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名教授秦晖的百色岁月(1-3)

Gowest

独隐龙 德公子/文
阿豪 滕海波/图


龙德按：学者秦晖，被誉为当代中国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作为当代久负盛名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对精英群体及社会现实都产生巨大影响。世人很少知道，秦晖曾在广西百色“早稻田大学”进行“九年一贯制”历练，一朝冲天，飞向更广阔的天地，以学术证世道人心，影响人类文明进程，成为百色开科取士以来仅次于梁宗岱的第9个进入主流话语体系的读书人……

秦晖（1953年12月－），广西龙胜人，历史学家，是当代中国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秦晖1981年作为“W蛤”后首届研究生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并获硕士学位，师承赵俪生。1982年起任教于陕西师范大学，1992年破格晋升教授，1994年任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中农信）研究员、农民学研究所筹备组组长，1995年调入清华大学，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2003年，作为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2004年为哈佛燕京学社高级访问学者。2018年从清华大学退休，与妻子金雁，过闲云野鹤生活，不时带队游历各地，讲述历史地理等人文知识，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秦晖（前排左二）读研究生期间与导师赵俪生（前排中）等合影。


秦晖15岁到24岁（1969-1978年）在广西百色田林县插队，9年知青生涯，以小学学历，直考兰州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开启人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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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秦晖来到百色那一年，才15岁，成为广西田林县平塘公社坝关村年龄最小的知青，时为1969年年底，云贵高原东麓山风刺骨冷。很快，1970年春节来临，同一个点的知青都回城过春节了，秦晖父母却让他不必来一起过春节，在驻地好好干。

彼时，秦晖父母跟他一样，同时被下放广西穷山沟里的凤山县。今天高德地图上看，两地距离不到200公里，全程高速3个多小时自驾游可抵达。当年，百色、河池人老一辈人都知道，走山路几天，腿骨散几回才到，县与县虽通公路，车少，路也不好走，坝关村的知青们都回城过春节了，3个女生也走了，只剩下小秦晖跟3个男生在村里过“半革命化”（没回城，也不在工地，在村里“与贫下中农一起过年”）的春节。春节后，春耕忙，知青们大多在城里呼风唤雨闹W化大蛤命，放他们到农村，除了革命口号与解决城市升学就业压力等真问题，还有惩罚他们的意味——你们爱闹革命，给你们去农村接受再教育，体验父辈当年在革命老区的艰苦滋味。

知青们上山下乡劳作图片，刚去时满脸笑容的欢喜，返城时绝大多数毫不犹豫撤，甚至不择喝农药制造“胃痉挛”、喝墨水制造“胃穿孔”等手段，一切一切，只为尽快返城——回家。

既到农村，插入生产队，身份为生产队社员，职业农民化，秦晖年纪小，也得一样干活。广西田林地处亚热带，平塘公社（今平塘镇）是田林县的高寒山区，农作物一年一熟，没有河谷、平坝地区的“三夏（夏收、夏种、夏管）”、“双抢（抢收抢种）”，春种秋收之间的夏天，比较闲。县里也不搞大工程，不会征调民工。秦晖父母也安稳了，离别快一年了，希望孩子来身边看看。这时秦晖才酝酿如何去凤山探亲。

父母同单位的黄志先也下放到田林，父母一样下放凤山，他们决定同行去凤山，得绕道百色田阳巴马公路线，行程约4天。这么走着，当能顺利见到父母。秦晖却脑洞大开，想绕更大的圈——经过旧州八渡口去贵州册亨，然后坐火车经贵阳去遵义“朝圣”，再转回广西凤山县。1970年是“遵义会议”35周年，全国上下宣传如火如荼，两少年浑身革命情怀斗志，想去“瞻仰圣地”，自然一拍即合。

秦晖敢有这想法并付诸实践，还在于，1960年代中苏交恶，国际环境恶化，国家为备战搞“三线建设”，他二姨从shang海随单位内迁贵州遵义。1967年广西第一次大规模“武斗”，秦晖曾去避难。此去遵义，也顺道去看看二姨。


沈尧伊先生的油画《遵义会议》。

中国革命伟大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会址。


计议已定，两人收拾好行囊，去找平塘公社党委书记杨福宗开探亲证明，杨福宗是“四野”南下留守干部，对秦晖与黄志先等几位过春节不回家的革命青年很赏识，正酝酿给黄志先评先进，听说他们夏天农闲回家探亲，一口同意。得知他们要走贵州路线，虽不知要去遵义，老革命还是很关心小革命安全，诧异地说：贵州近来“很乱”，你们回家就回家，还是不要乱跑；而且大雨发洪水冲断了贵州册亨境内公路，你们也走不通。

说是这样说，杨福宗依旧给他们开“兹有我公社知青某某前往探亲”格式的证明，并没写行经路线（因当时知青父母大多下放各地，住地朝夕有变），这正中秦晖、黄志先下怀——以为可以“万里千山只等闲”，一路排除万难去贵州遵义看“乌蒙磅礴”与革命圣地了。

两人背起行囊，从村里走到田林旧州，去看西隆州旧州署遗址，已改做学校，一点遗迹不见。当晚他们在旧州简陋旅馆住一夜，第二天出发，经八渡口入贵州册亨县。因下雨冲毁道路，班车停运，他们只能步行20里到八渡口，看到滚滚南盘江浊流从两山峡谷奔腾而来，惊涛拍岸，秦晖与黄志先看得心情澎湃。班车停运，货运车却不少，等了许久，他们才乘坐马力不足、靠跨江钢缆维系的老旧渡船，吭哧吭哧地渡过水流湍急的南盘江，到了北岸贵州。


田林县八渡口风光


渡江后，北岸近江一带没什么村庄，几十年后，秦晖故地重游，发现北岸靠南昆铁路八渡站及贵州把乃言乡迁到渡口更名八渡镇而人烟烟火繁盛，看江南广西八渡，仍老样子，颇多感慨。（德公子2021年两次到八渡，详见《八渡，只求一渡》《昔恨不得渡八渡，终得渡矣！》第二次公子骑摩托车从安龙到册亨再经过八渡回广西，册亨到八渡的公路已全硬化，比秦晖、黄志先当年走那是好多了，却仍弯弯曲曲，险象环生）


图片莫道蜀道难，黔路也难。

贵州和广西两省、区一江之隔的交界


贵州册亨，沟大谷深，公路多经峡谷、盘山，1970年夏天，他们甫一过江即爬山，从海拔370米的南盘江边，爬到海拔1000多米的尾兰垭口，山路被平行于南盘江的打言河、宜哨沟、秧坝河等东西向溪河切割，其间则是一条条高耸的东西向山脊，与南北向的公路恰恰构成了“小横断山脉”式的道道天堑，两个满怀革命情怀的小知青背着行李，上坡顶又下深沟，反反复复，艰险无比。

跟着公路七折八拐地盘山，绕太远了，秦晖与黄志先看着盘山绕弯的公路，仰望天空，发现头顶上的电话线走直路，忽发奇想：电话线下的小道应该与公路一个方向，且少绕弯。他们自以为聪明过人，跟着电线杆走，两次电线杆把我们带到深山沟里，路不通，两人无奈，只好原路返回。算上多走的冤枉路和节省的弯路，用时相抵，还更累。他们不再自作聪明，老老实实沿着盘山拐路盘旋着走，还因为怕碰上铁铗子（猎人循兽路布设的捕老虎、野猪的装置，往时常听说伤人）。

下午约2时，两人才走到乃言公社所在地——“布依戏”发源地乃言寨，一早出发到现在没吃喝，2人饥渴难耐。寨子距路边有些距离，他们没进村，选择进公路道班讨水喝，休息吃干粮；闲聊时发现熟悉画面：道班于崇山峻岭之中，居然贴很多许多大字报，多为批评前贵州革委会主任李再含。


大饥荒时期，人们只能剥树皮充饥。


1970年的贵州，大饥荒时（1959-1961）时惹得民怨沸腾的周林已失势，贾启允新官上任就在“W蛤”大乱中倒台，省军区军官李再含投机上位，“西南的春雷”烘托他成“贵州小月亮”。李心狠手辣，当时贵州镇压“四一一”与广西镇压“四二二”基本同步，手段不遑多让。1967年秦晖在遵义二姨家避难，曾目睹“八月踏平”的血腥。1969年10月李再含因“紫林庵大屠杀”事发，北京指责他搞“独立王国”，将他罢黜，中央调54军蓝亦农入黔实行军管，蓝将军手持尚方，口含天宪，既打李再含，又打造反派，同时也继续压制周林、贾启允时代留下的旧文官“走资派”，贵州进入了蓝亦农军政府时期（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四野”出身的蓝亦农受牵连被审查，贵州政坛又一次洗牌）。



李再含曾担任贵州省委书记，48岁主政贵州，52岁被撤职，只活到56岁。

贵州城头变换“大王旗”，秦晖在道班看到的大字报场景，想着平塘公社杨书记所说的“贵州很乱”，总算略有体会。

秦晖与黄志先略作休息，继续前行，在乃言与宜哨之间的几条沟口，桥梁与涵洞都被山洪冲毁，多处塌方。他们绕过这一片狼藉之处，又开始爬坡，天黑时才到秧坝区板用公社的上板用村。

村里有册亨县城知青数人，秦晖进门问第一家，答话的正是知青，知青见知青，“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个不速之广西知青到来，得到贵州知青的热情接待。晚饭之后，他们安排秦、黄二人睡条件较好的一位女知青屋，女主人则挤住到其他同学那边去。两个半大小子住在知青姐姐腾出来的闺房里，16岁的秦晖受宠若惊之余，不免有点青春萌动，浮想联翩……

次日早起，道谢辞别，在册亨县秧坝区集镇吃早饭，继续赶路。下午五点左右到册亨县城者楼镇，者楼比田林乐里镇还大，在深山里待了将近一年的“乡巴佬”，到如此“大城”，兴奋不已，满以为第二天，即可坐上通往望谟县的班车，向贵阳进发。

他们逛街想找最便宜的住处，逛呀逛，过一家饭店，饿了，进去吃粉。出来时黄志先发现挎包不见了，进店问找也不见，天黑下来。

他们只好去投宿，秦晖证明还在，按理给黄志先证明当可入住。岂料，政策严，店家不准，建议他们去找军管会（指“公检法军管会”，蓝亦农时代贵州唯一的治安机构，从派出所、法院到监狱无所不管）吧，他们同意给你们开介绍信，我们才能让你们住。

秦、黄只好找到军管会，值班的人义正词严：不行，任何人没有证明私自外出就是“流窜”，一律要收容审查。他们吓得不轻。秦晖急中生智，说我有证明呀，我来为他证明行不行？值班人员看了秦晖的证明，脸拉得更长：你一个广西知青怎么跑到贵州来探亲？

秦晖絮絮叨叨把事情的原委跟他说了一遍，并说：要不先让我们住下，你们给田林县我们公社打个长途电话，问问有没有我们探亲这事，给遵义二院打电话问问有没有我二姨？如果没问题，你们给我们开个临时介绍信，让我们继续旅行好吗？

