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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14 23:5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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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嗣源：不识庐山真面目一一我的思想演变历程（二）
发表于 2018 年 05 月 03 日 由 辰思
七，一月夺权
1966年底到1967年初，上海连续发生了几件大事。当时有两个工人组织，一个叫“工总司”，属造反派，另一个即“赤卫队”，属保守派。该两个组织先后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召开全市性大会，都“勒令”市长曹荻秋到会。“赤卫队”逼迫曹签字同意他们提出的“八条”，承认其为革命组织，承认其大方向正确。随后，“工总司”在大会上逼迫曹宣布“八条”作废。“赤卫队”被激怒，动员一、二万人包围了设在康平路的市委书记处。口号是“打倒曹荻秋”，甚至“打倒上海市委”。“工总司”眼看着有人要来抢功、“摘果子”，当然绝不允许。“工总司第二兵团”派了三、四万人，包围了“赤卫队”。那天我也想去看看情况，可是人多得无法插足，一到康平路就再也走不过去。二十九日晚，二兵团司令耿金章下令攻击，造成近百人受伤，“赤卫队”大批人员被押着离开康平路。但是余波未平，“赤卫队”仍然组织工人示威、静坐、派人去北京告状等等。
1966年12月三十日夜，我坐着“华沙”牌小车去复旦大学接副局长回来，他前两天被召去参加批斗会。车开到西藏路刚上“泥人桥”时，忽见几个手持长矛的彪形大汉拦住我们，其中有一位说话倒也客气：“前面封路了，绕道走吧”。我下车跟他们聊了几句，原来他们是“工总司”的，说“赤卫队”的人在南京路静坐示威，我朝南方瞧去，远远看到南京路上灯火通明，人头攒攒，一片闹哄哄的样子。可另一个脸露凶光的人晃了晃手里的长矛，喝问：“哪单位的？车里是什么人？”我如实回答，他探头往车内望望，回头说：“一条大鱼！”，又说：“要核实一下，跟我走。”于是我只得随他朝附近的煤气公司走去。一上二楼，走进一个仓库似的大通间，地上坐着、躺着一两百号人，很多人手里抱着长矛。我被告知，他们是“二兵团”的，驻扎在这里是为了防备“赤卫队”闹事。给复旦大学“红革会”打电话证实了我的身份，当我回到停车的地方，又见来了一位高个子，他冲我说：“借你车子用用！”，把我和“大鱼”推进一辆破吉普，把我们送到位于永福路的一幢洋房，让人看管“大鱼”后，带我上楼。从楼下的房间、走廊到弯曲的楼梯，到处是拿着长矛的人，他们推我走进一个“亭子间”似的房间。有八九个小伙子靠墙坐着，桌子后面坐着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头，押送我们的人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他缓缓地抬头看看我，那眯着的双眼满是疲惫的神情，他有气无力地盘问了几句，叫我随便坐，就双手合在电喇叭上，打起瞌睡来了。此人就是二兵团司令耿金章，自康平路事件以来，接着是阻止“赤卫队”上北京告状，戒备“赤卫队”静坐示威，两三天没沾枕头，可以理解。我就坐上桌子，靠着墙壁闭目养神。过一会，有人叫我下楼，说小车回来了，走吧。那天晚上，躺在床上回想所见所闻，不觉联想起电影《列宁在十月》的场景，真有“动荡的革命年代”那样的感觉。
1967年一月四日，《文汇报》造反派宣布夺权接管，一月五日，《解放日报》造反派宣布夺权接管，一月六日，那天一早就雪花纷飞，但整个上海却热火朝天，马路上到处是载人的卡车和举着横幅红旗的队伍，一路上锣鼓喧天、喊声阵阵，他们都奔向人民广场，号称有十多万人，这是由“工总司”、“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等造反组织召开的“打倒上海市委”的批斗会，并通过电视向全市转播实况。会上发出三条通令：罢了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的官、责令其一面检查一面劳动，责令市委书记陈丕显写检查等等。一月十一日，中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电报赞扬和支持上海造反派的做法，为全国群众树立了榜样。一月十二日，全市转播由张春桥、姚文元召开的“欢庆中央贺电，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所谓“新反扑”，主要是指一月初开始出现的、波及全市的“经济主义歪风”，即抢占住房、争工资待遇、消极怠工等现象（教育系统也同样如此，高教局机关曾在一天内连续接待了五批来自各高校的请愿队伍，都是要求提高工资待遇）。誓师大会宣布成立“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并成立由许多造反组织联合的“上海革命造反联络站”，取代市委、市政府机关。这就是所谓的“一月夺权”，毛泽东极为满意，称之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故又名“一月革命”。
高教局机关内，也在谈论夺权事宜，不少人说造反队应该夺权，我却迟疑不决。我心想，如果夺权，就意味着我不仅是造反队的头头，还要挑起负责全局工作的责任，但是，我既不是工农出身又不是党员，刚来机关工作还不足两年，无论是资历还是工作经验都远远不够，我甚至不清楚一个政府机关对内对外要做哪些事，人们既不会服我，更会看我的好笑。
可当时正在风头上，全市不少单位都在夺权，一月十三日，我们队里正在开会，总结学习“元旦社论”的成果，不料传达室来报告，大门外聚集一大群人，声称是“64届毕业生”革命造反组织，责问“你们造反派夺权了没有？”，声称他们要接管高教局。我赶紧派人出去跟他们对话，说高教局造反派“猛虎纵队”已经接管，谢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那些人究竟是何来头，我们也不清楚，看来只是闹一闹而已，一会儿就散了。不过这一事件促使我们立刻决定采取行动，马上召集全局大会，宣布成立“接管委员会”，设立由三位科级干部组成的接管小组，由他们负责所有“促生产”事宜（即所有日常的行政工作，如接待、财务、文书、生活、后勤等等）。我本来担心有人会唱反调，谁知大家一致拥护，会后不久还贴出了好几张大红喜报，又有六位科级干部要求加入“猛虎”队。第二天，接管小组选了七八个人开会商量如何着手开展工作，我也参加，刚走进会议室，就迎来一阵鼓掌声，我吓了一跳，真有受宠若惊之感，从来也没有遇到这等待遇啊！压在心头的一个包袱终于落下了——人们并没有因为资历浅、经验少而看轻我。
