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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平生:在高寒山区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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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19 11:38: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boyaozhang 于 2023-1-19 11:42 编辑

在高寒山区社教.上篇

作者:任平生
来源:私人史

1.去社教

  1964年,全国各地开始社教了。社教,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国家的头等大事。进了1966年,开学了我们却没上课,要去社教了。这是我第二次走出大学校门,去的是甘肃农村,要做的是压根儿没作过的社教工作,人还没去呢,心先提了起来。

  我的大学生活色彩意外地多。我只想读书,但身不由己,无可奈何。

  第一次走出象牙宝塔是在1965年春。大学在我们系选调了一些男生下连当兵,在青铜峡21军62师185团。一个半月时间,我们和战士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训练在一起,开会在一起,眼界大开。可惜团里没给我们发军装,走到哪儿都是一片绿里夹着几点蓝几点灰,刺眼。

  走队列、刺杀、扔手榴弹……一系列训练是不用说的了,一个也不少。没想到还安排我们参加了实弹射击。啊哈,难得的机会,好不兴奋。我卧倒,两腿分开,仔细瞄准,扣扳机,“砰!”地一声,我这辈子第一枪打出去了。诶?怎么没报靶?我等啊等,等啊等,像过了一个小时。有人在旁边说怕是脱靶了。突然,我看见报靶的使劲来回挥舞小旗,然后高举不动,十环!哈哈。我窃喜,心中有底了,稳住枪,“砰!”又是一枪。报靶小旗马上高举不动,十环!“砰!”,九环!3发打了29环,战友们惊奇得瞪大了眼。可惜我胳膊没劲,跪姿托枪不稳,立姿更差了。还好,9发打了60环,刚刚够上个优秀,小小一个得意。

  一天半夜,突然哨子凄厉吹响了,紧急集合!全团杀出去了。天上信号弹横飞,地上乌压压的阵列迅速行进,威压巨大,像扑出去的猛虎。60年前后,少数民族地区时发叛乱。我有些紧张,但严令我们留守。战友们加入战斗了吗?我惦记着。天亮了,才知道是个军事演习。演习完了,我们的当兵生活也结束了,演习给我们的下连生活画了个圆满的句号。

  回到大学,我们给全校做汇报。先正步散开,和天安门广场红场上的卫兵一样,“立正——”“向右——转!”“正步——散开!”我们踢正步,“嚓嚓嚓嚓”,一个人比一个人差两步,依次散开,就像个大弹簧,越拉越长。然后表演刺杀。同学们都说挺像回事儿的。

  我的生涯里有好几个压根儿想不到的“空前绝后”,这是第一个。我们下连时,大学说我们是先行者,是第一批,以后要形成制度,不断选派大学生去部队锻炼,提高思想觉悟。说这话的人哪里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社会就要开始动荡了。我们是第一批下连当兵,也是最后一批,以后再也没有我们这样的了。

  我这次是第二次走出大学,却是第一次下陌生的甘肃农村。我是个傻乎乎的学生,要参加这伟大的运动了,神圣感油然而生。

  大学生参加农村社教是国家的安排。我们大学64年10月到65年5月是第一期,8个月。65年9月到66年3月是第二期,半年。我们是第三期。

  我早早向已搞过社教的同学请教了。他说社教讲政治,严肃,纪律严格,千万不能违反;要注意生活作风,不能胡说乱讲;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说得严肃,我听得认真。听了下来就是两个字:严和苦。能苦到什么程度?我从来不怕苦。倒是纪律严明这一点要注意。第一次下农村,农村的事,社教的事,都不明白,可别傻乎乎做错了。

  说话间就要走了,心里七上八下,什么感觉都有,就是没有喜悦。我按要求带好行李衣物等一应东西,这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运动,不敢胡写乱画,我有意没带笔记本。几十年后的今天,想给我的社教生涯写几句话了,就只能凭残存的印象涂鸦了,好在我记性不错。

  66年2月10日,我们走出了大学。以为就要下生产队了,没想到先得在县城集训。榆中县不远,就在兰州的南边,一个小小的县城,从西北到东南,斜斜的一条,房舍很破旧,没什么可看的,整天在集训点开会。

  兰大有几个系在榆中社教。我们住在一所中学里。把课桌拼起来,刷刷几下打开行李就睡下了。到底是下连当过兵,打打行李只是区区小事一桩,立马可得。榆中地方高,海拔2000米,刚过立春没几天,很冷很冷,冻得人手都伸不出去。没有烤火的炉子,白天尚可忍受,夜里可就苦了,褥子太薄,身子下面冰凉冰冷,一直到后半夜才能暖过来一点点。咬牙忍着吧,春天就要来了。

  集训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我们整天听报告,学习社教文件,不懂的事情很多。社教,后来改叫四清了,是党中央部署的、刘少奇亲自抓的工作,是全党全国的头等大事,1964年起在全国城市和农村大规模铺开。1965年初党中央发了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说前面社教运动中打击面过大。城市和乡村的社教运动今后都改叫四清运动了。有什么区别?我不大明白。听了前两期社教情况的介绍,说很多公社大队生产队班子全烂掉了,情况触目惊心。我很吃惊,朗朗天下竟然有这样的事?

  我们吃大灶。一个长长的大院子里露天摆了许多方桌,没有凳子,我们站着吃饭,一桌8个人。饭很简单,大部分是包谷面发糕,包谷面糊糊,有时候一桌给一盆蒸鸡蛋,自己舀着吃。早餐的菜固定不变,是凉拌生红萝卜丝。有一天天阴得很重,我们正吃着饭,雪却纷纷扬扬下了起来,大大的雪花落在生萝卜丝上,不化,就那么摆着。我盯着看,萝卜红,雪花白,红白分明,煞是有趣。大家都默默地吃着,没一个人说苦,以后怕连这也吃不上了。

  中学在县城的边上。按说该开学了,可没学生,不知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原因。学校南边有条小溪,一大步就可以跨过去,水很清,流水潺潺。在甘肃,河可是很少见的稀罕物。听人说往西走有个小电站。我对水电站有兴趣。在青铜峡,没机会参观那有名的水电站,至今想起来还很遗憾连连。我想,要是小河水量充沛,修上个小水电站该有多好。既可发电日用,也可以在清清的湖里荡舟,还能养鱼,一举几得。瞎想了一阵。我们没有休息日,又不能随便出外,到底没看成小电站。我们住屋的灯泡一会儿亮,一会儿暗,暗的时候灯丝发红,连人脸都看不清楚。可能电站的功率太小了吧。
  集训了近一个月,就正式下队了,我们班要去的是榆中县马坡公社。

  马坡?名字怪怪的。一说到蔡锷,我就想到他的字——松坡。古人还说“结茅深处傍松坡”。松坡,浓郁松树满山遍野,别有一番韵味,好不雅致。那我们的马坡是什么意思?

  3月5日,来了辆敞篷大卡车,我们连人带行李装了满满一车,走了。毕竟是涉及全国农村的大运动,要去的是一个陌生的新环境,等着我们的是从来没做过的全新工作,不由得有些紧张。没人说话,更没人说笑,只是默默坐着,看着四周景色变化。

  出了县城,汽车一直往西南方走。走了一阵子拐向西行,一直在上坡,车开得慢,越走越高。走着走着突然走到一个树林里了。路两边全是松树,很大的树,像在大森林里穿行。大松树笔直向上,很多、很高、很粗,得两个人才能抱得过来。来甘肃几年,看惯了光秃秃的白塔山皋兰山,猛地见到这满山遍野的大松树,我呆住了。我只在电影里见过漫山遍野的大松树,歌儿都唱着“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我可一点都不知道,在兰州的近旁,也有古老高大的松树林海。那一片浓绿,那养眼的美丽绿色,好不教人吃惊。听兰州的同学说这是有名的兴隆山,夏天很凉爽,兰州有名的疗养地都在这儿,庙里还有成吉思汗的铁枪呢。

  穿过兴隆山,大松树没了,两边又是土黄色的大山了。车子继续往西爬坡,走了一阵子,到了。

  马坡公社的院子就在公路北旁,一个东西向的大山沟里。公社院子坐北向南,有点破烂。公社院子的东边,有一些破旧的房子,像个小小的街道,我估计是医院、供销社什么的吧。

  公路的南北两边全都是山。公社院子的背后,紧挨着一座小山,不高,有一二百米高,没树,一棵也没有,连小草也很少,整个山光秃秃的,就那样坦露着黄白色的肚皮,像个大窝窝头?太阳一照很有些刺眼。

  有人在喊,“去窑沟的,哈班岔的,马坡的同学下车了。”我们几个人下来了,背着行李,提着脸盆,静静站在一边,没人说笑。公路一直向西方延伸,有的同学还得坐车往前走,去羊寨张家寺大队。

  按社教工作队的安排,一个生产队只能去一个学生。以后就没有学校这个系统了,打乱了,一切都得听社教工作队领导。生产队有人来领人,同学们都走了,各去各的队。我去的是马坡大队。一听名字就知道了,就在公社的所在地。我去二队。

  有个农民来领路,我跟他走了。出公社院子,跨过公路,往南走,上了个小坡,山坡左边有一片房子,乱七八糟一大片。小坡右边是一个打麦场,农民停在一个小屋前面,这次可真到了。

  马坡公社是有名的高寒山区,海拔高,2660米。兰州海拔1500米,皋兰山高五百米。从兰州起,一大步迈了皋兰山那么高,就到了我们集训的榆中,海拔2000米。再迈它一大步,又是一个皋兰山那么高,就到了我们马坡公社。

  我遥想,倘若立在兰大校园里远望马坡,怕是在云雾飘渺间了,那我们就是那云中散仙?这么一想,还真有点浪漫。

  马坡在兰州南边,稍偏东。其实离得不远,直线距离才三十公里,不过中间隔了一带大山,山高沟深,公路只好绕大圈了。兰州——三角城——榆中——马坡——张家寺——阿干镇——兰州,整整一个南北向的大椭圆,兰州是长轴的北顶点,低。马坡是长轴的南顶点,高高在上。跑一圈刚刚一百公里出头。

2.马坡二队

  我到的地方是生产队的打麦场,平平的,有两三个篮球场大。靠西边有一溜房,好几间,面朝东。我们住的是最靠北的一间,是饲养员住的小屋。其他几间是牲口圈,喂养着生产队的老牛和驴,能听见牲口在喷鼻。

  房子很小,除了一扇炕什么都没有。过道很窄,人要过都没法错身。已经住下了三个人,男的,都是工作队。两个靖远县干部,一个个儿高,脸黑,姓张,不苟言笑,他负责我们队的工作,是小组长。还有一个干部。我忘了他们在县上原来是干什么工作的了。还有一个小伙子,很年轻,我们都叫他小金,是农村积极分子。

