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炯华：我与“钟山风雨”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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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钟山风雨”五先生

作者：王炯华

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首气势磅礴的七律每句都是佳句，都被广泛引用。在文化大革命中，其佳句中的名词几乎都被用来作“造反团”、“战斗队”名称，如“百万雄师”、“过大江”、“追穷寇”、“人间正道”等。1967年文革争斗正酣之际，武大哲学系主要“黑帮”余志宏、李其驹、萧萐父、陶德麟、康宏逵组织战斗队起来造反，就取名“钟山风雨”战团。几十年后，武大子弟戴克中发博文说：“这可是一个绝对高智商的精英荟萃……他们真是敢作敢为的热血男儿”。实际上，“钟山风雨”五先生是李达办哲学系的基本依靠。

文革其时，我是哲学系四年级学生，用名东辉，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头头之一，并一度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大总部工作。“钟山风雨”五先生是我的系领导和先生，也是为李达翻案的战友。我受到他们的信任，得到他们的关爱，尤其受到他们的习染。武大子弟戴克中教授说：“除了整理翻案材料，他们就摆龙门阵，王炯华等学生真幸运啊！牟瑞雯先生（李夫人）还给他们下面宵夜，这样的课堂，打着灯笼再也找不到了。”(1)

随着陶德麟先生今年5月24日魂归道山，“钟山风雨”五先生已全部离世。我有幸成为“钟山风雨”五先生的学生，追思与诸先师近一个甲子以来的交往，他们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他们给予我的恩泽在脑海中清晰浮现，兹特集文缅怀。

余志宏先生(2)

今年是余志宏先生百年诞辰，母系武大哲学院邀参诞辰座谈会，因故未能与会，特将旧文《湖南和平解放功臣余志宏之死》作些增补，以资缅怀。

余志宏先生是湖南醴陵人，青年时期就全身心地投入革命活动，甚至还为赞助革命而变卖其赖以养成的伯父 在原籍的家产。综其一生，他是一位刚正耿直、忠诚不阿的共产党人，一位好学不倦、追求真理的学者，武大哲学系的一位为人师表、高风亮节的先生。

抗战胜利后，余志宏经其连襟王亚南先生介绍，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的秘书。因为这层关系，他很熟悉湖南省政府情形，中共湖南省地下工委书记周礼（里）任命他为省工委策反组组长，具体负责策动程潜、陈明仁起义。他终以自己的重大贡献而成为湖南和平解放的功臣。这在电视连续剧《湖南和平起义》 中已有真名实姓和标榜史册的鲜活形象。

湖南解放后，余志宏担任湖南大学军代表兼秘书长，实际上也就是当时湖大一把手。1951年秋，他去中共中央马列主义学院进修。1954年结业后，被已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指名调入该校担任临时党委副书记兼副教务长，可是不久就在肃反审干中受到审查。他光荣而无畏的地下革命斗争历史被作了“基本清楚”（而不是清楚）的结论，注明“限制使用”。他在武大校部的这两个职务自然做不下去了。1956年李达重建武大哲学系，其本人兼任系主任，他担任副系主任。1961年李达辞去哲学系主任，他接手任系主任。他本来是1938年入党、行政十二级的老干部，但是他的官却越做越小。不仅如此，肃反审干的结论还使他长期生活在“特嫌”的阴影之中，最后在“文革”被直截了当地打成“大特务”和“历史反革命”，受迫害含冤辞世。

1962年，我考入武大哲学系。余志宏先生是系主任和副教授（当时哲学系只有李达一位教授，两位副教授）。他教我们“历史唯物主义”课程。他俨然学者，讲课引经据典，字正腔圆，虽不生动，但很严谨。作为学生，我对他非常尊敬和崇拜，但并没有单独地问学。然而，我也曾被时任系主任的他视为“自我革命的典型”。

余志宏先生

余志宏先生。

1964年10月4日，余主任向我们宣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下乡参加社教问题的通知，还详细地谈了近年来学校中的阶级斗争。为下乡做准备，系里开展思想斗争，让一位犯男女关系错误的先生做检讨，发动我们学生讨论。因为我的发言涉及到这位先生的思想根源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谈到我们这次下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班党支部书记让我去系里做典型发言。我的发言上纲上线，认为父亲对我的教育实际上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教育，是将我培养成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自我奋斗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也就是十足的修正主义者和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接班人。已经习惯于按照最高领导人办文科昏招办系的余主任听后很高兴，将我把矛头指向父亲的发言进一步上升为“家庭阶级斗争”。他激情表态说：“王炯华讲得很清楚，他父亲封建思想很严重，作资产阶级助手。不要用家庭关系来掩盖阶级关系，家庭是阶级斗争场地，剥削阶级家庭是如此，劳动人民家庭也如此。家庭关系不只是亲人关系，而且首先是阶级关系”。(3)

我和余主任真正建立起相亲相知的师生关系，是“文化大革命”中为李达校长翻案。

湖北的“文革”是从打李达“三家村”开始的。这是中共中南局和中共湖北省委要呼应北京打邓拓“三家村”，以紧跟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李达是中共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国内外享有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时，他除了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和哲学系教授（全国不多的一级教授），还是全国三届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院长，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会主席。“李达三家村”“大老板”还有原武大党委书记、时任中南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朱劭天和武大常务副校长何定华，外加“总管”党委办公室主任牛永年。据当时的材料，全校1220名教职员中还有227名李达“三家村”“黑帮”和91名内定“黑帮”。

武大哲学系因为是由李达重建的，受到他的特殊关心，于是被打成“修正主义的黑窝”，“资产阶级的染缸”，李达“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店”。系主任余志宏和李达又是在共同推动程潜陈明仁起义、促成湖南和平解放中建立历史关系的，并且是李达最信任的助手。武大“文革”既是向李达发难，余志宏也首当其冲，被打成李达“三家村”“黑干将”，哲学系“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自他起到骨干教师，还打出一大串“黑帮”，即全系57名教职员中，打出了12名“黑帮”，10名内定“黑帮”。随后，李达校长被迫害致死，其他“三家村”“黑帮”包括余志宏先生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从1966年底起，我们很少的一些教师和学生已开始酝酿为李达“三家村”翻案。1967年3月2日，余志宏和当时也已被打成“三家村”“黑帮”的哲学系副主任李其驹还不顾自己的危险处境，联名给“中央文革”关锋并转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了两万多字的长信，反映武汉大学打李达“三家村”和“哲学系问题”的由来等文革运动中的“严重情况”。因为萧萐父曾参加《红旗》杂志反修写作小组与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熟识，决定由他去北京送信。但是，当时萧氏已被作为“黑帮”和“地主分子”揪出,没有行动自由，只好利用周末。他带着上中学的儿子萧远，秘密乘38次火车去北京。先去沙滩《红旗》编辑部,还去关锋、林聿时家，都没有找到人，只好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请吴传启转交。他们在北京待了一天就乘37次车返汉了，至于吴传启是否转了余志宏、李其驹的信，一直不得而知。后来，关锋、吴传启被打成大“5·16”，萧氏因此牵连也被打成“5·16”，押解北京学习班。     4月，包括我所在的“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在内的武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部分战斗队和教职员中的“赤胆忠心战斗队”、“钟山风雨战团”开始公开为李达“三家村”翻案，“主义队”和“钟山风雨”则集中为李达翻案。“钟山风雨战团”由哲学系最主要的“黑帮”余志宏、李其驹、萧萐父、陶德麟、康宏逵五人组成。从此，我也开始与这五位老师结成患难与共的师生关系。

因为打李达是经中央同意的，毛泽东也有保留地赞成批一下李达。最后李达被作为“地主分子”开除党籍、监督改造，还有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因此，为李达翻案在校内校外都遇到极大的阻力，与“钢工总”、“二·八声明”成为三个不能翻的“铁案”。用当时的话说，要为李达“三家村”翻案，为“钢工总”翻案，为“二·八声明” 翻案，除非太阳从西边出，除非公鸡下蛋，除非长江水倒流。但是，既已揭橥为李达翻案的旗帜，无论是学生中的“红卫兵”，还是教职员中的“黑帮”和“红教工”，都坚信自己的正确而义无反顾地拚命向前了。

为李达翻案，关键是要有能够为他辩诬去伪的过硬材料。李达当时的罪名不仅大的吓人，而且多的要命。除了“三家村”“大老板”、“王牌”和“主帅”，还有“大叛徒”、“漏网大右派”、“地主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等。这就需要进行大量的组织、策划、调查、考证和研究活动，还要整理、撰写各种辩诬去伪的材料和文章。因此，在那些不平常的日子里，我们“主义队”四五位头头和铁杆队员，几乎每天都要和“钟山风雨”五位先生在一起从事为李达翻案的种种活动。不久，“钟山风雨”还集体加入了我们“主义队”。

为李达翻案的日子持续一段时间就进入“文革”的派性和武斗。在艰难地对峙一段时日之后，我们“主义队”自身难保，“钟山风雨”的“战将”、我尊敬的五位先生，开始是东躲西藏，后来是一个个“落网”，被抓起来重新专政，“罪名”又多了一条：为李达“三家村”翻案。

特别是余志宏先生，他经受的打击和迫害尤其严重！他不仅在运动初期被打成李达“三家村”“黑干将”，在哲学系受批斗，在武大校园戴高帽子游街，而且随着运动的发展，他还被打成“叛徒”，“历史反革命”，“大特务”和 “5·16”“黑后台”。

1967年6月，对我们来说，“形势”已经很严重了。6月10日下午，我劝余先生离开武汉去外地避难，但他坚决不干，表示要与我们一道“战斗”。接着，“形势”对我们时好时坏，11月16日深夜，他终于被绑架，直到十天后的26日才被放回。这会儿连我们“主义队”也招架不住了！就在16日，“主义队”发表“开除”“钟山风雨”五先生出队的声明；但第二天17日，又发表声明：“收回”刚刚发表的“开除”声明。

1968年春，余志宏先生的安全更成问题了。在我们多次劝说下，他终于同意离开武汉。1月9日晚饭后，他离开武汉去上海，住进连襟、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在上海法租界的家。1月18日早晨，我出差到上海，因为他的关系，上午即去王家，到23日晚上，我和他在王家同睡一张床，朝夕相处五天。我们吃着他的内姊王老夫人准备的驰名的（湖南）永丰辣酱，谈着当下“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研究李达翻案的具体问题。当我向他报告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先生接待我对李达建党时期情况调查的谈话内容时，他高兴极了，认为这是对李达历史功绩的很重要证明。

1970年，余志宏先生被下放湖北沙洋农场劳动改造。1971年4月，因为他1967年3月和李其驹先生给“中央文革”写的那封实际上是为李达翻案的信而被打成“5·16”“黑后台”，被揪到武大襄阳“五七分校”批斗。这时，他已身患癌症。这年8月，癌已转移到胃，流血不止，可医院却拒绝收治。在那种艰危的政治逆境下，他不断地胃出血，腿脚也肿的很大，好不容易熬到1972年，他才被准许回湖南治疗。可是，在他曾经战斗特别是策反程潜陈明仁起义、和平解放湖南的长沙，他的夫人李文锦先生扶着他走遍几家大医院，同样被拒绝收治。

因为在长沙医院的病房余志宏先生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一个床位，他只好和夫人租住在郊区岳麓山下一户菜农家里，由夫人掺扶着看门诊。最后，1972年10月，他在长沙市立第四医院病房走廊上所加的临时床位上含冤去世，时年56岁，正其英华盛年！

余志宏先生含冤去世八年后的1980年，武大党委决定为他彻底为平反昭雪，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事前，我也收到武汉大学余志宏同志治丧小组10月3日通告。“读此通告，喜悲相渗。冤死的余主任终于被追悼了，他的英灵多少能得到一些慰藉；我这受牵连的学生也被承认为‘生前友好’，受到邀请，这也得到安慰。”我本想应邀前往，以表达对余主任的不尽哀思，也想乘此机会结识学界前辈，借此出出自己的闷气；然而终因事冗不能赴汉。我致电“武汉大学余志宏同志治丧小组：为寄托对敬爱的余主任的不尽哀思，寄来10元(4)，请代写挽联：革命一生刚耿直，授业传道堪师表  并请李文锦同志节哀  学生王炯华”。并重抄先年7月所填《忆秦娥•凭悼余主任》寄李文锦同志：

