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声显：我怎样被炮制成“从严对象”

Gowest · 发表于 2023-3-13 04:34:35

● 谢声显

1970年春，四川省万县地区革命委员会及其核心小组发出《关于执行〈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入贯彻执行中央[1970]3、5、6号文件座谈纪要〉的意见》和《关于贯彻四川省革委员会〈关于做好清理队级队伍工作意见〉的意见》，先后批准建立“一打三反”领导小组等机构领导运动。举办了各式各样的“清队”和“一打三反”骨干学习班和所谓“受蒙蔽群众及知情人员学习班”。其中“云阳学习班”和“龙宝学习班”从1970年6月开学，先后将万县市、万县、开县、云阳、奉节、巫山、城口等7个县、市及地属有关单位进入了各级革委会的群众组织头头和被清查对象1167人弄进去隔离学习。

　　当进入各级革委会的群众组织头头清除得差不多了，中共万县地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便于12月9日召开了万县地区9县1市号称有100万人参加的广播大会，更是将这场运动推向了高潮。就连后来由中共党史办编纂的“党在万州的活动”中也用这样的文字表述：那次会后“一时间，人人自危”。

　　到1971年的1月底，全地区便揭发出反革命集团225个，现行反革命、叛徒特务和敌伪军警宪骨干分子17497人，贪污盗窃、大投机倒把分子2999人……建国20年来，经历过了那么多政治运动，每次运动都清理和镇压了那么多阶级敌人，这次大会战才1个多月，仅一个地区便揭发出200多个反革命集团、两万多阶级敌人。这两万多人又涉及多少亲属朋友？岂不人人自危？但当时我却没太在意，因为我对照了一下自己：1949年解放时，我才4岁，不可能是混进革命队伍的9种人，没干过任何犯法的勾当，也没做过买卖，肯定是个听党的话，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为了领导这场整人“大会战”，地、市革委核心小组向各单位派出了“毛泽东思想军干宣传队”。由于这大会战的战场太大，可供差遣的人力资源就有些不足，许多单位便摊不上一个宣传队。我所在的肥皂厂，职工人数少，参加造反派的没几个，也无人参与武斗，莫说血债，连打人致伤残的事都没有，便只和木船运输合作社共享一个宣传队。宣传队的人马都驻扎在木船社，军干宣传队除了将我厂那位一派掌权但什么问题也没有的革委会主任小谭“搬石头”，和为了“一碗水端平”，也将红色派才补台进厂革委的张大其两个人弄到云阳县去读全封闭的学习班外，几乎与厂里的其他职工，包括与我均未直接接触。

　　先关起来再找“罪行”

　　当我厂革委会主任谭显贵被弄到云阳学习班后，市革委核心小组给我厂派来了一个革委会主任范某。范主任大概40多岁，不一样高的双肩上披着一件旧公安大衣，一张大圆脸显得有点浮肿，有人说是长期酗酒而生的“酒膘”。有消息灵通人士说，范主任是1949年解放万县市的南下干部，一直在公安部门工作。但因其无文化，又特别嗜酒，他的最高职务也就只做到派出所长。四清运动后期，他本已因多吃多占，将皮鞋大衣等装备拿去换酒喝等问题被撤了职，弄到机关农场劳动着等候处理。文革开始后，农场解散，范祥元回到局里，他非但未去报复将自己撤职查办的领导们，反而明智地参加了保卫局领导的红色派，积极与公安系统内的造反派作了坚决的斗争。原来的“走资派”重新掌权后，说范祥元属于戴罪立功，免于处分。但他实在不适合再留在公安部门了，就调到我们厂里来作一把手。那年代政企不分，他算是平级调动。若非文革突然降临搞乱了一切，范祥元肯定会丢了乌纱帽还会被清除出革命队伍。

　　范主任满口山西腔，嘴角和肩膀都有点向右倾斜。他上任没几天，便有人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范歪嘴，并马上在工人之间流传开来。工厂里互相乱取绰号，或是工人给头头取绰号，都是一件挺普遍的事，从来没人认过真。我们都在背后叫他范歪嘴，也没当多大个事儿。但很快有人向他报告了，并说成是我的创作。天理良心，这绰号绝对不是我取的，更没料到有人会暗中将这屎盆子扣在我的头上。我的出身不好（资本家），这问题的性质就不一样了。

　　细论起来，范主任认为我对他不恭敬也非完全没有根据。他主持第一次政治学习后，我上班时便对烤火闲聊的工人们“攻击”过他。起因是范主任主持政治学习时坐在台上捧着茶杯对全厂职工讲：“我们为什么要信奉辩证法？是因为同一件事儿，可以用辩证法将其论证成革命的或反动的；谁掌握了辩证法，谁就会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我就在锅炉前指手划脚地当众嘲笑他这是诡辩术而不是辩证法。自然就有追求进步靠拢组织的人添油加醋地向他作了报告。后来在监狱里，我才真切地认识到，真不懂辩证法的不是他，而是自以为是的我。

　　也真是机缘凑巧。新官上任要烧三把火的范主任决定头一把火要烧我时，就来了这“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的大会战。大概就在1971年元旦刚过不久的一个晚上，全厂例行的政治学习。范主任突然宣布：经厂“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 专案组决定，对谢声显进行隔离审查。我犯了什么事？厂里要审查我哪方面的问题？当时非但是我，连专案组都没弄清楚。

　　当时，全国的任何企业都好似拥有司法权的机关，没人敢质疑它有什么权力可以公开地对职工进行关押。从宣布之日开始，我就被关在锅炉房楼上的宿舍里，同室的顾明贵也被命令将被褥搬了回去。有3个人从工作岗位上抽出来，分3班日夜看守着我。每天一日三餐都由专案组的人替我去买。我们这厂子当时人不满一百，人与人之间都太熟悉了，即使看守我的专案人员都是范主任精心挑选的老红色派，但由于以前相互之间没什么矛盾，他们对我的态度也就并不凶狠。

　　我被关后，专案组还不知道应该去何处搜集我的材料。开始几天，当范主任带着专案组同我谈话时，他竟不知道应该问我些什么，而只会此地无银地反复声明：“我们审查你，绝不是搞派性进行报复，而是为了帮助你弄清问题。”当我问他，要弄清什么问题时，他就不停地重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谈不下去了，就命令我写自己在文革中的全部经历，什么时候、在哪儿干过什么事，有谁证明（要两人以上）。他们要求越详细越好，说：“你要对自己负责”。

