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桥：我在十年“文革”中的遭遇见闻

boyaozhang · 发表于 2023-4-21 08:35:08

我在十年“文革”中的遭遇见闻

作者：薛暮桥
来源：历史智慧书

被批斗审查

回顾十年“文化大革命”，从我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来看，这场运动根本不能称作革命，而是一次损害党、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国大内乱。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和领导了这场运动，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破坏。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蓄谋夺取最高权力。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党和国家遭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严重挫折和损失，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1980年党中央为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开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发动4千余人讨论。我也参加了讨论。大家认真负责，畅所欲言。党中央集中了同志们的思想，反复修改，经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正式发表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完全拥护这个决议。

十年内乱中，绝大部分党政机关陷于瘫痪，各级领导干部从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到基层干部，从开国元勋到后起之秀，大都被打倒。我当时是国家计委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兼管《经济消息》，又常写文章、做报告，是中央文革阴谋打倒的人物之一。1967年初陈伯达、戚本禹亲自到国家计委看大字报，煽动群众打倒计委领导，包括我在内。到1967年“一月夺权”、批“二月逆流”（实际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二月抗争）前后，造反派掀起了批斗我的高潮，一个星期批斗三四次。批我自己的大会，揪我参加；批领导我的中央负责同志的大会，我作为“黑干将”，揪去陪斗。在每次批斗会中，耳朵里装满了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胡言乱语，坐“喷气式飞机”，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斗争会越开越多，搞得我头昏脑胀，腰酸背痛，精神肉体均难忍受。

批斗我的第一个“罪状”是“三反分子”。造反派把我的文章、讲话编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薛暮桥毒草选编》，从中摘下只言片语，掐头去尾，上纲上线，在大字报上批，在批斗会上讲。把我两篇正确的、当时并没有发表的文稿，诬蔑为“两棵大毒草”。一篇是《一年来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另一篇是《经济工作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对前一篇文章，造反派抓住了大炼钢铁得不偿失等问题来批。对后一篇文章，抓住文中提出的一个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是否要百分之百的公有制来批。我认为从我国国情出发，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允许非公有制经济为补充，这样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国计民生。造反派抓住这些问题上纲上线，狠批狠斗。2月上旬，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给物委造反派来电话说：“薛暮桥不是三反分子，犯了错误，给他时间认真检讨”。电话是下午4点钟打来的，当天绝大多数战斗队纷纷贴大字报，拥护两位副总理的指示，恢复我的工作。由此可见，绝大多数干部、群众是不赞成打倒我的。只有人数很少的并非物委的两个战斗队没有表态。几天后，其中一个战斗队的头子，自认为有中央文革作后台，气势嚣张，竟在国家计委、天安门贴大字报：“要同两位李副总理辩论”。批斗我的真实意图曝光了，矛头是指向副总理、周总理的。那时正是毛泽东同志支持中央文革错误地批所谓“二月逆流”以后，批我的大字报、大会更多了。我被戴上了几顶大帽子，除三反分子外，还有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贩卖苏联统计的祖师爷、叛徒，等等。但大帽子之下，没有站得住脚的事实根据。

到1967年冬，大约是11月，我们全家被“勒令”搬出地处百万庄的部长楼。在我家工作15年，帮助扶养我们的小女儿、操持家务的杨晓华同志，也被“勒令”离开我家，到计委食堂炊事班工作。造反派指定我们家搬到真武庙，给了两间房子，同一位姓张的老太太合住一套房子。当我们搬去时，他们已经知道我是“走资派”。搬去当晚，老太太的儿媳妇杨奇秀同志（工程师，住在另一套房间里）回来了。罗琼主动和她们婆媳俩人谈，说我们是被审查的被批斗的干部，在共同生活中，如果你们有意见，欢迎随时提出。她们通情达理地说，你们有什么错误，党有党纪，国有国法，你们有党和政府管，我们是邻居，住在一起，生活上互相照顾。过几天，张老太太对人说，看他们哪里像“走资派”，是“落难书生”。住在那个区的大都是计委、物委的干部，对我们常有议论，老太太转告我们，并安慰我们，照顾我们。1969年冬，我和罗琼要离京赴五七干校，她们请我们吃饺子，作为送行。我们年仅16岁的小女儿小和一个人留居在那里，她们也很照顾。当小和下乡插队时，她们全家为她送行。她们同我家原本素不相识，完全是出于不赞成这样的“革命”，而如此对待我们的。