师心灼，刚正耿直楷模做。楷模做，地下地上，独行卓卓。  
补益事业犹木柞，却陷囹圄遭谣诼。遭谣诼，冤饮黄泉，芒有作作。（5）
后来从《余志宏同志追悼会挽联、唁电、唁信选登》看到，李其驹先生还代我写了首“沉痛悼念敬爱的余先生”挽诗：

同属浩劫遭难人，虎口余生吊师灵。
盼得今日奇冤雪，欲言无言泪湿襟。
学生  王炯华  敬挽。
“真是师深知我心，完全表达了我的情感”。（6）

余先生生前的许多朋友和学生从全国各地纷纷发来唁电唁函，并寄来上百首挽联，其中有王首道和曹瑛、杨献珍等人的唁电；八十岁的湖南省原副省长程星龄专程赶去参加追悼会，同行的有解放前同他一起战斗过的刘寿棋、涂西畴等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里夫人常杏云还带去周里撰写的挽联：

坚持革命，忠于人民，忆和平解放三湘，资君大力；
冤屈喜昭，贤才痛失，听呜咽江流四水，和我悲歌。

余志宏先生诞辰百年了，他离开这个世界也已44年，然而他并未远去！在学生我的脑海，他的音容笑貌，仍不时浮现；他的铮铮铁骨，则是一道难以逾越的人格高墙！他的最后遭遇，更令我魂牵梦萦，上下求索：

毁家革命虎穴斗争策反程陈湖南和平建奇功
审干特嫌文革奇祸积郁成癌长沙求治竟无床

记得有北大校友说，北大应当向马寅初校长道歉！作为武大校友，我今要说，武大应当向李达校长道歉！哲学系应当向余志宏主任道歉！这不止是清理历史虚无，还是维护社会公道人心！

李其驹先生（7）

2001年8月，李其驹先生因病不治逝世于旅居地大洋彼岸的美国，享年71岁。噩耗传来，我与我当年几位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同学隔洋遥祭，给与李先生如影相随、患难与共几十年的夫人牟瑞雯先生发去一份电子邮件：

其驹师既经地下斗争考验，更受“文革”摧残。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于国于民，问心无愧。李先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知己，我们的榜样！更是炯华和耀先的恩公！想着他生前对我们的言传身教，他对我们的关心照顾，他的洒脱人生，他的笑傲“江湖”，他的聪明才智，他的学术思想，他的幽默风趣，他的音容笑貌……想着这种种的一切，我们心碎，哀思不尽，但我们无论怎样哀思，怎样哀悼，都不能报答他于万一！大洋万里，何止关山阻隔！我们不能为他执拂送行，只好在心里为他立碑！我们不能再为他做点什么，只好永远铭记着他这位良师益友！

两年来，我总想再写点什么，表示我对李先生的深切怀念；可是阴差阳错未如愿。现在，我作为他的学生也要退休了，终于能够静下心来写些缅怀的文字。

1962年，我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李先生是哲学系副系主任。他是系领导，是先生，我只是在1963年校庆学术讨论会听过他一次学术报告。我们真正建立起相亲相知的师生关系，是从“文化大革命”中为李达校长翻案开始的。

湖北的“文革”是从打李达“三家村”开始的，其他“三家村”“黑帮”包括李其驹先生也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经过1966年底以来的酝酿，1967年4月，包括我所在的“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在内的武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部分战斗队和教职员中的“赤胆忠心战斗队”、“钟山风雨战团”开始公开为李达“三家村”翻案。

为李达翻案，关键是要有能够为他辩诬去伪的过硬材料。在那些不平常的日子里，我们“主义队”四五位头头和铁杆队员，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二区二号李先生家里，“钟山风雨”的康先生当时还未成家，他就住在李家，余、萧、陶先生也几乎每天晚上准时来李家。常来李家的还有“赤胆忠心”的张学义和王晓芳。所以二区二号李家实际上成了为李达翻案的策划处和联络站。这在当时“文革”那样的风口浪尖上，李先生，还有牟先生，他们承担了多么大的风险啊！

李其驹牟瑞雯文先生

李其驹牟瑞雯文先生

在我们每晚的聚会上，除了进行为李达翻案的种种具体活动，还常常漫无边际地神聊。“钟山风雨”的五位“战将”，除余主任大概因为是资深高干而不太外露外，其它四位再加上牟先生，都是神聊高手！他们知识渊博，思想活跃，语言风趣，谈吐不凡，对于我们这几位学生，他们漫不经意的神聊，却无异是一场场生动有趣的课目。通常是弄完翻案事，他们再来一番神聊，就到了转钟。这时，兴味未尽，肚子却饿了。于是，李先生的二姐就去下一大锅面条，翻出牟先生做的上好的泡菜，我们吃完以后，继续听他们神聊，常常到拂晓。那时粮食是定量凭票供应，真不知道牟先生哪有那么多面条。后来我问李先生的二公子卫星君，他那时还是红小兵，也不知道。我猜想，很可能是从1958年以来就通宵达旦读书写作、几乎从不吃早餐的康宏逵先生积攒的粮票。他当时尚未成家，就住在李先生家的楼梯间。我调入华工后，他一次就送我100斤全国通用粮票。可见当时只有他才有那个实力，当然，更是因为他豪爽。但行文后，终归不放心。2018年10月5日，我向在美国养老的米寿老人牟先生微信求证。她即示复：“康先生住在我家，我未向他要过粮票。二姐算是我们家的人，她的粮票也和我们一起用的。是我们自己省下来的。我们没有向任何人要过粮票。”牟老先生真是太了不起了！有幸聆听五位先生的神聊，是我在武大集中受教、乃至终生受益的幸事；牟先生给神聊师生们以面条佐泡菜宵夜，也是武汉大学“文革”绝无仅有传奇。

在那些日子里，因为与李先生和牟先生已经很熟了，我还骑丢了他们的一辆旧自行车，戴了他们的一块旧手表。

可是，这样的日子持续一段时间就进入“文革”的派性和武斗。而在艰难地对峙一段时日之后，我们“主义队”自身难保，“钟山风雨”的“战将”、我尊敬的五位先生，开始是东躲西藏，后来是一个个“落网”，被抓起来重新专政，罪名又多了一条：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我也于1968年夏被对立派打伤，接着分配到了湖南邵阳县教中学。而李先生因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曾于1967年3月和余志宏先生联名给当时的关锋并转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最后被弄到北京“学习班”。

1977年4月下旬批林批孔运动中，我终于与李其驹老师取得联系。我给武大党委写公开信，同时给校革委李文钧副主任写信，要求回校参加运动。校革委办给我单位发电报说：“三号信箱党委转东辉根据中央12号文件精神请坚持就地闹革命有什么意见要求书面寄来李文钧住院校革办”。我给其驹师寄去一些材料，5月17日，他回信说：“您致武大党委的公开信，我已看过，目前武大的形势尚不宜贴出。您暂时先不来汉亦可。”

1978年我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生。6月27日，我乘6次特快从衡阳赴京参加复试，趁机在武昌下车，回到离别十年的母校看望老师，住在陶老师家里。当晚，陶老师陪我造访二区二号，拜望李其驹、牟瑞雯老师。“春风日行一千里，赴京科考展翅飞。黄鹤又飞珞珈山，访师兴会话离别。”28日上午，李其驹、萧萐父和卢文筠老师来到陶老师家相聚，也是为我作复试指导。北京复试后，我因政审不合格而未被录取。

我想从事专业理论工作或调大学任教，曾给李其驹老师写信。1979年6月10日，他回信说：“您询问《江汉论坛》的情况，是否有意去此处工作？该刊编辑很乏人。如有此意，我们可促成。”另一方面，我也想加强俄语训练，提高业务能力，向湖南省图书馆等单位和李老师询问原版哲学社会科学文献。这年11月21日，他不仅给我寄来亚历山大诺夫的一本论文集，而且回信鼓励说：“从陶先生处得知你的一些情况，你勤于执笔写些东西，很好！”信中说他们正在编辑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达文集》，还拟写《李达传》，“如能有你们一道参加战斗，那该多好啊！”“志宏同志已彻底平反，为了准备充分一些，追悼会拟在明年元月初举行，届时定给你发通知。”期间，他还给我寄来《武汉大学学报》纪念李达的专辑。

我正式收到武汉大学余志宏同志治丧小组1980年10月3日通告。“我这受牵连的学生也被承认为‘生前友好’，受到邀请”。我因事未能参加追悼会，寄了挽联，已如前述。事后，李其驹先生寄给我《余志宏同志追悼会挽联、唁电、唁信选登》，让我分享喜悦和追念。其中，他还代我写了首挽诗：“沉痛悼念敬爱的余先生  同属浩劫遭难人，虎口余生吊师灵。盼得今日奇冤雪，欲言无言泪湿襟。学生  王炯华  敬挽”。“真是师深知我心，完全表达了我的情感”。

此时，其驹师虽然已不是“黑帮”和“现行反革命”了，但在武汉大学的处境并未得到什么改善。1980年，他应邀去华中工学院主持成立哲学研究所。那年，我也在全国统一招考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考试中考上了助理研究员，准备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他到北京要人时，有人向他推荐说：“你还来北京要什么人，你的学生王炯华不是现成的么！”

12月9日，其驹师写信说：“我和陶老师商量，很希望您能来华工，似乎比去北京或留湖南为好。李少白同志早已去华工，现任华工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副主任。我已托他将您的情况转达华工的领导，同时解决您爱人的调动，现在主要看您个人的意见。”他说11日去北京处理《李达文集》事宜，“如您同意去华工，可速写信至石曼华同志处转我，我在京找社会科学院商量，由该院证明您考试成绩符合录取助理研究员，因家属进京有困难，本人愿意去华中工学院，他们表示同意。这样，华工就可据此确定您的职称。您给我来信时，您可附上一封给社会科学院有关单位（即负责招考单位）的信，表明您个人的上述要求，便于我前往交涉。”这对于我，真是天上掉馅饼！他来不及等我的意见，又写信说：你愿不愿意来华中工学院哲学研究所？要是愿意，可以全家一起来。

我当时正愁去北京解决不了全家四口人的户口，还有房子。我立马开始办理调华工的事。可是在审查档案时又出了问题。那是1973年我在邵阳县转正定级时，因为跟校领导林少华发生过矛盾，他居然在我的鉴定上写下了这样的话：领导要他上山，他就要下河；领导要他下河，他就要上山。我本人当然不知道，可是档案上就是这样白纸黑字地写着。其时正在批头上长角、身上长剌的反潮流人物，华工审档的人以为我也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剌的反潮流人物，感到为难。结果又是李其驹老师，还有李少白老师出面为我说情。他们说，王炯华绝对不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剌的人，他档案上的鉴定，只能反映他当时在农村公社中学教书受到很大压抑，不善于处理与那所学校领导之间的关系。于是，1981年5月，我终于举家来华工。

我来华工哲学所后，做了秘书。一边教学，一边协助所长其驹师工作。那时，他在名誉所长、华工院长朱九思先生的支持下，又有他已调入华工哲学所的好友、也是我的老师康宏逵先生的智策，真是雄心勃勃，想在主要是工科背景的华中工学院，办一所一流的哲学研究所，为华工向综合大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其驹师的主要工作就是聘请哲学界的知名学者做兼职教授，以壮声威；在全国物色和调入崭露头角的硕士毕业生，作为研究和教学骨干；举办助教进修班，摸索文理渗透、培养人才的道路；申报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点，培养硕士研究生。由于他富有办哲学系的经验和组织才能，各项工作都进行的有声有色，取得了预期的成功。短短二三年，就使华中工学院哲学研究所异军突起，引领全国理工院校新潮流。期间，只要晚上有时间，我又常常有幸聆听李先生、康先生，还有已调入中南民族学院的牟先生他们那常过转钟的神聊。

