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彦修：四清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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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记实.上篇

作者：曾彦修
来源：私人史

1964～1965年，近一年或一年多时间我在上海一个大中型印刷厂——群众印刷厂，参加了全过程的“四清运动”。这个运动是从河北省某县某乡或某村开始的，叫“××经验”。当时广泛风传出来的要点，是说我们农村的基层党政组织全都“烂了”，全部要上面组织工作队到农村去重新“访贫问苦，扎根串联”，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重新夺回基层党政大权才行。这个报告，在全国对党内的干部做过广泛传达。它的总估计、总精神不久即向一切干部（即国家党、政、军、文的工作人员）传达、讨论。其时，我于1960年6月已调至上海《辞海》编辑所工作。但当地市委的文教书记石西民及市出版部门负责人马飞海、丁景唐等同志对我均很照顾、保护，怕我在运动中又被整，因为只要一人起来点了我的名，他们就得照办。所以1964年冬他们就叫我立即去参加群众印刷厂“四清”队，采取了主动办法。这无异于对上海出版系统喊话：这回你们就不要整他了。这用意一看便知。

　　我奉命参加的是一支有四十来人的“四清”工作试点队，队长是上海市出版局长马飞海，一位上海的老地下工作领导者，为人稳重。被“清”的是一个叫“群众印刷厂”的八百多人的大中型印刷厂。这个厂特别是它的装订车间有一百八十多人，是由原三十来个小装订作合并而成的，被认为是一个政治上很复杂的工厂。我就被分配在装订车间工作组。

　　所谓“四清”，是“清”每个人的，次序可能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清组织”是最后结果，即重新组成该单位或地区的各层领导机构及成员。其实，当时从全国说来，有些地方还未解除饥饿状态，现有无数篇文章证明，“四清”在农村也是老一套，要先“诉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不过，行不通，老百姓一诉就诉这几年如何苦法。几乎全都不得不改变老办法。

　　我在装订车间工作组中，开始时是叫我做“群众”工作，即无目的地去找人交谈。这等于无事，人家都在上班，你找谁谈？我无法，有两三个月就是紧紧跟班劳动而已。我看见工作组每个人都抱着几份人事档案，并讨论和交换意见。因我当时不是党员，可以听，但不分配给我任务。组长叫我可以提意见。组内四个工人，两个大学生，再加一个我。但一讨论就牵涉到各个人的历史问题，即解放前几十年至解放前一两年的事情，这些就要难倒组内的一切人了，因为，什么国民党、三青团、中统、军统之类，他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相当一部分，我却多少知道一点，或至少懂得如何去做调查的方法。组长后来请准上级，他们都是干过地下工作的或新四军来的老干部，他们知道我的“右派”事，但还是完全相信我绝不会包庇汉奸特务。所以，组长明确告诉我：请示过上级，装订车间审查历史的工作，就由你多管了。名称叫“资料员”，合法了。

　　我先花了一个星期（晚上大家加班），把三十来个人的档案大致翻了一下，经历简单的一半多，较复杂的一小半，麻烦一点的约三四个人。以后即大致从易到难。组内的两个工人，两个大学生干部，都根据组长的分配，努力在市内做调查。其中三十岁的中华书局印刷厂工人费全法，则是调查最用力、最有成绩的一个，到苏北、到浙南去调查过，我则是调查的设计者与分析者。

　　我们整个三十几人的大工作组，设有一个专管政治审查的负责人，是苏北来的老干部，也很和气，我所做的一切结论都是先要他批准的。

　　这样做了半年多，我们把工厂人事科（科长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同志，人好得不得了，就是拿着这一堆乱麻没办法）交与我们的三十来份人事档案中的大小问题由我写了书面结论：三十来个被怀疑有各种政治嫌疑问题的，全弄清楚了：一个也没有什么大间题。其中有一个说是在浙江温州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干过的，肯定、否定均无确证，他是做饭的，算未能撤销对他的某些怀疑。这三十来份档案，有两三份只半厘米或一厘米厚，绝大多数都有两三厘米厚，有一个人有两厚本。我看了哭笑不得：我们在做些什么呀！

　　我认为，我一生真正谈得上是做了一件工作的，就是这件事，即1965年在“四清”运动中，为被审的三十来个工人及干部，全部洗清了汉奸、特务、政治骗子、反动资本家……这一类的怀疑或帽子，全部彻底以书面撤销了这些怀疑。我一生的其他工作，我认为也就是办公而已。

　　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工作队于1965年深秋或1966年初春，在工作了一年多，撤离工厂以后，不几个月，文化大革命就来了，一下子，全国又是“地、富、反、坏、右，叛、特、走、资、资”了（指当时初步被斗的十种“敌人”），最初我是从街边理发摊上听来的，意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以后就四十种、四百种也不止了，连主持全国“四清”的人，也第一个就被“清”了。

　　下面就将我写了结论的三十来个人中的十个，先易后难地举出实例来谈谈。这比看福尔摩斯侦探案可要简明有趣多了，而且全是牵涉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以至肉体生命的。

　　这些事的大致内容我曾以《审干杂谈》之名在北京、湖南均出过小册子，但无甚影响。书名就极像政治空论，无人对之有兴趣。现我据实另写，由简入繁，内容也更注意可读性了。

1

　　“四清”是要“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还要“清思想”，就是说，全国人民都必须个个通体透明，像个水晶人似的。在广大人群之前，人人都必须如此。在这个八百多人的印刷厂中的一百八十多人的装订车间，这些低级的、非技术性工人们又从何处去贪污、受贿呢？但也必须一个个地清，一下子全国普通老百姓又都可能成为贪污盗窃犯了。为此，在这个车间中，人人都首先得过经济这一关，因为人人都可能有“投机倒把”问题。

