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国：零距离采访王光美——“文革”爆发与毛、刘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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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建国

       一位非凡的中国女性——王光美，2006年10月13日在北京走完了她传奇的一生。
　　我曾深入采访王光美。有许多令我惊愕、感慨并难以忘怀的素材，还从未在我以往发表的文章中披露过。我觉得有责任补写一篇文章，既是对那次采访的追记，也作为对逝者的纪念。

       王光美取消了不见面的决定

　　八年前（1998年），一个泛着凉意的夏日，我在北京一家内部招待所，拨通了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住宅的电话。未等我开口，一位操着京腔的年轻女性已在发问：“喂，请问找哪一位？”“我找王光美同志……”我说明了身份与来意，希望予以通报。然而，令我惊异的是，这位“年轻”的接听者，就是年已七十七岁的王光美本人！



　　王光美委婉而坚决地表示，她只能在电话里接受简单采访，因为她患肺炎，尚未出院，今天只是回家来取些东西。于是，我便在电话里匆匆展开访谈。

      “由于刘主席非常喜欢别人称呼他 [ 少奇同志 ] ，请允许我也使用这个称谓，并称呼您为 [ 光美同志 ] 。”我这样开了头。

      “好啊。多少年没听到这样亲切的称呼了。”王光美高兴地说，“你想问什么呢？”

      “我想请您扼要地谈谈，少奇同志冤案的形成和平反，以及您的有关感受……”这是聘我为特约撰稿人的报社，预定的采访题目。

      “原来你想谈这方面的事儿。”王光美的声音明显地低沉下去，她似乎想回避这个话题，“你的题目太大了，我需要准备一个月。”

      “那么，请允许我请教一个 [ 文革 ] 史至今没能说清的问题。”我临时放弃了采访提纲，想解开一些历史之谜。“少奇同志究竟是什么时候知道，[ 文革 ] 浩劫要在中国爆发了？”

      “这个……”王光美犹豫着，没有回答。

      “当毛主席1962年秋在八届十中全会提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这个口号时，少奇同志是否意识到，斗争风暴不久将在党内刮起？”我追问了一句，搞专访只能这样抓机会。

      “你对党史很熟悉嘛，还能说出这是在那次全会提出的。”王光美巧妙地绕着弯子，仍然不作回答。

      “我专程从上海来采访您，当然做了充分准备。”不管怎样，来自王光美的夸奖使我相当惬意。

　　谁知，她马上提出了批评：“不过，[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这个口号，并不是毛主席提出的，这只是一种概括性提法。主席的原话是 [ 阶级斗争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 ] ”

      “您的严谨使我知道，您当年担任少奇同志的秘书，是怎样一种工作状态了。”这倒不是恭维话，是我感慨之余的由衷之言。

      “你写给我的那封信，为什么不用电脑打字呢？”王光美跳换了话题。

      “手写显得郑重一点吧。您能看清楚吗？”我难以判断她对我那封有些潦草的求见信，是什么反应。

      “我已经很久没有接到记者手写的信件了。你这封信，写得很认真，在措辞上也比较严谨。”

      “这是因为，我想认认真真地对您进行一次采访。我觉得，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文革’，和它留给后人的永久教训……”

      “哦……你说得对。我接受你当面采访。”王光美改变了决定，“我提前出院吧。我在北京医院已经住了半个月了。我的肺炎其实已经大好了。过两天，就在我家里谈……”

　　王光美与我约定了见面时间。她并在电话中，又兴致勃勃地谈了一些对刘少奇研究的看法。

       王光美接受采访有交换条件

　　两日后，一个风和日煦的下午，我来到复兴门外一幢公寓楼内。王秘书给我开了门，小保姆给我送来茶水。不大的客厅朝南，布置得整洁朴素。不久，身穿浅灰色竖条棉布便装的王光美便含笑而至。

　　王光美虽然已是黑白参半的头发，仍然洋溢着活力和热情，眼神中露出和善、也透出机警。

　　我看窗外日光角度颇佳，便请她站在摆设着插花与盆景的窗台前，让我拍一张照片。她半开玩笑地说：你得寸进尺啊，这可不在约定的访谈范围内。结果却是我给她拍了照片，她又让秘书给我们拍了合影。

　　秘书告退后，我拿出笔记本。王光美微笑着连连摆手，打断了我的发问。她说：我知道，你着急地要和我谈少奇的事。可我还是要先和你谈谈中国贫困母亲的事。你得答应我，在文章里包含这个内容，让大上海的读者也知道贫困地区的状况。

　　我一边应诺，一边半开玩笑地说：这是您支持我们工作的交换条件吧。她笑而不答，径自拿出一份材料，让我“仔仔细细摘录”。

      〔下略——编者〕

       王光美和江青的奇特关系

　　回到共和国第一大冤案——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主席刘少奇冤案，我的切入点依然是：刘少奇究竟什么时候才知道，“文革”要在中国爆发？这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中，既隐藏着尘封的历史之谜，也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教训。

　　王光美回答这个问题时，激动的情绪难以掩饰：“ [ 文革 ] 要爆发，少奇他事先完全不知道。”

　　王光美的这一说法使我十分惊异。须知，自1953年起，中共中央便分为一线、二线，由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虽然不少重要决策，仍由身居二线的毛泽东主持作出，但在决策程序上，特别是1960年代，一线实权大大扩大的局面下，毛进行全局性布置，已很难绕过刘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

　　1960年代的格局，具体说来是，刘少奇在总书记邓小平协助下主持党中央工作，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周也要向刘请示。刘只有重大问题才向毛泽东报告，请毛发表意见或作决断。倘若毛不在京，除极其重大的问题外，刘可与在京常委商议后，对任何问题当场拍板（情况紧急时，可相机进行终结决断）。

　　王光美对我说：从延安到北京，中共中央就形成了这样的惯例，“主席不在，少奇代。主席、少奇都不在，总理代。……总得有人坐镇么。”

　　那么，毛泽东是怎样发动“文革”的呢？或者说，毛泽东是怎样越过中央一线，掀起对党内“走资派”的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呢？

　　王光美告诉我，刘少奇察觉政坛上有一些异常动态，是江青1963年突然重新关注文艺工作。

　　而这一特别信息，来自江青与王光美这两位主席夫人，讨论服装穿戴的一次谈话。

　　1963年春，王光美将陪同刘少奇出访印度尼西亚等四国。由于外交部礼宾司的俞沛文司长坚持，刘少奇便批准王光美到上海定制一些出国服装。那时，江青恰巧在上海。江青便用“内行人”的口气指导王光美：服装穿戴嘛，要像安娜·卡列尼娜一般高雅，不要搞得珠光宝气（笔者注：从未以第一夫人身份正式出访的江青，在“文革”中带着哭音咒骂王光美：我叫她出访四国不要戴项链，她偏要戴项链，一点不听我的！其实，江青那次在上海，只是劝告王光美不要别胸针，并未提及戴珍珠项链的事）。王光美向来敬重第一夫人，便谦虚地表示，她将尊重江青的宝贵意见。

　　江青对王光美说完她对出国服饰的见解，便一个劲指责中国文艺界搞“封资修”，情况已经如何严重；甚至胡说文化部副部长、著名左翼作家夏衍，历史上是个“叛徒”……王光美返回北京后，便向刘少奇一五一十汇报了江青的可怕言论。但是，刘少奇并不认同江青的“奇谈怪论”，对江青也显得满不在乎。

　　王光美告诉我：刘少奇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对江青，一贯都是既关心尊重，也不在乎。王光美对此具体解释：“因为有明确规定，她是秘书”。“她以前是不怎么出面的”。“毛主席一直是管她很严的，不是随便的。她有时随便地对我说什么，主席马上给我打电话说：不该说，说得不对。”

　　王光美用一句话概括了江青的性格，“我如实说，她是个听了风就是雨的人。”

　　对于江青这种　“听了风就是雨”的“来事儿”性格，王光美给我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这得从毛泽东1961年写的诗词《七绝·为女民兵题照》说起。

　　1961年，国民经济因大跃进失败而陷入困境，为了防备外敌趁机入侵，各地加强民兵训练。这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身边的女机要员小李，到菊香书屋去给毛送文件。小李将离去时，毛泽东问她是否已参加民兵。小李便把自己持枪而立的操练照片拿给毛看。毛看后十分高兴，便在地理书的空白处挥就一首七绝：“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毛泽东把诗送给小李时说：年轻人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哪！

　　王光美说，江青“她是夫人，当然看见这诗了。我是少奇夫人，她就跟我也说了”。当时，江青对王光美就是这么友好。然而，令王光美和中南海诸位夫人瞠目的是，江青“从此就不穿从前的裙子了。而她过去……衣服很讲究的”。

　　江青不穿裙子只是第一步，接着在服装上又出了新花样。王光美告诉我：“你以后看到她穿军装的相片了。她这不是从 [ 文革 ] 开始的，从1964年就穿了。毛主席在十三陵看三军大比武时，她已经穿军装了。”

　　以后，江青便经常穿着崭新的军装出入中南海，并参加各种活动。不过，军装上没有帽徽和领章——总参谋长罗瑞卿作了限制。

　　第一夫人换穿军装参加活动，红墙内其他夫人怎么办？王光美只好去问刘少奇。刘少奇的回答既简单又明了：你们这些人又没有参军，穿军装做什么？江青她要穿军装，随她去好了。

　　江青换穿军装，仅仅由于“听了风就是雨”的性格使然么？王光美讲述的这个历史小故事，使我生出一些疑惑：这后面还有什么政治隐情？因为，毛泽东曾对外宾说，1964年夏天（正是江青换穿军装观看大比武的那个夏天），他同刘少奇的斗争开始了。总之，毛泽东这次大力支持江青对文艺界的指责。而国防部长林彪也在江青要求下，于“文革”前夕介入对文艺和意识形态的大批判。

　　时至1966年8月，“文革”风起云涌之际，建国后首次穿上军装的毛泽东，登上天安门检阅百万红卫兵。

       刘少奇不留情面批评江青

　　王光美接着向我讲述了江青以“文艺哨兵”的名义，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曲折经过。

　　为了理解王光美作为历史亲历者的简要叙述，必须对历史背景作些介绍。

　　史料证明，自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与中央一线领导集体，对文艺与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何种政策，出现了鲜明而深刻的分歧。

　　1962年4月，刘少奇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以中央的名义批发中宣部“文艺八条”，提倡文艺题材和风格多样化，反对党包办文艺。文艺界众人欢呼，要把这“八条”刻在石碑上。

　　1962年12月，毛泽东根据江青的提醒，对文艺界发出警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

　　1963年9月，毛泽东再次发出警告：“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那个东西不行”；“要推陈出新”。

　　可是，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在鼓励现代戏的同时，并未封杀传统剧目。文化领域的多样化政策，和一线领导人制定的政治、经济宽松政策一样，继续在全国静悄悄地推行着。

　　正是在毛泽东越来越感觉失落的1963年，江青以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闯入文坛，开始向中央一线领导发难。江青曾在上海向王光美挑明：“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如果把政治玄机说穿了，毛泽东推出江青去插手文艺，既是一种可进可退的党内斗争手段，也可涉及价值观念等大问题。

　　王光美一边回忆，一边对我说：“江青从此以后抓文艺，抓什么对封资修的批判，搞现代样板戏。把上海来的沪剧《芦荡火种》，改为京剧。主席把它叫作《沙家浜》。……《红灯记》原来是东北的《自有后来人》，也给改了（笔者注：王光美这样讲，大概由于刘少奇1963年曾应周恩来之请，对哈尔滨根据长春电影厂影片《自有后来人》改编的京剧，提过史实修改意见。而江青移植的主要依据，则是上海根据该影片改编的沪剧《红灯记》）……改成京剧《红灯记》。江青只不过是看了，听了，她就把这个作为她的本钱”；“江青也许改了一两个字，因为她会京戏啊。”

　　王光美告诉我，由于江青在抓样板戏时，对文艺界批评既多且厉，“中央就听了江青的汇报。少奇找她谈了，问她究竟有什么意见？因为，文艺是很复杂的事。但她没怎么说话。后来，中央在怀仁堂开会，请江青出席”。

　　刘少奇与江青单独谈了些什么？由于没有留下记录，如今已无案可查。王光美只知道，刘少奇批评了江青，在上海与王光美谈文艺界各种问题是不负责任，以后要注意。而江青在“文革”中的“批刘发言”，也透露了端倪：“我对刘少奇的认识也有个过程。……我向他汇报文艺界的那些污七八糟的事，他却不表态。”

　　刘少奇于1964年1月主持的那次“中央文艺工作会议”，留有不少史料。

　　虽然这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又根据江青提供的材料，对文艺界作了异常严厉的批示（史称“第一个文艺批示”），指责文艺界的社会主义改造“成效甚微”，并怒声质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艺，……岂非咄咄怪事。”但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非但大事化小，把毛急于解决的“主义之争”，降格表述为：“就是颂古非今的问题，还有颂洋非中的问题”，并再三赞扬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的“意见好”。周扬的意见是什么呢？周扬强调：文艺界的问题大多数是认识问题；大跃进时期领导文艺的方法简单粗暴，现在不能仿效。江青在会上当即反驳：“资产阶级对我们的东西更粗暴！”可是，几乎没有人理睬江青。邓小平在发言中明确表态：我完全同意少奇、周扬的讲话。这样一来，文艺界就只需改进工作，而没有掀起批判风暴。

　　更有甚者。中宣部长陆定一与周扬，对江青已数次要求批判、并说明毛泽东也认为“很坏”的剧本——吴晗编写的京剧《海瑞罢官》（被江青指控与七千人大会后的“单干风”等有关），依然采取顶着不办、“欠债不还”的态度。而毛泽东对江青去中宣部“管文艺”，召集部领导开会，早已对周扬发过话：“江青看问题很尖锐哩。”江青也曾向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当面说明，“我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来管文艺，而是主席让我来管文艺的”。中宣部一再表现出的强硬，使毛泽东产生了中宣部有恃无恐的感觉。

　　不仅如此。王光美还曾根据刘少奇对毛泽东“第一个文艺批示”的反应，在个别场合议论：“据说在这个问题上，不少人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见。”来自中央一线最高主持者办公室的这一说法，也不见得未被毛泽东获知。

　　正当毛泽东对刘、邓等人公然庇护有“大问题”的文艺界，颇为不悦之时，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了。

       江青抢当“新的知名人士”

　　1964年2月3日，距刘少奇主持“中央文艺会议”恰好一个月。并未感到形势十分严峻的中国剧协，举行千人迎春晚会。会前发函希望来宾讲究服饰，女宾以裙子为宜。场内不设政治标语。谐趣节目有男演员穿芭蕾舞短裙跳《天鹅湖》，梁、祝拥抱等。舞会里称“女士们、先生们”，还跳美国水手舞、伦巴……《解放军报》编辑顾工，本着“战士的责任感”，向中央揭发了“文艺界的糜烂风气”。

　　此事顿时激起天威震怒。毛泽东于2月13日（大年初一）亲自发话：“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不下去就不开饭”。

　　毛泽东并于当年6月27日，在江青提供的中宣部整风报告草稿上，以他特有的尖刻语言砸下重锤：文联各协会“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毛泽东并以“最近几年”积累的感受指出，文艺界如不改造，就要成为吸附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发动政变的舆论基地。

　　王光美对毛泽东这个批示（史称“第二个文艺批示”），并未多加评论，只是告诉我，毛泽东那时还有一条“在文艺界培养新的知名人士”的指示。这样，就使江青萌生了她自己来当“新的知名人士”的野心。

　　王光美的叙述主线，依然建立在江青的政治表现上。她说：“1964年夏天，江青听主席说，要培养一些新的知名人士，她从此就抢着出风头。她想冲。所以，[ 文革 ] 后批她想当女皇。她当然听到一点什么新精神了，她就从她个人那里发挥。”

　　王光美说，江青在文艺界“冲”的时候，最重要的“发挥”，不是随着“第二个文艺批示”的传达，伙同康生随意批判《早春二月》等数十部“封资修”电影、戏剧，并把茅盾、夏衍等文化部六位正副部长拉下马，而是这两件事：一，经康生、张春桥协助，终于在上海搞成了对京剧《海瑞罢官》的影射批判，成为“文革”第一声；二，由于批《海瑞罢官》磕磕碰碰，又取得林彪支持，搞出了为“文革”鸣锣开道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

　　王光美的这一看法非常有见地。正是这两件事，在历史上牵出了“文革”两大动力集团——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林彪为首的军事集团。而毛泽东以后多次说，江青对“文革”是有功的，大概首先也是着眼于她开了打破“文革”前政治僵局的这两炮。

       刘少奇不知道《评〈海瑞罢官〉》的秘密策划

　　我问王光美：你们（刘少奇和“刘办”）完全不知道，江青在上海秘密策划批判《海瑞罢官》吗？姚文元在上海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评〈海罢〉》），长达八个月，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少领导都知道这事。

　　王光美的回答十分明确：“我们这里完全不知道。”

　　我再次提出问题：《评〈海罢〉》发表后，少奇还是不知道毛主席发表这篇文章是为了发动“文革”么？

　　王光美回答得很干脆：“少奇他不知道。岂止他不知道，彭真就讲过，他也不知道。”

　　王光美对彭真的特殊身份作了说明：彭真那时不仅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他在总书记休息时，代总书记工作，不是有一句话么，相当于副总书记。”彭真属于坐镇中央书记处的一线前沿人物，密切协助刘少奇、邓小平处理中央常务。

　　彭真不知道《评〈海罢〉》的策划与撰写，就等于中央一线及其前沿机构，都被毛泽东、江青蒙在鼓里了。这既说明《评〈海罢〉》的炮制过程十分神秘反常、完全瞒着中央领导集体；也说明刘少奇等一线领导，确实没有对毛泽东采取“安装窃听器”、“安插特务”等秘密手段，反而习惯于使用既有的制度化程序（虽然这个程序并不完善）。其实，毛泽东也曾在1966年的十月会议承认：“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

　　王光美对我说：出现《海瑞罢官》这出戏，是因为“主席曾经亲自提倡海瑞精神。”“主席还说过，包公许多故事是传说的，真正的清官是海瑞，海南岛人。主席告诉胡乔木，应该写明史这一段。”“记得当时在上海或者在杭州，主席提出要看一次周信芳——上海‘麒麟童’的戏。周信芳真排了。我们和主席就在上海的锦江小礼堂，看了周信芳演的京剧《海瑞背纤》。在北京呢，乔木告诉吴晗，主席讲了提倡海瑞精神的话。乔木还告诉吴晗应该怎么写……这个事就是这么个周折。”