但是，在已有相当传统的工学院办哲学研究所，本身就困难重重。尤其要命的是，在哲学所扬帆远航、风光正好之时，又遭遇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所引起的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哲学所崭露头角的黄克剑先生被祭旗，他悲壮地调走之后，接着，好不容易调入的其他青年才俊也一个个走了。随后，康宏逵先生因为志不能伸反受气，竟拂袖而去，回家做了以卖文为生的写作个体户。最后，李其驹先生心灰意冷，调武汉公安干部管理学院任院长。华中工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受挫，无疑使他受到又一次打击。

拜访李府武大二区二号（1983）

拜访李府武大二区二号（1983）

李其驹先生很有才华和学术思想，很有组织能力，还是中共地下党员；但是在他年富力强之时，不仅很少有他施展才华和能力的平台和机会，而且在“文革”处于挨整受批的“运动员”地位。他跟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都是壮志未酬身心瘁。

1987年，李先生和牟先生去美国看大公子卫平，就在那里住了下来。后来，他们的三公子京怀也去了美国。李先生住在美国，不仅每年都给我寄圣诞贺卡，尤其关怀着我的研究。

因为李先生的关系，在他去国之前，上海人民出版社就接受了我们师生合作的选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从清末民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几年的努力，书稿告成，他从美国寄来万字“绪论”，他领衔的这本书终于1991年1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今年4月3日，牟瑞雯从美国给我微信说：“你和老李的合著，实际上都是你写的，不能算是他的作品。” 我回复：

我“将军”，他写了篇万字序，那可是很宝贵！他很有才华，有思想，文笔又了得，完全能做大学问，问题是时代和环境，他没有办法。那本书是约他写的，当然是他的书。再说，没有他，哪有我，他对我的再造之恩，怎么说都不够！

后来我研究胡汉民，在国内很难找到全面的资料，我又向其驹师求助。牟老师的微信说：

我只记得来美后，为了你写胡汉民他没少跑斯坦福大学胡彿图书馆查阅资料并复印。为此他专门办了一張进馆的卡片。他又不会开车，每天坐公车去校门口，然后下车走路进去。斯坦福校园很大，从校门到图书馆有相当长的距离。这就是他为你提供的资料所做的事而已。

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为学生的写作“跑斯坦福大学胡彿图书馆查阅资料并复印”胡氏资料两千多页，如此尽心竭力提携，岂只是“所做的事而已”，实乃大恩如山！2008年5月，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拙著《胡汉民评传》35万余字，我在后记说：

李先生八十年代中期赴美国探亲，就一直住在那里。他对于我这位学生总是有求必应，还常常是倾其所有。当我写信向他报告我的胡汉民研究意向、请他在大洋彼岸为我搜集胡氏资料后，他便去跑那里的大学图书馆，查阅并复印胡氏资料两千多页，然后打包分两次托人带回交我。本书所用的基本资料就是他为我提供的。要是他的在天之灵知道我终于完成了他也倾注了心力和精力的这本书，我想他也一定会感到欣慰。

萧萐父先生（8）

萧萐父（1924-2008），四川井研（今威远）人，海内外有影响的中国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当代中国大陆罕见的人文学家。

1924年1月，萧氏生于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43年9月，他考入战时搬迁四川嘉定今乐山的武汉大学文学院哲学系。1946年9月随校复原武昌珞珈山。在大学期间，他发起和编辑《珞珈学报》，1947年武大发生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他担任武大学生自治组织的宣传部长，积极投身学生运动。

1947年7月，萧氏大学毕业回成都华阳中学任教，同时主编《西方日报》“稷下”副刊，受聘为尊经国学专科学校讲授“欧洲哲学史”，参加中共成都地下组织的活动。1949年5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他受中共组织委派任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参与接管华西大学。随后，他担任该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从此走上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道路。1956年，被选派赴中央党校高级理论班学习。

1957年，萧氏应武汉大学校长兼哲学系主任李达邀请，调入重建后的哲学系，并经李达安排在北京大学进修中国哲学史，1958年来武大，也是他重回母校。从此，他长期担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口演笔耕、风雨兼程半个世纪，成为在思想上标志“武汉城市高度”的珞珈学人！

萧氏参加武大学生运动和中共成都地下工作的经历，表明他属于中共党内知识分子或革命知识分子。但是，由于他出身有家产的知识分子家庭，又是“旧社会”、“旧学校”培养的知识分子，实质上仍然属于改革开放前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在反胡风运动和反右运动中，他有惊无险，甚至还受命批判北大学生大右派谭天荣，然而文革他终于在劫难逃，被打成李达“三家村”黑帮分子和地主分子横遭迫害，被抄家、被游街，被批斗。1968年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后，他又随系去武大襄阳分校住牛棚，“雪压风欺”当放牛佬，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还被打成所谓大“5·16”，被解送北京办“学习班”。

萧萐父先生

萧萐父先生

1976年10月中国政局大变动后，萧氏迎来了学术春天。他曾经长期被极左思想潮流裹挟，具有学术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倾向，60年代上半期还
曾参加《红旗》杂志反修写作小组。从今往后，虽然仍有意识形态约束，但相对以往的极权专制，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终于可以比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研究、做自己想做的学问了！这不独是萧氏的学术春天，也是一班中国人文学者和科技工作者的学术春天！

萧氏是一位充满激情、循循善诱的导师。早在文革前，他与陶德麟、康宏逵就是武大哲学系三位最叫座的讲师，被称为李达的“三面红旗”。他讲课常常脱离教材，旗帜鲜明，旁征博引，激情满怀，声如洪钟。他的课既使学生受到宏富的知识传承，又使学生得到人文精神的享受！文革后，特别是1989年后，他被褐玉身，浩然正气，杜绝曲学阿世之风，日常交往应酬也流露出他的童心和真情，其人格魅力深受珞珈哲学学子的爱戴。在长期的教书育人过程中，他还提炼出被称为“珞珈中国哲学学派”的精神纲领：“德业双修，学思并重，史论结合，中西对比，古今贯通。”他在影响武大哲学系学生的同时，还影响其他学术青年，影响武汉地区高等院校中国哲学学术界同仁。

萧氏是一位治学严谨，勤耕不辍、海内外有影响的学者。他以刘禹锡《浪淘沙》“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自勉，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著有《船山哲学引论》、《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吹沙集》三卷、《吹沙纪程》等，与许苏民合著《明清启蒙学术流变》和《王夫之评传》，主编《中国辩证法史稿》第一卷、《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大乘起信论·释译》、《玄圃论学集》、《众妙之门》、《传统价值：鲲化鹏飞》，与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与陈修斋主编《哲学史方法论》等。其中，形成于文革后思想理论战线拨乱反正、承上启下的《中国哲学史》，规模宏阔，思想新颖。它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大胆革新，突破长期以来“两条战线斗争”的哲学政治化模式，以螺旋结构取代“唯物”、“唯心”和“辩证法”、“形而上学”的对子结构，着重从哲学认识史角度，探索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与逻辑线索，评述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哲学思想，发掘中国哲学遗产中的启蒙因素，使这部充分反映中华民族思想跳动脉搏的中国哲学史巨著具有鲜明的学术风格与理论特色。它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哲学史的新成果，是“对从先秦到今世之完整的中国哲学史的重建”，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学术地位，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扬。它被许多高校哲学专业选作教材，还被译成英文和韩文，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80年代，他先后发表《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对外开放的历史反思》等论文。90年代以后，他提出“漫汗通观儒释道，从容涵化印中西”，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全局思考东方现代化的道路，把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视为全球化的双翼，强调文化多元化的发生和发展，论定人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多源发生、多元并存、多维发展，充分体现了他的历史深度、文化自信和广阔视野。他的一系列论著在海内外学术界同样发生了重要影响。

萧氏是一位儒道释兼容的智者。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学术立场，会通中西哲学，以批评的精神和创造性智慧，转化、发展儒释道思想资源。他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诠释、解读中国的文化传统。既重视易学源流，肯定易庸之学所含人文意识，又同情理解“思想异端”，揄扬道风、佛慧，提升人生意境以及对儒门学风的褒贬。他强调中国历史上周秦之际与明清之际的社会转型与文化转轨，系统论述了明清启蒙思潮和王船山哲学，认定明清启蒙思潮是我国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芽与源头活水。他由王夫之、黄宗羲、傅山等个案人手，概括出17世纪晚明清初的学风变异，进而剖视18世纪的历史回流和19世纪的思想悲剧与近代难产。他还论证“古史祛疑”，积极关注新出简帛文献研究。他在现代化、全球化、“文化中国”和“文明对话”的新形势与新氛围中独具慧眼的研究和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都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萧氏是一位富于激情的诗人，当代中国少有的诗人哲学家。他执著地探索Logic（逻辑）与Lyric（情感）的统一，自叙以诗歌升华人生、歌哭由我的超迈：“书生自有逍遥处，苦乐忧愁尽化诗。”“孤山诗梦梅魂洁，四海交游处士多”。他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诗情与哲理并重，追求哲学的诗化与诗的哲学化。他青年时代即不满意于西方文化将整合的价值世界割裂，把审美对象局限于自然与艺术，而主张和谐为美。后来他明确提出“在情与理的冲突中求和谐，在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互斥中求互补，在诗与哲学的差异中求统一”。他认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地形成的优秀传统。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庄周梦蝶、荀卿颂蚕、屈子问天、贾生哭鵩，即是这种传统的具体表征。晚年，他还将哲学的诗化与诗的哲学化升华到了更高的理论层次，认为诗化哲学的传统“使中国哲学走上一条独特的追求最高价值理想的形而上学思维的道路，既避免把哲学最后引向宗教迷狂，又超越了使哲学最后仅局促于科学实证，而是把哲学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归结为一种诗化的人生境界，即审美与契真合而为一的境界”。他强调诗情与哲理并重的中国哲学化解了西方文化将哲学与诗分裂对立的矛盾，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他还将自己的诗集、文集及与夫人卢文筠合作的书画集编为《萧氏文心》四卷，又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火凤凰吟》，充分展示了一位人文学家的文化底蕴和中国的人文传统，体现出他所具有的理性与感性双峰并峙的精神风貌。

萧氏是国家重点学科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的创建者与学术带头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他以武大哲学系为基地，建立和形成了武汉地区的中国哲学学术梯队，他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学术梯队的领袖。他曾担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周易》学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同时担任国际道联学术委员，国际儒联顾问，多次参加或主持海内外举办的中国哲学国际学术会议，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德国特里尔大学等校访问、讲学。他是中国哲学史界的权威专家，文史哲兼通的人文学家，当代为数不多走向世界的中国学者。

然而，在整个当代中国的大环境下，萧氏的学术人生也经历过坎坷、失落和扭曲。除了文革的灾难，还有包括反右在内诸多政治运动有惊无险的过关审查，而1989年后，被审查之外还受罚停招两年博士生。总体上说，文革前他并没有伤着皮毛，相反，还常常高调过关。文革十年，他伤筋动骨，既有过初期的惊惶失措，“交械投降”；也有过中期惊心动魄、出生入死为李达翻案；还有过后期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的焦头烂额，屈服于专制淫威。唯1989年后，他终于断名缰，破利锁，顶天立地，府仰无愧怍，还原其本真！

冯友兰东床蔡仲德概括冯氏一生是“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资中筠认为“这一概括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冯先生那一代学人在‘失落’之前已经有所‘实现’，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体系，在著书育人方面已经做出了足以传世的贡献，后来回归是从比较高的起点接着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实现’，就已经失落了，或者可以说是‘迷失’了。后来回归，主要是回归本性，或者说回归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学基础上努力恶补，学而思、思而学，形诸文字，不敢自诩有多少价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诚的。”