　　投什么机、倒什么把呢？因为当时较多存在的，有一个买卖“粮票”的问题。这是指1960、1961、1962年的事情，有的人家急需用几个钱，家中没东西卖，只好卖自家的几斤口粮粮票；一斤粮票大概有四平方厘米，可卖至两元钱，有些人家急需粮食，婴儿嗷嗷待哺，再贵也要买几斤粮票。或转卖至乡下，因为乡下粮食更困难。无粮票，在全国都买不到一颗粮食。所谓“四清”运动，是从“清经济”开始，工厂的“四清”运动，依上面规定，也必须从“清经济”开始。装订车间里有一个中年妇女，平时人际关系不太好，一直在用一种粗糙棉纱线织背心，织了一件又一件，群众怀疑她是偷来的棉线。她说不是，但又不敢说明来源。工作组中的工人同志，也弄不出个头绪来，就开了小型讲理会之类。她坚持说是在市场买的棉线。但那时哪有这种市场呢？显然不实。我觉得事情很小，但她哪会有这么源源不断的粗棉纱线的来源呢？斗不下来，是停止不了的。天上会掉下来棉纱线么？我在工作小组里是“资料员”，可以泛管全车间的事。我向组长请战：我去找她谈谈可以么？她当然是有来源的，要先解除她的恐惧心理才行。十几年的社会斗争，从未停过，一次运动下来，总有一大批罪犯，哪个不怕。何况谈话的方式离不开审讯罪犯的形式：“×××：你只要老实交代，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不要失去机会，越早点交代，对你的处分越轻！”这么一段训话下来对方无缘无故地已经被定为“罪犯”了，往往越是劝导，人家越怕。我找她谈话，先从开玩笑起，说：“×××，你真忙呀！一分钟也不休息，人家笑你呢？”她忙问：“笑我什么？”我说：“笑你财迷！”她说：“不搭界（上海读为ga的第四声）嘛！”我说，人家说“搭界”，说你投机倒把哩……就这么开玩笑地谈下去。“人家还说你那线团来源不正呢！”她说“偷来的？抢来的？”我看她已毫无恐惧之意，就说“那你哪里来的，天上掉下来的？”她就笑了，“告诉你吧，是公家的东西，不过不是偷来的”。于是她就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她的丈夫在某厂做钢筋水泥制件运输装载一类工作，每天发一双粗棉纱手套，用不完，她就拆开来织棉线背心，拿到市场上去卖。工作组立刻派人去查，完全属实。

　　对敌斗争后来变成了全民互斗，一天到晚都是敌我。我记不清了，好像是哪个名喜剧作家有一名剧叫做：无事生非！

2

　　这一段谈如何弄清楚一个端咖啡小孩的所谓历史上的国民党地下潜伏人员嫌疑问题。

　　这个人姓张，男，约三十几岁。上海人，装订车间大机折页组工人。群众检举他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派汤恩伯来接收上海时，他参加过欢迎汤恩伯的宴会。因此，这个人可能是国民党的地下潜伏人员。据我们进厂后所知，此人除了平日说话随便，喜欢吹牛，工作上多少有点吊儿郎当之外，并无其他劣迹。但是多年来不止一人检举过这件事，而且检举人都说这是解放前他本人多次亲口讲的。

　　这个人在解放前确曾参加过什么壮丁训练队之类，但那是国民党军政机关向各大厂商派定的名额，由资方出钱买制服等，到时应卯而已。此事过去及这次都已调查清楚，他本人早已上交制服，即作罢论。

　　算这个人的年龄，1945年或1946年时，他只有十几岁，当时是在一个什么征信所或银行公会的小印刷厂做排字工人，这是有人证明的。这样一个身份和年龄的人，怎么能够参加上海市第一次欢迎国民党最高接收大员汤恩伯的宴会呢？不大可能。但档案内和口头上都有检举材料，不弄清楚就不能结案。这次如不管，岂不要怀疑他一辈子？

　　于是，我建议，仍采取老办法，不搞神秘化，不同他在背后捉迷藏，既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就不要自找麻烦，先问清楚他本人再说。我一问，他就笑嘻嘻地说，解放前他确曾向别人吹过这个牛。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他楼上的邻居是虹口某咖啡店的“侍应生”（即服务员），汤到沪时，上海各界名流二三百人在某大学礼堂开茶话会欢迎汤，由于规模较大，是由若干家咖啡馆联合承办的。张的邻居老师傅受雇的那家咖啡店，也是那天承办这个茶话会的店家之一。这位邻居师傅临行时随便对张说：“小张，侬想看看汤恩伯？阿拉带侬去！”张回答愿意去，于是立即换上邻居师傅的白工作服一齐去了。茶会举行时，这位小张就在外面帮忙打杂，包括把饮料点心等送到欢迎大厅的门口，由邻居师傅在门口接过去再送到客人面前。调查时，这位姓张的工人对我说：“我瞎忙了大半天，就是远远地看了汤恩伯几眼，吃了几块西点，勿格（合）算。”这以后他就乱吹参加过欢迎汤恩伯的宴会，别人再加油加醋，于是就由在场外帮忙端茶送水变成了参加宴会，又由参加宴会逐渐引申出“国民党地下特工人员”的问题，真是阿弥陀佛！

　　这之后，我们就进行调查，咖啡馆某师傅已死，他确曾是这位张姓工人多年的邻居，平日很喜欢这个孩子。我们都认为这件事就是这么一个小故事，没有什么再调查下去的必要，只能取消对这位张姓工人的怀疑，给他做了个书面结论。

　　我希望这位工人同志以后不要乱讲大话，自找麻烦了。

　　不过，我们也太会制造“敌人”了，似乎举国之人都有“特嫌”似的，其实，往往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3

　　这次谈装订车间有一个小业主（或小资本家）曾经被怀疑当过汉奸警察局长，而最后弄清全无其事的故事。这个人姓王，在公私合营时并入厂中，五十多岁，身体不好，只能做点轻微工作。

　　在他的档案袋中，有人检举他在敌伪时期做过江南某市的汉奸警察局长，是留日学生，先替日本侵略军当翻译官，以后被日本侵略者看中，提升为警察局长等。

　　我们工作组内是一位大学毕业多年的同志管他的事情，他来和我商量。我们初步了解情况后，判断被检举的人大概不是这个王某，而是另有其人。其中虽然有几个方面，如姓名、年龄、籍贯、日本投降后开装订作，以后又并入国营大厂等，都是基本一致的。但据了解本厂王某历史的其他老工人说，这个王某没有留学过日本，也没听说当过什么日伪的警察局长。我们看这个王某的文化水平很低，也应付不了这么个汉奸差事。

　　从检举材料看，检举人大概也是听来的，所以说得也不大清楚，又没有留下地址，无法再深入查问。但是我们觉得，本厂的王某虽然已经能够大体上判断不是真正的被检举人，但是，如果这个被检举人确有其人，就可能至今仍然逍遥法外。而我们厂的王某的案又如何了结呢？继续保留档案和保留对他的怀疑是错误的，无条件销毁检举他的档案更是不允许的。于是，我们就下决心或者把这个被检举人找出来，或者找出确证以取消对我厂王某的怀疑。二者必居其一，不然就是把别人的政治生命当儿戏，不负责任。

　　此事由小×到市公安局去查市民册。同名的有十几个，还有几个名字很相近而在印刷系统工作的人。于是我们商量，如果对这十几个人一一去查，太费时间，宁可从印刷系统几个名字相近的人查起。小×跑了不多的地方，即在一家大印刷厂查出此事，被检举人是在那个厂中，经核査无误后，我们把材料转了过去，并取得了收条。