当康生等人妄图用抓叛徒的恶毒手段，陷害刘少奇同志和一批忠诚于党、忠诚于革命的领导同志的时候，对我也由批斗现实问题转到“审查”我的历史。1968年3月18日，所谓“人民法庭”成立了。审讯的主题是我在30年代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关系，他们怀疑我同国民党暗中勾结，抓的突破口是我主编的《中国农村》月刊因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一封公开信而被封禁之后，又准予复刊，这件事是找什么人交涉的。我说是吴觉农同志去交涉的，找了什么人，当时没有告诉我，我不知道。他们死揪着这个问题不放，审讯了一个星期，“开庭”12次，最后一次军代表来了，大概他看出了是在搞逼供信，制止了这种做法。从此“勒令”我不能回家，被关押在我的办公室，当时通称“牛棚”。“文化大革命”后，吴觉农同志告诉我说：这件事是他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书记长潘公展交涉的，那时确实没有对你讲。他还说：当潘知道这个刊物是蔡元培先生题写刊名，孙晓邨、冯和法两位先生是代表人，南京农村复兴委员会作为发行地址，并经法租界巡捕房登记注册等情况时，当即同意复刊。

追查我历史的另一个问题，是1927年我被捕后出狱问题。我在“文革”以后知道，造反派到杭州反省院调查了7次，连批准我可以保释出院的档案也查到了。但其中有些人仍死揪住这个问题不放，不肯罢休，硬说我是“叛变出狱的叛徒”。我坚决不承认。

我一贯忠诚拥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相信他的领导是正确的；但对搞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内心颇不以为然，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搞。在这种状况下，应该怎么办呢？我回想过去几次运动——延安的抢救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等，来势也猛，最后绝大多数人的事实搞清了，党为他们平反昭雪，向他们赔礼道歉。于是我在残酷斗争中，虽然被逼违心地作了无数次检讨，但绝不捏造事实。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被整死，以后还可为党为人民作贡献。对“叛徒”这顶帽子，我始终没有承认。

与此同时，我尽量抽时间学习毛泽东著作，通读《毛泽东选集》四卷达4遍之多，每读一遍都用不同颜色的笔把重要段落划线标记，有关文章读的遍数更多。边读边同自己的思想、工作对照，觉得自己的言行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没有错，更增强了信心，深信我的问题一定能搞清楚。我写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抄写了毛主席的诗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压在桌子上的玻璃板下。专案组看了很生气，想撕下来，但这是毛主席诗词，他们未敢动手。

我的处境如此，罗琼也是如此。她作为全国妇联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被扣上“三反分子”、“走资派”等大帽子，不断被批斗，1968年6月10日被关进“牛棚”。我的3个女儿（薛宛琴、薛小沂、薛小和）受我们俩人的连累，处境异常困难。她们都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优等学生。宛琴毕业后靠自己学习优良，考上留学苏联。小沂在高中毕业那年就被吸收入党，这在当时是少有的，毕业后考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小和正在初中二年级学习，成绩突出，名列前茅。她们都是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热情拥护毛主席的青少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了运动。但当我和罗琼被批斗后，造反派污蔑她们是“黑帮子女”，挨批挨关挨打，连我们年仅6岁的小外孙也未能幸免。1968年，我的大女儿宛琴、大女婿文石斧本来是西安重型机械研究所的技术骨干，工作出色，造反派以莫须有的罪名，污蔑他们是“薛暮桥伸向重型机械研究所的黑手”，被揪斗、游行，关进牛棚8个月。小外孙也住进了牛棚。二女儿小沂被造反派贬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剥夺了她参加正常活动的权利，被圈在“可教育好子女”学习班，不准外出。三女儿小和在北京，年仅16岁，同我们生活在一起，受牵累更为直接，不断遭受造反派追逼、污蔑；有一天几名造反派在街上围攻追打她，她就和两名同学一起，逃到警察亭下暂避，不敢回家。杨晓华同志在精神上安慰她，生活上照顾她，留她在家吃住，还拿出自己的钱来为小和、小沂买布缝衣。