　　我猜想，专案组对我未进肥皂厂之前的生活完全不清楚，想鸡蛋里找骨头，都不知道鸡蛋在何处。要我自己画个路线图出来，他们才便于进行调查。写就写吧。自古以来，中国人在受审时都不会说“有权保持沉默”这句话。我也真没将这隔离审查当一回事。文革初期，派出所和居委会不也审查过我么？抄家、批斗，兴师动众地搞出那么大动静，最后还不是只能天天追究我“读过哪些封资修的书”？可见，我真是个守法良民，拿着放大镜，也找不到我的问题。即使我后来无辜被红色派打得半死，被逼上“梁山”后，也从未干过打、砸、抢，更未参加过武斗。我只搞过“文斗”：在《江城战报》编了一年多的报纸，写过几篇文章，都铅印出来明摆着，没有触犯法律——不过当时也没有刑法和诉讼法。

　　我就在锅炉房楼上的小屋里天天绞尽脑汁写“回忆录”。当时人年青，又是刚过去不久的事儿，就写得很详细。因为自己才念初中时，便经历过一次审查批斗，刚过20岁，又经历了一次审查批斗，最后都没能把我怎么样。我就经验主义地认为，这第三次也会同前两次一样，抗一阵子就过去了。却没料到，“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掌权者执意收拾你，就可以凭你所谓的态度定罪，你还溜得脱么？我对以范主任为首的厂专案组没有幻想。从先隔离审查再找问题这种作法，我就知道范主任的动机——整人。但我误认为，他最大的权力不过是砸掉我的饭碗，将我开除出厂。我不怕，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有力气，又不怕下力，还担心找不到活儿干？但深究一下，我虽然对以范主任为首的厂专案组没有幻想，但对更上面的掌权者还是有幻想的，至少，我认为那些制定和掌握政策的人会如文件上所说的那样，“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我确信自己不是坏人，就一定不会被冤枉。后来，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在阶级斗争加极左路线的时代，还相信这一套的人，彻底是弱智！

　　当时我真还有那么弱智！无知就无畏。根本不相信专案组能奈我何？被关在那灰尘遍布的老楼上，照常吃得饱睡得着。在春节前，听说范主任不准我回家过节，我一气之下，还当着专案组的人说，“他这是在搞派性报复！文革中大家都见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待我们这一派翻过身来，老子一样收拾他！”

　　这话肯定传到了范主任耳中。因为从此以后，他就再也不正面同我接触，只是在暗中更加使力气罗织我的罪名。当然，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当我将自己从文革开始直至1970年底的“回忆录”交上去后，专案组也没人再找我废话了。我知道他们正忙着按图索骥。关在小屋里的我整天无所事事，就十分难过。幸亏床头有一部《古文观止》，便天天读它来消磨时间。我记得当时最喜欢苏轼的文章，还背他的《留侯论》：“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可叹的是，我这个被隔离审查的司炉工，当时虽然将这一篇背得滚瓜烂熟，却没理解透彻。否则，这种时候了，我怎么还会同姓范的叫板？完全是匹夫之勇！

　　棺材凼学习班

　　 1971年春节快到之时，我正关在厂里接受调查。当全厂都忙着打扫卫生准备放假时，专案组的人向我传达：范主任决定，你春节期间不准回家，继续留在厂里交待问题。我本身怨气就越来越大，又从那转达的老工人脸上读到了不想在春节期间还守着我的意思。就大叫：“你转告范歪嘴，春节若不准我回去，除非把我送到看守所去关起来；或者，你们每班拿5个人来守着我，人少了，留不住我！”以当时我的体力，若真想闯出去，两三个人确实是拦不住的。

　　几个小时后，我就被告之：为了体现无产阶级的革命人道主义，经过厂专案组慎重研究决定，春节期间，放你回家与亲人团聚。但不准离开市区、不准与外人接触、不准订立攻守同盟、不准打听小道消息……我若严格遵守他们的这些不准，就与坐在监狱里没啥区别了。但我当时还是在表面上作了承诺。在腊月三十的晚饭后，我独自离开了肥皂厂的民办牢房。

　　由于姐姐一大家子人都挤在三马路那狭窄的小楼上，我就只能回柑子园的家和弟妹们一起过节。

　　这个春节，是我25年来度过的最凄凉的春节，许多朋友熟人还关在各种学习班里吉凶未卜。我虽然压根儿没准备遵守对专案组的承诺，但也不敢去看那些已成为“会战目标”的朋友，我只能偷偷地溜到没被隔离审查的朋友家，想打听点有关消息，再找人倾诉一番，以消胸中块垒。但我见到的多是唯恐受到“传染”的惊恐目光，听到的多是言不由衷的支支唔唔，还有他们家人委婉的逐客令。我只好灰溜溜地告辞。再加上连续不断的寒风细雨，那几天真是阴气森森，无处可去。闲得无聊，我就天天到长江边的桥马滩去听涛观浪。

　　正月初六上班了，我准时回到肥皂厂接受隔离审查。过了三、四天，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专案组要我收拾行李，去参加市工业系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就在几个人的监视下匆匆收拾起生活必需品，被押到厂革委办公室。

　　一进门，便看见保管员张文密已腰板伸直双手放于膝头规规矩矩地坐在长木椅上。老张已有五十多岁了，个儿不高，白白胖胖的，浑身处处透出精明练达。他的职务虽然只是个保管员，但多年来因了处事的灵活老练，便自然而然地受到了许多人包括革委会成员的尊重，凡有大事，都会去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他是范主任来后从档案里发现了疑点，正派人内查外调准备揪出来的阶级敌人。据说他的罪行是年青时参加过国民党，当过宪兵。

　　我厂的专案组由范主任作组长，文启汉副主任作副组长，另外5个人中，有两位半年前进厂的转业军人，还有3位都是红色派。为了表示不是一派整一派搞报复，便临时将以工造身份补了市革委委员的郑文光塞进了专案组。

　　那年头，我们这种城市的汽车也真少，连单位主要领导都参与押送的行动也只能步行。大约两点多钟，由8个人组成的专案组，便押着我和老张两个敌人，浩浩荡荡，包括两位主任在内，都各自扛着行李，顶着寒风，冒着细雨，踏着满地的泥泞，步行去学习班报到。当时肥皂厂的职工总数仅90多人，这一下便去了10个到学习班，还没算在云阳学习班的谭显贵和张大其。那时的国营工厂，生产经营就似副业一样，不断地搞政治运动，一批批地将职工整成阶级敌人，才是头等大事。

