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增春远路·心程·1967

Gowest · 发表于 2023-1-29 01:10:16

远路·心程·1967

李增春

时光荏苒，岁月沧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响应毛主席号召，在文革中上山下乡，献出一代青春的“老知青”们，如今都已人到老年或将近老年了。今年，他们纷纷在各地纪念“上山下乡运动40周年”。“纪如烟往事，念如火青春”，是这一代人共有的“知青情结”。在这种情结中，既有对蹉跎青春的哀挽，也有对理想激情的叹恋；既有对历史遭际的反思，也有对相濡情谊的感念。在喧嚣的红尘中，他们沉静地审视历史，关注现实，寄望未来；在“和谐社会”与“民主建设”的旗纛下，他们以“过来人”的身份积极行动，执着守望，热情召唤着温暖光明的新时代。

笔者即是这千百万人知青队伍中的一员。人生苦短，“白驹过隙”处，蓦然回首，已过了如许多的似水流年。人生的“档案”中会留下各种“履历”和“身份”，而我辈的“共同履历”、“共同身份”，第一是“学生”，第二便是“知青”，然后才是分道扬镳的五行八作，各随其缘。由学生到知青，由城市而农村，这是我们青少年时代脱皮蜕变，颠沛跋徙的轨迹和印鉴。这段经历既使我们受害不轻，也使我们受益匪浅。不管你情愿不情愿，也不管你如何怨嗟感叹，既然我们最宝贵的一段青春岁月都交付给了知青生涯，我们和它之间就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血肉关联。因此，在这重大的纪念“节点”上，回顾、缅怀、总结一下，既是情理当然，也是责任所在——记录还原历史真实的责任，理应由我们自己首先担当。基于此，乃有此文，算是纪念，也算是履责吧！

（一）浩荡大军，自有先锋

众所周知，1968年12月22日，这天的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文中首次引用了毛主席的一段批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最高指示”掷地有声，字字千钧，尤其其中的“来一个动员”，具有“泰山压顶”的效果。自此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高潮，直至1980年才宣告结束。这一“最高指示”的发表，无疑是文革中上山下乡运动的“号角”和“标志”。但需要注意的是：早在该 “最高指示”发表前的数月甚至一年多时间里，全国各地已陆续有数百万城市知青，被有组织、有计划地安置到广大农村中去“大有作为”了。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先有上山下乡，才有“最高指示”；“最高指示”是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指引方向的号召书和动员令。而关于文革中上山下乡运动“六八年起始”的看法，则是以毛泽东发表上述“最高指示”的宏大政治背景为基础，以蔚成规模的运动事件为依据提出的。它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非绝对的合理性。文革中上山下乡的初始事件、真正发端，其实是在1967年。

长期以来少为人知、近年来逐渐扩播于众的事实是：早在1967年的10月到12月期间，至少在首都北京，已先后有4批达数千人的知青，分赴内蒙古牧区和北大荒垦区落户扎根了。最早的“始作俑者”，是以北京25中66届高中生曲折（时为北京中学红代会干部）为首的10人，他们率先倡议上山下乡并身体力行，在当时北京革委会的支持下，于当年10月9日在天安门宣誓出发，乘坐汽车，经过5天行程，到达目的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插队落户，成为文革中上山下乡运动的“开路先锋”。此后11月16日，又有一批多达数百人的北京知青（其带头人是笔者的同班同学、北京师大附中高三②班何方方），分乘汽车奔赴内蒙锡盟东、西乌旗插队落户。数天后，11月20日，一个专列火车又满载着来自北京数十所中学的上千名初、高中生，开往比内蒙更远的边疆——东北农垦总局（翌年组建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所辖黑龙江省密山、虎林沿线的十数个农场和农机厂扎根落户。到了12月，另一专列又载着上千名北京知青，抵达上述北大荒垦区。以上是笔者掌握的情况，有无遗漏或出入，还期待知情者指正。总之，三个月中紧锣密鼓，一环扣一环，人数由十而百而千；由汽车而火车，由内蒙草原到三江平原；天安门前宣誓出发，声势浩大，锣鼓喧天；报纸、广播突出报道，领导接见，“上边”的意图、中央的决心已透过事件显现。无论从人数规模、社会影响和榜样力量来看，发生于1967年第四季度的上述事件都不可小觑，它无疑是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先声和序曲，是当之无愧的开端。