小和在如此处境下，还肩负着照顾在牛棚里父母的艰难任务。每隔一段时间，她用节省下来的生活费，或用卖旧货的钱，给我买些吃的东西送来。我的老警卫员周可德同志，仍然在做保卫工作。当他在传达室值班，远远看见小和时，就去接她，周从小道把东西送给我。我看见了东西，就像看见了小和，看见了亲人，一股暖流涌上心头。1968年冬，小和下乡插队，被分配到山西最贫苦的雁北地区山阴县农村。临行前，军代表允许她向我告别。很久没有见到自己的女儿，做梦也想着她们，今天能见一面，悲喜交集。因为旁边有专案组的人监视，我控制了自己的感情，理智地对她说，我们家几代是地主，今天你去当农民，是家庭的光荣，国家的需要，下去好好劳动，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小和默默地点着头。这一天，是我住在牛棚中最高兴的一天，也是最怀念亲人的一天。

这段时间，对孩子们的考验是严峻的，我的3个女儿都自信自己的父母是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革命，努力工作的老革命。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的学生张西雷同志，通过她的女儿对小沂说：你们的父母都是好人，他们的问题会搞清楚的，你们不要担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几句简单的话，对她们是很大的鼓舞，更增强了她们的信心。她们在艰难的条件下，努力劳动，认真自学，准备将来为党为人民服务。

我的母亲住在上海大哥薛鹤龄家，受“文化大革命”的惊吓，1967年8月病逝。当收到电报时，全家悲恸，大家呆呆地坐着，眼泪往肚子里流。我既没有在病床前侍候，又没有奔丧的自由，只能寄些钱请大哥办理后事。我的弟弟薛遐龄，在苏州一所中学教英文，造反派胡说他“里通外国”，被批斗得很凶。1968年，他被人从楼上推下去摔死了。“文化大革命”后，经过调查，证明完全是受冤而平反。

此情此景，虽然使我非常难受，极不理解，但我深信我们党是能够改正错误，制订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国家形势好转的。

1969年6月初，出乎意外地造反派头子来了，通知我可以回家。我当然高兴。回到家里一看，灰尘满屋，罗琼没有回来，我就给小和写信。邻居张老太太很热情，给我送来一壶开水，帮我收拾房间。回家几天，就与物委干部到京郊去帮助麦收。这时我已65岁，过去没有做过重体力劳动，割麦的第一天就不能弯腰，第二天跪着割，第三天坐着割，后来他们分配我脱粒。星期六回来，两腿浮肿，躺在床上不能翻身。杨晓华同志来帮助我换洗衣服。以后几个月，白天按作息时间上班（早去半小时打扫公共场所），与刘岱峰、刘卓甫（物委副主任）和张翼飞（物委办公厅主任）4人在一个房间，由造反派安排我们的学习、工作和劳动。晚上一个人回家。没多久小和回来了，父女团聚，说不尽的高兴。3个月以后，罗琼才被批准回家，3个人久别重聚，满脸喜泪，说不尽的话语，道不完的别情，忧国忧民忧家庭。当时就听说还要出去劳动改造，过了“牛棚”关，又得去过“劳动改造”关。过了“五关”，总能见光明得解放，这一点我是有信心的。