黄志先也说：丢了证明的是我，他有证明，你们让他住旅店吧，把我放进收容所还不行吗？

值班人员勉强听他们讲完，大手一挥手——来人，把这两个“流窜人员”带到“收容所”关了起来！

秦晖、黄志先被关了一个星期，期间他们还巴望着军管会打电话弄清楚他们问题，还会开证明放他们去遵义，除了不能看书，伙食、环境差点，他们每天呼呼大睡。

终于有一天，“牢门”打开，军管会的人宣布：“你们两人的问题弄清楚了。”秦晖高兴地说：是吗？我就说没有什么问题嘛，我们可以继续旅行了吧，今天望谟的班车还能赶得上吗？那人严肃打断他的话：你想什么呢你！现在决定把你们强制押解回田林！你们老实点！

秦晖、黄志先傻了眼，秦晖辩几句，险些挨拷……军管会派一个全副武装的公安押送他们回田林。

去时满怀憧憬，85里路走2天，回时泄气，同样路程走了3天。

47年后，秦晖还联系到当年那位押送他们回田林的老公安——刘先礼，80多岁了。老公安当年押送两个小知青，早看穿了他们小心思，还拿枪给他们帮背，遇集市还带他们赶集，像带两小厮游玩的主儿。当然，原则不能丢，到了旧州，却不放他们回公社，册亨军管会让移交他们给田林公检法部门，否则算擅自释放“流窜犯”，两人一听到田林，还得走100公里，吓得脚软，幸好刘公安带他们坐车到田林县城乐里。


以前的探亲等证明要写明行经路线和有效时间，必须按证明上路线走，不可东走西跑，不然会被以“乱窜人员”关起来，前文有说明公社党委书记杨福宗并未在探亲证明上给秦晖他们注明行程，所以被当成“乱窜人员”关起来了。如今听起来荒唐可笑，在那个时代确实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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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之旅受阻，被押送回下放地，并非秦晖第一次漂移，某种意义上说，秦晖的生命因漂移而来。

秦晖母亲李瑶乃浙江宁波人士，日军全面侵华后，就读宁波中学的李瑶随学校内迁，在战时省会泰和考入中国现代幼儿教育先驱陈鹤琴先生所办的中国第一所公立幼儿师范，日寇进逼，再随校西迁，经赣、湘而入桂（1944年），幼师毕业后入职广西省府中山幼稚园（教过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后继续求学读大学，与广西龙胜籍青年秦慰俭相识相知，结为连理，成为民盟成员，反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独裁统治，1950年代双双在新中国广西教育厅工作，秦晖实为这种飘移生活的结晶。

1960年代，秦晖作为广西教育厅干部子弟，仍过着漂移的生活。那时，他漂移是为了“革命”。

1966年夏天，秦晖从南宁民生路小学毕业，考进南宁四中读初中，从此过上了三年没在教室正经上过一天课的“革命生涯”，享受着时代沉重的浪漫。

秦晖父母是民国老民盟成员，积极投身反蒋学运，他生活在这样有革命传统，又学历史的知识分子家庭中，让他对“W蛤”前夕被批判的《海瑞罢官》和“三家村”作品中涉及的许多历史典故比较熟悉。小学六年级时，常有小伙伴向他“请教”，让他得意之余对“革命”兴趣浓厚。小学临毕业兴起学生给老师贴大字报之风，秦晖也参与了，还从中感到“革命”蛮刺激蛮好玩。

这样的少年郎，一进中学，自然急奔“革命”洪流。秦晖自幼眼疾，有点内向，喜静不喜动。虽心怀革命火，年纪个头都小，3年初中他都只能跟在高年级学生后边“造反”——编印小报、写论战文章等“革命”活动，让他在“文化训练”方面“收获”不小。


女红卫兵手握钢枪站在“造反司令部”前拍照，这是红卫兵的典型装扮：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带、左臂佩红袖标......

10岁那年，“反苏修”公开论战，秦晖从收音机里听《九评》里，听夏青、齐越播音时那义正辞严、感染力极为强烈的语调，感受到“真理”的力量。对公开论战论文集篇目倒背如流，出色的读书材料（天赋）开始显露。几十年后，秦晖对诸如“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互登对方批评自己的文章。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你们敢这样做吗？好样的，就敢；心虚理亏，色厉内荏，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那你们就不敢。我们断定你们是不敢的，是不是这样呢？请回答吧！”之类的经典段落，记忆犹新，每念及此，一股要与人辩论以捍卫真理的欲望便油然而生。

作为当今具有影响力的学者，秦晖对当时种种论调，有了自己的批判性思考。这是后话。

1966年夏天，小秦晖正忙着闹革命——

8月，红卫兵兴起南宁，南宁四中以信奉“成分”至上原则的“盾牌兵”（即南宁市红卫兵联合司令部的成员，徽记为一有五角星盾牌，故称），革命队伍只收“红五类”子弟，不红不黑的需经挑选后仅被吸收为外围组织，“黑五类”子弟是欲求为“外围”而不可得的。


广西红卫兵南宁派性盾牌章。


秦晖父母1940年代反蒋位列“离休”干部系列，但那时民盟反蒋不被认为是“革命”，盟员身份反招麻烦，身涉“教育黑线”，只待“下放”。秦晖因此不被列入“革干”子弟，加之年纪小，属不红不黑范畴、不准革命系列，常被学校安排去接待首都红卫兵南下串联队的红卫兵，与其中的“赤峰”相谈甚欢，这些奉旨来“煽风点火”的人，对盾牌兵不满，鼓励秦晖们造反。

不久，“九•九”事件爆发，在自治区党委门前静坐绝食的造反派和支持他们的首都红卫兵南下串联队与围攻静坐者的“保皇派”（即“盾牌兵”“赤卫队”等）发生冲突，南宁街头到处为此事进行辩论。秦晖支持静坐者，前往凑热闹。不久静坐者受到压制，参与此事的南下串联队头头被“保皇派”通缉捉拿。此人是秦晖父母单位（广西教育厅）一位老干部在京读书的儿子。物伤其类，秦晖同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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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后，形势大变，“造反”浪滚滚，“盾牌兵”逐渐失势。南宁市各路红卫兵组织到四中招兵买马，进校早、影响力大的组织优先拉成分好、高年级学生。秦晖仍不受他们重视。

后起、影响力小的“杂牌军”（二三流组织之统称）没了好资源，才拉拢缺乏斗争经验的低年级学生。11月，秦晖才成为“MZD主义红卫兵”（俗称“主义兵”）四中分部成员，戴起红袖章，可欢欣鼓舞闹“革命”了。

“主义兵”是南宁七中一批高中生搞起来的，进四中较晚，属二流组织，无独门独院的“总部”，与其他一批“杂牌军”一起公用设在南宁市中心一座专门拨出的“朝阳三号楼”（时称‘红卫兵大楼’）。

主义兵四中分部只有秦晖跟几个小学同学，无“官兵”之分，虽属杂牌，毕竟有了山头，校方照例拨给“办公”用房、油印机及纸张油墨等革命物资给，还有少量经费。

几个毛孩子初主革命事业，比高中生更狂热地投身革命斗争。日夜都泡在分部办公室搞革命，弄得一身浆糊、墨汁或油墨，自觉神圣如《红岩》中印“挺进报”；上街时只往大字报棚跟前凑，摘录抄写大字报中重点要点，努力去理解、把握“革命脉搏”。

当时总部还顾及不到四中分部多少，不甘寂寞的四中小“主义兵”们，根据形势变化， “独立思考”写文，未经总部指示就发表，文章以大字报、传单、小报的形式公诸于世，后来发展出“主义兵四中分部”的“机关报”《伏虎战报》，每期印数百份，沿街张贴，或夹在校际交换资料中散发各校。

一次，“主义兵”总部看到《伏虎战报》对好几件事赫然发表了不同于总部的观点，大为震惊，立即召开勤务员与各分部的联席会议。头头们一面称赞 “伏虎战报编辑部”扩大了组织影响力，号召各分部向四中分部学习；一面批评四中分部不与总部商量便乱发表意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擅自表态，要求当场做检讨。


当时河北红卫兵也出《伏虎战报》，主要宣传红卫兵的各种“战绩”和发表各种“造反”观点。

秦晖在会上作了检讨，心里却小得意。难以自已。这毕竟是他们第一次自办报纸，就国家大事抒发己见，从写时评、写大批判纵论文章到刻蜡板、油墨印刷，再去街头散发，看到行人阅读报纸并加以议论，顿时有一种“革命大风大浪”中的锻炼“成长”的感觉。

这样的“革命”生活到1967年2月“夺权”事态而结束。当时“盾牌兵”之类的“老保皇派”已崩溃，“造反派”大批组织联合成立了“广西革命造反大军”。“造反大军”夺权不久发生内讧……接着由于军队介入，领导干部各受一派支持而“站出来”造反，局势更加复杂。

在“大联合”变“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的革命浪潮中，最后形成旗帜鲜明的两大对立阵营——广西四•二二”（基本上以原“造反大军”的力量为主）与“广西联指”（以原“无联”的主要力量加上在军区支持下由“造反大军”中分离出去的部分力量联合组成）。

这时“杂牌军”大多已不复存在。对特权阶层反感又无高贵血统的秦晖成了四中革联的一般成员。随着武斗的不断升级，两派总部与基层组织的关系都逐渐科层化、制度化乃至军事化了，再不像“主义兵”那样任凭“四中分部”发出与总部不同的声音，四中革联高年级学生说了算。

尽管如此，秦晖“革命热情”不减，随着“派战”日益升级，“革命”一天天地显得悲壮起来。

“如果说我对‘主义兵’的热情主要出于好玩的话，那么我对四中革联的热情则更多地有了‘正义冲动’的成分。”多年后，秦晖撰文回忆道。

广西在W蛤时是全国唯一特殊的省份——W蛤前的一把手到“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仍是一把手——韦国清。也许韦国清和越南有密切的关系，中央为维持和越南的关系，一直保韦国清。


开国上将韦国清，在新中国成立后，韦国清带领军事顾问团赶赴越南，协助越南人民军进行抗法战争，也主政广西20年。

广西造反派从未掌权过，被镇压却非常残酷。

南宁四中位于“联指”力量占绝对优势的行政机关区，四中本身又是军区在南宁搞的两个中学军训点之一，正规军人组成的军训团进驻校掌权，军训团是完全支持四中“三七”（‘联指’四中分部）。秦晖所属的广西四•二二”下属“革联”，处绝对劣势。

武斗一起，“革联”无法容身四中，不得不走向社会，到“四•二二”控制下的 “解放区”。秦晖得以广泛接触社会，许多意想不到的感触滚滚而来——

“四•二二”连片的“解放区”在南宁市下层市民集中居住的老市区，如解放路、新华街、上国街、西关路等处，老旧的房屋，骑楼、砖木结构陋房乃至棚户区，居民原来多从事传统行业，三教九流，历来被上层社会视为“情况复杂”的“藏污纳垢”之地。

在“解放区”里，居民对意识形态并不感兴趣，满街的大字报多是指斥“权贵欺民”的具体事例——诸如某某领导欺男霸女，某某官员挟私陷害，某某小民冤案莫伸，某某百姓负屈莫诉等等。作者多为当事人或与当事人有关，利益诉求明确：临时工、合同工要求转正，下乡知青要求返城（南宁在“W蛤”前就安排过不少知青到农场）。他们纷纷诉说他们在乡下受到种种欺侮。

