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金雁 《风木集》先慈诗选（1-3）

Gowest

金雁：“八千里路云和月”

秦川雁塔 2018-05-06

写在前面的话

下面的诗词选自李瑶先生的《风木集》。李瑶（1923-2017年）是秦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婆婆，曾在广西教育厅和广西民族大学工作，专业领域是中国科技史以及教育史。

我的这位“母亲大人”与一般的婆婆有很大的不同，不擅长家务，也不太会做饭，但是笔墨丹青、琴棋书画都颇为精通。记得1982年初我们研究生毕业结婚后第一次回家，几句寒暄之后，急忙伸手要看我们的毕业论文。我原来心里忐忑“丑媳妇见公婆”不知如何表现呢，没想到先要过的是“学识”关。

家里墙上挂着一幅古朴的字画，秦晖不明就里地问，“这是谁的画？”他母亲很为惊讶地说：“这一看就是仇英的东西”，言下之意你连这都不知道。说实在的，俺家虽算不上书香门第，也好歹是知识家庭，那时我还真是不知道‘仇英’谁，就算我知道‘仇英’，也不可能一眼就看出是他的作品。后来发现婆婆的中国文化功底深厚，常常在只言片语间透露着深入骨髓的“童子功”，典故诗词信手拈来，风琴、钢琴都能上手。与老太太相比，我们都显得像没文化似的。

李瑶先生存留下来大约有几百首诗词，1996年她自己选了一百六十多首手写抄录下来。她说，从事后的眼光看，很多用词、平仄、句式、押韵都不太好，但是为了保持原貌，并没有做改动。现从中摘选出一些，按年代分为五编，求教与大家，另外从一个侧面让我们一窥民国教育。

第一编主要写于抗战时期，当时宁波虽未被占领，但屡次遭到日机轰炸，于是中学生李瑶便随宁波中学一起开始辗转万水千山的大迁移。



少女李瑶

中秋夜在嵊县

（1939年抗战期间，宁波中学迁至嵊县）

一为负笈试舟车，东望烟波不见家；
况复他乡奉令节，更教愁绪萦天涯；
鸣蛰凄切秋生洌，落叶飘飘月影斜；
何处清芬扰旅梦，无端却怨木樨花；
枕上沉吟何所思，去年今夜月圆时；
慈亲设具重乡俗，小妹学歌弄桂枝；
花气袭人秋意暖，蛰鸣悦耳笑声滋；
诚知佳节年年有，如此良宵难在期。

送友人西行（1940年）

苍茫赣水接湘云，此日送君雁阵分；
长谈剡溪明月夜，清歌一曲遏松云；
遍地烽烟愁陆沉，平安消息互关心；
西南虽有山川险，难阻战魔蓦地临。

避乱嵊县雅安村（1941年）

（时诸暨已陷，嵊县告急）

门外青山带夕阳，隔山消息费思量；
剡溪不是桃源路，莫认雅安做故乡。

自雅安西行（1941年）

苍茫曙色照山城，婉转离情系海滨；
回首依依东望去，战云深处有亲人。

过金华双溪镇（1941年）

一夜车声梦不成，迷离仿佛登归程；
天明出站乡音少，异省风光更苍情。

由鹰潭西行至樟树（1941年）

行行重行行，跋涉至豫章；
浙东烽火逼，赣北战云障；
故乡不可见，前路犹渺茫；
欲遂负笈志，岂辞艰辛尝；
山往苦攀越，水程亦仓皇；
临流稍盥濯；倚树略正装；
炎风溽暑里，乘舸溯清江。

在文江幼师（1941年）

林木萧森绕碧岑，松涛声里有乡音；
琴声消解流离苦，弦诵融合飘泊心；
山经觅泉爱细涓，夜窗弄笔惜光阴；
却是思亲情转且，望云愈见战云深。

别文江（1944年）

弦诵远尘嚣，修楹倚碧岭；
松涛传雅韵，师友共清心；
魂系会稽山，情萦赣水深；
明宵湘桂道，旅梦如何寻？

过界化陇（1944年）

小镇喧嚣人语酣，难分西北与东南；
嘈嘈切切方言杂，仿佛当年在鹰潭；
自赣入湘一日程，转车由此更长行；
思家未息关山梦，负笈且弄文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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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木集》先慈诗选（二）
【前言】