　　至于检举的内容是否完全真实，我至今不知道。其实原检举材料上的王某，同本厂的王某，名字上是差一个字的，只是读音很相近。如果工作认真负责一点，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不应该这么糊里糊涂乱塞到人家的档案中。人命关天，我们有些同志常常搞这种不管别人死活同时也为自己制造麻烦的事。

　　一个张冠李戴的汉奸案件，就这样没有费多大力气就弄清楚了。经验是：一，不要蛮干乱斗；二，对人要有负责到底的精神，好人必须为他昭雪，坏人则必须设法把他査出来。

4

　　一个清洁工，朱××，六十来岁了。凡是进过印刷厂，特别是大印刷厂的人都知道，遍地破纸，有时难以下脚（但1980年我在日本参观过的大印刷厂，窗明几净，地无片纸），各种废料也多，几个清洁工忙得不得了。这个姓朱的清洁工，很是勤快老实，只知埋头干活，一句话不多讲，一问才知道是“汉奸”，反革命管制分子。我看了他的材料，明明自认是我们派出的，应付敌伪的两面村长。我说我找他谈谈，是真是假，不难辨别。如是真汉奸，我们的这一套，他要编也会矛盾百出。我找他谈，首先不威胁他，说，听说你是我们的村长，指定你去当伪村长的。我说，这种情况有，你把经过讲讲看，我也在苏中呆过（其实没有），那里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如果他是完全冒充的，一听就会吃不消。因为他文化不高，要造假会漏洞百出。他讲了一些，我听不像假的，特别他说我们那里在长江边上，靖江县，敌人统治很紧，要献铜铁，有任务。晚上我回家里，报告上级，说不交不行，要杀老百姓，就先要杀我。上级决定，叫我交。去收集破铜烂铁，好的送到我们这边来，没用的交他们一些。敌伪嫌少，还要，我又回去报告，上级说，你再交，有用的交到根据地，不够，我们在根据地收集，把最坏的支援你，这样就勉强对付过去了。

　　敌人经常要我们贴大标语，什么“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等，不贴就杀头，请示上级，说，贴，不贴他就杀人，利用机会把纸张、墨汁多弄点到这边来。我听他讲这类事情，立刻就明白，这些如不是亲历，编造不出来的。我安慰他说，你太劳累了，要注意身体，你的劳动任务恐怕要减轻一点。他哭了。我说千万不要哭，要伤身体，你的事简单得很，很快就会清楚的，不要怕。我回来一汇报，我们工作队里，有一批老新四军，苏中干部，一听都说，弄错了，弄错了，是我们的人。有一位专管审查政治的队委说，这人是普陀区公安局榜上有名的管制分子，还要他们同意。一天，普陀区公安局来了一个干部说，我们也知道此人是弄错了，现在就可公开宣布摘帽（当时没有“平反”一说）。

　　问题是：如果对敌伪与我区情况一点不了解的人，如何去审查这类情况呢？能不越审越乱吗？越审“敌人”越多吗？

5

　　一个多年来在车间被公认为“兵痞”、国民党员的人，实际却是一个一生被迫害、被侮辱，在解放后才真正得到翻身，而且一直表现很好的工人。他解放后在政治上一直受到歧视，我们去后才将这些加以改正了。

　　这人姓阎，山东泰安（或兖州）人。男，四十五六岁，装订车间大机折页组长。此人解放后具有强烈的翻身感，工作积极努力，遵守劳动纪律，担任组长的责任心也很强。这样的工人，是解放后出现的积极分子，坚决拥护党的政策，服从党的领导，当然，习惯上也服从一切上级领导人。

　　工作队进厂后，我们就一直听说这个人是“兵痞”、国民党员，干部汇报时，也老是这么说（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不说得“左”一点，他们就有可能挨整，这是长期以来“左一点保险”造成的结果），把他作为一个重点人物，认为可能是一个清理对象。但讲到解放后的表现，却找不到什么不好之处，于是乎便说人家是“伪装积极”；这个人多次表示想入党，则是“妄图钻入党内”等。看他的档案，确是当过国民党的兵，“加入”过国民党，都是自己填写的。这些，过去他在各项运动中已经作过多次明白交代。这个车间的前任支部书记，是一个踏实诚恳的女同志，已经到外单位帮助工作去了，这次也回到厂来参加工作组的工作，也照说这么一套，但我看得出来，她是言不由衷。

　　这个工人平日抓劳动纪律得罪了一些人，这回工作队进厂后，说他是“兵痞”，甚至“阶级异己分子”的声浪越来越高，车间有些负责人也这样，似乎这两顶帽子已成定论。车间主任老唐同志因为在业务上要依靠这人，平日同他比较接近，因此也被认为丧失立场，为此受到公开批判，阎某也在场，因此他惶惶不可终日。我很担心会出事。因为一个人等待着毫不讲理的、可怕的审判，还不如直接拉出来审判好，这一点我自己有很充分的体验。

　　我想，既然解放后一直表现好，“兵痞”又怎么样？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赵太爷，不准人家进步？我还发现，反对他最激烈的，基本上来自后进力量，特别是一些劳动纪律不好的人。我几次参加过土地改革，开始时上过这个当，也学了点乖，谨防上当。

　　于是，我想先稳定他的情绪要紧，便先后几次找他非正式谈了他的经历。这样，我已经初步判断他根本不是什么“兵痞”，而是一个在解放前一直受尽压迫的人了。他解放后一直表现较好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真正得到了翻身。然后，我报告工作队的一位副队长陈落同志（一位清华大学毕业很了解旧社会的老同志），请他同我一齐听一次阎某的详细自述，并随时提出询问，我相信以我们两人几十年的政治经验和对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的了解程度，他要在几小时的谈话中把我们都骗过，怕也不那么容易。