  一个小炕睡了我们四个人,挤得满当当的。那两个干部的铺盖已经摆在正中间了,剩下了炕两头。我问他们炕什么地方最凉?他们说炕尾,在最里边。我说那我就睡炕尾吧,我怕热。小金只好睡在一进门叫炕头的地方了,身子下面就是烧炕的炕口。

  我从没睡过炕,第一次闻见那独特的老炕土味儿。那味儿太特殊,浓重辛辣,熏得人受不了。它的吸附力特别强。只要你在炕上睡过几天,那老炕土味儿就满身都是了,你走到哪儿它跟到哪儿,掸吧掸不掉,拍吧拍不掉。没有办法,要住半年呢,忍着吧。

  第一次见面,大家都坐在炕上说话。老张人很严肃,很少有笑容。他告诉我,生活不能搞特殊化,不能腐化,这是有规定的,他们主动选择了这看牲口人的破房子。后来熟了,他们告诉我,他们特意找这地方,图的是自由,睡早点起晚点都没关系,旁边没杂人,说话也随便。

  不知道老张他们以前搞过社教没有。他的话里,好像对农村的情况很熟悉。马坡社教的主力是靖远县的干部、农村积极分子以及我们学生和老师三大块。

  小金个子不低,和我差不多。他老含着腰,胸挺不起来的样子。很年轻,才是尕娃(土话小孩)一个,不到二十岁。脸白,说起话来,总是囔囔囔囔的,发音不清晰,鼻音很重。他以前没有工作过,这是他第一次出来工作,什么都不敢说,什么都不敢做,像个小孩子,只是跟在那两个靖远干部屁股后面跑。

  小金是农村积极分子。这是社教中的一个特殊身份。过去城乡区别很大。人一生下来,就有个看不见的天然鸿沟卡着你,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截然不一样,一辈子如此。农村青年要变成城里人,也就是变成城市户口,只有一条路:上技校上大学或者当兵提干,否则跳出农门是根本不可能的。可社教这个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工作,就给了一个特殊的政策。农村青年,只要你能参加社教运动,身份就是农村积极分子了。如果表现好,结束后就可以转成国家干部了。是不是有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味道。用现在的话说,是从农民直接转成了国家干部。当然,能当上农村积极分子的人很少很少,贫下中农成分是不用说的了,还有其他条件。小金没什么能力,连话都说不清爽,怎么能当上积极分子?农村积极分子是怎样遴选的?我不知道,估计得有点办法才行。

  住下来了,我站在打麦场上,张望我生活的环境,陌生的农村。

  天很蓝,蔚蓝一片,没有一点尘埃,但很冷很冷,在房里还能凑合,出去可就受不了了,到底是高寒山区啊,名副其实。

  公社大院在一个大山沟底,在公路的北侧。公路还在向西蜿蜒爬行。

  我们的房子高,在公路南侧的山坡上,该有2700多米了吧。环顾四周,我马上发现,在南边,远远有一带山,不是土黄色的,是黑压压的,好像长满了树,很多,满山都是,一直往西逶迤而去,看不见尾。海拔这么高的地方,竟然有长满树的山?我好不惊奇。是什么树?不知道,一定要找机会去看看。不管是什么树了,有树就好啊。在甘肃,树可是个大宝贝,像这样满山都是树的景色极其少见。有树的地方水自然多,有水就有粮,好事啊。来甘肃几年了,除了刚才看见的兴隆山,这是第一次看见满山都是树,看得舒服,养眼。

  我转身低头朝东北下方看,模模糊糊能看见公社大院的屋顶,像在大沟里。抬头往北面望,看见的就是公路北边的那座土山了,寸草不生,一片土黄。往东边高地看,有一些农舍,那儿是别的生产队了,该有我的同学在驻队吧。往西看,地势渐渐低了,没有农舍了,只有大山和高高低低的耕地。咦?怪了,公路的北面是土黄色的山头,寸草不生,而隔了条山沟就有这么多树。咫尺之间,一绿一黄,景色如此悬殊。怎么回事?

  我们二队社员的家屋都在打麦场东边,零零散散,没有中心,没有什么格局,乱七八糟一片,和我脑子里“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农村完全不一样。往东方远看,就是山坡了,坡上有耕地。往西看,地方很广阔,全是耕地,坡地,高高低低,逶逶迤迤直往西方而去。南边,在大片耕地之中有两户人家紧紧挨在一起,孤零零的,像是被人踢出去的一样。再往南走,就该上山了。

  初到马坡,奇怪的事很多。这儿属高寒山区,2700米高,冷是肯定的了。我的棉衣一直没脱,好在风少,还过得去。马坡没河,没水渠,雨水也不多,我们队的地却很潮,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这么多水。

  要吃饭了。按严格规定,工作队只能在农民家吃饭。一户一天,轮着来,叫吃派饭,由生产队长分配。农民做了什么我们就得吃什么,不能挑三拣四。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的命运坎坷,这辈子吃派饭的日子多了去,吃了好几年。

  那天我是第一次吃派饭,也是第一次吃甘肃农村的饭,好奇是不用说的了。石队长领着我们去他家,一直向南走。马坡的春天来得晚,地已经化冻了,路上净是深褐色的泥浆。去他家的路很难走,石队长穿着农村很少见的半高腰雨靴,在黑褐色的泥浆里走,“扑哧扑哧”响,泥浆没过了脚面。我们没雨靴,就挑干的地方,捡人还没踩过的地方走,走着走着,眼看就要到南边那两户孤零零的人家了。

  石队长说,冬天天冷,地会上冻,硬邦邦的,老?头都挖不开。这种景象,我在描写北大荒的文章里见过,在青铜峡也亲身遇到过,没想到在干旱甘肃竟然也有,匪夷所思。

  来石队长家以前,老张已经告诉过我了,在二队,张是大姓,人多。生产队三个官:队长保管会计,都是他们的人。我们要去的这家姓石,是小姓,贫农,外地来的,来得晚,一直受原队长的打击排挤。现在我们要全力扶持石家小伙子了,他已经当上了队长。他背后那家的小伙子当过保管,下台了。

  石队长的房子坐西朝东,另外那家坐东朝西,背靠着背。

  我们进去了。房子不高,平顶,土墙,黄土屋,没粉刷。我们进去的不是这家的堂屋,不大,很空,没有顶棚,抬头能看清房顶上苫的笆子。一进门左手是扇土炕,能睡四五个人。右手是空地,随意放了些东西。看得出来,这家人比较穷,连躺柜——也就是放在炕上的半截柜——都没有。不知道这是不是老张要扶持这家小伙子当队长的原因。

  没说多的话,脱鞋,上炕,四个人分三面,围着小炕桌盘腿坐下了,一个挨着一个,再多一个人都坐不下了。石队长没露面,他父亲个子不高,脸黑,不瘦,脸虚泡泡的,穿着件旧棉袄,看不出颜色,满脸堆着笑容,特意出来陪我们吃饭,他辈分高,显得正式隆重。

  饭来了。是青稞面饼子和糊糊。青稞,大名震耳啊,我在徐怀中的小说——《我们播种爱情》——读到过,可我还没吃过藏族同胞的青稞面呢。等大家都拿上饼子了,我也伸手拿了一个。饼子碗口大,一指厚。我掰开看,颜色发青。书上写的青稞面就是这种颜色吗?我拿在手里,咬了一口,嚼了嚼,马上发现异样了。那饼子是发面的,可嚼在嘴里,一点也不光溜,像掺了沙子似的,我嚼了半天,嚼过来嚼过去,下了个决心咽了下去,直剌得嗓子疼。我赶快喝了口糊糊冲了一下。以后就要吃这样的饭了,习惯了就好了。

  靖远干部老张咬了口饼,脸马上沉下去了,问这面提了多少麸子?

  石队长他爸陪笑站在旁边,不和我们一块吃饭,赶快回答:“没提麸子没提麸子。我们穷,粮少,面一磨好,把麸子又倒回去了,不提麸子不提糠。”

  老张什么都不说了,只是默默吃饭。他脸本来就黑,再一沉脸,活像个黑脸包公。石队长他爸什么也不说了,默默站在一旁,陪着我们。吃完饭,我们当即交清了今天的饭钱和粮票,这是规定。

  回去走在路上,老张说了句,“这家人够穷的了。”那不假,喂猪的麸子都给人吃了,还有什么可说。

  我们在牲口圈的小屋里开了个会。老张很严肃,直接说工作上的事。第一步,是访贫问苦,在贫下中农中秘密扎根串连,摸底排队,重组阶级队伍。第二步,把领导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回来。张姓的人不能用了,队长保管会计全下台。之后,就揭盖子,查四不清。再下一步的事以后再说,领导会安排的。我们依靠的是大队贫协主席和刚才那家的小伙子,石队长。

  说了一会工作就睡下了。没有洗漱,以后就得习惯不刷牙不洗脚的日子了,和农民一样。可能是累了,我一躺下去就睡了。到底热炕好啊,身子下面暖暖的,舒服极了,一觉睡到了大天亮。

  我睁开眼,窗户纸发白,天亮了,下队的第一夜睡得真不错,比榆中学校里好得太多,我伸了个大大的懒腰,忽然发现窗户下黑乎乎一大堆,是什么啊?我仔细一看,是小金,他披着被子,盘腿坐在炕上,像和尚披着袈裟坐禅。我小声问他怎么不睡啊?他愁眉苦脸,一筹莫展的样子,“炕太热,睡不成,我把褥子都支起来了,透气,还是热得睡不成,炕烫得厉害。”那两个干部也都醒了,看着小金的狼狈样子,大家哈哈大笑了好大一阵子。

  老张说:“人家烧炕的怕你冷,把炕烧的热热的,你还不领情?”