“解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也出乎秦晖想象。一般都认为“造反派”是极左的教条主义信徒，然而在“造反派”控制的这片地区，计划经济色彩十分淡漠，“江湖经济”则熙熙攘攘，十分热闹。“解放区”的中心“水塔脚”地区赫然一片在工棚式临时建筑中开业的私营餐馆，号曰“南疆饭店”， 临近街巷中，摆小摊的、江湖买药行医的、兜售各种自印奇方秘诀的、甚至算命的与赌博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为建国初三大改造后城市中从未有过的经济奇观。

秦晖初见“解放区”乱象，愕然之下，当即与另一伙伴一起以“四•二二战士”的名义投书“造反楼”广播站，建议整顿秩序，以免给“联指”抓到把柄。无人理睬。后来才渐渐明白了：即使在最狂热的意识形态口号下，人们的行为也往往具有现实利益动机。

秦晖第一次卷入武斗，在1967年《广西日报》社“5•25”事件时，他随队伍在报社院内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还小，不能充当“战斗”的主力，只能助威壮势或作些“战地”服务工作。

每次去，心里都挺矛盾，一方面有一种为“革命”而战的悲壮与自豪感，另一方面又着实害怕。如果某次人家忘了或来不及招呼，他会在懊恼之余又有些庆幸。1967年8月，武斗由冷兵器发展为热兵器，流散到民间的武器使武斗级别陡然上升。

家里慌了，家庭会议决定由妈妈秦晖与妹妹去贵州看外婆，秦晖明知父母的用意，对愈演愈烈的武斗也越发怵头，便借台阶下楼，离开枪声四起的南宁而当了“逃兵”。10月间才回来继续“革命”。

当时，“四•二二”在“五次接见”伟大领袖后，一度在政治上处于上风，虽未掌权，也扬眉吐气了一阵子。战友们相见，大家都很高兴，唯秦晖内心为自己当“逃兵”而感到惭愧。


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7时30分大会开始。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MZD身着军装，与林彪、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同广场上欢声雷动的百万师生、红卫兵见面。

1967年冬，秦晖因事到桂林，住在一位“老多”成员的家里，当时桂林是“四•二二”一派的“老多”掌权。与南宁相反，桂林“草根阶层”普遍同情“联指”。“联指”也在“草根阶层”聚居区开辟基地，如同南宁的“四•二二”一般。秦晖惊讶，“老多”叹口气说：“得势不饶人哪，我们把他们（联指）欺侮得狠了，老百姓是同情弱者的。”

进入1968年后，南宁“四•二二”面临的形势又严峻起来。到4月间“新四•二二”（草根激进派）成立后，一场新的更为残酷的内战又在酝酿之中，小规模的冲突已日益频繁。

大家预感会有大变。期间，秦晖对“革联”负责人俞崇东印象深刻，面孔白净，温文尔雅，原名喻崇钦，为表忠于伟大领袖而改名崇东，其父亲曾乃玉林专区负责人，革干子弟， “W蛤”前是品学兼优高中生，为某种信念所驱动断然走上了“造反”的路，一次到军区请愿抗议。深夜，队伍在军区大院内一棵大榕树下休息，俞崇东一声接一声地叹气，末了对大伙说：“总部完全听他们那伙人（指“四•二二”中的“草根型”造反者）的，这样搞下去我看危险。”众皆默然，秦晖和几个初一学生说：“你到总部去说嘛。”俞只摇头不言……（后来俞崇东于“四•二二保卫处”大楼的保卫战中牺牲）

就在这时，秦晖家里又决定妈妈带他再去外婆家探望，并把妹妹接回来（上次返回时妹妹留在了外婆家）。于是秦晖又于5月间离开南宁到了浙江宁波（外婆已从贵州返回老家）。

这次离邕心里倒没什么“逃跑”的感觉，到宁波后不久，广西局势大乱，铁路中断，甚至连通信也不正常了。全家常为等不到留在南宁的父亲的来信而焦急万分，度日如年。

到7-8月间，秦晖才从报纸上关于《七•三布告》①的报道和宁波街头的“W蛤”小报上隐约地感到：“四•二二”完了。

不久，父亲来信，催“速返邕”。

原来“四•二二”结束后，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前各单位要进行清点，尤其是“四•二二”成员，清点不到恐怕要被当成“逃亡分子”。

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一家人乘列车到达南宁站。下车后的景象令他终生难忘：满眼都是大水淹过痕迹，断垣残壁间成鱼虾遨游之所。他们摸黑出火车站，一下台阶即陷入及腰的水中。当时全城停电，交通断绝，已成河状的朝阳路两旁的大楼，寥无人迹……

第二天赶到学校，满校园除了“打倒”“枪毙”“革联”坏头头的标语之外，还有原“革联”战士写的“退出革联，反戈一击”的声明。一个伙伴告诉他，人人都得写，你也写一份吧……

秦晖没写，并非“勇敢”效忠“革联”，而是对方当时沉浸在全胜之后的亢奋之中，忙着收拾本校从“解放区”押回来的俘虏、开斗争会、成立官方红卫兵团、筹备革委会成立事宜，以及在“新生的红色政权”中分配交椅，根本顾不上对这位“老初一”学生进行清点。由于3年闹革命，大家并未正式“同窗”，除了小学时代的同学与本派的“战友”，对方一派的人往往根本不认识，素无交往，也就不像高年级学生在政治斗争中往往因昔日恩怨而纠缠而蓄意整人。

倘若秦晖不是个初一的无名小卒而是高年级学生或骨干分子，那是溜不过去的。

1969年初中毕业生，南宁还没实行“一片红”（即全部下乡），而是进厂、升学、下乡皆有。当时规定满16岁可去插队，不满者可继续读高中。秦晖因属“班”上年龄最小之列，在可上高中名单之列。秦晖却不愿升学，要求去插队。班主任杨老师颇感意外，几次要他慎重考虑，还到过秦家去征求家长意见，证实了他确已下了决心并且家长也同意之后，杨老师又劝秦晖写一份“决心书”，以便校方对此宣扬一番，同时还劝写申请加入红卫兵团——相当于入共青团。当时学校的确有几位积极要求下乡而“火线入团”的同学。

秦晖都谢绝了。理想与信仰仍在，他却不愿再当“红卫兵”。他又深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且心中有盘算：论出身，再读两年（当时高中为二年制），分配前景也不会比现在好，不如早工作，何况父母已被列入等待“下放”农村名单，如果再读书，到时也会随家转学而离开南宁。与其到那时下乡，还不如现在与多年伙伴们——他们都在下乡之列——继续在一起。

1969年9月，秦晖终于以“非红卫兵”的身份离开了“母校”——那个他并未留下学习记忆，却以血与火的洗礼铭刻一生的南宁四中，到广阔天地的农村去寻找新生活。沉重的浪漫结束了，浪漫的沉重又摆在，这位15岁少年的面前。

百色，等待秦晖的，还会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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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1970-1977：广阔农村大有作为的广西青年

清华名教授秦晖的百色岁月之二



作者：德公子 独隐龙
1

秦晖在一阵强烈的喧闹中迷糊醒来，撩开蚊帐一看，大吃一惊：楼道里满地是水，全楼呼天抢地……“你还像没事似的？塌了天了！”有人对着秦晖大喊。秦晖一下子清醒过来，从喧嚣声中了解到：昨晚狂风，百色城到处墙倒屋塌，大树被拔起，电杆折断，全城停水停电，陷入一片混乱。秦晖急忙爬起，走到街上一看：整个百色城遭到狂风洗劫，满街居民失魂落魄，解放街如刚遭战祸，一片狼藉，令人想起几年前南宁那场”W蛤”内战后的废墟。街尽头澄碧河流入右江处，大量狂风刮来的杂物——门窗、树木、浮桥构件等物，在浑浊的水中蔽江而下。


风灾前，秦晖曾登楼顶眺望清水碧波与街道平行，火红年代的解放街，被漆涂染成红彤彤的，没一点“旧社会”繁华街市的痕迹。不曾想，昨夜一场风雨，解放街骑楼多处垮塌，解放街延伸过去的百胜街（当时称胜利街），房子差一些，塌72处，死亡13人。


1922年汕头风灾画面，不亚于百色1972年“五二风灾”。


秦晖住的旅社，墙体硬朗，幸免墙塌，窗户却几乎全被刮掉，窗外刮进来的瓢泼大雨，把房客们都赶了起来，大呼小叫。秦晖睡的过道位置，不靠窗，雨水吹不进来，又连续两晚没睡好，太困了，天一凉就睡得特别死，一夜狂风暴雨都没打断他清梦！


秦晖是来百色地区人民医院看病，寄宿于此的。时维1972年，他18岁未满。在广西田林县潞城公社营盘大队平宜生产队插队务农的“社员”。那年四月间，秦晖感到保有视力的左眼，有几块黑影晃动。秦晖因先天眼疾，右眼近盲，久病成医，料断此乃“飞蚊症”，可能玻璃体内或眼底有了什么病变。


秦晖生于书香之家，下放农村，闲暇时仍手不释卷求知识，将来出路还得靠此只眼独具，人生大事，不敢大意，就请假到县医院看病，县医院又建议他转上级医院。4月末，秦晖从田林县来到百色地区人民医院医眼。百色地区医院是百色十二县最高医疗机构，仍只有五官科，没眼科。五官科看眼病的一位中年大夫草草检查了一番，就说秦晖眼底没有什么大问题，应该是玻璃体有微量渗出物，可口服碘剂以促进吸收，于是给他开了碘化钾溶液，打发出去。


秦晖口服碘化钾后，浑身难受，眼皮浮肿到几乎睁不开，还出现少量皮疹。他想起《农村医生手册》说碘剂有一定的过敏率，大夫却没给他做过敏皮试，应是碘酒过敏。他又回去找那位五官科大夫。大夫看了说：哦，我忘了还有过敏的问题。随手又给秦晖开了抗过敏的药，停用碘剂。还要求他在百色观察几天，却没有收他住院。秦晖晓得当时医院病床紧张，再则给他住院，他也住不起。当时政策，下乡知青如果是“兵团”“农垦战士”，农场医院有公费医疗，他是生产队社员，与农民一样没任何国家的医疗保障。父母又在凤山，写信要钱，远水不解近火。何况秦晖为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早就不接受父母寄钱。


穷愁潦倒的秦晖只好在百色骑楼街上一间旅店住下来。因为要省钱防备治眼，住不起房间，就住在过道里的加床上。那几天百色炎热无比，过道里连窗户都没有，闷不通风，南方多蚊，蚊帐里更是热得难受，楼道里人来人往，嘈杂纷扰，难以入睡。第一个晚上，凌晨静夜，稍稍凉快时才睡着片刻，第二天仍如此，困得不行，迷迷糊糊中，不知何时外面下了雨，凉爽起来，感觉舒适了，便沉沉睡去……


不料一场酣睡醒来，天地大变如此，秦晖沿街行走着，过往行人嚷嚷，连呼“哪里死了人”“谁家房子倒了一家人都埋在里边”“通用机械厂礼堂死人最多”。秦晖好奇，便与人群一起跑到那里，现场已封锁，全城仅有的几辆救护车都在那里抢救伤员、运出死者，不少人当场痛哭失声……

20世纪风灾蹂躏后的画风。


2

此时，秦晖已经过3年农村生产生活的锤炼。初到乡村时，革命英雄主义还未消退。1969年冬，他第一次作为民工（当时号称“民兵”）到县办工地那拉公路参与爆破施工，与zha药打交道，初识“工业2号硝铵zha药”和“工业8号纸火雷管”。工业2号硝铵zha药是用深色防水纸包成长筒状，里面的黄白色粉末有点煤油气味，类似现在的铵油zha药。使用时根据炮眼大小和作业需要，把数筒捆成一扎（也有单筒或撕开倒出半筒用的），在其中一筒撕开插入雷管和导火索，放入炮眼封实，就可以候令引爆了。


