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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国 英雄肝胆 儿女心肠--记顾准和他的妻子、儿女

发布者: Gowest | 发布时间: 2023-5-5 19:13| 查看数: 552|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英雄肝胆 儿女心肠--记顾准和他的妻子、儿女

  高建国

  1959年,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严重饥荒。中科院院部担心下放在商城的人会逐渐饿死,1959年底发来通知,要商城大队统统返回北京,等候调往新的劳动基地。

  l月20日晚,顾准和中科院下放人员,乘火车回到了北京。他在南口火车站下车,望了望首都一片歌舞升平的气氛,还没有拆除的国庆十周年庆祝横匾和大红宫灯……像在商城农村一样,用一根长扁担挑起自己发黑的行李,慢慢向家摸去。

  几天后,休整了一番的顾准,从家中外出去看北京。他来到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一眼就看见了报纸上早已介绍过多回,为迎接国庆十周年盛大庆典而建造的“十大建筑”。“十大建筑”之首是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顾准望着这个冠以“人民”二字的苏式宫殿型建筑,便想起商城和信阳活活饿死在公路上的无数老百姓……

  顾准回到北京后,他已经很难和在首都祥和气氛中生活的大多数人找到共同语言。那时,他惟一能对之倾吐心里话的就是妻子。汪璧虽然不知道该如何“全面看待”顾准所说的骇人听闻的情况,但是,她相信顾准说的句句都是实情,也为之震动、忧虑和深深的困惑。有时候,内心积压着愤闷的顾准实在憋熬不住,也会在母亲和孩子们面前,情不自禁地透露一些商城见闻。孩子们都以极其惊异和完全不解的目光,望着劳改回来的父亲。父亲嘴巴里的可怕事件和他的愤怒谴责,与子女们在报纸上看到的美好报道,从学校里听来的“正统”宣传,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啊!

  当顾准在长女顾淑林面前直言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弊端,毫不留情地批评“三面红旗”,当顾准尖锐指出,再伟大的革命思想,也要通过社会实践、科学实验,检验其基本理论是否正确时,纯洁而理想化的少女,自觉地站在维护革命事业以及党和领袖威信的崇高立场,与父亲大吵了一架。爱女激烈而“严正”的态度,大大地伤了顾准的心。从此以后,顾准虽然尽力关心子女的健康与成长,在他们面前的话语却明显减少了。除了汪璧,已没有第二个人能听到他的心声。

  顾准为了保护子女的前途,爽性与汪璧议定,今后就让子女把他作为一个“反党右派”来看待,让子女和主流文化融为一体。

  1960年2月,春节过后,中科院通知顾准,由于他改造有成绩,决定调他去院属清河饲养场协助工作。

  因为顾准已痛楚地决定,让子女和他划清界线,在清河这两年,他便有意不在节、假日子女全日在家时回去,而选平常补休,或偶尔得到购买鸡鸭菜蔬等紧俏食品的机会,才回家给孩子们送上一些吃的,帮助他们在饥荒时期增加营养。就是在家里短住,他也只是闭门读书,假装对家中的一切都不闻不问,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争执。

  1961年春节到来之前,汪璧早早地写信告诉顾准,他在上海的大嫂杨履洁和德州的七弟陈吉士,都将来北京过年,希望与顾准在家里见面。可是,顾准考虑再三,却仍然没有回家过年。他宁愿孤独地留在饲养场担任留守人员,忍受情感的强烈煎熬。他深深地感到,自己已经成为家族中贡献最小,而负面影响最大的人,理应尽量回避,减少亲属们政治上受牵连的麻烦。

  由于抑郁和孤独,顾准平日愈加少开口了,仿佛没有一件事情值得他来议论。甚至连过春节也留在农场里加班工作。使组织上觉得,顾准确实已经改造好了,完全可以摘掉帽子了。

  1961年11月初,中科院正式通知顾准,经院党组讨论,决定摘去他的“右派”帽子,但是按照有关规定,不予恢复党籍。

  顾准到底有没有改造好?只有他自己知道。

  顾准带着一大摞笔记、文稿和书籍回到家里。他站在欢迎他的家人面前,既像自言自语,又像郑重声明一般,大声说道:“我不反对『三面红旗』?胡说八道!我就是反对『三面红旗』!”顾逸东接受采访时笑着说:“父亲显然希望,起码有几个人能知道他的真实思想。我至今还记得父亲那天在家里说这句『黑话』时,庄重的神色和冷峻的口气。”