冯氏的经历和资氏的体认也基本上适用于萧氏。他出生书香之家，自幼接授庭训，从小耳濡目染者大都是左、孟、庄、骚，在中学即产生文史兴趣，在大学又进一步接受了西方哲学特别是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熏陶，他近3万余言、“能令今天的博士生咋舌” 大学毕业论文《康德之道德形上学》（1947）和早期论文《原美》（1948）已初步“实现自我”。从新中国初期在华西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起，他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他曾自云：“抚念生平，其所以走上学术道路，勉力驰骋古今，全赖从中学时起就受到几位启蒙先生言传身教的智慧哺育和人格熏陶。至于大学时代传道授业诸师，冷峻清晰如万卓恒师、朴实凝专如张真如师、渊博嶔嵜如金克木师，诲教谆谆，终生不忘。五十年代中赴京进修，曾问学于汤用彤、贺自昭、冯芝生、张岱年、任继愈诸师，饫闻胜义；又从李达老、杜国庠、侯外庐、吕振羽诸前辈的立身治学风范中得窥矩矱，深受教益。自负笈墨池，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而先生们播入心田的火种却始终在燃烧。”然而，就其毕生的学术修养、学术活动和学术成就，基本上同资中筠一样，他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实现自我”就已“迷失自我”，即文革前受极左思潮蛊惑，“目眩神移”，“时陷迷途，有时作茧自缚，有时随风飘荡”。然后是“回归本性”，即文革后“反省自己”，“痛定思痛，咀嚼苦果，才若有所悟”。与资氏不同的是，因为家承和在中学大学所打下的深厚的文史基础与早期的初步“实现自我”，他不需要“恶补”就能“回归本性”或“底色”，最后成为卓有建树的人文学家。

还要说，结合萧氏当年参加武大学生运动和共产党在成都的地下斗争，特别是对1989年事件的反思，他又是一位追求民主的“两头真”人物。所谓“两头真”的头一个“真”，是指当年他参加武大学生运动，是真心实意、自觉自愿、勇往直前的，目的是反专制、争民主；后一个“真”，是他思想得到解放，脑袋终于长在自己肩膀上，提出自己的学术良知和对社会人生的真实看法。然而，两头真中间，他却有一个颇长的“失”。这就是他受极左束缚，失去独立思考，盲目紧跟或被迫追随所谓时代潮流或主流意识形态。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后头的这个“真”，最后他开始向自由主义公共知识分子转变。

晚年萧氏“我自飞”，是他“断名缰，破利锁”，不当“资深教授” ③，只做“心有所主”的学者。他秉持从世界文化发展的全局思考东方文化现代化道路的学术立场，倡导明清“启蒙”，反思“伦理异化”，展望中国文化发展前景，强调“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文化变迁，既表现为中西的冲突与融合，又表现为古今的变革与贯通”，提出思考新世纪的民族文化问题“不应停留于‘五四’前后的观念与论争，而应当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层面扩展，关注人类文化发展的前景与趋势”。他认为，虽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人类文化不断整合趋势在所难免；但是，新世纪人们所面临的仍是一个多极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格局中，未来中国新文化既不可能“东化”，也不可能“西化”。其走向只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化。这个走向还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双重过程：要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必须吸纳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唯有重视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为西方文化提供扎根的土壤，才能实现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因此他主张打破中国学术文化被简单政治化的格局，凸现中国文化包容意识的价值，在文化建设中正确处理“辨异”与“自主”的关系，将“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结合起来，通过与世界文化多层面接轨，多途径对话，在全球文化的“百家争鸣”中实现民族文化的重构与创新，使中华民族重新居于世界文明的先进行列。

终其一生，萧氏是一位民国造就、兼修四部、文采风流、善写古体诗词，精于书法篆刻，有全面人文修养与文人气质而途经迷失、晚年复归、当代中国大陆罕见的人文学家！他的学术成就，他的人生道路都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有学者认定他是一位“智者诗人”或“诗人智者”，赞赏他将文化批判的锋芒隐含于文化包容意识的宽容之中；有学者认同他的“道家风骨”，称道他“鸥梦童心”，“化境悠然”；也有学者认定他是一位热烈的理想主义者，肯定他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积极的人生关怀；还有学者认为他是“我们时代文化自觉的灵魂”。学者们这些论释各有会心，但实际上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对萧氏人文学家的肯定。进一步说，像他这样集文史哲于一身、诗书双绝、激情四射、创获良多、贡献卓著的人文学家，在当代中国大陆几成绝响！

2008年9月17日，萧氏离世。他的弟子们哀恸缅怀，敬献灵联：

追求真理，出入中西古今，泛滥经史子集，吹沙不已，三卷雄文称当世；
呼唤启蒙，不计得失荣辱，何惧风雨阴晴，诲人无倦，一炬丹心照后人。

台湾著名哲学家、思想家韦政通唁函云：“像萧萐父先生这样的人，现在在大陆很少了，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学者，而且身上充满了传统的文人气息，会写诗，又写一手好字。现在的很多学者既不会写古诗，也不擅长写字了。以后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中国的传统的市场，越来越狭小了。传统的味道越来越淡了”。

著名学者汪澍白唁函则云：“萐夫先生是哲学头脑、诗人气质、侠士肝胆的融偕结合。在当今学术腐败，道德沦丧的年代，萐夫先生特立独行，树立了一个最富于人性光辉的学者风范！”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指出：“在一定意义上，像萧先生这样全面的知识人，将成绝响。”他接受记者采访慨然赞曰：“萧先生对真理的执著，对人格操守的坚持，对学术自由的追求和对学者尊严的维护，有士大夫的品格，其风范、气度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一代学人逝去，是为学殇。”

康宏逵先生

康宏逵先生（1935-2014）是我大学的逻辑先生，也是我此生最敬畏的先生。记得1963年他给我们上课，旁征博引，妙趣横生，不仅传授我们逻辑学知识，还常常激起我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印象很深的是，他用整整一堂课讲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侦破一件雪原无名尸案，他那绘声绘色的讲述紧扣我们心弦，他那严整缜密的逻辑推理使我们折服。几十年来，专业上虽然我只是他未曾入门的学生，我受教的好多逻辑学知识连同保存他编纂的逻辑学讲义还一并还给了他；然而我文革与他共经历，改革开放后又与他保持了30多年的交谊，在不断的请益中，得到过他的许多耳提面命。

上篇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康先生就在中国逻辑学界崭露头角。1961年，26岁的他在《文汇报》发表《数理逻辑就是现代形式逻辑》和《传统形式逻辑过时了》两篇影响甚大的文章，表明他是当时中国唯一提出研究数理逻辑、走国际化研究方向的学者。也是在这一年，他的《概然推理的作用》一文，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潘梓年先生赞不绝口，推荐给《新建设》作为首篇、用大号字发表，表明他又是中国第一位提出概然推理研究的学者。

康宏逵先生

康宏逵先生

康先生治学，才、学、识超群，博闻强记，少有人能与之比肩。其在逻辑学专业之外，举凡哲学、史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语言学、文学、艺术、物理学、数学、生物学等等领域，都具有丰富的知识和不凡的见解甚至亲历亲为的功夫 ，其观察问题的敏锐性和洞察力，更是一般专家难以企及。
康先生治学有极高的标准。他常引先贤“语不惊人誓不休”！常说不读第一流书，就做不出第一流学问。他的眼光始终瞄准国际数理逻辑学术第一流！他是不鸣则已，鸣必惊人！他治学还极严谨，其付印文稿都是笔笔清晰，字字端正，页面干净，连个别涂改也作的十分用心。他的几本大部头的译（编）著都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并且，他所有供发表或出版的文稿，事先都有交代：“原稿照排”，不允编辑修改。

康先生具有极高的人格、精湛的研究和学术修养，受到哲学和逻辑学界的普遍敬畏。这“敬”，就是敬他的人格，敬他的学问，敬他做学问的精神和功夫。1958年，他向党组织如实写了对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看法的万言交心书，被内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白旗”教师而受到批判。他从此开始通常是通宵达旦地读书，他的课也因此只能排在下午。即使“文革”挨批斗和劳动改造，晚上也要读书到转钟。几十年下来，他不知读了多少书，加上记忆力惊人，他的知识积累之富，可想而知。对于中国哲学和逻辑学界，他是一揽众山小；两界凡知之者，对于他则高山仰之。这“畏”，就是学术界特别是逻辑学界大都怕他。他学富五车，胆识卓越，疾恶如仇，义风侠骨，非常讲究原则。他常说，学问可以不问大小，但绝不能不讲学术原则和科研道德。不懂不要紧，可以学，可以问，慢慢来就是了，就是不能弄虚作假，招摇撞骗，误人子弟。他像眼睛里不能掺进一粒沙子那样，容不得学术界半点“欺蒙拐骗”事。他遇到这类苟且事，就“不忍沉默”：某某的文章是从国外的什么杂志上抄来的，是欺侮不懂洋文的中国人；某某的书不忍卒读，错误百出，连常识都不懂；某某要当逻辑学教授，得先补好几门逻辑学课程。他发表《不忍卒读,不忍沉默》，专批北大某“不知趣者”的“一部不成体统的史书《逻辑学百年》”。 他再发表《又不忍沉默》 ，认为鞠实儿“满纸荒唐，惨不忍睹”的“坏作品”，一而再、再而三地获教育部一、二等大奖“是可怕的”，“反映促成了此等美事的逻辑界头面人物自身逻辑水准的低下”。他嘲讽说：“普天之下科学产品的鉴定与评价都没有依国情而定的特设标准，唯独我国有，我国的逻辑尤其有。文革前，在逻辑界，主特设标准十分纯粹，只看坚不坚持政治挂帅、忠不忠于苏制的或国产的意识形态教条。这条标准造成文科逻辑教学的过度政治化，更导致一场长达十年的举世无双的‘逻辑大讨论’”。“亏我没入逻辑学会，他们纵然有本领在学会内部‘清除一切不和谐的声音’（张家龙语），我这一点点微弱的声音怕是清除不掉的。真正可虑的，是身处一片至为‘和谐’的‘清除’声中的会员朋友的思维自由权和言论自由权。”所有挨过他批抑或骂的这些人，都是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社科院哲学所等学术单位的博士生导师和中国逻辑学界“未庄第一”人物。这些人自然恨他，但也拿他没办法，因为他说的都对。他常说，既然是搞学问，搞学术，那就得有起码的标准，何必硬要打肿脸充胖子呢？不读第一流书，又怎么能有第一流学问呢？

1979-1981年，康先生给他的先生王宪钧担当助手，协助其修改《数理逻辑引论》一书，其中他特别修改了第三篇《数理逻辑发展简述》。有专家认为，这一篇是第一部独立研究数学哲学的著作。鉴于他对全书的工作，王先生邀请他连署，他却坚辞。大意是，“这是您的书，后记写上康宏逵读过即可。”编书期间，每逢周末，师母就做一大桌菜，除了给平时在食堂就餐的他解馋，增加一点油水，就是让他和王先生喝个痛快。期间，他还协助王先生指导研究生，弄一点“自留地”——举办专题讲座，开设相关课程，帮助北大一批逻辑学者学会了“哲学逻辑”。1986、1987年，康先生还两次应王先生邀请去北大讲授《当代逻辑的若干问题》和《模态逻辑引论》。

1980年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成立哲学研究所，他“最好的朋友”原武大哲学系副主任李其驹出任所长，他亦调入智策。时在北大哲学系访学兼职的华裔美国学者普林斯顿在读博士胡静婉因为听了他的专题讲座，特从北大追随来华工。在朱九思的支持下，他一手创立了中国最早的数理逻辑基地，举办全国数理逻辑进修班。他主讲模态逻辑，胡静婉主讲公理集合论。这个进修班培养了一批至今活跃在学术界的逻辑学者。徐明在北大本科毕业后，弃北京名校名家于不顾，专程前来华中工学院师从康先生。在他的指导下，徐氏硕士学位论文的成果竟刊登国际一流专业期刊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