我母亲去年远行后，我们收集了一些资料想写纪念文章，但一时难就。母亲节将至，金雁便想先把一些诗作在公号上刊出以表怀念,我也赞成。惟第一部分刊出后看网友的回应，我觉得有些背景要交代一下：

先慈并非系出豪门，家里只是宁波江东城郊一中等农户。但五口通商后，甬上风气渐开，外公外婆都读过旧诗书也上过新学堂。小脚的外婆育有六女而无子，在这个“旧式家庭”中似也无甚压力。早时外公在汉口亲戚开的公司做高管，家道尚饶。但大萧条后公司倒闭，外公铩羽归乡，实际处于失业状态，家境日蹙。作为长女的母亲小学未竟就失学在家，一边做些女工帮外婆补贴家用，一边自学，并教几个妹妹读书。后来被宁波中学校长发现，破格免费录取入宁中。

宁中为浙东名校，对她影响甚大。不幸的是随后抗战爆发，初时沪杭虽陷，中日两军犹隔钱塘江对峙。继之宁波也在太平洋战争前失守。而此前日机轰炸、海岸被封锁，甬城已无法办学。宁中在城陷前就已内迁，开始了六年多的流离之路。上一部分的诗就在这一时期写成。

母亲就这样在烽火流徙中从宁中毕业，并向大后方寻找继续求学和谋生之路。她先来到江西，在战时省会泰和考入中国现代幼儿教育先驱陈鹤琴先生所办的中国第一所公立幼儿师范（即诗中的“文江幼师”），并随校继续西迁。至1944年她经赣、湘而入桂，并从幼师毕业。

凭陈鹤琴的介绍，她得以被当时的广西省府中山幼稚园录用。那时桂系大员的幼龄子女均入此园，教过的幼儿中就有白崇禧之子、后来成名的大作家白先勇先生（当然白不会记得她这个“幼师”）。

但是不久，桂林又在日军攻势中沦陷，在“大疏散”中官民处境“云泥之别”、桂系安排“王孙公子”抛下幼教们远走高飞，我母亲他们在火车站的难民潮中滞留三天才爬上最后一列货车车顶离开，期间目睹了难民拥挤踩踏死伤之惨，看到了列车离站时已经燃起的桂林“焦土战”火光。这一切她留下恶劣印象，加上这些年所见国民政府种种“腐败无能”，成为她进入大学后参加左翼学运的主要心路。

也就是在宁中毕业时，母亲经历了失败的人生初恋。

当时是初中生的母亲与高中同学黄某某在学生会工作中产生感情，1941年他们同时初、高中毕业，与其他几位同学来到江西。在这里她考上幼师，而黄某某考上了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国民党的“中央党校”，后来台湾政治大学的前身），上一部分中的“送友人西行”就是写给黄的。

黄到重庆后他们还有过一段时间鱼雁传书。但是据说黄不同意她读幼师，认为幼教无前途，要求她退学来重庆依附于已在“党校”中找到仕途的他，结果被自尊心很强的母亲拒绝，两人最终分手。

我现在猜想，初恋男友进入“党校”后的变化可能也是她对国民党反感的原因之一。黄某某后来成为国民党的外交官，卸任台湾职务后仍然作为联合国官员在纽约工作、退休，前不久我还在网上看到他以期颐高龄作为著名校友访问宁波中学的新闻和照片。

流亡时期的母亲就这样形成了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但另一方面，因为在战乱中离家十余年，除短暂任职幼教外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她在宁波中学、江西幼师和后来的国立桂林师院都是公费就读、公费在校生活的。她报考幼师和师院也都是因为那时高等中等的师范教育都是公费，还有生活津贴，适合她这种身无分文也毫无“关系”的游子就读。