  1962年5月回到经济所后,顾准的工资增加到每月一百五十元。他把绝大多数工资都交给妻子统一使用,自己只用一点点零用钱。但是,他觉得这样还不足以补偿过去四年对家人未尽的义务,内心依然怀有强烈的欠债感。为了能对家庭多作贡献,使受他牵连而吃苦多年的子女多一点幸福,他开始在研究工作之余,大量翻译国外文献,企图像30年代一样,通过笔耕增加收入,贴补家庭。为了早日拿到稿费,顾准经常通宵达旦,乐此不疲。无论那些社科文献如何艰涩难译,他一想到子女生活读书将因此得益,笔下便有了力量,心头甘之如饴。

  1964年,也有一个“不平常的夏季”,说起来实在令人喟叹,顾准自从1962年5月返回经济所,至1964年10月再次被揪出来,只过了两年零四个月安稳日子!

  好在顾准已是“老运动员”。为了不让鹰犬们抓住更多的把柄,自己早已开始“清理”东西了。顾准痛下决心,把多年积存的所有手稿和笔记统统销毁。他惟恐在家中火烧,浓烟会引起邻居们的注意,只得用水沤的方法,把字纸浸泡在浴缸里,然后揉烂,用抽水马桶一批批冲掉。由于顾准需要销毁的材料非常多,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汪璧和老母亲都参加了与审查者抢时间的行动。由于她们曾多次在地下工作中,一边分辨警报的远近,一边协助顾准紧急销毁革命材料,干起这种事情非常有经验。

  9月17日,顾准拖着沉重不堪的步子,去单位里听最后处理决定:经各级党组织研究决定,给顾准重新戴上“反党右派”帽子。顾准再一次沦为“党和人民的敌人”,成为“敌我矛盾”。

  顾准踽踽地回到家里。他用极其不安的口吻,低声对妻子说:“对不起你们,又戴了右派帽子。这个家,我顾不了了,今后都得靠你了……”丈夫刚摘帽,却又变成阶级斗争中的“罪人”。汪璧间言痛苦不堪,精神上简直无法承受。

  据顾逸东接受采访时回忆:“那天家里的气氛,真是压抑极了。父亲的脸色非常不好,母亲忧心如焚。而我们几个孩子获知大难又一次降临到我们家里,紧张得不知所措。父亲和母亲关着门在房里小声谈话,声音很轻,我们在门外,只能听到父亲说的那几句话:『对不起你们……』父亲那时的心情一定是双重的难受,他一定是难受极了。而母亲,大概已经绝望得失去了生的勇气……”

  顾准戴帽后,只准在家呆两天。9月19日清晨,顾准默默地告别妻儿,背上铺盖卷,被强行遣送到北京郊区房山县周口店强迫劳动。

  直到1966年1月18日,是阴历小年夜,顾准获准回家去过春节。对于这次回家过年,顾准的内心充满矛盾。以他现在的“极右派”身份,与日益高涨、越来越“左”的革命气氛,实在不协调。对于那天的经过情况,他有一段追述:“到家在下午,汪璧还未回来,在家的孩子没有一个理我的。晚上,汪璧提出离婚,想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以后不应该再害亲人,忍受感情上的牵思,痛快地同意了。”

  顾逸东对这段极其伤痛的往事,流着眼泪进行了回忆:“母亲和父亲的感情一向很好,但是,母亲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如何对待父亲的政治问题上,内心处于极大的矛盾中。母亲性格内向,总带一点忧郁。父亲第二次打成『右派』,母亲精神压力一直很大,几乎天天忧心忡忡。说老实话,她虽然爱我父亲,却并不能理解他的深邃思想。毛主席是领袖,发出了革命大批判号召。母亲在孩子们面前,只能按照党的要求『正面』说话,譬如:『党早已说明,『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是少数,你们的父亲嘴不好。你们要和父亲划清界限……』而我们做子女的,受到当时政治的影响,也有我们永远无法挽回的后悔……”