　　万县市工业系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设在外贸公司的仓库群里。这儿地处市区北郊的山腿上，后面是万州八景 “都历摩天”的都历山，山半腰一小块台地上是著名的古道观“昭明宫”，俗称“北山观”。中共执政后这座古建筑改成了福利工厂，收容着许多残废人。外贸公司的仓库群就建在“北山观”下面两三百米的山坡上，老地名叫“棺材凼”。自古以来，这里便是一片杂草丛生的乱葬岗，也称为义冢，专供埋葬买不起坟地的贫民和饿殍。即使是在五十年代，三五个人大白天经过这里，也总会提心吊胆。直到“大跃进”之后，这乱葬岗才被推平，建起了几座钢筋混凝土的外贸仓库。在仓库旁边，修了一条黄土碎石的简易便道与万开（万县至开县）公路相接。公路外边堡坎下，有一幢砖木结构的房子，也是外贸仓库群的建筑，集办公、食堂和宿舍各种功能于一体。可能是这几年搞文革，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又发现满世界都是帝、修、反，没法进行对外贸易了，整个仓库群便空荡荡的，既无任何库存物品，也不见一个外贸部门的工作人员。这么大的库房反正是闲置着，没货物装却正好装人，就用来作了学习班。路边那幢砖木结构的房子，就作了学习班的食堂和军干宣传队办公的地方。各单位带队来的头头和部分没监视任务的工作人员，也在这幢楼里打地铺睡觉。

　　当年这儿就是城市的边缘，北面是人民公社的菜地。所谓学习班，是要与外界隔离的，那钢筋混凝土的库房虽然牢固，但整个建筑群却没有围墙。学习班就派了一些臂上戴着“执勤”红袖章的家伙守在四方的小路上，除了防范学员逃跑，也不许外面的人靠近。初见到这幅景象，我心里马上便浮起一个词：没有围墙的监狱。但没敢对人说。

　　我们报到那天，淫雨霏霏，遍地泥泞。装人的这座仓库里面早已用青砖隔出了铺位和过道。东西向靠墙有两排长长的铺位，脚头留出了约1米宽的过道，两条过道之间的空地上，还是头顶着头东西向的两排铺位。横着看，一排睡4个人，长着看，一列睡得有大约100人。铺位上已堆得有稻草，还用青砖隔出了各单位的界线。

　　我坐在稻草上抽烟，一支烟还没抽完，就发现牟其中和另一个中年人被玻璃厂的专案组押了进来。玻璃厂的地盘就在我们脚头过道的中间，与我们真是近邻。我喊了牟其中一声，未待他回应，两个厂的专案人员马上同声吼：“你们之间不准说话！”各单位都有人负责生活，此时来向每人收每月6元伙食钱，粮票按每天1斤收，月大31斤月小30斤。

　　各单位的人陆陆续续进来了。由于都是工业系统的，许多人都认识，特别是那些被押进来的人，大多都是文革中各单位的活跃分子。

　　仓库里变得人声嘈杂起来。当时，万县市工业系统的国营厂矿大约有20来个，我们厂算是人数最少的，也来了10个人。其它厂矿来的人都比我们多。

　　突然就有人吹哨子，叫大家下去吃晚饭。

　　冒着蒙蒙细雨，我刚走进那砖木结构的建筑，便见许多人顺着旁边小石板路往下面的一座院子涌去。守在路口的“执勤”想拦，但各单位的人刚聚在一起，学习班尚未宣告开学，也没宣布什么规矩纪律，加上分不清哪些是专案组哪些是交待问题的人，他们也就无计可施。我也混在人群中跑了下去。

　　在那老旧破败小院子泥泞的地坝里，躺着一个浑身糊满了鲜血和稀泥的男人。看不清有多大年纪，地下扔着一把带血的菜刀。院子正中那紧闭着的两扇木门板上，喷溅着许多鲜血。有个可能是邻居的妇人在人丛中压低了声音说：“他说居委会主任冤枉了他，就跑到主任门前来割喉咙，说是变鬼也不放过这一家人……”

　　她边说边瞟着那两扇紧闭着的木门，看样子是十分的畏惧。一个中气很足的声音便响了起来：“既然下了决心要死，啷个只割自个儿的喉咙嘛？要是老子到了这地步，就先把这一家的喉咙割了再割自己，反正是一死！”我一看，是页岩砖瓦厂的造反派“主力军”余鹏程。看得出来也是来交待问题的。

　　在凄风苦雨中刚进学习班，便见到这样一具尸体，在场的人虽然各有所思，但肯定心里都不轻松。没人喝斥余鹏程，也无人发表看法，人们默默地散了。

　　晚饭后，就在食堂里举行了“万县市工业系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开学仪式。整个学习班编成一个营，由文革前的工业局长文启涛任营长，一位姓黄的干部任教导员。营下面设了好几个连队，个别来人多的如红旗煤厂，就独自编成连，来人少的厂，几个单位凑成一个连。我们肥皂厂就和糖果厂、页岩砖瓦厂、酱园厂合编为一个连。我厂的范主任是连长，页岩厂的乔主任是指导员，说他俩都是南下干部，资格老。糖果和酱园的主任，分别作了副连长和副指导员。连以下的各厂不分人多人少，都称为排，排长就由各单位的副职担任。下面没有再设班组。

　　但我在学习班3个多月，却从未见那两位老资格的连长和指导员在一起商量工作组织活动，他俩见面时甚至连招呼都不打。后来余鹏程才悄悄告诉我们，乔指导员对页岩厂来的学员公开说，他与范连长是老乡，范是个破落地主家庭的二流子，还当过国民党的“还乡团”。乔当时是共产党的 “武工队”，把还乡团打垮后，俘虏了姓范的。当时，正碰上队伍大扩编，姓范的才投降参军。南下时，他也一直是乔的手下。乔说，多年来，范抓拿骗吃的二流子习气一直不改，自己羞于和他平起平坐等等。我们这些学员知道范歪嘴并不光荣的“革命历史”后，心里便很有点三伏天喝了冰镇酸梅汤的感觉：你他妈的也不是革命者！这意思，当时自然不敢流露出来。这事肯定有人传话给范连长，但他却不敢去找乔指导员理论，反而选择了沉默，我们就认为余鹏程所言不假。有些根红苗正的学员就暗中发狠：等我们这一派翻过来，再清理阶级队伍时，一定先将他揪出来！

　　在开学大会上宣布了学习班的纪律，有多少个“不准”，当时就没记清楚，反正是剥夺了学员的一切自由，非但不准回家、不准通信、不准会见亲友、学员之间不准互相交谈，连上厕所都要有工作人员陪同。最别出心裁的是：每个学员必需有两个以上的工作人员每天24小时看管；为了防止串供，连、排在仓库里更要仔细安排铺位，每个学员的身边都必须是睡的工作人员，决不能让两个学员相邻着睡觉……

　　晨跑时我们齐声大吼

　　由于我进棺材凼学习班的时候已是1971年了，人们在文革初期的狂热已经有了些消退。重新建立的党组织虽然还叫“核心小组”，政权也还叫“革命委员会”，但执掌权柄的人都逐渐换成了以前的老干部，他们虽然也多是满脑袋的极左，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有一定的执政经验和政策水平，且由于才不过短短的几年中，两派都对施行打、杀的人进行过血腥的报复，这些事人人都记忆犹新，所以，现在已基本上没人再敢动辄出手，学习班里就没有了体罚。但是这些干部带给学员们的，是精神上更残酷的虐待和摧残。