  老张怕我不懂,就给我解释。小金睡的是炕头,他身子下面就是烧火的地方,是整个炕最热的地方。这儿的人穷,睡觉没有褥子,更没有被子。晚上睡觉了,炕上铺上片毡,身上再盖上一片。没钱的人家就光着身子睡在炕席上。炕烧得热,这面烙热了,翻过身,再烙那面,整夜就这样来回烙。我们都有褥子。一铺褥子,炕的热量散不出去,肯定热了。厉害的时候,能把褥子烧糊。

  老张对小金说,“今天给烧炕的说说,让他少塞些麦草。”

  用热水瓶昨天剩的水润了润毛巾,擦了把脸。新的一天开始了。

  社教,或者叫四清,是个大事,只要一说这几个字人就严肃了,没人敢掉以轻心。我们几个人平时很少在一块说笑,都是天天忙着做分给自己的事,忙碌紧张的气氛贯穿始终。

  我是个学生,奉命参加这个伟大的社教运动,各个方面都得小心注意,可不能做错了事。从下队的那一天起,和同学们断了来往。学校和工作队早打过招呼了,不要胡串门,只是埋头做自己该做的事吧。

3.贫协主席

  第二天起来,去另外一家里吃饭,这是石队长安排好的。这家让我们在堂屋炕上坐下了,也没有给我们吃掺了麸子的饼子。我心中一动,什么也没说。吃罢饭,我们去大队贫协主席家里拜访。

  老张说这儿的贫协主席姓李,当然是真正的老贫农了,根正苗红。他是这一带的大名人,去县上和地区开过很多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领导接见过,很多人都知道他。在二队,不管谁当队长也得给他三分面子。

  李主席家不远,几步路就到了。李主席等着我们。他是个干瘦老头,个儿不高,留两撇山羊胡,下巴上也有一缕。不爱说笑,很严肃。

  他家是个四方院,整整齐齐,房子坐西朝东,太阳已经高了,一缕阳光正照亮了住房。他的房子可比石队长家好得太多,又高又大,进屋得上两层青石台阶。窗子大,敞亮,房梁又粗又直,是正儿八经的三大间的堂屋。炕大得多,能松松活活睡下六个人。这里竟然有这样好的房子?他哪里有气力盖这样好的房子?恐怕连个房梁都买不起。我估计这是老地主的房子吧,土改时分给他了。房子虽好,但只有一点点摆设和家具。有八仙桌和躺柜,但都旧了,有些破败,到处是灰尘,好像没人打扫。

  我们上炕坐好。老张给李主席介绍我们的工作。李主席到底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只是听,没说什么话。我们说说也就完了。

  李主席不管谁当队长,他向来从不介入生产队的具体事务,只是当他的贫协主席,当他的名人,两袖清风,什么具体事都不管。他当然没有经济问题,肯定是工作队想依靠的对象。但是他绝口不谈二队的事,一个字都不说。你就是问他他也不回答。别看李主席是个老农民,到底经得多,有他的处事方法。我们想依靠他的想法落空了。哪怎样打开二队四不清的盖子?

  李主席不说话,我们没办法,闲谈了一阵,只好出来了。只见屋檐下吊着一株大大的物事,红萝卜大小,形状和人参差不多。问李主席这是什么,李主席说是当归。问为什么吊在这儿?他说,每天早晨起来,蘸上第一泡尿,上下捋捋,药性好。说完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有这样的炮制方法?我前所未闻。

  过了些日子,李主席的儿子从外地回来了。小李,个儿不高,二十多岁的一个青年人,脸粗,黑红黑红,像是历经沧桑的样子。话多,爱说笑,和李主席截然不一样,他常来找我们说笑。

  过了几天,小金调去别的队了,没说原因,估计是找了个更适合他的地方吧。别看他什么都不会干,肯定有人在后面保护着他。炕上有空儿了,我们还没有发邀请呢,小李自己就挤了进来,从此以后,他天天晚上来我们这儿睡觉,聊大天。他说我们的炕热,睡着舒服。不知道他从哪儿拿来个小枕头,他穿着衣服睡在炕头,什么也不盖,连个布丝也没有,还说他们这儿都是这么个睡法,这面睡热了,翻个身,再睡那面,烙饼似的。

  这人和他老子大不一样,是个自来熟,一来就嘻嘻哈哈,说个不停。他的嘴里没有禁忌,什么都敢说。队上的事,公社的事,别人家的私事,社会上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一说起来就打不住。许多事我们都是从他那儿知道的。看得出来,小李和他爸关系不怎么样。他说和他爸说不到一块,他不想在农村干活,李主席嫌他没出息。

  我们问他在外面干什么工作,他不好意思了,声音低了,嘴里咕哝起来了,说也说不清楚的样子,好不容易搞清楚了,他什么都干。问他在哪儿干活?他又咕哝起来了,声儿低了,说哪儿都去。再问别的,嘴又不利索了,简简单单一件事,他半天也说不清楚。说了好大一会,我们才搞明白了,他心里清楚着呢,是不好意思说,原来他是个盲流,换句话说,是个流浪汉。他到处跑,终日行走社会,碰见机会了,给人干点杂活,混个肚儿圆。65年66年,甘肃省配合社教运动,专门下了文件,外出人员必须回去搞四清。他在外面呆不住了,家里也再三去信叫,他只好回来了。

  老张挺遗憾。这样的人,虽然是贫农,也不能当积极分子和依靠对象,那就权且听他胡吹乱说吧,能给我们提供些情况也好。

  小李的嘴里,自然是男女情事多了。他絮絮叨叨给我们说二队的事:

  “我们这儿,跑婆娘是常事。你们公家人把那叫乱搞男女关系,我们叫跑婆娘。我们这儿男人都跑婆娘,各找各的,各有各的路。

  一天在打麦场上,两个女人为了一件小事吵了起来,越吵越厉害,眼看要打起来了。一个老汉大声喊了一嗓子:‘吵啥哩,吵啥哩,谁年轻没有跑过婆娘。’一场大战一下就没有了。都知道这个女人的男人和那个女人胡搞,在我们这儿,跑婆娘是常事。

  我们队谁都搞不上的女人只有一个,就是那个地主的儿媳妇。这女人上过中学,是我们队里文化最高的,懂道理,知羞耻。嫁过来了,男人是公家人,在外面有个好工作,她整天呆在家里,很少出门。

  队长看上她了,常常大半夜去找她,没安好心。她家穷得很,连院墙都没有。她没办法,队长去了,她只能紧闭房门,不敢不理队长,怕人家以后使坏心眼整她。队长来了,她隔着房门回队长的话。队长说说这个说说那个,絮絮叨叨,说个不停,话里面很喜欢她。她只能胡乱应付。天天都是话一说就说得很长。队长说我渴了,给我点水喝。农村没秘密,谁家有什么东西都知道,队长知道她有个热水瓶。在我们二队,热水瓶可是个宝贝,一般人家没有。她没办法,只好倒了一碗水,从门槛下猫进出的洞洞里递出去。话可以说,门绝不能开。队长一说就很长时间,她只能应付。

  她的公公婆婆,就是那老地主,在对面房里睡着,四五米远的地方,一声大气也不敢出,怕得罪了队长。”

4.斗四不清干部

  64年,王光美去桃园蹲了点。回来就推广她的桃园经验:先扎根串连,访贫问苦,组织阶级队伍;再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斗四不清;第三步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对敌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一共四步。我们在县上集训时学的就是这个,现在跟着人家走,亦步亦趋。

  王光美对农村社队干部的基本估计是烂透了,她来就是解放群众的。像搞二次土改一样。她找块地,数数长了多少个茄子,然后乘以全部面积,求出总产量。再查账,看收入了多少。差额就是社队干部贪污的了。这样做下去,自然“贪污犯”就很多了。听人说他们把社队干部抓起来,逼供信,搞体罚。

  地方干部说,前两年,文件不断下达。前面有个《十条》,正在执行,忽然说不要了,新换了个《十条》。为了区别,就叫《前十条》和《后十条》。65年初又出来个23条,说要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统一叫四清。没过几天,又改了,改成了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有什么区别?我没有搞清楚。脑子里满满装的是数学和力学,一下子跳到政治和经济上来,懵懵懂懂。我到了还是没搞明白社教和四清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叫社教改叫四清了?现实里,许多人还是顺口叫社教,我也是这样,惯了。

       我们这一期社教的劲头没前两期大了,大呼隆的气势也小了一些。上级说前两期打击面太大。那这一次怎么搞?人嘴里不敢说,心里在嘀咕。新文件新精神不断下达,我的思想总是跟不上形势。像王光美那样搞,有几个人不是四不清干部?我只是心里想,不敢说。

  桃园经验是标杆,都得照着来。我们按照桃园经验,把姓张的一伙干部一股脑儿干了下去,重新配齐了队长保管会计贫协组长和妇女队长,阶级队伍就组成了。工作进入第二阶段:揭盖子,斗四不清。

  开始战斗了,忙得不可开交。用农村干部的话说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一句话,没有休息,也没有一点自己的时间。用一个字概括,忙。用两个字形容:很忙。

  斗四不清的关键是查账。仔细查账才能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就好做了,一切水到渠成。我们的老张关起门来查账,这是最关键的工作,是四清成功与否的关键。他关上门自己一个人做,我们各干各的。

  白天,我和社员一块儿劳动,生产不能停。我和社员一块儿起粪,也就是把牲口圈的粪土起出来,换上新土。晚上,我和另一个靖远干部一块组织社员开大会,斗争下台干部,让他们交代问题。二队没有大的公房,只能在前任队长家里开批判会了。他家地方大,炕上地下,坐得满满当当的,开他的批判会。

  每一次,我们先说说全国形势,说全大队的运动,说完了就让前任队长交代。下台的队长姓张,中年人,中等个儿,很普通的一个人。他总是不好好交代,有人领着呼口号,让他老实交代,口号不断,气势不小,一直干到深夜。天天如此,从不间断。不过没有打人的事发生。

  前任张队长家里一看就富,炕上铺的厚毡,有躺柜,上面高高地堆着被褥,家道很殷实,比石队长家富得太多。他家买东西的钱从哪儿来?前任张队长说他家劳力多,工分多。没人相信他的话。再说了,以前队长保管会计一伙全是他的人,他们中间捣鬼了没有?我们斗了很长时间,他一点不松口,账上又查不出来,怎么办?还得斗,加劲斗。有一次,社员喊着让张队长的老婆站起来交代问题。大家大呼小叫,她就是不站起来,坐着不动,大家很生气。事后她才说,她的腿早软了,瘫了,怎么用力也站不起来了。

  工作队老张希望早点斗出来些四不清事,再往下一步走就顺了。他一直在查帐,没发现重大问题。二队太穷了,除了种庄稼,没有副业。也就是说没有来钱的路。收了多少粮食,卖了多少公购粮,钱都花在哪儿了,就那几笔账,找不出来问题。是他们账做的好,我们找不出来问题?还是确实没有大的四不清问题?怎办?还得斗,让他们交代。

  我们的工作一进村就开始了,持续了很长时间,天天都斗四不清干部。要是打不倒四不清干部,就是我们工作的失败。没办法,只有斗,天天都斗。

  我整天在队里忙,除了白天劳动就是晚上开会。我接触到的人,除了工作组,就是石队长和几个积极分子。我们工作组几个人有时也闲扯,但很少。工作很多,有闲扯的那功夫,不如早点睡觉。现在回想起来,我连这几个干部在县上是干什么工作的都忘了。记住的只有工作队的紧张忙碌的工作。

  我们刚进村不久遇了个不大不小的事。要四清了,文件规定所有外出的人必须回家搞社教,少一个也不行。我们二队有个人总在娘家呆着。老张让队上传话,让她马上回来参加四清。工作组的话还是有权威的。一天天擦黑,她从娘家回来了,走到村口不走了,哭哭闹闹,说死去呀。这是当地的土话,要自杀的意思。老张中年人了,有经验,说去几个人把她抬回来。真抬着回来了。一进门,什么事都没有了。