虽然我告诫自己，这只不过是一时的形势把我推了上去，但总免不了暗自庆幸，甚至有时会想入非非。记得当时还联想起一件事情：大约在那年的春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曾经是我妹妹的奶妈，她从我父亲那里问得我的号码。她想见我，说她现在是在警备区司令员的家中做保姆，还告诉了地址（淮海路上“宋庆龄纪念馆”附近），只说两句话就马上挂了电话，像是怕人发觉。听口气，她似乎有什么急事要跟我商量，高教局离那里不远，中午我就去找她。沿着淮海路朝西走，过了“宋庆龄纪念馆”，就看到一条很短的小弄，弄内只有一户人家，就是这里。黑色大门中间有个小门，敲门以后，小门上的窗户打开，露出一个戴军帽的脑袋，问明来意后，让我等在门外。过了好一会，小门打开，奶妈出门后又关上。据她说，这一家本来有七个佣人（即勤务兵），警卫、司机、卫生员、厨师、杂务工等，她则是专门雇来为主人家做江南点心的。她说她后悔来这里打工，规矩很多，行动没自由，除了跟出去看电影，不得随便出门，管事的还要派她做杂七杂八的事情，要不就是一顿训斥。她想离开，又怕招祸，不知怎么办才好，要我帮她想想办法。我说别怕，你是雇来的，不是当兵，可以要求离开，只是要找个适当的理由，譬如让家里写信来说老公或孩子患重病，必须得回家照顾等等。我跟她商量了几种做法，她似乎很满意。临走时她关照我说：以后别再来了，他们只准许这一次。
之所以联想起这件事情，是因为它印证了“当官做老爷”这种说法，而且让我颇为震惊。我们局长住的是高级公寓的一层，也不过大大小小五、六间房，而那个司令却占着整个花园别墅，还有8个佣人为他服务，这跟大资本家的生活方式有什么区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话真的有事实依据。由此，我为“夺权”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老一辈革命者有不少人已经变质了，毛泽东寄希望于我们年轻一代，要我们在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考验，成为可靠的接班人，而我，正在朝这个方向走去。可是，一方面，我对自己的前途有着飘飘然的憧憬，另一方面却又缺乏自信，难以克服被工农出身的人拉下来的忧虑。
不久，加入“猛虎”队的人员愈来愈多，最后，除了处以上领导干部，几乎所有人都要求加入，于是就改名为“高教局革命造反纵队”，通过选举设立了由七人组成的“勤务组”，由于我得票数最高，还是被选为队长。我爬上“第一扒手”位置的阶梯又上了一步。
八，内部争斗
造反组织得势以前，内部有着共同的目标，大家关注的是，如何在与外部的竞争中取胜，互相之间就是有点矛盾也不会特别认真；得势以后，内部的矛盾突出起来，头头的位置也逐渐成为某些人觊觎的对象，内部的争论、摩擦甚至对着干的事件，也成为日常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年轻人当中，我跟三位同事的关系及观点较为接近，我家庭出身是职员，他们三人则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另外，则有四、五个出身于工人家庭的青年常常聚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两个“山头”，尽管并没有公开，但机关内的其他人都看在眼里。当我被告知，有人在发问：“为什么高教局造反派的头头、骨干都是出身不好的人？”，我开始担忧起来。我心里恨清楚，要说到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条件，工人子弟那个“山头”比我们优越得多，他们不但出身好，而且都是党员，而我们几个不但出身不好，而且都不是党员。我想，虽然在思考能力、写作水平等方面，我们明显占着优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成为造反队“骨干”的原因，但是，“文革”初期曾有的那种情绪又冒了出来，就是自认为“无法成为革命者，只是被改造的对象”的那种情绪，我似乎有一种预感：总有一天，他们要把我拉下来。常常会听到他们激动的发言：“谁对毛主席最有感情？谁最痛恨资产阶级？是工农子弟”；他们会采用忆苦思甜的方式，热泪盈眶地倾诉自己的阶级感情；每当这种时候，我顿然觉到自己像是矮了半截，还有一种类似于气馁的感觉。他们坚持主张，“猛虎”队的各战斗组有权独立行动，有时他们会跟机关内的其它造反队串联，做出一些不利于我们的动作或舆论。终于，他们找到了一个机会，把我整了一下。
1967年一月底，上海出现了“炮打张春桥”的热流，其主力之一是复旦大学的“红革会”。我去复旦打听消息，看到大字报上写到，张春桥是叛徒，而且有铁证。据复旦红卫兵说，昨夜有十八辆军用摩托卡闯进来示威，还说要抓人。这事件激怒了主张炮打的人士，说“张春桥是上海市委的书记之一，市委可以炮打，为什么不许炮打张春桥！”我当时也十分气愤，带着这股情绪回高教局，就召集“猛虎”队员开会，我介绍了复旦的情况，要求大家行动起来支持“炮打张春桥”，还说“我们不能仅仅关注机关内部的运动，也要到社会上去闯一闯”。谁知我的话音未落，就有人急冲冲跑来，手里拿着了“中央文革小组”发来的电报抄件，上面表态要制止“炮打”事件。于是，大家马上要求我“必须相信中央文革小组”，逼得我无话可说。事后，队内进行“整风”，会上，实际上主要是针对我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各种帽子纷纷落在我的头上，“风头主义”、“宗派主义”、“机会主义”，“阶级路线有问题”等等……。我第一次领略到类似于当权派挨斗时的心情，郁闷了好几天，在“大年夜”跟华东师大的红卫兵一起去南昌串联，一走了事。
得势以后的造反派组织内部，互相倾轧、争先抢功、争权夺利的现象到处可见。由徐景贤为首的“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刚成立不久，就冒出了内部争斗的迹象。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是我局的顶头上司，“教卫部”的造反组织串联了很多机关及大学，计划在一月三日召开“捣毁上海市委”大会，市府文教办、高教局、教育局、卫生局以及十几所大学的造反组织都参与了筹备工作，并组成了会议主席团。让曹荻秋、杨希光、常溪萍等到场的事宜，都已经落实，但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却联系不上。四处打听得知，陈丕显由“工总司二兵团”控制在东湖宾馆，我们去那里面见“二兵团”司令耿金章，他不同意我们的要求，说什么“总理来电话了，陈丕显忙得很！”。后来私下找到陈丕显身边的“俞秘书”，才商定了时间，其实那是敷衍而已，开会那天并没到场。谁料到，一月三日那天，先是复旦大学来人表态:“我们不参加，这是‘老保’召开的会”，后有华东师大派来宣传车，在会场（文化广场）大门外不断广播：“大会不开了，大会取消了”。接着“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派人来跟主席团成员们交待：“开会可以，但必须开除市委教卫部和市府文教办这两个单位”，几个主席团成员马上回应：“同意”，“没问题”，似乎他们会前已经得到消息并表示附和，我迟疑地点了头。会议总算开始，但却变了味，发言都是念稿子，好像都想早点结束。可还没等到结束，各高校的红卫兵却已经登上主席台，争着要“揪”市委领导成员，就像争抢宝贝似的。事后才知道，“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正在筹备一月六日在人民广场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当他们得知下属的教卫部造反派要抢先召开同样的大会，非常气恼，这不是要唱对头戏！这不是要“摘桃子”！于是他们叫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派人来搅乱、造舆论，然后亲自出场惩办两个下属部门。