　　王光美说，当吴晗编写的京剧《海瑞罢官》，1961年在北京上演后，毛泽东曾亲自夸奖：马连良演得好，吴晗写得好。

　　王光美感慨地对我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发展到批这个《海瑞罢官》。批判文章是江青在上海组织写的，主要找了上海市委的张春桥和上海《解放日报》的姚文元。从要批这个戏，到组稿，到刊登，我们都不知道，没有人来给‘北京’打招呼。彭真也不知道。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在上海《文汇报》刊登的。不光《解放日报》影响大，《文汇报》影响也大啊，《文汇报》相当于北京的《光明日报》。尤其那时已经非常敏感。所以，彭真来问过，来问，这怎么没经过中央？这么大的事！”

　　史料披露，当彭真获悉，连刘少奇也不知道江青组织撰写影射文章《评〈海罢〉》时，以十分惊人的勇气和持续性抗争，代表中央一线领导集体，进行了顽强抵制。

　　但是，彭真是否知道《评〈海罢〉》的幕后总指挥是毛泽东呢？

　　史料记载：1962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后，江青就要求陆定一等人批判《海瑞罢官》，被陆当场拒绝。1964年，毛泽东亲自把《海瑞罢官》，列为可供批判的三十九个《文学艺术资料》，批发至县团级，却因中央一线没有布置批判而作罢。吴晗于1964年应周恩来要求，写正式报告说明《海瑞罢官》绝无影射意图。当《评〈海罢〉》于1965年11月10日发表后，陆定一认为，此文牵强附会联系七千人大会后的“单干风”、“翻案风”，有挑起事端之嫌，支持彭真抵制。彭真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陆为副组长。而吴晗是彭真在北京市的亲密下属。如果彭真对上述背景一无所知，简直荒唐。

　　何况《评〈海罢〉》临近发表，张春桥为了留后路，已向北京市委书记邓拓透过风。而毛泽东也在1965年9月“点”过彭真：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更重要的是，毛于《评〈海罢〉》发表后两天，即离京赴沪，于11月17日抵沪，以坐镇沪上的姿态，亮明了他对《评〈海罢〉》的支持态度（毛在沪丝毫不曾批评姚文元）。如果彭真至此仍看不出《评〈海罢〉》后面站着“伟大领袖”，是不能想象的。

　　可以说，由于《评〈海罢〉》违反中央既有规定，点名批判著名爱国学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以诬陷手法挑起重大政治争端，而毛又未对此事进行解释，彭真等人便把《评〈海罢〉》“视为”与毛无关，进行着“合法”抵制。

　　如果彭真至此不能明白毛的态度，毛对彭、陆命令中央和北京各大报，不要转载上海地方的文章，就无必要大发雷霆，指责中宣部、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本人曾多次强调，他的愤怒源于：“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

　　如果毛泽东在《评〈海罢〉》发表后，仍不想让彭真等人知道他对《评〈海罢〉》的支持，他就不必在沪观望中央一线的反应长达两周，更不会允许江青在上海打电话质问林默涵：“看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怎么样？”

　　历史地看，毛泽东批准发表《评〈海罢〉》，是企图挑起一场政治批判，藉此扭转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等人否定“三面红旗”的“修正主义”路线，并杜绝翻庐山会议的案（对彭德怀的批判罢官，导致两三千万人饿死，已成毛的心病），以触动“走资派”及其社会基础的大“整风”，重新确立毛的旗帜与地位。如果中央一线顺从，“整风”就和缓些，否则就激烈些。总之，毛泽东绝非在发表《评〈海罢〉》时，就已考虑发动惊天动地的、“自下而上”的“文革”。

      “文革来了以后，才有文革的”

　　王光美喃喃地说了两遍：“我确实不知道，这个 [ 文革 ] 是怎么搞出来的。确实不知道……”

　　王光美并向我强调：“少奇他也完全不知道，《评〈海瑞罢官〉》就是 [ 文革 ] 的导火线。”

　　我冒昧地再次追问：少奇应该多少知道文革要爆发吧？

　　王光美的口气十分肯定：“少奇他不会知道的呀。[ 文革 ] 来了以后，才有 [ 文革 ] 的。”王光美的意思也是， [ 文革 ] 文革”并非是预先酝酿好的一场运动，而是突然发生的历史事件。

　　可以说，火山爆发一般的“文革”，是由很大偶然性与很大必然性碰撞，才形成的特殊事件。

　　对于彭真公开抵制《评〈海罢〉》，而于1966年制定的《二月提纲》，王光美告诉我：“《二月提纲》，是少奇主持中央常委会议通过，彭真又请示主席同意后，由中央批发给全党执行的。”

　　史料记载：当《评〈海罢〉》运用诬陷造谣，把批判之火引向“党内走资派”及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毛泽东又进一步挑明：《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是为彭德怀政治翻案时，彭真一边同意转载《评〈海罢〉》，一边在《二月提纲》中针锋相对地提出：“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彭真并因吴晗惧怕《评〈海罢〉》有来头，当众发话：“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容许反批评的自由。”

　　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常委会议（刘、周、邓出席），一致通过《二月提纲》，并明确表态，此次“学术讨论”不要涉及庐山会议。

　　毛泽东在武汉获知，中央常委已通过《二月提纲》，并认定《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无关，被迫做出退让。毛对彭真说：“‘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的发明权。”康生急忙说：“是毛主席的发明权。”毛再次说：“是你康生的发明权。”

　　由于毛没有反对《二月提纲》，刘、周、邓等在京常委讨论或传阅彭真所拟批语后，立即以中央名义批发此件（刘对彭掌握的《评〈海罢〉》背景了解多少，现在已难弄清。但由邓正式签发《二月提纲》与彭拟批语的2月12日，刘主持了在京常委会议）。正当姚文元惶惶不可终日之时，彭真认为“法定”程序已压住风波、分清是非，轻松地对各方面说：“问题解决了”，并公然追究：“‘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

　　然而，事态的发展大大出乎中央一线的估计。

　　毛泽东决不能让“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彻头彻尾修正主义”的《二月提纲》“专政”。江青在毛支持下，迅速开辟新战场，再次射出猛炮——与《二月提纲》大唱对台戏的《纪要》，表露了毛发动文革的决心。

　　我请教王光美：是否可以说，是彭真等人对《评〈海罢〉》的有力抵制，导致毛泽东临时决定，把一场政治批判与大“整风”（毛、刘在文革初期都用过“整风”提法），升级为史无前例的 [ 文革 ] 运动？

　　王光美的回答具有多重意义：“ [ 文革 ] 是怎么在1966年突然发动的，你们可以仔细研究。形成人们后来看到的那样一种 [ 文革 ] ，确实是多种因素叠加促成的。除了《二月提纲》和《评〈海瑞罢官〉》的对立，还有聂元梓大字报的问世、派工作组的争执等等。当然，阶级斗争学说是个基础。而七千人大会，也早给 [ 文革 ] 埋下了伏笔。”

　　王光美说：“我经历的这些事，都可以对你说一说。你要利用年轻、对党史熟，多看一些资料，深入了解那段历史。这样，你对我说的这些事，你就能看明白了。”

　　采访王光美之后，我看到一些资料，颇能说明问题，摘录如下：

　　彭真生前透露：“毛主席曾经想用整风的办法，解决党内在意识形态、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中存在的分歧，但是后来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彭真说，关于这件事的原因，他不能讲。彭真至死也未说出这个历史秘密。

　　胡乔木也说：“如果没有这篇文章（作者注：指《评〈海罢〉》），究竟要不要搞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一定。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又不登，就把他的火煽起来了。在没有这件事以前，他头脑里并没有这些东西。”

　　毛泽东于1966年夏也说过：“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

      “文革”发动于刘少奇出国之际

　　王光美对我说：与彭真起草《二月提纲》同步，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以林彪委托的名义，搞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的纪要和题目，是陈伯达修改的。陈伯达是秀才。”（笔者注：《纪要》曾经毛泽东及其政治秘书陈伯达多次修改；题目则为毛定。）

　　王光美说：“江青搞的这个《纪要》，把全国文艺界都否定了，说建国十六年来，是一条黑线在专政，现在必须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夺回被黑线占领的阵地。这样，政治上的问题，就比批《海瑞罢官》的时候大多了。批《海瑞罢官》批不下去，就是因为黑线专政。”

　　我补充道：毛泽东还针对彭真谈党性，在《纪要》上增写了一段打破“框框”的话：“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

　　王光美一边回忆，一边接着说：“后来，就在全党发《纪要》；又批彭真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但是，我们那时已经出访了。回国以后，我看到一些简报，是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少奇出访前，主席曾经在杭州对少奇、总理、彭真谈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但是没有处理彭真的迹象。”

　　据王光美介绍，她陪同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等三国，时在1966年3月22日到4月19日。这段时间，国内发生的许多重大事情，刘少奇一概不知。

　　正是刘少奇出访的这二十八天，中国历史进程发生了巨变，以政治“清洗”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并非彭真曾用语“文化革命”），被毛泽东初次提出。而刘当时是中央唯一敢于批评、反对毛的人。

　　请看这个时间表：

　　1966年3月22日，国防部长林彪，致信中央军委各常委，要求通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的《纪要》。
　　3月30日，中央军委将《纪要》报送毛泽东与中央审批。
　　3月28日－30日，毛严厉批判《二月提纲》，赫然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并首次提出中国要“进行文化大革命”。
　　4月1日，毛在《纪要》上批示：“已阅，同意。”
　　4月10日，《纪要》由中央下发全国。
　　4月12日，陈伯达起草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4月14日－17日，毛三次修改《五一六通知》，并增写震惊全国的话：《二月提纲》“模糊了……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要夺取政权”，应立即“清洗这些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
　　4月22日，毛泽东在早已召开一周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当着刘少奇的面说：“吴晗……朝里有人”，必须发动‘文革’。刚回国的刘，被迫接受既定事实。
　　5月16日，刘少奇由康生监督，主持仅有在京七十六人（包括非中委；而健在的中委、候补中委约一百六十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即将失去自由的彭真，抓紧最后机会向刘、周提出，删除“赫鲁晓夫……”那句主要是暗指刘的话，但已无可能。刘少奇在郭沫若建议修改语法也被拒绝后（康生表示：主席定的稿一个字不能动），意味深长地说：“连几个字也不让改，这不是专断独行么？……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那就不改吧。”

　　于是，“文革”由“文革”的第一主攻对象——刘少奇自己拉开了正幕。

　　可是，王光美坚持对我说：直到1966年8月，毛泽东印发《炮打司令部》之前，刘少奇一直不能确定，“中国赫鲁晓夫”的帽子会真正落实到他头上。虽然刘早已觉察毛对他不满（1964年底，毛、刘就有严重争执，毛就说过中央有出修正主义的危险。但毛随即又对大家说：你们今后还是要听刘的话哟！）。

　　刘少奇这样看待他在“文革”初期的命运，主要是因为《五一六通知》下达后，他仍然以一线决策者身份出现在各处，一线机制仍然在毛泽东许可下照常运转。刘同时认为，把他定为“错误路线”的“司令”，将很难使全国保持稳定。

      “对主席公开号召 [ 炮打司令部 ] ，少奇没有精神准备。因为当时还是毛、刘、周、朱……这样排名的中央。是主席在退居二线时，让少奇为首的。少奇做工作时，重大问题还是通过主席的。”王光美对我说，“少奇一直认为，他在一线为首时那样决策，那样处理各种问题，包括后来反对 [ 文革 ] 大乱，目的是让中国稳定和繁荣，可以逐步建成现代化强国，他认为，主席应该理解这一点。”

　　可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认识非常不同。正如王光美所说，自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提出务实路线，随即又提出：“ [ 左 ] 了这么多年，让我们 [ 右 ] 一下”等等以来，毛、刘裂痕日益加深。

　　毛泽东愈来愈不能容忍一线“自行其是”，“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毛泽东愈来愈痛恨“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讲了多少年了”，“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的失落局面。所以，他觉得，“需要夺权”，“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

　　而党内对一、二线领导人的权限与决策程序，从来没有制度化的条文规定。中国又缺乏对两种不同政治见解合法制衡、合理化解的政治机制。在个人崇拜盛行、宪政民主法治不健全、民众没有知情权、极左文化占上风的背景下，一场把中国引向十年重灾的“文革”，就这么仓仓促促、不可阻挡地出台了。“文革”浩劫中，数亿生灵涂炭。

      “文革”结束三十年后，倾听王光美讲述历史，回顾“文革”爆发的曲折过程，使人不禁想到，邓小平说：改革开放道路的主要特点，已经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从“文革”的教训中得到了基本总结。说得多么深刻与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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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讲述文革中生不如死的岁月      [转贴]



     黄峥：1966年10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后，在全国开展了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判。

　　王光美：在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少奇、小平同志作了检讨。毛主席在少奇同志的书面检讨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发少奇同志检讨的时候，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并发动群众批判。

　　我记得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同志在会下找了毛主席，向主席提出希望好好谈一谈。当少奇同志从主席房间里出来时，发现江青、陈伯达在偷听。

　　有一天，陈伯达约我到钓鱼台谈了一次话。他没有讲什么重要问题，只是东拉西扯地说了一些事，还讲了一位“秀才”怎么去见情妇的逸闻。我以前在一些事情上帮助过陈伯达。他这次找我谈话，好像是因为随着运动的进展，马上要批判我了，他用这种方式答谢我一下。

　　这期间毛主席曾对少奇同志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我党历史上犯路线错误的人不少，改起来很难，希望少奇同志做一个犯了路线错误又能够改正过来的榜样。

　　少奇同志一开始是诚心诚意按主席的这个指示去做的。他的检讨，就是努力按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的口径写的，尽管他思想上并没有想通。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前的一次小会上，除过去检讨的内容外，少奇同志对请示过毛主席并得到主席同意的事，也承担了责任。他说：“有许多重要事情虽然是经过了主席才作出决定的，但是没有让毛主席充分考虑，而是例行公事或经过一下毛主席，就轻率地作了决定，或者在作出决定之后，再经过一下毛主席就发出了。因此，我并没有理解毛主席在某些重要问题上的真实意见……经过毛主席看了一下，但并没有取得毛主席赞同就作出了决定，因此发生的那些错误，我同样负主要的责任。向主席请示报告不够，同毛主席就一些重要问题反复商量、反复酝酿不够，这是我多次犯错误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

　　黄峥：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说过：“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但林彪、江青一伙却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借口，大批少奇、小平同志，把问题越搞越大。

　　王光美：我曾问过少奇同志：你是怎样提出反动路线的？少奇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工作中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但我不反对毛泽东思想。”

　　有一次我对少奇说：“你辞掉国家主席等职务，我和孩子们劳动养活你。”少奇说：“已经向中央提过，总理说有个人民代表大会问题；不能再说了，不要让组织为难。”

　　1966年11月3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主动找少奇同志谈话。我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主席很长时间侧着脸同一个人谈话，那就是少奇。主席向少奇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情况。少奇作了回答，并向主席表示：“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锻炼。”主席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

　　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少奇同志见到了小平同志。他问候说：“小平同志，怎么样？”小平同志说：“横直没事。”少奇说：“没事，学习。”这两个共产党员当时同处在委曲求全、勇担责任的处境中，他们的心境是多么坦荡！没想到这寥寥数语，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对话。

　　1966年11月底的一天，平平和亭亭被勒令到学校去接受“阶级教育”。我心里难过，走进她们住的房间，翻看平平的一本日记。突然眼睛被吸引到一行字上：“亲爱的爸爸妈妈呀，你们为什么要生我？我本来根本就不该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心如刀绞，不由自主地拿着平平的日记本，走进少奇同志办公室。少奇抬起头，发现我满脸泪痕，有些吃惊，走过来从我手里接过日记本……

　　第二天，少奇同志把平平、源源、亭亭三个孩子叫来，对他们说：“我犯了错误，可能要批判我几个月，你们要经得起考验和锻炼，要经得起委屈，要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许多革命前辈都是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出来的。”他还说：“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带你们去延安或老家种地。我的职位高，对党的责任大，犯了错误影响也大，但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我保证一定能改正错误。”

　　面对形形色色毫无根据的批判，有一天少奇动情地对我和孩子们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这段时间，少奇同志每天都在看书看报，阅读大字报和红卫兵小报，默默思考。他是真心想听取批评，改造思想，争取再为人民工作。

　　黄峥：到了1966年12月，形势好像发生了大的变化。12月18日，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在中南海西门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要他行动起来把刘少奇、邓小平搞臭。12月25日，蒯大富根据张春桥的授意，在全市发动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并把这一口号推向全国。

　　王光美：12月底，江青亲自出面找刘涛谈话，拉她造反，说：“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现在不打倒他，是怕全国人民转不过弯来，要一步一步地来。你要与刘少奇彻底划清界线。”江青还说：“这些年我是受压的，你也是受压的。”

　　由于江青的唆使，刘涛去找他的生母王前。经王前口授，刘涛在聂真家写了诬陷少奇的大字报。那是1967年1月3日。在这之后，黄色大字报纷纷出笼。少奇对此非常气愤，说：“国民党骂了我几十年，还没有用这种语言！”

　　1967年1月6日，清华大学造反派搞了个所谓“智擒王光美”的事件。造反派冒充医生从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打电话来，说我们的女儿平平在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要动手术，手术台都准备好了，要我作为家长去医院签字。

　　我实在想不到，这些人会使出这种丧失人性的手段。听了这个消息，我的脑袋顿时“嗡”了一下，话都说不出来。少奇同志一听，也焦急地站起来，说：“马上要车，我到医院去！”这时我想起了周总理的指示，忙说：“总理不让我出中南海呀！”少奇觉得女儿是为了他而受到牵连，坚持要去医院。他见我犹豫，对我说：“你跟我的车去！”他还以为他的吉斯车外出能安全。

　　我们很快到了医院。我一下车，就见源源、亭亭被造反派扣在那里，没见到平平。源源一见我，朝我喊了一声：“妈妈，他们就是为了要抓你！”我马上明白了一切，心想千万不能让少奇同志落在他们手里，立即快步迎面走向造反派，说：“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造反派没有想到少奇会亲自来，一开始愣了一下。少奇不想马上就走，还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卫士贾兰勋反应快，一把架起少奇坐回汽车里，开回了中南海。

　　造反派把我绑架到清华大学。在车上我责问他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他们明确地回答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

　　周恩来同志得到我被造反派揪走的报告，一面给蒯大富打电话要他放人，一面派秘书孙岳同志赶到清华大学要人。在总理的干预下，造反派不得不放我回中南海。少奇见我终于回家，只说了一句：“平平、亭亭哭了。”