百色人在2000年前后还常拿这种炸山（石头）炸水（鱼）。


彼时农村，天广地阔，人才济济，工地不缺点炮人，秦晖眼疾，看一两百米外，都有些不辩牛马，队干部不想让他点炮。可他见工地上的知青，个个都争取亲手点个惊天动地，新鲜又刺激。小时候不太爱点鞭炮的秦晖，心也痒痒，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弥漫的空地上，革命英雄主义热血涌上来，秦晖执意要参加点炮，队干部只好答应。


那些年广阔农村知识青年的烈火青春画风。


那时农民点炮，一般都用自制火绳——用某种树的内皮纤维，晒干捶软搓成，平时用点水烟筒、火绳猎枪，这时就用它点燃zha药引线。来自五湖四海的知青，不会做火绳，要么向农民索借火绳，要么用香烟点。参与爆破的男知青大部分都能抽烟而秦晖不能，又不好意思总借农民的火绳，就买9分钱一包的“勤俭牌”之类低档卷烟来点炮。劣质卷烟，里面烟叶少而烟梗多，点燃后如果不抽吸，易熄灭。


一次，秦晖燃烟候令点炮，哨声响起，秦晖抬手一看，手中的卷烟不知何时已熄灭，风又大，划不着火柴，惊得一身汗——如果前后爆破点都起爆，就他负责的这一排成了哑炮，丢脸事小，处理哑炮是非常麻烦而危险的事。


幸好，这一次爆破点和逃生线路都安排在一条线上。按规定，前方爆破员先点火，跑过一人，此人才点火，然后跟着跑……秦晖见前面的人拿着火绳跑过来，他急中生智，跳过去截住前面的爆破员，要来火绳，迅速返身逐一点燃引线，点到最后一炮时，前面的炮已经依次响起。后面的爆破员听见炮响，不见秦晖跑过来，急得大骂：时间已经过了，他这炮还点不点？如果不点，还会影响后面的人。千钧一发之际，也不容他多想，料想秦晖已沿另一条路逃生，就迅速点炮而后撤退。等秦晖赶过来时，逃生路上方的导火索已滋滋作响，身后是不断逼近的炮声，秦晖吓得夺路狂奔，危急时刻，看到路边有节砌涵洞用的大水泥管，秦晖连忙躲进去，“轰隆轰隆……”连环炮响完之后，秦晖穿出来，发现几块石头落在涵洞附近。


此后，秦晖每次候令点炮，都频繁抽吸劣质卷烟，唯恐其灭，恶劣的味道，使秦晖一生都不抽烟！
3

从工地回去之后，秦晖参与农田耕作的方方面面，几十年过去了，他还清晰记得当初耕作之余放牛，村民能百米之外，开草丛动态判断哪头牛是谁的，他却眼疾而不能。农事之外，除了总爱看书，秦晖跟当时的田林农民，几乎没什么区别。当时农村，人多，热闹，最热闹的莫过于国家节庆时节，组织的各种文艺宣传队编排节目，秦晖也参与，到百色来演出，如果编排的节目在百色地区得好名次，还会被改编，拿专业演员来编排，再拿到首府南宁演出，不过这跟秦晖这些泥腿子知青，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1972年5月2日那天，秦晖站在通用机械厂礼堂外围观，得知受伤死掉的很多人正是跟他年龄相仿的青年，他有一股物伤其类之感。当时百色正举行全地区农村文艺汇演，百色12县文艺队汇集鹅城，那时没有什么好的接待处所，更谈不上住宾馆，这类大型活动只是安排集体临时住宿，两个县的文艺队女队员，被安排在这个通用机械厂大礼堂临时搭铺。


5月1日晚到次日凌晨，大风肆虐，半夜里门窗刮落时曾惊醒了一些姑娘，她们惊慌地奔出后，却因衣衫不整害羞又退了回来。当时没有任何人做出预警，而礼堂这种大空间，在外界高速气流下，特别容易产生帕斯卡定律描述的那种压力差，以致屋顶被整个掀掉再砸下来，几十个花季姑娘就这样死于非命。

秦晖对此感慨思考颇多，假如不是眼疾，碰到他来参与演出，那死在风灾里的废墟中的，可能就是他跟知青伙伴们。百色五二风灾——号称建国后中国大陆风速最快的一次特大灾害。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对灾情没有作任何公开报道，当地报纸上只宣传了百色人民如何人定胜天，夺取了抗灾胜利云云。秦晖还记得有篇文章的标题是：“胸有朝阳何所惧，满怀豪情战恶风”。


后来，秦晖才在改革开放后修撰的《广西通志. 气象志》上读到这么几行记载：“百色地区1972年5月2日遭受大风袭击， 百色站测得的风速超过40米/秒，这是广西解放后内陆极大风速的最高记录。”“百色5月2日晨大风灾害，死亡百余人，伤数百人。百色镇一些工厂、学校的仓库、工棚和大礼堂倒塌，压坏库存物资和车辆，房屋受不同程度破坏，电线几乎全部破坏，大树吹倒、吹断或连根拔起。田林，5月2日，局部地区大风，许多民房倒塌，电话线中断，各种作物损失较严重。”死多少人，都是什么人，没有具体统计表述出来。很多年后，秦晖成为海内外有名的学者，对这次遭遇与地方志书的记载，仍耿耿于怀——我一个外县知青，在那个狂风暴雨之夜，稀里糊涂在梦中与这场灾难不期而遇。要是那所旅店当时也塌了，我还能写下这些文字吗？


2018年9月16日，秦晖在香港遭遇超强台风“山竹”，回想起在1972年在百色遭遇五二风灾，写下《秦晖：“山竹”期间忆“五二”风灾》一文。可惜他忘记了住宿的店名。跟帖评论中有当年同村插队的“插友”黄尚璋告诉他，当年他住的叫东方红旅社。



近年立面改造前后的百色梁宗岱故居，当年的东方红旅社。百色对这个文化遗产，几十年来都没有明确的开发办法，写“诗”的文化局长，甚至对诗人梁宗岱都很陌生，看来，诗人之间也并不相通。


秦晖上网一搜，才晓得，那房子是当年百色走出去的诗人学者梁宗岱——百色走出去最著名文化人的房子。这让秦晖颇多感慨，学海生涯，秦晖住过两次名流故居，另一次是2008年旅欧时住过巴黎市蒙巴纳斯大街的罗丹故居。而梁宗岱曾留学欧洲7年，2人同为从百色走出去卓有成就的名流学者。如果说百色跟他们沾亲带故，沾了他们的文光的话，那他们确实是至今为止，百色走出去最卓有成就的学者，一个在民国，一个在当代，成为百色融入近现代文明的标志性人物。


为何这样说？


百色偏于广西西部，自古远离政治、文化中心，自唐开科甲取士至清朝雍正年间，偌大的百色竟然没有一名进士。原来在土司制下，百色不设科举考棚。雍正十年（1732年）“改土归流”后，才开始设考棚，此后直到1905年清朝取消科举制度，前后100多年才出7名进士（文化昌盛的江苏武进与江西吉安，一个县仅明清两朝就出1000多名进士，自我感觉良好的百色，一跟外面对比，总是很受伤）。进入民国，百色商人之子梁宗岱以三无人员（无学历证、无论文、无科研成果）之身份跻身国内法语教学、翻译界的一代宗师，这是百色仅次于7名前朝进士的第8名进入主流话语圈的杰出人才。（详情请点阅《千年百色最聪才子仕宦评析》）而本文叙述主角秦晖，无疑是当之无愧第9位百色走出去的杰出人才。


这4些都是后话。当时，秦晖还只是一个百色田林公社社员——准农民，顾不得这些，闲暇读书也是求知爱好与打发时间，并没有为成为历史学家或什么明确的功利目的而读。
4

当时知情下乡很多，成份也复杂，大多数人只是因为有知识又年青（轻），就“上山下乡”了，成分出身不同，去的地方也不一样，有背景的“镀金客”，指定安排下某乡村一两年，炒作大红大紫，捞足政治资本而去；有的则苦干硬干干出成绩成就，名传一时；多数人是默默无闻的。


秦晖观察发现：知青下乡，不少人受迫害后的反应不是产生叛逆情绪，甚至也不是消极无奈，而是越是受迫害越要表现自己对“革命”的忠诚：你说我是反革命？我就要干给你看看，到底谁才是最革命的！当时云南一些受迫害的知青越境参加缅甸共产党军队为“世界革命”流血牺牲就是典型的例子。


广西田林不靠缅甸，无法走这条路，越受迫害越积极表现的现象同样存在。最典型的是南宁知青陈念昆下放田林央务崛起——成为广西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末期广西头号人物的事迹。陈念昆跟秦晖一样，“W蛤”时属广西“四二二”，年长秦晖几岁，“战斗中”被俘虏，从俘虏营被发配到穷乡僻壤的田林，受尽歧视，陈念昆硬是咬牙打拼，誓要在那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村干出一番事业，给迫害他的那帮人看看：谁最革命。


陈念昆插队头5年，一直受歧视，苦干硬干搞 “科学种田”，在当地已有名气，1973年还因为得罪某个地头蛇在公社被批斗。1972年12月20日，福建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老师李庆霖(1936-2004)写信给M主席，反映儿子李良模（时在莆田县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户务农）"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等问题。1973年4月26日，得到M主席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这成为成为中央高层调整知识青年政策、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厉整肃的一个契机。响应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布M主席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的上山下乡的广大知识青年，乡村待遇得到一定改善。


1957年，李庆霖被打成“右派”，从县中学校长跌落到小学教员身份，1972年以一封被称为“告御状”的信，引出这份中央文件，用今天的话说，李老师一封信推动了中央重大决策调整，自然声名鹊起，身份地位如芝麻开门节节高，卑微的人陡然间掌大权，那个环境里，自然嚣张跋扈……“W蛤”一结束，树倒猢狲散，李庆霖被打成“四人帮”的“小爬虫”，深陷牢狱之灾，直到1994年才出狱，一身病，没收入，后县领导批给他每月200元，后来时任福建省长xi jin ping过问，增到每月500元，2004年，贫病交加中过世。李庆霖的遭遇，淋漓尽致地诠释着颠倒动乱岁月绝大多数人难以自主的悲剧命运。


李庆霖给M主席写信实践影响所及，田林县把那些原来一个两个分散插队在深山的知青重新集中设点，陈念昆转到央务知青点，成为第一批来到这穷山村的南宁知青。央务知青点自1969年来一直是田林县上山下乡的“老先进”，本地知青则有好几轮“标兵”都以“虚心接受再教育”成名后就远走高飞，小山村依然穷得要死，年年吃“返销粮”。秦晖也从平塘公社官坝大队转到潞城公社平宜大队知青点。平宜与央务相距不远，秦晖、陈念昆依依相望，却不相识。



大有作为的央务知青。

陈念昆等南宁知情到央务后，发现生产队长、指导员和会计等几位原先一直被认为对知青“再教育”有方的“贫下中农带头人”，竟是结伙贪污的地头蛇，淫威下的村民们都敢怒不敢言。这些见过世面、经过斗争洗礼的南宁知青，抓住证据一举把地头蛇一伙拿下，村民拍手称快，把队长、指导员、会计、保管、出纳、民兵队长等一整套“班子”都选成以陈念昆为首的几位知青。