　　早上6点30分，那正月间的天还没亮，一阵阵尖锐的哨声便在仓库里急促地吹响。要求是15分钟内完成起床、整理床铺、洗脸刷牙上厕所等一切个人卫生活动。装满了人的仓库就像被捅了一竹竿的马蜂窝。正乱得一团糟时，又是一阵阵“快、快、去排队”的吼声。

　　我们在下面那幢砖木结构的楼外便道上列队时，黑暗已经稀薄了，残冬的天空呈现出浅灰色，太白岩上的天际还挂着几颗无光的星星。一整夜被关在空气浑浊的仓库中，我觉得此时郊区冷洌的空气异常的新鲜。黄泥碎石的便道上，几位领章鲜红的义务兵指挥着我们分连排站成4路纵队。在那几个十八九岁穿军装的贫下中农子弟的指挥下，我们遵照口令立正、向左看齐（注意，这个 “左”字不是我的笔误。在极左年代，连口令中都必需剔除“右”字，在一切都崇尚“左”的国度，人们怎能向“右看齐”），我们一致向左看齐后，报数清点人数毕，还是不许向右转，只能向左转。我们列队的便道是南北向，朝南边下去，是万开公路。因此，人们顺着便道面朝东方列队时，队首就站在南边。人数清点完毕，本来一个向右转便可齐步走了，现在却要连续三个“向左转”，队伍才能面朝南方。

　　齐步走了几十米，队列旁的军人开始吼：“跑步——走！”他那中气十足的口令声也从“一——二——三—— 四——”突然变成了“坦——白——从——宽——”，学员们便在工作人员的教导下，合着跑步的节奏，如雷声隆隆般响应道：“抗——拒——从——严——”。跑了几步，领跑的军人又吼：“顽——固——不——化——”，几百人又合着节奏大叫道：“死——路——一——条——”。一路跑下去，都是这两句政策宣言代替了传统的一、二、三、四，尤其是跑到行人较多的地方，这口令便吼得越频繁。不知道这种队列行进时的口令是否我们这小地方的独创？因为时至今日，孤陋的我还未读到类似的回忆中有此记录。我也不知道学员之中是否有人认为这项节目有损自尊而暗中抵制拒不呼喊。但当时我却注意到，被作为心理战目标的学员们大多数都像炼成了金钟罩、铁布衫一样，似乎没感觉到这种心理战的杀伤力。我们都合着步伐，没心没肺似地张大了嘴愉快地吼着“抗拒从严”和“死路一条”。因为在进学习班前，大家都在单位隔离过，而不管在单位隔离或关进学习班，只要你一失去自由，从此非但不准你大吼大叫，在任何地方，你连话都不能大声说。中国古代医学理论曾系统地阐述过声音与人体各部位的关系，以及各种声波对人体所起的作用。当时，我们虽然还不知道这套理论，但通过实践，也有这方面的感性认识，都知道放声呼叫能宣泄情绪。既然出操时可以尽情吼叫，许多人就将此当成了“仰天长啸”的机会，放声齐吼，以抒胸中块垒，哪管它吼的什么内容！

　　我们出早操的队伍和响亮奇特的口令声，在当时也成了城郊万开路上的一景。每当工业系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队伍齐声大吼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不化、死路一条”跑过去时，公路两旁的人家多半会打开门窗，探出脑袋，或有人干脆走出来观看。那时代，万县市没公交车，各厂也没有接送职工的上下班车。清早，步行往郊外几个工厂上班的人川流不息，碰见我们的队伍，人们也都要驻足观望。虽然学员们经常在观望的人群中会发现熟悉的面孔，但这些观望的眼光和脸色都是木然的，看不出任何表情。现在去看一些当年留存下来的老照片，就会发现，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这种精神状态。

　　我们出完早操，便一窝蜂涌进那没有桌凳的食堂。学习班吃饭时相对宽松，不分工作人员或学员，凑足8个人围着地面上代替桌子的方形木板，便有人来收取每人1张餐票。收齐8张后，便有人自告奋勇地跟着食堂工作人员去取来饭菜。主食还是土陶罐子蒸的“罐罐饭”，早晚各3两，中餐4两。说良心话，学习班的菜很丰盛，中、晚两顿至少两荤3素还有1个汤。每周还要打2次“牙祭”，平均每人有3两肉之多。同样是每月6块钱的伙食标准，不管从哪个厂来的人都说，学习班的伙食比厂里是又便宜又丰富。但学习班里严禁喝酒，我就看见有酒瘾的范连长经常将饭菜端回宿舍里去偷偷地喝。为防止别人发现他满面红光满嘴酒气，他只好几个钟头躲在宿舍里“分析材料”，以免出来后露馅。

　　学习班的学习时间安排得十分紧张，工作人员有轮班制和休息时间，但学员就不同了，从早到晚，基本上没有个人的自由活动时间。每天只有在晚饭之后，19点开始学习之前那二三十分钟，是学员们一天中最轻松的时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我们唯一的娱乐便是聚在库房门外看西山夕照，闲聊几句。

　　 19点又开始学习，直到21点正。哨声响起，全天的学习任务名义上便算结束了。但“阶级斗争无时无刻都在进行着”。地铺上，每个学员的两边睡的都是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得有笔和本子。遵照上面的布置，他们在睡觉时都必需保持警惕，要监听学员在睡梦中说了什么梦话。若听到了梦话，工作人员应当场记录下来，第二天报营部分析研究。

　　我当时人年轻，睡眠好，又从不说梦话，就没觉得这一条有多厉害。现在上年纪了，才体会到，当年那些睡眠不好的“老同学”们，又拖家带口的，思想负担本来就重，关进学习班后，紧张恐惧得彻夜难眠，知道两边各躺着一个准备了纸笔要记录梦话去分析研究的人，该是多么恐怖的事啊！

　　 “抱鸡娃”

　　我后来坐过牢，我认为学习班里对人的精神压力，比正规的监狱里面还要严重得多。学习班动辄便会以“表现不好，就将你整进监狱去”来吓人，这句话也确实吓倒过许多人。那时代就出现了许多人在学习班能交待问题并检举立功，但进监后不但无新问题交待，也不再检举别人还常常翻供的现象。这原因就像你穿了一双干净的鞋子刚走到污水横流的道路上，出于本能你会踮着脚东蹦西跳地行走得十分吃力，若是那双鞋已经糊满了污泥，心一横老子反正已经两脚泥污了，你走起路来反倒会轻松些。