“工总司”内部的争斗，从耿金章的经历可见一斑，他是“工总司”下的“二兵团”司令，当时他手下号称有六十万人马。此人是退伍军人，五十出头，矮短身材，中共党员，我曾见过好几次。第一次就是上文提到的，1966年12月30日晚上，他的手下强行借用小轿车，把我押送到永福路，见到他疲惫不堪的样子。第二次是1967年一月二日，在东湖宾馆，我们找他要求借用陈丕显去开批斗会。当时他正在一间会议室，坐在单人沙发上，身后挺立着那个高大的保镖，就是两天前问我借小轿车的那位；膝边依偎着一个少年，双手搁在老头的膝盖上，以一种崇拜的眼神仰望着他。见到我们听取要求以后，他懒洋洋地闭起眼睛，右手指轻弹了一下烟灰，低声说了一句“不行，陈丕显忙得很，总理来电话了”，再也不理我们。那天他给我的印象，就好似看到了威虎山的座山雕。第三次见到他，那已经是秋天了，在“上海市革委会”召开的一次扩大会上，耿金章孤零零地坐在大厅最后靠墙的一排椅子上，两手抱胸，低着头，不跟任何人打招呼，曾经号令一方、统领数十万人马的司令，变成了一只卷缩在灶炉旁的老猫。原来，在“一月夺权”那阵子，张春桥、王洪文等正商量成立夺权接管的机构，却把耿金章排除在外，自持屡屡建功、欲与王洪文并起并坐的耿金章，心里憋着一团火，跟他们对着干，抢先派人进驻康平路市委机关，宣布夺权，并向中央、毛主席发电报；张、王等召集几十个造反组织成立“上海市革命造反联路站”，被排除在外的耿金章另外召集几十个组织成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张、王等准备成立“上海人民公社”，耿金章就准备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王洪文对他恨之入骨，设计诱骗耿金章，把他抓捕关押，并解散了“二兵团”。张春桥倒是对他网开一面，给他在“市革会”安了个位置，所以每当“市革会”开会，他总会到场，只是羞于见人。似乎是为了讨得张、王的好感，在1967年8月4日王洪文调动全市各界斗士攻打“上柴联司”的事件中，耿金章十分卖力。
攻打“联司”，是当年上海发生的重大事件，它是以“上海市革委会”为一方，以“上柴联司”及“支联站”为另一方之间的争斗；一方是为了保住已有的权力，另一方是为了与之争夺权力；双方在意识形态、“捍卫毛泽东思想”及“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等方面并没有分歧，却进行了一场卷入双方数十万群众的殊死搏斗。这一现象，出现在中华大地的大部分地区，它揭示了那场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实质——各派利益群体之间的争权夺利，什么阶级斗争、什么革命或继续革命、什么复辟反复辟、什么共产主义云云，都不过是些说辞而已。
“联司”是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的简称，该厂另有一个组织“东方红兵团”，两派争斗了好几个月。由于王洪文等“市革会”领导支持“东方红兵团”，引起“联司”的强烈不满，于是“联司”在全市到处串联，并成立了支援“联司”的全市性组织，号称有几十万支持者（主要是曾受张春桥、王洪文压制的群众组织），与“市革会”对抗，并提出“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的口号。8月4日，在王洪文等上海市革会领导成员的指挥下，调动了十几万人和上千辆卡车、25吨大型工程车、消防车、云梯等装备，经过近十小时的强攻，捣毁了“联司”。王承龙（市革会常委）回到市革会大楼以后，在顶层的大通间跟在场的数十人有声有色地描述武斗场面，我和“教育卫生组”组长陈琳瑚也去凑一会热闹，正好听到他讲押送俘虏的情形：“男的都赤膊，双手举过头，走过人群夹道时，有数不清的手向他们指点、敲打……”有人问：“那女的呢？也赤膊？”王承龙斜眼看着他：“那就太壮观了，没有没有”，接着引起一阵放肆的大笑。
我曾经在上海师院食堂里，看到橡胶厂技校的壮汉跟师院体育系的打手对峙，个个脸上一副凶相，都欲置对方于死地；曾经在卫生学校，看到一个学生手持自来水管，狠命追打满脸鲜血的同班同学；就在高教局机关，六、七个“外职”学生慌张地闯进我的办公室，接着，冲进来几十名举着铁棍的打手，把这些学生抓走，我企图阻止，一个女生带着恐怖的表情死死拉住我手……。在那几个月里，我多次遭遇到这种令人心惊肉跳的场面，当时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些打手们的行为，是什么促使一个学生把无缘无仇的领导打成残废的呢？是什么，会促使一个青少年对自己的同窗、同桌狠下毒手呢？
也许，人有暴戾的本性，但为什么过去从未出现过这些现象，而在文化大革命里到处泛滥呢？是出于“阶级感情”？是出于“革命热情”？是出于对领袖的“忠情”？可是，这也说不通，因为争斗的双方都声称自己是在“捍卫毛主席”，是“真正的革命左派”。有些人说，是出于“观点不同”，可是，难道为了要维护自己的观点，须要置他人于死地？难道须要用他人的伤亡，才能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非也！说得透一点，在政治竞争中，观点无非就是利益，观点由利益而生、而改变，观点为利益服务，没有所谓不偏不倚的观点，就像不存在客观永恒的真理一样。任何人在自己的观点受到冒犯或否定之时，他定然会奋起反击；如果说，这种侵犯和反击的双方都是为了捍卫自己观点的正确性，那么就必须用事实和逻辑加以论争，暴力强制手段跟“观点的正确性”风马牛不相及，武斗不是为了维护观点的正确性，而是为了维护观点背后的利益。观点就是利益，冒犯或侵犯其观点就是侵犯其利益，奋起反击以致暴力相斗，双方都是出于维护自己的利益。什么是利益？一个人拥有的权力、权利、财产、名声、地位、思想观点等等都属于这个人的利益。只有这样来看待“思想斗争”、“路线斗争”、“理论争论”等等，才能看清其实质。若干年以后，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日益深入，当然那是后话。
文化大革命中持续不断的争斗，其实质就是争权夺利，民间的派别争斗是如此，高层领导之间的争斗亦是如此。对此，常常有人要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或者“这主义跟那主义的斗争”等等来解释，其实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