接着，陈念昆继续靠科学种田，使央务小山村一年就初步变了样，名声渐渐传开，远近都传说这几个小伙子是能人。外界却知道得不多。原来，他们在央务搞“政变”，打倒了把“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典型，这虽然是革命行为，可“革命者”却都有“反革命”前科！央务的“反常”，一度让大队、公社与县知青办的人很紧张。另外，地头蛇之所有成地头蛇，上面有人罩着，自己也擅于钻营。不久，大队党支部写信向公社党委与县知青办告状，说陈念昆他们“打击贫下中农”“对抗上级政策方针”，要求查办。


地头蛇问题证据确凿，群众众口一词，陈念昆他们“政变”后又搞得不错，县里也只能默认“央务变局”事实，却不知如何解释，造成央务虽好，依旧黯淡无光。

5

1974年秋，南宁市知青慰问团到田林，听说央务知青传闻，想去看看，县里担心，推脱说这些“有问题的人”，不去看也罢。慰问团坚持要去，结果翻山越岭，进入央务地界，庄稼长势与众不同。当令慰问团惊讶的是，央务村周边竟然有拖拉机工作轨迹。原来，陈念昆带领南宁知青们，把手扶拖拉机拆卸后，搬运进村，再组装，在村内修村境机耕路网，把村容搞得整洁，墙上贴有雄心勃勃的《央务七年计划》，还开辟城市才有的“样板橱窗”供“上面来人”参观。


慰问团在崇山峻岭中看到几个青年把一个穷困落后的小山村建设成欣欣向荣的世外桃源，而他们竟然不知道。欣喜之余，与陈念昆交谈时，陈坦言坎坷经历，诉说弟兄们革命中被打入另册，成了“四无”（无招工、招生、参军、提干前途）青年，窝在这深山里，做一辈子农民，也要为自己争一口气，不能受穷，遂横下心苦干硬干，奋斗出成果，让南宁那些整他们的人看看，他们是革命的，到哪里日子过得不比他们差！


陈念昆（前排左一）、阮兆江（前排左二）、大队支书与部分央务知青。


慰问团长深受震动，回来就向自治区知青办作了汇报。自治区知青办常务副主任阮兆江（1930年生，广东中山人，后以副厅级巡视员离休，2015年5月29日9时50分在南宁辞世）是1945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开明而能为知青着想。阮兆江听说后，于这年冬，亲自带队到央务调研，深为陈念昆他们经历与事迹打动。阮兆江感动之余，亲自动笔写“典型材料”，把他们定位为“接受再教育”后提高了觉悟的知青，在贫下中农支持下揭露了腐败分子，一举夺回被篡夺的权力，并大搞科学种田，艰苦奋斗建设大寨式新农村的事迹，是知识青年在农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成长的典型。从此，央务大变样，央务知青组声名鹊起。
阮兆江当时做法，需要很大气魄与政治担当的，那可是1974年呀。几十年后，秦晖给陈念昆做口述传记文，才弄清这些来龙去脉。
陈念昆父亲是国军军官，这样的出身，注定成为四二二成员，经过1968年“血腥之夏”洗礼，当时乡村也被鼓动清查、打击四二二成员，陈念昆深恐下乡后遭遇厄运，到扶绥乡村看望先去的同学，探探情况，好做插队打算，刚到扶绥就被抓捕，挨一番毒打后，又带着“黑档案”被流放到更偏远的田林乡村。


在田林初期绝望的年月里，陈念昆忍辱负重，在1972年1月6日的日记里，他写下一首《满江红》：近因归期迫近，心情更为烦躁紊乱，并不是恋留邕滨繁华美景，亦非各挚友亲朋之挽留，而是“难料以后又临福与祸…”，于感填一词以抒情怀。
归期急急，备起程，复上心切。
涌心头，烦緾意乱，晕眩跌跌。
四载秋水摧客老，回归梦醒追岁月。
消息渺茫茫，痛悲绝。
举红旗，迎风雪。破浊浪，青春血。
念平生所爱，天楚水粤。
不酬壮志不还乡，血汗浇开寒梅结。
准备好，攀悬崖绝壁，浩歌烈。


面对陈念昆词中一面“烦緾意乱”，对前途充满“渺茫茫，痛悲绝”的苦闷，一面还要“举红旗”“破浊浪”“平生所爱，天楚水粤，不酬壮志不还乡”。秦晖想到自己，在同一时期，也写过一首《沁园春》：
光阴一去难留，存耿耿雄心叹未酬。
但北顾天山，逆斡为患，东望闽海，台澎待收。
千仞之阁，起于垒土，大业当从小事谋。
须发奋，耕耘倍勤恳，修补地球。



6

秦晖当时也是田林县“先进”知青，满怀理想（除了理想与自甘堕落，他们也没有别的想头了），努力而“超越”地活着。以说读书为例，从《解析几何》到鲁迅杂文，从《电工学基础》到《1871年公社史》，从《山垅冷烂田的改良利用》到《韩非子集释》，从《华南经济地理》到《苏联的社会化农业》，从张道真的英语语法到王力的古代汉语、从县里各部门的规划册子到文化馆油印的《北路壮剧曲谱》，凡是能到手的书，他都看着很解渴。有时礼拜天，秦晖还跟同住的2名知青，走老远路到潞城公社赶集，到了集市，一头扎进公社办公室翻看《参考消息》和各种部门简报，直到快散集了，才去买些剩余货，再走回坝官村（生产大队）。三个男知青“赶集看报纸”，成为平塘公社知青中流传的趣闻。


理想主义弥漫的乡村，各种积极响应口号的积极行为很多。田林县有个知青发誓一辈子“扎根农村”，非常高调。他的老工人父亲临退休来信，希望他按政策回城“顶替”。这位老兄收到信后，弄到报纸上，公之于众并大张挞伐，高调批判父亲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他，破坏“扎根农村”。老父亲几乎被气死——我也是老党员，这么些年我也没反对你在农村进步，临退休了告诉你有这么个回城工作的机会，你回来团聚家里当然高兴，你不回来我们也不会强求，至于这么在报纸上公开给亲爹扣帽子？用损爹、骂爹落后来显示你先进吗？


当时，秦晖他们对此人的做法，多不以为然。


1975年以后，央务知青小组作为广西知青的一面旗帜、央务生产队作为广西“学大寨”的先进典型，越来越红，大红大紫，改变了很多央务知青的命运，灵魂人物——知青小组长、生产队长陈念昆却一直边缘化：第一批入党的，不是他；被调自治区知青办任职的，没有他；在当地当了公社党委书记的，也没有他；甚至央务出名后慕名上山的新知青中几位骨干都入党了，还是没有他；央务走红时被推荐的“工农兵学员”，依旧没有他；关于央务知情群体宣传报道的照片中，他要么缺席，要么出现在一个不起眼位置……”W蛤”结束后恢复高考，陈念昆无论推荐还是考试都有优势，最终也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1976年后，陈念昆才开始走向镜头主角位置。


这一切的根源是，陈念昆的出身与身上背着的“反革命”前科“黑档案”，当时四二二尚未平反。为了顺利树立央务知情典型，阮兆江已顶住很大压力，他的办法是先树“先进集体”，让家庭成分好的弟兄先出头，等到央务这面大旗立稳了，再推出真正的带头人陈念昆。1977年前后，陈念昆终于名正言顺成为央务知青宣传报道的男一号，此时上山下乡运动快走到尽头了。恢复高考风声传来，“先进集体”也军心大乱，成员们纷纷回城复习备考。在央务调研的阮兆江私下向陈念昆透露：中央政策已变。劝他通过高考“自然”回城，并承诺为他争取特殊通道，“只要不交白卷”就能录取。


陈念昆却表示，要对央务知青弟兄们负责到底，即使都离去，他也要走在最后，今年绝不会报考。这种带头大哥担当，最终让他失去上大学的机会，等到他最后一个回城，想要报考时，门槛已变，知青办也已撤销，鲤鱼跳龙门的机会彻底失去，这位头号知情，最终过上了默默无闻的后半生。

7

秦晖呢？这位独具只眼、年纪最小的知青，从15岁到24岁——人生中最宝贵的黄金时代，都在田林的“早稻田大学”度过，价值观、思想、知识结构、社会关怀与人生体验都与这几年的生活有关，这是在教室课堂里不可能获得的“宝贵经验”。


如果人生可以再次选择，他也不愿意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取“宝贵经验”。恢复高考的通知一下来，秦晖就紧紧抓住时间、机会复习，很少出工。县干部见央务知青革命立场不稳，想把秦晖树立为新典型。当时一些领导为宣传需要总是“鼓励”秦晖扎根，一位干部私下说：我们过去树央务为标兵，现在看来还是你经得起考验！要再拔高，拔高，秦晖递交多年的入党申请很快被批准，数月复习考研没怎么出工，还成了““W蛤””后首届“县劳模”。


秦晖之所以“坚持”，在于无奈，多少次招工，他都因眼疾体检不过关，无法进城就业；父母当时也被流放在边远穷县凤山，条件不比田林好，秦晖实际上已经无家可归，毫无退路。尽管之前因搞乡土文艺小有名气，秦晖出了不少风头，还跟县文化馆关系不错，可以从他们那里取得不少书籍，正因此，他才在知青点复习。无奈难与人说，地方却还给他戴高帽，也是件荒唐荒诞事。


戴高帽，一点不人道。愿我中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



阮主任看了秦晖克服“残疾”坚持在农村的“先进材料”，不打官腔，不唱高调，对他说：你的身体条件不适合在农村长留，还是设法找工作，不然年龄大了就不好办了。得知他暂时无路可退，还交待县知青办，并跟县文化局招呼，要尽量安排秦晖在县里工作。当时知青运动已是强弩之末，就算考研不成功，秦晖仍要离开田林的。


——”W蛤”10年，2000多万知青的上山下乡大潮，以“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宣告结束。一群无法把握自己命运，不知未来何方的青年，为摆脱这种煎熬，奋斗，表现，无奈，挣扎，可歌可泣的，堪称一代青年的史诗，它体现了人的意志力，一种与命运抗争、向往有意义的人生、为生命的价值而奋斗的意志力。


——苦难中的奋斗是可贵的，与苦难抗争的过程是具有审美价值的。苦难本身不是美的，我们无需给苦难涂上玫瑰色的油彩来粉饰它，更不能去歌颂那种制造苦难的机制。


这是后来秦晖对““W蛤””知青的反思。1978年，秦晖终于可以飞出百色了。


下一期，让我们来看看：他怎么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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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Gowest 发表于 2023-5-6 00:15
1970-1977：广阔农村大有作为的广西青年

清华名教授秦晖的百色岁月之二

1978:广西10万种春天的百色风，坐拖拉机出发，读大学
清华名教授秦晖的百色岁月之三



作者：德公子 独隐龙
1


“突突突……”秦晖坐着平宜生产队最先进的生产力——手扶拖拉机上路了，先到潞城公社，换班车到县城，再转去南宁。


手扶拖拉机引进中国乡村，本欲替代畜力，把社会主义农业推向现代机械化的。可这种195型单缸柴油机配皮带传动的铁家伙，在桂西北农村，动力不足以在粘重土壤中拉动两铧犁。得卸掉一铧，单铧作业还不如一头耕牛灵活（小块地多）。关键是，牛吃草，铁家伙喝油还得维修，死了还不能当肉吃，牛还能拉屎积肥呢？