笔者就是11月20日赴北大荒垦区千名知青的一员。我的母校师大附中位于宣武区界内，我们34名校友（从初一到高三各个年级都有）同宣武区另外12所学校的学友，总共165人一起，被分配到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的东北农垦总局迎春机械厂，短则几年，多则十几年（个别人甚至几十年至今），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知青岁月。

（二）秋风秋雨，赤子将行

那是在1967年的深秋，大约10月中下旬吧，“停课闹革命”已一年多的校园里，寂寥冷清，了无生机：校领导被打成“黑帮”靠边站；老师们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压得喘不过气；同学之间虽已停止派性争斗，但是裂痕深深，“逍遥”的兀自“逍遥”，“热血”的也已意冷心灰。虽然当时对伟大领袖忠诚依旧，但是，“文革向何处去”、“我们向何处去”，已经成了许多人心中困惑的问题。无学可上，无书可读，“狂欢”已过，路在哪里？

这时，传来一个令人兴奋的富有挑战性的消息：“内蒙牧区和东北垦区都来北京招人啦！”——说到内蒙牧区，前文讲到的“开路先锋”曲折等10人，当时刚刚到达那里。据刘小萌所著《中国知青口述史》中曲折本人亲述，他们10月9日从北京出发，10日就被时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陈伯达获知此事，11日就在《人民日报》头版登出了消息。曲折说：“这一广播、一登报，影响就大了……中央明确表态支持。所以，很快就有了第二批，他们的方向有两个，一是东北，一是内蒙古。”时隔30多年后，曲折所说的这番话，几笔勾出了当时事件的基本脉络。而当时的我们，广播、登报是知道的，也一起议论过曲折他们的事；但是当上述消息传来时，似乎没有人立即有意识地把它同曲折等人的行动助推中央的决心联系起来。归其原因，一是少年幼稚，缺乏政治经验；二是事态进展太快，还来不及形成概念。我们只知道：文革前毛主席指引过、先行者实践过、我们向往并表态过（笔者就曾在班会上郑重表示，要在毕业后“走董加耕的道路”）的“上山下乡，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如今已在我们面前敞开了。迈过去就是向毛主席“献忠心”，迈过去就是履行自己的诺言，迈过去就是一片新天地，迈过去就是“继续革命”的新开端。于是，“志同道合”的同学（那时因为停课搞运动，打乱了班级界限）都聚在一起议论此事，互通消息，很快就产生为数不多的一批下定决心者，相邀一起报了名。

