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海陵 泣血年华 中国读本：关于反右、劳改和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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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血年华

　　　　　　　　　　　　中国读本：关于反右、劳改和文革

　　　　　　　　　　　　　　　　·章海陵·

《泣血年华》，一册可贵的中国读本，一册难以掩卷、泪透纸背的书。作者李梧龄原为上海复旦大学教师，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幸存者。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在中共主席毛泽东的鼓励下，知识分子向执政当局提意见，五十五万受邀发言者被打成右派，沦为贱民，更有人被送去“劳动教养”或“劳动改造”，直到七十年代末才获平反。一般人以为，这段历史已有定论，成了中国人集体心灵中难以磨灭的印记。但并非如此。历史真相是可能模糊、淡化直至迷失的。君不见多少亲历者回忆当年反右运动时搜索枯肠，目光由自信变得迷离甚至悲哀？哲学家桑塔那亚说过，“凡是忘掉过去，注定要重蹈覆辙”。一个民族的惨痛教训没于忘川，是极其可怕的！

好在这个健忘的世界，总还有人拥有天生的好记性，更不乏责任心和正义感。于是，他们成为我们时代良知的座标，留下的文字则是历史纪念碑。李梧龄写下《泣血年华》就是明证。尽管健康已被长年劳改和牢狱生活严重损毁，但他支撑病体，写出个人的苦难历程，这也是国家的曲折经历，告诉后人并呼吁勿遗忘左祸，勿重蹈覆辙。

令人讶异的是，朴质无华的十五万字竟写尽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大事：“苏联热”、胡风案件、反右斗争、冤案、劳教制度、牢狱、酷刑、“自然灾害”、社教运动、“思想汇报”、文化大革命、检举信、“黑七类”、上告信、“造反宣言”、“斗私批修”、市民心态、大字报、批斗会、牛棚、干校、上海民兵、学习班、检讨书、党内斗争……时代风云由他笔端呼之欲出。追寻历史真相的过来人，可藉《泣血年华》重温岁月。对学界而言，该书的“含金量”也不可低估。

李梧龄在学生时代成绩优异，复旦大学担心他毕业时被强势部门“抢”走，提前邀聘他当教师。可是，学校也具双重性格，在五七年的春夏之交，同一个识才、惜才的复旦大学又把李梧龄打成右派。回忆如此痛彻心脾：运动后期，校方不准李教书，将其下放到图书馆抄卡片，此乃惩罚的“序幕”。校方迷惑他“你可以不接受处罚，可以离职自谋出路”。但几天后李梧龄应校长约谈，却在校园内遭到逮捕，“尾随我缓缓开著的吉普车忽地跳下两个人，一把将我推了进去。其中一人马上转身对著我，掏出一张纸念道：『……现经批准你校李梧龄送劳动教养……』李被押上了吉普车后仍夺门欲逃，他此刻才明白，政治法则即是战争法则，就是兵不厌诈，不讲恕道，绝对的“恐怖主义”。

“性格决定命运”，真是残酷的定律。在一九五七年的历史关口，李梧龄不是不知道只要采取大多数人的态度和“谋略”——假积极、扮天真或死活不开口，就能有另一种遭际，至少不会被政治毒焰烧伤。可是李梧龄不仅没这样做，而且“反其道而行之”。这可是天性使然。追溯得更远一些，五十年代初，大学生李梧龄就对不正常的政治大格格不入。譬如，复旦校方强行规定大学生课后在草地上玩抛手帕游戏，唱“我们要找一个人”的儿歌，以培养集体主义观念，大学生竟也为之“沉迷”。李梧龄看不下去，为中国知识分子逆来顺受、苟且偷生的本能感到羞耻。但李梧龄也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本能，那就是“宁可做痛苦的人，不做快乐的猪”（哲人苏格拉底语）。这本能一直到他身陷囹圄的六、七十年代也不改变：在任何场合拒唱宣扬个人迷信、哪怕响遍全国的颂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毛主席的恩情深”。

还有“苏联热”。五十年代初，中国众多知识分子丧失独立判断，大学生李梧龄却在抵抗这股“热”。校方发下的两大本政治教科书，李发现它们改写自斯大林的小册子《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一个下午便可读完。他认为，斯大林的本事不过“事后诸葛亮”骂骂人而已，十分浅薄。他讶异，课堂上教授中国革命史，居然不谈推翻满清的国民革命，却立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李追问，十月革命究竟送来了甚么？列宁承诺“废除沙皇政府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继承人斯大林可以不履行，反而迫使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接受外蒙独立和新的不平等条约。李尤其反感苏联物理教科书把世上许多伟大发明都说成是俄罗斯的成就，还有那莫名其妙的“列宁写道……”，“斯大林教导我们说……”这种不堪入目的外国个人迷信，后来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的政治生活，令民众吃尽苦头。