在兵荒马乱、国步维艰的当时，一个出身贫寒的流亡学生能够不废学业，除了自己的努力外，也不能不承认当时社会有这种条件。到了80多岁后她听说贫困农村和农民工孩子还有上不了学的，就很不理解。在那个战乱时代和那么腐败的政府下，她也没有失学呀！

桂林沦陷期间，我母亲随部分省府机关和难民流亡“九万大山”中的罗城县（现在的仫佬族自治县），她在这里见到城陷时自杀殉国的国军师长阚维雍中将的家属流离失所，政府安置无方，为之愤愤不平，对国民党更加不满。

前些年，友人送我阚将军长子阚培桐所编的抗战歌曲大全煌煌八大巨册（因其中多有国军歌曲，虽然中共抗战歌曲也极尽搜罗，仍未获准出版，只是珍贵的自印本），并得知阚家后来在大陆的经历，我真是感慨系之。本想告诉培桐先生我母亲诗里还提到他们家的事，可是培桐先生已经作古，我缘悭一面。现在母亲也远行了，我录下这些诗篇，为怀念母亲，也为怀念历代的国殇吧！

过湘江（1944年）

人语惊乡梦，湘江夜半过；
凭舷回首望，皓月照清波。

至桂林（1944年）

秀山明水聚精英，正是战时文化城；
艺苑书林荟萃处，记清此路桂西名。

游兴安秦堤（1944年）

千树桃花映水红，依稀犹有江南风；
秦堤漫步苏堤忆，遥念苏堤战火中。

桂林疏散（1944年）

城外清嶂列剑铓，城中歌舞兴犹狂；
红球升没秀峰顶，道是虚惊又一场。
一声疏散满城惊，万户千家仓惶行；
人海人山车难动，炎风吹处尽怨声。
蓦地晴空过铁乌，人人仰望只长吁；
豪门不入凡民列，已是从容飞陪都。
幼儿教师位虽轻，王孙公子作门生；
疏散令下云泥别，天上人间分路行。
方幸有缘至此城，谁知浩劫猝然临；
攀登车顶回头望，火光隐隐瘆人心。

避乱罗城山区（1944年）

负笈离乡道路遐，漫天烽火走天涯；
稽山云树知何处，桂岭溪峒且作家；
箧有残书存素志，春回幽壑葆芳华；
干戈隔绝思亲梦，万里锦书愿难达。

在罗城街圩见阚维雍将军家人摆摊卖物（1945年）

阚将军奉命守桂林，城陷时自杀

劲旅纷纷调动忙，危城谁与共存亡；
将军忠烈泣神鬼，遗属流离更可伤。

在罗城龙岸报考师院（1945年）

隔山战讯费思量，山岙竟然设试场；
考罢出场怅望处，家园学府俱渺茫。

得胜利消息（1945年）

菩萨蛮

层峦丛树青幽郁，硝烟弹雨思恍惚；
烽火连八年，家书久渺然。
隔山传佳讯，道是战氛净，
乍听喜还悲，知它是耶非？

如梦令

讯到万人欢踊，声憾千林震动；
回首望家乡，山远水遥云涌；
如梦，如梦，大喜还复大恸。

回桂林（1945年）

流离岁月去匆匆，劫后名城入眼蒙；
漓水波沉秋风里，星岩路断荒烟中；
珠玑积累今何在，文采精华一炬空；
桂西路上行人语，道是敌骑效祖龙。

返桂进师院后寄妹（1945年）

尘生甑底何须嗟，磨而不磷是我家。
八载烽烟蔽白日，九秋霜露傲黄花；
藜菽养志春常在，书史疗贫愿未奢；
千里芝兰如一室，莫因离别怅天涯。
青绫解围折英雄，倜傥不输林下风。
旧事漫成如梦令，新词爱谱大江东。
荆途榛塞身曾历，嶂雾峦烟笔扫空；
且喜山城秋色里，秀峰依旧郁青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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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发表于 2023-5-5 23:46
《风木集》先慈诗选（二）
【前言】