　　我们同阎某谈了一整个下午。他是贫苦的农家子，十岁丧母，兄弟二人受后母虐待，弟弟先逃亡了。1937年抗战爆发后，在山东泰安或兖州有一个国民党的伤兵医院，阎某这时十七八岁，逃出家庭，进入这个伤兵医院去当了一名看护兵。以后随着这所伤兵医院，经过千辛万苦进入四川万县。以后又迁往四川合川县。在合川时，遇到国民党开什么会，院长要为自己或别人拉选票，就给院中人员不管伤兵还是工作人员每人发一张表，派人监督或代填“加入”国民党，阎某就是这么“参加”了国民党的。这时我插话说：“国民党是有这么干的，花样很多……”我还未说完，他就十分激动，连说：“你了解国民党的情形就好了，过去我这么说，他们都说我顽固不老实……”以后他又逃出这家伤兵医院（他还讲了官长们如何贪污死亡士兵的丧葬费，向上报棺材费多少，实际上多是叫他们偷偷裹张破草席掘地埋葬的，他们也多少分得一点钱），经一个同乡介绍，替一个地方军队的团长旅长之类的人当家庭勤务兵，实为家庭奴隶。以后他又偷了主人的一个金手镯，逃到重庆，改名换姓，后来又经同乡介绍，进了国民党政府中央信托局当勤务工。胜利后随中信局到了上海，中信局接管了某大印刷厂，阎的编制转入这个工厂，实际则是做中信局某负责人兼这个印刷厂的总经理或董事长的家庭仆人，买菜、烧饭、打扫卫生、抱孩子，无所不做，因此，他被厂中人看不起。解放后才辗转并入现在这家印刷厂的。

　　调査中他历述当看护兵的辛酸。我插话说：“对，国民党的伤兵谁也敢打，戏院、饭馆不用说，县政府、县党部之类也说打就打……”我话还未完，他已激动得流了眼泪，连声说：“你了解情况就好了，你了解情况就好了，过去总追问我害过多少老百姓，我说我当的这个看护兵整天挨伤兵打，他们不但不相信，一直说我不老实……”看来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受到别人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和被了解，因此一下子激动得流出眼泪来。在他历述如何从山东经安徽、河南、湖北进入四川，沿途所经铁路、公路、轮船、木船的经过路线时，我插话说：“你说得对，这条路是这么走的，是要用这些交通工具。”他又喜出望外，说：“你也走过这条路？”我说：“我没走过，不过据我知道的，你说的没有错。”当他说他们拉伤兵的木船进三峡，以后经过云阳时，说那地方出盐，看见有人背盐的。我又插话说：“你说得对，那地方是出盐，如果你是坐轮船经过这地方的，恐怕就不一定会知道这件事了。”他又十分感动。看到我们对他的一生经历多表示理解和相信，他感到十分意外，也表现出对十几年压在他身上的重担有可能要解除了的异乎寻常的喜悦。

　　后来，我们把他的自述整理成一份万把字的材料。此外，既然没有任何对他的检举和揭发材料，那就只能相信他合理而又无任何漏洞与矛盾的自述了。（他本人还有一些比这长得多的事情，篇幅不允许，从略了。）

　　因为他没有任何可疑之点，我记得还在他的自述（我记得很清楚，对他的结论材料，是用的“自述”字样，因为他实在没有什么要“交代”的）之后加了几点看法，并得到了全工作组的通过：一，相信他本人的自述，如有不实，由本人负责；二，阎某在旧社会始终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底层劳苦人民，不是什么国民党“兵痞”；三，参加国民党是被迫的、集体的，早已自动交代，不算什么问题。并说，这些均已了案，以后如无新材料，这些事就不要再追查了。

　　本文选自《平生六记》，曾彦修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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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记实.下篇

作者：曾彦修
来源：私人史
6

　　这次谈如何弄清楚一个长期被认为是“工贼”的工人，结果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的经过。
　　这个厂的装订车间，有个姓陈的工人，年约五十岁，男，四川重庆人，抗战胜利后随国民党中央信托局一个印钞厂复员到上海。解放后，辗转留在现在这个工厂工作（此厂解放前也印钞票）。他的专长一点没有得到发挥，整天打糨糊、清扫车间。他的名字也很少有人叫，要叫就是“打糨糊的”！
　　他有一大袋档案材料。关键问题是：有人检举他抗战期间在重庆中信局印刷厂时，曾告密过一次罢工，致使多人被开除出厂，因此他是一个工贼。检举人是上海另一印刷厂的一个工人，据说这事是陈某同他一起喝醉酒时，陈自己告诉他的。此事厂中人保科原已有大量调查材料，其实已基本上可以做结论了，但是却没有做，仍然作为一个“工贼”甚至特务嫌疑挂在那里。
　　我仍然坚持我的老主张：先仔细阅读和研究已有的材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就应该找他本人详谈。不要老是在背后猜谜语，演《三岔口》，化简单为复杂，化清楚为糊涂。
　　经过过去的了解和我们新补充的调查，情况大致如下：陈某原系重庆金银首饰店学徒出身，会精雕细镂金银首饰。后转入重庆地方势力所办的印钞厂，做镂版工人。抗战后，国民党中央势力进入四川，要印钞票，既无机器，又少工人。不得不借重地方力量，由国民党中央信托局投资，扩大印制钞票，增加工人，领导权自然落到了国民党中央派手中，印制科长也改由“下江人”担任。原地方工厂的技术领导人及技术工人等被排斥，置于次要或无权的地位。他们极端不满，要求恢复原有地位。国民党中央系的当权派仗势不让步，本地技工们没有达到目的，就以集体辞职相威胁。国民党中央信托局派去的厂方当局仍不让步，于是几十名本地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就真的联名集体辞职，而国民党中央信托局的厂方也就莽里莽撞公开出布告批准这一集体辞职。两三个月后，钞票产量降低，满足不了国民党通货膨胀的需要，辞了职的本地工人也生活困难。后来国民党厂方不得不妥协，把这些人全部请回厂。本地工人也就顺水推舟，全部回了工厂。因此，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罢工和开除工人的事。
　　以上情形弄清楚以后，我们就做第三步的工作，再找上海当时的几个当事人或知道这事经过的人进行了一些调查。至于重庆方面，过去已有过充分调查，有的当事人解放后已是重庆市工会的干部，讲得很清楚，经过就是上面那些，没有必要再去调查了。
　　综合前后调查的结果（包括陈本人的自述）如下：
　　第一，该厂根本没有发生过罢工，也根本没有发生过开除工人的事。斗争是公开的，经过长时期公开交涉，也无所谓告密这回事。所有当事人的证明，没有一个涉及罢工，或有人告密、破坏罢工之类的事情。
　　第二，斗争的性质，是国民党中央势力与四川地方势力的斗争在某一个小角落里的反映。
　　第三，斗争的结果，以双方各有需要，也以双方互相妥协而告终，没有任何人受处分或被开除。
　　第四，关键之处（似乎是这次新调查出来的，根据我的记忆，好像陈对我解释为什么他不参加辞职时谈及此事，以后经过调查属实），是该厂的印刷科长娶了陈某的妹妹做妻子，因此陈和他是亲戚关系，因这一层特殊原因，陈始终未参加这一斗争，也未参加集体辞职。本地的工人对陈是有些不满，但一般均谅解陈，未予深责。
　　全部的事实真相就是如此，因此给陈做了书面结论：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个“罢工”，他没有破坏过“罢工”，没有告过什么密，也没有任何人被开除，自然他也没有任何“工贼”嫌疑。至于所谓酒后自述之说，可能一个是酒醉胡言，另一个也可能是酒醉误记，就没有必要为此事去寻根究柢了。