　　1967年1月份，北京建工学院的造反派几次勒令少奇同志去作检查。少奇给毛主席写信请示：“我是否到该院去作检查？请主席批示。”主席将这封信批示给周总理：“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总理很快找建工学院的造反派谈话，制止了他们的行动。

　　就在这期间，戚本禹却指使中南海一些人成立造反团、战斗队，几次到我们家批斗少奇和我。造反派让我们低头弯腰，叫少奇同志背语录本上的某页某段。少奇同志回答说：“要我背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主席的文章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起了什么作用？随便哪一篇我都能回答你们，我是毛主席著作编委会的主任。”少奇的话噎得造反派哑口无言。他们只得把少奇赶走，单斗我一个人。

　　1967年元旦以后，造反派几次来批斗、质问少奇。少奇同志在回答问题时，总是站在党的立场上，维护党的利益。看到许多老干部被打倒，他痛心地说：“这些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这样搞损失太大了。”他多次表示：只要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我可以承担全部责任，接受任何处理。

　　1967年1月上海夺权的“一月风暴”以后，少奇同志明显地消瘦了。不知为什么，报纸上批判经济主义，又莫明其妙地扯上少奇。少奇看后说：“现在批经济主义是什么意思？我早就不过问中央工作了，为什么又同我连上？如果是为了打倒我，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回乡种地嘛！早点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人民少受损失。”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同志来我们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会堂谈话。一见面，主席客客气气，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近况，还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少奇回答说：“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少奇当面向主席提出两点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担，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我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具体推荐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狄德罗写的《机械人》。对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没有正面回答。谈话结束后，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到门口，叮嘱少奇“保重身体，好好学习”。

　　刘源：大概就是那段时间，有一天，小平同志的女儿毛毛在路上遇见亭亭，对她说：“毛主席找我爸爸谈话了，要他‘为革命当黑帮’。”亭亭回家在吃饭的时候对爸爸妈妈说了，我也在。妈妈不大相信，追问亭亭到底是怎么回事？人家是那样说的吗？爸爸说了一句：“她哪儿编得出来？”

　　王光美：这期间，少奇同志对我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他还说：“主席的伟大，不仅是在关键时刻，他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更重要的是有些设想暂时办不到时，不坚持己见。”少奇对毛主席的热爱是真诚的，尽管形势这么险恶，他仍相信自己同主席的友谊。我更是盼望着主席早点为我们说句话。

　　大约1月16、17日，中南海电话局的人来到我们家里，要拆少奇同志办公室的电话。这部电话是少奇同志同周总理、党中央联系的唯一工具。少奇很生气，不让他们拆，坚持要得到总理或主席的批准才能拆。来人只好回去了。第二天，又来了两个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将电话强行拆去。

　　在电话被撤的前两天的深夜，总理给我打电话，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我一听是总理，很感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

　　有一次，我看到中南海里的大字报上，污蔑朱老总和陈云、小平等同志，语言不堪入目。回家后我讲给少奇同志听，并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说着拿起安眠药瓶向少奇示意。他摇了摇头说：“不能自己作结论。主席说过，罗长子要不是自杀，问题还不至于那么严重。”直到这时，少奇仍是相信主席的。

　　刘源：有一阵子，是我去医务室为爸爸妈妈取药，包括安眠药。爸爸妈妈每天都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而且用量比较大，但医务室不多给，总是不够。有一天妈妈开了个单子，让我到街上买药，大概有五六种，其中也有安眠药，舒乐安定之类。我去了同仁堂等几个药店，还是没有买齐，只买到三种。但安眠药倒是买来了，一共6瓶，回来交给了妈妈。那时我和郝苗叔叔住一个屋子，饭后坐在床上聊天，我就说起上街买药的事。郝苗问买什么药，我说安眠药最多，6瓶。郝苗一听大惊，责备我说：“你怎么干这傻事呀？”我愣了，说：“我怎么啦？”一时没醒过神来。等我明白后，吓了一跳，立时觉得浑身发麻，赶紧跑去向妈妈要药。妈妈明白了我的意思，说：“爸爸妈妈不会走那条路的，你放心。”可我还是不干，坚决要求把安眠药拿回来，我说：“药我拿着，你们要，我随时给。”

　　黄峥：毛主席在1967年2月中旬还讲过，九大时还要选少奇同志为中央委员。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根据我的分析，1967年3月份以后，处理刘少奇问题的大权逐渐被江青一伙所控制。毛主席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

　　王光美：1967年3月份，一份造反小报揭发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说少奇讲过这部电影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看到后，于3月28日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回忆当时看这部电影的经过，说明自己根本没有讲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样的话。4月1日，各报刊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大肆攻击污蔑少奇。少奇同志看后气愤地说：“这篇文章讲了许多假话，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

　　有一天，我们家的一个卫士不知为什么事一生气，把家里几个房间的门都锁了。平时，我们家的房门都不锁，对身边工作人员是公开的。这样一来，弄得我们进不去卧室。少奇同志给周总理写了封信，要秘书送去。信上说：我看了中南海的一些大字报，感到很不安，这里是中央所在地，很不严肃；我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已经没有说话的权利了，他们已经把我当敌人了，怎么办？第二天收到了总理的回信：“少奇同志：要克制自己，好好休息。你提出的问题，我已报告了毛主席。”

　　4月6日晚，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身边工作人员成立了“南海卫东造反队”，到少奇同志办公室，面对面地质问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为什么，要求写出书面材料。他们还要少奇同志改变作息时间、打扫卫生、自己打饭等。4月13日，他们见少奇还没有写出书面交待，再次批斗了少奇。少奇在回答问题时争辩说：“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审判我，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撤职。”当问到所谓“61人叛徒集团”问题时，少奇发了脾气，说：“提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61人出狱之事，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让日寇把他们杀了。当时王明路线使白区党组织大部分受到破坏，这些同志是极宝贵的。中央许多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他们还问，这事是中央谁批准的？少奇说：是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毛主席也知道。

　　4月8日，中央通知我，常委同意我去清华大学作检查。少奇和我预感到这是一个严重信号。由于改变作息时间，安眠药给得少，少奇同志几天没有睡好觉，再加上这件事的刺激，4月8日晚上突发神经性昏厥，面色青灰，嘴唇发黑。我赶紧通知门诊部。大夫来给了几片药。少奇几个小时后才恢复。

　　4月9日中午吃饭的时候，平平、源源、亭亭三个孩子来说，外面空气紧张，到处传言清华大学组织了30万人大会，明天批斗王光美。少奇听了十分气愤，大声说：“错误我自己担，为什么不让我去检讨？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

　　我忙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应该我去向群众作检查。”少奇说：“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要自己改。”“有人在逼我当反革命。我过去不是反革命，现在不当反革命，永远不当反革命。”“去年8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

　　少奇预感到情况严重，作好了最坏的打算，郑重地对我和三个孩子作了遗嘱。他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尽管少奇以前曾多次向我说过“死后把骨灰撒在大海里”，但这时听到这个话，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还是忍不住哭了。我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

　　少奇平静亲切地望着孩子们，肯定地说：“会把骨灰给你们的。你们是我的儿子、女儿嘛。这一点无论什么人还是能够做到的。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

　　少奇从来没有对孩子们说过这样严肃沉重的话，因为孩子们还小啊！说完这些，少奇好像做完了一件大事，从桌旁站起来，坚定地一字一句地说；“共产主义事业万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共产党万岁！”然后，在孩子们的注视下，离开饭厅，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4月10日清晨，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扣了我们的三个孩子作人质，到中南海揪我。那天我已经作好了被关起来的准备，把毛巾、牙刷等生活用品都带上了。大约早晨6点半左右，造反派把我带到清华大学主楼一间屋子里。那里早已坐满了造反派，摆开阵势要审问我。他们一上来就气势汹汹地问：“刘少奇为什么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我针锋相对地说：“我从来没有听少奇同志讲过这个片子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肯定没有讲过。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总会调查清楚的。”

　　没问几句，造反派要我穿上出访印尼时穿的衣服，以便拉到外面去斗。一开始我还天真，反复和他们讲道理。我认为中央只是同意我来检查，我检查可以，为什么要穿那个衣服呢？而且4月初的北京还挺冷，那些绸子衣服是夏衣，穿上太凉。哪知造反派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上来几个人强行给我穿上旗袍，还在我的脖子上套上一串乒乓球，说这是项链。我向他们抗议：“你们这是武斗，违反毛主席指示。”可他们根本不管。

　　造反派又七嘴八舌地问我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尽可能据实回答。那时《红旗》杂志刚发表一篇文章，说清华大学工作组推行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造反派反复逼我，要我对这篇文章表态。我说：“这篇文章就是有很大的片面性。”

　　这下子可惹火造反派了，大吵大嚷起来，威胁说要把我的话记录在案，今后算总账。我也顾不得许多了，大声说：“记就记，我说的，怕什么！‘怀疑一切’肯定不是工作组搞的，更不是刘少奇搞的。我没有‘怀疑一切’这个思想，刘少奇也没有这个思想。”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大骂我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顶他们说：“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是共产党员。”“如果你们摆事实讲道理，就让我把话说完。毛主席说：好话，坏话，反对的话，都要听，要让人把话讲完。你们要是不摆事实讲道理，那我就不讲了，你们斗吧！”

　　造反派将我拉到大操场。中央通知我是来检查，可会场上完全是批斗，自始至终不让我讲一句话。整个场面极为混乱，吵吵嚷嚷的，我什么也没听清。我在批斗会上看到，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同志等好多老干部老同志，也被造反派押在台子上陪斗，心里难过极了。批斗会后，造反派将我押回房间里，又审问了两次。

　　周总理为保护我的安全，派了一位秘书与我同去，晚7时陪我一起回中南海。造反派扣下了他们从我家里抄去的衣物。

　　回家后，我对少奇同志讲了批斗会的情况。当少奇同志听说那么多老同志同时陪斗，忧心忡忡，心里很不好受，晚饭一点也没吃。

　　4月14日，少奇同志向“南海卫东造反队”交出一份书面答辩。他们把少奇的答辩抄成大字报，贴在中南海院里，将原件上交并写了汇报。这份大字报两个小时后就被人撕掉。几天后，传达了毛主席的话：以后不要搞面对面的斗争。此后，“南海卫东造反队”没有再当面批斗。林彪、江青一伙也借此剥夺了少奇同志发言和申辩的机会。

　　4月15日和20日，我抱着一线希望，先后给毛主席写了两封信。我在信中叙述了参加清华大学工作组和4月10日批斗大会的情况，对造反派的种种污蔑作了申辩。对所遭受的一切，我不服气地说：“我决不是坏人，刘少奇也决不会是假革命或反革命。”信送上去以后，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毛主席有没有看到就不知道了。

　　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长篇批判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批判少奇同志的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鉴于造谣、辱骂和黄色谣言风行一时，少奇同志看到这篇文章后，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欢迎摆事实讲道理的批判文章，不管多么严厉都欢迎。那些天，我忍不住对少奇同志抱怨：“这两年你常生病，我让你休息，你老说‘时间不多了，更要抓紧’，拼命工作，却弄到这个下场。”少奇说：“怎么也不行。陈云同志休息几年了，还不是一样不放过。”

　　6月初，为少奇同志做饭的厨师郝苗同志被秘密逮捕。后来，另一名厨师也被勒令离开。这样一来，身边工作人员更不敢对我们留情。

　　刘源：逮捕郝苗同志，完全是江青一手制造的。她为了把我母亲打成特务，就诬陷郝苗是国民党励志社成员，说王光美有意把他调来传递情报。他们说郝苗利用到供应站买菜的机会，通过罗荣桓同志家的工作人员小陶，把情报送出去。整个一个荒唐透顶！小陶是罗帅夫人林月琴同志的侄儿媳妇，丈夫去世后在罗帅家料理家务。郝苗和小陶都经常到供应站领东西，比较熟悉，有一些来往。这么点事竟被江青一伙利用上了。

　　还有就是平平外出串连，向郝苗要了些粮票和饭钱，被说成是支持刘少奇子女外逃。其实我们家的伙食费、粮票就是郝苗管的，外出串连要吃饭，不向他要向谁要？

　　江青为了陷害我母亲，还不惜枉杀无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和他的夫人袁绍英，莫名其妙受到株连。杨承祚曾在原辅仁大学当教授，是从美国留学回国的，当年住在旧刑部街，每天骑自行车上班。我母亲也从旧刑部街骑自行车到辅仁大学上学，有时路上碰见，这样就认识了，和他们夫妇有一些来往。总共就这么点儿关系。可江青一伙竟大做文章。他们先是将杨承祚夫妇打成美国特务，然后要杨承祚指供王光美是特务。杨承祚当时已身患重病，很快被残酷迫害致死。

　　还有一个叫张重一的老同志，是河北师范学院教授，受株连的原因更是荒唐。张重一1944年在辅仁大学当过代理秘书长，但我母亲和他没有来往，连话都没有说过。就因为张重一认识杨承祚，杨承祚认识我母亲，被专案组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张重一当时已是肝癌末期，时不时昏迷，随时可能死亡。可专案组竟对这样一个垂死的病人也不放过，对他突击审讯21次，最后一次连续审讯15个小时至深夜12点，两个小时后张重一惨死在病床上。特别法庭审讯江青的时候，法庭作为证据放了一段专案组审讯张重一的录音。他已经神志不清，一会儿说王光美是男的，一会儿说是坏人，一会儿又说是共产党员，还说袁绍英是杨承祚的小舅子，乱七八糟整个对不上茬。江青一伙为了陷害忠良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王光美：自从少奇受到批判以后，我们的儿女、甚至我们的亲戚无故受到株连。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我那已经年迈的母亲，最早被迫搬出中南海。我时时牵挂她，却无法见面。

　　刘源：我外婆那时已经70多岁了。大概是1966年底，中南海里贴出一张大字报，是一位中央领导人的秘书写的，说刘少奇的岳母是资产阶级分子，“强烈要求把董洁如赶出中南海”。中央警卫局有关负责同志就商量，是不是动员外婆搬出去，免得老为这事牵连到刘少奇、王光美。我父亲没表态。倒是外婆主动说：我还是搬出去吧。于是由警卫局安排，将外婆搬到北长街供应站旁边一处很小的房子里。那时正是严冬，外婆自己生个小煤球炉子，很困难。

　　1967年5月的一天，我去北长街看她，却见门外面上了锁。问周围邻居，要么不说，要么不知道，总算有个老太太说看到让人带走了。后来才知道，是被拉到二姨所在的山西的大学里批斗了，据说挨了很重的打，还被从楼梯上推下去。不久又被弄回北京，关在北京市半步桥的看守所。

　　那时平平也被关在这里。一开始平平不知道，后来她发现，看守所里放风倒便盆时，别的监舍的人都跑得很快，惟独旁边一间的人动作特别慢，听上去步履蹒跚像个老人，但又什么也看不见。有一次她趴在地下，从门下面的缝隙里往外看，看见一双小脚，终于认出那是外婆的脚。于是，在下一次放风的时候，她等外婆倒完便盆回来，就哭着大喊“外婆！外婆！”只听见外面“咣当”一声，一只便盆掉在了地上。

　　这是平平和外婆的最后一点联系。从此，平平再也没有听到外婆的任何动静，不知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原来，外婆被转到秦城监狱，1971年10月摔了一跤后病重，1972年7月15日因脑血栓发作去世。在外婆被抓以前，平平曾去北长街看过她。外婆交给平平一个存折，让平平帮助去取点钱。谁知钱还没取回来，外婆就被抓走了。平平一想起这事就特别难受。

　　王光美：我们的儿女受我们牵连，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我不得不时时为儿女们的遭遇和前途感到揪心。少奇也一样。特别是我们的小女儿小小，那时只有6岁。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命运？在当时真的不堪想像。

　　小小出生时，少奇让她的哥哥姐姐为她起名字。平平说叫她小妹，于是就叫了小小妹，慢慢地就叫成了小小。平时在家里，大人小孩、工作人员都喜欢她，少奇也特别疼她。小小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在那段日子里，少奇常常念叨说：“小小该上学了，小小该上学了。”我们都作好了被捕的准备，就是放心不下孩子，特别是小小。一天，我实在忍不住，对少奇说：“如果咱们被捕了，能不能跟他们提提，让我把小小带到监狱里去？”少奇说：“这怎么可能？”我说：“不是有许多先烈都把孩子带到国民党的监狱里去吗？”少奇说：“那是在监狱里边生的。”

　　带走不行，不带走吧我们又照看不了她，我一时没了主意，问少奇：“那该怎么办呢？”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托给阿姨吧。”少奇想了想又叮嘱我：“要记住小小的特征，将来一定要把她找回来。”

　　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决定啊！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心像刀割一样难受，泪水夺眶而出。赵淑君阿姨是1958年经组织选调到我们家的，多年来为我们家带小孩，任劳任怨，帮了我们很大忙，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家的一员。也只有把小小托给她了。我含泪找出两张少奇和我的照片，到后院去找赵阿姨和小小。她们已经上床准备睡觉了。我强忍痛楚，向阿姨讲了少奇的决定。当我把照片交给她的时候，眼泪再也止不住，哗哗直流，泣不成声地说：“老赵，小小就托付给您了，无论如何要把她带大。今后，你和小小在一起，可要吃大苦了……”我紧紧地抱住小小，失声痛哭……

　　7月中旬，造反派围攻中南海。建工学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写出检查。少奇写完交出后，又马上要回来，在第三部分的开头加了一句：“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

　　7月18日一早，孩子们急急慌慌跑来告诉我们，听说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里开批斗少奇和我的大会。我预感到这次批斗非同一般，有可能是生离死别。一场大的考验又要来了。我和少奇在一起，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我只哽咽着说了一句“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便再也说不出话来……

　　离批斗会的时刻愈来愈临近了。我们默默地作准备。少奇为我取出衣服用品，帮助我整理。自从我和少奇结婚以来，他整天忙于工作，生活上历来都是我照顾他。这一次是他惟一一次为我收拾东西，帮我做生活上的事。预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静静地坐着，等待来人带我们走。少奇平时不爱说笑，这回他说了一句：“倒象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在这样严峻的关头，他仍是坦然和乐观的。他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不由得笑了。

　　不一会，造反派进来了，大声命令我先跟他们走。我连忙站起来，少奇同志也站起身，上来和我紧紧握手。我们四目相对，充满关切。这时少奇轻轻对我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我走后不一会儿，少奇也被拉走了。后来知道，这次批斗是江青、陈伯达、康生乘毛主席、周总理不在北京之机，直接策划的。具体组织实施的人是戚本禹。他们组织了几批造反派，在批斗少奇和我的同时，也分别批斗了小平、卓琳同志和陶铸、曾志同志。