　　每天早餐后如果不开大会，各单位便回到大库房自行学习。不管是大会小会，一开始便是集体诵念最高指示。我们天天必念许多遍的语录有：“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等等。也还别不当回事儿，天天都反复地念这些语录，慢慢地就使你觉得自己真是个牛鬼蛇神，马上就要被剥去伪装现出原形而被锄掉了。

　　进棺材凼学习班不久，也就是1971年3月1日，中共万县地委核心领导小组作出决定，将本地区从文革开始便只发电讯版，并改名为《卫东报》的原地委机关报恢复为《万县日报》，指导全地区的“一打三反运动”。从此，这份报纸天天宣传的主要内容就是这儿揪出了多少气焰嚣张的坏人，哪儿又挖出了多少隐藏得极深的阶级敌人……成为我们每天必读必议的东西。

　　因为“红宝书”里的《矛盾论》中有这样一段话：“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学习时，我们天天都要背诵几遍这段语录。然后，工作人员们就会苦口婆心地反复对我们讲：一切施加在你们身上的压力，都是为了挽救你们而增加的“温度”。希望学员们作鸡蛋，通过内因起作用，竹筒倒豆子般地交待自己的问题，完全彻底地检举揭发自己所有的至爱亲朋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这样，你就能变成鸡子了。他们还反复告诫学员们，如果愚蠢地拒不坦白交待和检举揭发，就会辜负了他们一片好意，变成石头，最终“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因为学习班时时都在要求我们作鸡蛋变鸡子而不要当石头，所以每次开始学习的哨声一响，学员们便会互相招呼：“抱鸡娃了。”这是一句本地土话，即母鸡抱着蛋孵小鸡的意思。学员们都在表示自己是鸡蛋。

　　想抓我的“男女关系”问题

　　开始一段时间我们厂在“抱鸡娃”时，主要是针对张文密的历史问题，对我一直未进行过“面对面的斗争”。因为即使进了棺材凼，专案组对我头上该加个什么罪名也还未确定下来。这一是因为我进厂才两年，在厂里没犯过多大的错误；二来我下班后多是与外面的朋友交往，厂里的同事对我了解不深；最主要的是，我确实没干过违法乱纪的事。

　　但范主任不放过我，他当过派出所长，有丰富的整人经验，他知道要想将人搞臭，在那个禁欲主义盛行的时代就必须先找男女关系说事儿。当时我们厂里职工太少，年青人不多，没有一个未婚女性。但这难不住范祥元，在专案组积极分子的帮助下，他们先选中了厂里唯一那位参加过工人造反军的已婚女性，她是个化验员，大概与我同龄，那时已有了个1岁多的儿子，丈夫在外地工作，儿子有老人照管，平时就较少家务事。她下班后经常到锅炉房的浴室洗澡。凡是在工厂里干过的人都知道，每个厂的锅炉房都是工人们爱聚集的场所。她洗完澡，也爱留在锅炉与大伙闲聊。在那个缺乏文化生活的时代，会讲故事的人在劳动者中间一定会受到尊敬，因为我腹中装的故事多，在闲聊时经常就成了主讲人。她又特别爱听故事，再加上又都是“工造”一派的，就与我的关系比较好。但也不过是经常开几句玩笑，或是因故提前下了中班，几个年轻人邀约着用中班费打平伙，一起到附近的小馆子去吃碗杂酱面而已。

　　同事们都知道那位化验员虽然身材娇小却性格泼辣。1967年“二月镇反”时，当时尚未结婚的她因为在车间公开替已经逮捕了的郑文光鸣冤叫屈，被厂里的红色派扭送到公安局。在局子里讯问时，她却又叫又骂用头撞墙一直不肯安静。公安看她只是个小姑娘，又未在造反派里担任过什么职务，只训了几句便将她放了回来。这样一个撞到南墙也不回头的女人，她怎么会无中生有地诬陷一个平时关系不错的人？我在学习班里便听说，她在厂里为这无中生有的调查大骂了专案组，并公开说，是范歪嘴搞派性，想对谢某进行诬陷。范主任竟用革委会的名义给她在外地工作的丈夫单位发了公函，要她丈夫回来追查妻子与我的“男女关系”。幸亏他丈夫了解自己的妻子，两人之间终没闹出什么麻烦来。

　　谁都知道，凡是头脑正常的女人都不会将有辱清白的污秽往自己身上泼。范主任领导的专案组怎么会丧心病狂地去动员这位女士出来检举我同她有“腐化”行为？虽然范主任对她承诺过，“立功”后不但为其保密，还要调换更好的工作岗位。但在那个看重女人名节的时代，规规矩矩的良家妇女怎么会承认自己根本未做过的丑事？承认了这种事后，她在那样的时代氛围中怎么做人？

　　据说，后来有人给范主任讲，你就是千方百计地找出个已婚妇女来说自己与谢某有男女关系，但谢某本身还是个未婚男青年啊，即使有这种关系，主要责任也应该在已婚的那位身上啊。范主任终于明白过来了，这种闹剧方才作罢。

　　专案组找去找来，又找到了我的女友也就是现在的妻子会蓉。因为她当时是知青，专案组就想在“破坏上山下乡”上做文章。但我长这么大，就正正经经地谈过这一次恋爱。我俩都是未婚，谈恋爱既不违法也没乱纪。何况我俩的关系是公开的，亲戚朋友都知道。但专案组却无聊到成天来逼问我，你俩单独在一起时干过什么？谁先牵对方的手，亲没亲过嘴……专案组还两次派人到她落户的丰都农村去外调。同时还四处放风，说我“破坏上山下乡”。但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并未因为同我建立了恋爱关系而不到农村去劳动，而且还劳动得很好，她曾被评为涪陵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破坏之说也就没有根据。

　　好不容易找到一条“恶攻”言论

　　那年代，只要组织上圈定了你，在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下，办案的人们真会百折不回地寻找你的问题，直到将你定成阶级敌人才算完成任务。专案组在男女关系上无法突破，就只好转而追查我与牟其中等朋友经常到城外野餐的事。

　　在学习班里，工作人员们反复地对我“摆事实、讲道理”：“只有小学校才组织小学生们去郊外野餐；你们都是成年人了，还经常背着锅灶到城外去野餐，你们为何要干这根本不是正常人干的事？”当年，那些政治挂帅的人确实是真诚地认为，成年人在节假日去野餐是不正常的活动。他们追问我们为何节假日不在家里做家务事，不在家里睡觉而偏要到郊外去？“你们这群人中，多数的家庭成份都不好，你们肯定是跑到远离革命群众的地方去恶毒攻击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回忆当年真实发生过的事，别说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青人，连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者都觉得，当年的许多事儿，真是荒唐得可气可笑。为此，专案组内查外调，对我反复逼问。自然也是徒劳。