李梧龄的精神世界深植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者，人民的国家”一类信念。五七年夏天，复旦大学生开始对新中国的人事制度“发难”称，每人都有一个“人事袋”，装著当事人无法知晓更谈不上分辩的告密条子，严重影响当事人的前程。青年教师李梧龄则对到场的大学人事科长说，有关部门做这种黑暗、见不得人的勾当，太不应该了……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与群众应当是平等的，怎么可以管到党外人士头上来呢？反之，如果有人私下建立党员的档案，共产党又如何看待呢？所以，如真有这种性质的“人事袋”，应该烧掉！

李梧龄的发言逻辑严密，思维敏捷，言辞生动，不容驳斥。在一些吃政治饭、作风强硬的干部眼中，这类知识分子是“天敌”，必须严厉打击。校方当时三番五次邀请他参加各种“鸣放会”，并派专人动员他出席。李梧龄一再回避“盛情”邀请，甚至提出“无请柬不出席”的促狭条件，但这也难不倒动员者，对方立即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请柬。这天李梧龄甚至成功地把动员者骗上公共汽车，但又为拂了人家的“盛意”而不好意思，终于搭乘下一班车，赶去出席“鸣放会”。

在所谓的“鸣放会”上，肃杀之气笼罩全场。李梧龄遭到更加气势汹汹、蛮不讲理的挑□围攻，但他毫无惧色，奋起反击。有人追问他在“肃清反革命”时是否说过当局在“杀鸡儆猴”？李梧龄坦然承认，并进一步阐释“大家是鸡也是猴子”，更慨然表示“被拿出来杀的就是鸡，暂时没有被杀的便是活猴。鸡和活猴包括在座诸位。”此时，反右参战者何其兴高采烈，因为不用他们“循循善诱”，李已自投罗网。观战者则为李梧龄的“狂妄”惊惧不已。不管是参战还是观战，在场者都认定李梧龄毁了自己。但是，谁也没有感到李梧龄言说中透出的悲情。此后，胆小怕事的观战者“被蔑视”、“被改造”、“被监管”，一生战战兢兢，不得开心颜。而最惨的还是参战者，这些政治上追名逐利、唯恐党的“宠爱”被他人分薄的反右悍将，在九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一人逃脱红卫兵的诬陷和拷打，更有人受尽屈辱，命丧黄泉。这难道不是报应？他们围攻了李梧龄，或在李与政治恶势力苦苦周旋时袖手旁观，而李梧龄当时道出的，正是知识分子共同命运的真相：活在围剿良知的时代，你不可能有善终。

“鸣放会”成为李梧龄血泪斑斑生命史的分水岭。从此，他一生中最珍贵的二十一年光阴，在劳教制度下一尺一寸、一点一滴地被勾销了。荒谬的是，有关当局始终不承认他们是罪犯，把羁押说成是“关心和爱护”，还告诉家属，他们的亲人“在劳动，农场不远，有真山真水，风景比上海的公园还好……主要是改造思想，劳动不过是手段”。

但是，被拘者面对的是“何时能回家，或者永远不能回家”的阴郁现实（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的纪实长篇《古拉格群岛》）。你看，复旦大学哲学系余助教因为多次申请补助，被学校当局以“无理取闹”为由送去教养。余助教坚持绝食抗议，后来真地被饿死。徐姓中学生跟哥哥一道参与流氓打架，事先向派出所报告，因密报有功，“从轻发落”，送劳动教养。哥哥被判刑，三年后刑满释放回家，而弟弟仍被关在劳教农场，饿得半死，哥哥还来探望接济呢。