在五七干校

1969年12月1日，林彪发出所谓“一号备战命令”，把北京各机关的干部都送到农村去劳动。毛泽东同志曾有过号召干部到农村去劳动锻炼的“五七指示”，所以各机关都办“五七干校”。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全国物价委员会在湖北襄樊合办了一所五七干校。千余名干部于1969年年底到襄樊以北的几个农村劳动，干部称“五七战士”，被错误打成“走资派”的人称“劳动改造”，并允许少数家属随行。后来听说全国妇联造反派曾几度同国家计委军代表商量，想卸包袱，把罗琼作为我的家属，送到计委五七干校去。军代表说：她是高级干部，将来问题搞清了，计委很难分配她适当的工作，没有接受。罗琼先我到全国妇联办的河北衡水县五七干校去了。从此一家五口，天各一方，心连着心，遥望着被隔离在东、南、西、北的亲人。

五七干校是按军队序列编组的。我分配在三连，在“五七战士”监督下劳动。他们大都年轻力壮，我早已超过劳动力半劳动力的年龄，也同他们一起劳动。插秧时，我一天走来走去运送秧苗；平常分配去看水泵；收获时分配去看场，防止偷盗，兼打麻雀；这些说是轻活，但轻中有重。1970年，连里种了一块花生地，当地农民很少种花生，孩子们爱吃，到成熟时，常来偷挖。而收获花生不是一次收得尽的，要多次反复拣收。那年拖到冬天，地底下还有花生，昼夜要守护。有一天雨雪交加，连部派人在夜里去守护，派谁，谁也不去，看来只有我这个“走资派”去了。在雨雪中，我坐在板凳上，环顾四周，防止小偷，满身淋湿，冻得发抖，这是轻活？还是重活？虽然环境恶劣，但我脑子很清楚，还在想着白天写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中的问题，果然有些新的思路。到清晨6时，有人来接班，我回宿舍就把夜里想的内容写出来，到8时早餐后，才睡了一觉。

冬天分配我去烧猪食。烧的是旧式锅灶，我拿一把一把柴草送进火门，注意力集中在火势旺不旺，火星爆出来，烧着我的棉裤也不知道。当烧掉我半个棉裤脚时才发现，自己把火打熄了。这是我唯一的棉裤，只好穿着破棉裤走来走去，风从洞里吹到我全身，冻得真难熬。人们议论纷纷，多数人以同情的眼光看着我。这时在二连的杨晓华同志听到了，她不顾人们一再胡说她同“走资派”划不清界限，赶快带着一块新布、棉花、针线来帮我缝补，我穿上了补好的棉裤，不仅身上暖，心里更暖。杨晓华同志在炊事班工作，她分到一些好吃的东西，例如鸡蛋、鸡、鸭等，总节省下来送给我吃。炊事班的同志支持她这样做。但造反派不准她同我来往，她把东西放在我的床上，不讲话就走了。在干校3年中，她一直这样照顾我。罗琼、小和来探亲，也是她照顾。原是我的秘书贲纯同志的妻子冯淑云同志，也尽可能暗中帮助。在那种环境下，同志式的深情厚谊，使我精神上得到很大宽慰，也看清绝大多数群众、干部不赞成这种打倒一切的大内乱，我们党能够依靠大多数干部、群众来纠正这场大错误，我的问题一定能得到解决。

再说到领导同志，余秋里同志在北京，大约也听说我在干重活，专门打电话给干校的领导说：薛暮桥老了，不要分配他干重活。后来我才能真正做一些轻活了，有时编在女同志一起，在一群劳动者中就只有我是男人。女同志笑着说：“现在薛暮桥变成半边天了”。经过一段时间劳动，我的劳动能力也逐步增强了。

连里的驻地旁有四分地闲着，连部派我一个人在这块地上种西红柿。幼苗成长起来时，需要肥料。这时正逢小和第一次来探亲，她帮我劳动，两个人挑水挑粪、浇水施肥。西红柿长得枝叶茂盛，硕果累累。我看到一个一个鲜红的西红柿，颇感自豪。送到厨房去，五七战土吃得美美的，对我也另眼相看了。我自己在劳动中治愈了多年的失眠症，白天劳动累了，晚上不吃安眠药，睡得很香。这可以说是“劳动改造”的成绩吧！