　　又过了一阵子，专案组突然就对我严厉起来，连许久不同我正面交锋的范主任也板着脸来给我加温，追究起我的反动言论了。我自然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坚决不承认有什么反动言论。僵持了几天，他们无奈之下就摊了牌，明白地指出，说我给别人讲过“林副统帅那一对倒八字眉，生得有点像古装戏里的奸臣。”乍听此言，可真将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我真记不清白自己是否说过这样的话，但我清楚地记得，在面对这位副统帅的画像时，我确实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其实，天下人面对着副统帅的画像时，又何止我一人有此念头啊！那几十年，在“文学艺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政策指引下，一切文艺作品中的人物都十分地“脸谱化”，凡革命者，必浓眉大眼鼻正口方，立如松、坐如钟；凡阶级敌人必獐头鼠目相貌猥琐，行动鬼祟、眼光游移……民众长期受到这种熏染，潜移默化，在生活中见到相貌不怎么堂堂的人，自然就往坏人联想。但我想是想了，却绝不敢说出口啊！经历过那时代的人都知道，谁若胆敢说出这句话，就是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绝对会被判刑劳改。当时，全世界都可能都没有一个人会料到，这位已经法定的接班人会在短短的几个月后，“拆戟沉沙”于蒙古的温都尔汗，迅速变成举国声讨的“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但在1971年4月，我想都不敢想，这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也会变成反革命分子。对那一句要命的反动言论，我当场虽然矢口抵赖，拒不认账，但当晚我真是一点都没睡着，还不敢翻来覆去，怕暴露出内心的紧张。那一个漫漫长夜，真别说有多难受了。

　　幸运的是，这种压力我只承受了一天。

　　第二天吃早饭时，郑文光便神神秘秘地瞅个空子悄悄对我透露，是焦化厂的某某某被他们单位整昏了头，就四处乱咬，检举了好多人。那句话就是他检举的你，他说当时只有你俩在一起，没有旁证。听他这一说，我那悬在半空中的心便落下来了一半，人也就顿时轻松下来。当时虽然普遍实行以言定罪，但我知道，定言论罪时，因为无法提供物证，便不能只有一个人检举谁说了什么便能定案。若是那样，罪犯随时都可以反咬专案组，说专案组某某说了反动言论，岂非天下大乱？为此，当时的政策对言论罪有规定：若是只有一个检举人，就必须再加上一个旁证人，方可定案。或虽然只有一个检举人，只要被检举人自己认账，也可定案。听郑文光一说没有旁证，我马上便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拿定了主意，既然没有旁证，不管我说没说过这句话，绝对不能认账。

　　但专案组好不容易才找到这条钢鞭，自然不会轻易放弃。就不分早晚，不断对我加温施压。为了让我自己将绞索套上脖子，他们真是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我不只一次地看出，范祥元连动酷刑的心思都有。但学习班不敢动刑，他们就只好不断地对我在精神上增加压力。当时我虽然年轻，经常还处于糊涂鲁莽的阶段，但神经却并不脆弱。当我打定主意后，就咬定了牙关硬顶下去。

　　在学习班里，我每天24小时都处在不断加温的过程中。我和其他学员们经常还要充当猴子，被强迫去看杀鸡——参加各种形式的“宽严大会”，看一些“证据确凿的犯罪分子”因为认罪态度好，检举他人立了功，被当场宣布从宽“解放”，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更主要的还是让我们看一些原本问题不大，但据说态度恶劣，不肯认错和检举揭发他人的家伙被宣布从严，当场戴上手铐抓进监狱。当时，在全中国实施并反复宣传的一项政策是“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哪怕你杀了人，只要专案组说你态度好，就可以合法地免于追究。如果你只是打了人，但专案组若说你态度不好，你就会受到“依法严惩”。

　　严格地说，当时的我还没有学会思考，遇事多凭本能反应。在逼得发火时还对工作人员叫：转告范歪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他这次若未将我整背气，以后看老子怎么收拾他……

　　就因了我这恶劣的态度，专案组没开过我一次或大或小的批斗会。其原因是范主任估计一旦开会，我必将在会上硬顶，同他们吵闹起来，而他们手中又无钢鞭可以制服我。也因了我这恶劣的态度，我终于被炮制成为从严惩处的典型。

　　终于把我“揪出来”了

　　天天难过天天过。终于熬到了百般红紫斗芳菲的5月。天气刚开始热起来，这装了几百个大活人的水泥屋顶的仓库就变成了蒸笼。仓库毕竟是修来装货物而非装人的，高墙顶上就只有几个小小的通风窗而空气不对流。自然界的加温使学习班的“加温”受到严重影响，白天，仓库里热得人根本坐不住。到露天去“抱鸡娃” 吧，下雨天不能去，天晴时那太阳又晒得人受不了。

　　于是，5月中旬，万县市工业系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宣布胜利结束。

　　大多数问题已基本弄清楚的、本人认罪态度好的，都回到原单位去边劳动边等候处理。留下一小撮问题没弄清楚，或本人认罪态度不好的家伙，升级到玻璃厂去继续“加温”。我厂的张同学就毕业了，他笑逐颜开地与我握别，语重心长地留下一句：“你千万要端正态度哟！”就背着行李回厂去了。他结果也没受到任何处理。我却因为问题没弄清楚，认罪态度不好两项都占，就被升级到玻璃厂读“小班”。同牟其中等十几个人排成两路纵队，在工作人员的护送下，背着各自的行李，住进了玻璃厂那幢陈旧的红砖小楼。

　　到玻璃厂后，营部也搬回了工业局办公，有事时才过来。原来棺材凼的工作人员们，也多数回到原单位，只给每位学员留了1名工作人员作看管，学习班的总人数也就只剩30多人了。由于是一对一，“加温”的事基本上也无法进行，只是每天早饭后，在一起读半小时红宝书，然后就让我们自己思考，希望我们“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肥皂厂留下来看管我的工作人员姓周，一位去年刚进厂的转业军人。他是位性格内向，颇善思索的贫下中农子弟。老周从未提高声音与我说过话。当时谁都没想到，16年后，时任厂工会主席的他调走了，就是我去坐他遗下来的位子。

　　玻璃厂在市区以北的天生城下，苎溪河畔，依山傍水逶迤而建。厂区无围墙，车间之间就有郊区人民公社的菜地。现在学习班的住宿条件较棺材凼好些了，不用打地铺，全是集体宿舍里用的双层木架子床，工作人员占了下铺，学员们睡上铺。也没人准备了纸笔来记录梦话了。

　　到小班后，继续看管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明显松懈了，说是只要不跑出厂区，他们都不管。在小班里，我也没见有哪个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天天早晨，仪式般读了几页红宝书后，有些学员和工作人员就开始看闲书了。除了《赤脚医生手册》等普及型的医书外，就是翻什么《无线电修理》之类。我们多数人就下象棋，或聚在一起摆龙门阵。当然，由于有工作人员在场，所谈的内容十分有限。