  事出有因。那家人姓王。老王头五十出头,壮实,在下一辈前不苟言笑。家里人多,劳力多,家境殷实。老王头动不动就哼哼唧唧,不是这儿疼,就是哪儿痒,赖在家里享清福。生产队把他没有办法。

  这儿农村早晚两顿饭,从十点一直干到下午四五点。地远,中间休息都不回去,在地头歇歇说说话就算了。那一天老王头儿媳妇趁中间休息回家拿什么东西。大中午,村里没什么人,静悄悄的。儿媳妇回来了,老王头一看周围没人,把儿媳妇按倒就做起了那苟且之事。合该他倒霉。从来不中途回家的儿子也回来了,当场撞见。儿子恶从胆边生,抡起老?头要砸死他。老王头一下子吓跑了,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媳妇没脸见人,回娘家去了,说再不回来了。

  老张说,这种事不是没有,被儿子抓了现行的可真不多。她不是不想回来,只是没脸进这个门,硬抬进来就没事了。果然如此,日子又过了下来。

  说几句以后的话吧。1967年夏,北京同学来了,约我去兴隆山玩。我们坐公交到阿干镇,没有汽车了,步行到马坡,住在李主席家。李主席说你们走了,姓张的队长又上台了,全换上了他们原来那班人。红卫兵把地主的腿打断了。李主席的儿子早跑了,不知道去哪儿了。我们相顾默然,无话可说。

5.苦荠菜

  马坡地势高,到底是高寒地区,天寒地凉,种不成麦子,只能种青稞。我还是第一次看见青稞呢。

  别看这儿是高寒山区,土地一样的金贵,全种的青稞,没人种菜。你要是问怎么不种点菜啊,农民总说菜长不好长不好,好像很舍不得种的样子。其实根本原因是上级不让种。村里墙上到处写着大标语,“以粮为纲”四个字最显眼。这是全国的大政方针,我们自然不敢多嘴。

  在农村,最宝贵的是自留地,马坡一样。大田只种青稞,自留地也种青稞,还种了不少大豆。马坡人说的大豆就是蚕豆。在我的印象里,蚕豆是南方的作物,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不就爱吃蚕豆嘛,为什么在这2700米的高寒山区也能长得很好?唉,不明白的事太多。

  不管走到哪儿的农村,自留地最重要,马坡一样。大都种的青稞,吃饱肚子第一。此外就是大豆了。马坡的大豆长得特别好,可不是留给自己吃的,收下大豆,用锅炒好,背上一袋子,去兰州城卖,能捯饬些需要的东西,旧衣服旧鞋什么的。石队长的半高腰雨靴是奢侈品了,估计就是这样来的,一般人舍不得买。那平时吃菜的事怎么办?没想到吧,天无绝人之路。那儿的农田里只长一种野草,当地人把它叫苦荠,苦苦菜。它的外形和我认识的荠荠菜有些差异,叶子边沿的锯齿状缺口不明显。

  青稞苗长出来了。婆娘们摩拳擦掌,要开始薅草了。这是一年的大事,全队婆娘齐出动,像个大战役,指望着能多挣几天工分。

  薅草——这是当地对除草的叫法。妇女是主力军,三大件必备:蒲团,小铲子和筐子。到了地边,婆娘们坐在蒲团上,一边说着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话,一边用小铲子剜下苦荠,顺手扔进身后的小筐子里,小筐子用绳子系在腰里,拖在身后。眼前的草薅完了,人都不用站起来,屁股一抬,蒲团往前一挪就行了。她们上午出工,中午在地头歇歇,下午才收工,一干就是一天。收工了,把锄下来的苦荠背回去,一背一大筐。洗一洗,烫一下,加些盐和醋,马上就吃上了。光景好的人家,还能再加点油泼辣子,添个味儿。

  我们二队地潮,水多,苦荠疯长,能长得比菠菜还大,一尺来高。吃不完的,顺手放到灶后的缸里腌上,wo(土话,腌的意思)酸菜。要是还能剩下,就扔到房顶上,任由小风把它吹干。

  薅草这活,从小苗开始,一遍一遍干,一直干到庄稼高了,人进不去地了为止。苦荠菜,一吃吃一年,没挑头,除了这没别的菜。

  苦荠,或叫苦苦菜,外形和我们喜欢吃的荠荠菜差不多,味道可就大不一样了。它的味道只用一个字就说清楚了——苦,尤其是干苦荠菜,简直是苦得无法下咽,真正的苦不堪言。在二队,我吃过的蔬菜就一样:苦苦菜。

  我奇怪,苦荠菜能长菠菜那么大,如果种别的菜能长不好?那时候的宣传画上,一个西藏女孩抱的包包菜有脸盆大。那还是在拉萨,气候比马坡差多了。马坡要种菜,肯定能长得好。

  我们没有去薅草,那不是男人干的活,但我们经常下地,和队长说说队上的事,和农民们聊聊天,笼络感情。

  女人薅草,男人清牲口圈,是夏收前的两大任务。起圈是男人的活,很累。大长一个冬天,牲口圈里,粪啊垫的土啊抛洒的饲料啊积了厚厚一层。得趁这个时候清理出来,堆好,等以后上地。上地是土话,意思是往地里送。那时没有化肥,牲口粪是肥料的唯一来源,都很用心。还得给牲口圈换新土。庄稼一长起来就没时间了,要准备夏收。我事不多,就和男人们一块起圈。累倒不累,就是脏,空气不好。再过两天,天热一点了,干这活够呛。

  老张要查账,没来劳动。

  马坡天寒地潮,也有它的特产。马坡的当归远近有名,长得特别好。队上种了一些,不多,不敢多种,怕被上面割了资本主义尾巴。

  美味的当归引来了小动物,当地人叫halang,写出字来是瞎狼,当地人也叫它halaochi,即瞎老鼠。后来知道它的学名是鼢鼠。鼢鼠眼睛不好,小小的,它专钻在地底下打洞,吃当归的块茎,长得肥肥大大。种当归的地里,要是冒出来个小土堆,下面就是它的洞。农民想尽了办法打,可很难打住。有一天打着了一只,我去看了。灰色,眼睛眯缝着,身子上下一般粗,一尺多长,像段粗棍子。真有人想吃它,据说味道不错。公社专门通知过,说不能吃,担心引起鼠疫传播。那时候农民听话,不让吃就马上埋了。

  这儿没河,也没池塘,吃的水清清亮亮的,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我刚去时很不习惯,一吃了饭就肚涨,涨得很厉害,一拍肚皮就嘣嘣蹦蹦响,擂鼓似的。晚上,我们四个躺在炕上拍肚子,比谁的声儿大。用农民的话说是水太硬,听说是水里矿物质太多。

       马坡有冰雹。不但有,还很多,经常有,估计和海拔高有关系吧。一到了5月底,公社和大队就开始防冰雹了。公社后面那个馒头状的小山顶上,有个小小的房子,有人在那儿值班,昼夜不停。一看见红云飘过来了,就赶快支上土炮打,“嗵嗵嗵嗵”打个不停,直到把红云打散为止。马坡很少下雨。红云,是冰雹要来的前兆,要是挨上一场冰雹,一年的收成就全没了。从五月底起就要防冰雹,一直要防到麦收。谁都不敢大意。

  马坡和兰州只隔了一带山,几十里路,不但气候迥异,习俗也大不相同。

  农民很朴实。领导说干什么他就干什么,领导说怎么干他就怎么干,很听话,我在的时候,没有打架胡闹的事发生。我们二队没有出过大的事,平平稳稳。当然,正在运动里,都知道运动的厉害,也没人敢胡来。

  我们二队很穷。一般人家,炕上铺领苇席就行了,能铺上羊毛毡的就是光景不错的人家,很少。如果能用上被褥的,也就是躺柜上摞着被褥的人家,那就更少了,算是很富很富的人家了。我们二队,只有下台的队长家里才有。

  二队没有副业。不是没能干的事,是上面不让干。墙上到处大字写着“以粮为纲”。大政策如此,谁敢搞多种经营?你要真干了,马上就割你个资本主义的尾巴。没了来钱的路,穷是不用说的了,而且穷得很厉害。

  农民一年忙到头,指望卖了购粮,能分上一点点钱。可队里还得买种子和肥料呢,盘算过来盘算过去,钱还是到不了手。实际上,马坡虽然海拔高,但水多,自然条件还算不错,能变钱的路不少,比如种药材、种蚕豆、养羊、种菜……路是不少,都不敢干,连多养几只鸡都不行,谁还敢大搞副业?二队附近的荒地已经开完了。人那么多,就这么点地,还是高寒山区,怎样才能搞好生产,提高社员的生活水平?没办法。

  风气封建,妇女的地位很低。有一次,我们几个坐在田头说事,身后就是地坎了。一个妇女过来了,想过去拿什么东西,得从我们前面过去。只见她跪下,爬了过去。我奇怪,“你走过去就是了。”她说了:“你们是男人,我要直着身子走过去,老人知道了要骂哩,说我不懂礼数。”

  后来一注意,这样的事还真不少。女人的裤子只能晾在厕所的土墙头上,不能胡放。尤其是例假用的所有东西,绝对不能见天光,要是不慎露了光,那女人能被人骂死。

  本文由任平生先生此稿。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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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1-19 11:49:0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boyaozhang 于 2023-1-19 12:17 编辑

在高寒山区社教.下篇

作者:任平生
来源:私人史

6.马衔山

  二队在山脚下,最南边的地挨着山。那山不算太高,相对高度也有九百多米呢,长满了树,郁郁葱葱,听人说叫马衔山,山上面竟然有个军马场。在甘肃,山上能长满树已属少见,山顶上有军马场,那就更稀罕了。军马场怎么会在大山顶上?匪夷所思。我憋着劲想去看,可没机会,社教工作队没星期天。

  这一天,石队长说要上山去砍柴。我一听,高兴极了,就说我也去我也去。怀里揣上了两个青稞面饼子,高高兴兴跟他走了。事后一想,八成是为了我特意去的吧。

  他家在最南头,一离开他家再往南走,就没有人家了。我们一直往南走,路不宽,土路,慢上坡,两边都是耕地。我问了问,他说都是我们二队的地。

  地走完了,就到马衔山的山脚下了。我抬头一看,嗬,不是大树,满山都是一人高的灌木,满当当,绿油油,青翠翠,好不养眼。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满山都是密密麻麻的灌木丛呢。来甘肃三年了,从来没见过这满眼绿翠的景色,宛如南方。是什么灌木啊?我问了问石队长,他说那是杜鹃。啊?是歌儿里唱的美丽的杜鹃花吗?太好了。现在还没有开花,再过几天,满山的杜鹃花怒放了,一定很美很美。