一个内蒙，一个东北，去哪里呢？现在想来，作这个抉择也是比较随意的，大都不是出于挑肥拣瘦的考虑，而是一看同伴，二随兴趣。最近，笔者就此事专门问过几位同去者，有的说，当时和报名内蒙的一些人关系生疏或不合，所以弃内蒙而选东北；有的说，北大荒机械化作业，开着拖拉机很神气；有的则觉得去牧区生活会不习惯，东北虽冷但习惯相近，所以选了后者。比较理性早熟的也有，主选东北是考虑到“那里发工资而不是拿工分”，这在当时平民家庭普遍贫穷的情况下也不足为怪。但家庭困难的人当时何止千万，肯于离京、离家去吃苦的毕竟是少数，有此勇气者也仍然是“听毛主席的话”在先，个人考虑在后，这是毋庸置疑的。根据笔者的观察和了解，当时决心上山下乡的这一批人，大体出于三种情况：一是政治热情高、“思想成熟”型的，文革前就已有“上山下乡，同工农相结合”的想法，现在觉得到了拿出实际行动的时候了。这些人以高中生居多。二是单纯天真、“激情浪漫”型的，厌烦了经过“破四旧”、“大串联”之后的涣散和无聊，想打开生活的“新篇章”，开辟一片“新天地”。这些人以初中生居多。三是身处逆境、“发愤图强”型的，有的生来就是“黑五类”，再要求进步也是低人一等；有的本来“根红苗正”，运动一来骤然变“黑”；有的甚至横遭劫难，家庭支离破碎，生活难以为继。“远走高飞”才能走出逆境，“掏出红心”才能证明自己，所以痛下决心，毫不犹豫。这三者也不是截然分开的，在特定的人身上也可能兼而有之，拿笔者本人来说，差不多就是第一和第三种的“混合型”。总之，和其后几年多达上千万的下乡知青相比，1967年“走”的这一批，大多还是更富冲劲、闯劲，更具有“敢下地狱”精神的；因此，在现在看来是至关重要的、脱胎换骨般的“人生第一步”，他们当时却从“效忠”、“守信”和“求新”出发，举重若轻地决定下来，迈出去了。这究竟是“冒失”还是“勇敢”，是“虔诚”还是“愚昧”?作为当事人之一，笔者至今无法作答。只是，笔者曾作诗将我们这些特别的少男少女，比作“胡髭初长的堂吉诃德”和“头梳短辫的圣女贞德”，我想这可以作为一种回答吧！

就这样，我所在的师大附中，最后有34人报名去东北农垦总局（即俗称“北大荒”的广大地方）并获得批准。最初报名时，并不知道去哪个具体单位，待基本确定下来时，才从“小道消息”得知：我们宣武区13所中学的165人，是去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迎春镇的农垦总局机械厂。就如前边所说“内蒙还是东北”的态度一样，听到这个消息也没有特别的感觉，很少有为了工厂条件相对好些而庆幸的，只是交谈中觉得所学文化可能更有用武之地。

前不久，笔者给现在定居石家庄、当年来接我们的老领导高洁同志打电话，在问候的同时，向他询问了当年他们一行来京接收我们的具体情况。说来也怪，当时只记得自己闻讯报名，填表申请，启程出发，至于这一切怎么发生的，按现在说是事情“运作”的过程，却是懵懵懂懂，想都没有想过。据老厂长高洁说：他们大约是在10月中旬接到总局通知，说是北京方面将有一批学生来北大荒安置就业，给厂里的指标大约是160人，让他们赶紧安排去北京接人。接收地点是在宣武区。紧急研究过后，就由时任副厂长的他率领另外3名干部出发了。到北京安顿下来就去找宣武区政府（确切说当时是“区革委会”）联系，而对方早已知道并已作安排，当即介绍他们到13所中学（计有：师大附中,外语附中，十四中，十五中，四十三中，六十三中，六十八中，七十中，九十五中，女五中，女七中，和平门中学，育才学校）接洽此事。这就和前文所述我们闻知消息并酝酿报名的事衔接起来了。由此可知：中央确实是在此时下了决心，并着手部署上山下乡运动。而近年解密的有关红头文件，反映出当时首都北京及各大城市主管当局对大批学生滞留城市，既无学可上、又无业可就的状况的担忧，而他们的建议则是向外疏散人口，其出口当然是广大农村和边疆。至于说“伟大领袖出于政治考虑”，从他的“最高指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但背后的经济社会压力也是不言而喻的。总之，政治考虑加上经济考虑，同被叫作“红卫兵”、“学生”、“知青”的我们的热情与困惑相结合，造就了文革中上山下乡运动的“重大战略部署”，并推演出一幕幕足以决定千百万年轻人命运走向的真实故事。

耐人寻味的是老厂长说的下列一番话：

——“当时我们确定的原则是‘五同意’：‘本人同意，老师同意，学校同意，家长同意，厂方同意’。班主任老师，军管代表，都征求了意见，在一些学校开了情况介绍会。特别是家长，把人家孩子领走了，走那么远哪能不跟人说一声？走访了很多家长，介绍情况，征求意见，确实同意了才算数。”