　　小班里貌似一片宽松和谐，其实杀机四伏。农机厂那位年青的工作人员与我厂的老周一样，都是刚转业进厂不久的贫下中农子弟，他比老周年轻两岁，从他嘴里透露出来：凡是留在小班的，都是各单位的当权派想送进监狱的人。别看你们现在过得轻松，每人的专案组正在一次次反复整理报请逮捕你们的材料。

　　根据惯例，被审查者必然会经过多次大会小会，让革命群众将其批斗得如官方所说的“臭狗屎”一般；同时，被审查者也会接受多次“外调”，外单位的专案组会来要你检举揭发在不同地方和单位工作的亲属朋友。本单位的专案组会以你检举揭发材料的数量和份量，来判断你是否态度好。但在我被审查的这半年多时间里，不管是肥皂厂或是学习班，竟未对我召开过一次或大或小的批斗会。我也知道，有许多朋友都被关在各种学习班或单位里接受审查和批斗，我们厂的专案组也跑到他们那儿去威胁利诱，取回了许多检举材料。但却从未有任何单位的任何人来对我外调过一次。我本人和其他学员都为这特殊待遇而感到稀奇。

　　后来我才知道，不是没人想开我的批斗会，也不是外单位没为我那些已被“圈起”的朋友来过，而是我厂的专案组对我有这样一个判断：“以谢声显现在的态度来分析，不管是开会帮助他或是让他接受外调，一言不合肯定会吵闹起来，造成不良影响；只有将他的嚣张气焰打掉之后再说。”这是我厂专案组对要求批斗我和外单位来外调的人的正式回答。但直到我作为从严对象被捕，以范主任为首的专案组都认为没将我的“嚣张气焰”打掉。

　　后来，有人悄悄告诉我，肥皂厂报过几次我的材料，都被市里退回来了。但范主任不放手，又请了局里的大笔杆子，在重新编我的材料，硬要将我整进去才罢手。重点是“恶毒攻击”和态度恶劣。我清楚地记得，听到这个消息的当天晚上，我心里产生的惊慌和恐惧。蛟子在耳畔嗡嗡地哼，我在上铺翻来复去，胡思乱想。我甚至还想过：寻一个雨夜，趁人们熟睡之际逃跑，跑到几年前我在云贵高原上修铁路时所熟悉的蓝色的大山里，在那些几乎与世隔绝的苗岭彝寨里隐姓埋名……我大半夜都在高高的床铺上辗转反侧，时间长了，我的脑袋都痛得似乎要爆炸一般。折腾到听见厂外农家的公鸡啼鸣时，终于来了瞌睡，才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待我被同室的人们吵醒，天已大亮了。睁开沉重的眼皮，已是朝霞满天，旭日临窗。出得楼门，有清爽晨风遍拂全身，心中恐惧惊慌的阴霾便一扫而光。我想，在这朗朗乾坤之下，已经不再是哪一个派别在掌权，能够依着派性任意胡来？他们手中唯一的钢鞭不就是那句没有旁证的话么？难道他们敢凭空制造几个假证人出来？现在，新生的红色政权早已成立，伟大光荣正确的组织正在领导着这场运动，自然“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既然我确信自己从未干过违法犯罪的勾当，那又怕什么？怕，就是不相信伟大光荣正确的组织，不相信组织，还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么？这样一想，心中泰然，便将昨晚想了大半夜的东西完全抛到了九霄云外。

　　转眼便到了6月下旬，天气更热了。

　　记得那天是星期六。吃罢中饭，老周便提起他那洗得发白的军用挎包，对我打了个招呼，匆匆赶回农村的老家去农忙了。紧接着，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们也先后离去。晚饭前，出人意料的是，应该已经回到农村家里的老周却突然大汗淋漓地赶回了学习班。我问他为何没回家。他支唔说，先回厂里拿东西时，就听说明天要开大会，不准缺席。晚饭前后，其他单位那些走了的工作人员陆陆续续地都回到了学习班。我们都知道了，明天，地区“一打三反”领导小组要在东方红广场召开全市十万人参加的“宽严大会”。

　　自老周去而复返后，我心里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别是要对我下手了吧？但我自己宽慰自己：各种级别的宽严大会我们都参加得不少了，但从后来发布的材料上看，凡是在大会上公开处理的“从严对象”，无不是罪恶滔天证据确凿啊！我就未想一下，那么多冤假错案，哪一件没“证据确凿”的材料！那天更好笑的是：临睡前，我下楼去上厕所时，还故意独自溜到楼后的小树林边流连了一阵子。自作聪明地观察了一番，没发现有人在暗中监视我，也就更放心了。

　　但那天晚上夜蚊子很猖獗。我发现许多人都未睡好觉，不分学员或工作人员。夜很深了，我还能听到不同的床上发出转侧声和叹息声。

　　第二天，是我永远都不可能忘记的日子——公元1971年6月26日。

　　这一天，依然是个大晴天。早晨8点钟，当万县市工业系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队伍头戴草帽，手提小木凳爬完那宽15米，高186级的大石梯，登上东方红广场时，已是日高三尺，燥热异常。

　　跨上最后一级石阶，踏上环绕广场的公路，路上拥挤的人群便在执勤队员的指挥下为我们的队伍闪开了一条通道。我突然在刚退开的人群中发现了母亲，她正挤在人群的最前面，向我们的队列中焦急地张望。我叫了一声“妈”，从她面前快步走过。看见了我，她好似松了一口气。事后想来，母亲在那天早晨可能已有了不祥的预感，否则她不会离开自己厂里的队伍挤在路口来望我一眼。

　　影剧院二楼的大阳台布置成了主席台，楼下高出广场约两米的那一大块空台子上站满了士兵和警察。东方红广场上红旗飘飘人如潮涌，周围电杆上的高音喇叭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几十个巨大的喇叭里正播放着“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的语录歌。由于经常在各种露天场所开各式各样的会，每个学习班的队伍都自备有半尺高的小木凳。各学习班的队伍进入指定位置后，大会开始。背诵语录，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健康健康永远健康……那套宗教仪式似的程序进行完毕后才坐下。黑压压的一广场人便在烈日下听高音喇叭里传出的领导讲话。虽然广场周围布满了大功率的高音喇叭，我的听力也绝无毛病，但每次开这样的大会，非止是我个人，大家都说很少能听清楚高音喇叭里传出的完整句子。

　　稀里糊涂地听了一阵，就看见有十几个人被带到影剧院前面的台子上，面对广场低头站成了一排。这是些从宽处理的对象，来作示范给大家看。下面依然听不清楚这些从宽对象的问题和从宽的原因，只见他们一个又一个地对主席像、对主席台上的领导和下面的群众不停地弯腰鞠躬，然后又一个一个地被带了下去。