秦晖：“往岁艰危，今朝古怪，谁与细评说”
——《风木集》诗选之三

前言

1945年夏，母亲在罗城避难地考入国立桂林师院教育系（今天广西师大之前身），当时该院因桂林沦陷，尚流亡在贵州平越，11月才迁回桂林。那时山城历经焦土抗战后光复，已是一片瓦砾。师院就在王城秀峰下临时的草寮中上课。

此前母亲在罗城避难的一年中已对时政前途充满疑问，与疏散入山的一些左翼文人交往，读了不少“禁书”，在沉湎“国学”的同时对马列主义也发生了兴趣。于是一进大学就成了“进步学生”。在“鄢陵虽捷晋忧兴”（晋国鄢陵之战打败了楚，但不久自己内变，走向了“三家分晋”）的动荡岁月，1945-1949的四年大学生涯里，她都在一面读古书写旧诗、一面积极投身学生运动。

抗战时桂林算大后方的“文化名城”，师院与大后方许多高校一样涌进了许多沦陷区名校来的名教授和左翼名人，思想活跃，新潮汹涌，号称“西南民主堡垒”。母亲进校不久，就与高她一年级的历史系同学秦慰俭（后来成为我的父亲）等人一起，成为中国民主同盟在师院的最早一批学生盟员。

现在人们都知道民盟是1941年由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组建的，当时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是国共之外“三党三派”的联盟，号称“中间力量”。后来随着国共对立尖锐，中国政治趋于两极，“中间力量”分化，“三党三派”中的青年党与民社党倾向国民党而脱离民盟，民盟中其余派别和新加入者则成为中共的盟友，1949年后成为“八个民主党派”中最大的一个。

但这其实是公开的“中央盟史”。民盟的很多地方组织，其实一开始就是zg地下党包办建立的外围组织，从来就不是什么“中间力量”。广西就是如此。民盟广西支部1945年11月建立，师院学生支部1946年6月建立，创建者大多是zg地下党员。后来的广西盟史资料也说“当时党和盟的工作是结合在一起的，……大多数工作要依靠民盟去做。”

我父母分别于1945、46年入盟时的介绍人也都是地下党员，但父母始终都不是。我现在想，或许当时“发展”他们的人觉得他们虽然“思想进步”，却都是“自矜书蠹志，人诩雕虫才”的书呆子，并不适合搞zg的秘密工作吧。

其实我父亲那时的“进步思想”主要就是反对国民党“党国”专政，要求民*主。母亲却是在罗城就读了些马列“禁书”，自认为已经是“共产主义者”，本来想入的就是共产党，她也知道师院民盟是zg的外围组织。但很多规矩她并不懂。

1949年zg接管桂林，经地下党介绍从“进步学生”中选了些人参加桂林军管会。父母都在其中。母亲觉得这就是从“外围”进入共产党内了。所以她第一次填干部履历表（母亲远行时，我从老干处第一次看到这张表）时，在“何时入党”一栏中填上了加入军管会的日期。不料后来却被告知她不是党员。我想母亲当时一定颇受打击。所以她获知被安排为广西民盟省委委员时并不愉快，也极少参加盟的活动，而是当下就写了申请书要求加入zg。但却一直没有下文……

不过，这种尴尬却带来两个长远后果：一是1957年我父母也参加了“奉旨鸣放”，遇上“反右”阳谋。当时毛泽东在“七一社论”中明确点了“民盟、农工两党”的名，民盟鸣放者几乎尽入罗网。

但是“组织上”知道他们1949年后几乎不参加民盟活动，并没有把他们算入“民盟反党”账内（另一个因素是广西教育厅当时新来几个北京教育部下放干部是民盟身份，他们不幸罹祸，凑够了“右派”名额），使他们逃过一劫。二是没入党也就不可能有仕途，所以直到“文革”时他们都还是“科长”，当时算是“群众”而非“当权派”，而作为“群众”他们的出身和历史也没什么“问题”，因此文革中除了普遍性的磨难（如教育厅解散，多数人都“下放”山区等）外，并未遭到特殊的虐待。父母因此也得以一直保持文人的爱好和淡泊的生活，读古书、写旧诗的习惯一直延续下来。