　　我被拉到西楼大厅接受批斗。批斗少奇是在西大灶食堂。那时正是盛夏季节，会场上又闷热又嘈杂。批斗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在批斗的同时，专案组抄了我们家。批斗会结束后，我被带到后院，少奇被带到前院。我俩被分别关押，互相见不到面，也不准子女和我们见面。前后院都有岗哨日夜监视。从此，我和少奇完全失去自由，近在咫尺却见不到面。当天分别时少奇说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就成了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8月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批判“刘、邓、陶”大会，同时在中南海组织了三四百人批斗少奇和我。批斗会由戚本禹的秘书王道明主持，曹轶欧等都参加了，还拍了电影。这次批斗会是最凶狠的一次，造反派对我们拳打脚踢，人身污辱也更厉害。69岁的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行走困难。

　　回房后，少奇不顾疲惫，对来人抗议说：“我是国家主席，谁罢免了我！我是个公民，为什么不许我说话?宪法还在，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国家。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这一天是将少奇和我放在一个会场上批斗的，我俩有幸见了最后一面。批斗会结束后，还和原来一样，将我俩分别关押，看管比以前更加严密。

　　8月7日，《北京日报》上发表《篡党篡国阴谋的大暴露》一文，说少奇同志策划和支持了所谓“畅观楼反革命事件”。少奇读后当即给毛主席写信，反驳这种莫名其妙的指责，说：“关于我是否‘策划’和‘支持’畅观楼反革命事件？我与畅观楼反革命事件有无牵连？我请求毛主席、党中央严加审查！”他严正提出：“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过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少奇在信中又一次提出辞职的要求。这封信像前几次一样，交上去后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我和少奇被分别关押，互相见不到面。我被勒令干这干那。有一段时间老叫我背砖头。要我把砖头装在筐里，从这院背到那院，从那院背到这院。有时我实在背不动，就站着将砖筐靠在墙上，托一托力。有一次一个看守的战士小张，见我背得吃力，冲我大声说：“你背不动不会少背一点吗！”其实他是同情我，要我少背一点。后来在往筐里装砖时，我就真的少放了一点。可没多久，就见不到这个战士了，听说因为这件事被调走了。

　　1967年9月12日，孩子们终于被赶出中南海。这一天的下午到晚上，在福禄居的前后院之间搭起了一堵高墙，把我和少奇完全隔开。

　　9月13日凌晨大约三四点钟，我住的福禄居后院突然来了几个人，宣布对我正式逮捕，出示了谢富治签发的逮捕证。当即给我上了手铐，门口增加了岗哨。

　　1967年11月27日，我被押送秦城监狱，监号是67130。刚进去那会儿，押我的小战士揪着我的领子往前推搡。我受不了这个，说：“你别推我行不行？要我往哪走你说话，你让往哪走我就往哪走。”这一反抗还真有用，后来他们再也没有碰我。

　　我被关在二层楼的一间单人牢房，牢门是铁的，门上有监视的窗口。牢房内有一个小厕所。最令我不习惯的是厕所门上也有监视窗口。上厕所受监视，这是最让人感到受辱的事。牢门的下方还有一个小窗户，开饭时就打开这个小窗，把碗递出去，外面给装上饭菜后再拿进来吃。一般就是窝头、玉米面或小米稀饭加白菜、萝卜。可气的是给的饭菜没谱，有时很少，吃不饱；有时又特多，吃不完还不行。平时每天就是在床上干坐着，还必须脸朝门口，不准躺下，不准靠墙，规定“四不靠”，就是人的四周都不能挨着东西。有时我坐着没事，就捻头发玩，消磨时光。有次被哨兵从门外看见了，马上喊：“你手上是什么东西？”12年的铁窗生活，每天面对这个铁门，使我至今不喜欢防盗门。

　　刚开始的半年，不放风，也不给报纸看，外面情况什么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日子。后来给放风、看报纸了。放风是一个人一个人轮流放，放完一个人回到牢房，再让另一个人出去，互相之间不照面。报纸就是一份《人民日报》，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传着看。从这个房间传到那个房间之前，监管人员都要仔细察看，检查上面写了字没有？扎眼或者做了什么记号没有？就怕犯人之间传递消息。

　　中间有一段让我出牢房打扫卫生。这是我最高兴的，因为可以趁机活动活动身体。

　　同后来相比，二楼这间牢房的条件还算是好的，比较干净，床上的被褥是白色的。那时过年过节还能吃到带肉馅的包子。估计在这里住了大约有一年半。有一天突然将我转到一楼的一间破旧牢房。各方面条件明显降低，牢房阴暗潮湿，墙壁的下半截全是大片的霉湿斑，伙食之差就不用说了。

　　有一阵子忽然要我洗床单，有时一天洗十几床，而且不管多冷都是用凉水洗。给我洗床单用的木盆很大，厕所的小门进不去，洗的时候只好用一个小盆在厕所里接水，一点一点地舀到大盆里，洗好了再一点一点地倒回去，来回折腾。尽管洗床单很累，我还是高兴，总比老在床上坐着好，可以利用出门晒床单的机会活动一下，等于延长了放风时间。

　　刘源：我母亲住的那间牢房，听说后来关过袁庚同志。这是1979年初我母亲从秦城监狱出来后住在翠明庄，袁庚同志来看望时讲的。袁庚同志原先是东江纵队的情报部长，解放后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有经验。“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关在秦城监狱，整天没事，就琢磨。他根据牢房里掉在地上的头发，有白的有黑的，反复推理分析，推断出这间屋子里此前关的是王光美。80年代建立深圳特区，袁庚同志在深圳主持蛇口工业区工作。其间他邀请我母亲去参观访问，又说起这事。

　　王光美：后来有一段，似乎政治空气有所松动，把我转到复兴医院检查身体。没多久忽然又被押回秦城监狱，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监狱里把我们转移到附近的一个院子，住在简陋的防震棚里。那阵子老下雨，床底下常常积水，两脚就经常泡在水里。那时正是盛夏，天一晴，烈日暴晒，帐篷里像蒸笼。一到晚上，又到处是蚊子。我常常用报纸捂在脸上，以阻挡蚊子的袭击。

　　我在秦城监狱12年，绝大部分时间枯坐牢房无所事事，漫长难熬。没事时，就老琢磨墙上不知什么人留下的字，猜想以前关在这里的是什么人，当然是不得要领。没事还老盼望提审，因为提审可以有机会说话。有时我老猜左右房间关的是什么人，有几次零星听到一点声音，觉得好像旁边关的是严慰冰，也不知到底是不是？

　　在那些日子里，我经常想起少奇同志最后留给我的这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相信党和人民总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历史总会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决心不管遭受多大的冤屈和磨难，也要坚持活下去。

　　少奇和我被关押以后，迟群向警卫二中队宣布说：“你们现在的任务变了，不是保卫，而是监视。”这样一来，警卫战士、医生、护士和办公室工作人员都自身难保，生怕被说成丧失立场。他们受到的压力太大了！

　　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有的同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尽量照顾了少奇同志，我很感谢！有些受蒙蔽的群众，对少奇同志有过火行动，我能谅解。他们是执行者，责任不能由他们来负。当时，他们在看管少奇问题上各自向上写报告，并且互相监视。那段时间少奇瘦得皮包骨头，吃饭、穿衣、行动都很困难，有谁敢去帮助他？少奇得了多种疾病，但很少得到治疗。有时来个大夫敷衍一下，还要先批判。

　　1969年10月17日，少奇在重病中被送到河南开封。11月12日，少奇在开封含冤去世。这一段的前后经过和少奇的情况，中纪委的同志已经调查清楚。你在《刘少奇一生》等书里也写了。我就不再多谈了……

　　实在太惨啦！少奇受到的不仅是物质生活上的折磨，更严重的是精神上的折磨。为了党的利益，“文革”开始时，少奇同志总是主动承担责任，开脱别人。后一段，他努力想使干部早点解放出来，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当时，少奇同志面对的是他所热爱的群众，他不能与之对立；对他爱护的干部不能说好，对他仇恨的奸臣又不能痛骂。看到党和人民受到灾难，他无能为力。在他的一生中，最后这一段，是最严酷的考验，最艰苦的斗争。对于一个终身致力于建设一个好的党的共产党员，让他活着知道自己被永远开除出党，太残忍了！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是最难以忍受的。仅是少奇晚年这一段的表现，也足以证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少奇同志自己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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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访谈录



作者：黄峥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王光美这个名字，同她的丈夫、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一样，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在国外也广为人知。她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学生时崇拜的偶像是居里夫人，可她最终选择了共产党。她是怎样投身革命成为共产党人的？她怎么会同刘少奇相识相恋到结婚？她伴随刘少奇经历了哪些峥嵘岁月、风雨路程？众说纷纭的所谓“桃园经验”、“智擒王光美”等等真相如何？“文革”中她经受了什么样的不堪遭遇？王光美本人为您一一道来。《王光美访谈录》一书娓娓道来，又有相当多的真实历史史料为依据，是一本既有趣，又严肃的历史读物，启迪后人，发人深思。

　　　　　　　　　　　　　　　　　　　彭佩云 序言

　王光美同志是我熟悉和敬重的老同志、老大姐。记得1995年初，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和中国人口报发起成立以救助贫困母亲为宗旨的“幸福工程”，需要请一位德高望重而又热心公益事业的同志出任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我推荐光美同志。当时光美同志是全国政协常委，年逾古稀。“幸福工程”是一件费心费力的工作，启动时一无所有，困难重重。我给光美同志写信，向她说明情况，征询意见。信送出后没几天，光美同志就亲自给我打电话，说她很高兴应邀担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愿意尽自己所能为救助贫困母亲当一名“义务打工者”，做一点实事，并谈了她对开展这项工作的想法。我听了十分高兴，深为她热心公益事业的高尚精神所感动。
　　光美同志担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后，领导制订了这一工程的工作方针、任务和运作模式，利用各种场合宣传“幸福工程”，还亲自到边远贫困地区考察“幸福工程”的进展情况，慰问贫困母亲。她以一个母亲的名义，呼吁全社会行动起来，为贫困母亲献出爱心。尤其令人感到的是，为了给“幸福工程”筹集资金，她将她的母亲董洁如老夫人留给她的古瓷器、象牙笔筒等六件文物拍卖，所得50多万元全部捐赠给了“幸福工程”。在光美同志这一义举的带动下，许多海内外人士慷慨解囊，纷纷向“幸福工程”捐款捐物，为初创时期的“幸福工程”奠定了物质基础。
　　2005年是“幸福工程”成立10周年。在这10年中，光美同志为“幸福工程”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使“幸福工程”成为一个民心工程。我相信，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贫困母亲会永远记住光美同志的。
　　光美同志年长我8岁。1945年6月，她在辅仁大学读书时，就同北平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1946年2月经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崔月犁等同志选调，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1946年11月离开北平到革命圣地延安。她年轻时的经历同我有相似之处。我们都从一个追求进步、向往革命的青年学生，经过革命斗争的磨练，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
　　光美同志1948年8月在西柏坡同刘少奇同志结婚后，长期担任少奇同志的秘书，默默无闻地协助少奇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十分尊敬的少奇同志被残酷迫害致死。光美同志也受到诬谄，身陷囹圄12年。难能可贵的是，光美同志始终坚定地维护少奇同志，对党的信念矢志不渝。她说，我的耳边经常响起少奇同志的一句话：“我们是跟人民在一起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领导全国人民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光美同志以极大的热情投身这一伟大事业，不仅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勤奋工作，而且活跃在党和国家的许多公务活动中，以她的声望和智慧，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尽心竭力。
　　近年来，我和光美同志在各种会议和社会活动中常有机会见面交谈。无论是在我负责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时，还是在我担任全国妇联主席期间，光美同志都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多支持和帮助。我一直从心里十分感激她。
　　中央文献出版社要出版光美同志的著作《我和少奇》和《王光美访谈录》两书，要我作一篇序言。借此机会，我写了上面一些话，以表达我对光美同志的敬意和谢意。


王光美年表(1)

　　1921年9月26日王光美出生于北京。出生时，其父王槐青作为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正在美国出席华盛顿九国会议，故为她取名光美。1927年4月李大钊等一批共产党人在北京被北洋军政府逮捕，随后被杀害。这批共产党人中，有王光美母亲董洁如的三位亲属：董季皋、安幸生、王荷生。1928年9月至1934年8月王光美在北平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即现在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读书。1934年9月至1937年7月王光美在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1935年12月北平爆发抗日救国的“一二·九运动”。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1938年春王光美转入北平志成中学（即现在的北京丰盛中学）高中二年级读书。
　　1939年9月王光美考入辅仁大学数理系。1943年秋王光美从辅仁大学本科毕业，考入辅仁大学理学部读研究生，同时担任助教。1945年6月王光美同北平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联系。
　　1945年7月王光美辅仁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任助教。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获得最后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1946年2月经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介绍，王光美离开辅仁大学，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任英语翻译。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7月至9月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全国规模的内战爆发。8月10日，美国宣布“调处”失败。1946年11月1日由于北平军调部准备解散，王光美乘飞机离开北平赴延安，被分配在中共中央军委外事组工作。1947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延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先后离开延安。1947年3月下旬王光美随军委外事组人员撤离延安，4月初到山西临县，参加晋绥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队。1947年5月刘少奇等率领中央工作委员会到达河北省建屏县（今属平山县）西柏坡村。
　　1948年3月王光美结束土改工作队的工作，到达西柏坡。1948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到达西柏坡。1948年8月21日刘少奇、王光美在西柏坡结婚。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25日到达北平。刘少奇、王光美住在香山来青轩。1949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受中共中央委托，刘少奇去天津视察。王光美随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1年11月27日至1952年1月24日刘少奇离开北京去南方视察和休养。王光美随行。
　　1952年9月30日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应邀赴苏联参加苏共十九大。
　　1952年10月下旬王光美赴苏联同刘少奇会合。11月下旬，刘少奇去苏联南部黑海边休养，王光美随行。1953年1月7日刘少奇、王光美离开莫斯科回国，11日回到北京。1954年9月刘少奇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并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1957年2月18日至4月14日刘少奇率调查组赴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地调查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王光美作为调查组成员随同调查。1959年4月刘少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刘少奇出席会议。王光美随行。1959年11月1日至26日刘少奇去海南岛崖县（今三亚市）休假，其间以主要时间阅读讨论苏联科学院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王光美参加读书讨论。1960年1月31日刘少奇、王光美邀请王光琦、王光超、王光英等人和他们的子女到家中作客。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到湖南省宁乡县、长沙县农村调查。王光美随同调查。1961年7月16日至8月10日刘少奇到黑龙江、内蒙古自治区林区考察。王光美随同考察。1963年4月12日至5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1963年5月中共中央制订《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后来称为《前十条》），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全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也称“四清”运动）逐渐展开。1963年9月中共中央制订《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来称为《后十条》）。1963年11月下旬王光美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参加“四清”工作队，化名董朴。1964年2月上旬王光美从桃园大队回家过春节，刘少奇同她谈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有关问题。1964年4月底王光美结束桃园大队“四清”回到北京。1964年6月28日至7月25日刘少奇到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等地巡视。王光美随同。1964年7月5日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介绍桃园大队“四清”运动的经验。随后，又在山东、安徽、河南等地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桃园大队“四清”运动经验的报告。

王光美年表(2)
　
　　1964年8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并主持修改《后十条》。1964年8月11日至20日王光美在广州整理修改《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8月19日，刘少奇就批转王光美报告一事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9月1日，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意，这个报告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1964年11月王光美到河北省保定地区新城县高镇大队参加“四清”工作队，化名鲁洁。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会议后期在毛泽东主持下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
　　1965年1月刘少奇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1965年底至1966年春王光美到河北省定兴县县直属机关和周家庄参加“四清”工作队。1966年3月26日至4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1966年4月20日刘少奇赴杭州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24日回到北京。王光美随行。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主持制定的旨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等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正式成立。1966年6月3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北京市的一些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1966年6月19日根据刘少奇指示，王光美参加驻清华大学工作组。1966年7月下旬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对工作组问题提出严厉批评，并决定撤销工作组。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8月5日，毛泽东写了主要针对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12日，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从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1966年12月18日“王光美专案组”成立，谢富治任组长，陈伯达任顾问。1967年3月以后，这个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成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造反派组织30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并在会前和会后三次审讯王光美。王光美据理力争。1967年7月18日刘少奇、王光美被隔离看押，失去行动自由。在此前后，刘少奇、王光美通过各种方式申辩、抗争，均无结果。1967年9月13日王光美被正式逮捕，11月转押秦城监狱。1968年10月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造成党的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逝世。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1978年12月22日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决定，王光美被释放出狱，随后彻底平反。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
　　1979年6月王光美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五届二次会议，并在会上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1979年11月王光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
　　1980年1月25日王光美应邀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期间，向出席全会的第一、二组全体同志和其他各组部分同志，谈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的情况。
　　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1980年5月13日至14日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刘澜涛等陪同下，王光美率子女前往河南省郑州、开封，迎取刘少奇的骨灰。
　　198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刘少奇追悼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出席。邓小平致悼词。1980年5月19日遵照刘少奇生前的遗言，王光美等将刘少奇的骨灰撒在大海里。

王光美年表(3)