　　正当我无聊地东张西望时，却听清楚了从高音喇叭传出了斩钉截铁的几个字：

　　 “……把他们揪上来！”

　　我突然看见酱园厂那个小鼻子小嘴巴的“执勤”头头从最前面冲了过来，他那一双小眼睛正恶狠狠地怒视着我。我正诧异时，他已冲近身来，一掌打掉了我头上的草帽，大吼了一声什么，同时，我的两只胳膊便被早已埋伏在身边的两个精壮汉子抓住并反扭过去。小眼睛转到后面揪住了我的头发，3个“执勤”推着我便往台上跑……

　　后来我曾反复回忆过当时的情景。在那电光石火般的一刹那，意识中除了那一双恶狠狠地怒视着我的小眼睛外，我真没来得及感觉到惊慌和恐惧。在被揪住头发反扭双臂推上台去的百十米短短的路途中，我也只想到了一个问题，他们能给我这样一个没犯罪的人安什么罪名？转眼间，我便被推到了台子上，我发现台子前面已有十来个人（具体人数我始终没有弄清）同我一样，被揪住头发反扭着双臂面对广场按着脑袋站成了一排。我刚被推入这个队列之中站定，马上就有一块用铁丝拴着的大木牌挂上了我的脖子，这一切配合得就像工厂里的流水作业似的。我连忙伸长颈子去看牌子上面的字，首先跳进眼帘的是打了红×的我的名字，还有斗碗大的七个黑字“现行反革命分子”。

　　看清楚了罪名，我不由得无奈地长叹一声。“现行反革命分子”！这罪名定得多么高明啊！以前有“反对三面红旗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有“反对大炼钢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有“反对公共食堂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文革中，除了“杀人、放火、投毒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有因为一句话而变成“恶毒攻击”了什么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也有“组织了什么集团”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此时，他们只给了我一个空泛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而没有明确宣示是犯了什么罪，这一招真高明啊！即使我那一句“恶毒攻击林副统帅”的言论最终无法落实，但将我抓进去以后，他们再找到的不管什么枝枝叶叶，就都可以往这帽子上插啊！

　　我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又听见高音喇叭里吼出了我的名字，我立即被推出了一字横排，被反扭着双臂按着脑袋独自站在前面。可能是在宣布罪状吧？我竖起了耳朵，虽然女播音员尖厉的声音震得我耳膜发颤，但除了“……攻击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一句外，硬是没再听清那连珠炮般的声音究竟说了些什么。“一打三反”领导小组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于十万群众面前将那仅有一个人检举我说过的话作为我的罪状，也真是出乎我的意料。3年之后，他们并不心甘情愿而迫于形势不得不羞羞答答地给我一纸平反证书时，还要写上“主罪不实”这几个字。当时已经是批林批孔的1974年了，如果当时落实了这项“主罪”，不会授我一个反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英雄称号吧？

　　高音喇叭里传出了女播音员愤怒的吼声：“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谢声显！”虽然台下那号称十万之众的革命群众可能绝大多数都与我一样，根本不知道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行，但却一致跟随着高音喇叭齐声高呼。那气势，真是声若巨雷，经久不息。我知道，在下面黑压压的人群中，有我的母亲。我突然想到，她望着台上挂牌揪着的儿子，满耳充盈着打倒她儿子的吼声时，是不是还能站稳身子？我吃力地抬起头，满眼是高高举起的森林般的手臂，看不见母亲在何处。她厂里的许多人都认识我，在今天，我被他们高呼打倒以后，母亲会在厂里承受什么样的目光？可能此时正在台下的弟妹和许多亲戚朋友，自这震耳欲聋的打倒声响起之后，他们便不仅是此时在台下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在从此之后，就会因为我的关系而承受着长期的政治歧视。还有我那肯定没来开会的父亲，过一会儿当他知道我被“打倒”后，会如何地着急？我真是心乱如麻。

　　对我的打倒声刚一止息，就有两个皮带上挂着手枪的警察来换下了那两个揪着我的“执勤”。迅速地将我的双手反铐在背后，然后把我拉回队列之中。高音喇叭里又点了一个名字，我右手边的那一位又被推向前去了。

　　我们这一批“从严对象”一个一个地依次经历着同样程序；单独示众——宣布罪状——念逮捕证——交给警察 ——戴上手铐。

　　站在我左边的是初67级的赤旗学生程克建，在1968年打云阳时，当时才16岁的他好像作过前敌指挥部的警通排长，一个瘦小精干的青年。他胸前的牌子上写的是“杀人犯”，据说他在云阳前线曾对他的同学们下令对俘虏开了枪。那时对在武斗中杀了一两个人的中学生都未进行刑事追究，听说他在学习班里也是气焰太过嚣张。他看到右面的人正被推上前去示众，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那边去了，便对我说了一句：“我们这一派真是输得精光！”当时我们都宁愿认为这依然是两派斗争的继续，我还豪气地鼓励他：“我们只是俘虏，不是罪犯。”

　　十几个从严对象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声中被当众从严后，大会便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胜利结束。广场上的群众有序地退场，但我们的表演任务尚未结束。警察将我们这些“从严对象”推上了用敞篷解放牌货车充当的临时囚车，让“反面教员”们在这流动舞台上进行最后的表演——游街示众。

　　每辆囚车两边各安排了两名挂着黑牌的“从严对象”，每个“对象”的两边站着两名威风凛凛的警察，驾驶室顶上煞有介事地驾着机关枪，挤满了车厢的是刺刀雪亮的士兵。游街队伍最前面是一辆装有高音喇叭的宣传车，紧随其后是两车全副武装的解放军，中间便是我们示众的流动舞台，再后面又是两车荷枪实弹的军人。这戒备森严的情景若是在《水浒传》那时代，人们会以为是防备有人来劫法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当代，谁敢来以卵击石？炫耀武力不过是为了起个杀鸡吓猴的作用。在闹闹嚷嚷的宣传车的引导下，游街的车队缓缓驶出东方红广场。

　　时间已近正午，我们在烈日高温下慢悠悠地在车上与一条条熟悉的街道，与认识或不认识父老乡亲告别。但我肯定没听到辱骂声，更未见有人扔烂菜帮子上来表示愤怒，几十年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无情打击，使人们在面对挨整的人时都表现出一种木然。虽然上面希望起到杀鸡吓猴的作用，但我认为，这种中世纪的方式在现代人身上效果并不理想。后来我得知，那天，我小学时的班主任卫老师站在一马路人行道上的人群中，多年不见的卫老师亲眼看见了当年的学生挂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黑牌站在囚车上，但她却坚信我不是个坏人，固执地对周围的许多人说：“这娃儿是我的学生，我相信他绝不会干坏事。”

　　来源: 《记忆》第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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