7

　　这次谈的是胡某某，男，上海人。这个人是在“大刀架子”（即切书边和切纸张的机器）上工作的，劳动强度大。在“大跃进”后的几年困难时期，他有赌博、贩卖票证和聚众酗酒之类的行为，劳动纪律也不大好。平日则一贯对人讲他是老新四军，是共产党员等。工厂人保科过去审查过他，档案有寸把厚。但方法不大对头，调查也不得要领，做不出结论。群众和人保科都基本上认为这个人是冒充新四军和共产党员的骗子。“四清”中由于群众平日对他不满，要求他在小组会上作交代，如交代不清即是假冒，予以处理。
　　我看了他的材料后，一时真假难定。我建议，这种事情根本不应该背对背地捉迷藏，应该先请他本人写一份详细经历，看后即可知其大概了。我一看他新写的详细经历，从1946年苏中七战七捷到北撤，到大反攻、渡江等，都不像假的，我又找来《解放战争大事月表》对照，经过可算大体不差，不像假冒。于是我又去找他详谈了一次，看看和听听他像不像在解放区和我们部队中呆过的样子。这个办别方法我想是比较有效的。我得到的印象是肯定的，不像假冒。由于文化水平低，他对这段经历当然也有讲错或记错的地方，但这同假冒的人讲错的，一听就能分清。但我问他怎么离队的，有无复员证明等，他就左推右托，含糊其词，讲不清楚。
　　节外生枝的麻烦事情是，还在他的档案中有一张“党证”，是用白色有光纸印的，有半个巴掌大，时间是1946年，已经黄旧不堪了。这可把很多“老资格”的党员都考住了。我们没有党证制度，问过工作队中几个从新四军或苏北根据地来的领导同志，都说苏北和新四军也没有党证制度。于是，我再研究他那张“党证”，发现用钢笔填的是某团某连战士，同“党证”上所盖章的团党委会的团名番号根本不一样。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请大家研究。个别同志说，这更证明胡某某是假冒了，所谓“党证”上填写的东西同所盖的图章就是矛盾的。更多的同志则表示疑惑不解。我提出我的看法：正是从这个矛盾上，不能肯定他是假冒，相反，很有可能是真的，证据也就在“党证”上的这个大“矛盾”上。我说：第一，从“党证”纸质的简陋上看，不像是伪造。伪造者的心理，不会造得这么简陋，以致容易引起别人怀疑；第二，作伪者更不会公开制造一个大破绽大矛盾摆在那里，让你一眼就把他抓住。我说，相反，我们根据地不重形式，一个单位改名了，改制了，改变隶属关系了，仍用老图章代替倒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而这种事情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公私单位中则不存在。这两点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已不趋向于胡某某一定是假冒了。但对于怎么会冒出一张“党证”来，则我同大家一样，都感到不解。我再一次建议不要背后捉迷藏，再同他公开谈，请他自己解释，“党证”是怎么来的。工作组决定由小费找他谈。
　　这位胡某某回答说，新四军本没有党证制度，但北撤时怕有些战士和干部因受伤或掉队，跟不上队伍，才临时发了这一证件，以备万一掉队时，拿出来做证明，便于当地党政机关和根据地群众收容保护。至于此证是否有效，他说他也不知道。一听这话十分在理，谁编得出？于是我再次详细面询这位胡某某的经历，得知他到山东后，就到了渤海区任华东后备兵团某师长的警卫员，一齐南下，渡江胜利后，某师长兼任江阴要塞司令。胡本人解释说，他是请假回沪探家，以后回到驻地，部队已调防，他没有找到部队，因此便离开队伍了。（作者按：此事是假的，见后。）
　　有些同志说，现在到哪里去找那位师长呢？没有证明，也是白搭。我说，既然知道了当时的师长名字和驻防地点就好办了，当时全国的现职师长能有多少，两三百个到了顶吧，这事去问中央军委、总参、总政等，都可一问就着。于是我们写了一信，附上胡某某的照片，经过市领导机关给国防部办公厅寄去了，请他们转当年任江阴要塞司令的某师长。大约十天后，某海军基地副司令从海南岛的复信来了，证明此人是他的警卫员，是党员，原是从伪军中解放过来的，全国解放后，他于1950年回沪探亲，久久不归，曾三次派人到沪寻找他，都未找到。从信中看来，这位首长对他的警卫员是很负责的，热情的，深怕他的警卫员在挨整，所以一天也没有拖延地就写了回信。
　　最后全部弄清了事实：胡某某于日本投降前两三个月在上海外滩被敌伪抓去当兵（当时他摆小香烟摊），送到江北海门。不久海门被我军解放，他就参加了新四军。因几次打仗勇敢，被吸收入党，表现较好，便被选拔为师长的警卫员。南下后回沪探亲，自动离队了，回沪后以修鞋为生，以后进了印刷行业。
　　一个被怀疑甚至被相当肯定地认为是政治骗子、坏分子而又似乎“查有实据”的人，终于完全弄清楚了。我祝愿这位同志彻底戒掉他的一些不良习惯，在年老后仍然能够保持新四军的优良传统，问题已经完全弄清楚了，就不要自暴自弃。