80年代中期，康先生因单位的学术环境恶劣，他感到“虎落平阳被犬欺”，拂袖离职，“卖文为生”。香港《中报》以《知识分子争取独立人格，写作个体户砸碎铁饭碗》为题不点名地报道此事，称他为“大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写作个体户”。他“卖文为生”最有名的成果就是译著拉卡托斯《证明与反驳》、王浩《哥德尔》和他编译的《可能世界的逻辑》（国际数理逻辑名著选译）。并从此与国际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王浩通信十来年。他们书信神交，切磋学问，相互感佩，实乃当今中国学术界传奇。

1984年，康先生翻译王浩代表作之一《分析经验主义的两个戒条》。王浩称赞“译得不仅忠实而且颇生动”，“较原文‘戏剧化’”，“文笔比我的中文高出好几段”，“我发现我自己对中英文字的了解有些地方是错的”。 康先生编译《可能世界的逻辑》，有一个题为《模态，自指和哥德尔定理》之长而又长的代序，实际上就是他多年研究的部分成果。王浩读完这篇8万多字的代序，立即回信畅谈观感：“粗略看了你89页的代序，意识到许多我以前全无概念的关联，诸如勒布及索洛维的工作对模态逻辑的重要性，以及与不可判定命题的联系，等等。”王浩还特别欣赏代序的文体：“看来你写的时候，颇能自得其乐；这样可以引起读者的共鸣，很值得学习；或者该说写得活，生动。”康先生感动地说：“能够嗅出我的代序新意多多的读者，除去王浩，我不曾发现第二个。”而他私下告诉我和张耀先说，能读懂他代序的人只有两个半：一个当然是王浩，另一个我忘记名字了，半个就是时在读武大数学系的儿子康肖松。

康先生在翻译《哥德尔》的数年里，王浩为他答疑不下二百来项，“从要紧之至的到无聊之极的，真可谓不厌其烦。”1994年4月，《哥德尔》中译本准备就绪，康先生给王浩寄去“后记”。王浩回信说：“接到你4月16日的信和你的后记的副本。我看了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特别是关于王先生的那几段，我很欣赏，而且羡慕，因为我写不出这样恰当而细致的话来。我觉得可以说‘字字珠玑’，好像每个字都安排合适了。……我一直没收到你对我的前言的改正，总希望你能好好替我改改，因为我的中文实在愈写愈不像样了，大概因为近年来思想及写作（特别是学术方面的）愈来愈少用中文”。他在《哥德尔》“中译本序”中说，“译者康宏逵和我通信十来年。他为翻译这本书费了心血，我很有感触。以他的学识修养，竟情愿将大量功夫投入这样一件明明可能吃力不落好的介绍工作，我想总是有深广的用意的。”王先生所谓“深广的用意”，显然是指康先生针对中国逻辑学界和所有做学问、做研究的年轻人，希望能像哥德尔那样甘坐冷板凳，抓住最基本的问题，扎扎实实做研究。为了说明中国逻辑学界的状况，康先生还为王浩《哥德尔》中译本“前言”添写了结尾一整段：“我的启蒙先生金岳霖、沈有鼎、王宪钧都先后离开了人世。他们是现代中国建树哲学、传播逻辑的先驱。我衷心盼望他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康先生说，这“建树哲学、传播逻辑的先驱”主要就是为把金老放在首位而量身设计的，“王浩未必会意，在我则是有意为之。”就是说，被誉为中国逻辑学泰斗的金岳霖尚且只能这样“量身”着装，那么还有什么牛可吹呢？他在《又不忍沉默》中说：“不害怕惹恼我的先生们的在天之灵。不会的，他们都宁愿作高标准的牺牲品。金老第一次约我去谈逻辑（归纳逻辑），开场便坦率地说‘我不是逻辑学家’，令我大窘。名副其实的逻辑学家沈有鼎在给王浩的信里不无遗憾地自认‘一事无成’，就是说，被后生辈捧得很高的悖论研究、墨经研究，在他看来不过尔尔。王宪钧更是常讲这类话，甚至说过‘我才不怕速朽’。他还针对自诩为中国唯一跟上世界水平的某君表示异议道：‘莫名其妙。我们那一代跟国外的距离就不小，现在还要大得多。’这几位老先生都不想提倡特设标准以求青史留名，保持了一个学问家应有的清醒与高尚。中国逻辑界的悲哀就在于总归有那么一些生怕挤不进历史的小而又小的猫要冒充大猫，然后把大猫形容成大动物，不惜践踏关系逻辑的基本定律”。其实，学术乃人类之公器，既无国界，也就无国家民族之特色。今日之中国，举凡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常常吹嘘什么特色和赶超，老实说，先与国际接轨才是正道！

王浩与康先生之间尤其相互信任。1992年春，某著名出版社郑重邀请康先生写王浩传，还寄来王浩的新文集《计算，逻辑，哲学》。康先生深恐自己学力不足当此重任，便先征询王浩和王宪钧先生的意见。王浩复信说寄书是他嘱咐的，“该社曾来信要我选人写传，当时写了你，但声明不知你肯做否。”王宪钧先生复信要他“不要考虑太多”，嘱他“写完了给王浩看看”。他认为经传主审订过的传记无异于自传，于是他给出版社回信时附加一项“死条件”：“我的稿本不得让王浩本人过目，由我负全责。”不意音讯全无，最终出版社来信，以索回赠书收场。王浩知道全部经过，但他并不以为忤，他给康先生写信说：“关于××出版社10室传记的事，合作失败就算了。把书索回太荒唐了！”他蔑称该室人为philistines（非利士人），英文指不喜欢学习文化的笨人。据杜珊珊， Philistines，天主教译为“培肋舍特人”，因这个词在英语里的意思是“不喜欢学习文化的”、“蠢笨的”，故又称愚蠢的非利士人。

康先生最佩服的是从旧营垒杀出来的马克思、罗素和鲁迅。他也是从旧营垒杀出来的。他祖父四兄弟均留学日本，其中，祖父康心如和伯祖父康心孚先后参加同盟会，与一些国民党元老关系熟稔。康心如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是战时重庆首富，美丰银行总经理，除了拥资百万的金融巨子身份，还被推选为重庆银行公会主席，重庆临时参议会两任参议长。康心孚，留学早稻田大学研习法政和政治经济学，辛亥革命后回国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讲授社会学、伦理学、中国法制史等课程。父亲康士群过继给伯祖父，曾任《文苑》 主编和美丰银行副经理。在战时重庆南岸，康家的汪山别墅与蒋介石的黄山别墅比邻，邵力子一家长期住在康家，于右任一家（包括屈武）住在他三祖父康心之家。经常与康家来往的有张群、杜月笙、关麟征、杜聿铭、何应钦、谷正纲、谷正伦、 范绍增、王陵基等。周恩来则经常假康家花园、客厅举行统战活动。中共建立政后，周恩来一次去重庆，点名召见康心如问：“康先生现在何处高就”？康答：“在家赋闲”。周随即写了一张条子：任命康心如为重庆市金融局局长。

然而，身为世家子的康先生不仅痛恨资本主义，而且常说不尊重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的智慧问题，不尊重工人农民则是一个民族的良心问题。他素来平民作派，吃穿住用不讲究，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读书，做学问，出精品。他曾动情地说到王宪钧和王浩对他的帮助。“1986-1987，我沦为‘文化个体户’之后，他（王宪钧）要我去北大讲学，意在以讲学的酬劳补我收入之不足。我能够至今仍作为活的逻辑学者存在，也离不开他。”“当香港某报欢呼我敢于‘投身商品经济，争取独立人格’的时候，王浩却在为有人格、无活路的我发愁。”于1988 年3月31日来信请他做研究助手帮他整理些稿子，并向洛克菲勒大学申请了一笔每季一千美元的经费，第一季的已寄出。他说：“我懂了，这名为帮他，实系帮我。”可其时他自感还跟不上王浩的研究进展，放弃了这笔资助。

下篇

文革期间，康先生被正式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属于李达“三家村”系列，被批斗，被劳改，前后长达9年。其中，1967-1968年在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不凡年头，他是哲学系“钟山风雨”战团五成员之一，我是哲学系学生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头头，和康先生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他曾说“当年只有你才是无私地保钟山风雨。就凭这个，就可信赖。”也正是这个“可信赖”，1981年5月我调入华中工学院哲学研究所以后，一直受到他的关爱和鞭策。

以80年代为例，时处不惑之年的我，从中学来到大学，是我人生的转折，也面临巨大的挑战。康先生、李其驹、萧萐父、陶德麟“钟山风雨”当时健在的四先生都为我筹策。

1982年3月26日，康先生和李其驹先生为我设计研究方向。根据我的情况和我国政治所允许的范围，他们为我提出了两个方向：一是专攻苏联自然科学发展的曲折过程，一是专攻空想社会主义。康先生认为后者可供我终生研究，很有意义。

4月24日，他又对我说，空想社会主义是有搞头的，空想也是对现实的批判，是现实的反映。他鼓励我树雄心壮志，不要满足于写文章，而是要出新思想。

5月8日，他看了我的《论认识的三维结构》一文，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许多问题，直言不讳地要我把这篇文章丢了，并且要我不要跟猫打架，而要敢于向权威挑战。他还要我不要做教书匠，而要做哲学家，仍然希望我研究空想社会主义，我告鲁生同志意见，即容易被人说成是影射史学，而他却未以为然，极力主张从思想史的角度搞清社会主义学说史。

5月10日，康先生写条子说：“我和老李（其驹）都主张你立大志，反对你降低了自己，是一片至诚。苦于无积极的建议，让你为难。我的经验是：只读一流书，其余作反面教材；宁可眼高手低，决不眼低手低。坚持下去，境界自然一新，那时有自己不甚满意的也会胜人一筹。”

5月27日，康先生同我谈做学问，再次要我树雄心，立壮志，好好读几本书，做一番事业。


康师手示

当我说及负担过重，也想兼顾长远与目前，写点稿子，挣些钱。他认为挣收入可以搞些翻译，可写些评介性文章，不需要写一些质量不高的俗流文章。谈到陶师提教授，由刘道玉介绍见陈丕显同志，他说，每一个人都应该首先是做人，其次才是做科学家。如果后者与前者有矛盾，宁要前者。他认为陶师遇到了道德危机，以至使他们由过去的莫逆之交到现在见面无话可说。

这年10月，康先生用心良苦地“抢救我”，提出和我成立“学术互助组”。名曰互助，当然是他单向地助我。他将自己有关苏联哲学的藏书给我，指导我读书，帮助我专攻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和认识论，由我去闯江山。他很希望我能上去，做一名小哲学家，并表示只要搞这个“互助组”，就不怕我上不去。
我十分高兴，但提出两点：一是不好意思“吃”先生，果能如此，他将做出很大牺牲；二是再让我跟其驹师一年时间搞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我真正得天独厚，有名师如此赏识和提携！然而，不久后他就“批评我热中[衷]于空名而不读书，明言说如这样下去，他抢救我的愿望就要落空，将会一事无成”。

1983年秋，家父来我处小住。他见先生和我甚是亲热，几乎无话不谈。他为我有这样的先生高兴，称赞先生“义侠”也！过不多久，康先生提了一袋水果来舍下，我问你这是干什么？他说看看你父亲。我说他已经回去了，他说那我不能给你，痛快也哉！

康先生离开华工后，1987年10月2日，我同张耀先、崔永和去看他，他一拉开话匣子，就一气谈了五个小时。话题十分广泛，涉及哲学、逻辑、文学、历史。说到历史，他特别推崇罗素，认为不仅要写历史人物的思想，而且要写历史人物的个性，要敢于评品他们。说到文学，他特别推崇鲁迅，认为鲁迅深刻，又重谈了中国的国民性问题，认为人性不足，狗性太重。他知道我写了李达的书，问我“毛泽东‘两论’是不是从李达著译而来的？别人说抄李对不对”？我说：“说抄当然是太简单化了。事实上，基本思想虽然是从李达著译而来，但毛泽东仍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在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李达算最高的，至少超出艾思奇”。他说“那当然”。他还“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的思想，认为李达在大革命失败后动摇，但在30年代又十分相信自己的马列主义信仰。他尽管可以不同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那场革命，但却仍然相信他曾经为之奋斗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理想。他的这个看法，完全合乎李达的实际”。