小和第二次是同罗琼一起来的。她们的来到，对我是莫大的安慰。我在干校政治上处在封闭状态，除听广播、看报纸外，内部的事情什么也不知道。连小学生知道的事，也不让我知道，至于文件更不让看。关心国家大事，对我来说比吃饭更重要，少吃一餐饭可以忍受，政治上的饥饿使我实在难受。罗琼处境同我一样。小和好些，她告诉我们党和国家这时期发生的大事，林彪、陈伯达之流阴谋篡夺国家主席，陈伯达被拘，林彪企图杀害毛泽东同志的阴谋暴露了，乘飞机逃走，飞机坠毁在蒙古共和国的土地上。这些国内外人所共知的事情，都是小和来了告诉我的。她们的来到，分担了连部给我的劳动任务，还替我洗衣洗被，清理日常用品，重活都是小和干。

她们作为“走资派”的家属，从远方来探亲，吃住无人过问。还是原在李富春同志家担任管理员的陈高云同志，给我们找了一间放农具、杂物的房子，清理出可以放一张床的地方，用木板、长凳帮助我们搭起一张床。我们3个人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亲人在一起，再挤再差也高兴。陈高云同志对我们的关怀照顾，至今还铭刻在心间。

罗琼、小和假期到了是要走的。临走时小和眼泪汪汪，我安慰她说：我在这里能吃，能劳动，能写书，能睡觉，不是很好吗？你们别担心。那些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魁祸首，已经开始受到惩罚，他们总有一天会全部覆灭的。

在挨批挨斗、“劳动改造”中，我牢记着“文化大革命”前陆定一同志（当时的中宣部长）给我和孙冶方、于光远三人分配的任务，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那时我欣然接受。但当我在工作岗位上的时候，很难抽出时间有系统地研究和撰写。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被批判、审查，干扰我的思想，折磨我的肉体，但我总想很好地完成中宣部给的任务。不论如何困难，也要把书写出来。在“牛棚”里学了《毛泽东选集》，写了第一、第二稿。在五七干校及1973～1975年在北京，重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资本论》，写了第三、四、五、六稿。但是有两个问题自己总是未能突破。一是指导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但对林彪、“四人帮”设置的重重“禁区”，不敢越雷池一步。第一稿的书名就是《毛泽东主席论社会主义经济》；也摆脱不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某些形而上学的思想束缚；很难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二是原想写一本有完整体系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写来写去，困难很多。由于这样，写出来的稿子，同“文化大革命”前的文章比较，进步不多。

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两年徘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党和国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了伟大的历史转折。邓小平同志号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又指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时，拨乱反正，分清是非，使我如同拨开云雾见青天，敢于打破“禁区”，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实事求是地探讨问题。我力求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从我国国情出发，探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研究当时还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以加深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性的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不长，经验不成熟，当前很难写成一本完整的系统的教科书。我只想把自己几十年来从事经济工作的心得体会写出来，供后人参考。两个自己几年来难于突破的问题，终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解决了。我在几位同志热情、积极的帮助下，写成了第七稿，这就是1979年12月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同题研究》。以后随着形势发展，思想进一步解放，又加修改，1982年3月出版了修订本。