  脚下已经有2800多米高了吧。二话不说,爬山。

  已是暮春了。杜鹃树已经返青,满树都是嫩绿的新叶,绿得人心疼。我们在绿色里攀登,心情格外愉悦,是下乡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头顶是灿烂的阳光,小路蜿蜒直向山顶,路两边都是杜鹃的枝干,头顶也是绿色的杜鹃,满山遍野,一眼看不透,我们是在杜鹃翠绿的枝丫下登山,情绪兴奋。奋力攀登了一阵,回头再看,我住的牲口圈已在山下远远的地方了,一个小白点。

  路很陡,石队长的脚就在我的头顶上,空着手走勉强可以,若再陡些,就得拉着杜鹃的枝干爬了。没有路,依稀有点人走过的痕迹,是打柴人踩出来的吧。看不见大的岩石,也没有黄土,只有深褐色的沙石,带着泥浆,脚一踩上去,嚓嚓嚓嚓作响。我一步一步,踩着前人的脚窝,一步一步稳稳往上爬。

  奇怪,什么地方竟然有水流在响?我紧走两步,啊,我看见了,一股细细的水,清清的水,顺着山坡漫流。没有经年冲出来的河沟,也没有泉眼,水,只是沿着山坡往下漫,不紧不慢。我赶快蹲了下来,掬上一捧水,品品。嗯,不错,很甜。这水是从哪儿来的?在甘肃,我是第一次见到山上有流水。这儿可不是江南,而是干旱的甘肃,在甘肃干旱的高高山上,竟然有水往下流,太神奇,不可思议。

  天更亮了,加油。太陡的地方我手脚并用,揪住杜鹃枝,一个猛冲钻出了杜鹃丛,已是蔚蓝的天空之下。

  我们爬了近一千米高,我打听过了,脚下土地的海拔已是3670米了。3670米?天啊,我还没爬过这么高的山呢,有点自豪。想想也有意思。我从兰州,跨了一个皋兰山那么高,到了榆中,和华山一样高了。再跨一个皋兰山,到了马坡。这一次,我竟然一下跨了两个皋兰山那么高,到了马衔山顶。人生要是能这样大跨步前进就好了,呵呵,开个玩笑。人生的路,当然只能一步一步踏踏实实走,该走的弯路,该受的挫折,该遇到的打击,一个都少不了。历经磨炼就是成长的过程。

  我在山顶眺望,天空蔚蓝一片,空气透明清冽。天,从来没有这么蓝,从来没有这样纯粹,从来没有这样干净,一点尘埃都没有。我往天的深处看,天越高,蓝色越深,没有穷尽。

  我向着太阳欢笑,心情格外好。这一片,马衔山最高了,周围的群山都匍匐在我的脚下,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我的视线,好不心旷神怡。

  我扭过头,啊?怎么回事?山嘛,或大或小,总该有个山峰的。这个山,马衔山,完全不一样。在我的右边,就在眼前,在应该有高耸山峰的地方,竟然是好大好大一片草地,平坦,绿油油,有边无际。不错,我没写错,是有边无际。平平的,宽宽的,好几公里宽的一个小平原,直向西北方延伸过去,看不见尽头。就像天公挥动巨剑,一剑削平了一串山头,又甩下来一块巨大的绿毯,罩在平坦的山顶上,成就了这人间神话。真正是绝无仅有,走遍中国,哪里有这样3670米高的山顶草原?

  草场的草很茂密,齐膝高,密密的,绿得发翠,那么干净,就像刚用水洗过一样。有的地方草竟有半人多高。翠绿的草海里各色点点在飞快移动,近了,哦,是军马。骏马在自由飞驰,忽而,隐在高高的草丛里了,忽而,跑出来了,皮毛像缎子一样,干净漂亮。我不由想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没想到,在最干旱贫瘠的甘肃,在高高的山顶,能亲眼看到传颂千年的美景,梦幻一样。
  疑问一直在心里翻腾,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处,在最不可能的地方,怎么会有这样神奇的草地?哪儿来的流水?

  有人在牧马,我和他们闲聊了一会儿,问他们马衔山的事。他们说了不少。他们说这草场大得很,从这儿往西,有上百里长,终年冰雪不化。冬天更是白雪一片,厚厚的积雪一个冬天化不开。正说着话,刚才还是如洗蓝天上,忽然飘过来一朵云,我就在云雾飘渺之中了,连牧马人的脸都看不清楚了。摸摸脸,有点湿漉漉。我问牧马人,他们说常这样。

  哦,终年不化?那就是有冻土了。就在兰州这大城市的近旁,咫尺之遥的地方,竟然有冻土!真正想不到,是我孤陋寡闻了。

  来马坡后,有一些疑问一直盘旋在脑子里,现在都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去石队长家的路那么泥泞?那是春季到了,冻土化了。为什么地里苦荠长得那么好?是冻土的水分滋润着它。为什么马衔山上会有没有源头的流水?那是深层冻土融化了,渗出了点点水珠,汇聚成细细的水流,我喝的水就是它。为什么骏马的皮毛这样干净,在阳光下闪耀着神马的光泽?那是白云在给它们殷勤洗涤尘埃。

  马坡马坡,说的就是马衔山的北坡啊。

  马衔山海拔这么高,我却没有一点高山不良反应,是不是命运还要让我爬更高的山?以公路为界,公路以北,也就是公社院子以北,即使高度相近的地方,也没有冻土了,难道冻土只局限在马衔山一隅?

  马衔山是座奇山。它海拔3670米,是陇右黄土高原的最高峰,距兰州才30多公里,是中国离大城市最近的冻土带,是最,没有之一。山高,气候阴湿,除了盛夏前后一段日子以外,常常皑皑白雪盖顶。榆中八景之一,有名的“寒山积雪”就在这里。山顶低洼处,一块块巨石,因反复冻胀而斜立,形态奇异,成了奇特的石海。海拔高,空气透明度大,紫外线格外强烈。

  云飘过去了,蓝天又现,更洁净更澄澈。我恋恋不舍看了一眼这山顶草原,要下山去了,何日能再来?

  我环视周围,发现山顶的树和阴坡不一样,不是杜鹃了。石队长说这是沙棘。沙棘?我没听说过。他说沙棘秋天结果,果子黄澄澄的,满山都是,好吃得很。

  真是座奇山啊,海拔已经3670米高了,从山顶到山坡,春末,会开满了花朵,北坡是硕大的杜鹃,色泽鲜艳,漂亮。夏末,南坡会沙棘果挂满枝头,一片金黄。没见过这样的奇特的山。好,等沙棘果熟了我再来。

  打好柴,已过中午,该吃饭了。没有水壶。我把砍好的柴拖到那细细的流水旁,坐好。折了几个嫩嫩的枝丫,挡住水,聚成一个小小水库,再把青稞面饼子泡在水里,等泡软了,就掬起来,连水和饼子,一块吞下。好甜,好香。

7.政法组

  5月4日,工作队通知我,调我去公社工作队队部工作。5月5日,下乡整整两个月了,我背起行李,告别了老张他们,几分钟就到了公社。

  公社院子坐北朝南,一个大院子,中间起了两间房,把院子隔成了两半。

  外面的院子大,靠东面,是公社的中心。大门开在南墙正中。普通的木头门,已经关不严了,旧了,摇摇晃晃,快散架子一样。一进院门,是个不大的院子,十几米见方。北面一溜有四五间房,都是那种一窗一门的房子,不大,现在住的是工作队领导。东面有三间房,中间开了个门。北边那间是队部办公室,主任姓魏,人很温和,没架子,总在他的办公室里呆着,不知道在做什么。南边一间房,又黑又小,住的是我们的班主任刘老师,他负责统计。中间那间空着,什么都没有,像个过厅一样。调我来公社该是刘老师安排的吧,我什么也没说,可心知肚明,谢意一直在心里。来队部工作好啊,不用吃青稞面饼了,那是小事,最重要的是,我再也不用花心思去想办法斗人了。

  西边院子稍小,西屋是厨房。北屋不知道放的什么。

  队部十来个人全在这儿吃饭,吃大灶。饭当然比二队的派饭好多了,在我看来简直是天上地下,和我们大学的饭菜差不多。顿顿都是馒头、包谷面糊糊和一点点菜,没有大米,也不吃面条,更没有肉可吃。不能要求太高,就这我已经很满足了。

  东西两个院子是用两间房隔开的。房门朝东。是我们政法组的办公室。

  我住的房子正在两个院子的分界处。说是北屋,但见不着太阳。睡了四个人,还有两个靖远干部和一个解放军。大通铺,一个挨一个,头都朝外。

  政法组有四个人。组长是靖远县人,不到四十的样子,原是县法院干部,我没问他原来的职务,估计是个领导。一个组员是兰大的一位老师,姓颉,还有一个人是谁,我忘了。

  马坡工作队的干部全是靖远县的。队长是靖远县委副书记。这一次是靖远县包了马坡公社,搞四清。他们说下一期四清可能该搞靖远县了,不知道哪个县去包他们县,一说起来就有点担忧。农村社教,县城的单位也得过筛子,人人过关。靖远干部的心里该有各种想法了吧。

  政法组就在工作队队长眼皮子底下,自然不能吊儿郎当。我们的会特别多。有个解放军同志负责政治学习,一有时间了,他就组织我们学习,学文件,学毛选,一点也不轻松。

  政法组嘛,当然是处理政法案件的。在社教这大运动里,治安案件基本没有发生。我没有午睡,整天忙活,打杂,让干什么就干什么,闲不下来。靖远干部爱说: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我好像什么大事也没做,可是也没闲着,一通瞎忙,日子就那样过去了。

  有一次工作队领导在小康营公社开会,让我去送个文件。小康营在马坡公社东边,公路旁。要走一阵子的。我赶快去了。

  天很好,蓝蓝的,没有一丝云,朝阳照在脸上,很暖。深深吸一口气,啊,畅快痛快,有点甜。来马坡后最大的好处就是空气净洁清澈,没一点灰尘。不像兰州,明明是晴天,可满天灰蒙蒙一片,太阳总躲着不见面。一年到头,总是说晴不晴,说阴不阴的,混混沌沌,压得人喘不上气来。
  我沿着公路向东走。两个月前,我们就是从这条路来的,时间过得真快。

  公路在山沟里蜿蜒,两旁都是大山。知道要送的不是什么紧急文件,送到就行。我步子急促,但心里很轻松。我自由自在走着,有挣脱羁绊的感觉。两个多月了,这是第一次个人独处。这么严酷的运动里,难得。我前后看了看,长长的公路上,连一个人都没有。我就大声唱起了歌,一首接一首,沉默的大山是唯一的听众。

  大概走了个把小时吧,到了。那个地方在公路南侧,都是平房。在一个大房间里,开会的人有好几十号,该都是领导了。是小康营公社的房子?还是一个疗养院?我不知道。看样子离兴隆山不远了。