1987年12月下旬，我在中央党校参加中国现代哲学系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30日下午，我去看在北大讲学的康先生，在燕园晚餐。他“谈到纯哲学的超阶级性和哲学家的社会理想、伦理政治观念的阶级性，对我写《现实哲学》很有启发。不过，他认为中国现代哲学史确实没有什么搞头，仍然主张我搞一点形而上的东西，如果搞不出，宁可默默无闻。我据实相告：我与官方立场不同，与御用哲学有距离，纯抱能搞多少算多少的态度。我当时的印象“他是理解的”，实际上也许是他对我胸无大志再度感到无能无力。

80年代以来，我出版过好些论著，但在康先生面前羞于启齿，也不敢送书，他当然也不问。直到2011年10月，他要查证我本是引用他的一段话，打电话索要《李达评传》，我托人带去。28日下午，他来电话说，你的书我全看了。好的就不讲了，只讲问题。这本书对毛泽东仍是老调子，对陶肯定太多，很被动。你人格特别高，能做自我批评。其实，你那揭发对李达问题无关大局，并且你为他翻案早就弥补了，可是陶氏他们就做不到。你还可以有十年时间研究写作，你要从根本上改变腔调，写出一本有意义的书。你有这个条件，有资料，有思想，文笔不是问题。有时可以隐晦地谈嘛。我最近就谈古希腊的一位逻辑学家怎么被伟大领袖弄死的，那位领袖就是毛泽东，那位逻辑学家就是金岳霖嘛。你最后那句话写的好，要不是出版社责任编辑的工作，你的书也不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我同康先生交往几十年，难得他的肯定或夸奖。 他说我“能做自我批评”，指的是我在《李达评传》“后记”向李达请罪、反省自己文革初期向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写信有揭发李达的糗事。“自从写了那封不堪回首的‘揭发’信后，我一直抱有对他老人家的负罪感。每念及此，我总感到脸红，心也隐隐作痛。学生时代的这件荒唐事，如影相随我几十年！我向我的一些先生谈过，我也向李夫人石老谈过；但他们不仅原谅了我，甚至还反过来安慰我。现在我向老夫子请罪，但遗憾的是，逝者长已矣，对于他，我再（做）怎样的补救也都没有用了！这只能说是我自己人生不可遗忘的教训！”

因为康先生对《李达评传》大体好感，12月1日下午，我抖胆送给他新著《朱九思评传》。翌日上午，他来电话说，你的朱传昨晚看了，你胆子很大，对朱个人评价到位，但是有一个大问题没有写，那就是华工泡沫问题，华工这个问题最大，这与朱九思好大喜功分不开。搞科研要有基础和实力，他们就不管，到处攻关争项目，这就必然泡沫化。你居然敢用赵紫阳的照片，钱伟长那条注释当然是指向邓小平，他们可能找茬。我要特别感谢你写了李其驹，现在很多人忘记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关于朱上当受骗犯错，你可能不了解内情，没有那么简单。办情报专业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朱难道不知道。自称搞情报的人不是党员，而是在华工入党，这不合常识嘛！他激励我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和哲学，不要总是谦虚和报恩，胆子要大一些，敢于发表自己独立的见解，要做思想家和批评家。这不需要大学问。五四那些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包括鲁迅，都没有什么大学问，但都影响大，特别是鲁迅，他是真正关心农村和农民的，他的小说，一是白话，一是农村，可以说开辟了一个时代。五四可以批中国旧文化，批孔，现在为什么就不能批呢？中国人没有真懂西方文化，没有真懂西方哲学，所有的介绍翻译都变了样。1949年后翻译方面好一些，有成绩，像傅雷等。你还可以搞十年，我今天讲的就是要激你。

2012年2月20日，康先生又打电话反对我写萧萐父先生评传，理由是不值。他劝我说：“你现在不要手痒，而要心痒。手痒写文章对你不是问题，心痒就是要有野心，写出有影响的大著作才是正路，你的时间并不很多了，就这三五年，你从现代往前追，近代或有可写，整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被颠倒你可以写，仆人怎么成为主人，民主怎么成为专制，你有体会，也有材料，你完全可以写出有份量有影响的著作！”在他的鞭策下，经过二个月琢磨，我拟研究党国体制和皇权专制。4月18日，我打电话报告，他很高兴，并嘱咐少引别人的话语，弄出自己的体系。他认为中国文化是让人跪拜英雄，要我看卡莱尔——他也是跪拜英雄。他还谈到南方都市报写他的一篇文章，用了我那个“学术奇人”的说法。其实，“学术奇人”最初是张耀先说的，因为我撰有短文《学术奇人康宏逵》，呈他看过，他说不急，故而未发。

2013年6月，我去加拿大长女家，翌年4月回国。期间，杜珊珊寄给我几篇康先生发表的文章，我看后如沭春风，也写了篇《康宏逵先生记略》，纯系草稿，寄给小杜征求意见。3月14日下午，我给杜发电邮说：“至于拙文，问题还真不少。要你把关主要是对康先生学术贡献和中国逻辑的评价，因为我不知如何较准确的表述。此文只是初稿，还在修改，所以暂不拟送康先生。”她即回电邮说：“以我的经验和认识，实在难以担当把关的大任。刚才我收到您的邮件，正好和康先生通电话，我已经将此事告知于他了。康先生很着急想看看，我就将稿子发给康肖松了。”我预感可能出问题，便稍加修改，电邮肖松。3月16日，他回电邮：“我爸爸说，按你的描写，他成了个令人作呕的人。”我被吓出一身冷汗！

4月23日，李少白先生给我发电邮，说他去看手术后的徐先生，“临走前康先生一再托我发函，要你‘运离传谣的漩涡’（康先生原话），特此转告。” 回国后，5月2日，我给康先生打电话才知道，原来他是关注我的安全。他在电话上说：“听说你被关注，我想方设法联系你”，最后才让少白给你发电邮提醒。他嘱我不要参与网上活动，静下心来做学问，还可以写几本书，作些力所能及的学术研究。

2014年6月1日，康先生给我有个长达个多钟头的电话。这是几十年来他对我唯一最凶的棒喝，不意竟成了他留给我的遗训！除了他对一两个人物的评价不便引出，主要内容是：

你对朱九思评的那么高，他其实只是共产党在教育界的代表，只是追自己的名。李锐写序，不管是出于朱还是他和你共同的主意，都是错误的。你吹陶，私下又不满，你对我很尊敬，又不听我要你与陶划清界限，要么是对我的虚伪，要么是对陶的虚伪。武大哲学系有什么好吹的，你又不是不了解！有什么学问？你讲到刘纲纪都神采飞扬，他算什么！你的李达评传稍微好些，也是瞎吹！他是什么战士？不好写嘛！

所谓反对把我外祖父妖魔化，他就是妖魔嘛， 我哪反对了？我对资本主义就是有仇恨，我管不了别人，但我管得了我儿子。要是他搞资本主义，我就不认他，他回来就不给他开门。我既不赞成共产党，也不赞成国民党。

你退休后很糟糕，降低做人标准，参与瞎胡闹。现在权力斗争那么厉害，你赶什么热闹？你站在哪一边？你能决定中国的事吗？当然，你也不用紧张。他们还顾不上你，毕竟属于意识形态嘛。虽然他们又在抓意识形态斗争，你还排不上。

你要调查研究，你我相处几十年，你那篇文章全是凭主观想像，会成为人们的谈资。他们巴不得有关于我的谈资，我可不愿意给他们创造条件！说我的文字简洁，为什么？没有调查研究不好多写嘛！你对我的专业不懂，又不调查研究，怎么写？你们全被毛泽东糟蹋了。

什么可敬不可学？本来，你，张耀先是我在学生中的一二个朋友，也许还有崔、李。但崔也是不像话，他寄给我他写的一些书，哪是人写的，全是疯子写的。李就不知道了。你又给我介绍张，我们完全没有共同语言，我怎能跟他交朋友！我的学生业务好的也没有几个。杜珊珊就好像我的女儿，她还可以。

我为什么佩服鲁迅？因为他说话有份量！为什么不佩服胡适，因为他说话没有份量！胡适有几句话是需要仔细品味的？鲁迅就不一样，他的话是需要仔细品味的，越是品味，就越显得深刻！

我现在告诉你，向你交个底，我没有伟大的目标，也不想成为名人。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只想完成我自己的研究。身体好就做，身体不好就算了。
本来早在80年代初，我已体会到康先生“谈学问，谈经历，谈为人，落脚
在做人”。从50年代末反修到接着而来的文革，“他过过奴隶的生活，体验过长工的滋味”，从而“把顽强的性格转到学问的兴趣，消除名利私见，而乐为人民一员”。

呜呼！就在他给我这个电话后50天，他竟毫无先兆地走了！亨年79岁。“身体不好就算了”，竟一语成讖！

“世上再无康宏逵”，余生仍有康先生，他是我永远的先生！

感恩陶德麟老师

1962年9月，我入学武汉大学哲学系。从此，陶德麟先生成为我的一位老师，我成为他的一位学生。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得益于陶先生者实难以尽言！今他驾鹤西去，我特追忆往事，以感恩陶老师。

初识陶老师

我们哲学系67111班主要是李达校长改革哲学专业的招生和培养方式而从当时中南五省应届高中毕业生招生组成的班级，称为“李达试验班”，李校长给予我们班以特殊的关怀。年逾古稀的老校长，两次来到教室接见我们。他以自己近半个世纪的治学经验，向刚入哲学系的我们讲授他的“脑、口、手、德、体”五字箴言，叮嘱我们脑要清楚灵活，口要能说，手要能写，德要好，体要健，勉励我们学习哲学专业，寄予我们殷切的期望。其时，他正在遵照毛主席要他修改《社会学大纲》的嘱托，主持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带领一班助手，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其上册《唯物辩证法大纲》已完成初稿，就用作我们班“辩证唯物主义”课程的教材。派他的主要助手陶先生主讲，派他的全部助手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的李少白、段启咸、司马志纯、曹仁杰、黄德华、陈祖华、尹良荣诸先生下班答疑，其中黄德华、曹仁杰先生还先后担任班主任。当时我们班29位同学，清一色的男同胞，住新四区九栋四楼的六间寝室，平均每间寝室一个多先生下来解答我们的疑问，这在当时的武大学生班，可谓绝无仅有！

陶先生，还有萧萐父、康宏逵先生，是当时哲学系讲课最叫座的讲师，被誉为李达的“三面红旗”。萧先生讲课旗帜鲜明，慷慨激昂；康先生讲课旁征博引，妙趣横生；陶先生讲课语词严谨，娓娓动听，还特别能联系实际，记下来就是一篇文章。还有，令我当时百思难解的是，他总是踏着上课铃声进教室，铃停开讲，他一讲完，下课铃即响，从来没有发生过意外。后来我问康先生，陶先生为什么能那么准确地掌握讲课时间，康先生笑称：那是他把手表放在讲台上对表讲课嘛。

1962年12月13日晚上，我们班团支部过组织生活会。当时任团支部组织委员的我，请陶先生专门为我们谈谈专业学习的问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所说的“一个人如果不把毕生的精力倾放在某个特殊领域里就不会有所成就”。就是说，必须全力以赴地守卫自己的职业岗位，一切安排、一切行动都要受自己的专业所约束；否则就会喧宾夺主，不务正业，庸碌无为。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放到自己的专业上呢？陶先生说，首先就得热爱专业，和专业产生感情。他举了许多因热爱自己的专业而产生的“迷子”。1957年反唯心主义，有些人说，“宁肯跟爱人离婚，也不放弃唯心主义。”对于唯心主义尚且这么有感情，对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为什么就不能有这样的感情呢？爱迪生研究学问时，有时连自己的名字也忘记了，难道我们就不能对自己的专业入迷吗？不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比爱情更深厚的感情吗？怎样对自己的专业产生感情甚至入迷呢？陶先生告诉我们的办法就是“天天接触，就会上瘾”。那时，我们还只入学三个多月，对于哲学专业连门都还没有摸到，陶先生以他自己的治学经验这样地谈专业学习问题，无疑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和鼓舞。