这是和1968年以后日趋强化的硬性“动员”有所不同的。基本上还是纯朴的“老八路”式的“做群众工作”的路数，其中不乏“将心比心”的应有的“人情味”。这既是由于他们本身的朴质和善良使然，也是由于当时还仅仅是开端。当铺天盖地的运动高潮席卷而来时，“最高指示”所要求的“说服”和“动员”，在基层就变成了“要求”与“强制”，那是此后的事了。当然，这与我们这批“先行者”的自愿也有很大关系，既然本人坚决，家长大多也拦不住。在“政治立场”的大帽子下边，个人都是渺小而谦卑的。

——“刚来北京时心里没底，觉得北京的‘红卫兵’可能不好管理。接触以后看法改变了，都很有热情有朝气，决心很大，一些人素质还很高。所以招收工作很顺利，最后还多要了几个。”

曾几何时，1966年文革初起时，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少数“红卫兵”，竟然成了人们对自愿或不自愿在校“闹革命”的“老三届”的笼统称呼；而且由于六六年的血腥夏季的恐怖印象，这一称呼似乎并不那么入耳，并不那么正面。其实各校的极端狂热分子都是少数，而且据我了解，在1967年的上山下乡事件中，少有这些人的身影。我们宣武区十三校的165人，大多堪称“热血青年”，一些人在校时可能也干过错事，但对“走和工农相合的道路”的态度是真诚的，真正还想换个地方再“造反”生事的人几乎没有。即使曾经有此想法的人，其狂妄态度也在下到边疆基层以后，很快被艰苦劳动的现实环境逐渐化解了。任何时代的青年人都自有其可爱之处，老厂长们由担心、怀疑到高兴、满意，是我们这些北京中学生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以后的事实也证明，我们是不负他们和北大荒老职工的欣赏与信任的。

另据一位同伴回忆，与老厂长同来的厂中层干部王海庭，在学校为此召开的家长会上介绍情况时，不像现在那样“报喜不报忧”，浮夸、“忽悠”，把人“煽晕”了拉倒，而是实事求是细述厂情，甚至还特意把艰苦条件突出渲染出来：“干打垒”的土坯房，连阴雨天气屋顶常常漏，这叫“哭天抹泪儿”；日久天长墙面沉陷倾斜，要用木杆子支撑，这叫“柱拐棍儿”；寒冬腊月零下三四十度天气，北风呼啸也得上外面上厕所，“茅楼”底下的粪坨冻得梆梆硬，越积越高，这叫“冰糖葫芦儿”。这使人想起大庆“王铁人”们艰苦奋斗、乐观豪迈的精神；实际上，当时“北大荒人”乃至全国各地的共和国建设者们，都共同拥有这种精神。而当时的同学和家长们，没听说有谁被这种艰苦环境的介绍吓退的，反倒激发了挑战困难的决心和信心。

以上情况说明了，当时固然是出于“国家意志”，出于既定的“战略部署”，但是对于热血沸腾的“有志青年”来说，却是出于“正义的冲动”和自愿，觉得自己是自主的，积极的，有为的。当时的知青安置工作刚刚起步，确实既无“压制”也无“劝诱”，我们既不是被“逼”去的，也不是被“哄”去的。和我们同一专列的北京其它学校的上千人，情况也完全一样。

（三）千里赴北疆，风雪唱大荒

于是，严冬时节，我们集合。像曲折他们那样在天安门前宣誓，如将士出征一样的仪式，此后深深铭刻在心。一位同伴至今保存着当时手抄的誓词，后边还清楚地盖着她本人的名章。“我们决心脱下学生装，换上粗布衣，甘当小学生，一辈子向工农兵学习，一辈子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们要让千里冰原长满茂盛的庄稼，把祖国北大荒建设成强大的反修基地，要让北大荒的天空响彻毛泽东思想的凯歌。”一方面有“甘当小学生”、“脱胎换骨”的谦恭，一方面有“改天换地”的豪迈，这就是一代“毛泽东的孩子们”的真实写照。