在“两台机器不如一匹牲口”戏谑声中，各个公社很少用拖拉机犁地，反而充满实用智慧地挂上小拖车，跑运输，人货混载成为常态。在百色“三林”地区，1990年代，手扶拖拉机仍奔腾在希望的乡村公路上，与马车并驾先驱，“牛拉犁，拖拉机赶集”，小挂车上坐满了人，成为乡村一道景观。


手扶拖挂没有方向盘和导向轮，只有两个驱动轮，转弯时需要放开一侧离合器才能扳动扶手，使整台机器转向，转向后要及时合上离合器恢复正常行驶，更令人头大的是下坡转向还须反向操作（即松开另一侧离合器），否则就可能冲向相反方向造成危险。


秦晖在田林“读”九年一贯制“早稻田大学”，学过修理农机，曾驾手扶拖拉机下田试，从不敢上路。这次，他坐着拖拉机，突突突，是要去读真正的大学了。


“W蛤”后恢复高考，1977年10月才定下高考规则，12月就考试，次年1-2月进校，可谓急不可耐。高考规则确定之时，高层决定恢复研究生招生，并从最初只想让中国科学院招，“解放思想”扩大到经批准的一大批高校，报考资格更扩大到没有读过大学的“同等学力”者，通知发出，已是1978年1月10日。


1977年，D小平主持的工作会议做出了恢复高考的决定。


当时，秦晖已参加1977年12月的”W蛤”后首届高考，田林县文科总分第二名，数学最高，语文一般，填志愿太高，体检时眼疾“硬伤”，未如愿。因此，研究生考试通知一下来，秦晖很快报名。2月间本科有一次补录，秦晖也放弃了，专心筹备考研。


广西田林县潞城公社营盘大队平宜生产队挣工分“苦大仇深的老贫农”秦晖，实际学历仅小学，高考都没摘得好果子，却放弃补录去考研究生，引起周遭些许震动。


当时秦晖在县文化局搞乡土文艺，方便查全国招生导师目录，选华东师大研究国际关系史问题的某学者并寄篇“习作”——写1973年石油危机和美元危机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论“金元帝国的崩溃”的流行左派观点文，论美帝美元快完蛋了，今天看都是“愤青”作品。没收到学者回信，只得了华东师大准考证。


报考资格放得很宽，录取名额却非常少，在严格录取的前提下为“自学成才”者打开了一扇参与公平竞争之门。


另一位是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俪生，秦晖的父亲秦慰俭1949年前在大学读历史系，兴趣颇深，家订藏赵俪生1950年代初在山东大学参与创办的《文史哲》杂志，一期不漏，还有几部战争史和史学理论专著，秦晖都读过，故在导师目录中看到“赵俪生”，不禁大喜。温故之余，斗胆致信请教，表达投师之意，并寄去一些对关于农民战争和土地制度史相关问题妄加议论的“习作”（严格说是读书笔记），投石问路。赵回信热情洋溢嘉许他的自学精神，鼓励他认真备考，还寄来一包参考书。秦晖大喜过望，不久又去信表达眼疾体检之虑。赵先生回信：只要你初试、复试都表现突出，体检问题我会尽力争取解决。


“我本非良骥，愧对伯乐期；驽马自加鞭，不负恩师意。”如此感念，秦晖果然以“同等学力者”身份一举考中兰州大学历史系。


手扶拖拉机继续 “突突突”抵达潞城公社，秦晖与一群老乡下车，换乘班车经县城转去南宁，再转火车经郑州去兰州，参加研究生复试。


从田林县城到南宁的车上。秦晖遇到另一位复试者——“W蛤”前清华大学水利系的老牌学生。此老兄乃湖北宜昌人，“W蛤”中与夫人一起被发配田林，成为田林县仅有的清华毕业生。不过，那个年代，清华毕业也不香，还很臭，不然也不会流放到这山沟里，成为田林水电技术员。粉碎“四人帮”后，提拔知识分子，他也开始时来运转变香，刚提拔为县水电局副局长。


香臭由人，实力却属自己，清华水利系毕业，到田林，绝对人才。那些年全县各个水电工地都是他在现场负责技术工作。秦晖作为被征调民兵，在多个工地上见过他，因搞乡土文艺有点名堂，秦晖也部分脱离了泥腿子，在工地当会计、报道员，成了“临时白领”。秦晖对水电感兴趣，还曾亲手安装过生产队里第一座“小水电”。在指挥部工棚开会时，秦晖曾翻过他带到工地的《水力学》《泥沙学》等书，佩服得不行，知道他是个专家。可惜文理分科，地位也不同，秦晖认识他，他不认识秦晖。　

这次有机会同车去南宁，秦晖靠近清华老牌毕业生，向他请教许多问题。
一路上，他们畅谈水电，从小马达（小型异步电动机）用于发电的利弊，到我国和世界上的一些大工程和规划。尤其对于三峡，那时葛洲坝正重新上马，他们谈到葛洲坝工程对未来三峡的影响，谈到茅坪、三斗坪、南津关、美人沱等三峡候选坝址的种种故事。


秦晖的知识储备与谈吐，让老清华很惊讶，说在田林交谈的人大都连三峡与三门峡都分不清，没想到还能和一个人聊起三斗坪和美人沱，可惜过去不认识。


在漫长“革命”与流放岁月里，秦晖“自学”系“爱智慧求真理”型的，当时全国高考久停，也没“应试”机会，没有目标导向激励机制，更不会想到今后端学术“饭碗”。求知欲之单纯，离不开农村应用之学，秦晖涉猎农技、水电、林业之书，不过农村技术“职位”也是计划体制下按“关系”分配的“稀缺资源”，秦晖不可能以此“谋生”。他读书满足精神饥渴，为求知而求知，自认“社会人”， 什么都能吹一点。


老清华又感慨说，他当初报考清华水利系，就是怀着“三峡梦”，想为“高峡平湖”干一番事业，没想到“W蛤”使他到田林，把青春耗在了几十上百个“小水电”上。这次他回母校清华复试，愿能再展宏图，以偿夙愿。（后来他复试未能如愿，回不了清华，调到南宁担任广西水电学校校长，对广西的水电事业颇多贡献。）
到南宁后，两人各分西北——秦晖赴西北，老牌清华奔北京。

2

秦晖过南宁而不入家门。坐火车抵达郑州火车站，准备换车由陇海线去兰州，意外得知大雨导致陇海线“宝（鸡）天（水）段”塌方，“宝天段”由于陇山、宝鸡峡一带地质复杂，几乎年年雨季都要塌方。那年的塌方特别严重，宝天段中断达一个多月之久。郑州车站公告说铁路一时无法修好，只能选择到西安或者宝鸡再寻找别的交通工具。秦晖闻讯着急，生怕错过复试日期。　　


权衡片刻，秦晖决心先到西安，省会城市可选择机会当优于宝鸡，兴许还可逛逛古都。


到西安车站，已是出发第5天。当时西安到兰州汽车要走2天，当天汽车赶不上了，明天走后天晚上才能到，而后天是复试日。秦晖急坏了，也没心思游什么古都了，买了到兰州的汽车票，到车站附近寻找廉价旅馆入住，上街发电报给学校告知可能迟到原因。　　


上街没走多远，看见民航局在车站附近设点卖机票，过去一看，飞兰州的机票28元，比汽车票贵，比田林生产队劳动一年的现金分配还多。


秦晖身上本没多少钱，拿到复试通知书后，他振奋之余，冒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路费何来？


那时农村人民公社，富裕的生产队，一个强劳力一年的现金分配也不过几十元。秦晖所在平宜生产队，一年到头分不到多少现金，知青们回一趟南宁，得家庭接济。这次秦晖要奔天西北——兰州，比北京、上hai还远。本来，得知秦晖拿到复试通知书，一家人都高兴坏了，支持他去复试，经济上毫无问题，母亲还坚持要一路陪他去。


问题就在，秦晖自下乡那天起，立志不向家里伸手要钱，要自己养活自己，9年来一直不让家里寄钱。有两次在队里分红后还寄了点钱回家，象征性地表示自己已经成人，能够“挣钱养家”了。公社邮递员从来只邮递知青家长寄来的汇款单，没有见过知青汇钱给家里的，大惊小怪之余弄得很多人都知道“坝官村几个男生要给家里汇钱”的新闻。
九年不向家里要钱已经成为习惯，这次他也不想为复试而破例。


多年后，秦晖想想这其实很虚伪，不让寄钱，家里就常寄东西，何况，寄物比寄钱麻烦，成本花费更多。秦晖当生产队义务卫生员时不断收到家人寄各种药品，后来妻子金雁挖苦他说：“慷爹妈的慨讨好乡亲们，无非要表现你很积极”。秦晖既自断家济，只好有困难找组织，县知青办没法解决，建议他找教育局。全县20几人考研，只2人获复试资格，消息早已传开。　　


教育局的人说：即使我们去复试，单位也不出钱，何况你还没有“单位”？


秦晖：正因为你们有工资，能够负担得起，我们这些挣工分的怎么办，不正需要你们考虑吗？
县教育局经过“研究”，也不知道从哪笔经费中以“困难补助”的名义批给秦晖150元，有了这笔“巨款”，路费问题才解决。


秦晖一路上，身上大概有200多元钱，省吃俭用不敢乱花，路上要用钱地方还多，指不定有意外开支呢。因此，一张机票28元，也挺肉痛。


得知傍晚还有一班飞机，当晚直达兰州。秦晖如抓到救命稻草，赶紧买机票，到兰州再说。一问，买飞机票要县级以上证明，卖票的看着寒酸相的秦晖说：你有证明吗？


又是证明，秦晖想起当年跟黄志先经过册亨想去遵义“朝圣”，因黄志先遗失证明被收容遣返的经历，知道在中国“盲流”的危险，出门前他到公社开了证明，可是没想到要坐飞机与买机票要县级以上证明？见秦晖掏出公社证明，卖票的不屑地一瞥说：不行，这种证明不能买机票。


情急之下，秦晖想到复试通知书，拿出来说：“兰州大学通知我去复试，这国家重点大学应该不止县级吧？”（兰州大学是部属重点大学，是付部级高校）这举动，炸开了现场。当时高考刚恢复，“黄埔一期”的大学生都被视为天之骄子，研究生稀有如今日之大熊猫。不少乘客听罢，都凑过来看：研究生复试通知书长啥样？卖票人也肃然起敬，二话不说，让秦晖买票，还热情解释到哪里去等民航班车、如何上飞机等。


秦晖悬着的心，终于复位，一看时间不多，赶紧跑去退汽车票，旅馆先付钱才能入住的，一入住不能退钱。管不了了，秦晖拿上行囊，去赶民航班车。


同航班的人都走了。只剩秦晖一人留在深夜空旷的站前广场上

当时西安机场在如今闹市西稍门，免费民航班车走一会到。进机场登记，换登机牌、过安检等手续，登机桥、摆渡车等设施，一概没有，除了购票需要县级以上证明，跟火车差不多。贵人可坐小车到飞机前，一般乘客步行出候机室走到停机坪，然后，每个人都得爬舷梯登机。