  最理解汪璧的还是顾准。他深深地知道,伴随了他数十年的这个女人,既是好妻子,也是好母亲,更是好党员。他最了解她对事业的无限忠诚;只是,他和她却已经表现为两种忠诚。在两种忠诚不能并容的这个社会,汪璧的内心已经淤塞着无穷无尽的苦痛,布满了层层叠叠的伤痕。如今,她幻想继续做好妻子、好母亲、好党员,三者统一绝无可能。如今,只有他咬着牙离去,独自承受苦难,做出牺牲,才能使不幸的妻儿得到安宁。他决定等着江璧,等她十年,让她休息,让她想一想……当然,他也要等世道的变化;他绝不相信中国永远这样。顾准便是出于这种心态,答应离婚。他心里依然挚爱妻子,也原谅她。因此,顾准至死从未指责过江璧一句,却总说自己欠债于她。

  第二天,即是中国人全家大团圆的年三十。顾准一整天都在厨房里,忙忙碌碌地帮汪璧烧饭做菜。他亲自掌勺,为家人制做了一大桌节日菜肴。这是他们全家人最后一次团聚,也是他与汪璧三十年恩爱夫妻的告别聚会!汪璧只是一个劲配合,任悲伤的泪水在心中流淌。

  对那次不堪回首的春节,高粱接受采访时说:“1966年那个春节,表面看来还是融洽和平静的。春节过后,父亲便离家去周口店。父亲出门的时候,我的弟弟、妹妹正在拌嘴。父亲回过头,大吼了一声:『还吵什么?你们没爹啦!』这真是很惨很惨的一幕!母亲为了我们孩子这样做,内心非常痛苦,母亲曾痛苦不堪地对我说过:『你们现在不可能懂,结婚以后才能知道,夫妻之间是什么感情!』母亲和父亲感情一直很好,却被政治运动逼到这个地步!”

  顾准和汪璧并没有办法定的离婚手续。他们只是各自提出了离婚申请,却没有得到批覆。不久,轰轰烈烈的“文革”爆发,天下一片大乱,此事被搁置了起来。可是,由于夫妻双方已经决定离婚,汪璧恳求顾准不要再损害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顾准从此便不再回家去居住。

  顾准虽已和汪璧分开,但是,他的心里无时不在思念着妻子和儿女。他便通过陈敏之与汪璧秘密进行书信联系,表达他对家人的问候和关心。陈敏之多次代顾准与汪璧及时传递信息,转达彼此间终究无法割断的那份关心。这个秘密的通话渠道,一直保持到顾准被押回北京看管为止。

  1967年4月,顾准的次子高粱去四川“大串联”。他与一位年长的烈士子弟崔红军(解放初期曾在顾准家生活过一段时间,自称是顾准的乾儿子)邂逅相逢。崔红军拉着高粱的手,对他悄悄地说了几句犯禁的心里话:“其实,中国不少右派都是有思想的人。你父亲就是个很有思想的人啊……”崔红军不遮不掩的“黑话”,使高粱深受震动,也勾起他对父亲的无尽思念。高粱非常想知道父亲的现状,便和崔红军一起,给顾准备写了一封问候的信,从四川径直寄往经济所。

  儿子突然寄来一封充满真挚感情的信,对陷入冰窟的顾准来说,真好比喜从天降!他在这一年多的苦熬中思念家人已久,捧着儿子的来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如同饥渴已久的人畅饮天赐甘露。顾准立即提笔给高粱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喋喋絮絮地告诉儿子:我已经被造反派从周口店揪回北京经济所,曾经挨过打,现在在看书,很想念妈妈(指汪璧──引者注),妈妈的身体不好,你们要多照顾她,我很想让妈妈吃到我做的鱼,她一直很爱吃鱼……顾准最后表示:我很希望能回到家里去。渴望见到妻儿的顾准,未等高粱回信,便立即又给汪璧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要求汪璧给他寄一些布票来(当时凭户口簿领布票;顾准的户口还留在家里),并急迫地说明,如果到一定时候不见江璧把布票寄来,他就自己回家来取布票。真是无巧不成书。汪璧用平信寄出的布票,恰巧就莫名其妙地遗失了。于是,顾准便向造反派请了假,穿戴得整整齐齐,兴奋地踏上了回家的路途。

  那是5月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正是家家户户灯下团聚的时候,当顾准突然来到家里时,汪璧还没有回家,只有顾逸东和顾重之两兄弟在家,弟弟正在熬粥。父子间便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顾逸东告诉父亲,姐姐顾淑林仍在力学所,高粱和顾秀林都去了四川……正在这时,疲劳不堪的汪璧从外面回来了。