  把材料送到我就回去了,悠悠走着,整个大山沟就我一个人。我走累了,在路旁找了块草地躺下去,枕着自己的双手,看着远方。蓝天,白云,高山,峡谷,绿树,翠草……

  对面是座大山,很高,很大,可比皋兰山好看多了。整个山都是绿的。好像没有高大的乔木,是草?是灌木?看不清楚。将来有机会来这儿爬爬山吧。将来?大学已经上了一半,将来会做什么工作?我喜欢教书,可看目前的形势,能在大学工作吗?64届的分配方案不错,他们的班长分去成都工学院了,还嘟嘟囔囔的,嫌是基础课部。我觉得够好的了,他是装样吧。65届的分配方案就很不好了,大学名额一个也没有,倒是好几个人去了技校中专。去技校干什么,操作中学生也能用材料试验机?念了这么多书有什么用。到我们这一届会怎样?想过来想过去,越想越烦,算了,不想了,回家。

  过了一段时间,窑沟大队突然出了个非正常死亡事件。是本期社教的第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非同小可。队部责令我们立刻去处理。这可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啊。全组人马四个人马上都去了。

  我们去的时候已是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了。驻队工作组把我们领到死者家的院子里。当地的风俗,亡者不能见天光。不大的院子,当空已经用布蔓了起来,有点暗。死者放在木板上,个子不高,脸色黑黄,穿的日常衣服,什么都没盖,等着工作队来验尸。按规定,运动期间的非正常死亡必须逐级上报,不能自行处理。

  所有的人都很紧张。

  驻队工作组的负责人是个女的,很年轻,唇红齿白,人精干利索,聪明能干,说话语速快。在她手下出了大事故,她要负大责任。如何处理好这个大问题,把事情定在哪一级,怎么看待她的工作,就全看我们政法组长的一句话了。她不理我们,只围着我们的组长转,和我们组长拉关系。听说她是个农村青年,积极分子,表现好,这期社教下来就可能转国家干部了。如果这事处理不好,别说转干了,说不定还会因此倒大霉。所有的人里她最紧张。

  我们政法组的组长也很紧张。毕竟这是全公社社教运动里第一桩非正常死亡,事情关乎整个工作队,后面牵涉的网网络络的事情不少。他要是处理不好,挨批评是轻的,说不定会出大问题,挨处分。

  我有点紧张。从来没经过这样的事,可我能干什么?会不会让我去帮助验尸?好在组长照顾我,我和颉老师一直站院子里,离死者几米外的地方,远远看着他们两个忙活。

  死者家属悲痛大于紧张。一个活生生的大人,家庭的顶梁柱,说没了就一下子没了,谁能受得了这个冲击?没有了男人,她拖着三个孩子,这个家的日子怎么过?这是在四清运动里,形势非同寻常,家属没有闹,也没有吵,等着工作队处理。

  那个女积极分子和我们组长,只有他们两个人,在一旁低声商议,神色紧张。组长什么都不和我们说,没有我们说话的余地,大概怕我们给他添麻烦吧。他们两商量怎样把事情处理得各方面都满意。死者是前任生产队队长,工作队一进村就被揪出来了。前两天,那女积极分子领着人加班加点批斗他,声势很大。队长很自信,认为自己根本没有一点四不清问题,和女积极分子对着干。女积极分子一看,就加大批斗力度。不知道她背后对生产队长说了些什么、作了些什么,队长就上吊了。

  政法组长和女积极分子两人小声商量了好大一会,才转过身来,板着脸,很严肃地对死者家属说要撬开牙关检查口腔。家属不同意,怕把牙翘坏了。一听人家不同意,组长又加上了一句,要有问题了,必要时还要剖腹检查。家属一听,更不同意了。于是,他们和家属商议,只看看外观就行了。

  那女积极分子提供了个材料。生产队长生前常发牢骚,说只有女娃,没有后人了。我们组长说,行了,原因就是队长因为没有男孩子,无人传宗接代而悲观厌世,上吊自杀。一听说不剖腹检查了,家属也不说什么了,反正人也没有了,赶快入土为安吧。

  女积极分子高兴了,大放心了。带着我们去了另外一家,尽力款待我们。运动期间,谁敢大吃大办?不过吃得比平时稍好一点而已。席间,女积极分子拼命说组长的好话,俏脸上是压不住的喜悦,激动得脸发红光。

  事情就这样确定了,是队长悲观厌世,和工作队的工作没有关系。一件大事圆满解决了,工作队队长很满意,没出大纰漏,没给工作队添麻烦就好。政法组长看卢队长笑了,就放心了,这种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样处理各方面都满意,除了家属,没一个人问过家属的意见。是生产队长自己要死,和工作队没有一点关系。至于那女积极分子大轰大嗡的大批判,早扔到一边去了。家属自认倒霉。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就这样过去了。

  这事刚过去时间不长,又出事了。

  一天,天已黑了,命令突然来了。张家寺出了个非正常死亡事件,下令我们马上出动。运动中嘛,令行禁止,我们马上连夜赶往张家寺大队。张家寺大概有十几里路远。我们打着手电急忙赶路。好在是走公路,没有什么磕磕绊绊的,一路上没碰见一个人一辆车。我心里很忐忑。深更半夜的,又要去验尸?会遇到什么样的事?会不会比上次更麻烦?组长心里很急,什么也不说,一股劲赶路,走得很快,走了一阵子就到了。

  一去就连夜听驻队干部介绍情况。他们说死者是个老太太,不知道家里出了什么琐事,闹起来了。老太太一气之下,吃了一把苦杏仁,死了,和四清没关系。一听是因家庭琐事而死,组长的心一下子放下了。毕竟是非正常死亡事件,组长还是详细问了问情况,我们在一旁听着。组长说要验尸的,家属说已经给老太太穿好了寿衣,连看都不让我们看。组长正担心这黑灯瞎火的,怎么验尸?一听家属的话,我们连死者都没见,了解了点情况,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起来,和驻队干部开会,商量好了写报告,上报。然后就准备回去了。回去前得吃顿饭,毕竟还有十来里路要走。当然是吃派饭了。生产队安排我们去了一家,是一家贫农。把我们让进了一间偏屋,不是堂屋,很小,只有一扇土炕,别的什么都没有了。炕上铺了领破苇席,边沿已经破了,参差不齐,露出了土炕面。连毡都没有,就在当地也算穷的了。我奇怪了,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堂屋?难道是嫌我们和死亡事情有关?

  我盘腿坐在土炕上等上饭。低头一看,好几只炕虱就在我的面前,在炕席上爬上爬下到处窜。炕虱,有黄豆大小,爬得快。我低头静静看着它们游戏,相看两不厌。

  从下队那天起,洗澡就成了天方夜谭式的奇闻,就连擦身也没有过,虱子满身是肯定的了,都把它叫革命虫,即使打开衣服见了,也是见怪不怪。知道肯定有炕虱,但它夜里才出来。今天看见炕虱大白天公然在人面前爬上爬下胡窜,这还是第一次。

  那家的老爷爷过来了,陪我们吃饭。闲聊中,他说孙子要当兵去了,娃要吃苦去了。我嘴里嗯嗯应付,心里说,我还没见过比你们这儿更苦的地方呢,你孙子是享大福去了。

  饭端上来了,常见的青稞面饼子,凉拌苦苦菜,糊糊汤。农民知道我们不爱吃酸菜。酸菜是在灶旁的大缸里wo(腌)成的,光看看那wo酸菜的汤水都恶心不得了了,更别说吃了。可是,不吃酸菜吃什么?都进7月了,青稞快熟了,哪里还有新鲜的苦苦菜?只有吃干苦苦菜了。他们先把它煮过,再用凉水泡。折腾几次,端上来,还是嚼嚼不烂,苦得咽都咽不下去。可我是工作组啊,只能咬着牙往下吞。

  有件小事忘不了。工作队卢队长是靖远县委副书记,想吃蕨菜了。书记发话,自然有人进山去采回来一大把。

  蕨菜?我早知道,那是上过书的。伯夷叔齐弟兄两个躲在大山里,宁吃野草,也不吃周朝的粮食。据说他们吃的草就是蕨菜。蕨菜什么样儿?这是第一次见。我很好奇。仔细端详,只见它形状像蒜薹,深绿色,头部色发紫,往下弯着,像垂着小小的脑袋。

  炊事员姓高,是书记从靖远县带来的,既高又瘦的一个老头。他坐在门槛上,嘴里嘟嘟哝哝发着牢骚,手不停地择菜,准备给卢书记炒蕨菜。

8.参观文化大革命

  66年5月,五一六通知发布了,全国形势骤然紧张。我们正在乡下社教,工作队领导什么也不告诉我们。

  从开始集训到下了农村,我的注意力一直放在四清上,不知道全国的革命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很多事情已初露端倪。
我们在农村,没广播,没收音机,连报纸都没有,除了社教工作队的文件,知道的事很少。我们不知道滔天巨浪就要在全国掀起来了。刘少奇领导的、我们正在搞的四清运动成了预演,四清的许多口号和斗争方法在文化大革命里继续发展,而文化革命的对象却是刘少奇。

  我除了学习专业,其他事情想得很少。哪里想到会有这么多事发生,更想不到它将影响我的整个人生,由此开始了我人生的苦旅。

  我们大学虽在西北,也动起来了,发生了全国有名的六七事件,造反了!造反?历来都说造反是要掉脑袋的事啊,现在怎么让造反了?全国都闹起来了,兰大有了六七事件,斗江隆基。西安交大发生了六六事件,斗彭康。南京大学也发生了六七事件,斗匡亚明。怎么都在这几天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不知道。

  兰大的六七事件轰动全国,李贵子一伙人揪斗大学校长和领导,斗争很激烈,消息自然传到了马坡。社教前线人心浮动了,没人搞四不清干部的事了,许多人在下面议论着、讨论着、串联着。我们的社教工作队除了读报学文件,什么也不敢说了,四清的事也不管了,工作队队长整天躲在他的屋里开小会,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表面上四清运动还在继续,实际上已经停滞了。

  6月24日,马坡公社四清工作队交给我一个任务:回校参观文化大革命。只有我一个人。可能因为我是班长,又在队部工作的原因吧。“参观”二字不是我的创造,工作队魏主任下达的命令如此:参观。只看,不说,不表态,不参与。

  我马上回去了。已经离开三个月了,有点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觉,毕竟是已经待了三年的地方啊。

  校园还是那么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但大变样了,不再宁静安宁。整个校园充斥着从来没有过的狂热、兴奋和激动。那时的人爱说一句话:“换了人间”。真是换了人间啊。我猛地从农村回来,感觉尤为激烈。

  课是早不上了。每天要做的事只有一件:搞文化大革命。有的人想着怎样斗人,有问题的人在想着怎样过关,整天开会,大会小会不断。大字报到处都是,连宿舍走廊里也贴满了。从49年起这是第一次。

