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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纪要 | “碎片与全景:二十世纪中国史研究的反思”青年学者工作坊(2020.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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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3-15 23:59: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20-10-29 22:37     (阅读: 541)


原创 厦大史学

“碎片与全景:二十世纪中国史研究的反思”青年学者工作坊

会议纪要



2020年10月24-25日,由厦门大学历史系主办的“碎片与全景:二十世纪中国史研究的反思”青年学者工作坊在线上进行。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多伦多大学、维也纳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澳门大学、香港岭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河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安徽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研究机构的4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会议伊始,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张侃教授致开幕词。张侃主任首先对参会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回顾了此次会议的筹备缘起以及组织过程。与此同时,他还提到厦门大学历史系在二十世纪中国研究方面有着历史传统,也希望推动该方向的发展。最后,他希望此次会议能够促进东西方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进一步推动二十世纪中国史的研究。


10月24日的会议共有六场,主要围绕史学的方法论、产权问题、战时建设问题、中共根据地建设这几个议题展开,讨论时段集中在1949年以前。第一场会议由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主持,吴一庆教授、郑浩澜教授担任与谈人。香港岭南大学毛升谈论了中国史在海峡两岸与美国的不同写法。他认为:治史需要多读史料,融会贯通,在材料上下功夫,同时应该注意理论方面的学习和积累;对于理论,不应照搬,应该放到史料中检验。随后,华东师范大学郭子健以抗战时期茅台酒为研究对象,从茅台酒的崛起揭示出战争状态下的市场秩序重组及政治流动,以及战争对品牌的塑造及对民众消费行为的干预。


在与谈阶段,吴一庆老师非常赞同毛升老师的观点,他认为研究者应该对既定的历史解释发出挑战,多读史料,多读理论,但要慎用理论;他还强调,我们应和同行对话,论文要有足够的问题意识。对于郭子健的论文,吴一庆老师认为,应该要考虑战争与酒之间的双向关系,同时应考虑这样的题目应与前人研究有着怎样的对话。郑浩澜老师对毛升老师的报告内容表示赞同,并介绍说,日本目前对中国史的研究呈现从国家到社会,从中心到边缘的趋势。此外,她建议郭子健博士可以从战时禁酒令入手,探究“战时动员对基层的影响究竟达到怎样的程度”这一问题。


第二场会议的主持人为复旦大学金光耀教授,与谈人为彭凯翔教授和潘晓霞研究员。陈明华老师介绍了清末庙产兴学中的问题。从晚清到民国,各地虽然多次因提用庙产而引发紧张和冲突,但僧俗之间除了冲突,不乏联手扭转危局的努力。在协调疏通过程中,他们创造了一套宗教管理的制度,试图用制度化的办法消减提拨庙产带来的冲击。池翔老师作为第二个发言人,介绍了民国初年北京政府的国有林制度,认为国有林制度的建立,使得东三省林业呈现出集中化、专业化、物权化三个趋势。刘诗古老师则向大家介绍清至民国“铺底权”的形成过程以及习惯、判例与法律是如何影响“物权”的界定。


彭凯翔老师认为,近代东西方宗教财产都出现了一个逐渐世俗化的倾向,陈明华老师可以此为参照,将庙产兴学问题放到一个更大的维度去考察。对于池翔老师的文章,彭老师认为,比较成功的专业化是需要与实业紧密结合的,并不仅限于专业人才的培养。对于刘诗古老师的文章,彭老师也提出了疑问,即是否有牌号才会有铺底权?文章还可以与顺天府地区的情况进行比较。潘晓霞老师认为陈明华老师的文章内容已经超越了文章题目,题目需要再斟酌一番。池翔老师的论文在物权化这方面没有讲太清楚,需要在进一步解析。对于刘诗古的文章,她则提出了自己的疑问,铺底权与田面权有很大的相似性,铺底权与田面权有何不同?她还指出文章中“铺底权”演变的纵向脉络目前不是很清晰。


第三场会议的主持人为北卡罗来纳大学陈意新教授,陈红民教授、黄文治副教授担任与谈人。马思宇老师探讨了五卅运动时期反帝话语对民众、知识分子、政府形象的塑造问题。他认为:反帝话语塑造了中国社会“高等华人”与“广大民众”,“卖国政府”与“爱国社会”的想象性分野,推动了知识精英、执政府与革命政党、知识青年的群体分裂与权势转移。贺江枫老师作了关于1934年开滦五矿罢工事件的报告,提出开滦五矿罢工事件的背后不仅是国共两党在非武装地区渗透的问题,还与中日英在华的经济利益冲突相关。