  那时,汪璧既是“走资派”,又是“右派的臭婆娘”,双重的黑身份。“文革”刚爆发,她便受到顾准的株连,率先成为财政部重点批斗对象,被斗得死去活来,并被开除出党。连续的折腾,使她已有心理疾病的徵兆。

  那天傍晚,汪璧突然看到“离婚”的丈夫正在屋里,脸色顿时显得惊惶与痛苦,完全不知所措。顾准急忙走上前去,端详着一年多不见的妻子。他为眼前所见惊得目瞪口呆。汪璧极度憔悴,脸颊凹陷发黄,满口的牙齿已经基本没有了,由于还未装上假牙,嘴巴深深地瘪着;失神的双目显得无限愁苦,虚弱病态的身形使她衰老了许许多多。顾准怔怔地望着改变得这么厉害的汪璧,内心哀痛之极!他觉得汪璧已经不堪重负了,而她是被他害的。汪璧痛苦不堪地望着久别的顾准,语无伦次地说:“你,害人害得还不够,还要来害人?”顾准张口结舌,竟无言以对。汪璧转过半边脸,咬了咬牙,颤悠悠地说道:“你,你走吧!”说完就大口喘气。顾准望着汪璧彷佛要崩溃的样子,憔悴的脸上满是哀乱恍惚的神态,想再说上几句话,却又不忍心加重她的精神负担,连刚从箱子里取出的两双鞋子也忘了拿,便低着头,急急忙忙夹起一些衣物,匆匆离去了。事后,汪璧给顾准寄去二十尺布票和他那天遗忘在家里的两双鞋子。

  两年后顾准追忆他与亡妻这次未及告别的最后相见,悲伤地写道:“1967年5月,她看来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

  顾准回到经济所住地后,汪璧愁苦的面庞不断出现在他眼前。他对妻子实在放心不下,且又思念子女,便像初恋的情人一样,用那笔娟秀的钢笔字,每周给汪璧写一封信,问候她的生活起居,吃饭怎样,穿衣怎样……每封信里,顾准都彻底放下自尊心,诉说想回家去,想见江璧和孩子们。顾准大约已经感到形势的变化和灾难的持久,绝不像预料的那么简单,他的牵连已不是家庭最重要的问题,因而想让汪璧以通达的态度接受他,使可怜的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共度漫漫严冬。可是,汪璧每次接到顾准的来信,就紧张害怕,就焦虑犯难,就非常神经质。她一点也不知道该怎样回覆顾准的来信。因此,她每封都看,看过后却一封也不回覆。

  光阴荏苒,转眼就到了北方朔风呼啸的11月。顾准看妻子还是不回信,心中实在着急担忧,便又写去一封信,向江璧说明,由于天气转寒,他本周必须回家一次,来取过冬的衣物和一些书籍。顾准在信中说明,他回家的时间,将是这个星期日的早晨,届时他将借用所里的一辆板车,推回自己的东西。大约三天后,经济所革委会派人告诉顾准,汪璧来了一封信,要他于星期日早晨7时,到家去取东西。

  星期日清晨,顾准按时到了家。可是,他却发现家门紧闭,他要取的所有东西,都已经安安静静地置放在家门外的地面上。顾准想见到妻子儿女问个究竟,同他们再说上几句话,便朝着家门凄楚地连连呼喊,希望家里能有人出来帮他搬搬箱子。然而,任凭顾准沙哑着嗓子喊了又喊,大门依旧紧闭,家中全无声息,没有一个人应答。

  顾准眼看连在门外见一见家人都已彻底无望,只得含着满眶泪水,哆哆嗦嗦地从棉衣内袋里取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特意带来给妻儿的一张存折和一些粮票,蹲在地上,小心地从门缝里塞了进去。存折上,是他这一年多来用菲薄的生活费积攒的一笔钱,粮票是他平日从嘴里一点点节省下来的。他恐怕孩子们正在长个子,钱不够用,定粮不够吃(他5月份来家时,就带着这张存折,可是孩子们没有收下)。他想这样来表达一点他对家人的感情。

  回来后,顾准依然坚持每周给江璧写一封信,继续表示对妻儿的关切与思念,继续要求回家。大约一个月后,顾准收到了一封寄自百万庄的薄薄的来信。信封中只有一纸简短的声明,那是除了他的长女(当时不在家)以外,四个子女联合签署的断绝关系文据:“和顾准断绝父子关系。(签名)”顾准握着这张纸颤抖不止,绝望简直使他失去了反应。他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可是白纸黑字却不容怀疑啊!他望着薄纸上那斩钉截铁的九个字,终于哀嚎起来,泪如泉涌。他万万没有料到,他希望家庭团聚的想法,换来的竟是永远断绝父子女关系的一纸无情声明!