坐在位子上，秦晖想着自己一介桂西北小村落的“农民”，坐手扶拖拉机出门，5天后坐飞机参加研究生复试，应该举国仅此一人。距离县城200里的平塘公社农妇，有的一辈子连田林县城都没有到过呢。


古人云：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对于秦晖，真可谓：山中已九年，世上方一日；长征须百劫，鹏程起双翅。众山可俯览，星空需仰视。不负践土心，还蓄凌云志……


秦晖坐的是苏制伊尔18——1960年代从苏联引进，初为国家领导人专机，1978年在国内仍属先进。1972年，尼克松访华，《参考消息》曾刊登美国随行者报道：“喷气机时代还没来到中国”。到1978年，全国也只有10架左右喷气式客机，领袖专机而外就是几条乘客稀少的国际航线，国内民航仍是这种螺旋桨飞机的天下。当时，发达国家早已普及喷气式客机，中国民航整体落后于印度，甚至不如菲律宾、印尼。飞机平稳起飞后，毫无传说可怕的晕机感，只是螺旋桨噪声好大，不能与人聊天。不久天黑，两个多小时后降落兰州中川机场，秦晖第一次空中旅行，安全着陆了。
3

兰州机场在中川，是全国民航机场中除拉萨机场外距离市中心最远的一个。后来，我国经济实力增强，加上圈地方便，机场越建越大，距离市区越远，全国大型机场与市区距离平均已是世界第一。当时，大多数城市机场都像西安西稍门机场那样靠近市区，中川机场远离市中心80多公里，是很罕见的远。


当时的机场公路并非沿着今天从主城区过黄河直接北上中川的高速公路，大部分利用普通的兰新公路，从市区西行在黄河南岸穿过几个卫星城，到河口再过黄河转向北行去中川。距离长，路况还不好，坐民航班车前往市区也走了两个多小时，几乎与飞行时间相等。


车开出机场后，很长一段路，无城镇，少村庄，夜里一片漆黑。车过河口黄河大桥后，眼前一亮，眼前是著名的西固石化工业区——兰炼、兰化两大公司的众多高塔，灯火璀璨，彻夜通明。首次看到这一大工业景观，秦晖很是激动，心情堪比埋没深山9年考上研究生。


受时代教育风潮影响，那时人们都非常向往工业化，所谓“烟囱林立，马达轰鸣，钢花飞溅，铁水奔流”。今天“后现代”的西方人听起来就头大的状况，当时被中国描述为绝世美景，诗意十足，能当工业区工人，更是无数农村知青憧憬的职业梦想。


同车一位兰化的干部却说：“这里污染很厉害，而且很奇怪这么一片重污染的石化工业区却建在城市的上风上水处，导致西固黄河下游20多公里的兰州中心城区环境很差，不知当初的规划是怎么搞的。”


说话间，班车进入市区，最后在2红山根下的兰州火车站到达终点。这时已经是深夜两点，同航班的大部分乘客，都是有身份的人物，有车来接走了。只剩秦晖一人，留在空旷的站前广场上，面对夜黑！


初次坐飞机的新鲜和激动，顿时被寂寞与寒冷所代替。那时秦晖还不像现在，到陌生地方还能随口给当地人谈历史地理，他不知道兰州大学离他站着的广场不过两站公交车距离。不过话说回来，即便知道，半夜三更到人地生疏的学校，他又能找谁？


兰州火车站的简陋，出乎意料，作为西北最大的铁路枢纽，陇海、兰新、兰青、包兰4条铁路的交汇处，客运站却只是一排平房，还不如南宁火车站。深夜的候车室，大门紧锁，站前广场边缘，黄土披露……　　


西北高原上的兰州，昼夜温差大，7月深夜——冷。不知何处有旅馆，找固然不难，摸摸口袋，已没有出门时那么硬硬的还在。坐飞机已是超支预算，不敢“乱花钱”睡旅馆到天亮。


秦晖在站前广场转转，发现不少人睡广场硬地板上，不知是旅客还是流浪汉。秦晖照样找片水泥地就地一卧，枕着旅行袋露宿广场。看着苍茫浩瀚的满眼星空，想着刚刚与“上等人”一起坐飞机、机场班车，转眼又与“下等人”一起露宿街边，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兰州大学老校门。

困顿，模糊入睡，第二天一早爬起来，一问，兰州大学就在眼前不远处，便蓬头垢面直奔而去……到了兰大，人们还未上班。在历史系门前，秦晖遇到一个大学生，问研究生复试在哪里报到。那同学打量了秦晖一下，说：你是广西来的吧？秦晖：你怎么知道？那人一笑，说：赵俪生先生在上课时提到了你，说他这次当了伯乐，发现了一个自学成才的“小广西”；这样吧，历史系还没上班，我先带你去见赵先生。


1978年，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尤其是全国对“右派”的大规模“平反”还没进行。赵俪生教授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与土地制度史学科的开拓者，作为兰州大学文科公认的头号名教授，刚摆脱20年“右派”厄运，一家虽未搬出蒙难时期住的土坯平房，学术声望已恢复，成为兰大历史系两个“黄埔一期”研究生导师之一；住所比另一位“黄埔一期”导师李天祜（注意，他的研究生有个女生叫金雁）的差很多。　

那位同学引秦晖进入一间毛坯平房，屋子里堆满了书，一位仪态雍容、气质儒雅的瘦高汉子，迎上来，正是赵俪生教授。


青年与晚年的赵俪生，一代英才被岁月与人祸折腾得半生流离，晚年还能发光发热几年，已比更多同时代学人幸运许多，却仍属悲剧。


赵俪生1917年生于山东丘安一个声名藉甚的书香之家，伯父清朝进士，父亲也是清秀才，哥俩擅填词、书法。赵俪生如“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自幼颖慧，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不久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民族解放先锋队”，又到太原受训抗战，到延安，后因病脱离部队从事教学工作，建国后生性耿介得罪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只好“辞职”走人。


1950年代郭沫若与书法家妻子于立群一家老小，跟周恩来、邓颖超一起畅游颐和园。邓颖超是广西南宁人，于立群系西林那劳一门三总督后裔。郭老说来也是百色女婿，可惜郭老一生随波逐流而急赶浪头，新文化运动时作出《女神》成为中国新诗开创性神作，北伐战争时也能投笔从戎骑高头大马戎装神气，抗战文学，研究历史，也能切入主流痛痒，堪称聪明绝顶才气过人能洞察时代机关转动，但为人胆小，无骨气，建国后历次运动整了好多正直的学人君子，最终害人害己，他推波助澜的浪头最后把亲儿子也卷死了，唉，争议很大一个人物，没来过百色拜年，对百色也没啥贡献。幸亏赵俪生达人知命见机而退，不然危矣。


1957年又从山东大学“支援”兰州大学，次年被打成“右派”。秦晖见到他时，赵先生正在处在否极泰来的命运转折点上，心情舒畅，兴致极高，谈兴也浓，拉着秦晖纵谈，请他留下吃早饭。师母高昭一和他们两位77级考进兰大的子女（历史系的赵缊和外语系的赵结，两人如今都是有成就的史学家）也在座。秦晖一路奔波劳碌，一入赵家这生机腾腾的环境，一扫疲惫，自称“南蛮”北上投师，赵先生听了哈哈大笑。


上世纪50年代，赵先生一家在兰大的全家福。

餐叙末了，赵俪生拿出三本珍藏多年的旧书送给秦晖，两本是1950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印的《中国历代食货志汇编》第一、二辑，有编者陈连庆先生赠赵先生的题款，另一本是东北新华书店1950年出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手稿的一节），有译者日知先生（即著名世界上古史专家林志纯教授）赠赵先生的题款。三本书，版本和赠书题款都很珍贵，书的内容本身对秦晖后来治学影响很大。到如今，秦晖年纪也如赵俪生当年，对初见赵先生场景，仍历历在目。


第二天，复试，有了导师的青睐与接风洗尘，秦晖信心倍增，复试过程轻松对答，感觉良好，自认录取当无大问题，唯一担心的是体检时只眼“独”具惹麻烦，不知赵先生能否罩得住？顾不得这些了，复试结束，囊中少金，大城不易居，秦晖就辞别兰州，返程。　　


铁路“宝天段”仍持续中断，又下了几场雨，西边的天水-甘谷段也中断了。从宝鸡过天水直到甘谷，那么长的路段谁也不知道何时才能恢复通车。秦晖来时坐飞机，是赶时间复试迫不得已，回去可奢侈不起。
如走西兰公路，费时，辛苦，更贵。细思量，秦晖与从“关东”（潼关以东）来的复试生霍俊江商量，决定从陇海线坐火车到甘谷，再换汽车绕过水毁路段到宝鸡，坐火车经陇海线东行。

4

没想到，路上又出了意外！


当天下午，火车到甘谷，出了尘土飞扬的甘谷站，站前不少临时接水毁铁路两头的“摆渡”班车。那时，宝天段铁路附近没有并行公路，由天水到宝鸡需在南北两线中择一绕行，北线绕到陇山以北，经张家川、陇县到宝鸡；南线经长江流域的徽县、凤县，先南后北两次翻过秦岭主脉到宝鸡，更远。起初，秦、霍2人以为摆渡车当然走近路，见车就上，车开后才得知这车是走南线的。


南线公路较好，沿途路经陈仓古道，必有可观，2人也就释然。从甘谷到天水，当时的公路是走塬脊，铁路则走渭河谷，无怪乎铁路水毁而公路无损。不过这一带的黄土塬梁侵蚀严重，沟壑纵横，没什么平坦塬面，公路依山势七折八拐，路线比铁路长的多。


入夜后，车从天水北山脊上下来，俯视河谷里一片灯火，即天水市区。那时的山区公路客运都不能夜行，便在天水住一宿。　　


次日一早，放车南行，翻过麦积山附近的秦岭余脉到达娘娘坝，进入了长江流域。黄土塬谷逐渐变成青山绿水，景色相当宜人，道路却愈加险峻。白天连续经过徽县、两当两个县城，夕阳西照时，进入了嘉陵江上游峡谷，与宝成铁路交错并行，溯江北上，再翻过秦岭就可以到宝鸡了。这里地势更险，沿途多处有关塞废墟，嘉陵江峭壁上不时可以看到古栈道遗迹，“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六出祁山”“铁马秋风大散关”等故事都发生在这一带。


秦晖此行确实大饱眼福，遗憾当时没照相机留影。后来，秦晖曾多次由宝成铁路经过这一带，车行隧道中，再见不到如此景观了，何况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江山旧貌换“新”颜，为开发旅游而对古迹 “修旧如新”，已无当年神韵矣。
正当庆幸沿途能见到如此景致，不虚此行时。“轰隆”一声，反应过来，满车旅客已七歪八倒，一片惊叫。原来，车过双石铺一处急弯，司机打方向盘过猛，翻车了。大家惊魂甫定，下得车来，只见汽车两轮陷在沟里，两轮悬在空中，虽没四轮朝天人无死伤，车是没法再走了。乐极生悲，好在翻向靠山一边，若翻到峡谷一边，秦晖生死难料矣。


那时没有“移动通信”，不能就地求援，只能等过往车辆前去城里报信。偏偏几辆货车驶过都未停车，班车司机骂他们见难不救，乘客责怪司机开车莽撞，陷大家于前不巴村后不着店之地，进退不得……一个多小时仍无转机，眼见天色已晚，秦晖不由得烦躁起来，在公路上走来走去。绕过一个弯子时，看见一处岔路口，路牌上写着到太白若干公里。秦晖根据平日看地图习惯的印象，得知这里是川陕公路与凤县-太白公路三岔口，北行到宝成铁路凤州车站应当不会很远。凤州是快车经停站，到那里就不愁了。　　