劳教当局有一种“逻辑”：流氓小偷固然是社会的蛀虫，但不过是蛀“社会主义墙脚”而已。而所谓的“右派”则是要将“社会主义大厦”推倒。干部得出结论，政治犯比流氓小偷坏得多！于是，他们想出利用刑事犯来管理、压制政治犯的办法，直至亲自制造恐怖。劳教干部警告右派“不要忘记你们在这里是接受改造的，要是胆敢不服管教，就把你们当肥料！”劳教人员再无想像力也明白，在这种地方是可以被随便处死的。山东作家尤凤伟的长篇小说《中国：一九五七》，也写到劳教干部“把你们当肥料”的恐吓。这一口头禅得以广泛流传，是因为毛泽东说过“毒草可以肥田”。恐怖笼罩著整个劳教农场，以至于一个干部用北方口音说“我们自己”，在劳教人员听来就像“我们尸体”一样可怕。一位原从事外国电影配音的劳教人员回忆说，他以前“配音配到纳粹军官对犹太人说话的腔调时，总要从喉咙里逼出声音来，显得凶神恶煞，恶形恶状”。而这位队长却是自然而然的腔调。

好在劳教人员终于产生了忍受恫吓的“抗体”，但饥饿却是任何“抗体”也抗拒不了的。李梧龄等劳教人员一直半饥不饱，粮食标准为三十斤，从事重体力劳动显然不够。劳教农场就在饭中掺糠、掺麸皮。李梧龄写到，中国的劳改犯在大田里抓到青蛙烤著吃，一位外号叫“老宁波”的劳教人员饿得来不及烤，把青蛙连皮生吞下肚。无独有偶，《古拉格群岛》也披露，几近饥疯的苏联劳改犯在冻土层挖到价值连城的古生物遗体，三口两口将其吞食。

六十年代初是中国“人祸大饥荒”时期，李梧龄亲眼看见劳教人员大量慢性死亡，“先是消瘦，再是浮肿，然后又消瘦，这就完了”。“和我同过小组的难友直接去医务室后就死掉的，算起来就有２７人之多。而调往病号队的就无法统计了。有一位睡在我旁边的老者，平时很能克制，被送往医务室的当天下午就去世了”。医务室的人说：『他被发现死去时，已将枕芯咬破，吃了一嘴的糠』”。

劳教人员经常从事筑路工程，肩挑人扛，劳动强度远超过田间作业，其残酷性可从管理方式上显示出来，“上面一层层压任务，到了小组里，每天不完成任务就不收工。这事实上即为一种连坐法”。有一天收工时，一位老年劳教队员累得走不动拖在后面。天很冷，风也大，夜色将临，大家吃完粥还不见老者的影踪。等到派人去找，才发现他已倒毙在工地上。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同劳教人员的小组长还口口声声地骂他磨洋工、装死。

《泣血年华》揭发了酷刑现象。在羁押李梧龄的劳教农场，“有些队长将烤烟房当作禁闭室，那里四周无通风窗户，闷热无比，捆绑起来关在里面喂蚊子，可不是好受的”。李被五花大绑过，绑得两手肿胀发麻。李揭露，在文革后，铐人的方式跟原来又不一样，这叫穿心铐，“即将两个铐圈互相穿过而使铐圈间的一个链条圈不起作用，这样一来，把人铐得两手完全不能动，再加上总是在背后上铐，吃饭、如厕都不行”。李梧龄隔壁牢房关著复旦化学系助教葛沪生，被上了穿心铐，当局令另一同监犯照管他。碰到可恶的同监犯，他们不喂饭，反而将饭朝洗脸盆里一倒，要被铐的人像猫狗一样俯身去吃，大解时更不帮助清洁。被铐者无法换衣，一铐就是几个月，铐子嵌入肉里，血肉模糊。还有一种叫扁担铐，将一条手臂从肩上弯到后背去与另一只从下面拗上去的手在背后铐起来。而最厉害的是“猪猡铐”，将犯人脑袋弯下塞在两大腿之间，把人铐成一个团子。

公平地说，李梧龄所在劳教单位的刑罚再惨烈，仍属“寻常事”。鲁迅说过：中国“虐杀异已，屠戮人民，不惨酷是不快意的”。酷刑是中国之痛，是中国之耻。中国史书上记载了大量触目惊心的个案。譬如，明朝魏忠贤当权时代，负责监察的御史杨涟惨死于官方的拷打，由家属领回溃烂的尸体，不仅胸前仍扣著致命的刑具，耳朵里还有一根横穿脑部的铁钉；负责评议的官员魏大中在狱中受刑而死，尸体生蛆之后才被拖出来。到了文化大革命，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因有不同政见便遭枪决，刑前监狱当局担心她呼喊口号，医务人员就将她的头按在砖块上切断喉头，再衬上钢管；机械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专政队鞭打致死，体无完肤，惨不忍睹。从中央专案组到红卫兵囚室，骸人听闻的酷刑比比皆是，越演越烈，就连倡导文革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出面“斥责”，也成了旷野的呼声。