九，市革会《教卫组》
1967年春节，我是在庐山度过的，因为在“整风”中，生平第一次遭到人们的责问、批判和围攻，心情懊丧，急切想摆脱当时的环境，而庐山真是最适宜的去处，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时的情景至今尚历历在目：后山被白雪覆盖的“好汉坡”，在荒草野林中爬了三小时迎来山顶的现代城市，云雾缭绕中时隐时现的“含鄱口”，失足跌落其中差一点冻死我的“人工湖”，茫茫云海边孤寂无奇的“仙人洞”……。
从庐山回到上海以后，前一段时期那种革命热情悄悄退去，好像我的心灵被庐山的云雾、山泉冲刷过似的，代之于一种求稳、消极的情绪，虽然我负有带领大家开展运动的责任，但眼看着同事之间没完没了的纷争，面临着谁都可以对我责问、批评的处境，我常常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召集人而已，所以只能顺水推舟，推诿于集体决定，还时不时地冒出“不干了”的念头。我当时也吃不准，导致这种精神状态，是由于我自卑的心理，还是由于我软弱的性格，不过，我已经开始觉察到自身的缺陷。
1967年“一月夺权”以后，根据毛泽东的旨意和部署，要求全国实现“大联合”、“三结合”。所谓“大联合”，是要求众多的革命造反组织消除独立性和派性，联合成更大的组织，所谓“三结合”，是指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建立权力机构，由革命干部代表、革命造反组织代表、群众代表三方共同掌权。局机关有六十多人，除“猛虎纵队”外还有七八个小组织，他们当然欢迎大联合，那就可以平起平坐，联合的阻力主要来自于“猛虎”队。我在各种场合都竭力呼吁实行大联合，本以为这是中央的要求，大家一定会积极响应，出乎意料的是，队内传出不少议论：韩中岳有历史问题，跟这种人能联合、能结合？党组曾对群众“排队”（譬如区分好、中、坏），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问题还没有查，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揭开，为什么急着搞联合、结合？我们要革命的大联合，不要跟“老保”搞联合……等等。其实，以前也曾经有过类似议论，但党组成员出面肯定：韩中岳的历史问题早有清白的结论，党组没有做过“排队”的事情。既然，这次又提出来了，就再次加以确认，专门派一个小组去市委有关部门调查，结果是，确认原党组的说法。好不容易克服了以上障碍，却又冒出另一些议论：建立领导班子必须走阶级路线，韩中岳不得作为结合对象，急于搞三结合的人是想当官……等等，我心里很清楚，这种种议论主要是那些工农出身中的某些人传播的，其针对的目标就是我，韩中岳调我来局，跟我关系肯定密切，所以也殃及于他，也正因此，后来他吃了不少苦头。面对这些议论，我实在无法应对，不过令我宽慰的是，很多同事看在眼里，知道传播者的意图，经常给我打气，我只得顺水推舟，推诿于集体决定，最后，花了三个多月时间，终算成立了“高教局革命委员会筹备组”，选举结果，我还是“第一扒手”。
正在这时候，上海市革会设立了《教育卫生组》，组长陈琳瑚要我局派三、四个得力的干部去，并让我作为核心组成员参加会议。派去的人带话来，说陈琳瑚要我去组建“半工半读教育组”，并兼任组长，他们也知道，因为不断有人作对，我常流露出消极情绪，所以竭力劝我答应。于是，5月份，我第二次有机会离开了让我感到压抑的环境。
《教卫组》的工作很不轻松，最多的事情就是到处接待教师和学生，说是接待，其实该称之为“围攻”。往往是百十来号人围住我一个人，要我答应他们的要求，如不答应则不许走，展开“大批判”来教训我，不许我接电话，上厕所要有人跟着，有时还得去坐搁到课桌上的椅子，就这样耗上四、五小时，十个小时，甚至通宵。局外人看到这种场面，还误以为是在批斗“走资派”，让我哭笑不得。这些来访者来自于全市的半工半读学校和业余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他们的要求主要是待遇问题。教师们诉说他们像临时工或代课老师，不能享有“正规学校”同等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受害者。学生们说他们跟中专或大专学生经受同样的课程教学，但拿不到中专或大专的文凭，这是歧视，是刘少奇《双轨制教育》（即全日制和半工半读制）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以前他们是受害者，如今“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语）。他们的诉求，是全国性的，牵涉到教育、劳动、人事等部门，我非常明确地申明，这类问题目前是无法解决的，但我又得小心翼翼地安抚他们，承认他们的“大批判”是革命行动，承诺将他们的诉求向上级各有关部门反映……。
有几次，陈琳瑚被围，脱不了身，我就马上去“救场”，替而代之。我猜想以前陈琳瑚受够了这类事情，为了摆脱，所以把我调去。当然，总得有人为他分担，也是应该的，但随着这种场合愈来愈多，觉得做这种工作既无成绩又耗心力，我开始厌烦起来。于是，想跟陈琳瑚商量，到教育部、北京市革会《文教组》等单位访问一下，他们肯定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看看他们是怎么解决的。陈同意，在临走前的一次会议上，还对我说，“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去找王力、关锋，我给你写封信。”王、关两人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过去曾是陈的部下。我知道陈琳瑚不过是说说而已，所以也不当回事，岂料，这段话居然在四年后引出一段莫名“官司”，容后专述。
到了北京，虽然见到了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段洛夫，还拜访了北京市革会《文教组》等单位，但一无所获，他们跟我们的处境一样，办法是一个字－－拖。本来我准备第四天回上海，可是接到上海的电话，交给我一个任务：把二十几个幼儿带回上海。
出什么事？原来，上海戏剧学院的几个学生带了一个“小红花”幼儿演出队，避开上海教卫组在火车站的拦阻，乘海轮经天津绕道来到北京。他们的目的，是争取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以捞取政治资本，荣归上海。他们一行人，包括家长、幼儿园老师及小乐队等共四十多人。他们相信能够达到目的，因为那些四、五岁幼儿的表演，早就轰动上海，见过的无不叫好，太可爱了！可是，把这么多的幼儿带往外地，考虑到生病、想家、走失、意外受伤等等因素，安全是个大问题，一旦出事，无法向家长交代，还会招来强烈的社会舆论。所以，教卫组不准他们出走，如今又命我带回上海，这当然是正确的措施。