  然而,顾准平静一些后,又把自己和家庭的情况全面地考虑了一番,不愿意消极接受眼前的事实。于是,他继续以每周一封信的频率,给江璧和子女们写信,一如既往地问候和关心他们,并把自己的近况一一相告,恳切希望他们考虑他回家团聚的问题,或择时与他见面一谈……虽然顾准在此后一年余,从未收到家人的任何一封回信,却仍以痴情不改的态度,连续十六个月,几乎每周写一封信寄回家中,希望通过时间的力量打动汪璧和子女。到1968年8月,顾准彻底失去自由为止,他总共寄出了数十余封感情真挚、有去无回的家书。

  然则,顾准岂能想到,他写去的那一封封情深意长的信,他挚爱的妻子却是永远读不到了!

  在经济所造反派批斗顾准的“翻案罪行”时,汪璧所在的财政部造反派积极配合,掀起了追查汪璧和顾准“黑关系”的高潮。1966年8月,从百万庄抄出顾准写有批语的《毛选》的“反革命案件”,又被作为重点问题提了出来。顾准在那套《毛选》若干处,写有“脱离实际”等评语。当时,造反派便曾恶狠狠地对汪璧说:“看!现行反革命就在你家里!”现在,这个“恶攻罪”问题,又被财政部造反派死死抓住。并企图与汪璧紧密挂钩。而江璧1964年在家中协助顾准“销毁黑材料”的“重大罪行”,也不知被什么人突然揭发出来。汪璧遂被诬为“长期包庇反革命丈夫”的“坏人”,多次“窝藏反革命罪证”,“销毁反革命罪证”。遭受种种非人的折磨与摧残。汪璧有口难辨,痛苦不堪,她万万没有想到,她多年对党的无条件忠诚,竟换来这样几顶帽子。她正是为了跟党走,才迫使自己牺牲夫妻关系,对共同生活了三十年的丈夫改变态度,而革委会竟还认定她是坏人!她实在不知道该怎样活在这个残酷的人世间。

  1968年4月8日是星期一,子女都有事离开了家。汪璧整个下午都在宿舍楼下面的院子里默默地转着圈子,显得心事重重。没有人搭理她,她走过来,又走过去……傍晚时分,寒风阵阵呼啸,夕阳在混乱的城廓西坠。汪璧在家中吞服了大量消毒用“来沙尔”药水,顿时倾倒在地上。由于“来沙尔”剧毒,她的死状极惨……书桌上留有她笔迹颤抖的遗书:“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这一年,参加革命三十四年的汪璧,年方五十四岁。根据“文革”中的说法,自杀就是“自绝于党”。她的后事十分简单凄凉。从此,顾准和汪璧相隔于阴阳两界。顾准依然满含感情地给江璧又写了四个月的信,计十余封。

  1969年根据斗批改部署,各个城市里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机关干部,都将被强制下放农村,从事体力劳动。11月初,学部各“连队”的两千余名知识分子和干部,被下放河南省息县“五七干部学校”。

  顾准奉命填写下干校登记表时,再次呈递了恳切要求与汪璧直接见面的申请报告。交出申请报告次日夜晚,因焦虑而失眠的顾准,突然被一种不祥之兆攫住了。他猛地感觉到,妻子也许已经不在这个人间了。此后数日,顾准便接连不断催促工宣队告知妻子的实情,他用急迫的口气,对连指导员杨清华一再保证:“无论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我下去,二不影响我改造。”11月7日,是个“黑色的星期五”。顾准冒着风寒扛完木头后,再次苦苦要求工宣队做出答覆。工宣队这才将隐瞒了一年半的汪璧死讯,用极简单的几个字告诉了顾准──大约是“汪璧已经死了”。可是,汪璧的死亡日期与地点,死亡原因,有无遗言,安葬情况(汪璧的骨灰后来下落不明了),都一概不说。