陶德麟先生

陶先生因为是李校长的主要助手，担负着十分繁忙的研究和写作任务，他除讲课外，平时并不下班。那时，我们也并不熟悉。

“文革”岁月

“文革”伊始，李达校长、何定华副校长和前武大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即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三家村”。哲学系因为是李达校长于1956年重建的，他曾兼任系主任，又是唯一的教授，便被打成“修正主义的黑窝”，“资产阶级的染缸”，“李达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店”。系主任余志宏、副系主任李其驹以及萧萐父、陶德麟、康宏逵先生均被打成“李达三家村”“黑帮分子”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就陶先生说，他长期担任李达校长的助手，尤其被视为李达的“心腹”和“干将”，成为“文革”工作队的重点控制和打击对象。1966年7月4日下午，哲学系打“主攻李达的外围战”，我们班还斗争了陶先生。我当日的日记说：

陶德麟并没有老实，光给自己扣帽子，光交待小问题，光联系别人的问题，而关键性的问题，如他散布：任何人都有错误，毛主席有没有错误呀？主席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还有问题等等，就是回避。很狡猾，很有反革命的政治经验。

我当时连李达老校长也打倒，对陶先生自然也使用了这些大为不恭的话语！那些日子，他和学校所有“黑帮”都遭受冲击，还到东升公社去劳改，他的处境可想而知。

1967年4月，包括我们“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在内的群众组织开始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我才重新接触陶先生。从此，我们不仅是师生，而且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4月19日晚上，电影后，我去李其驹先生家谈他明天介绍武大阶级斗争一些情况后，陶德麟、萧萐父等先生谈了李达的一些情况，我们谈的比较投机，一直谈到翌日凌晨5点。这是“文革”中我与陶等诸先生的第一次相聚，也是我所在的“主义队”为哲学系“黑帮”翻案的开始。其时，余志宏、李其驹、萧萐父、陶德麟、康宏逵五位先生组成“钟山风雨”战团，成为“李达三家村”特别是李达翻案的主力。

然而，为李达“三家村”翻案在校内校外都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后来尤其出现了激烈的“龙虎斗”。以数学系“农奴戟”兵团为代表包括“主义队”、“钟山风雨”在内的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一派称“龙派”，以行政大楼“虎山行”战斗队为代表的反对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一派称“虎派”。一时之间，派性分明，森严壁垒，“钟山风雨”被对立派打成“钟山庙”，五位先生被打成“黑和尚”：余志宏主任遭绑架，包括陶先生在内的其他四位也被逼得东躲西藏。1988年春，我也被哲学系对立派无端打成重伤住院，师母吴先生炖汤去当时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看我，在公车上还受了脚伤。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前后，武汉军政当局把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活动打成所谓“5·16”的阴谋活动，把为李达翻案的“李达专案组”打成所谓“5·16”组织，把哲学系打成所谓“5·16”窝子的窝子，陶先生等“钟山庙”的“黑和尚”和包括我们“主义队”在内的为李达翻案的“龙派”又经受了骇人听闻的打击和迫害：监禁、车轮战、拷打、逼供、诱供、指供……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还公然扬言要把陶先生的“两条腿打断”，然后在武汉三镇“游街示众”，“就
地枪决”，甚至连他的家属都不放过。那时我在湖南邵阳县也被打成所谓“5·16”大头头和现行反革命，由该县公安局第三办室立案审查，被内定为枪毙对象。几十年后，陶先生仍然记忆犹新地说到1970年他被打成“5·16”关押期间，当时管他的负责人王某对他说：“你知道你的同伙王炯华吗，他已经被枪毙了！你不是枪毙的问题，而是要用生锈的刀子慢慢地砍死你！”

1974年1月，武大在九峰山为李达举行追悼会，陶先生虽然被“回到教师队伍”，但却仍然被告知：“李达的问题清楚了，并不等于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开始他不能为工农兵学员讲课，给业余的工人理论班上课虽然获得掌声，但仍然必须夹起尾巴。一直到1984年，他才“彻底翻身”。

对于我的两次报考

1974年4月，我调入位于衡阳市某厂子弟中学任教，开始与陶先生建立通讯联系。期间中断两年没有通信，到1981年我调入华中工学院，我所保存他给我的信竟达30余封。

1977年10月7日，我给陶先生去信。17日他给我回信说他9月中旬去北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毛泽东“两论”发表40周年理论讨论会，他去看石老。石老从我的信中知道我有胃病（实际上已作胃切除手术），他信中说“她要我把一个单方抄寄给你，现寄上，不妨一试。” 他的信还说：在你那一班同学中，我对你的印象是最深的。你朝气蓬勃，富于钻研精神，作风正派，是一个很有为的青年，这是我经常和一些同志谈到的。现在你虽不在高校或科研机关工作，但在工厂接触实际，又有一定时间阅读书，条件也不算差。锲而不舍，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3月21日，我看到报载关于进一步放宽研究生报考年龄的规定：“凡是1938年3月1日以后出生的人均可报考”。1941年1月出生的我跃跃欲试，但是，此时已临近5月15日的考试时间。困难很大，特别是外语从1963年结业后就荒废了。当即我给陶先生写信，想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他回信说：

我完全支持你报考研究生，对拟选的专业（按：辩证唯物主义）也无意见。但希望你不要报武大，这原因是不言而喻的。你可以报社会科学院、北大或其他学校。以你的素养，相信你能够如愿。第二天，我即填写了报名表，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辩证唯物主义专业。

6月24日，我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复试通知。初试成绩总分277，其中政治59，基础69，专业61，而我最担心的外语却得了88分。虽然这个成绩并不理想，但在我那个工厂六位报考者中，唯我收到复试通知。厂里，学校，同事，朋友也都很高兴，我自己也向陶先生等师友写信“报喜”。

7月3日复试。6月27日我乘火车北上，先去看陶先生。虽然从1974年起，我和先生已建立通讯联系，但从我1968年毕业分配回湖南，一别十年，一直未能见面。当晚7时，我来到陶先生家，先生和师母吴先生，还有师太，都很高兴。先生陪我去因为李达“三家村”翻案而驰名的“二区二号”看李其驹先生和师母牟瑞雯先生。“谈话离别十年，甚是有趣”。回到陶先生家，已经很晚了。当时先生一家三代五口，住狭窄的两室一厅。师太说：今晚东辉跟陶老师睡床上，吴老师睡沙发。我和先生一直聊到深夜2时20分。第二天上午，李其驹、萧萐父先生，还有师母卢文筠先生来到陶家，为我复试作指导。陶先生还给在哲学研究所工作的张琢系友写信，嘱他设法解决我复试期间的住宿问题。

复试后，在哲学研究所工作的师兄张浩告诉我：从初试、复试以及各方面综合考虑，录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陶先生，萧先生也
给我所报专业的指导先生或写信或面谈，竭力推荐。但是，最后却因“政审不合格”未被录取。平心而论，我是中共执政后才上学的贫下中农子弟，当时的工作表现也不错，为何竟政审“不合格”？后来才知道，问题正是“文革”我为李达“三家村”翻案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的被立案审查。当时武大哲学系有人听说我报考研究生，居然还到北京复试，他们把整我的一大包材料寄给了哲学研究所。

与陶师欣会在北京（1978）

与陶师欣会在北京（1978）

1979年12月上旬，陶先生等在长沙联系《李达传》与《李达文集》有关事宜，同时与省委宣传部和湖南人民出版社商洽借调我参加《李达传》的编写工作，但未获成功。

1979年12月上旬，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省、市、区社会科学院将于1980年5月统一招考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那时，我虽然心动，却未敢妄动。因为招考最低的研究人员也是实习研究员，我连研究生也没有考取，能报考实习研究员吗？并且要求年龄是35岁以下，我还失去了年龄资格。要报，就只能报助理研究员。这对我来说，特别需要勇气。并且报考时，还要求交专业论文和外语作文各一篇。

我先开始撰写“试论一多问题”的文章，准备报考助理研究员。我给陶先生写信，12月28日，他回信不仅详细解答了我的“一多问题”，而且对我报考助理研究员极表赞同：

你报考助理研究员我极赞同。你非十年“大革命”之赐，你本来早该是讲师了。现在不过“东隅已逝，桑榆未晚”，何谓“冒昧”之有？即使是不中，也是锻炼。何况你的水平比我校这次新提的“讲师”，（至少是其中的许多）强多了，大可一试！在借调事未解决之前，我意你以全力准备应考为宜。他还安慰我说：“借调事未成，并无什么了不得的原因，我们将再作努力。”

5月底在长沙考完后，7月下旬，我给《哲学研究》编辑部师兄章绍武写信打听考试成绩。他回信说“因为今年考试，概不公布分数”，他无法打听。“不过，据我们所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说，你的考试成绩还可以，取录可否，请稍等待。”8月25日，才从我大学同班同学也是这次参考的“同年”何畏来信中知道他将被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录取的消息。我一方面对他表示祝贺，一方面感到自己“凉菜”了。28日，收到他的回信：“凉菜”纯属无稽之谈，根据成绩和考查的情况， “还是在录取之列”。9月14日，又收到他11日来信：“湖南分院的同志告诉我，你考试成绩很好，除外语外，其他各科都在80分以上，平均成绩超过了录取分数线。社会科学院决定录取你，现正进行调阅档案及体捡工作”。这对我来说，自然是喜从天降！我立即给陶先生等师友写信。20日，收到先生16日回信说：

刚才收到你9月14日的来信，高兴的程度也许不下于你本人，故特地放下正在赶写的稿子，写几句话向你表示热烈的祝贺！……“有志者事竟成”，这次的成功也是对你百折不挠的努力的应有报偿。你方在盛年，前途是未可限量的。

这无疑是对我的鞭策和鼓舞！

9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潘声浩同志专程来厂审档，找我本人谈话。告诉我已被该院录取，将于10月中旬发录取通知。我的成绩总分278，其中外语51，政治62，专业基础80·5，专业85，平均69·6分。他还告诉我，此次社科院从500考生中招了100，其中哲学研究所招14人，在湖南就招我1人。由于户口卡的紧，所招这100人是由国务院盖章办理的，家属要过一、二年由北京市办理。由于房子紧张，社科院为这100人在通县包租了一栋旅社。我将此消息告诉陶先生，9月24日，他回信说：“喜闻佳讯，无任雀跃。”

22日，省社科院李翊立等两位又代表中国社科院来厂政审和体捡。他们告诉我，此次招考分数线是：实习研究员平均60分、专业75分；助理研究员平均70分、专业80分或平均65、专业85分。我属于助理研究员分数线的第二种情况。

政审和体检都顺利进行了，11月22日，陶先生给我的信还提到他已请哲学研究所的朋友在我“去后的工作安排多多照顾”。然而，我就是迟迟收不到录取通知。先生劝我“不必焦急”，“大概用什么‘政审’之类的东西把人卡掉的事是不大可能发生了，至少哲学所不会干这种事。”

最终还是因为当时谈虎色变的家属户口和住房问题，我与哲学研究所又失之交臂！22日，石曼华老给我回信说，她亲自去社科院通过潘声浩同志找到哲学研究所人事处负责人。负责人告诉她：

前天下午院领导人开了一个会，研究考生带家属问题，今后不好安排。没有结婚的就不成问题了，象你这样的情况有几十个，现都不能来。因为家属来有很多问题在三、四年中都难以解决，如住房问题，外地户口进京是很困难的，还有安排家属工作问题。这个负责人说，在当时他们对你们这些有家属的同志没有考虑周到。你主要是家属不好解决，不是别的，你可放心。至于你，他说，他们想办法和湖南或湖北联系，你可能到那里的科学院，由他们出面接头。