事也凑巧，上海来电话时，我正在北京市革会大礼堂观看“小红花”演出，等我接好电话回来，只听得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对此我不感奇怪。那个年代，娱乐生活十分枯竭，看到这样一场搅动欢喜钟爱之情的演出，就像“久旱逢甘雨”那样喜出望外。可这样一来，我的任务就难以完成了。演出结束，我跟北京市革会秘书长等一起，到后台看望孩子，并召集大人们传达上海教卫组的意见，要求尽快回沪。往后几天，我三番五次去演出队的住所做说服工作，可他们似乎胸有成竹，居然“策反”我当他们的领队。他们瞒着我转换住所，照样到处演出，展览馆大礼堂，团中央大礼堂，中央直属机关俱乐部，中央党校……等等，约演单位的级别愈来愈高。正在我无计可施要求撤除任务之时，演出队内部闹了起来，小乐队中五位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专的学生，悄悄找我要求带他们回上海。我们一行六人先去红卫兵接待站领取火车票，被告知，火车只能到达浦口，再乘汽车去上海。原来，江苏省境内两派武斗，沪宁线上铁路职工也分成两派，各个车站分别被两派占领，无法统一指挥。我们归心如箭，决定先到浦口再说。第二天上午八点钟到车站，原以为提前了三个小时，不料各车厢早已挤满了人，没办法，只能从窗口爬进去，我担心四位女生不敢，而她们倒也没顾虑，让我抱着她们的腿举上窗台，艰难地塞进车厢。一路上，我们六个人几乎是胸贴背地站在人群中，直到天津以后，四个女孩总算挤着坐上两个位子，我和男孩一起坐在茶几上。七八个小时过去了，虽然个个都是饥肠漉漉，却苦于事先没做准备，车上又无食品可买，只好忍着。到安徽省符离站时，忽听得有村妇叫喊卖烧鸡，我赶紧跳窗抢到三只烧鸡，每人半只，狼吞虎咽地一撕而光，摊开油亮的双手，大家相视之下，一阵大笑，邻坐乘客看到几个靓男倩女如此痴狂，也被感染而哄笑起来。半夜，火车停了，已达浦口，全体下车，蜂拥赶到渡口，摆渡过江，进入南京。上岸后，又蜂拥赶至一排卡车，爬上去一看，没有座位，四五十人相互作为依靠挤成一团，再过两个小时才开车，那时已经快天亮了。一路上被迫停了三次，都遇到手持长矛、头戴钢盔的汉子拦车检查，有一次说是要抓“逃犯”，把乘客全部赶下车来，一一询问，听辨说话口音。经过十二小时的颠簸，下午五时到达上海，我先跳下卡车，回身去扶女生，可是当她两手搭上我肩膀时，突然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的脸，即刻大笑，几乎同时，我也看到她竟然变成了“白毛女”，随着，旁边的同路人也相对而笑，所有人都被被一路的灰土染白了头脸，如此狼狈还开怀大笑，由此可知在那岁月里人们的心态，不怕吃苦，只求避难，庆幸的是总算到家了。
此后，我还见过他们一次，那是他们找我还给买烧鸡的钱，可惜我正在挨一群业余学校的学生“批斗”，无法脱身，只能点头示意，连话也没说一句。数年以后，我还曾听到他们的名字，看来已经有所成就，有点名声，记得的有唐韵（女，小提琴）、韦国昌（男，钢琴）。这五个学生，尚属年少幼稚之期，个个长得清秀，技艺不凡，不善言笑，从他们的眼神里，我又一次感受到学生对老师的敬重，跟他们在那乱世之夏共度这段又苦又累的历程，至今难消想念之情。
回沪不久，陈琳瑚找我谈话，他想挽留我继续在教卫组工作，可是高教局革委会筹备组的报告已经批复，等我回局担当主任的职务。那年十月，高教局革命委员会成立，我又一次当了“第一扒手”。
十，“清查”运动
回局一上任，我就提出处级以上干部全部“解放”，让他们参与各处室的领导事务，例如成立教育革命组，韩中岳为负责人。局革委会里除一人外（即曾经声称韩有历史问题者）都同意我的意见。从十月到十二月的两个月，不再有批斗大会，运动从“斗”进入“批、改”阶段，人们从“战斗组”或“造反队”返回到各处室，一切似乎恢复到“文革”前的状态。不过，也有一些话传到我的耳朵里：“造反为当官，摆出当局长的架势”，“阶级斗争不搞了，天下太平了”，“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泛滥，敌友不分！”等等。我并没有把它们当作耳边风，因为我早就有一种预感：“总有一天，他们会把我拉下来”。
十二月，教卫组召集下属各局革委会主任开会，陈琳瑚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江青重提“公安六条”，号令全国继续深入展开“清查”运动。所谓“公安六条”是指在1967年一月中央发布的条令，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要对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等等实行专政，这些人也就是这次“清查”的对象。我一边听，一边心里在打鼓，马上联想起“右倾机会主义泛滥”这句话，料想不久我将面临更大的压力。果然，在向全局人员传达中央精神以后不久，有人连续贴出大字报，说“揭开阶级斗争盖子”，“右倾机会主义的总根子在哪里”，“现在是检验谁是革命左派的时候了”了……等等。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这些大字报是针对我的，我也不安地观察着同事们的反应，还好，极少有人呼应，大多数人保持沉默。我当时理解，多数人跟我一样，对于“人整人”的政治斗争已经厌烦，也并不认为局内还有什么要清查或专政的对象。可是，中央精神必须贯彻，谁都害怕被人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谁都不想被人指为“阶级立场模糊”的落后分子，所以只能用沉默来表示异议。
局革委会的成员，包括我在内，个个变得“立场坚定”，对“敌情”持有高度警觉，一致作出决定：把“清查”作为今后运动的重点，原有的业务能停的马上停下，不能停下的赶快结束；成立专案组，由副主任（党员处长）负责，挑选几位造反派党员参与工作；宣布六人为审查对象（包括退休人员），相应成立六个审查小组，基本上以处室为单位，各负责一个对象的案情分析、审问、批斗等事宜，在我离开局机关、被遣去“干校”以前，这样的“清查”成为各处室的日常工作。这段时期，我开始“逍遥”起来，我的身份让我可以游离于各个审查小组，以深入各处室了解全面情况为借口，随意选择到某个小组参加活动，却又不必分担某一任务。既然业务工作停止了，革委会开会讨论的大多是专案事宜，我就有意识地让那位党员处长成为主角，并且以不是党员为理由，不过问专案组的一切事宜。那个时代，非党员不能涉足政工、人事等领域，更不要说翻阅档案、外出调查等活动，所以，我的“逍遥”状态似乎很符合同事们的心理：同情我的人理解我，反对我的人认为我很“识相”，如此倒也相安无事。