1967年11月20日，这个在别人看来普普通通的一天，在我们一千多名踏上当日专列、奔赴北大荒垦区的昔日北京中学生心中，却是永生难忘的日子。一早，我们背起简陋的行装，在家人含泪目送下，离开分布在京城大街小巷的家门，到达北京火车站集合。站台上熙熙攘攘，满是“欢送”的师长和亲友。记得一位年迈的语文老师，执意夺过笔者手中的提包，送我到车前，自始至终一句话不说，眼中却饱含着对“得意门生”远行的痛惜和眷念。一位夫妇双双被打成“黑帮”、本人被剃成“尼姑头”担煤劳改、未上学的幼子因无人照顾而触电夭亡的我校女领导干部，站在车窗下热泪滚滚，握住我们的手久久不愿放开。而“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我们，很少有人愁容满面，有的人还笑着、叫着，为几天几夜的铁路旅程感到刺激，为即将开始的全新而陌生的生活感到新奇。当然也不乏“率先响应号召”的光荣与自豪。这近乎怪诞的“黑色幽默”，当时就这样活生生地上演了。现在想想，一个专列是那么好安排的吗？没有相当的“尚方宝剑”，这样大的“动作”可能发生吗？所以我说：自以为是“始作俑者”，实际是“始被作俑者”；自以为是“主沉浮”，实际是像葫芦一样被动地沉浮。这是现在“跳出来”后的认识和感受。

接近中午时分，列车开动了。挥别亲友师长，才有几分酸楚和惆怅涌上心头。但也只是一时而已，并没有“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的感觉。那时铁路运输远没有现在快捷，再加上是专列，一路上会车、让车，到我们下车时，全程竟已有三天两夜。一路上，车厢里热闹非常，说的、笑的、唱的、跳的都有，晚间也有兴奋不眠的。说起唱的、跳的，记得除我们自己外，还有好几拨别的车厢的外区、外校同学过来表演，对于从小接受艺术熏陶、文革中又得以大展才华的许多人来说，这是乐意为之的拿手好戏。其中西城区华侨学校创作并当场教唱的歌曲《毛主席的儿女志在四方》，词曲俱佳，颇受欢迎，至今我们还传诵不忘。这样一来，无形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虽互不相识，但亲近感油然而生。现在回想起来，一个个少男少女是那么鲜活，那么可爱，那么天真无邪，那么生气勃勃。有道是“百年修得同船渡”，我们一起同车远渡三千里的“童男童女”们，大家真的是缘分不浅了。说到“童男童女”，不知是有意还是凑巧，我们去迎春机械厂的165人，是男82人，女83人，基本相当。这次没问老厂长是否有意安排。我想，如果是在孤岛上，大家就都会“终成眷属”了。但是实际上，这些人中自成眷属的约有30多对，其余都“委身”于外单位、外地和当地青年了，个别人后来还远嫁海外。这也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吧！

列车经天津、唐山，出山海关，一路北行，越走越旷，越走越冷，过沈阳越长春，进入辽阔的北疆大省——黑龙江省。到哈尔滨是次日夜间，停车发放狗皮棉帽，一律式样，不分男女，戴在头上互相看着，谈不上神气，却觉得有趣，觉得和闯关东的“老乡”一下子缩短了距离。又一个白天到来了，此时车已经掉头向东，穿越白雪皑皑的重重山岭，渐渐驶入冰封雪盖的三江平原。过了鸡西之后，陆续有一批批的人在沿途下车。他们的去向是沿密山、虎林二县周边的农场，这些农场都以10年前开发北大荒的十万转业官兵原属部队番号命名，都是“八五”后边再加一位数字；1968年6月以后，改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各团。一节节车厢空了，心也随之空旷起来。此时才切近地感到：北京，家乡，已属于遥远的昨天；青春友爱的旅程也快结束了，陌生而严肃的新生活行将开始了。