陈红民老师建议马思宇老师的文章可以从两个方面继续延伸:一是如何把五卅民族主义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二是要从执政党与在野党两个角度来考察帝国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对于贺老师的文章,陈老师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对罢工的结局要有一个更清楚的交代;二是文章将此次事件提高到东亚局势,显得过分拔高与突兀。黄文治老师则建议,马思宇老师的文章应考虑共产党在宣传帝国主义时宣传侧重点转向的问题。至于贺江枫老师的论文,黄老师建议可以将论文继续进行深挖,探究罢工对今后的社会走向产生怎样的影响。文章中对劳方的论述很少,建议贺老师可在此方面多下笔墨。


第四场会议的主持人为华东师范大学杨奎松教授,冯筱才教授、田武雄博士担任与谈人。王龙飞老师作了有关朱家骅和其筹办的鹤和小学的报告,提出朱家骅虽以私人名义筹款,但事实上是以党国要员的公职身份为之背书。朱家骅办鹤小之举,难说自私,亦难称大公,公私纠葛伴随鹤和小学始终,也折射那个时代国民党人若干行止特征和观念意识。王才友老师的报告,则以挺进师建立浙南游击根据地及其与闽北、闽东两大游击区的联动为中心,讨论挺进师与闽浙赣边区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共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战略转型的复杂性。

冯筱才老师认为王龙飞老师文章应该将重心放在朱家骅如何去规避法律的裁判和舆论的监督,而不是停留在对人物和事件的评判方面。对于王才友老师的文章,冯老师建议可以与其他游击区进行比较;同时文章中对于大刀会的内容可以继续深挖。田武雄老师则认为,王龙飞老师的论文应该着重体现国共之间的比较;而与其他学校相比,“该学校的办学效果究竟如何”也是需要继续探究的问题。对王才友老师的文章,田老师建议其可以与应星老师那篇军事发报制的文章进行对话。


第五场会议的主持人为厦门大学水海刚教授,黄道炫教授、王龙飞副教授担任与谈人。王雨博士介绍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江西的电话线路建设问题。他认为:电话信息网络的建设,为民国政府整合中部及南部各省信息与资源,进行全面抗战提供通信与技术支持,并加强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联系。陈瑶老师作了抗战前后湖南民船航运业的报告,内容为:湘北的各籍船帮组织,透过组建民船船员同业工会、船舶保甲组织或同乡会等方式,承担战时军政征派的大量船差,完成了对前线兵力和物资的运输周转。而抗战胜利后,这些组织继续服务于复员运输,历经战时军差民运和战后复员运输中的组织化,船户群体转变成为支援抗战、协助复员的船运工人。曾基展同学则报告了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江西的田粮运输问题,及“封船打差”在江西地方的具体运作流程。


在与谈环节,黄道炫老师认为三篇文章中规中矩,但是问题意识并没有很好的展现。王龙飞老师认为,王雨博士的文章,在讨论电话铺设与权力下沉关系部分,两者的因果关系论证稍显匮乏。对于陈瑶老师的论文,他认为,战争对整个民船业的改变可以继续细化。对于曾基展同学的文章,他则建议将国、共关于征船方面的问题进行对比,同时还需注意不同时间段国民政府在征雇民船上是否有明显的变化。


第六场会议的主持人为厦门大学林枫教授,杨奎松教授、水海刚教授担任与谈人。郭宁老师向大家展示了中共豫皖苏根据地的建设和其中遇到的挫折。他认为,中共在围绕是否应跨越津浦路发展根据地存在争议,错失宝贵的机遇,使得豫皖苏根据地的建设遭遇了挫折。黄文治老师介绍了商城民团与中共斗争的过程,他认为会通性、分立性与对立性依次在民团组织与中共双方博弈、互动的史实中得到总体呈现,而这也是乡村变革愈演愈烈的一种表现。许彬老师展示了中共与福建大刀会的互动过程,指出中共在灵活处理和应对大刀会组织的同时,也受制于其宗教迷信、摇摆性与顽固性的影响。

杨奎松老师认为郭宁老师的文章有很多时间段的资料是不完整的,应该完善史料链条。对于黄文治老师和许彬老师的文章,杨老师认为,虽然两位很好还原了中共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互动,但是文章的问题意识需要加强。水海刚老师认为,郭宁老师应注意中共与日方之间的史料如何融会贯通的问题。对于黄老师和许老师的文章,水老师认为,中共是如何与地方团体跳过阶级和经济方面的分歧进行合作,是一个需要细化研究的内容。


10月25日的会议共有五场报告,主要围绕的是毛时代的社会生活史、消费与税收、土地改革、新中国国家政策、西部边疆治理等议题展开。第七场会议的主持人为清华大学应星教授,高超群研究员、陈意新教授担任与谈人。孟庆延老师在重新整理陈寅恪著述史与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向大家揭示陈寅恪诸多研究著述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由此讨论陈寅恪史学研究传统对“文明发生学”这一问题的内在关切。郭志东老师作了1950年初新中国工商业税制初创的报告,他认为1949 年初,中共中央宣布彻底废除国民党旧法,但为解决城市征税问题以缓解财政困境,允许在新接管城市沿用国民党旧税制。旧税制与新方法共同塑造了新中国工商业税制的基本形态。