那时候，人们一进机关上班，做些什么事？第一件事，就是全体集合，在毛泽东像前举行“早请示”仪式，每个人拿着小红书即“毛主席语录”，举手过头，先是齐声高呼“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后是有人领读一段语录，有时领头人还要大家合唱革命歌曲（至于“晚汇报”是各自在家睡觉前做的，听说有人做，真假就难说了）。仪式过后，大家回到各自办公室，开始“清查”工作。大部分时间用来“分析敌情”，一是，根据专案组介绍的情况确定审查对象的问题性质，是叛徒？是特务？是坏分子？是反革命？其实，除了我们这几个刚来机关的年青人外，老高教局人员都在心里这么想：这些对象的问题早就有过组织结论，如今又没有新的证据，要靠我们“深挖”，从何挖起？虽然如此，大家还是表现出积极认真的态度。二是，分析审查对象的心理状态？是抗拒？是恐惧？是若无其事？分析其态度，是顽固？是萎糜？是耍赖皮？分析其书面及口头的交待，是可信？不可信？有疑点可乘势追查？分析应该采取的策略，是“抛材料”还是逼其交待？是软的一手还是硬的一手？是直接了当还是迂回进逼？分析“敌情”以后，就跟审查对象面对面接触，审问，批斗。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由于审查对象记忆模糊或者心慌意乱，说话吞吞吐吐，有关时间、地点、情景等交待不清，或者前后矛盾，这就给大家抓住机会，发出一连串追问，吓得他更加慌乱，无法自圆，那狼狈相惹得大家暗暗发笑，甚至当了审查对象的面哈哈大笑。譬如有位处长，解放前曾被捕，关在延安路陕西路交界处一幢童话般的洋房里，审查小组问他（按专案组布置下来的任务），被捕的还有哪些人，他先说他没看见其他人，后又说有人一起被捕，几天内如此反复再三，大家有点光火，于是设计整整他，告诉他“至少有位姓张的大学生一起被捕”，实际上没这回事，只是要看他怎么表演，谁知他马上肯定地说是有个姓张的人，而且解释他不是有意隐瞒，实在记不起来，急切地恳求我们相信他。审查人员看到他居然中计，暗自发笑，有人竟忍不住掩嘴笑出声来，当然，大家又会马上装出严肃的神情。
如今看来，在上述那种“全民办案”的情景里，每个人都显得很虚假，不再是真实的自己，包括我，包括审查人员及审查对象。大家曾经长年累月地一起工作学习，同局、同室甚至同桌，互相之间虽不能说知根知底，却也熟得连脾气都已摸透，现在一下子变成了敌我关系，内心都难以相信这是真的，可又不得不装出一副类似于“你死我活”的争斗姿态。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是数月半年地维持着这种虚假的关系、虚假的姿态。这种虚假，扭曲了人性。
人性中最本质的部分就是“自我保存”，为了谋求“自我保存”，必然要参与竞争，由此，人性衍生出两种倾向：一是，倾向于“侵害他人”，以占有更多的生活资源，以确保“自我保存”。二是，倾向于“不侵害他人”，因为，任何人都不想受到侵害而危及“自我保存”。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就表现在发扬第二种倾向以遏制第一种倾向。但是在虚假的政治斗争的环境里，两种倾向的界线已被搅乱，人们已经难以分辨、更是难以坚守应有的界线，或者说对侵害行为已经麻木，只求自我保存，以致使得“侵害他人”的现象到处泛滥，甚至已经习以为常。人类社会这条道德底线——不得侵害他人——已经荡然无存，这就是“文革”十年乱象最突出的表现。不但如此，其遗毒还导致“文革”后出现社会性的道德滑坡。
高教局对比其他机关来说，斗争气氛还比较温和，除了拍打两下脑袋，没发生更严重的武斗现象，但发生两次外人暴打审查对象的事件，都针对韩中岳。韩中岳是怎样一个人？他的故事值得记录下来，我带着深深的怀念写下这个故事。
韩中岳（1920—1999年）出生于上海，1940年参加新四军，42年加入共产党，朝鲜战争中赴朝参战，后在志愿军政治学校任领导职务。我认识他的时候是1963年，当时他已经复员，经局长姚力推荐分配到高教局，任中专处处长。起初，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温和、慈祥的长者，我从未看见他对人发火、训斥，就是犯错了，他也是不紧不慢地谆谆善诱。可是，在听他讲过一个故事以后，这印象开始改变了，那是在1967年的秋冬时节。他说到，当年他所处新四军部队的首长是陶勇，陶勇是粟裕手下的两员大将之一，另一位就是叶飞。陶勇真的很勇！就像拼命三郎。有一次攻打敌人碉堡，陶勇下令喊话促对方投降，敌人也喊，说除非你们的首长不带武器来碉堡面谈，陶勇听到后，二话不说，卸去武装，脱掉外衣，径直向碉堡走去，不一会，就把敌兵带出来了。讲到这里，他忽然停下来，眼睛望着窗外，我发现他的眼眶里闪烁发光，泪珠在晃动。他接着说，“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个硬汉会自杀！换了我，也决不自杀。”他说话那口气，我从未感受过，那一刻我感受到的，是他内心的刚强和炽热。他告诉我们，他接到几个曾是他部下的来信，说陶勇投井自杀了，来信的都是军长、军区司令级别军官，陶勇去世的消息可靠，但他不能相信陶勇会自杀！
因为韩中岳在战斗中表现出色，参军后没几年就升为营长，他的顶头上司就是姚力。据有位处长说，姚力曾对他这样介绍韩中岳：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有一次我被敌人困在山上，打得浑身是血，没法动弹，韩中岳带他那个营冲上山解围，是他把我背下山来的，他这人外柔内刚。韩中岳跟着姚力渡江攻下杭州，姚力留在杭州任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再到国务院任总理秘书（保卫），后相继调任上海政法学院党委书记、高教局局长、华东师大党委书记。而韩中岳则去朝鲜参战，复员后又回到老首长身边。
也许是有人给华东师大的红卫兵透露过姚和韩的关系，所以在1967年春夏时节，华东师大一批红卫兵到高教局审问韩中岳，目的是要逼出打倒姚力的材料。那天我不在机关，晚上回来听说，韩被打得站不起。我马上赶到韩的家里，他躺在床上始终没说过一句话，紧闭双眼。我问他母亲有没有去医院看看，回说他坚持不去医院。还好，一个星期以后他能下床，直到我去北京出差回上海，才又见到他，似乎恢复得不错。
在“清查”运动期间，韩中岳又遭受一次暴打，我当时在场，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打，事隔多年，还在心底留存着一点愧疚。
局革委会成立以后，我请他出来工作，担任教育革命组组长。他提出建议，办一个教育革命历史展览，我当然很高兴地支持他，拨给经费，告示全局，租借原体育宫场地（人民公园西端）着手筹备。我去看过两次，领略到了他的大手笔，来自上海各大学的资料出人意料地丰富，遍及十七年间甚至四十年代，汇集的各类人手，包括美工、泥工、木工、水电工、摄影师、撰稿人等等，一应俱全。在那样混乱的年月，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能调集如此众多的资源，恐怕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至少我肯定做不到。