8

　　装订车间大机折页组的朱大路同志，是位复员军人，大约1946年参军，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全部过程。这位同志有些毛病，夫妇二人寅吃卯粮，用钱无节制，月月有赤字，年年闹饥荒。吃的要好，用的也要好，于是债台高筑，四处伸手借钱，常常久借不还，又年年向公家要补助、借款之类。因此为了经济上的事情，弄得全厂知名，厂领导对他也很头痛。群众从爱护党的立场出发，在“四清”中希望好好清清他，认真开几次批评会，要他在会上作检讨，并要订出归还借款计划，不然就要给他点处分。事有凑巧，正在开始“清组织”的阶段，大约1965年4月前后，他交出一封家中来电，说父亲死了，又向厂方申请了丧葬补助费、借款等。但他并没有请假回家。一两个月后，我们的一个工作组员张同志到上海市某局副局长（与朱是同村人）处，了解朱参加革命的经过及其表现（朱的父亲在村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实际是一场错误，此处不赘。），某副局长无意中谈起，他本人才从家乡回上海几天，在家乡时看见朱的父亲，身体有病等。张同志感到有点奇怪，人已经死了几个月，怎么最近几天还会看见？经反复追问，某副局长说：“朱的父亲绝对还活着，我和他还多次谈过话”等。这就怪了：朱正在因为平日经济问题被人批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还假造父亲死讯，向组织骗取款项，岂非不可救药？于是再问朱，朱一口咬定，父亲确是死了。于是就派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工作组员费同志（另一厂的工人）前往苏北调查。调查结果是：朱的父亲确实还活着，前两个月病情严重时，朱的弟弟估计父亲会死，就给朱发了一电，说父亲已死，催朱速回。据调查，来电的目的，一是盼朱回家共同料理丧事，二是盼朱带点钱回来。结果，父亲并未死，哥哥寄来了钱，但是未回家。
　　经过研究，觉得这个调查还有不够周密的地方，例如：朱至今坚持其父已死，那么，一，就要弄清他的弟弟在发出死讯电报之后，是否又与朱来过信，说明父亲并未死；二，要弄清楚朱在向组织报告其父亲死亡的消息以后，是否还与他的父亲去过信（群众知道，朱有孝心，常与父亲写信），如去过信，就证明朱至今欺骗组织。因此这两件事情还要进一步调查清楚，我提出，最好能取得一件实物回来作为铁证，如果没有这些调查，仍然不能匆匆做出结论。
　　于是，又请费同志第二次去苏北。调查的结果是：一，朱的弟弟说，电报发出后父病逐渐好转，以后再没有与上海的哥哥去过信，把此事忘了。二，小费同志向朱的父亲要到一个朱写给他父亲的信封，信笺已找不到了，信封上的邮戳看是“1965年某月某日”，已是朱向组织报告其父死讯之后相当一个时期发出的。
　　确证拿到了。朱行为恶劣，屡教不改，变本加厉，至今欺骗组织。经领导研究决定召集有党外同志参加的车间支部大会，公开证据，予以留党察看处分。如群众认为应开除党籍，则当时不表决，会后再议。这个朱同志历史单纯清白，因为他是党员，我当时按规定无权看他的档案。但是我出于责任心，在当晚就要召开支部大会的早上，我紧急要求研究一下朱的档案，我估计领导也会同意。果然给我看了，一看只有几张简表，但打仗勇敢，在解放战争中立过三次小功。“三次小功”，在现在有些人看来，这“算得什么？”——不，同志，战争中的三次小功，就是三次生死考验呀！开支部大会时，我便同那位到苏北调查朱的事情的费同志坐在一起，两人一直窃窃议论，我提出：“一两个月前的信封为什么会旧成那个模样，这是长时间自然变黄的样子，而且那个邮戳日期也不能说是绝对清楚的，你看怎么样？”小费一听也觉得信封问题还值得研究，他是大印刷厂的技术工人，懂一点印刷清晰程度的检查方法，便说，“有办法，我到质检科借个放大镜来看看，可以清楚些。”于是他去借放大镜，我则立即写一张条子与主席，说信封问题还要研究，不能定案，请他拖延一下时间，千万不要涉及信封问题，并请他把信封给我们，等待研究后立刻再由领导决定应该如何办。于是，小费同志借来放大镜，说来奇怪，离开放大镜，一看是“1965”年但用放大镜一看却是较模糊的“1963”年，经过几个同志看后，再经领导复核，是“1963”年的老信封无疑，不是朱在1965年报告父亲死了之后又写给父亲的信。于是我把实际情况写一条子与主席，说明信封日期经鉴定是弄错了。“确证”不确，今晚只能提意见，批评，不能作任何组织处理。
　　在箭在弦上的时候，避免了一次牵涉到处理一个英勇的解放军战士的政治生命的错误。应该感谢这位小费同志，他不嫌麻烦，始终认真负责，不搞主观急躁，我祝愿他今后能更好地发挥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9