  到底是全国最大的运动啊,气势宏大,前所未有,史无前例。校园里处处彩旗招展,大喇叭不断播放革命歌曲,渲染着革命的气氛,墙上到处贴满了名字上打了黑叉的大幅标语。我刚去的那天,上面一声令下,全校人马上就腰系大红绸带,在马路上,在操场里,大扭秧歌,宛如刚解放时的庆祝游行。

  人们把“李贵子”三个字常常挂在嘴边。

  “李贵子”?是他?我早听说过。我们住拐角楼四楼。二楼有一个系常出黑板报,放在楼门的旁边,吸引读者注目。我喜欢他们的板报,进来出去就看上几眼。有一期板报上登了一首小诗,有两句不错,“小桥一带淡淡烟,不知谁家唱乱弹。”意境颇佳,署名“李贵子”。名字有点怪,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以前的李贵子是历史系学生会主席,此时可大不一样了,他抖身一变,成了布衣皇帝,高高在上,统治全校。学生统治大学?前所未闻,要不怎么说是史无前例的新事物呢。

  李贵子飞跃上去了,他的腰杆硬,后台是甘肃省委。我不知道他蜂起的过程,只知道在六七事件里,他一夕突兀雄起,君临兰大,整个兰大都是他的天下了,唯他的话是从。

  李贵子干了两件大事:上,他打倒了校长江隆基。下,他大整学生。

  他狠斗江隆基。我看见我们食堂门外左侧摆了张饭桌。有人告诉我,昨天就让江隆基带着20斤的铁高帽子,扎喷气式,跪在这桌上挨批判。校级干部基本上都靠边了,接受批判,连系级领导也大都不能幸免。

  李贵子也大整表现突出的教师和学生,说他们是修正主义分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走卒,批判!表现突出的学生和学生干部,李贵子说他们是修正主义苗子,批判!凡是学习好的、爱写东西的,追求艺术享受的,批判!日记里、平常说的出格的话,能翻出来的都是罪证,批判!一句话,凡是看不顺眼的,都在挨整之列。

  66年6月期间,兰州的文化革命局限在大学里斗,还没有发展到打人的程度。李贵子手段毒,方法多,整学生自有他的一套。一个别出心裁的方法就是搞接力跑。想整谁了,就派上两个身高体壮的男生,一边一个,挤着挨整的人快步跑,不停地跑。那两个人跑累了就换上两个人。被整的人累了?那就架着他跑,不停地跑。被整的人跑不动了?就硬拖着他在地上滑。就这样,绕着文科楼和图书馆之间的大圈子一圈一圈拼命跑。鞋没了,袜子破了,不亚于上酷刑。有不少人累得吐血。天天都有人被拖着跑,一拨一拨不断。

  这是知识分子的荆棘路吗?我呆呆站在路旁,默默看着。一组一组的接力跑冲过去,那被拖着跑的人欲死不能的惨状让我目瞪口呆。

  大马路上,常常可以看见有人孤零零地默默垂头徘徊,像被人唾弃的幽魂孤鬼。不用说,是挨了整的人,还没有被隔离。等待他的是什么?

  宿舍走廊里贴满了大字报,是给已被揪出来的学生贴的。我去一个宿舍里看了看,大字报把一个同学的床都贴满了,他要睡觉了,得小心翼翼从下面钻进去,万一把大字报碰坏了,那可是大罪名一个。

  整学生是李贵子的一大发明,全中国独此一份。文化革命突兀蜂起的那时,还没有这样大面积整学生的。

  到校的第二天早晨,我刚起床,就听说昨天晚上,一位女生从402教室外的过道上跳下去了。402?是我常去自习的地方啊。我马上赶去看了。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文科楼北头过道偏南侧,地面上,一大滩鲜红的血迹还没擦干净,金色的朝阳下,格外刺眼。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么一下子没了?只剩下了这滩无言的血迹。但愿她还活着。我呆呆看着发愣,心有点发毛。要是没去社教,我会怎么样?浑身一颤,不寒而栗。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是兰大自杀大潮里的第一朵小血花。死人的事以后还有,跳楼的、卧轨的、上吊的都有。

  见到了老王,他是我的老乡。两人站在楼下路旁,说了几句话。他是数专微分方程专门化的班长,稳重,老成。也被打倒了。交代、批斗是肯定的了。我问他挨打没有,他说还没有。

  物理系宿舍楼北边的兰球场上,草草搭了个大台子,面朝北,有顶,像戏台一样,现在是全大学的活动中心了,全校大会全在这里举行。6月25日,在这儿召开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胜利大会,会上宣读中共中央的决定:把三反分子江隆基永远开除出党。全场顿时锣鼓喧天,欢声雷动。我站在一旁冷冷看着,在参观,在思考。

  大会开完了。当天夜里江校长就自杀了。

  校长自杀的消息在暗黑的夜色下不胫而走。我很快就知道了。我站在我们宿舍的窗前,对面不太远,就是江校长住的楼。我默默遥望,他的楼没有灯光,黑洞洞的,一片黑暗,只有路灯闪着惨淡的黄光。

  江校长1927年入党,6级干部,陕西西乡人。从解放到1957年,是北大第一位党委书记。一个大干部,这么一下子说没就没了?

  我没开灯,在夜色里独自站了很久很久,想了很多很多。想到了社教运动,想到李贵子残忍的白色恐怖,我庆幸去社教了,躲过了被人整的那一段,也庆幸让我回校参观文化革命,对运动的认识比别人先行一步。想想以后的事,心很凉。已经是6月底了,社教也许快结束了,我们回来了会发生什么?等待我的是什么?我做好了挨斗的思想准备。

  在学校呆了三天我就回来了。

  回来后,把情况给魏主任说了,他没让我正式汇报,也没让我写文字材料,更没让我给同学们传达什么。报纸上连篇累牍已经全是文化革命的事。傻子也能看出,形势要大变了,社教工作队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了。

9.农村造反

  我从学校回来后没几天,马坡公社院子里也开始贴大字报了。院子里横七竖八,来来回回拉了好些铁丝,大字报就挂在上面,随风飘舞。

  我们在农村社教,对大学里造反的具体事情知之甚少。也许有人从亲友同学的来信知道了兰大造反的事,也许同学们从来信知道了全国的形势。许多人坐不住了,火山即将爆发。工作队嘴上大喊支持革命师生,实际上他们也不知道该干什么能干什么。学生四处在串联,工作队整天关着门,他们自己开会,没叫我们。

  不大的院子里,大字报贴满了,绝大部分是我们学生的,也有工作队的。有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是控诉反动路线对学生的毒害,也有的是表决心,紧跟运动,誓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时的我们,是第一次卷入这么大的运动,懵懵懂懂,人云亦云。都跟着运动走,唯恐落下了,重压之下,难免会说些违心的话。看着纷纷扬扬的大字报,我忘不了大学里残酷的喷气式和接力跑,我将怎样过这一关?

  有一张大字报很显眼,是我们班一个同学的血书。他割破手指,蘸着滚烫的鲜血写了几句话。具体话语已经忘了,好像是自我批判一类的话。那几天贴出来的大字报不少,血书只有这一张。他爸爸是大学教授,搞艺术的,估计已经被揪出来了。他的惊恐、惶恐、害怕是肯定的。为了保护自己,做出了什么事都可以理解。

  工作队队部办公室魏主任让我去看看他,安慰安慰他,学生嘛,没什么。

  主任给了任务,我不能不去。可是,去了我能说什么?从大学的大形势看,我自己早晚有被打翻在地的一天。我连自己该怎样过这一关都不知道,还怎样劝说别人?再说了,我刚从大学回来,知道文化革命的险恶可怕。批判人无限上纲,造谣诽谤,背后告密,打小报告……大环境如此,我敢说真话吗?我能说真话吗?但是,不去也不行,是工作队给的任务。

  我去了。他的生产队就在旁边,离公社大院不远。他正在一间堂屋里呆着,房里乱七八糟的,桌上放着一卷大白纸。是准备再写什么?他的手还胡乱包着,血迹斑斑,脸色很差,惊恐,不安,惶惶然不知何去何从的样子。

  我们坐了下来。我慢慢转达了魏主任的原话,我说了几句,无非是不要随便给自己扣大帽子,相信群众相信党。又说了些运动里的套话场面上的话。批评的话过格的话我一个字都没说。严酷的运动就要来了,我在担心自己能否顺利过关,还能说什么激烈的话?说了一会儿,看他情绪稳定下来了,我就回去了,给魏主任说了一下。

  我没有给任何人讲过回校参观文化大革命的事,除了给魏主任汇报,没给同学们说一个字。去安慰这个同学的事更没有对任何人讲过。领导没让我说,我何必自找麻烦?史无前例的大运动风起云涌,我自己想不通的事一大堆,哪敢随便说。况且我也不清楚大学造反的前前后后,哪里知道该怎样说?我满脑子里想的只是自己的事。形势不容乐观,回校后我会被斗吗?怎样过关?我忧心忡忡。

  社会剧烈震荡,连北京的刘少奇都说他跟不上形势了,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何况我们在消息闭塞的西北一隅,何况我们才是个小小老百姓。

  社教前线已经大乱。同学们们都在议论文化大革命,说学校造反的事,各有各的渠道,各有各的看法。小道消息满天飞舞,说什么的都有。

  给我们教《材料力学》的老师,一位老太太。她丈夫是知名核物理学家。一天夜里,到处一片黑暗。农村没有路灯,我们早习惯了。在公社大门口,潘老师堵住了我。黑暗里,她激动地问:

  “你说说,对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

  我说:“当然可以,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

  这是毛泽东的话啊,没什么可怀疑的。她怎么突然说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批评她?我有点担心。难道她还不明白,形势如此严峻,早已容不得这样的话语了。可我该怎么对她说?我们说了几句话就散了。

  那老师为人正直,敢说真话。我觉得她说的对,当然支持。

  从社教前线返校后,具体日子记不准了,好像是8月末,造反派把社教工作队揪回来了,要批判社教运动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一阵子,要批判什么东西,就先给它戴上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肯定没错。

  会上批了些什么?我全忘了。只记得一件事。造反派把社教工作队的领导们揪在大教室里大批判。在大会上,潘老师主动站出来了,批判工作队的错误路线。不知道为什么,她翻出了说过的那句话,当着我们全年级人和工作队的面问我,“你给大家说说,我说过对毛泽东思想要一分为二的话吗?”我没有迟疑,当即大声说:“没有,潘老师没说过。”

  社教时她八成和别人争论过这个问题吧。形势已大变,事情根本不像想的那样。7月,最高层接见北京学生代表时已明确指出:对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分为二。

10.社教结束了

  到了8月,工作队什么都不管了,关着门,开他们自己的小会,不知道在做什么,四清的事已经停止了。拖了几天,四清运动就结束了。没有总结,也没有给我们做评语,什么都没说,就让我们回来了。有汽车接我们,还是敞篷卡车,我们回校了。3月5日来的,8月16日回来,加上集训,一共6个月另6天。