　　1981年10月25日王光美致信中共中央组织部，表示将刘少奇平反后补发的工资和存款、刘少奇的稿费全部作为刘少奇的党费上交，说：“我郑重地向党申明，少奇同志的著作连同版权，我和我们家的孩子们均不能要。我们作为普通劳动者，应完全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工作和生活。少奇同志是属于党的。”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王光美作为代表出席会议。
　　1983年11月下旬王光美赴湖南长沙、宁乡等地，参加纪念刘少奇诞辰85周年有关活动，向湖南赠送刘少奇遗物，并在湖南一些地方和江西萍乡市安源煤矿参观。
　　1984年10月王光美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校友总会名誉会长、辅仁大学校友会会长。
　　1985年4月4日王光美为“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辽宁省委干部张志新烈士题词〖BF〗：“〖BFQ〗坚持真理无所畏惧”。
　　1988年3月王光美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1988年11月王光美赴湖南省长沙等地，出席刘少奇铜像揭幕仪式和纪念刘少奇诞辰90周年有关活动。
　　1993年3月王光美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1993年10月下旬王光美赴河南省郑州，出席纪念刘少奇诞辰95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河南省委联合举办的。
　　1993年11月下旬王光美赴湖南省长沙、宁乡等地，参加纪念刘少奇诞辰95周年有关活动，并参观考察。
　　1995年2月王光美担任“幸福工程”组织委员会主任。“幸福工程”是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人口报发起成立，以救助贫困母亲行动为宗旨的社会公益事业。
　　1995年4月王光美赴浙江省舟山市，出席《舟山日报》创刊40周年庆祝活动。
　　1995年10月王光美赴陕西省大荔县等地，视察“幸福工程”开展情况，慰问当地贫困母亲。
　　1996年11月王光美将其母亲董洁如留下的6件古瓷器等拍卖，所得拍卖款50多万元捐赠“幸福工程”。
　　1996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王光美出席在安徽省滁州市召开的刘少奇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和中共滁州市委联合召开的。
　　1997年11月王光美赴湖南省，出席在宁乡县刘少奇故居举行的12集电视文献纪录片《刘少奇》开机仪式。这部电视片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的。
　　1998年3月王光美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三次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3月7日，王光美在全国政协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向中外记者介绍了“幸福工程”的情况。
　　1998年8月王光美赴云南省昆明，参加“爱满春城”幸福工程大型义演活动，并在云南省考察“幸福工程”开展情况。
　　1998年10月8日王光美出席“刘少奇光辉业绩展览”开幕式并讲话。这个展览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和中国国家图书馆联合举办的。
　　1998年10月23日王光美出席“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展览”开幕式。这个展览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联合举办的。
　　1998年11月8日王光美赴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参加“河南省纪念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60周年暨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
　　1998年11月11日王光美出席文献纪录电影《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首映式。
　　199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刘少奇诞辰100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作重要讲话。王光美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
　　2000年11月王光美赴湖北省武汉市，出席在武汉大学召开的“刘少奇与中国社会主义”学术研究会，随后去长江三峡参观。这次研讨会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联合举办的。


王光美年表(4)

　　2000年12月王光美去天津，参观摩托罗拉生产厂等合资企业。
　　2001年4月王光美赴上海，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刘少奇与中国共产党”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湖南刘少奇同志纪念馆联合举办的。
　　2002年5月18日王光美出席在北京钓鱼台举行的纪念何宝珍烈士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并讲话。
　　2003年11月24日王光美出席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的纪念刘少奇诞辰105周年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举办的。
　　2004年6月王光美及子女刘源、刘亭等和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及亲属孔东梅等在北京京都信苑饭店聚会。
　　2005年2月王光美因年事已高辞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职务。


　　　　　　　　　　　　　　　我和少奇共同生活近二十年

　　黄峥：光美同志，1983年11月我第一次随同您回到湖南刘少奇主席的故乡，参加少奇同志诞辰85周年的有关活动。从那时起，我多次听您讲述过去的经历，特别是回忆和少奇同志一起工作、生活的难忘情景。这些我都记录下来了。1998年是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全国各地隆重纪念，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大会，江泽民总书记作重要讲话。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文献研究室、解放军总政治部等单位联合举办“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刘少奇传》等一批书籍正式出版。北京和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如举办座谈会、纪念会、展览、文艺演出和发行纪念邮票、纪念币等。还播出一批影视作品，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的12集大型文献纪录片《刘少奇》。我是这个电视片的总撰稿。趁这个机会，我想对您再作些采访，既是摄制电视片的需要，同时也是为历史和后人留下一些珍贵的资料。王光美：对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我听党中央的，完全服从中央的安排，没有另外的要求。1998年10月一次开会时碰到江泽民总书记，他和我讲了他要在党中央召开的纪念大会上讲话的事。曾庆红同志也和我讲了。少奇同志的诞辰日是11月24日。后来在一次报告会上，中央办公厅王刚、陈福今、胡光宝同志三位主任专门找我征求意见，说正在考虑少奇同志的纪念大会提前到11月20日召开，因为11月24日前后江泽民同志有重要出访活动。我说我完全听中央的安排，没有意见。对各种纪念活动，我作为家属，有责任有义务做好配合工作。你们摄制电视文献纪录片，我很高兴利用这个机会，多谈一点有关少奇同志的事情。但请你们注意不要多上我的镜头。我在电视片里尽量少出现，能用其他同志的尽量用其他同志，特别是和少奇同志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实在没有别人代替、必须由我说的，才用我的。
　　我和少奇同志共同生活近20年。他的一言一行，音容笑貌，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我的房间里挂着他在办公室工作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我拍摄的。有时候我仿佛感到，他还在我身边，还在不倦地工作。我很高兴利用这一机会讲讲少奇，愿意把我所知道的有关少奇同志的事讲出来，正像你说的，可以为历史和后人留下一些资料，作为研究参考。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一）

　　1980年2月29日晚上，我们全家屏息围坐在电视机前，急切地等待着一项重要消息的发表。当我们在十几年第一次从电视机中听到“刘少奇同志”这个熟悉的称呼时，真是百感交集，情久久不能平静。多少年来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联想到我出狱后一年多来，有多少同志和朋友来看望，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封信件雪片似的飞来。写信的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级干部，还有海外华侨和外国朋友，这些信使我深为感动。人民对少奇同志是了解的，经过10年的折磨和浩劫，人民的心是明亮的。
　　在少奇同志被诬陷的年月里，有许多同志因为他说公道话而受到迫害，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优秀的共产党员张志新（张志新，1930年生，1950年参加革命，1955年入党，先后在人民大学、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工作。她对“文革”进行了认真的思索，提出林彪的“顶峰论”是错误的。直至对江青表示怀疑，并写出《刘少奇是我们党杰出的领袖之一》的文章。1969年9月24日被捕，在狱中仍写出大量文章。1975年4月4日惨遭枪决，年仅45岁。1979年中共辽宁省委为其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5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她的英勇事迹。）是大家共知的一位，还有像吉林省青年工人史云峰史云峰，长春第一光学仪器厂工人。出于对党和国家的关心，对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深恶痛绝，他于1974年投寄、张贴传单和标语，为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鸣不平。他说：“刘少奇主席是我党的优秀革命家。”“‘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路线大泛滥。”同年，被关押。1976年12月19日，惨遭枪决。1980年3月24日，长春市召开大会，为其平反昭雪，根据史云峰生前申请，追认为中共党员和革命烈士。同志那样成百上千的勇士。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不仅为少奇同志一人恢复了名誉，也为所有受株连、受迫害的同志彻底平了反，替在那十年中饱受灾难的全国人民讲出了心里话。这一切，少奇同志看不到了，他像无数先烈一样，在胜利之前就牺牲了。此时此刻，我只能和同志们一起，在心中深深地思念他。
　　回想当年，参加革命前，一位地下党员借给我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读了以后，使我对作者产生了崇高的敬意。以后，我作为一个满怀革命热情走进革命队伍的青年人，与少奇同志一起生活，在内心很自然地产生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想直接听他讲讲过去的革命经历。我渴望了解他，希望学习多些，进步快些。但是，他从来不讲自己过去的光荣历史，就连讲述别的同志过去的功绩涉及他时，还是很少讲自己。我多次要求，他的回答是：“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要从我今后的言行了解我。”我与少奇同志共同生活了20年，亲身从他的言行了解他。他遵守党的纪律，许多事没有告诉过我，还是从历史资料和别人那里知道的。因此，要完整地描绘出他，我力不从心。但是我要说，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即使在不被承认时，他也仍然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偶尔，少奇为讲明道理也说出一点自己的亲身经历。例如，一次在湖南省省直机关和地市干部大会讲话中，少奇回忆起在安源的工作。按现在党史记述，少奇22岁从苏联回国，受毛泽东委派到安源参加李立三同志领导的工人运动。作为全国革命低潮中“硕果仅存”的成功工会领导者，他勇敢地承担起重担，使各方面的工作卓越而稳定地开展起来，并把我党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第一所党校、第一支工人武装、第一个消费合作社搞得有声有色，还发展、掩蔽和培养了大批党员干部。那几年，安源的党员数量，最多时占到全党的1／3除了一些史料外，杨尚昆的文章也说了这个比例数字，见《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10页。另外，罗章龙曾著文提及：安源党员最多时占全国总数一半以上。小小的安源，是我党早期革命的摇篮，在党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有“小莫斯科”之称。
　　回忆那一时期的自己，少奇却是这样说的：
　　那时，我刚从莫斯科回来。在苏联住了抗大式的学校，学了点马克思主义，只学八个月，就算从西天取经回来，经不多就是了。返回上海，又跑到长沙。那时，毛主席在这里。没有几天，就叫我去指挥粤汉铁路的罢工，粤汉路车已停了。中央来了紧急信，叫我到安源去。出了六元钱买汽车票才到株洲，爬上株萍铁路的火车，跑到安源。没几天就罢工，一罢工之后，李立三被通缉，工人把他藏起来，所有党员都躲起来了，只剩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什么也不清楚，罢工中有各种问题发生，我有什么办法呢？还不就是听工人的，他们叫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就是他们在那里领导我，哪里是我领导他们。当然，他们说怎么办怎么办，我也是经过一番考虑，有一些我也没采取，有两种意见的、三种意见的，我也综合一下。（刘少奇：《在湖南省直及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8月10日。）
　　简短数言，谦虚无华，亲切实在，从不突出自己，把自己融化在组织中、群众中，这就是少奇。
　　对于自己领导的工人运动，少奇常常从汲取经验教训来反思。他讲过安源一段有趣的往事，提出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
　　我们在几万工人中，有绝对无限的信仰，工人是工作、生活大改善，地位大加提高，人皆称工人为“万岁”。工会有最高的权力，有法庭、有武器、能指挥当地警察及监狱等。即使这样，工人还是不满足，还要更前进：（1）要求增加工资，但实际情形是不能加了；（二）工人自动将每日工作减至四小时，很多工人自由旷工，这就使生产减一半；（三）工人不听管理人工头指挥，许多地方要危害产业的前途和工程；（四）工人要扩大工会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人范围的琐事。
　　当时在“二七”事变以后，全国各地工会均遭解散，这一个工会很孤立地岿然存在，如海中孤岛，整个形势要求工会的方针暂时退却与防御。然而工人还要求进攻，这种情形将我苦闷欲死。
　　为了忠实于工人长期的利益，不能接受工人的要求……在工人中解释不清，无法只得在会议通过后去阻止工人早下班。结果甚至工人和阻止下班的纠察队冲突。李立三亲自去阻止工人下班，工人要打他，逼得他痛哭流涕离开矿山。我批评工人不要过分，工人要打我，说我被资本家收买，气得我很难受。也正当我与工人发生裂痕时，敌人进攻，准备武力解散工会。我们立即与工人在一起，动员工人抵御了这种进攻，工人完全胜利。然而问题还是如此。（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6日。）
　　一个青年革命家的矛盾、委屈、苦闷跃然纸上。这个问题伴随少奇直到五六十年代，自然他已是老革命家了。
　　倒是在“文革”中，大量污水泼向少奇，为了辨明真相是非，我才听到他讲述一些过去从不谈及的光辉业绩。
　　记得有一次，红卫兵小报上“揭发”少奇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对抗党中央，擅自勾结英帝国主义，解散工人武装，出卖革命，称为“武汉缴枪事件”。我把这报纸给少奇看，他讲起在那如火如荼的年代中，英勇斗争的往事。
　　1926年10月，少奇到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经短短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全国工会组织取得空前的大发展。
　　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枪杀江汉关民众，制造了“一·三惨案”。少奇得报，立刻赶往现场，后即带领工人纠察队到英租界巡捕房，代表各界民众提出强烈抗议。当夜，少奇通宵主持总工会紧急会议，决定动员、组织各界与英帝斗争，提出立即收回租界等六条要求，通电全国。第二天，向国民政府请愿，并限英领事三日答复。在总工会号召带领下，全市人民群情激愤，同仇敌忾，举行罢市、罢工、罢课。5日，人民心中久被积压的反帝怒火爆发出来。通过李立三和少奇等人严密而有效的组织，30万人举行反英示威，冲入并完全占领英租界。（《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59～60页。）
　　这时，国民政府表面支持群众，又担心帝国主义直接武力干涉，密令工会不要激化民情。我党中央一些领导人受陈独秀投降主义影响，再三劝阻甚至严厉批评少奇，要求工会避免与英帝直接对抗。可当时各界民众义愤难当，少奇一方面努力组织有序的斗争，避免过激行动，另一方面向中央提出，应积极引导大众，不能在革命高潮时退缩逃跑，不能也无法执行一些中央负责同志的指令。少奇一直站在示威队伍最前列，直接面对帝国主义者谈判。2月19日，在各方压力下，终于迫使英国签字，将武汉租界交还中国。在中国百年反帝斗争中，第一次从列强手中收回被强占的土地和权利，取得空前伟大的胜利。
　　收回英租界极大地震动了全国，中国人吐了一口气！同时，许多领导人和群众也被巨大的惊喜和出乎意料的胜利冲昏头脑，认为只要民众发动起来，工人武装起来，就可夺取任何胜利。从而助长了过“左”的倾向，发生了不少不适宜的过火行动。少奇反复提出警告，切忌盲目和自大。刘少奇“文革”中对王光美、刘源的叙述。他曾回忆道：
　　这时“左”倾情绪比安源严重得多，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通的。工会是第一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它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府。在武汉那样大的城市，那样多人干起来，真有点骇人。
　　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影响……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是责备共产党，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
　　共产国际的罗佐夫斯基到武汉，我详细报告他这种情形，并请教他，但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说工人不能使企业倒闭，工会不能代替政府。我说许多小企业大企业不能维持，而工人还要提出要求怎么办呢？他不答。
　　白劳德（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在汉口、上海时，我和他谈过两天，要他就外国的经验答复我。他送我二十元纸币，说“你谈的这些材料我可写两篇文章寄给美国杂志，这是给你的一半稿费。你所求答复的问题，在美国工人运动中还未遇到过”。我才知道这是中国工人运动中特有的问题。（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6日。）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成立南京政府与武汉对立，残酷捕杀共产党人和工人骨干。5月17日湖北夏斗寅政变，攻武汉。21日许克祥在长沙捕杀共产党，解除工农武装，史称“马日事变”。湖南军阀何键向武汉施压，一时间要在武汉政变的谣传不胫而走。
　　党中央一些领导又一次倒向投降主义，要解散工人纠察队。少奇反复向中央陈述，坚决反对解散工人武装。中央几次开会讨论未决。6月28日，军队侵占总工会机关，经少奇多方交涉，才撤离。当晚，陈独秀主持紧急会议，周恩来作报告。为了消除何键制造事端的借口，要公开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交出枪械。会议最后决定，由坚决反对这种意见的少奇去执行。经过紧张迅速的工作，当日就发出布告，把一部分破枪棍棒交存政府。之后，少奇将不少公开了身份的党员干部和工人纠察队骨干近3000人持武器输送到贺龙、叶挺部队，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央的决定，巧妙地保存下这支工人武装力量刘少奇和聂荣臻对王光美的叙述。（另见《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67～72，73～74页。）
　　7月15日，汪精卫“分共”叛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8月1日南昌起义，武汉纠察队是最中坚的骨干。9月中旬，毛泽东以安源为中心，秘密动员“秋收起义”。大批安源工人加入其中，三个团中，占了一个半团，成为重要的生力军。安源和武汉的工人武装，都是我党创建人民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少奇同志回忆这些往事时，仿佛又看到了那久远的、硝烟弥漫的一幕幕。我听着，感叹着，这是些多么光辉的功绩呀！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2)