　　诸云开，女，三十余岁。装订车间女支书，工作负责，严格执行一切法令及一切纪律规定方式比较生硬，说话更是有点“冲”，不大注意方式。据说有一次叫了几个女工到她办公室检查有无盗窃，引起公愤不小。大家说她还有无理开除女工之事。因此，她在车间自然形成为第一个激烈的斗争对象。又说她是大地主大官僚家庭出身，父亲有十几个姨太太，她也不知道是哪个姨太太生的，因此，她是混入工人阶级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二，她还替外国人做过事，替外国人唱歌跳舞等；三，她迫害工人，把患有重病的女工汪某非法辞退出厂。第三件事还由群众和工作组出面去动员汪某回厂开了控诉会，并开过一次全车间的大型批斗会，有些人慷慨激昂，大叫“打倒诸××！”自然无不跟着喊。看表面这个会开得很成功，自始至终，情绪高涨。在一旁观察的出版局长、工作队长马飞海，事后对全工作队讲了意见，说这个办法不好，一味乱轰，大家都叫了“打倒”，将来不该打倒怎么办呢？我很佩服这位老同志掌握得很稳。
　　确实一切都要调査，光这样反复批斗，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在对诸某某的几个问题都做了初步调查之后，我提出我可找她详细地谈一次，希望她对以上三个问题提供线索，以便继续调查。她果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况和线索，然后我们再反复调查，结果如下：
　　第一，诸本人讲了她父亲的名字，她三四岁时父亲就死了，听说是个大官僚，还是个大诗人等。于是我就向本工作队的徐稷香同志请教，他是搞古典文学的，问他知道诸某某的父亲这么一个诗人否。他说知道，是同光体（指清末同治光绪年间流行的诗风）名家之一，并告诉我可以再去请教熟悉这段时期诗人的富寿荪同志。老富告诉我，确有此人，并当即借给我一九三三年梁鸿志替他出版的诗集。根据梁鸿志的序文，则此人应属清朝遗老之列，做过北洋军阀政府总理、执政段褀瑞这一类人的秘书等，实际上是专替他们做应酬文字的清客。此人死时，诸仅三四岁，其母为其父的七姨太太，父死后诸母女二人即被其同父兄（年龄大于其母）赶出家庭。因此，诸本人家庭出身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定为“大官僚”。
　　第二，诸母女被逐后，其母在沪杭等地以缝补洗衣为生（据云诸母本系使女出身），诸本人被送入教会孤儿院，稍长后在院内学习手艺，诸学会了简单的铜管乐及舞蹈等。孤儿院为增加收人，就把这些儿童编为乐队，供某些工商业及家庭婚丧喜庆之用。此种情形解放前在上海确实存在，有人证明看见过，笔者在广州解放初期也曾多次见过这种送葬的、令人啼笑皆非的青少年破洋乐队。
　　因此，诸出身贫苦，孤儿院长大，以及替外国人唱歌跳舞等，就是上述这么回事。
　　第三，迫害女工汪某一事，最难下结论，因为证据是很“确凿”的。我们遍查厂中档案，在六十年代初，国务院有一个指示，全国工厂职工凡因病连续休养三年（？）以上，经医生证明今后一年（？）仍必须继续休养者，即不再占职工编制名额，由企业转入地区民政部门救济。上海市人委及市总工会也有一系列执行这一规定的文件。汪有医生证明表格，属于此种情形。但仔细一看“医生证明”一栏内的批语，字迹却很像是诸某某写的。我们又向厂中同事反复查证，对比诸本人写的其他字迹，大家一致认为这是诸本人填写的，不是什么医生的证明。这就麻烦了。有同志认为，既然已经水落石出，诸利用人事科长职权，假造医生证明，迫害女工，已可定案。但此事如果一宣布就得批斗诸，以致开除党籍。我主张不必太急，还应该向诸本人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诸的个性很倔强，一宣布，一批斗，就可能出事情，人命关天。我认为决不能轻率，应该先向诸本人调查，再向医院调查。诸脾气大，大家都不愿找她谈。她是支部书记，而我当时又没有党籍，但我只好硬着头皮自告奋勇找诸谈话。我的态度诚恳亲切，毫无威胁性，慢慢把表格拿出来问她：“老诸同志，你看这个字是不是有点像你写的？”诸一看，眼泪急下，但很愤怒，连说：“是我写的，是我写的，我不否认！你们开除我的党籍，把我抓起来好了！”但是她的声音容貌都有难言之隐，一副有冤无处诉的激烈感情看得出来。我赶快安慰她说：“诸××同志，如果组织上根据这个就处理你，现在也不派我来找你调查了。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是请你不要有任何顾虑，我们一定仔细调查研究，决不会凭一点材料就立即下结论的。”诸听说还没有下结论，颇觉惊异。然后就详述了此事的一切经过。简言之，“医生证明”一栏确是她写的，但她是照医生的口述笔录的，因为医生不愿自己填，怕得罪人，“我当时也不懂，就做了傻瓜，现在就变成我伪造医生证明，迫害工人了！这件事永远也搞不清，我就承认算了！”我说，要是果真如此，总可弄清，劝她不要着急。
　　随即由一位大学毕业后工作了几年的女工作组员前往普陀区结核病防治所调查了几次，医生说记不得此事，遍查医疗档案也无此事。医生们也说这字确不是他们那里任何医生的字迹——僵了。这位女同志跑了多次，感到已无能为力，查不下去了。但是我觉得调查还有漏洞。于是，我不得不另外动员一位童工出身的四十几岁的女工作队员张丽娟同志再去调査，我再三动员她要勉为其难，说大医院的医疗档案，不仅有公开的医疗记录，可能还有另外的材料。另外，我请她多向负责人讲，这事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甚至更大的责任，务必请他们多多协助。这位张同志工作仔细，责任心强，经过她认真而恳切地提出要求后，院方果然说，我们还有一套病例讨论记录，是内部讨论时留下的，替你们查查看。管病案的同志不在，第二次又去查，因为有大体上的时间，查到了：医生们确于某年某月讨论过汪某的病情（一次或几次），最后一致确认，在今后一年（或二年）必须继续休养，不能上班。张同志把这份材料抄回来了，诸某某确是照这个意见填写的。
　　当时诸某某的民愤最大的三大问题全都弄清楚了。结论是：什么问题也没有。我祝愿这位诸同志今后仍然要发扬她敢负责任，敢作敢为，也颇能坚持原则的精神，但是也必须克服工作方式简单生硬，对人不够热情，命令主义的倾向和有时近乎胆大妄为的作风。