在五七干校还有一个收获。五七干校的五七战士，经过与我共同劳动和生活两年多时间，对我有所了解，认为我劳动积极，学习勤奋。有时他们也来和我讨论一些经济理论问题。在1971年，报纸时常发表世界货币危机的消息，美元对黄金比值不断下降，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国内报刊上发表的评论，很少能够说明事实真相。他们要我谈谈这个问题，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有人要我讲话。我源源本本地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货币制度的变化，从金本位制转变到市场上流通的都是纸币，但人们可以随时向银行兑换黄金。为着保证货币信用，各国政府都规定货币的法定含金量，即黄金的法定价格（例如1盎司黄金换35美元），并规定发行纸币要有一定数量（一般是40%）的黄金储备，以保证纸币的兑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的黄金约有3/4集中到美国，其他国家无力保持黄金储备。1949年召开世界货币会议，决定美元用黄金作储备，其他国家大部分用美元来作储备，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到六七十年代，由于美国国际贸易有大量逆差，再加上国外驻军开支浩大，国际收支逆差更大，美元不断贬值，影响国际货币制度的稳定。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贬值10%，每盎司黄金的法定价格从35美元提到38美元，但美国仍然无力保证美元兑换黄金，黄金的市场价格远远超过法定价格，金本位制已经无法维持下去。后来美国宣布废止金本位制，每盎司黄金的市场价格超过100美元，黄金成为最主要的投机对象，价格暴涨暴落。再用黄金来作衡量价值的尺度已经不可能了，为着稳定币值，必须控制纸币发行数量。五七战士听了，认为我说得很明白，从此对我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人际关系渐趋和谐。

曲折中得解放

1972年4月间，我看到《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明确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现在必须要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批判林彪极左的错误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消除“左”和右的干扰。我反复阅读，仔细研究，觉得这是党的声音，很高兴。后来又听说：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同志在周恩来总理积极有力的配合下，抓落实干部政策，督促有关部门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恢复一些领导同志的职务，把大批下放劳动或“靠边站”的重要领导干部重新安置到领导岗位上。这消息同《人民日报》社论的思想是一致的。我感到老干部解放有望，为期不远了。但能否落实，怎样落实，还不得而知。

1972年5月，支部书记叫我写一份检讨材料，说检讨得好，可以提前解放我。事后有位同志偷偷告诉我，计委党组来了电话，要提前解放我，恢复我的工作，但要先经群众讨论通过。这是意外的好消息。但要群众通过就难了，“文革”以来，“走资派”的任何检讨，都从不会得到群众满意的。我怎么办呢？我不工作已经5年多了，总希望能早些为党、为国、为人民工作，于是我又违心地给自己戴帽子，如“走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等，认为只要群众通过了，回到北京可以向周总理和计委党组写信说清楚。我的检讨写好后送给支部书记看。果然他说检讨太不深刻，没有上纲上线，要我说成“敌我矛盾”。我改写一遍，尽量加码，但决不承认敌我矛盾，因此他们仍不满意，再写第三稿。群众开会时读了我的检讨，支部指定三人发言（都是预先写好稿子的），异口同声地说我的检讨太不深刻。但是最后支部书记还是按计委党组决定，宣布解放我，恢复组织生活，报上级批准。这样我就回到北京了。我的老秘书司更生同志告诉我，余秋里和谷牧同志说已经决定恢复我的计委副主任的职务，分工管理统计、物价两局。这两局的局长也来向我汇报工作。机关党委恢复我的组织关系，把省军级的秘密文件也给我看了。我按原计划写信给周总理和计委党组，说明我在五七干校的检讨是违心的、夸大的，重新实事求是地写了检讨。

我回京后，同志们出于内心的高兴，纷纷来探望。我的老秘书司更生同志、贲纯同志为我找房子，给我送来了衣被、食品；司机同志自动为我开车。因为还没有公开宣布解放我，不少同志是冒着风险来的。第一批是新四军教导总队的干部张西雷、汪溪等同志，几十年的同志深情，念念不忘。罗琼的表弟、一级工程师吴中伟夫妇，提着食品来探望。……大家为国家形势好转而高兴，同志亲友相聚，互相祝贺。我的大女儿薛宛琴、女婿文石斧携带小外孙文小刚来北京探望我们；二女儿薛小沂及未婚夫张康平，拿了哈军工的文凭，却分配在张家口劳动，他们也一起回来，在当年8月15日结婚了；三女儿薛小和办了困退，从山西回到我们身边。全家团圆，无比欣慰。