　　就在1980年春节前，我带着孩子们到聂荣臻元帅家看望这位少奇的老战友。聂总抓住我的手，回忆了很多往事。第一件就是八一起义前，他作为中央前敌军委书记，受命到庐山找少奇同志，向他传达中央要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并征求少奇意见。聂老总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党认为工人是最可靠的，武汉纠察队在军队中是最受信赖的。而这些工人最听少奇的，少奇了解他们，在他们中间有威信。因此，周恩来同志一定要我来征求他的意见，如可能，动员他参加起义。少奇很兴奋，同意下山。但因当时没定起义日期，少奇又病得厉害，故暂留庐山，继续隐蔽。后来，起义提前，未及通知，少奇没赶上。但那部分工人的确是最勇敢顽强的。”（刘少奇和聂荣臻对王光美的叙述。另见《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67～72，73～74页。）
　　聂老总凝视窗外，陷入沉思，仿佛自语：“最坚定的战士早早拼光了。”我看着这位老元帅，那目光、语气，与“文革”中少奇回忆的表情，那么相像，同样情深。
　　自1927年，中共进入了几次“左”倾错误路线统治时期，间或又夹着右倾错误的反复干扰。少奇也受到十多年的压制。
　　少奇同志从事地方党委和机关工作，始于顺直省委和满洲省委。那时，北方地区笼罩着严酷的白色恐怖，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他极力反对“左”倾蛮干，反对凭血气之勇和敌人硬拼。他主张苦心经营，一点一滴积蓄力量。在顺直省委，他不仅要克服冒险蛮干倾向，又要与党内普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流氓帮会意识和宗派做顽强的斗争刘少奇：《怎样改造顺直的党》，1928年11月17日；《错误观念的纠正》，1928年12月18日。除了在组织上做艰苦的清理，他还一直坚持不懈地在顺直和满洲训练干部，培养骨干，派员到中央学习，多数就地训练。但他的良苦用心，不被理解，反屡遭责难。不是“和平发展取消主义”，就是“可耻的机会主义”，甚至被人盛气凌人地斥责：“你错得该死！在政治上一塌糊涂，你将消灭满洲党！该打五百板子！”少奇据理力争，他给中央写信，说：“入（上海）训练班回来的同志都很好。满洲并没有取消工作派出学生。抚顺市工会训练班学生都是工人，完全没有一点工运常识和工作基础，一星期回去，这样做很必要，还得坚决办。”值得一提的是，抗日英雄杨靖宇也在抚顺班学过。尽管如此，中央还是借此连发两封急信，调他回上海。（刘少奇：《满洲省委给中央并转全总党团的信》，1929年7月29日；《刘少奇传》上卷，157页。）
　　少奇一直坚持正确主张，批评党内错误倾向，承受没完没了的批判，戴着右倾帽子，又每每受命于危难，毫无怨言，不计代价地奔赴最艰苦、复杂、凶险的岗位，为党、为民族顽强斗争。少奇那超乎常人的坚强意志和忍辱负重的精神，那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功底，那超强的组织纪律性和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勇气，就是在这时期锻炼形成的。有时我想，这些优秀可贵的品格，使他成就了伟大的事业，也铸成最后壮烈的结局。
　　少奇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呢？1964年他同朱理治（朱理治，1907年生于江苏南通，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曾任中共河北省省委代理书记、陕甘边省省委书记、中共河南省省委书记、中原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五师政委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交通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华北局书记、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1978年4月病逝。）同志倾心交谈时，轻简谈道：我在陈独秀错误路线时，心里不满意，但没有公开反对，因为是做群众工作的，知道那样不行。从瞿秋白起，开始反对。李立三、王明路线，我都反对，都遭受打击。一面打击我，一面还是让我做工会工作。工会工作很重要，因为在中国，工会工作在先，党的工作在后。工会工作只有我做，他们不会做，所以，他们不敢开除我。撤了我的职，我写文章反对，不点他们的名。我写了文章送给他看，他也糊涂，也看不出来什么，说送去发表。立三路线打击我，为什么仍然要我干，就是因为我在群众中做群众工作，我能提出一套意见，别人提不出来。奇怪的是撤了我职工部长的职，却让我做总工会委员长。当时他们决定叫另一位同志干，那位同志说让我干，他们也只好批准。到苏区时，还让我做福建省委书记。当时江西已经有了省委书记，中央苏区只有两个省委。又打击我，又不能不用我，让我做福建省委书记。就是因为党的工作，他们也不懂。
　　从一九二九年起，直到延安整风，我才讲清楚。十几年受压，并未泄气，而且写出了东西，《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白区经验总结》，都是在受打击时写的。越挨打击越钻马克思主义，接近群众，写东西。应该好好工作，更好地钻马克思主义，钻实际。所谓理论联系实际，最后都落到群众工作上，带领群众前进。同时要守纪律，不讲闲话，越受打击越守纪律，背后不讲，当面讲。（刘少奇：《同朱理治的谈话》，1964年10月4日。）
　　长期以来，少奇从内心里自愿地把自己融于群众和组织之中，他从来不允许宣传自己，既严格，又完全出于自觉，远远不是谦虚两个字所能概括说明的。而“文革”对他的诽谤侮辱，空前绝后的深入广泛，更使少奇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功绩鲜为人知。
　　在烽火连天，群雄争首，真伪交织，生死未卜的年代，少奇是怎么、又为什么被拥戴为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呢？对此，青年人不知，中年人不明，老年人不详。真正将少奇推上党的领袖地位，是在1936年初至1942年底这7年，他主持华北、中原、华中工作的时期。少奇随红军长征到陕北，正是所谓“红区损失90%，白区几乎损失100％”之时。意外地在一张报纸上发现平津“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党中央异常兴奋，欲派员前往。少奇成为最合适的人选。总书记张闻天同志与少奇深谈后，政治局决定少奇为中央代表，孤身深入虎穴。长征是结束了。而少奇又走了，继续进行更加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长征”。如果说长征挽救了党和人民军队，是“起死”，那么少奇在华北、华中继续的“长征”，则是发展了党和人民军队，是“回生”。
　　1936年初，少奇到华北时，整个北方局能够联络到的党员不过30人左右。“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使党组织几乎瓦解殆尽，并仍顽固地在灭亡之途往下滑。少奇坚决纠正错误的领导和思想，在宣传和组织上进行大刀阔斧的鼎新变革。也正是这一时期，少奇表现出政治上完全成熟，他出色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充分展现出来，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广为传播，深入人心。这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华北抗日局面的形成，也扩大了党在全国的影响。通过他正确积极的领导，党组织和“左”派爱国团体迅猛发展起来，并从北方局派出几百名干部到上海、广州、武汉、中原等全国各地接上关系，重建组织，恢复活动。（《刘少奇一生》，黄峥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111页。）需要说明的是，少奇是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冒死赴险。他一面隐蔽在敌人的屠刀下，不分昼夜地工作，另一面又与党内占统治地位、不断批判甚至“无情打击”他的错误倾向斗争。险象环生，生存已属不易，况求发展更显之难。
　　少奇与朱理治谈道：到北方局工作，实际我是按我这一套，做出了成绩，写出了东西，送给他们看，他们也看了。白区工作会议时，在政治局开会，他们反对我，说我在北方局有路线错误。××写了十年经验总结，说他们一贯正确，没有路线错误。我与他们辩论，他们驳不倒我。……他们一面说我路线错误，一面还要我做北方局书记。我辞职不干了，他们还是让我干，因为他们不懂党的工作、工会工作、白区工作。
　　我和主席原来是互不知道受打击的历史情形的，一直到延安才和主席讲，他讲了他的历史，我讲了我自己。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受了打击，不能泄气，不能觉得自己倒霉。受打击，呕了气，就要有股劲，更加深刻地研究问题。人的知识就是从群众中来的，从实践中来的嘛。你相信自己对，有真理，劲头应该更大嘛。总之，就是这么两条。一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二是去做群众工作，武装群众，而群众是打不倒的，你越打他，他越革命。如果自己不是错误的话，就不要怕孤立，深入群众是孤立不了的。（刘少奇：《同朱理治的谈话》，1964年10月4日。）
　　当时，党内相当多数而又不占主导地位的同志支持少奇。正如他说的：群众支持他，他不是孤立的。支持者中，最关键、最强有力的就是毛泽东《刘少奇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260～261页。这使少奇得以发挥他的才智，坚持正确主张，迅速取得惊人成绩。仅半年，中央就评价“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即少奇）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已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刘少奇和中共河北省委的信》，1937年3月4日。一年时间，北平的党员人数就发展了10倍。（《刘少奇一生》，黄峥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111页。）！！毛泽东赞扬少奇“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78页。）
　　抗日战争爆发，形势突变。国民党节节败退，八路军东进，陕北的大部分干部力量和武装力量陆续进入华北。少奇抵制“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主张，坚定地开辟根据地，建立政权，放手发动群众，扩展武装，积极吸收大量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争夺抗日领导权。
　　至1938年离开，少奇到北方局短短两年多，我党已经是整个华北地区最大的政党，我军也成为最强大的抗日武装力量。“数百万群众朝着我党指定的方向前进了。”（《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260、263页。）革命形势轰轰烈烈。
　　党中央决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派谁去呢？可谓众望所归，目光又落到少奇身上。又是受命于危难，他又上路了。
　　经4年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奋斗，少奇和他的战友们，开辟皖东，占据苏北，运动歼敌，力克顽匪，在敌后建起大片根据地，动员组织广大群众与日寇拼死搏击。“皖南事变”后，他处乱不惊，巧攻坚守，反败为胜。逆境中的中原、华中一片蓬勃生机。
　　在少奇这又一次继续的“长征”中，我们的党，我们的新四军、八路军在华中又一次“回生”了，空前壮大起来。
　　6年中，少奇与广大的干部群众紧密结合，出生入死，不懈奋斗，使人数不过万余的我党我军，突出陕北一隅，脱开江南国统区枷锁，进入广阔天地，夺取建立政权，拯民族于水火。
　　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就能撬动地球！历史给了少奇一个支点，他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确实撬动、启动了全国敌后党组织和全国抗日的高潮。少奇是打开这一局面的先锋，是忘我抗击日寇的民族英雄。
　　今天，关于少奇在北方局、中原局、华中局的回忆记述不少，极为珍贵。我们应把其放在整个党的发展长河中看，从全局的广度，以历史的高度来予以评价。
　　至此时，少奇的正确主张，他的功绩，得到公认。1943年3月，中央成立三人书记处，毛、刘同时成为党的“一、二把手”。
　　延安时期，少奇辅佐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全国的革命。在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和组织方面，做出不可替代的、划时代贡献。
　　紧接着，日本投降，重庆谈判，毛泽东大智大勇，携周恩来面蒋周旋。少奇代理主席。此时，党中央授予毛刘代行政治局全权，少奇承担起领导指挥全国的重任。他主持做了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对全局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抢占东北。
　　日本投降后，东北空虚。少奇主持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在短短两个月中，少奇陆续派出以彭真、陈云为首的1／3中央委员，配备全套党政军群大批干部和十多万军队，日夜兼程，火速突入东北。同时，与朱德、弼时同志共同指挥华北、华中、华东一系列以自卫防御为目的的战役，将重点向北移。华中部队进山东、晋冀豫，山东、热察、冀东部队进东北。指挥调动百万军民战略大转移。
　　苏军撤出后，蒋军在美国帮助下也全力争抢东北。少奇又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巩固发展我在东北的力量。实践证明，即在国民党未反应过来的一两个月内，中共这次百万军民大调动，形成了反攻制胜的战略格局。
　　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三大根据地——华北、华中、东北，都是少奇在一线亲自指挥，开创局面，奠定基础，发展壮大的。这是我党能够取得胜利的实力基础。
　　之后，少奇日理万机，工作涉及各个方面。他突出的重要贡献是组织全国土改和准备新中国政权建设，调度全国干部及筹划建国方略。加上在七大前就由他主抓的党建工作，成为整个解放战争辉煌胜利的内因基础。同时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的基础。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3)
　　
　　自从与少奇共同生活后，我的确是从他的言行中来了解他。作为一些重要事件的亲身经历者，记忆永远也抹不掉。
　　新中国成立前后，少奇除了极为关心工人（他主持城市经济和工会工作）和农民（他主持全国土改和农村政权建设）外，也是最关心民族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一位领袖。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西柏坡召开了著名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中心由乡村转到城市，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恢复发展经济。要打倒“三个敌人”，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就必须团结依靠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朋友”。（刘少奇：《对天津工作的指示》，1949年4月24日。）为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少奇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到重要工商业城市天津。
　　刚解放的天津，百业凋敝，我们没收了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不会管理。在经济中占比例最大的民族资本家和小工商业者，虽然反对国民党，真诚欢迎解放军进城，但对我党的政策和领导能力心中无底，持怀疑和消极观望的态度，2／3闭门以待，少数携家外逃，致使工商业瘫痪，工人生活无着。我们的干部对此毫无经验和工作准备，甚至束手无策。经过细致的调查，少奇提出许多指导方针，对于我党在已经解放或即将解放的城市顺利开展工作，起到十分积极的重要作用。
　　其中有一次座谈，一位资本家问道：“我现在开工厂，有剥削，是有罪的。我还准备多开几家，那不是罪更大了吗？要判刑，要杀头的。”少奇回答：“你开的厂是有剥削，你用剥削来的资本再开几家厂，将来，交给国家的不是一家，而是两三家、八家工厂，这样的剥削是有功的。因为你会管工厂，你还是经理，是国家工厂的经理，你能干好，再加八家，共十六家交给你办，你代表国家是劳动人民中的一员。”（刘少奇：《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25日。）这一段话后来被概括为“剥削有功论”，受到极大歪曲和非议。
　　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本就是进化。这进化主要标志是剥削形式的改进，相对封建剥削形式，资本主义剥削当然是进步的。对于正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是有功的。“资本家是要剥削工人的，但是他的剥削方式是资本主义的，不是封建主义的。今天我们不但不反对，而且要发展。”在当时那样贫困落后的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太发展了，而是太少了，太不发展了”。（刘少奇：《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25日。）
　　“资本家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会抹杀资本家的功劳。骂是骂，功劳还是有的。当然罪恶也有一点，但功大罪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就承认资产阶级的贡献。少奇说，剥削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不是可有可无，随人的意志就能铲除的。违背规律人为去消灭它，必然还产生新的剥削，甚或自身也将变成新的剥削者。“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要犯错误，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他请回来的。”（刘少奇：《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28日。）
　　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有段著名的话：“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处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101页。）如果总想跳过或用法令取消发展阶段，违背经济规律，其结果必然受到规律的惩罚。
　　少奇二十出头就到安源煤矿，领导工人斗争，之后，是全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可以说，他同资本家斗争了大半辈子，对工人有深厚的感情。因此，在感情上，他不可能赞成剥削和压迫。即使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他都始终认为执政党的一大任务是减少或弱化经济上的剥削和压迫。为了主人们更长远、更大的利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必须合作，必须联手对付大自然和外国列强。他始终极力提倡以经济建设为全党工作的中心，极力提高工农的社会地位和荣誉感，崇尚劳动。同时，把资本家归为人民中的一员。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又认为作为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已开始消亡，引导阶级矛盾于非对抗性。
　　少奇在1949年就提出，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党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恢复和发展上。1951年在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他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坚持五种经济成分共存。他总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56年，全党一致通过，将其写入《党章》。党的八大结束之后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少奇说：党的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十分震惊，只答道：“呦，《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毛主席在党的八大前和会议期间从没有提出过异议，现在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意味着全党工作中心仍是阶级斗争，而非经济建设。几十年风风雨雨，我国的政治生活一直就没有离开过以阶级斗争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核心分歧点。党的十二大召开，我们党终于又把少奇以一贯的行动坚持的这一中心，正式写入《党章》，完全回归到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
　　1967年初，源源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社会上都在批判爸爸的吃小亏占大便宜，说是市侩庸人哲学。我过去听爸爸讲过，当时认为讲得很好，很受鼓励。听现在的批判，也觉得有道理，不知道怎么回事？感觉哪里不对头。”少奇埋头吃饭，并没有看一眼孩子们。一会儿，缓缓地说道：“针对怕吃苦、怕吃亏，好占人家小便宜，我讲过几次，是为了教育孩子们，
　　不要占小便宜吃大亏。什么时候都不能因小失大。当然，讲这个道理时，也讲了不怕吃亏的人，最后是占便宜的。但这个便宜不是指个人名利。另外，也对干部讲过，我们党的领导不能让老实人吃亏，必须提倡听老实话，听老实人的话，反对弄虚作假。”“噢！我明白了”，平平高叫了一声，“这是偷换了概念。”亭亭一直在旁傻呆呆发愣，好像没听懂。此时竟笑起来。我看看天真的孩子们，又看少奇。他又继续吃饭，仍旧那么平静、坦然，没有愠怒神色，也没有因孩子们明白了而感到宽慰的样子。谁也没再讲话，我却久久陷入沉思。
　　1957年，由于各种原因，大量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有很大一部分要转入生产，很多学生及家长不满意，向政府抗议，各地都为此“闹事”。在湖南，少奇同学生及家长代表谈话，后又到北京地质学院给毕业生讲话。我想，没有比引用少奇同志的原话更有说服力了。
　　革命时期，有很大一批人打了几十年游击，打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建设时期，要有人打游击。我说你们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过去打游击，就是毛主席、朱德总司令这些人打，别人没有打，现在是要你们打，别人不打。为了祖国的建设，你们情愿吃一点亏，吃一点苦，打几十年游击，使六亿人民幸福，自己吃了亏，别人享了福，少数人吃苦，多数人享福。你们干不干？
　　你们与工农相处时，也要帮助人家，不要占人家便宜，不要怕自己吃亏，对人家有好处，对人家有帮助，对人家有利，关系才会搞好。如果使人家吃亏，你们占便宜，开始一次两次，人家也许不感觉，小意思。一年两年，人家也不感觉怎样，十年八年，最后就会得到一个这样的结论：某某人只晓得占人家便宜，自己不吃亏，又不肯帮助别人，自私自利，那你们就是吃了大亏。现在怕吃小亏，占小便宜，将来要吃大亏。占小便宜的人，最后要吃大亏，不怕吃小亏的人将来占大便宜。如果把名利当做理想，这理想是庸俗的，青年人要有高尚的理想，就是为了六亿人民的幸福，宁肯自己吃亏，当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做建设时期的开路先锋，不怕吃苦，准备在野外干几十年，最后人民会信任你们。（刘少奇：《同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应届毕业生代表的谈话》，1957年5月17日。）
　　少奇所说的“大便宜”是大众的幸福，是人民的信任。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比喻：强盗对一条道路、一家银行好坏评价的标准，是看其是否易于抢劫。也难为江青所代表的庸俗市侩们，能从少奇的话里找出自己龌龊灵魂的写照。
　　让我们再看看少奇对孩子们怎样讲的：
　　……有人说，不能升学，要去种地，这是“吃了亏”。
　　……
　　中国革命胜利以前，中国共产党和许多革命者，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他们离乡别井，东奔西走，不计名利，不图享受，唯一想到的是国家的存亡和人民的祸福。他们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英勇牺牲，艰苦奋斗，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人立即跟上来；革命失败了，马上重振旗鼓，继续战斗。这些具有伟大的革命气魄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在过去，曾经被反动派统治者看做“大逆不道”的“叛逆”，也曾经被一些只顾个人利益、不顾人民利益和只问个人前途、不问国家前途的所谓“聪明人”看做“傻子”。但是，历史的结论是公正的。革命依靠这些“傻子”和广大人民的努力在全国胜利了，反革命被推翻了，那时的“聪明人”有的由于事实的教训后来站到人民方面来了，有的被人民抛弃了。而一切在革命中牺牲了的先烈，现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尊敬，并将千秋万代地受到人民的景仰。
　　那末，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需要不需要这样的“傻子”呢？我们的理想是美丽的，我们的途程又是艰难的。祖国建设的各方面需要更多的这类“傻子”，需要更加发挥这样的“傻劲”。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一部分干部和一部分青年中，近来渐渐地遗忘了这种优良的传统，在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些所谓新时代的“聪明人”。这些人……甚至发展到了争名夺利、唯利是图的地步。这些人灵魂深处的六个大字是：贪便宜，怕吃亏。
　　我们要劝告一切干部和一切青年，不要向这些“聪明人”学，而要向那些“傻子”学，不要怕吃苦，不要怕自己吃了一点亏。必须懂得，光想占便宜，生怕吃亏的人，是思想上、政治上不健康的人，是不值得信任的人。而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怕自己吃亏的人，才是高尚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入，才是真有理想，能够站得住脚、能够得到人民信任的人。从长远说来，前一种人在最后是要吃大亏的，而后一种人则最后将得到他所应得的待遇。必须懂得：要和群众的关系搞好，就不能占便宜，就不要怕自己吃亏。要完成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必须有吃苦耐劳的精神，都必须有意识地把较为艰苦和困难的工作担当起来……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这是取得党和人民群众信任的基本条件。我们希望青年都能够向着这个方向锻炼自己，把自己锻炼成为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美德的人。青年人要有理想，我们希望一切青年人都有这样高尚的理想。（《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292～294页。）
　　还有比少奇这些话更高尚的吗？我们今天的党员、干部、青年是不是应当好好重温这早已被淡忘了的教诲呢？
　　1962年，针对我们的各级领导，少奇同志从另一个角度又讲：
　　近几年来，由于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错误，有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于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入，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处分，反而受到不应有的表扬和提拔。这就在党内不少干部的心目中，造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印象，以为“谁老实谁就吃亏”。有些人甚至把作假当作聪明，把老实当作愚蠢。我们必须用很大的努力，彻底改变这种情况。那些犯了上述错误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应该首先纠正自己的错误，表扬那些受过批评和打击的老实人，并且向他们道歉；批评那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的人，并且要他们切实改正错误。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把干部中的那种不正常的印象改变过来。
　　我们要正告那些不老实的人，必须迅速地彻底地改正错误，做一个真正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共产党员。否则，他们的前途是很危险的。那些不老实的人，虽然在某些时候可能占点小便宜，但是，在我们党内，在人民中，终究是要吃大亏的。那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的老实人，虽然在某些时候可能吃点亏，但是，最后是决不吃亏的，他们一定会取得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最大的信任。
　　我们所有领导干部，都应该听老实话，听老实人的话。同时，必须在党员中间，大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坚决反对弄虚作假。对于一贯作假、屡教不改的人，必须给以纪律处分。（《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399～400页。）
　　少奇一向把人民的信任视为最高的荣誉，他极为珍视人民对于他的信任，从不滥用这种信任。他说：“人民信任你，你就决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力，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1962年初夏，正当少奇与绝大多数领导人和全国人民共度国难，全力挽救已经崩溃的经济时，有的同志批评他过分着急，矫枉过正，犯了右倾错误，说：“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我死了怎么办！”少奇回答：“人相食，要上书的！”（《王光美谈话纪录》，1994年。）那时候，沉重的责任感使他下定决心：宁肯被罢官，也要坚持继续在经济上进行调整，反“五风”。接着，他对当时的问题承担了全部责任，主动做检查，并同意接受抓阶级斗争的指导思想。毕竟，经济的调整坚持下来，并且很快见了效。
　　1962年至1966年这段时期，我看到他不分巨细地抓建设，研讨、思考各项方针和具体政策，并把这一切凝聚在“现代化”这一目标口号上。他最先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经与毛泽东、周恩来反复共同地推敲，确定下来，并在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写进周恩来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号召全党、全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1965年底，少奇同志患了重病，未愈又继续工作，致使几次反复。可他总是说：“我的时间不多了，更要抓紧工作，只要马克思再给我10年时间，一定和同志们、和人民一起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起来。”
　　可谁能想到，就在他全心全意规划未来，为人民一丝不苟地工作的时候，一场大阴谋正在策划。仅半年之后，他所热爱的党、国家和人民与他一样，在本应是飞速发展的10年中，遭受到难以想像的大灾难，陷入狂热的混乱之中。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4)