话说回来，1949年前广西民盟的活跃，却是与此后民盟的边缘化形成鲜明对比。师院回桂后就碰到学生会竞选，zg地下党与“三青团”暗中较劲而获胜，父亲在地下党运作下当选为学生会主席，母亲成为学生会理事之一，据说是分管编“壁报”和联系女生。母亲在宁中与幼师都办过学生会的壁报，算是“老于此道”，但师院学生会壁报浓厚的时政批判色彩却是前所未有。

母亲这时也写了许多新体诗“骂国民党”，但她晚年自选的这本诗集却一首未收。她还在师院同学中搞了个“诗潮社”，除抨击时政的新体诗外也写了不少旧诗，有的也讥评时政但比较含蓄。诗集中收了几首。

后来师院在内战时期经历了南迁（当局认为桂林的文化氛围太左，要迁院于南宁，引发抗议）、援曽（曾作忠院长因聘任左派教授惹恼当局，警察找茬搜查曾家以为恐吓，结果学生会派代表到省府抗议，迫使省府撤了分局长和刑警队长之职，并向曾道歉）、驱黄（留美归来的黄华表曾任国民党省党部宣传部长、省教育厅长，师院南迁后当局派他任院长，“进步师生”认为他来搞“党化教育”，发起抗议，迫使黄辞职）等事件。父母均曾参加。

我在一些资料中看到当时师院学运中的一些言论，诸如“只有政治上的民*主，才有科学的繁荣昌盛”（1946年师院五四纪念会横幅）、《肃清法西斯教育的蛊毒》（师院学生会《学生生活》周刊上的文章），不禁十分感慨！

当时师院师生还协办桂林工商界自筹资金创办的《工商报》，该报本是为工商界减免苛捐杂税而呼吁，但一再受打压后又得到师生的声援，却变得更加激进起来。他们请师生办专栏、副刊，“文章已超出减税范围，敢于代表全国人民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坚持和平反对内战的呼声，同时选载了中外各通讯社和新华社的电讯。”结果不久就被查封。

但总的来说，当时父母他们承担的风险还是有限的。而且四年中虽然参加学运，他们也并未放弃“国学”，这组诗中还有“漫言伊洛渊源深，……圭臬应向浙东寻”这样的内容。他们都分别于1948/1949年正常毕业。只是到了鼎革前夜风声日紧，城里大逮捕，他们被“魑魅问名”——上了通缉令，两人都逃到了父亲家乡灵川（当时龙胜归属灵川县）乡下躲藏，乾坤易主后才回到桂林。本组最后两首诗就是在灵川写的。

回想起来，父母这段经历对我也有潜在的影响。我还从父母那里学会了许多学运歌曲，诸如在本组诗中被几次提到的《古怪歌》：“往年古怪少，今年古怪多，……清早进城去，看见狗咬人，只许它们汪汪叫，不许人哪用嘴来说话！”还有《茶馆小调》“把那些压迫我们，不让我们自由讲话的坏蛋连根拔掉！”、《你这个坏东西》“你这个坏东西！……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查封报馆、钳制言论都是你，你的心肠蛇蝎一样的！”以及《五块钱》、《五月的鲜花》等等。

前些年薄熙来在重庆搞“唱红”，我当时曾写文说：历史上真正的中共革命时红歌可分两种，延安类型的主要是军队歌曲，重庆类型的主要就是《古怪歌》这类学运歌曲，薄熙来既然在重庆唱红歌，就应该重点唱后一类，的确，唱唱这些“真红歌”蛮好的嘛！

今天再看《风木集》，真是“往岁艰危，今朝古怪，谁与细评说”！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101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