不料为时不久，形势又逆转。江青反革命集团靠极左思潮，蒙蔽群众，蓄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此心不死。他们把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指责《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批极左思潮的文章是错误的、反动的。这时，毛泽东同志又不接受林彪事件的教训，当周总理等一批领导干部同江青等一伙尖锐对立的时候，他又错误地支持了江青一伙，把林彪一伙说成是极右，只许批右，不许批“左”。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受挫了。在这种形势下，国家计委解放我并恢复工作的报告送到中央组织部时，部长郭玉峰（“四人帮”的干将）出来阻挠，不批准恢复我的组织生活，更不分配工作。一个月后，又把我的组织关系割断了，什么文件都看不到。等了一段时间，我不得不再回到干校。大女婿文石斧送我到干校，帮助我整理衣被用具，分担连部分配给我的劳动任务。先我解放的罗琼到国家计委去看王代表（军代表），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说我已68岁，在五七干校继续劳动，力不胜任，请调我回京；二是我的三女儿薛小和已从农村回来，分配到内燃机厂，厂团委准备吸收她入团，请计委给内燃机厂写一封证明暮桥同志的信。王代表通情达理，对罗琼的两点要求都答应了。当晚即电话告知五七干校，让我回京。1972年12月初，我回到了北京。小和入团证明书在陈高云同志具体帮助下，很快寄给内燃机厂，小和要求入团的愿望实现了。1973年7月，国务院管理局分配红霞公寓的一套房子给罗琼，我们总算有了一个家。由于我没有恢复党的组织关系，计委无法分配工作，我利用这段时间认真读马列著作，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第五、第六稿，从12万字扩大到20万字，但只是根据切身经验，系统地总结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没有什么新的创见。我还研究凯恩斯的学说，读了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逊著的一本书，书中介绍凯恩斯认为通货膨胀可以永远消灭经济危机的主张。1975年11月，我应邀参加国际问题研究所召开的世界经济问题会议。我发言指出，近百年来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必然要引起的生产过剩，库存增长到一定限度，就会引起物价下落，许多工商企业亏本破产，甚至银行倒闭。像1929年第四季度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物价突然下降30%，而且持续4年之久，许多工商企业破产，引起银行也纷纷倒闭。罗斯福总统获得国会通过，实行过去资产阶级一直反对的国家干预，宣布美元的法定含金量减少40%，同样多的黄金储备可以多发纸币60%上下。货币贬值立即引起物价上涨，工商企业转亏为盈，纷纷扩大投资，银行也有足够的资金来恢复营业了，这就是所宣扬的通货膨胀使经济危机突然消失的奇迹。因此，就在1936年出现凯恩斯的学说，当时资本主义世界视为奇迹。我还指出，通货膨胀引起虚假的购买力的增长，物价上涨引起市场的虚假繁荣，这并不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产生的生产过剩的根源。到虚假购买力消失，库存物资增加到超过市场需要的时候，又会发生另一次经济衰退。资本主义国家为防止经济衰退而不得不提高通货膨胀的幅度，来创造新的虚假的购买力。当物价上涨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就会害怕市场混乱甚至货币制度崩溃（当时有些权威的政治家就已预言可能会有一天货币制度突然崩溃），转而控制货币发行，降低物价上涨幅度，不惜因此而出现短暂时间的生产萎缩甚至负增长。此后资本主义国家将在生产萎缩和物价上涨之间进行抉择。物价上涨和生产萎缩交替出现，其结果就是后来出现的通货膨胀与停滞同时并存，即“滞胀”。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姚仲明同志很重视我的发言，把发言稿印发。后来我写成文章，以《凯恩斯主义能否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题，现已收集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书中了。

1973年毛主席称赞邓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1974年夏周总理病重，10月4日毛主席提议由邓小平同志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975年1月上旬党的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同志为党中央副主席，接着四届人大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副总理。2月宣布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小平同志主持日常工作。这一系列决定，使“四人帮”的阴谋落空了。在小平同志主持下，真正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解放了大批早就应该解放的老干部。