暴行是否出自缺少文化、孤陋寡闻？有一次，劳教人员家属寄来的邮包中有几个卷筒手纸，干部从未见过这种柔软的手纸，异想天开以为是特务写密码的专用纸，兴师动众仔细核实。还有一次，一个场员探亲回来不久，其妻来信被他们偷拆，看到了写著“这个月ｍ、ｃ（月经）没有来。”又大惊小怪一番。他们还凭想当然，在审讯中宣称“思想有罪”，结果遭到劳教人员揶揄：“我昨晚做梦，梦中想和伊丽莎白女王谈恋爱，为甚么不送我上国际法庭呢？”

李梧龄一直在思考劳教干部的精神世界。他以法国作家雨果《悲惨世界》中的警察局长沙威为例，认为他“一旦……发现自己原来做了害人之事，当然后悔，痛不欲生”。而中国一些劳教干部从无忏悔和反省之心，只知一味替自己狡辩，甚么“在当时形势下，那样做还是对的”，“责任是当时过左的政策，我们已经纠错，所以还是光荣、伟大、正确的”。他们把责任推给时代、上级甚至最高领袖。其实，就以这种言行而论，这类干部对当局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仅有沙威的冷血，却无沙威的忠诚。

在失去自由的漫长岁月里，李梧龄一天也不承认“非法羁押”的现实，暴力无法令他屈服。他被批斗时，干部不许他昂头，将沉重的粪桶挂在他脖颈上，下令打手往下拖，李就故意从长凳上跌下来，把粪桶砸在他们身上。李被捆绑禁闭时，总是拿出暗藏的刀片，将绳子割断。在审讯中，李挨耳光，他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打人者抵赖时，李指著地上被打碎的眼镜说：“没人打，眼镜会碎吗？”在拷打成风、人人自危的日子，李梧龄尽可能保护难友。他被关在禁闭室里，听见批斗会场即将动手打人时，就把电灯开关接通。原来他预先在灯泡上放了一小块刀片，电源短路，会场漆黑，几个打手在混乱中也挨了打。

像李梧龄那样反抗的，还有农场的劳教医生孔祥瑞。干部抄检时搜到日记本，认定他“骂共产党”，于是开庭审判。那天地上积雪，孔医生穿著用被单缝制的白衣白帽，大步地走出来，抗议道，“明明是办公室怎么变成了法庭？明明就是这几个警察和侦探，却忽然凭著桌上的几块三角木牌牌变成了法官、陪审员？他们问我为甚么穿得如此，我告诉他们，我在戴孝，戴的是法律的孝，因为法律死了！”

难得也有干部向劳教人员讨教学问的“温馨”场面。六十年代初，中共对意大利共产党首领陶里亚蒂展开批判，干部把李梧龄叫去，指著报纸说：“这类文章大概也就是你这样的大学生能写、能懂了。”干部抱怨，“政治上这样说来说去，我们怎么弄得懂是非呢？你能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吗”？李梧龄说，他从来不看这种文章，也不认为其中有甚么道理。“要说修正主义，又有哪一个主义可以不修正呢？哪有一成不变的主义呢？……政治上骂来骂去不就是谁凶谁有理？我们还是省点脑筋，眼不见看心不烦为妙。”一番话竟说得干部点头称是，原来他们心头也是一片迷茫。

《泣血年华》是文化大革命的控诉书。僵化制度以往整人的“小奸小坏”，在文革中发酵成了“大奸大恶”，弄得中国冤狱遍地。李梧龄难以忘怀的是，同济大学校医王祖德被定为“漏网右派”，造反派学生把他关了起来，批斗、毒打八个多月之久。最残忍的是将王的父亲抓来，关在对面的牢房里，让王听父亲被拷打的惨叫声。王医生终于屈打成招，判刑十二年。他的在上海师范学院读书的小妹也受牵连，不堪凌辱，在校门口撞车而亡，父母亲先后悬梁自尽，妻子被逼与他离异。

李梧龄家人文革中更饱受欺凌。妻子被小学生追逐殴打，黄砂、污物整簸箕的朝她头上身上倾倒，她东躲西藏，深夜才敢回家。小学生上李家抄家，见好玩的、好吃的，样样都拿。李的长兄少年时患类风湿病，仅颈椎关节可以动，长年卧床不起，小红卫兵连他也不放过，将旧皮鞋往他脸上戳，说这是阿飞皮鞋。他们还用皮带抽他，拿条帚扫他的脸。整个虐待过程，就在中风瘫在床上的李母面前展示，李父被人拦在窗前，敢怒不敢言。李兄绝食抗议，悲惨死去。李梧龄的岳父亦被无理批斗，服毒自尽，幸而被救起。