  当时大会小会都说,社教要年年搞,处处搞,是国家的施政大事,要永远搞下去。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最后一次社教了,是我生涯里的又一个“空前绝后”,和我的下连当兵一样。

  坐在大卡车里,我心里很清楚,在前面等着我的是更剧烈更残酷的斗争。文化大革命摧枯拉朽的巨大威力令人可怕,大标语大字报还在吗?还在扭大秧歌吗?还有残酷的接力跑吗?我会挨斗吗?会被拖着跑吗?我无处躲藏无法逃避,只能面对。

  到校了。啊?啊?啊——和6月底我来时大不一样,全变了,全变了。我怎么觉得就像以前解放初的游戏拉洋片一样,拉了那么一下,刷地一下场景全变,让我眼花缭乱。可以肯定的是,斗人的事儿已经没有了,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此时的整个大学乱七八糟,再也不干净整洁了。沿着马路栽了一排排木柱,拉了很多铁丝,上面贴满了大字报,成了大字报墙。平静的大学成了大字报的海洋,满都是人,人来人往,本校的、外校的、本地的、外地的,全是来看大字报的。我自然也不例外,钻在大字报里了,泡在大字报里了,直看得我眼花缭乱。全是小道消息,过去严格保密的文件、中央会议的记录、大人物的讲话,现在贴得满到处都是。过去的机密文件,现在堂而皇之公布在光天化日之下;高层领导的讲话让人目瞠口呆;同一件事同一个人的讲话前矛后盾,让人不可思议;大人物也粗鲁骂娘;重大事件的详情,不可思议的内幕很多很多……心中所感到的只能用几个字形容:震撼。想不到。

  我泡在大字报里了,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大字报。我一边看,一边想,特别是社教运动的影响。我这才明白过来,为什么前《十条》变成了后《十条》,社教为什么变成了四清,四清怎么从清账目变成了清政治……我是个书呆子,很少想到教科书之外的事。现在现实逼着我考虑许多问题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大操场的高台上,两个月前,李贵子盛气凌人,在那儿大声宣布将江隆基永远开除出党。现在,是北京红卫兵在台上声嘶力竭大呼,要揪出李贵子,算他斗学生的帐。大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跟我来,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不是红五类,就靠他妈的边。”大学革委会一个人上台了,北京红卫兵张口就问,“什么成分?”一听不是红五类,当场就骂,“滚你妈的蛋。”当场就轰下去了。

  和李贵子时代的白色恐怖完全不一样,是可怕的红色恐怖。场景迅速变化,让人目不暇接。不用说,党团组织没有了,校系领导都靠边了,学生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知道不会再有斗学生的惨剧了,放心了。可是从社教前线回去的同学们多数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也许他们知道了一点六七事件,但亲眼看到学校天翻地覆的革命形势,还是大出意料之外。啊?竟然发生过那样疯狂的造反。啊?竟然有过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事。啊?竟然可以那样斗人整人。有的人想补上李贵子整人的那一课,尝尝造反斗人的滋味。

  9月2日中午,阳光灿烂。呵呵,这一天我记得很清楚。

  吃罢午饭,我下楼去数专找同学玩。他是数专甲的班长,河南人,我们熟识,以前在一块商量民兵的事。我出了宿舍门,下楼,见到两个同学躲在外面,正在楼梯处偷偷商量什么。看见我过去了,他们马上住口了,看着我,眼神顿时变得十分古怪。我有点奇怪,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啊,不在房里说,躲在这商量?我没管,只是走我的路。我下楼和朋友聊了会儿串联的事。说好要是去郑州了就上他家住。又说了几句话我就回宿舍了,准备睡午觉。

  我回来了,宿舍人都出去了,只有雨生急得转圈圈,在等我。一看见我就急忙告诉我,他们下午要斗我。

  哦,是他们两个啊,想想他们两个的古怪神色,我明白了,他们是想在我身上补上整人这一课。蠢瓜,你们就没看到大形势已变了,早没有学生斗学生的事了,你们还想搞这个?脑子太迟钝了吧。我怎么办?和他们对打?太无聊。正好,不是刚说了串联的事吗,为什么放着这么好的串联事不赶快做?我当即返身下楼再找王勤,拉他立马一块去开车票。那时文化革命开始不久,社会秩序还没乱,坐火车当然是要票的,但凭学生证可以随便开票,不要钱。我们在铁路局大门口西边的一个窗户拿到了票。第二天就直接坐火车走了。4日到郑州,第二天,直奔长沙。

  车上秩序很好,很干净,都有座位,列车员按时扫地打水送饭。

  我到处走着看。在一节车厢,见一个小丫头,十四五岁,一身褪色黄军装,手拿军用宽腰带挥舞着,一口京片子,正绘声绘色地给周围旅客讲她们打资本家的事,“我跳到他身上,来回跳,软软的,可好玩了。”竟然能这样做?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我冷眼看了她一下。有什么说的,那是肋骨断了,人肯定早已被打死了。一个小女孩,能说出恶魔的话,我浑身一颤,赶快走开了。

  我往车窗外看,啊,来往疾驰的火车货车上,到处用白漆写满了大幅标语,“揪出李贵子”“枪毙李贵子”“打倒李贵子”。北京红卫兵认为造反有理,学生不能斗学生,李贵子自然罪责难逃。旅客们不明就里,都在打问,“李贵子是谁啊?”“他犯了什么罪?”刷满“枪毙李贵子”大标语的火车全国到处跑,谁都知道李贵子是个大坏蛋了。

  我默默坐在列车上,沉思久久。我当了三年班长,抱着为大家服务的宗旨做事,从来没有为难过人,一次都没有。都是一个宿舍住的人啊,在一块住了三年了,昨天还嘻嘻哈哈说说笑笑,说变脸就一下子变了脸,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5日,我到了长沙。这儿的货车上也写满了“枪毙李贵子”。我去了长沙工业大学、湖南大学、岳麓山。韶山是必定要去的了,红卫兵到处都是。我和王勤在故居前留了影。15日我们到了广州,住在华南工学院。我对中山大学早心慕已久,在古色古香的校园里徜徉很久。广州的街道有趣,临街那间不是店铺,是人行道,他们叫骑楼,雨多,可以保护行人。我待了两天,离穗北上,赴武汉,去了武汉大学,看了长江大桥。之后去了上海,是大名鼎鼎的上海啊,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来一次不容易,想去看的地方都去看了看。

  26日去了北京,参加国庆游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远远看见伟人在城墙上挥手。我没有去大学搞革命串联,只是在北大和清华看了看。我走遍了北京有名的寺庙和名胜古迹,不虚此行。

  一路走了下来,眼界大开。世界这么大,有那么多美好的事物等着我去发现,何必在意那些蝇头小事?由它去了。

11.社教后记

  第三期四清草草结束了。我们人虽然回来了,但脑子里装的东西不一样了。单纯的学生见过了世面,知道了四清运动怎样收拾人整人,人生观社会观都因此而改变。

  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过去了。全党隆重进行的伟大运动,忽地一下子就过去了,没人再提它了。回头想想,四清运动确实作了不少不好的事,弄虚作假,斗人上纲上线。那位上吊的生产队长就是一例。

  社教运动还没来得及总结,代之而起的文化大革命已燃起了燎天大火。所有的人都得在这前所未有的大革命里经受锻炼和折磨。文化革命陡然蜂起时我们在农村,没有经历过造反的躁动、狂热、疯狂和懵懂,但同样也能感受到革命的狂热和狂乱。我们从社教中走来,更清楚感受到了阶级斗争的无情和残酷。

  面对剧烈变化的形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有的人想跟着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统帅冲在运动的最前列;有的人在想着怎样安然度过这一关;也有人图谋私利,乘机打击报复。

  那是刚从马坡回来不久的时候,我们宿舍有人要斗高老师了。谁的主张?又是那两个人吧。从社教前线回来以后,他们很积极,文化革命的什么事都冲在前面。这是我们宿舍的事,我不能不参加,只好坐在一旁。高老师是我们系的副主任。和我们素无来往,我不认识他。这次社教,上级安排他和我们班的人一块。他在一个大队蹲点。我在公社政法组,这是我第一次见他。

  高老师来了。他人瘦弱,个子中等,头发花白,已经是所剩无几了。高老师态度谦恭,主动撅腚弯腰,低头交代,一一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我只是在一旁听,一个字都没说。高老师有问必答。突然,真正是事出突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坐在一旁的杜某,猛地跳了起来,不由分说,照着高老师的头,头发已寥寥无几的头,就是狠狠一巴掌,打得高老师趔趄一下,几乎要躺倒在地上了。我的心猛地“砰砰”跳了起来,站起来大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好几人都在喊,不约而同地大喊,我还没见过这么打人呢。连李贵子时代都没有这样打人,难道有人还想制造更大的惨案?杜某恶毒地看了我们一眼,悻悻坐了回去。

  人心就这样不可叵测?杜某和高主任素无来往,他为什么那样恨高主任?是社教的后遗症?是不是他也那样打过四不清干部,现在又来过打人的瘾?后来听别人说,叶开源老师挨斗了,和上一次一样,杜某主动过去了,他又恶狠狠出手了,把叶老师的头都打破了,流血了。整个文化革命期间,我们班的打人事件仅他两例。

  叶开源老师是我们专业的权威,水平很高,改革开放后,他培养出来两位院士。后来,一位曾跟他搞科研的老师,也评上了科学院院士。

  这次斗高主任,姓杜的不是我们宿舍的人,却专门过来参加批斗,为的就是打人,发泄内心的仇恨,“不管是谁,只要落在我手里,我就狠狠收拾你。”这就是他没有说出来的话。

  非凡的一年过去了,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还在发展,我在运动里长大,见了世面,我在运动里学到的,顶十年,二十年……顶一辈子。

  残酷斗争还在发展,我渴望坐在书桌旁继续学习,哪有那个可能。我没有想到,我再进大学读研出国访问,得到十年以后的改革开放了。十年啊,一生有几个十年?

  人生荏苒,岁月无情。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时代变化快,不知不觉间,社教运动已过去了整整五十年。

  社教四清,如今大概只有一些老年人才懂得它的意义了。当年声势浩大震动全国的巨大运动,只成了茫茫历史里的一个碎片,湮没在浩瀚的文件里和官样文章里,演绎在小说里戏剧里,存在在当事人的传说和回忆里,更深深埋藏在受害人的泣血伤痛里。

  生活在继续。我的故事里的人,近五分之一的人音讯杳然,不知西东。近三分之一的人已经逝去。健在的人现在在做什么?他们可曾也在回想紧张残酷的社教?短短半年的社教,一事一语都还没有忘却,就像刻在脑子里一样。

  人生总有太多的遗憾和无奈,或许这就叫生活。岁月易逝,年轻的容颜不在。再回首,却发现已失去了太多。人生就是这样。

2016年4月

  本文由任平生先生此稿。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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