  顾准在日记中凄惨地记载:“我此时只想知道她死时的情况,赵说,他们帮我找找,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但是我还是抑制住,努力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1944年在延安,我为父亲服丧。这一回,我不服丧,因为我为秀服丧是终身的。长恨歌说『此恨绵绵无尽期』,那是空话。但是,马克思把他父亲的小像,镶嵌在胸饰中,带进地下。我至少还要活二十年,三十五年的记忆,至少在我心里还要活二十年……

  11月16日,顾准随同五连、七连全体“五七战士”,在一片热烈的锣鼓声中,列队告别学部。

  为了悼念亡妻,顾准到干校后,向同所的张纯音借布票买来三十尺白色维尼纶,亲手制作了两套纯白的被套和枕套。他在日记中写道:“被服,大体可以用到我长辞人世之日,服丧从白,从古礼也……”他以此作为对汪璧永久的纪念。

  林彪死亡后,周恩来成为二号人物,他直接发了话:“让学部回来吧!”于是,1972年7月,干校全体人员返回北京。虽然干校的军事编制仍然保留,大家都返回家里居住,军(工)宣队只是定期召集各“连队”学习和劳动,平日的管理大大放松了。

  顾准在刚回北京的好心情驱使下,到照相馆去拍了一张面带微笑的半身像,翻印了许多份,在背面一一注明:“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即自河南明港回后第六天摄于北京”,又分别附上信件,寄给子女和潘序伦等亲友。很快,他便高兴地收到了潘序伦等人语带惊喜的回信,却始终没有得到子女的任何回音。这使他怅然不已。他实在不知道如何才能使近在咫尺的子女放弃政治成见,来和他这个“反革命”爸爸见上一面。他无比伤感地对张纯音喟叹:“我知道我母亲和孩子住的地方,离我这里不远。可是,咫尺天涯啊!奈何,奈何!”那时,顾准的老母和回京的孩子,都住在附近公安部大院内,陈枫和施义之家里)。

  据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彷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真正令人唏嘘!”

  顾准曾对友人说:“过去在家里,我和妻子就是这样共用一盏双头灯。坐在这盏灯前,我感到汪璧彷佛就坐在我对面,和我一起读著书。这样,我就能看到她啊……”

  1974年,顾准的晚期肺癌总爆发了!可怕的大吐血发生在10月中下旬。10月16日后,顾准彻底卧床不起。11月初,顾准已经发展到每天卧床吐血二百──三百毫升(相当于满满一茶杯)。

  为了让顾准临终前能与子女们见上面,陈敏之于顾准进病房后第二天,给顾准的子女们写了一封长信,并找他们谈话,可是,谈话和努力仍然没有结果。原因十分简单,坚持“革命路线”的青年人说:怕受爸爸的影响。

  顾准在弥留之际,听到子女竟如此答覆,不禁怅然慨叹:“我人都快死啦,还怕受什么影响?!”但是,他却无力改变眼前这一切。他只能将渗出苦泪的双眼,仰望着空荡荡的天花板,半天半天地出神……

  顾准的老母,这时年已八十九岁,获知顾准病危,不住用衣袖擦拭总也控制不住的泪水。她深知自己独自离开公安部大院,去医院看望儿子没有可能,每天晚上无论多晚,总要坐等陈敏之从医院返回,向他详细询问了顾准的病情,方肯睡下。她听说顾准只能吃半流质,便悄悄地掏出钱来,背着众人,关照保姆去买来母鸡和鸡蛋等营养品,自己每天一大早起床,一瘸一瘸地亲自下厨,为顾准烹煮半流质,让陈敏之带去医院。顾准躺在病榻上啜饮着母亲亲手做的汤,默默地落下了眼泪。他虽然见不到母亲此时的模样,却已经从每天都不间断的一锅浓汤里,感知了慈母的那颗心──母亲还和以前一样爱他。

  顾准的全面检查报告11月11日出来了,病理检查的具体结果:肺癌晚期,癌肿大如一个鸡蛋,卡在心脏与气管之间,而且已经扩散。

  在顾准的朋友们强烈呼吁下,经济所党内外群众讨论后一致通过,给顾准摘去“反党右派”帽子。11月16日,经济所领导派人到医院与顾准谈话。来人拿出一张预先写着:“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这一类内容的认错书,郑重地告诉他,只要他在上面签个名,就能马上完成摘帽手续,重新回到人民中间来。但是,顾准却无论如何也不肯签字。他觉得他不需要什么摘帽。来人反覆说明,他们完全出于好意。顾准随便怎么劝说,坚决不同意签字,他倔强地表示,承认错误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顾准实在不愿让自己临终再受一次灵魂的侮辱。朋友们只得上前恳劝:如果你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啦!顾准听到这话,深受震动,思考了片刻,才极其勉强地同意了。他颤抖着在这份最后认错书上签字时,由于内心倍感痛苦而流下了眼泪。他对骆耕漠、吴敬盛说:临终还在认错书上签字,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奇耻大辱啊!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子女,也是想,这样也许多少能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经济所党组织收到顾准的认错书后,派代表来病床前宣布了摘帽通知(但不恢复党籍)。