李梧龄本人则在探亲期间被上海民兵抓进“集中营”，即原来的苏联驻沪领事馆内。当然，仍是劳教当局在暗中操控。被拘者每天须背诵毛泽东的三篇小文章，背完了立正，由一个带白手套的汉子□耳光。走廊时时传来惨叫声，女号里的尖声叫喊尤其可怕。上海民兵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乱抓人，有的少女仅因为坐在男友自行车后座上，就被抓来当作流氓阿飞乱打一通，“打手尽往女性身体的敏感部位打，巴不得扯破人家衣服窥视一番”。民兵还莫明其妙地侮辱回农场的女场员，把她们“拉下车来，头发三下五除二被剪得乱七八糟，两人大声痛哭，一路上两人更是哭得泪人儿一般”。凡此种种，全是流氓为满足淫虐心态而干出的无耻勾当。

“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文化大革命，扭曲了部分中国女子的心灵。《泣血年华》书中，有对李梧龄家属突然翻脸、划清界线的女教师，有趁人之危企图侵占李家住房的女邻居。最骇人听闻的是，上海民兵“集中营”的主审官，是罕见的冷血女人，频繁下令用竹板抽打男性被拘者的臀部，其残暴性格跟文革初期嗜血的北京女红卫兵如出一辙。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中，似乎也仅有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最一个乌兑格人》中出现过一个酷爱观看男性受刑的变态女子，但人家是“白匪”家属。上海民兵的女主审官和北京女红卫兵，算是哪个阶级呢？

但是，政治运动和文革也令中国优秀女性的心灵大放异彩。李梧龄所在监狱礼堂后院有一个亭子，北京大学女生、右派林昭就在此被处决。当时她已瘦得皮包骨头，但仍然很勇敢。林昭劳教时曾向北大校长发出“戳心戳肺”的责问：“当年蔡元培先生任校长，慨然向北洋政府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呢？”

复旦大学女生、“大右派”王造时的女儿王海容（非文革红人王海容），有人逼她在大会上检举自己的父亲，她佯装同意，但上台后却说：“我的父亲，他，他……他是很伟大的。”全场哗然。在以后的批斗会上，她带英文小说去看，宣称：“你们的话我爱听就听，听不进就不听”。王海容同学英年早逝，其父也于文革监狱中去世。李梧龄十分佩服王海容，“我写回忆至此，忍不住停笔唏嘘。”。

李梧龄的妻子是在未婚夫打成右派后跟他结婚的，上司惊异地问：“甚么？你怎能和他结婚？”她理直气壮回答：“右派也是人，又不是鬼，为甚么就不能结婚？”因为婚姻，她忍受了二十多年减薪和降为校工的不公待遇。复旦女生赵丽珠敬重老师李梧龄的人品学问，尽管遭校方勒令退学，仍陪同李的妻子和婶娘一同前往劳改收容站探望老师，“半小时左右的接见很快就过去了，警笛一声声地催促著，大家都依依不舍。我狠了狠心，说了声『你们放心』，掉转身大踏步地往回走。走了几步，赵同学追了上来，欲言又止，随手将身上的一枝金星钢笔送给我”。这种无价的亲情之爱、师生之爱，在那些铁石心肠的酷吏、胁肩谄笑者、为虎作伥者的人生中，可曾出现过一次？

文革，中国血腥而耻辱的一页终于翻了过去。许多人庆幸劫后余生，一些人的“心灵拷问”却登场了。中共承认文革和五七年反右是重大的极左错误，冤案制造者坐立不安，想当年他们出击右派唯恐下手不够狠，犹如“一个扒手没有偷到皮夹会比失去皮夹还要难过”！他们现在成了校领导人，恭维李梧龄业务上是“是一员大将”，又忙不迭地把当年的错误推给了毛泽东，称给李梧龄戴右派帽子是他老人家的“钦赐”，李大度但有原则地表示：“这怎么可能呢？我不怪你，但也决不信这是毛泽东指定的。”