北国冬日，昼短夜长，下午四五点钟已完全天黑。此刻又值大雪天气，天幕更是黑得浓重。而车窗外的大地则是冰雪覆盖，在夜幕下显现神秘闪烁的银白色。车到虎林又卸下一批人后，只剩下我们这165人，驶向我们的目的地：距这条铁路终端也就是国境线只差几十里路的小镇——迎春。

到了，到了。如忠实的骆驼一样驮着我们跋涉了三天两夜的列车，喘着粗气，停在迎春镇的南郊，卸下我们，结束了它此行的光荣使命。到了，到了，一路亢奋而疲倦的我们，背负行李，跳下车来，活动活动酸痛麻痹的双腿和腰肢，整好队伍，一头扎进了寒冷的空气、茫茫的雪原之中。远处工厂烟囱的轮廓依稀可见；荒原上偶见灯火点点；越响越近的锣鼓声和口号声伴随风声传入耳鼓，那是工厂的职工和家属顶风冒雪，在这严冬的夜晚列队守候、欢迎我们来了。一场青春和生命的洗礼就此开始了。有诗为证：

白雪皑皑，深可没膝；

朔风凛冽，屏住呼吸。

漆黑的冬夜，

遥远的边陲，

铁路的末端，

小镇的一隅。

八十二个男孩，

八十三名少女，

一起踏上这冰封大地，

一同接受了风雪洗礼。

朴实善良的父老乡亲，

守候盼望我们的到来；

艰苦单纯的劳动生活，

把一切狂热幻想荡涤。

大工业的气魄与秩序，

大农业的豪放与艰巨，

大工匠的质朴与精干，

大自然的雄浑与壮丽，

鼓鼓荡荡入胸怀，

点点滴滴沁心底。

一天天

“骄子”的身份让位于

“普通劳动者”；

一日日

习惯了用劳作的脚步

亲吻母亲大地。

因为亲近了工农，

从此褪掉了“骄”“娇”二气；

因为亲近了劳动，

从此铸就了勇敢和坚毅；

因为亲近了自然，

从此领略了天高地广山青水绿；

因为亲近了彼此，

从此结下了知青情缘

永生不渝……

（四）后来的故事

这是一座由中国的“农垦司令”王震亲自选址的农业机械厂，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日本占领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天津的军用汽车修理厂，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和解放后先随军南下武汉、又北上哈尔滨、再迁本溪、后归沈阳的东北军区汽车修配厂。它的人员籍贯覆盖五湖四海，“老天津”、“老沈阳”之外，后加入的转业官兵来自天南海北，加上山东支边青年和后来的城市知识青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几乎无所不包。它拥有从老红军到老八路的朴实勤勉的一批干部，一批堪称“大工匠”的技艺精良的工人骨干，和身怀才艺而遭“政治放逐”的一批业务、技术人员。它于1959年迁到北大荒后，就落地生根在虎林县迎春镇南郊的这片土地上，一千多名职工和两三千名家属在这里修养生息，牺牲奉献。小到螺丝钉，大到活塞、齿轮，直至拖车、吉普车，他们都能生产，满足垦区的农机需要，同时还耕耘着万亩农田。当文革灾难来临时，它在遥远的边陲也不能幸免；而当十年浩劫结束，改革开放春风几度后，曾经焕发生机、似要大展宏图的它，却同千千万万老国企一样，由安转危，竟告破产……当165名北京知青加入迎春机械厂的“大家庭”时，在接受“再教育”的同时，也着实给这里带来了朝气，平添了生机。后来的《厂史》中评价说：这些青年“作风正派，生活朴素，品学兼优，待人有礼”。虽然最初也卷入“斗批改”的混乱斗争，但没有谁放弃生产，放弃学习；虽然曾有人舞起“杀威棒”抡向知青，也没有阻住我们尊师爱厂、维护正义。劳动生产、技术革新、宣传文体、文化教育，到处有我们热情的身影；“三线”建厂、开荒夜战、雨涝麦收、扑灭荒火，到处有我们奋勇的身躯。昏黑的冬夜，我们上工去，踏雪前行的人群中，有着我和你；乍暖的春日，我们踏青去，河边欢笑的人群中，有着我和你；短暂的夏季，我们进山去，亭亭的红松与白桦，伴着我和你；清冷秋色里，送你回家去，隆隆远逝的火车，分开我和你……虽说时代浩劫身不由己，我们同甘共苦风雨相依；因为头顶青天脚踏大地，所以相信未来相信自己！