可是就在展览会将要开展之际，“清查”运动开始了，韩中岳被关进“牛棚”，罪名是“特务”。专案组透露出他的档案记载，这时我才大概地了解到他的历史经历。韩中岳十六岁时被父亲送进一所学习无线电的学校，后来知道，该校的幕后主办者是日伪“76号”特务机关。于是，他母亲又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一位大学教授，联络中共地下组织，把他送到丹阳的新四军部队。事也凑巧，有个他以前的同学也在同一部队，向领导汇报了韩中岳跟“76号”的关系，此后，韩就成为内部控制对象。监视韩的侦查员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从他身边的记事本上，发现有关韩的记载，韩曾经化名给上海寄信，寄给母亲，为什么要用化名？有疑点。于是，部队对他隔离审查，关押了一段时间以后，作出没有问题的结论。由于韩的出色表现，那段经历并没有妨碍他的晋升，在他赴朝参战后，还任命为志愿军政治学校的领导。后来军委又对他审查过一次，结论还是没有问题，但在军队将难以晋升，于是让他复员去地方工作，给他的行政级别是13级。而他的部下，却节节高升，甚至当上了军区司令。
这位打过仗受过伤、内心刚强的上海男子，却被人在大庭广众猛抽耳光，而且居然毫无反抗之念，这就是“文化革命”期间到处呈现的“革命文化”。筹备展览会的另一位负责人跟工作人员组织了一次批斗韩中岳大会，要求局机关的人参加，会场就设在体育宫。由于我的身份，被请坐到主席台，尽管我对怎么开会一无所知。发言一个接着一个，都是从各大学借调来的学生。突然，蹿出一个学生模样的高个子男人，快步走到韩中岳面前，抡起右手用力猛抽耳光，人们惊呆了，长大了眼睛却不出一声。啪、啪、啪，啪，我数着这声音，到第十下，我坐不住了，起身离开主席台，一边走一边觉着好些眼光朝我射来，我原以为那学生马上会停手，可是当我走到墙边，啪、啪、啪的声音还在继续，我真想上去阻止他，但是另一个念头却让我挪不开脚：这可是对抗“革命行动”的行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举动。那时的我，心急如焚，脑袋发胀，一面是强烈的保护他人的冲动，一面是顽固的自我保护的意识，一面是对暴虐的愤恨，一面是对胆怯的自疚，我来回走动着，就像一头困兽。啪、啪、啪的声音还在继续，我仍然没有上去阻止，心想，“等等，也许马上停手了”，似乎在为自己的胆怯寻找借口。啪、啪、啪，二十下，二十五下，三十下，三十五下，到我实在无法忍受正要上去的当口，那打人的凶手忽然一转身溜开了。我马上大声宣布，结束了，散会！把韩中岳押下去！接着，我一面喊着：叫三轮车，叫三轮车，一面奔进会场旁边的小房间，只见韩中岳跪倒在地上，我扶他起来，看见他的脸，着实被吓了一跳，那还是人的脸面吗？又圆又大，像个篮球，一块红一块紫，鼻子下塌，看不见眼睛，他嘴里咕噜着：“不要，不要，不要……”。好容易把他安上三轮车，叫道：“华山医院！”，我跟着车子一面跑一面安慰他：“马上到医院了，问题不大，问题不大”。体育宫到华山医院，约有公交车三站多的路程，我曾是中长跑运动员，这点距离不当回事。奔到医院急诊室，正好看到一张带轮子的移动床，让韩躺下，医生过来询问，哪个单位？怎么受伤的？……扔下一句话：“没有生命危险，回去吧”扭头就走，我追上去再想说几句话，他只是摇摇手，不再理我。那年头，碰到送去医院的伤者是“牛鬼蛇神”的，有的医生就能避则避，怕惹麻烦。没有办法，只好送韩回他的家，他的家人见状，铁青着脸，不容多说，把我推出门外。
一个在枪林弹雨中背着战友冲出重围的勇者，一个为打下江山而浴血奋斗的战士，就这样平白无故地受到一个素不相识者的暴虐，而且这种事件在“文革”期间普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那个打手，据说是复旦大学的学生，奇怪的是，当我去展览会查问的时候，居然没有一个人认识他，我想暗地里探明该事件背后的真相，但遗憾得很，一无所获。直到今天我还是怀疑这件事尚有没揭开的隐情。
我难以理解那个打手的心理，一般而言，打人者往往出于愤恨，加上性格暴躁，但此人跟韩素不相识、无怨无仇，哪来什么愤恨？那么他是出于什么动机？是怎样一种情绪的发泄？因为韩中岳是“敌人”？可这是一个“假想的敌人”啊，就算是敌人，但这个敌人手无寸铁，而且毫无反抗之念，哪来一股狠劲，愈打愈凶？或许，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此人并非出于一时的冲动，是有预谋的，或者说，他把这次批斗会看作是一个机会，做好准备要在会上表现一下，是的，是出于“表现自己”的动机，显示他对敌人“就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愤恨，显示他深厚的阶级感情，显示他是响当当的革命左派，打得愈很，就愈能展现这一切，……说真的，我无法得出令自己相信的“施虐动机”。“文革”期间，人们其实都在表现自己，至少表现得要跟上”革命的步伐”，或者表现得像个“革命的积极分子”，或者表现得是个“革命先锋”，我自己也是如此。
韩中岳惨遭暴虐，而姚力运气还好，在韩被打以后不久，姚被“解放”并任命为上海“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一办公室”（简称工宣队一办）负责人，该办公室进驻“市革会教卫组”，实际上是取而代之，陈琳瑚那时已被张春桥关押在“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那年夏天，我还跟姚力同时卷进一起“外职事件”。
姚力任高教局局长期间，因外事工作缺乏外语人才，于1964年创建了“外国语职业学校”，招收高考落榜的高中毕业生，相当于大专，但不发大专文凭，不分配工作。类似的学校还有几所，在“文革”初期，这类学校曾串联起来，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名，屡次到高教局及市革会教卫办“上访”，要求跟正规大专同等待遇，未果。得知姚力当上教卫系统的领导以后，“外职革委会”策动并组织了一次行动，以全校师生要求领导听取意见为名，把姚力和我一起“请”到学校。那天晚上，我在家里穿了短裤正看着书，忽然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几个“外职”学生出现在我面前，我认得他们，其中两个是该校有名的打手，我立刻猜想又发生武斗事件，要我去调解，但听说是去开会，稍感心安，不过那架势，似乎有点强迫的意味。走进学校，在办公楼前遇到姚力，原来他们接到市革会的电话，说有外事活动，请姚力马上到场，只得放行。但姚力刚走，他们就对我不客气，有两个人抓住我的两臂，推推搡搡上三楼，我的头上挨了几下，一位女学生叫了起来：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但五六个男生还是粗暴地架起我的身体，飞快奔上三楼，关进一间小办公室，里面还有张床。过一会，他们的头头来跟我谈，用强硬的口气说话，要我确认他们应得的大专待遇，否则就别想出这房门！这时我才明白，这不是什么开会，而是不折不扣的绑架！在那个年代，任意绑架他人，不但毫无约束，还美其名曰：革命行动！
第二天早上，有人送饭来，我以绝食抗议。待他们走后，我开始寻思该怎么办，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走到窗口，探头往外瞧了瞧，心里一动，原来外面就是一条弄堂，行人还挺多。我即刻想到，要是写个纸条扔下去，说不定有人会帮我去通知局机关。于是，我在纸上写道：我是邓嗣源，高教局革委会主任，被外职绑架关在这里，请你马上通知我局（再写上电话号码）。写毕，把纸条揉成一团，见一中年男子正朝这方向走来，扔下的纸条正好落在他跟前，他抬头看了看我，我指着他的脚下，对他抱拳示意，他迅速拾起打开一看，又抬头使劲点了点头，跑步离去，我庆幸地松了口气。