更难堪的可能是劳教干部了。他们与李梧龄之间的所有恩怨和争论，都由历史作了结论。李梧龄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后，前后有五所大学到劳改局来调他的档案，但被复旦大学抢了先。他仍然是“有用之材”，上海科技大学问他如果到了该校，有何打算。李说：“如有机会再执教，我想将所有理论物理的课程全部教一遍再说。”负责人对他说：“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雄心壮志，现在已没有人能承担所有的课程了。”对此，劳教干部有何感想？享有此殊荣的人被他们虐待了二十一年，他们可愿意夸耀这一“德行”？

当然，这首先是制度之错。但劳教干部不可能不知道，未经审判而羁押公民，严重违背了《世界人权宣言》中“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条款。至于“酷刑是对个人权利和尊严的可耻而邪恶的践踏，是违反人类本性的罪孽（见美国学者伊恩斯《人类酷刑史》）”早就成为中国普通人的常识，文革中唱得响彻云霄的革命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不也有“不许虐待俘虏”的规定？可是这一切全被知法犯法的执法者践踏乾净了。不过，经过文化大革命，劳教制度在中国的舆论界和公众心目中终于成了“可耻”、“非法”的代名词。北京如今每年召开人大政协会议，都有代表大声疾呼要求废除这一制度。不知呼吁者中可有劳教局的代表？说起来，他们也算“亲历者”，深知其中的残酷与荒谬。

李梧龄吃尽政治的苦头，却始终坚持个人的政治操守。中国的“民主党派”谙熟境遇改善之道，“九三学社”出于好意邀请李梧龄加入，李凛然表明：“你们的党在党章上写明了拥护共产党，那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我若要加入你们这个儿子党，何不直接加入你们的老子党呢。”事实上，当年把李打成右派的复旦大学领导人也明确表示愿意介绍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但被他挖苦地“婉拒”了。

李梧龄对极左政治坚守原则，对其他事物也一样。九十年代初，中国各种迷信活动风靡一时，“神医”藉一点芒硝包医百病，“大师”以小饼乾、痱子粉、雪花膏和小红纸字符治病……即使在上海，动物园也出售虎尿、虎粪供人作为神药。而堂堂大学出版社为赚钱，出版疏漏百出、荒唐谬误、不堪卒读的“气功”读物。李梧龄以极其讽刺的笔触描写“气功”大师如何作“带功报告”：一位不过三十多岁的中年人士，拖长声音叫道：“各位首长，各位领导，各位大师，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海外侨胞”“……下面的听众此起彼伏，纷纷响应，面露幸福的微笑，似乎闻到了异味仙香，进入长生不老境界”。需要指出的是，李梧龄是九十年代初“气功热”的氛围中，以科学工作者的“良心”抵制气功、神医的，跟当前北京取缔法轮功的运动毫无关系，而之前不知多少高级干部、马列教授沉迷在反科学的这“热”那“热”之中呢！

李梧龄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可以想像，他的“存在”，令周围许多人不自在。不自在，是因为在“人性和尊严”的领域内，他是真正的成功人士。在全国人民噤若寒蝉的恐怖年代，他尝试能否凭藉常人的精神力量捍卫自由、人格和尊严，他赢了。请略略回顾，李梧龄一次次从劳教农场逃跑，理直气壮，绝无犯罪感。上海民兵绑架李梧龄，把他押上卡车，他却偷眼观看民兵的表情，他们权充钢盔的藤帽“在我看来却是废纸篓”。身为劳教人员的李梧龄还给劳教干部“上课”，批驳“党的驯服工具”论，称“驯”字的偏旁是马，可见“驯服”一词绝不是用在人身上的，何况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难道主人是工具？

李梧龄这位有才之士的特点是，对谬误之说、浅薄之论“咄咄逼人”，但又极具悲悯情怀。你看，逃亡途中，遇到逆水行舟的航程，李梧龄会上岸跟船娘一同背纤。李梧龄的长兄文革中被上海小红卫兵虐待至死，他每想起这一惨剧，总不禁捶胸恸哭。可是，小红卫兵几年后上山下乡，车站上“车厢一开动……有的哭喊、有的沉闷、有的借酒浇愁……乱作一团”。李梧龄称，即便在哭喊者中间认出了殴打长兄的孩子，见他们遭此下场，也不忍心追究了。

不用说，这个世界不可能多亏有了李梧龄等人才存在，但确实因为有他们，这些在磨难中绝不降志的有才之士，一副副铮铮铁骨，一颗颗悲悯心灵，我们这个世界才丰富、才有意义、才有希望。

□　香港《亚洲周刊》

http://www.cnd.org/HXWZExpress/02/05/020505-3.g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