于是，秦晖回来对霍师兄说，与其在此傻等，不如自救，我们走到凤州去找火车得了。霍说已经天黑了，离队独行不好，也不能确知火车站有多远，到了车站谁知道下一班去宝鸡的列车又是什么时候，没准比救援车还慢呢。还是再等等吧。秦晖无语，转念一想，霍师兄要回河北，只能走陇海线。他回广西，到不了宝鸡也可以由宝成线南下走四川、贵州回广西，凤州南下北上的车次应该不少，都可以坐，不会久等的。反正结伴到宝鸡也要分手了，不如就此道别。


于是秦晖决定改道大西南，与师兄相约录取后在兰州重聚，依依惜别后，秦晖独自拎着旅行包，一人走向凤州的黄昏。果然不出所料，大约走了六七里路，到了凤州站。此地乃陕西凤县的老县城，古时甚至还是直隶州凤州的州治（相当于如今的副地级市），后来降州为县，县城又迁到了双石铺，这里已经衰落为“凤州公社”，甚至都不在该县4个建制镇之列，但有车站在，它仍很重要。当时宝成线秦岭段是中国唯一一条电气化铁路，秦晖也因此在凤州平生第一次见到电力机车。


此时，天已全黑，恰巧半小时后，有一趟快车南下成都，秦晖搭上这一趟车南下。在车上，秦晖想着这次复试往返中，四次被迫改变行程，相当惊险，改变的代价，要么多花钱，要么多花时间。这一次，却多花精力，当时中国铁路客运十分拥挤，快车在起点站往往就出售站票，凤州中途小站，没座位不说，无座票也严重超员，一路站到成都，有时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一般，动弹不得。


到成都，换车继续南下，疲惫不堪的秦晖第5次改变行程，中途在贵州遵义下车，决定到二姨家休息了两天。当年秦晖与黄志先“盲流”册亨想来遵义朝圣被强制收容遣返，想来而不能来。这次没打算去遵义，却阴差阳错成不速之客没打招呼自来。穿过街道破烂、主干道还有土坯茅草房的街市，秦晖来到“三线建设”之故从上hai迁移来的“一机部第二设计院”，找到二姨家，他们见到秦晖，惊讶不已，听说他研究生面试归来路过，非常高兴。当时，单位的人闹迁回上hai。　


秦晖回到广西南宁时，发配到崇山峻岭中凤山县的父母亲秦慰俭、李瑶夫妇也落实政策，即将回城，联想到赵俪生重主杏坛，即将走出土坯房，赵缊、赵结也成了“黄埔一期”大学生，自己也有望从“早稻田大学”毕业成为“黄埔一期”研究生，秦妹妹应届参加1978年高考也录取在望。这一路西北来回的10多天时间里，太多变化，亲人、亲戚、熟人、先生、师兄——人们的命运都发生了或者即将发生可喜的转折，风声雨声读书声，这个古老而伟大的国度，又重焕勃勃生机。一时真有否极泰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遂心之感。


站在南宁这座自己曾经沉重浪漫过并走上浪漫的沉重的城市，秦晖回想意外频出的10多天行程，从手扶拖拉机、汽车、蒸汽火车、电气火车、飞机等各种交通工具，从京广线北上，从宝成线南归，由华南、中原、西北、西南兜了一大圈，5次改变路线，转了半个中国，成为这个国家经过“W蛤” 十年的无数坎坷和波折终于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的一个缩影。


“文蛤”10年，广西先后上山下乡知青20几万人，1978年当仍有10万知青，从广阔农村争相回城，成为那个“春天的故事”的壮阔景观。


秦晖回到广西不久，因“先天性青光眼，右眼失明，左眼视神经萎缩，裸视力0.2，矫正视力也仅0.7”的体检表，录取阻力颇大，赵俪生力排众议，坚决说：“如不招秦晖，我就一个也不招了。”“秦晖就是失明，也可以成为又一个陈寅恪。”两句话定音，秦晖如愿成为兰州大学历史系赵俪生的得意门生。在他之前，有土地制度史和农民战争史嫡传弟子7人——赵俪生谑称为“七只九斤黄”（‘九斤黄’是当时知名的优良品种浦东鸡，成年公鸡9斤以上，故称，赵先生以爱犊之心把他‘W蛤’后首次招的七名研究生喻为‘七只九斤黄’，以示对这些可造之才的厚望。一时传为名言），秦晖等4名世界史方向研究生都选过赵俪生的课，加之独享力荐之厚，可谓“第八只九斤黄”。


赵俪生是兰州大学历史系头号领军人物，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江隆基”W蛤”前从北大校长任上被“贬谪”西北就任兰大校长时，曾亲自带领崔乃夫、丁桂林等副校长连续听了赵俪生两年的中国通史课，最后的评价：“听赵俪生上课是莫大的享受。”


赵俪生一米八几个头，年过花甲重登讲台，满头银发更透着风采，干净的白衬衣系在银灰色西装裤里面既简洁明快又十分郑重，讲课时声如洪钟，山东味的普通话幽默诙谐，生僻的古文献琅琅上口，抑扬顿挫、合辙押韵，丰神俊朗，魅力十足。上课也不拿讲义，以鲜活的人物串联起来立体和可感觉的史实，嘴上纵横几千年，逻辑紧密、史论结合、环环相扣，课程堂堂爆满，听到入神处经常忘了记笔记，常常是一节课没感觉就听到了下课铃声。


授课板书中的赵俪生先生。


秦晖称恩师赵俪生为　“五绝”教授——一绝是板书，二绝是文献，三绝是外语，四绝是理论，五绝是博而通。


赵俪生授课，突出问题意识。一个问题套着一个问题，九年一贯制早稻田大学出身的秦晖在“为什么”里遨游，脑子高度紧张，盘旋思考，随着赵先生的讲述，从逻辑关系上一层层地推开，突然有了把原来的“死知识点”贯通整体的意识，甚至有了与先生不同的看法，这让他非常兴奋，有争论的冲动。


秦晖是同门同届研究生年龄最小，资历最浅的弟子，当时自信不足以跟7个师兄理论，又心有不甘，暗下苦功夫到“晚上做梦说梦话都在跟人辩论”，在赵俪生传道授业解惑的熏陶下，读研三年，秦晖成为不问世事的书虫，间寒暑假都没有回家，为后来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学者奠基。


赵俪生与门下弟子，左2为秦晖。



现在来看，69岁的秦晖，其学术思想贡献已超出历史研究领域，“从中国土地史到南非的城市化，从前苏东地区的私有化到中国当代的转型机制，秦晖先生总是能三下五除二，一方面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又警惕矫枉过正，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成为“思想管道工”式的公共知识分子。


秦晖的研究内容，距离百色最近、关联最大的，当属他系统考证的明末农民起义中的“孙（可望）李（定国）政权”，这两人百色人可能不熟悉，明朝永历皇帝流亡过广西去贵州安龙，这个皇帝，就靠他们2人实力撑起。秦晖以20万字论文《后期大西军的经济政策》获得硕士学位，发表了《后期大西军营庄制度初探》《大西军治滇时期的农业》等长篇论文，还有未正式发表只以打印稿在同行中流传的书稿《孙可望评传》及未写完的《明清之际西南“国主”政权史》。德公子非常期待看到秦晖先生这些作品，给大家写好百色故事，让百色之色多种秦晖的颜色，更光彩夺目！


秦晖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任大学教职，1992年已是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后受聘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2018年退休，现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


近年来，秦晖曾多次回百色，到田林，西林等地游学。《清华名教授秦晖的百色岁月》系列3篇万字长文，到此落幕。不过，秦晖与百色的故事，当属“未完待续”——


后记：《清华名教授秦晖的百色岁月》系列3篇文约3万字，酝酿三载，笔者多方奔走、检索、查阅，方得以成文，殊为不易。文成发布之日，感慨之余，意犹未尽，再叨扰几句。

笔者治地方文史数年，发现地方史中的人物，尤其是名人、优秀人物是其最精彩的部分。当我们把本地历史文化中的重要事件、历史人物的真实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尤其得到赞许的时候，内心总是充盈着愉悦感，这是古来“南面王”难享受的乐趣。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尤其是自写自发的卖文（似乎也没人买）书生，写一篇作品，投入的时间精力金钱跟微薄的收入根本不成正比。所以当有人问:你们如此醉心地方文史研究，又挣不了钱，到底是为了什么？

首先当然是兴趣与志趣，百色偏居大西南一隅，自古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交通信息闭塞，经济文化长期普遍落后，不为外界所重，百色人亦常自轻自贱，或无知而骄横自足，凡此种种，当我们业余兴趣研究之际，偶有所得愈多愈有一种奇妙的发现:一个地方的先进人物对该地区后进人物的引领示范，通常经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熏染而起作用，但这种作用需要一代代文士学者的挖掘、研究、书写来实现传承。

M泽东同志说:“我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并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豪情，如果没有地方历史文化持续书写传承传播，毛如何知曾而服之呢？


同样道理，清康、雍正两朝对百色“改土归流”，流官取代土司而后私塾学堂开，百色才渐入主流社会视野；主流中华文化熏染百有余年而后设考棚，百色优秀学子才能考而优则仕，走进主流社会。如非如此，后果显而易见并已被历史所证实:百色过去再出色的人才，也无过于吃冷猪头与三块肥猪肉的道公、山歌王；英雄好汉风云际会投军，显赫一时，终淹没于山野与岁月中，过两三代人及陌生得仿佛不存在……


以梁宗岱为例，这位生长、生活于百色30年、过世才40年文化名流，在广东中山大学被奉为一代宗师式的人物，故居尚存百色解放街，作品影响仍强劲，研究不断，而百色人甚至执历史文化界牛耳的人，对他陌生得很，遑论其他。当我们书写”百色梁宗岱”选题系列文章之后与梁宗岱的后人、学生交流，才真切地感受到梁大师的文化力量感，是那么真实地存在。


同样，当我们与蜚声海内外的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同台共餐、把酒言欢、共话百色往事时，我们会发现:原来这么优秀，这么牛逼的人物，他居然曾在百色耕读“早稻田大学”9年之久……这让我们意识到，让百色人、广西人、中国人通过我们的作品，看得见百色走出去有影响力的人物的成长经历与成就，也让外面的世界因此“看见”百色，进而能激励、启迪后人，让百色走出更多“后生可畏”的将来大成就者，则功莫大焉。


这就是我们因兴趣、志趣的关注而日渐醉心地方文史的因由所在，我们将“功成不必在我”地继续书写，为时代书写，为后代做垫脚石，愿怀此志与同仁共勉——
延伸阅读：
1、《1966—1969:广西“革命”少年的血火青春》
2、《1970-1977：广阔农村大有作为的广西青年》



早年读过秦晖《问题与主义》《共同底线》等著作及相关江湖传说，久仰大名，当时不知他与百色渊源如此深，更不知有一天能见识其风采。图为2020年，秦晖先生过百色时，笔者执书请签名后合影。先生学问高而爽朗磊落，交往交流中，一种干净的和谐、朴素的热闹自生，如坐春风，书生人情纸半张，且以酒一壶、琴一曲、歌一首、文三篇，风云同天庆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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