船才能靠岸；漲潮時就好，海水一會兒就會漫過膝蓋﹐淤泥也會漫上來﹐你就又得把棉彝�上拉拉。晚上為等船﹐两叁點鐘就往海邊跑﹐不能讓海上的戰友等哪﹗等船也苦﹐就那樣穿着短褲在海邊跳﹐凍啊海風大﹐到底又是冬天。

海說變臉就變臉﹐要人命呢﹗..有一個團﹐一團人﹐就活下來倆個﹗正在幹活時﹐狂風大浪來了﹗青灰灰黑幽幽尖尖的一片浪﹐象會跳躍的混凝土泥漿﹐就這樣推過來灌過來了﹗圍堤上﹐一個戰士正在電線杆上﹐看見了這變了臉的海——然後就看見自己連着電線杆給掀到海里去了﹔一個正在收拾南瓜的﹐從沒有想過自己會寒磣到抱着大南瓜下海﹗一個團就活下來倆個。上級後來把這個團所在的師給撤了下來﹐又派上另一個師去干。....關節炎那是不談了﹐人弄不好就拉痢。

我后来在一篇什么报导上看到，李肇新外长，李是北大58年的学生，爱写诗，搞宣传的?当年也在那个珠江口圍海造田部队干过，才有后来掏把小钱撒向港澳记者群的潇洒。死人见多了，还再乎一些异域小记者群？若以现在豁达之心看去，当然极有理由无需过于认真。

我不敢猜想，文友海鸥翻开这本书，读到自己亲姐姐当年给自己的这封信，会是怎样的心情。但我可以比照地知道她每次读到时想什么。

《诗 2017 天天诗历》1月4日的值班诗人 王单单 来自云南，1982年生；在他的“堆父亲”一诗里，有这样的诗句：

“流水的骨骼,雨的肉身/整个冬天， 我都在/照着父亲生前的样子/堆一个雪人/堆他的心， 堆他的肝/堆他融化之前苦不堪言的一生/如果， 我能堆出他的/卑贱、胆怯，以及命中的劫数/我的父亲，他就能复活/并会伸出残损的手/归还我淌过的泪水/但是我已经没有力气/再痛一回， 我怕看见/大风吹散他时/天空中飘着红色的雪”。

显见是一首好诗。

今天我看，恐怕不管国人有没有力气，也不管诗人是40后，50后，…甚至21世纪的00后，即便心智不能如此痛彻心扉地“堆父亲”，或是迄今命好与此无缘，但朝前“天空中飘着红色的雪/再痛一回”，怕难说不是在劫难逃。

  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所有人间的称谓，这就是我们的民族。

  还想有新生的伤痛，让自己而下的亲人，阅读这样的信件、吟出这样伤痛的诗歌？

“……但是我已经没有力气/再痛一回， 我怕看见/大风吹散他时/天空中飘着红色的雪”。

几代魂灵有耳，听见如何想？

极想引用悉尼诗人雪阳的诗《帝国的交谈》;也相信，我们大家都足够坚强。

https://www.aucnln.com/article_15574.htm

难得糊涂

中国人和犹太人的一个重大差别，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谁多？
好像没有见到集中营出来的犹太人感谢过集中营的发明者管理者，劳改农场待过的国人， 感谢劳改农场的创造者管理者的人，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