当浩劫过去，梦醒时分，命运操弄的青春大迁徙，使北去的候鸟又纷纷南归。曾经熟悉的城市，一时显得那样疏离；心中未泯的激情，被琐屑的现实排拒。暮春年华重又开始零的起步，多少人曾经为此身心俱疲！但是，知青生涯给了我们丰厚底蕴，不怕艰难困苦，我们敢同命运搏击。“扫地也要扫得比别人好”，这就是我们另类的豪言壮语。拖家带口，我们在人生旅途上奔波；栉风沐雨，我们在七十二行中努力。有的人成了优秀分子、社会中坚，有的人却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有的人赢得了可观的财富或荣誉，有的人收获了许多困苦和委屈。但是，我们曾经共有的“籍贯”是“北大荒”，我们曾经共通的“血缘”是“黑土地”，虽然我们失去的太多太多，但是我们毕竟在那段岁月中，收获了弥足珍贵的人生历练和人格培养，收获了弥足珍贵的相互理解和真挚友谊。既然当年我们手拉着手，一起走出“冬季”；如今，我们纵使海角天涯，彼此也不会忘记！

刚刚过去的2007年的晚秋，我们迎来了“响应毛主席号召，一起奔赴北大荒”40周年的日子。“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我们亲切相聚，欢乐团圆，笑语声声，泪花闪闪，知心话儿说不完。青春岁月虽然一去不复返，浪漫激情却依然跳动在心间。任凭沧海横流、风云变幻，回首往事虽感慨万千，却无悔无怨。前来参加聚会的，除了在京的100多名北京知青外，还有从美国、加拿大、日本、香港和全国十多个省市地区专程赶回的当年伙伴，以及当年同厂的上海知青和各地知青战友们；有当年的老领导和老职工，还有来自各地的厂职工子弟们。300多人参加、历时一整天的盛会，把拥有40多年历史、数千职工家属的迎春机械厂的“遗民”，又汇集到一起。在“牵手金秋相携永远”的会标两侧，一副对联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江山易改，容颜易改，真情不改”；“青春不在，工厂不在，友谊常在”——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景，这是我们永远的约定。亲爱的朋友，曾记否：

——40年前秋风秋雨中，我们赤子将行，热血涌胸膛；40年前冰雪严寒中，我们慷慨悲歌，千里赴大荒。我们曾经经寒历暑，青春一起流浪；我们曾经同甘共苦，阅尽云水苍茫。高高的白桦林，刻下我多少浪漫和梦想；茫茫的大草甸，见证我多少困惑与希望！俱往矣，逝者如斯；不思量，自难遗忘。功与过，谁与评说？恩和怨，何须计量！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是我们注定的宿命；用力扛起命运的闸门，我们呼唤生命的曙光。如今，我们已在坚韧中渐近老年；可是，我们的心灵仍在为理想守望。不介意别人怎样评价，我们的自我评价磊磊落落；不在乎命运公正与否，我们的人生态度坦坦荡荡。我们既能闲看庭前花开花落，也可以勇对人生的惊涛骇浪。世界总会更好，希望永在前方，为了友谊和梦想，让我们满怀虔诚，点燃缕缕心香……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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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增春 远路·心程·1967

李增春远路·心程·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