　　处在震天撼地席卷中国的风暴中心，少奇的名字竟被作为一切罪恶的代名词。无数诽谤、侮辱都加在他身上，无限地信任霎时变成“刻骨仇恨”，人妖颠倒，忠奸不分，是非混淆，真伪莫辨。少奇的痛心难以言喻。
　　有一次他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胜利的鲜花献给您》，1980年。见《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437页。）说到这里，他的声音颤抖了。
　　1967年，“一月夺权”之后，各地党组织全部瘫痪，政局混乱，生产停滞，武斗开始发展起来，许多无辜的生命倒在血泊中。少奇的焦虑日甚一日。
　　一天，他似乎在自言自语：“这样下去不行，我是不是该给主席写封信呢？国家要毁了，这不是搞马列主义，行不通的。”
　　我接过他的话：“愈是行不通，你的罪过愈大，你不能再说了。”
　　“可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这个坚定而响亮的声音，震动着我的心。
　　两天以后，少奇同志直接向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他的两项要求：
　　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胜利的鲜花献给您》，1980年。见《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438页。）
　　身处旋涡中心的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
　　冬去春来，已是花放叶萌之季，我们家里依然像严冬。4月里的一天，他说：“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样不严肃过。我早在去年8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我还要为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得你自己去改！别人就是一贯正确吗？要一分为二。”（《胜利的鲜花献给您》，1980年。见《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441页。）
　　入夏黄昏，我问少奇同志，为什么我们都被描绘得那么丑恶，简直成了罪犯，可彼此却没有怨言呢？少奇同志说：“因为相互信任。”我当时心情很激动，因为这是指政治上的信任。
　　在工作上，多年来总是他教导我该做什么和怎样去做，就像一位耐心而严厉的老师对一个小学生。我做错事时，他不留情地批评；做对时，他只表示同意，或只点点头，很少听到几句表扬的话。他早就明确规定，替他看报告或转达同志们的意见时，哪些是报告原意，哪些是自己个人的意见，必须分清。有几次他说过：“在工作上，老婆的话应少听，党内早有教训。”听到这话，我的自尊心真有些受不了，就说：“我也是一个党员嘛。”其实，我心里一直敬爱他，从没有奢望他也给我以同样程度的信任。而在共同的苦难和战斗中，少奇同志说出了“相互信任”。我是多么珍视他这句话的含义呀！
　　我永远不能忘记，正是对人民的爱，对人民的信任，支持他走完最后的路程。1967年7月18日早上，平平和源源匆匆跑来，告诉我们：“今天要在中南海里再次开批斗大会，批斗爸爸和妈妈。”当时，正是百万人“围攻中南海，批斗刘少奇”的高潮，成百个高音喇叭日夜喧嚣，群众已被煽动到狂热程度。形势的确严峻，我们预感到分别的时刻已经来临，今后我们将要各自单独奋斗了。
　　一年来，种种恶毒的攻击袭向少奇同志，像挖我的心一样，我只有起而为他辩护。各种侮辱强加在我身上，对一个妇女来说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忍受的。但我在他面前总是强忍痛苦，平静泰然，不能再给他增加负担了。此时，我只对他说了一句：“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就怎么也忍不住，眼泪流了下来……
　　傍晚，我完全平静下来，等着来人揪斗了。少奇生平惟一的一次为我打点行装，拿出我的衣服放好，整整齐齐。在最后的几分钟，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谁说革命战士没有温情脉脉？没有儿女情长？但真理高于一切，面对要经受的考验，少奇同志满怀信心地迎向要打倒他的人。这时，一向不爱说笑的他，却说：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我不禁想起他说过的另一句话：“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是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的，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他的无私无畏感染了我，我也跟着他笑起来。
　　“王光美！”进来的人一声吼叫，打断了我们的笑声。我心里感到幸运：“是我先走，否则，我看少奇先走会挺不住的……”现在看来，我当时那种幸运感是多么自私呀！
　　少奇同志看着我走，他作为丈夫，看着妻子受凌辱；作为父亲，看着儿女受残害；作为领袖，看着党处在浩劫中；作为国家主席，看着人民沦落于互相残害。对这些，他都无能为力，内心会有多么痛苦啊！
　　我站了起来，少奇同志也站了起来，我们握了一下手，他又用深情的目光看着我，轻声对我说：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是啊，历史是人民写的。无论人民受到多大的挫折、危难，最后终归是人民推动历史前进，而且人民要让历史恢复它的真实面貌。这一点，现在已经完全得到证明了！
　　我们通过多年的寻访，特别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正式调查，知道了少奇同志是怎样走完最后路程的。我们为他自豪。他在与林彪、江青一伙最险恶敌人的殊死搏斗中殉职。他光明磊落，至死而对敌人，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经受住了一个共产党员所能经受的最严格的考验。
　　过去，少奇同志和我，一直忙于工作，无暇述说衷情。但在充满痛苦、打击、考验和斗争的日子里，我们相互信任，相依为命。此刻我回想往事，心情是复杂的，既有心如刀绞的痛苦，又为能同少奇一起经历这一切而感到欣慰。由此，我更想到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我们亲爱的党，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和大灾难后，不是终于胜利了吗？经受了最严峻考验的党和人民，难道不是最坚强、最可信任的吗？
　　今天，面临四个现代化这一历史任务，我们不能仅停留在回忆旧日伤痛和咒骂敌人的阶段。死去的人已没有悲欢离合之感，活着的人要活得更有意义，对自己，对死者，对我们的党和人民负责，继承和完成我们亲人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为人民献出我们自己。今天，我们5000多万党员和近12亿人民，将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写出前所未有的、光辉灿烂的历史。
我是怎样参加革命的

　　黄峥：非常感谢光美同志的理解和支持，为了让我们的年青同志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是否可以请您先从您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说起。王光美：我参加革命工作在我的兄弟姐妹中并不是最早的。我的两个哥哥王光杰、王光超，在我之前早就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联系，参加党组织分配的工作。王光杰（后来改名王士光）20世纪30年代先在北京大学数学系读书，后转到清华大学电机系，学无线电专业。当时姚依林、郑天翔等同志也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光杰和他们认识。1935年12月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这场学生运动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姚依林、郑天翔同志是组织领导者之一。光杰在他们的影响下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加入了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又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清华大学从北平迁往内地。光杰没有随校内迁，留下来参加抗日组织的活动。为了收听苏联伯力一家电台的抗日广播，把内容记下来进行抗日宣传，光杰在家组装收音机和无线电台。我还帮他收听收抄过。1938年9月，中共北方局需要在天津建立秘密电台。当时化名姚克广的姚依林同志，知道光杰懂无线电，便要他想办法组装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并筹建秘密电台。为了掩护电台开展工作，地下党组织物色了一位名叫王兰芬的女同志，让光杰和她以夫妻名义在天津英租界租了一处房子，作为秘密电台的地点。王兰芬又名王新，是东北军将领、曾任锦州省省长的王端华的女儿，当时是东北流亡学生，共产党员。他俩在共同的艰苦斗争中建立了感情，1938年12月经党组织批准，正式结婚。王新就成了我的嫂子。黄峥：1936年春，少奇同志作为党中央代表，到天津指导中共北方局的工作。王光杰同志建立的电台，看来就是北方局用以和党中央联络的。王光杰同志在天津见过少奇同志吗？王光美：当时白区的地下斗争非常秘密，少奇同志不轻易出面，那时光杰没见过他。大约1940年，光杰和王新生了个儿子，叫大津。光杰夫妇经常东奔西走忙于工作，我母亲就把大津接到北平家里抚养，一直带在身边，直到全国解放。王新有一段时间也住在我们家，以少奶奶身份为掩护，搞地下工作。有一次她和崔月犁同志一起去晋察冀解放区，半路上被汉奸抓了，打电话到家里来，是我接的电话。我母亲赶紧带了钱去救人。为了证明她是我们家的媳妇，还把大津也带了去，当面叫她妈妈。崔月犁同志当时没暴露身份。我们家就说他俩是私奔，以此来掩护，又使了些钱，把他们救了出来。
　　光杰后来在革命队伍里继续从事党的军工和电讯事业，作出了很大成绩。1946年我们党在河北邯郸建立新华广播电台，9月1日正式播音，向全国全世界宣传党的声音。这座广播电台的设备，就是光杰和其他一些同志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七拼八凑搞起来的。党因此授予他“特等功臣”的称号。这座电台现在成了珍贵文物，保存在国家博物馆里。光杰解放后担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有一部电影叫《永不消逝的电波》，孙道临同志演的，电影里的主人公李侠，原形之一就是光杰。1996年王光美和兄妹们合影。左起：王光和、王光杰、王光超夫人严仁英、王光美、王光琦夫人胡敏、王光英、王光英夫人应伊利、王光超、王光和丈夫王金城。
　　“文化大革命”中，光杰在秦城监狱关了8年，在狱中写出了12本无线电方面的专业书。这些书后来陆陆续续都出版了。江泽民同志在电子工业部当部长时，本来光杰年纪比较大，要退下来，江泽民同志考虑他资历深，懂业务，特意保留他副部长职务并兼总工程师。
　　刘源：我在河南当副省长时，为了上安阳的一个大项目，专门到北京找光杰舅舅，因为这个项目同电子工业部有关。他领着我去找有关的副部长，还找了邹家华同志。光杰舅舅的资历比他们早很多，但他非常谦虚地向他们解释。我看了很感动。成立中国工程院时，电子工业部推荐他当院士。光杰舅舅坚决推辞，说他年纪大了，当院士已经没有意义了，让别人当。(在和王光美同志谈话过程中，有时刘源同志也在场，并不时插话补充一些情况。刘源，刘少奇、王光美之子，1951年2月出生于北京，1982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去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农村工作，1983年起任新乡县副县长、县长，1985年任郑州市副市长，1988年当选为河南省副省长，1992年调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政委，后任武警总部副政委、中将，2002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2005年12月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
　　王光美：由于光杰参加革命比较早，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受到他的影响。1941年光杰夫妇离开天津经北平去解放区，回家小住。三哥光超那时从协和医科大学毕业不久，表示也要去解放区。两人讲好，光杰先去联系，联络上以后马上回信，光超再过去。可是等光杰的回信转辗寄到北平时，光超刚刚结婚，一时走不了。这期间，经过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负责人刘仁同志的批准，光超在旧刑部街家中挂牌，开了一个“王光超大夫诊所”，同时在西郊什坊院设了一个点，表面上对外营业看病，实际上是为北平地下党做秘密联络工作。“王光超大夫诊所”实际上就光超一个人。有时来人看病，我还给他当临时护士，打打下手。地下党组织经常利用“王光超大夫诊所”作掩护开展活动。党组织来人总是先找我母亲或光超。光超还用诊所的名义采购了不少药品，由党组织安排向缺医少药的抗日根据地输送。光超后来一直没有放弃他的医学专业，成为著名的皮肤科专家，建国后任北京北大医院皮肤科主任。50年代以后我国在防治性病、麻风病、烧伤植皮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光超做出过重要贡献。
　　光超的夫人严仁英是严修先生的女儿。严修是天津南开学校创办人。周恩来同志当年赴法勤工俭学，还是严修先生推荐和资助的，给了500元钱。光超和严仁英的结合，说起来挺有意思。当时考上协和医大的学生，分班名单都登报。我们家拿到报纸一看，发现和光超同班的有一个女生，叫严仁英。弟妹们就调皮起哄，说三哥和这位女生是一对。其实他们那时还没有见面呢！可后来他们就真的结了婚，还一起去美国留学，回国时正赶上北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光超在北大医院，一直从事皮肤科专业。刘源：在全国的皮肤科资深专家中，第一是胡传揆同志，其次就是王光超。严仁英一直在协和医院从事妇产科专业。在全国的妇产科资深专家中，第一是林巧稚同志，其次就是严仁英。王光美：继光超之后，我的两个妹妹王光和、王光平，也在光杰的影响下，经过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崔月犁同志的介绍，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参加了革命。光和参加北平地下党工作的时间比较早。我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就是地下党组织让她给我捎的信。光和是学医的，建国后曾任北京口腔医院院长。光平也是学医的，先是上的北大护士学校，后来同崔月犁同志一起去张家口军医学校，学输血专业，接着又进了白求恩大学医学系。建国后光平曾任天津医学科学院血液研究所党委书记。我是1921年阴历8月25日在北平出生的。我前面是6个哥哥，所以小时候都叫我小妹。后来在我之后又有了4个妹妹，我就变成大姐了。由于我是我父母的第一个女孩，小时候家里很宠我。我的奶妈叫王妈，是通县农村的，闲下来经常给我讲她老家的事。我从她那里知道了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事。我小学上的是北师大二附小，就是现在的第二实验小学。上小学时我很听话，学习也比较好，常受表扬。我记得第一次受表扬，是说我穿衣服干净整齐。小学毕业后，我报考了师大男附中。男附中本来都是招的男生，可这一年加招了个女生班。当时师大有男附中、女附中，女附中在旧刑部街，男附中在和平门外，一般认为男附中比女附中教学质量高。我自己觉得学习成绩比较好，就特意去考这个男附中的女生班，结果还真考上了。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吴健雄也是男附中的。在学校里我很好强，学习很用功，晚上做作业经常要到深夜。当时我还比较喜欢体育，打篮球远投篮很准，是学校女子篮球队队员，经常到校外参加比赛。我同班的同学中有黄甘英同志。建国后她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还有叶群，也和我同班，当时叫叶宜敬，曾到我们家一起做作业。叶群的母亲是后妈，她就老跟我讲后妈如何如何欺负她，她又如何如何故意气后妈。后来叶群转学到汉口去了，我和她就再没见面。一直到我在军调部当翻译时，才听说她已经和林彪结婚了，在哈尔滨。解放后林彪从苏联养病回国，叶群陪他专门来中南海万字廊看望少奇同志，送了一本很精美的苏联画册。我还对林彪说：“原以为你是个很威武的军人，没想到你像个文弱书生。”1937年7月爆发了卢沟桥事变。那时和平门是真正的城门，事变后城门关闭，我就上不了学了。我四哥王光杰读清华大学，也上不了学了。他就在家里装收音机，收听、记录苏联伯力一家电台的对华广播，为地下党组织作抗日宣传用。我在家没事，就帮他做些绕线圈和抄抄写写的事。一段时间以后，光杰调去天津，我转到城里离我家不远的志成中学继续上学，就是现在的第三十五中学。我觉得志成中学不如师大附中，就跳了一级，直接上高二。我哥哥光英在高三。我在志成中学上了一年半，赶上全市中学生数理化会考。会考结果一公布，发现数学成绩名列前茅的三个学生都姓王，就是我和另外两个男生。所谓“数学三王”，就是从这儿来的。高中毕业后考大学，我先是报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可我的英语分数不够，就上了辅仁大学。辅仁大学是德国人办的，是天主教会学校，对英语的要求没有清华、燕京高。我上的是数理系，系主任是德国人。我在辅仁大学读了四年本科，学的是光学专业。记得我的毕业论文是《利用光学来测量距离》。本科毕业后我又接着读硕士研究生，学的是宇宙射线。在辅仁大学那几年，学习还是相当辛苦的。我没有住校，每天骑自行车上学，夏天胳膊被太阳晒得脱皮。辅仁大学有不少外籍教师，理科有几门课程用英语上课。我考大学时英语成绩不好，很受刺激，所以在大学里学英语就下了功夫了。读研究生时我的导师也是德国人，叫欧斯特，是物理系主任。还有一个经常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叫严池，五六十岁，是理学院的院长。那时研究生没几个人，有时老师上课就我一个学生。那个严池对工作很敬业。有时我上课迟到了，见教室里一个学生也没有，可严池照样在黑板上写提纲，写得满满的。他相信我会来。我进去后就悄悄坐下来听。那时我受“读书救国论”的影响，准备抗日胜利后去美国留学，学习原子物理，学成回国搞建设。还是这位严池，为我写了去美国留学的推荐信。可后来，我最后一次上完他的课离开辅仁大学，没有向他辞行，等于不告而别。因为我离开辅仁不是去留学，而是准备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我不知道怎么同他讲。过了一段时间，我还真的接到美国两所大学的回信，通知我办理留学手续。其中有一个是斯坦福大学。但那时我已经到了军调部，去不了了。我在辅仁大学上研究生不久，就同时当了助教。原子物理专家邓昌黎同志是辅仁大学学生，比我晚几届。他在物理系读本科时，我已经是助教，所以我还辅导过他。黄峥：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请邓昌黎同志回国，参加我国第一个原子加速器的建设。王光美：我在辅仁大学当助教有薪水，可我一直没弄清楚是多少，一拿回来就交给家里了。我这个人有个怪脾气，就是不愿意领钱、摸钱。通知我去领薪水，还真不好意思，也不问多少，给了就走。大约1945年6月，经过嫂嫂王新的介绍，我认识了崔月犁等同志，同北平地下党有了联系。那段时间崔月犁同志经常来我们家，通知我到哪儿哪儿见面。我记得有几次是在太庙的松树林里，就是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一面散步一面谈话，给我介绍一些地下党的书籍。1946年2月的一天，崔月犁同志在太庙约我谈话，说要介绍我到刚成立不久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当英语翻译。黄峥：这件事的背景情况是这样的：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中国的时局发生重要变化。共产党和国民党经过激烈斗争，于1946年1月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决定由国民党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负责调解、处理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在北平军调部，共产党方面的代表是叶剑英，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郑介民，美国方面的代表是罗伯逊。由于需要同外国人打交道，叶剑英同志找到北平地下党市委副书记武光同志，请他帮助为中共代表团选调英语翻译。王光美：这样，崔月犁同志就找到我，同我谈了两次。开始我没有答应。我心里想：我不是学的英语专业，军事也不懂，怎么能在这个军调部当翻译呢？而且我当时已经是物理系助教，硕士论文也已经通过，正在考虑去美国留学，不想就此放弃专业。过了几天，地下党组织让我妹妹王光和带给我一个纸条，上面写道：你如果同意，就带着这个条子到西四解放报社，到报社换成正式介绍信，再到翠明庄报到，否则地下党就再不与你联系了！最后经过考虑，我同意了。我就拿着条子去解放报社，换成了地下党的介绍信。我记得是一个带红框的大信封，写给李克农同志的。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住地在王府井附近的翠明庄，具体负责人是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同志。叶剑英同志平时住在景山东街的叶公馆。我骑自行车到翠明庄报到。第一天去什么都不懂，找来找去不知道把自行车往哪放，最后还是推进楼里去了。接待我的是李克农同志。我把介绍信交给他。李克农同志一看客气地说：“你就是王光美同志，欢迎欢迎！”接着他问了我一些我家和学校的情况。当时旁边房间里有人在唱歌，我不知道歌名，但觉得很好听。李克农同志说：“这是陕北民歌，叫《走西口》。以后你如果到延安去，还可以听到那里的民歌信天游，也很好听。”最后他问我是怎么来的，我说是骑自行车来的。他说：“你先回家休息，明天我们派车去接你，你把地址留下来。”第二天一早，一辆小车开到我家门口，把我接到翠明庄。我被分配在翻译处，处长是柯柏年同志，实际负责的是徐冰同志。徐冰同志后来告诉我，李克农同志同我谈话的时候，他正躲在屏风后面“偷听”。翠明庄是国民党励志社所在地，可中共代表团偏偏就住在那里！军调部国、共、美三方的公开工作都在北京饭店，但分层活动，分餐厅吃饭。我到军调部后，开头两周，先让我笔译“备忘录”，后来为宋时轮、陈士榘等同志当口语翻译。我第一次当口语翻译，是宋时轮同志出席谈判。谈判中宋时轮同志发火了，拍桌子骂，骂得很粗。我不会翻译，不知怎么办才好，只好说宋将军生气了。1946年3月4日，周恩来同志和马歇尔将军来北平视察，叶剑英同志去机场迎接。国民党方面去机场迎接的是李宗仁先生。为叶剑英同志当翻译的是黄华同志，他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处长。那天我也去了，是叶剑英同志叫我去的。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周恩来同志，惟一一次见马歇尔。李宗仁有段时间常到我家来，认识我。在机场，李宗仁见到我和叶剑英等中共要员在一起，有些吃惊。在机场里换车的时候，他拉我上了他的车。他倒没有直接问我怎么站在共产党一边，只是试探地问：“你还去美国留学吗？”我也就敷衍了一句：“以后再说吧！”这天以后，我就主要给叶剑英同志当翻译了。当时广东东江纵队把叶剑英同志的女儿叶楚梅送到北平来了。叶剑英同志把她交给我，让我帮着照看。楚梅就跟我住在一个房间里。她当时十四五岁，还是个小姑娘，穿着南方那种半截裤，光着脚丫，很可爱。楚梅后来同邹家华同志结婚了。刘源：“文化大革命”中，楚梅和我姐姐平平关在同一间牢房里，就两个人。一开始她们互不认识，又都想知道对方是谁，就互相猜。楚梅老拐着弯问平平家里的情况，平平不说。平平也变着法儿问楚梅家里的情况，楚梅也不说。楚梅慢慢地猜出了平平的身份，就对平平说：“我认识你妈妈。在军调部的时候，你妈妈带我，我跟她住一个屋。”这样她俩就说开了。楚梅还说：“那时我爸爸很喜欢你妈妈，想娶她，当我的后妈。但你妈妈是洋学生，看不上我爸爸，嫌他土。”关楚梅和平平的那个监狱叫少年管教所，可实际上也关大人。“文革”中什么都乱了。楚梅的爱人邹家华、哥哥叶选平也关在那里。楚梅想看看他们俩。等男犯放风的时候，她就扒着窗户往外看，可窗户太高，够不着，平平就让她踩在自己身上，结果还真看见了邹家华。楚梅一下子就哭了。楚梅和平平关在一起差不多一年。王光美：我在军调部的那些日子里，几乎天天有会议，有翻译任务。在工作中，我接触到了叶剑英、李克农、罗瑞卿同志等领导干部。他们那种一心为革命、为人民的崇高精神，和勤奋扎实的工作作风，令我非常钦佩，给了我深深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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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60年代沉浮往事