陶师信之一

期间，我已经联系好去正在筹备恢复的衡阳矿冶工程学院（今南华大学）任教。这时，华中工学院成立哲学研究所，李其驹先生任所长。12月9日，他给我写信说：

我和陶老师商量，很希望您能来华工，似乎比去北京或留湖南为好。李少白同志早已去华工，现任华工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副主任。我已托他将您的情况转达华工的领导，同时解决您爱人的调动，现在主要看您个人的意见。并说他11日去北京处理《李达文集》事宜，如您同意去华工，可速写信至石曼华同志处转我。我在京找社会科学院商量，由该院证明您考试成绩符合录取助理研究员，因家属进京有困难，本人愿意去华中工学院，他们表示同意。这样，华工就可据此确定您的职称。你给我来信时，您可附上一封给社会科学院有关单位（即负责招考单位）的信，表明您个人的上述要求，便于我前往交涉。

这对于我，真是天上掉馅饼！我分别给两位李先生和陶先生写信。18日，陶先生回信说当即把我给他的信“转给了少白同志，请他从速办理”。19日，李少白先生回信说他收到我的信后“立即向院领导做了汇报，院长朱九思同志对你愿来华工表示很欢迎，并要人事处进行具体联系”。

1981年4月，我终于在不惑之年举家调入华中工学院。这无疑是我人生事业最重要的转折。而陶先生为我的两次报考特别是改变我命运的第二次报考费心尽力，正是师恩如山，没齿难忘！

对于我的研究与写作

1976年中国政局大变动后，我虽然在工厂任教，但也开始重新读书，写些小评论，有时还写点不大像样的论文。远在千里之外的陶先生十分关心我的写作，向有关学术期刊和大报推荐我的文章。虽然那些报刊的编辑认为我的文笔还可以，甚至因为陶先生的关系，还曾考虑调我去工作；但毕竟我的那些文章跟不上形势，或者说，水平不高，只是业余小人物的习作，即使是陶先生推荐，也是“屡战屡败”，没有一篇被采用。

陶先生还不厌其烦地帮助我撰写文章。1979年12月，我报考助理研究员，撰写论文《试论一多问题》，我写信向他求解“一”与“多”。28日，他回信专门就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相关部分作解说：

按柏氏（按：柏拉图）的意思，任何事物都是“一”（如苏格拉底是一个人）；任何事物也都是“多”（如苏格拉底有许多肢体、器官特质等等）。通常的人（即没有哲学素养的人）谁都知道这一点。可是，他们把对象看成“一”的时候，就忘记了它是“多”；反之亦然。他们以为“一”和“多”是两码事，是从不同的关系来考察同一事物的结果。所谈“表象和语言就往返于这两种思想”（指“一”与“多”），大概就是指的这个意思。柏氏认为这种思考问题的方法是不高明的，是“空的辩证法”。他认为真正困难而有意义的工作是“把这两种思想（指关于“一”的思想和关于“多”的思想）合在一起”；，即看到“一”和“多”是对立的统一。“一”与“多”并不是各自处在不同的关系中、不同的意义上说来才成其为“一”与“多”；恰恰相反，“一”正因为有“多”才成其为“一”（如果没有苏氏的肢体、器官、特质等等，苏氏就不成其为苏氏这一个人），“多”又正因为有“一”才成其为“多”（如果苏氏的肢体等等脱离了苏氏这一个人，它们就不是本来的肢体了等等）。“一”与“多”都因对方而存在，都因同对方的关系（这是同一个关系）才存在，它们构成了矛盾的统一体。这样看问题才是真正的辩证法。Hegel对Plato的这种讨论（以及整个Plato的哲学）显然是评价很高的。列宁不满于黑氏对柏氏的过分吹棒。但柏氏的这一思想——至少是如黑氏转述的——的合理成分，看来列宁认为是有价值的，否则为什么特地加以摘引并批上“注意”呢？

他写了这么多，仍不放心：“为准确计，你可写信请教陈修斋先生和杨祖陶先生。”

1980年1月25日，陶先生又回信说：

文章我仔细看了两遍。我认为有新见解，材料和观点的统一也处理得较好，逻辑性较强，有现实意义，可以拿出去。缺点是文字嫌噜嗦了些。按现在的内容，似可压到万字以内。这样不仅不会影响内容，反而会使人看了一目了然。但我目前确抽不出时间修改。有两个方案：（1）由我将此文立即送《江汉论坛》；（2）由你修改后（主要是压缩篇幅）再寄我转《论坛》。何者为好？请速函告。稿子暂留我处，如需寄还，亦望速示知。一切以有利于你的考试为原则。

信尾“又及”：

写完上面的话之后，我又改变了想法，决定立即将稿子寄《论坛》，并附上我的意见。如果他们觉得可用而又并不嫌长，更好；如觉得基本可用但需修改，会告诉你如何修改；如觉得不便刊用，也省得你白花气力去修改、誊抄。这样可以节约时间精力。

仅就我的这一篇后来并未发表的文章，陶先生倾注了多么大的心力啊！他对我这位学生之有求必应，可见一斑！

1981年调入华中工学院后，我深知自己的外文和古文都不足以支撑我的学业和研究，我决定把自己的研究定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并且将李达研究作为我研究定位的突破口，进而扩展到近现代中国哲学。陶先生，还有李其驹、萧萐父先生都支持我的这个研究定位。

这年我为参加湖北省哲学年会我撰写《实事求是三题》一文，请陶先生修改。他“感到主要缺点是松散和平淡。文章似乎没有串成一个层次分明的整体，众所周知的话也太多。看来还需要作一番较大的修改和润色”。真麻烦他密密麻麻写了四页《关于修改〈实事求是一、二、三〉一文的意见》。主要内容是：

一、要说明“实事求是”何以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或根本点），不能离开中国革命的特点，要把它放在中国革命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
二、“实事求是”的原则既然是上述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它就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的中国式的简单复述，而是包含着丰富的、崭新的历史内容理论。
三、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原则的论述有什么特色？有什么新贡献？似可以从如下方面考虑，他列了三个方面。
四、“实事求是”原则虽然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形成的，但是它是“具有丰富的特殊内容的普遍”。它的意义不限于中国，而是马列总宝库的一部分。
五、对毛泽东同志本人晚年的错误不要多讲，讲到的也要与《决议》完全一致。

因为此文修改事大，我按原文打印参会，投给一家刊物也未能采用。

1982年，我发表在《华中工学院学报》的第一篇论文《我国早期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优秀著作——读李达同志〈现代社会学〉》就是经陶先生修改的，连题目也是他定的。

1986年5月，陶师知道我在撰写《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一书，他特别提出要注意增加侯外庐对李达的高度评价。他还主动和湖南出版社联系出版，11日，他给在该出版社工作的系友曾详虎写信说我是李达同志亲自授课的试验班的优秀学生之一，对李达同志有直接的了解。在“文革”中受到牵连，受到很严重的打击；后来又为李达同志的平反昭雪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他的这部书稿是他多年研究的成果，很有特色。我想李达同志是湖南人，如能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将比别的出版社更为合适（作者王炯华同志也是湖南人）……湖南人民出版社数年前即约我和其他同志撰写《李达传》，一直未能完成，深感歉疚。这本书如能在贵社出版，也可算是一种弥补。

拙著由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受稿出版，陶先生又应出版社所请，于8月10日写出高评的“审稿意见”：

《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对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是有显著成绩的。本书稿材料翔实，分析周到，有不少新见解。目前还没有一部可以与本书稿相当的阐述李达哲学思想的专著。本书稿如能公开出版，必将在学术界产生较大的影响。作者的某些论点未必是学术界“公认”的，但我认为，只要言之有据，就不必磨掉棱角。当然，由于研究的课题涉及的方面甚多，情况复杂，作者还不可能在一切方面都作出深刻的分析，所以书稿也还只能算是初步的成果；但毕竟是难能可贵的一部专著。

1998年夏，陶德麟先生还来信称赞我的《毛泽东读书生涯》一书：

（出差）归来见到你赠我的大作《毛泽东读书生涯》，很高兴。读了一小半，觉得是一本极富思想性的力作，且文采焕发，引人入胜，比之现今某些罗列材料、语言无味之作，不可同年（日）而语。可喜可贺！

2002年12月21日，陶先生又为我2001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李达研究”的最终成果《李达评传》书稿作鉴定：

一、        选题意义重大。李达同志是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毕生的活动都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和中共党史密切关联。科学地剖析这个人物，对全面深刻地把握中国现代思想史和中共党史都是不可缺少的。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对这个人物重视不够，误解甚多，甚至一些关键性的史实都未能弄清。这不仅使对李达个人的评价有失准确，而且影响到有关历史陈述的真实性。“文化大革命”中强加于李达的大量不实之词，更使他的真实面貌蒙上了烟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李达同志得到了平反，四卷本《李达文集》得以编辑出版，许多研究文章和《李达传记》等专著相继发表，近年来的党史著作和文艺作品（如电视剧《开天辟地》等）也对李达的历史地位作了更接近真实的表述。应该说情况有了很大改变。然而，把李达毕生多方面的活动放在历史全局中加以系统考察并作出全面评价的专著，似乎还没有见到；有些重要史实也尚未披露，以讹传讹的说法也尚未澄清。因此，对李达的深入研究仍然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课题。《李达评传》在这方面确有新的进展，我以为是值得重视的。

二、        书稿优点突出。（1）《评传》的一个突出优点，是力图全面论述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史上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法学、史学等诸多领域中的开拓奠基的作用，以及他在无产阶级教育事业和教育理论上的贡献。这是迄今已有的论著未能讲透的。（2）与此相联系，《评传》以确凿的材料澄清了在许多党史回忆材料中严重失实的问题，以及在其他至今还不甚清楚的问题。例如，李达在建党前后是否主张过“合法马克思主义”？李达在建党时的实际作用如何？李达1923年离开党组织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李达在离开党组织以后的政治态度和表现如何？李达在白区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做了哪些工作，作用如何？李达的理论工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关系如何？李达重新入党后的活动应如何评价？李达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悲剧是如何发生的？如此等等，《评传》都给予了合理的说明。（3）《评传》对李达的评价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他的贡献和失误、优点和缺点能秉笔直书，给予较客观的论述。

因此，我认为《评传》是一本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尽管其中的某些论断不一定为学术界普遍认同，但作为持之有故的一家之言，不仅不影响其价值，而且对推动进一步的研究大有裨益。

陶先生的鉴定无疑直接促成了我项目的结项。

2006年9月，我撰写《李达“三家村”案四十周年祭》一篇长文，发表在北美《华夏文摘增刊》第523期。我电邮给陶先生，9月4日午夜，他回电邮：  
《三家村》文刚才匆匆看了，觉得很好。现在能写出这篇文章的恐怕全世界也只有你一人了（你手头还存有《武大三家村案》吗？我们的都被没收了）。为了让世人了解历史真相，保存一份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你立了大功。

现在，陶先生已魂归道山，我亦八十矣。正是：

珞珈五十八年前，试验班上师生缘。最使学生感佩处，言语文章是双绝。

文革患难共经历，还曾与师胝足眠。耳提面命师恩多，愿师天国乐永年。
注释：

(1) 项烁《钟山风雨——神马都是浮云》。
(2) 原载《湘声报》2004年2月20日第3版；台湾《珞珈》。
(3) 王氏日记，1964年10月8日。
(4) 汇单附言：“深切悼念敬爱的余志宏同志，余主任功绩昭日月，精神垂千古。安息吧，我敬爱的老主任！”王氏日记，1980年10月13日。
(5) 王氏日记，1979年7月2日。
(6) 同上，1981年5月17日。
(7) 原载台湾珞珈，第158期，2004，1；学术界，2003（6）。
(8) 原载怀化学院学报社科版201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