  顾准的生命之火已经非常微弱,看来再也起不来了。他急迫地等待子女们来医院看他……

  然而,顾准的子女们却仍然没有到医院来。他们幼稚地认为,顾准只是最后才被摘帽,并没有恢复党籍,意味他的政治问题依然存在。11月24日,陈敏之收到了顾重之从外地寄来的一封信,那是他对父亲希望他回北京来见最后一面的答覆。信上写着:“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着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我相信在我们的亲属中间也存在着严重深刻的斗争,这也是毫不奇怪的。”二十岁才出头的顾重之,当时坚定地认为,他这样做是“大公无私”、“大义灭亲”,而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感情”。那真正是一个人性扭曲、人性泯灭的荒谬时代啊!

  顾准的妹夫、前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施义之,接受采访时坦率地说:“『文革』中我执行错误路线,确实犯了大错。我阻止岳母和顾准的孩子去看望顾准,也是错误的。对此我不回避,也不推卸。但是,那个年代就是这样要求大家的。我是个老军人。说实话,我当个公安部长也并不安全,也是朝不保夕的。我曾亲眼目睹前任部长李震,自杀在一个防空洞里,而两个副部长同时在我眼前被中央警卫部队逮捕……那时,我如果同意岳母和顾准的孩子去看望顾准,他们还能回公安部宿舍来住吗?我这里还能太平吗?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就是这样残酷。顾准第一次下放河北赞皇劳改,我曾利用出差去看望他。可是到了『文革』时期,政治气氛就完全不一样了啊……”顾准曾以洞若观火的态度,对吴敬琏说:“我倒是完全可以理解妹妹一家。因为,他们只是一部巨大镇压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身不由己。何况,他们全家也坐在火山上呀!”“文革”时代,绞肉机疯狂转动的恐怖状态,于此也可略见一斑。

  然而,无论顾准如何清醒地认识到“文革”的深度病变,他这次却是在生命临终之际,面对亲生儿子的绝情!当他11月27日明确获悉,小儿子和其他四个子女,一个都不会到医院来和他见最后一面时,感情大恸。他在病床上痛苦地辗转了四个小时,始终不能平静下来。他实在无法承受感情上这锐利而沉重的一击。

  陈易眼见顾准整日凄凉痛苦的神情,实在于心不忍。他心想,顾准临终见不到自己的子女,能见一见老母亲也好啊,对他必也是一个安慰。他赶紧去找刚从隔离审查室出来不久的李一氓。陈易告诉老领导:顾准已经活不了多久了,可是,他们母子俩却不能见最后一面……李一氓仗义地说:如果顾准愿意的话,我就到施义之家里去走一趟,解决这个事情。次日,陈易向顾准转达李一氓的问候时,兴奋地说:是不是把老太太接来见见面?我已经同一氓同志讲好啦,他说他可以出面……顾准心中早已盼望和久别的母亲相会,听了异常激动和高兴。可是他考虑了良久,缓缓地说道:“好倒是好。据我看,施义之是不会拒绝的。但是,他恐怕心里也很为难吧。想躲也躲不开。他要拒绝这个事情呢,又说不过去。老太太可能想来,但是也怕他们家里不好处。另外,老太太来了,见到我这样一定很难受。我见到她也会很难受。唉,我看这个事就算了,你替我谢谢一氓同志吧。”顾准咬紧牙关放弃了这次难得的机会。

  1974年12月3日零时刚过,北风呼啸,大雪肆虐,一代哲人顾准含冤而逝。蜡炬成灰,大海波息。

  顾准的遗体由陈敏之为主护送火化并安置。顾准的骨灰,一半遵照他的遗嘱,抛散在三里河路中科院大楼前面的小河里,另一半根据经济所的意见,安放在八宝山公墓后面的老山骨灰堂。(摘自《顾准全传──拆下肋骨当火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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