王光美的女儿刘婷婷在接受《八九点钟的太阳》剧组采访时，并不隐瞒对文革的评价，且不孤立看待文革，而是将之与中共的政治斗争历史传统联系起来，并含蓄地谈到自己父亲过去亦曾参与整人的错误。

　　历史在喧嚣中保持沉默
　　尽管经历过文革时代的人纷纷急切地发表回忆录，红色年代已在怀旧中带有温情的色彩，但王光美作为文革时期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基本仅限于谈个人经历，在已公开的材料中，对1960年代开始毛与刘的分歧谈得非常之少，基本一笔带过。
　　谈到“桃园经验”时，王光美的回忆重点落在她如何接受任务的大致过程，以及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支持上，并未提到“四清”运动对基层的冲击，一定程度上还带有引为自豪的色彩。这不能不让后来者遗憾。
　　但王光美的女儿刘婷婷在接受《八九点钟的太阳》剧组采访时，并不隐瞒对文革的评价，且不孤立看待文革，而是将之与中共的政治斗争历史传统联系起来，并含蓄地谈到自己父亲过去亦曾参与整人的错误。
　　2004年，收藏家樊建川通过一位经常往来王光美家的中间人牵线，将他购得的一份王氏族谱当面送交王光美，希望王光美能为他想筹建的文革博物馆题词。
　　牵线人回忆说，在毛泽东与她全家人合影的大照片下，当访客提到民间文革博物馆的艰难时，王光美并未显示出任何特别的关心和热情，问及文革经历和看法，王光美礼貌地微笑着把话题岔开，一旁的秘书趁王光美起身，即上前悄悄对来访者耳语道，不要提文革的事和要求。最后，婉拒了题词请求的王光美为不使来访的樊建川空手而归，她答应找到一份有刘少奇签名的“四清”文件影印本后，将签好字送给他做收藏品。但樊最后等到的是王光美去世的消息。
　　年复一年地，同志们逝去了，革命的热情冷却了，他们不断为消费时代供奉的圣殿增添着新的纪念碑，每一桩伟大的事迹，每一个光辉的生命、每一种成就和每一次英勇的挫败，都在它那里被奉为神圣。只是历史却依然在喧嚣中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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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年经常接触中南海高层夫人的知情者介绍，王光美在到处宣传“桃园经验”之时，与后来江青得势时的气势相似，之所以遭人嫉恨，未必不是在这个阶段令人眼红。而江青在成为旗手之前的岁月，其形象与日后人们心目中江青飞扬跋扈的印象完全不同，“很难说家庭出身稍差的江青形象气质就比王光美差，她一样非常优雅、漂亮，而且平易近人。其实，叶群以前也没后来说的那么不堪。”
　　王光美的大起大落多少带有夫人予政的悲剧色彩。解放后，毛泽东曾为防止夫人予政带了个好头，江青曾长期抱怨没事可干，但这一类带有强烈封建色彩的独特政治景观最终在文革前后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不但对国家民族造成了巨大伤害，也在她们随着丈夫的政治仕途起起伏伏时，被伤害被扭曲。
　　抓小赫鲁晓夫与抓大赫鲁晓夫
　　1963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此即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因为主要是在农村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故又被称为“四清”。
　　文革之后，当年作为刘少奇和王光美一大罪状的“桃园经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文革的发动，某种程度上在进程中是与“四清”不无关系的。
　　对中共出现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刘少奇和毛泽东的担心是一致的。区别在于，刘更倾向警惕基层出小赫鲁晓夫，而毛则越发相信赫鲁晓夫睡在党中央。1964年8月，刘少奇在安徽给干部讲话时说：“我们中国，在大队里面，公社里面，工厂里面就出了赫鲁晓夫，出得不少，是不是中国也会出大赫鲁晓夫？现在还很难说，也可能出。我看出了也不要紧，出了就上山打游击，我们是有这套经验的。假使中央出了什么修正主义，要把全国几十个省都统一起来不容易，总是要打败他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对于那些小赫鲁晓夫都被他们骗倒了，而你们还不清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四清”运动中基层干部被整得很苦，至于“地富反坏右”则更不消说。
　　以研究中共党史著名的高华、萧喜东等人均详细著文谈到过“桃园经验”在当时使一大批普通干部、群众受到伤害的事实。特别是在《后十条》和《桃园经验》转发到全国之后，普遍发生打击面过大、体罚、武斗和自杀现象。
　　萧喜东在《刘少奇、王光美与群众运动：以四清为例》一文中曾言：
　　“她搞过“四清”或过问过的单位，直至县一级，“四清”结束后都来了一个干部大换班。新城县原有七个常委，四清后仅留一个，公社一级的干部（正副书记、社长）撤换了50多名，占全县这一级干部的73%。”
　　在干部受打击迫害的同时，受冲击的群众也不在少数。据桃园统计，当地群众放包袱（交代问题，然后过关）512个，“受教育”者达95％。
　　高镇小学有4个教师，没有什么问题，王光美却对工作队员说：“小学教师在咱们村里有问题，照样要搞，在哪村，就在哪清。”结果写了检查，跟四不清干部一道训话，逐个检查，有一个教师与村里的干部联系较多，工作队员硬要他检查阶级路线问题。这个教师认为无需检查，工作队员以让他到社员大会上检查来吓唬他，吓得这个老师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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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光美在定兴县周家庄“四清”，进村三天就说：“支部烂掉了，干部都有贪污。”王光美把周家庄的饲养员、车把式、副业组长，统统作为四不清对象，使一个300多户的村就有120人被整。”
　　“四清”运动搞得过火，首先与当时中央领导人对基层形势的判断有关。毛泽东曾在1964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刘少奇则接过来说“三分之一恐怕都打不住”。
　　另一个方面则与刘少奇长期在白区的斗争经验有关。刘少奇在布置“四清”运动时，工作组秘密扎根串连的方式带有不少地下党员深入白区的习惯，表现出对于农村基层干部明显的不信任。
　　毛对“四清”发动群众的方式极为不满，他理想中的群众运动是由群众自发的、以大辩论、大暴露的方式进行，而刘则是通过由上级工作组牢牢掌控程序、节奏的群众运动。毛、刘的分歧在1965年1月公开化。黄铮的《王光美访谈录》中提到了毛对刘少奇“四清”的批评：
　　他说：一万多人集中在一个县，集中很长时间学文件，不依靠群众，搞神秘化，扎根串连，使运动冷冷清清，是搞了繁琐哲学、人海战术。他说：“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一个陈伯达就行了。”主席转脸对少奇同志说：“你在安源不就是一个人去的吗？”还说：“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
　　毛、刘的分歧最后有了结果：刘少奇被宣布为党内最大的赫鲁晓夫。
　　毛、刘曾各自捧《宪法》
　　毛与刘的明显分歧出现在1962年，年初的7千人大会，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借农民之口称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令毛感觉非常不快。毛自此次会议后退居二线，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为解决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刘少奇虽未明确表态赞成部分地方基层自发出现的“包产到户”，但暗中持默许态度，毛回北京后，刘向毛汇报建议“包产到户”，毛怒道：“你急什么？为什么不顶住？叫我回来，你压不住阵脚了？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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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毛泽东日后对胡志明和斯诺的透露，毛准备打倒刘少奇的想法出现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首先是两人观念上的分歧越来越大：一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运动的搞法。另一方面是刘的权威在“四清”过程中越发显赫，毛感到了一种迫切的危机。
　　1964年8月1日，刘少奇在毛泽东未出席的一次大会上的表现深深刺激了毛泽东，当时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就座后，刘才在周恩来的引导下登场。刘到主席台中央后，并未落座，而是背着双手在主席台上边走边说，他号召大家向王光美学习下到基层，最后严厉地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
　　在8月30日的中央局书记会议上，毛一方面委婉地表达了与刘少奇不同意见，一方面又罕见地对此做了自我批评。
　　文革一个常被提起的故事，刘少奇在中南海被批斗时手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我还是国家主席，宪法保证公民的人身自由。而在1964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讨论“四清”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劝毛可以不必参加，刘少奇则在毛讲话几次插话打断，毛泽东后来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毛泽东随后对陶铸夫妇说：“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余怒未消的毛在一个月后对到毛住处拜访的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打倒你。”
　　到了1966年毛亲自发动文革的群众运动，主动权已完全掌握在毛泽东手中，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关于撤消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的万人大会上，刘少奇只能当着北京各学校师生代表的面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也不晓得”。
　　据目击者描述，大多数人以为刘、邓等人的尴尬是党的领袖表现出一种谦逊，所以听到他们的话欢呼声和掌声一阵又一阵。会议行将结束时，毛泽东毫无征兆地突然从幕后现身，一边走一边向台下招手。大会堂沸腾了，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包括主席台上的领导们。排山倒海的“毛主席万岁”声压倒了一切。毛泽东自始至终对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未予理睬。
　　“虽然当时我离主席台远，看不清台上刘少奇等人是否尴尬和惊讶，也许我们就没去注意看刘少奇什么表情，但是，我却清楚地记得一个细节，毛突然现身主席台，刘少奇跟着全场其他人一同起立时，刘手中的扇子掉到了地上。那一刻，在真正的红太阳面前，刘少奇什么都不是了。”目击的学生代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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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成的请举手
　　1966年8月5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随手用铅笔在一张6月2日的《北京日报》空边上写下211个汉字，打倒了刘少奇，这就是后来那个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但刘少奇绝对没有想到，他一家的命运会比中共历史上任何一次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更为悲惨。1967年1月13日夜，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当面向毛再次提出辞去一切职务，希望带家人到延安去种地，毛送刘少奇八个字：“保重身体，好好学习。”这是刘与毛的最后一次见面。
　　刘回到家中后，中南海里对刘少奇夫妇的批斗升级，这些人不是外面的学生，而是他们熟悉的工作人员。这年9月12日，王光美的家中前后院中立起一座高墙，这对夫妇从此没再见过面。
　　此后，刘少奇又活了两年。1968年10月，他在为他特意准备的收音机里收听《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那个报告在表决时只有陈少敏一人装作收拾东西没举手。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病逝。王光美则在秦城监狱关了12年。
　　1969年4月1日中共9大在北京秘密召开。彻底清除掉刘少奇集团后的毛泽东心情特别轻松，在林彪念完政治报告后， 毛泽东舒适地靠在椅子上拖长了腔调顽皮地问：“林彪同志所作的报告，你们赞成不赞成啊？赞成的……就举……手！”捏着红宝书的手森林般高高举起。
　　这次会议上毛还玩了一个小插曲，推举大会主席时，毛突然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吓得站起来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泽东继续道：“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吓得摆手道：“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于是，全场举手。
　　两年后毛的第二任接班人林彪败亡，他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对毛有句评价是：“他最大忧虑是在表决时能否占多数。”
　　王光美的孩子们听到林彪“9.13”事件后，认为见到父母有望，不断给中央写信，王光美和孩子们终于得知刘少奇已死的消息。
　　吊诡的是，被认为积极参与迫害刘少奇的林彪，据说在家一直要求自己的孩子要认真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40年后，林立衡还能一字不错地背诵其中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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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喧嚣中保持沉默
　　尽管经历过文革时代的人纷纷急切地发表回忆录，红色年代已在怀旧中带有温情的色彩，但王光美作为文革时期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基本仅限于谈个人经历，在已公开的材料中，对1960年代开始毛与刘的分歧谈得非常之少，基本一笔带过。
　　谈到“桃园经验”时，王光美的回忆重点落在她如何接受任务的大致过程，以及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支持上，并未提到“四清”运动对基层的冲击，一定程度上还带有引为自豪的色彩。这不能不让后来者遗憾。
　　但王光美的女儿刘婷婷在接受《八九点钟的太阳》剧组采访时，并不隐瞒对文革的评价，且不孤立看待文革，而是将之与中共的政治斗争历史传统联系起来，并含蓄地谈到自己父亲过去亦曾参与整人的错误。
　　2004年，收藏家樊建川通过一位经常往来王光美家的中间人牵线，将他购得的一份王氏族谱当面送交王光美，希望王光美能为他想筹建的文革博物馆题词。
　　牵线人回忆说，在毛泽东与她全家人合影的大照片下，当访客提到民间文革博物馆的艰难时，王光美并未显示出任何特别的关心和热情，问及文革经历和看法，王光美礼貌地微笑着把话题岔开，一旁的秘书趁王光美起身，即上前悄悄对来访者耳语道，不要提文革的事和要求。最后，婉拒了题词请求的王光美为不使来访的樊建川空手而归，她答应找到一份有刘少奇签名的“四清”文件影印本后，将签好字送给他做收藏品。但樊最后等到的是王光美去世的消息。
　　年复一年地，同志们逝去了，革命的热情冷却了，他们不断为消费时代供奉的圣殿增添着新的纪念碑，每一桩伟大的事迹，每一个光辉的生命、每一种成就和每一次英勇的挫败，都在它那里被奉为神圣。只是历史却依然在喧嚣中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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