高超群老师认为,孟庆延老师的文章有一点观念先行的味道在里面,文章可以用更多的篇幅来讨论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问题。高老师建议郭志东老师可以从以下几个问题深化文章内容:哪些因素束缚了新税制的建设?国民党的税制改革为何难以推行?陈意新老师认为,孟老师在文章中应对陈寅恪民族本位思想的源头进行探究。对郭老师的文章,陈老师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共产党沿用旧税制有何意义?国家和工商业者之间关于税制的平衡点在哪里?天津和上海的税制改革放在新中国的财政税收改革中究竟有什么样的地位?这些问题都是郭老师可以继续去拓展的内容。

第八组会议的主持人为多伦多大学吴一庆教授,应星教授、毛升教授担任与谈人。黄彦杰老师以手表为出发点,向大家介绍了手表在毛时代是如何成为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标志的过程。他认为1960-1970 年代的高速工业化、清教徒式的革命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的平等主义表象下个人对于区别的追求等因素塑造了手表在毛时代的特殊地位。这些力量之间的合力构成了六七十年代手表消费的动力。郑浩澜老师以1951-1953年华东某大学学生的日记为线索,向大家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思想改造运动是如何对个人产生影响的。从日记中可以看出,随着行政对校园生活的全面控制的加强,政治控制与个体生活的诉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李坤睿老师以江西省P县刑事案件为中心,向大家展示毛时代的司法审判与个人的关系。他认为,案件背后有一条政治逻辑和政法机制,即在政治统摄法律与道德的情况下,违反私德与违反国法并无明显边界,他将其称为“私德的公共化”。

应星老师认为,黄彦杰老师的文章选题比较独特,但作者将八十年代也划归为毛时代是否过于粗疏?文章对“毛时代清教徒式的革命思想”内容需要进一步细化。对于郑老师的文章,应老师认为文章的题目稍微有点大;文章在讨论“三反”“五反”过程中,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也较为欠缺。应星老师对李老师提出的“私德公共化”提出建议,认为文章在讨论该问题时应注意城乡之间、文革前后的区别。毛升老师认为,黄老师的文章很好地讨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观与消费主义之间的关系,但是文章还有几个问题需应该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消费?在计划经济的国家,人们应该怎样消费?该如何消费?毛升老师认为,郑老师的文章发掘了形塑新人的过程中,组织的重要作用;毛老师建议郑老师可以关注苏联在这方面的相关研究。毛老师认为李坤睿老师需要注意到司法档案往往是冲突和暴力的放大版,并不是当时社会的常态,如果能跳出司法去看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文章会变得更有意思。


第九组会议的主持人为浙江大学陈红民教授,曹树基教授、孟庆延副教授担任与谈人。王春英老师以1950年代初山东多起婚姻案例向大家展现了当时中国基层社会的婚姻制度与社会生态。王老师认为,乡村的婚姻改革很难以其道德性或革命性取胜,乡村的婚姻模式与本地的经济环境紧密相连,因此经济模式的改革也是必须的。林超超老师向与会者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消费伦理的建构过程,她指出:1949年以后,为尽快实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国家向生产资料的生产高度倾斜,消费资料的生产相对不足,造成市面上许多消费品严重短缺。出于维系新的制度安排的需要,大众媒体承担了向社会宣扬和解释新的消费伦理的功能,将民众需求的正当性让位于国家战略的至高性。

曹树基教授认为,王春英老师的文章用的是社会经济史的理路,这是文章的新颖之处,但是文章的一些细节还是需要优化。林超超老师文章的讨论内容,需要注意学术的对话问题;希望能从文章中看到更为饱满的研究。孟庆延老师认为,在王老师的文章当中,婚姻革命的冲突点在婆媳关系而不是夫妻关系,是文章的新颖之处,这一问题可以继续扩展讨论。孟庆延老师认为,林老师文章中“赶超战略下的资源分配”是如何影响到消费主义的塑造,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第十组会议的主持人为华东师范大学冯筱才教授,张侃教授、刘亚娟博士担任与谈人。刘彦文老师通过1950年代赴甘支教青年郑路的故事谈国家政策与个人选择之间的问题。如郑路一样的“边缘小人物”的经历显示,“支边”是一项国家宏观战略,但对普通人来说不过是一种谋生手段。当他们发现支教生活与其理想大相径庭时,再想回沪却困难重重。但最后,他巧妙地利用各种机会,成功返回上海。郑的故事体现了1950年代上海青年的自主性,也体现出国家政策的相对弹性。何志明老师向大家介绍了1950年代川剧改革的历程,并指出在南方新区,南下干部成为主导此次戏剧改革的关键力量。因此,1950年代的地方戏剧改革,呈现出“南下”、戏剧国家化和地域文化融合的“三位一体”特征。这种特征也是此次戏改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时代底色。王立桩老师作了关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及建立民族联合政权的意见》制定过程的报告,他认为,新中国对边疆少数民族的“人民”建构,接续的是自晚晴以来边疆族群身份由“边民”到“国民”国族统合方式的尝试及其形成的政治遗产。