10

　　这次谈一个戴着“现行反革命”、“反动资本家”双重帽子的原装订作主人（可能属于小资本家）的人，如何最终查明，在解放前曾是一个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我党地下党员，而在解放后所加给他的两顶反动帽子，又是怎么一回事情的故事。
　　这个厂的装订车间有一个戴着“现行反革命分子”、“反动资本家”两顶帽子而被监督劳动的人朱某，六十来岁了。他的主要罪行是：一，上海解放后（或临解放前）借了相当于现在数十元或稍多一点的钱给一个辗转相识的人，这人后来在浦东（黄浦江以东，即川沙、南汇两县境）以“反共游击队”的案件被捕，供出曾向朱某借得若干款项。因此，朱也被捕，并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二，据说1962年，朱常到车间内原属于他所有的骑马钉订书机（即铁丝穿线订书机）旁看来看去，是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早日回来，因此又被称为“反动资本家”（这大概是口头定的罪，似乎并没有文字决定，当然更谈不上什么法律裁决了）。我们原来没有准备对这个人作任何重新审查的打算，因为并没有发现他的任何新材料。
　　他的妻子是一个非常胆小怕事的老年女工，以前也是一直做工的，只会埋头做工，技术、质量都不错，平常什么话也不说。“四清”期间，她自然整天处于惶恐状态之中。不过，我对她始终是一视同仁，没有任何歧视。我总觉得，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个老年的劳动妇女，像老鼠一样地生活着，对周围的人都像怕猫一样地害怕，这是我的理智、良心和我学得的一点马克思主义（当然，有的同志是不会承认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而认为这就是“修正主义”）所不能接受的。因此，我不能为了表示我的“立场”坚定就动不动去训她。这样做，我觉得是可耻的。但车间里已在工作组领导下，对这个朱某开过一次二三十个人的“批斗训话会”了。这是履行规定手续，因为他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反动资本家”的双重帽子还戴着，即使没有新材料，也要斗。如果不斗，就叫做“放着阶级敌人在一旁不管”，是路线冋题，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自然，工作组也不得不对朱某照例批斗训话一番，群众也是照例行公事办理，个把钟头就结束了。但他的老妻可急坏了，以为这趟又过不了关，又要斗死斗活或被抓起来了。中午午饭也不吃，下午接着又上班。已经有人作为新“动向”告诉我了。这位老妇人也是多次想要找我谈话的样子，但又不敢，显然是怕反而会招来横祸。这点，我看出来了。于是我就主动去找她闲谈，问她为什么最近常不吃午饭，这样会弄坏身体的。这话不讲犹可，一讲可就引起她伤心地哭了。这是激动的伤心，不是痛苦的伤心。她说：“同志，这一辈子也没有人对我讲过这样的话啊！”还是啼哭不止。我知道一个长期不被人当人的人，而且当前等待着她的，又似乎是只有被批斗和被侮辱的时候，没想到今天在她面前的一个似乎对她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人，竟然第一句话就关心她不吃饭会影响她的健康，她怎么能够不激动得流泪呢？我告诉她，不要怕，不管什么事情，都可以毫无顾虑地大胆讲。她真的对我慢慢讲开了。大要是：
　　解放前她的丈夫同我们的地下党员有联系，1948年一次大逮捕前，有几个共产党员最紧急时曾在她家顶楼上避了一个星期的难。买粮食蔬菜也怕被周围的人看见，因为一下增加几个人吃饭，买多了东西人家看见了会生疑。同样原因，大小便的处理也很费事，马桶要偷偷提出门去倒，怕被别人看见。他们一家人则日夜放哨，我们的同志走时，也是一个一个地走，由他们一家放哨，发暗号。当她谈到买菜、倒大小便等麻烦时，我已有八成判断这是真的了。因为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不要说这样一个老实的老年妇女，就是一个老牌特务也不大可能编造出这样的故事来的。最后，经过长谈后我已经判断她说的不可能是假的了。问题只在这些人是不是共产党地下党员，还找得到不？我说，你安心，只要事情是真的，就一定会弄清楚。
　　借钱一事。据她说，解放前还有其他党员向她丈夫借过钱，这次她丈夫仍然以为是借给共产党员的，谁知他们是反革命，因此连累了丈夫，现在说不清了。
　　于是，我再直接找她丈夫朱某本人谈话，他开始战战兢兢，什么也不敢说，反而由我提出问题要他证实，他才谈了一点。我问他，在你家避难的地下党员的名字你知道不，他说知道一两个人的名字。
　　对于这段谈话的开始几句问答，我想在下面写出一小段，这并不是写小说，而是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即不断的各种形式的政治运动，会使人的心理状态变成什么样子：
　　我问：“朱×，解放前你做过好事嘛，为什么不说？”
　　朱答：“没有！没有！我是反动资本家，我有罪，我有罪。”
　　我说：“今天我不问你有罪没罪，这个问题暂时不谈，今天我只谈你有功没功，在困难的时候，冒着危险帮助过什么人没有，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朱答：“你说的是……一九四八年……？”
　　我说：“对！就是那件事，国民党抓人最紧张的时候，如果还有别的，一齐讲更好，越详细越好！”
　　他保护过的人，有名姓。组内说，何处去找？我说，不难找，这样的地下党员不多，去找市总工会、市委组织部都找得到的。就由能干的三十岁的工人费全法同志去找，到市总会一查即得。曾经掩护地下党员一事，我们查证了，完全属实。我现在记得，其中有一个同志，1965年好像是在上海浦东高桥化工厂党委内任比较负责的职务；另一个同志，在市某公司也是做一定的领导工作。（以上记忆，第一个比较确切，第二个可能稍有误。）
　　第二件，资助反革命问题，很难确证。因为，这是朱某主观上认为对方来借钱就一定是共产党员地下工作的需要，难于判断真假。我们有浦东游击队是千真万确的，国民党有没有，我来深查。
　　我们把他解放前的这段功绩连同外调证实的材料，放进了他的档案袋。当时曾提出研究应该摘去他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了，但牵涉到政法部门，工作组无权决定。后来是否摘了我也不知道。我们当时工作没有做到家，未把问题完全弄到底，是个遗憾。但看来，两顶帽子都值得研究。既然解放前不久一家人能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地下共产党员，怎么会一解放就去支持反共地下军呢？揆之情理，说得通吗？断一个案子，是各方面都应该周全考虑的。其次，他去望望原来属于他的机器，也有可能是出于关心，不一定据此就称他为反动资本家——而且他也不只1962年去望过，以前也去望过的。我所在的装订车间近二百人，情况相当复杂，因为它是由几十家个体装订作合并而成的。而我当时实际上还是一个具有某种特殊“身份”的人即“摘帽右派”（不过上海当时在石西民领导下的宣传出版部门领导并未如此对我），我在这个车间的“四清”工作组内，是处于一种很奇怪的地位：名义上我不能接触档案，但在开会汇报情况时，我可以参加分析，提出意见和办法。小组同志们全都很尊重我，从不把我当外人看。随即我又被指定为这个车间工作小组的“材料员”，于是我便合法正式全面参与这个车间清政治、清组织的工作了。审查的对象有四五十个，最后做了书面结论的，大约有三十来个（其余的是没有必要做什么书面结论的）。我看了这些作为审查对象的几十个人的全部档案材料，协助全组对每个人提出他的问题所在，调查（包括反复地调查）的方案和计划，参加调查材料的分析，同被审查者本人的反复谈话，最后讨论能否做结论，以及应该如何做结论等。问题弄清楚后，这三十来个人的结论全是我一人起草的。正因为我参与了每一个人的全部审查过程，因此基本内容我至今仍然记得。奇怪的是全部被认为或被怀疑为有大小政治问题的三十来个人，最后都一一弄得清清楚楚，一个人也没有什么称得上问题的问题。十年浩劫开始时，说要拉我回工厂去批斗，叫做执行了“资反路线”：保护少数人，打击一大片。我说，我不怕，我可以把几十个人是如何被弄清楚的，如何做出没有问题的结论的经过，全部当众讲出来。那时被硬制造出来迫害一大批中央领导人的所谓“资反路线”，被强加给它的罪名，是所谓提出和执行了“镇压群众”的“白色恐怖”路线。因此我不怕，因为我没有镇压过群众，我只保护过群众（包括无辜的干部）。一位前工作队的副队长怕我被本单位的某些造反头头借刀杀人，把问题故意扯到我是个什么“分子”的问题上去，把我搞死，他替我挡住了，说“他是个普通队员，不要斗他了，有什么问题由我们负责吧！”但我们单位的“造反派”先锋们仍逼着我交代，我是如何“血腥镇压”群众的——当然，他们讲这些话时，也是信口开河的，因为他们大多数也是在张春桥等的强大压力下干的。于是，我只得向他们写了申明书，说，那三十来个人的结论每个字都是我起草的，如果我把有政治问题的人说成没有政冶问题，或把没有政治问题的人说成有政治问题，我不但一定负全部的政治责任，而且负全部的刑事责任。我照人头一个个地写了几万字的材料交给他们。他们大概根本未看，只是在大字报上骂我是“社会渣滓”、“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走资派要我参加“四清”，完全是为了搜罗“地富反坏右”，为复辟资本主义作组织准备，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阴谋，必须追查到底等。就这样，虚张声势地闹了很久。但是我拼着性命来为几十个工人解脱种种政治怀疑的冒险行为，却永远在我的头脑里记忆如新。

　　本文选自《平生六记》，曾彦修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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