我回北京后的3年中，计委党组也曾几次讨论我的问题。但主管人员说我在国统区曾发表过“反动”文章，当时有些领导同志不了解白区情况，问题就搁置下来了。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时，国家计委由谷牧副主任代理党组书记。党组又一次讨论我的问题，主管人员仍说我发表过“反动”文章。谷牧同志问在什么刊物上发表的，他答在《新华日报》发表的，谷说真是笑话，《新华日报》是党报，怎么会发表反动文章？这件事的事实是这样的：所谓的“反动”文章，就是1938年1月25日我所写的动员知识分子到新四军去的一篇“来论”（在社论位置发表的）。这篇文章是陈毅同志在南昌时要我写的。文章写完的时候，陈毅同志已离开南昌，我也赴长沙，就把文章送徐特立同志审阅，徐老看后，直接送《新华日报》。那时《新华日报》还不能公开动员知识分子到延安去，到新四军去，只能说到西北去，到东战场去，当时的读者看了也明白。而审查我的主管人员却不懂，他认为是送到国民党部队去，因此是“反动”。后来调查清楚了，党组决定恢复我的组织关系，我才真正得到了解放。

1975年国庆节，我和许涤新同志参加了国庆宴会，荣幸地最后一次聆听周总理的讲话。次日，我的名字出现在参加宴会的名单中，由《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就等于向全国宣布我已经解放。由于受我牵连而被审查的同志（如沪杭甬铁路的钟鼎祥等）也因此得到解放了。我趁热打铁，向计委要求分配工作，被分配为计委经济研究所的顾问，同时被分配担任顾问的还有许涤新、齐燕铭两位同志。经济研究所所长是于光远同志。我多年争取的解放，为党为人民再作贡献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小平同志代理周总理主持政务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经济情况迅速好转。这年8月，国家计委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草拟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当时称为《工业20条》），决定进一步加快工业企业的整顿工作。有一个大企业的经理来看我，他深有感触地说，挨批几年，现在总算盼到抓生产是合法了。可是，1975年12月总理病危，“四人帮”策划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国家计委的《工业20条》也被当作“毒草”来批。我们三个顾问衷心拥护邓小平同志代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商量决定不参加这场运动。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举国哀悼。江青在周总理遗体面前，不脱帽致敬，举国愤慨。“四人帮”广泛散发三本小册子，把政研室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计委起草的《工业20条》、科学院的《汇报提纲》，当作“三支毒草”来批，其中一本是批《工业20条》的，“四人帮”命令各工厂狠批。我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向升同志到工厂去调查，发现工厂里谁也不愿意批判，冷冷清清，可见这是非常不得人心的。

有一天中央文史馆长、民进副主席杨东莼同志来找我。他衷心拥护邓小平同志，但在“批邓”运动中要表态。他拿着一个书面发言稿说：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会上，“不能不说几句违心的话”，请我提意见。我说：“你是民主人士（秘密党员），何必表态”。他说被迫表态，不表不行。我看了说：“轻描淡写地说几句就算了。”哪知道杨因此被围攻，说他同邓小平同志“心心相印，念念不忘，恋恋不舍”。把杨逼得神经失常。“四人帮”垮台后，我去医院看他，他仍向我痛哭。我说现在是该让我们笑的时候了，让批你的人去哭吧。他才微现笑容。但因病情沉重，从此一病不起，离开了人间。

1975年冬发表所谓“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指出等价交换、按劳分配都是“资产阶级权利”。张春桥、姚文元利用毛主席的指示，大做文章，批评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胡说这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徐禾同志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受到几个风派人物围攻。我发言支持徐禾同志，风派未敢反驳。粉碎“四人帮”后，《红旗》杂志编辑部开会讨论“按劳分配”，主编邓力群同志要我首先发言，我引经据典说明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狠批张春桥、姚文元的谬论。与会的有4个青年理论工作者，受“四人帮”影响，听了大为惊奇，公推一位与我有亲戚关系的同志晚间登门拜访。我捧出《列宁选集》，翻出列宁当年的有关言论，联系我国实际，详细说明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说得这位青年同志口服心服。

（参见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2～311页。）

https://mp.weixin.qq.com/s/fZot35js7KWlH8q_M31KuA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