张侃老师评论:刘彦文老师论文中所谓的“个体自主性”应如何分析?个体自主性与国家如何结合?两者之间的张力又如何体现?何志明老师的文章,问题的叙述略显表层化,南下干部与“三改”之间的两者联系,文章展现的并不紧密,需要改进;王立桩老师的文章虽然对历史文本生成过程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梳理,但是对于引用档案内容的分析过于草草收场,实在有些遗憾,结尾的概括总结略显跳跃。刘海娟老师认为:刘彦文老师的文章文气畅通,很好地处理中心与边缘的问题,若能从足够多的案例中探究中共之间政策弹性的临界点在哪里这一问题,文章的高度会更上一层;何志明老师的文章,南下干部与戏剧“三改”之间的联系如能进一步深化,文章会更加丰满;刘海娟老师认为王立桩老师的文章如果能在文字表达方面能更加鲜活一点,读者的阅读体验会有更好地提升。


第十一组会议由北京大学黄道炫教授主持,金光耀、贺江枫担任与谈人。李婉琨博士向与会者介绍了1950-1952年重庆地区的土地改革与农业税改革,她指出在1950年到1953年初,中共通过土改和多次的查田评产将农业税从传统的只征收地主和富户的赋元制度转变为面向大多数农民的累进税率制度,逐步实现了转型。1953年后的统购统销政策,使政府将农民的全部产量“税化”,使得政府对粮食资源的控制获得极大的加强。随后,满永老师向大家分享了他对土地改革研究的反思,他认为:以往学界对土地改革的讨论,大多聚焦于经济与政治的两方面,却忽略了土地改革在推动乡村经济与政治结构变动上的限度;土改虽然颠覆了传统的乡村权力关系,但农会为中心的新权力体系本质上仍是自治性的,和既往乡村的长老统治性质并无本质区别;土地改革实现的是乡村经济政治资源在不同人之间的转换,而非制度层面的根本调整。博士候选人崔金珂则利用丰富的档案资料,对1960年代山东、山西的干部进行了细致的讨论。

金光耀老师认为李婉琨老师文章的主要讨论对象集中在江津等地,但是在其他的新解放地区农业税改革推行状况如何?这是一个可以继续延伸的问题。对于满永老师的文章,金光耀老师认为,强调土改在文化方面的影响是满永老师文章的新颖点,但也需要注意,土改对文化的影响其实与土改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高度相关。金光耀老师认为,崔金珂博士的文章为什么要选择山东山西两省作为研究对象,需要在文章中加以说明;文章中对干部如何利用文革的话语体系为自己服务这一问题,论证也较为缺乏。贺江枫老师认为,李婉琨博士的文章,如果能将中共在川东和湖南等地的农业税改革进行比较,文章会更精彩;满永老师的论文强调土改需要和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来看土改,这一论点让人很受启发,但文章把不同时期的土改放在一起讨论,那么不同时期的土改的异同如何影响文章的分析?对于崔金珂博士的文章,贺老师对文革时期检举信的分析与利用问题提出了疑问。

最后的圆桌讨论由林枫教授主持,曹树基、冯筱才、黄道炫、贺江枫、金光耀、潘晓霞、毛升、孟庆延、张侃、郑浩澜、刘诗古等先后发言,围绕本次会议主题“碎片与全景”阐述自己的理解和见解,并与大家分享此次会议的感想与收获。大家基本同意,碎片并不是一个问题,但对于什么才是好的碎片研究,则需要加以认真讨论。此外,问题意识以及学术对话意识对史学研究至关重要,而这也是现在很多研究所缺乏的。很多研究虽然材料丰富,论证扎实,但却很难给人冲击力,甚至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从而平庸化。对此,研究者应该强化对学术史的整体把握,并加强问题的提炼与对话,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推进既有研究的进步。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史各个方向或领域的研究,如何做到从碎片到全景,如何实现跨领域、跨学科的融会贯通,甚至更大范围的对话,是有待研究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本稿根据会议录音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整理:曾基展

编辑:张家喜

审核:张侃、刘诗古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厦大史学》2020年10月29日

https://kfda.qfnu.edu.cn/info/1084/56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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