到下午四点多钟，只听得远远传来吵架声，似乎在学校的大门口，过了一会，声响愈来愈大，好像有很多人参与吵架，如此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忽然，听得办公楼内一阵跑下楼梯的声音，有人叫喊：到门口去，到门口去！我仔细倾听外面的动静，但无法判断发生了什么事。再过一会，吵架声变成了吆喝声，还不断加进金属物件的碰击声，接着是手提电喇叭的高音喊话，不好，像是在打架，不，是武斗！怎么会这样？跟我有关系吗？是局里派人来解救我的？根本不可能，这些机关干部遇到武斗就躲得远远的。那么，难道是有人到学校来寻衅？也不可能，1968年“工宣队”进驻大学以后，校园武斗已不再发生。既然猜不出缘由，我只能静候事态发展。天渐渐黑了，吵闹打架的声音也慢慢消停下来。我等待着，有人上楼了，有许多人，突然，房间门被踢开，涌进一大帮人，还拿着铁棍，为首的大声问：是性邓的吗？得到肯定回答后，他请我去二楼会议室，还没站定，只见“外职革委会”的头头被两个人反绑着手押了进来，那个为首的对我说：请邓主任训话。我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匆匆吼了两句，就下楼去。楼梯上遇见一个局里的同事，他是复员军人，前不久，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指名要借他去工作，那里有他以前部队里的战友。一见到他，我才豁然明白：是他调动了“文攻武卫”的人马。他说，接到局里来的电话后，他向领导汇报，要求派人解救，想不到下午就派出两辆卡车近百号人。先头部队几个人到了校门口，说明来意，还没有说几句，双方就争吵起来，等卡车一到，大队人马冲进学校，不料外职的学生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拼命抵挡。带队的领导为了不让事态变得难以收拾，就跟学校的头头谈判，进行解释，要求放人，谁知对方矢口否认绑架事件，而且气势汹汹地责问：你们是谁？来干什么？谁派你们来的？他们以为外界不可能知道这里的情形，想不到我已经向局里通报消息。于是，双方无法谈拢，“文攻武卫”开始抓人，大多数学生都逃散了，少数人被制服。
走出办公楼，见校园内的灯光全部亮着，还点着几支火炬，通向校门的路旁，排列着一队手持铁棍的工人，有十几个学生两手摸着后脑，低着头鱼贯走出大门，将被送去一个不知什么地方办“学习班”。看到这情形，我的心情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好像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觉得眼前的这一切，其实没有必要发生；那些被押走的学生，我都熟悉，外职革委会成立那天我去宣布，他们对我那么亲热，如今却……。
其实，不要说我，就是姚力也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大专待遇涉及到劳动、人事、财政、民政等等各个部门，牵连着类似性质的几十所学校，当时根本无法解决。这些学生真是太幼稚了，但也怪不得他们。那时的形势逼得他们产生强烈情绪，采取过激行动，他们听到风声，说上面决定把他们当作高中生一样，遣去上山下乡，或者送去农场。他们心里急，他们心里有火。
这就是1968年，一边在“清理阶级队伍”，一边派“工宣队”占领学校，一边又逼着青少年“上山下乡”，那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啊，每个人的心弦紧绷着，每个人的骨头收缩着，多少学子的命运被强行改变了，多少青年对生活的热望被扑灭了，如果说在他们心中有块地方曾经存着“社会责任”的话，那么此后，那地方被清空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跟社会之间被隔着一道无形的墙，他们既感受不到社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对社会负有什么责任，更谈不上作为一个“公民”理应具备的观念和权利。原本，国家由社会而生，可现在社会变成一盘散沙，“国家”却存在着，变成一个巨大的符号，凌驾于一切之上，这是那个年代对于我们祖国造成的最深远的、难以消除的影响！
“文革”期间，绑架、打入、打人至死、自杀等等，是始终普遍存在的现象，比较集中的发生在初期以及“清理”运动期间，上海市高教局亦是如此，有两次自杀事件，一次在1966年10月，局长陈传纲服大量安眠药致死，另一次在1968年5月，一位退休的处长从机关大楼顶层跳下，当场死亡。
十一，五七干校
曾经是上海市高教局革委会“第一扒手”的我，在任职一年以后，被撤职，随即派送去“五七干校”劳动。1968年11月，“工宣队第一办公室”（即教卫组）主任姚力，到我局宣布这一决定。那天上班一进大门，即遇到革委会副主任（一位老处长），他在等我，要跟我谈谈。我俩坐在花园的长椅子上，脸朝大门，背对大楼，恐怕是为了不让我觉察机关内有什么动静，其实没必要，已经有朋友悄悄给我传话，并且知道今天姚力将在会议室召开全局大会，只是没有想到，姚力早已来到高教局（他就住在对面的“逸村”），而且全局大会也已经开始。老处长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开头说了这么一句：“姚力来了，他……，他在会议室，他要……”，我接上去说：“没关系，我知道的，你不用多说”。老处长跟我关系一直很好，见他略显同情的脸色和欲言又止的样子，我接着说：“我不适合，真的，不适合，这样一来倒是解脱了。”老处长是个老实人，不善言谈，他懂我的意思，于是我们俩就静默地坐了好一会。我心里想，毕竟我没有犯任何错误，要他解释撤职的理由或说些让我信服口服的话，那是难为他了。我自己是清楚的，我不是党员，也不是工农出身，表现右倾，坐在那位子上，真感到压力好重。
但是，我想错了！三年以后我才知道，进“五七干校”以后，我一直处在“背靠背审查”的境况之中，那是我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并实施隔离审查期间，“工宣队”连长告诉我的，后文再叙。
那年月，毛泽东发一条“指示”，亿万青少年被送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毛泽东又发一条指示，千万机关干部、大学教师被遣往“五七干校”，“备战备荒为人民”。似乎，把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送去劳动，让他们的精力消耗在田地里，他的天下就稳定太平了。
我先是去到位于嘉定县外冈镇的“教育干校”（有教育局、高教局及其附属单位一百多人），后来搬到奉贤县的海边农场，一边的邻居是市委机关干校，相隔较远，几乎不来往，另一边的邻居是文化干校，就在近旁，常来常往。干校的土地都是在海滩上围垦起来的，那条旧有的大堤，挨着我们两个干校，在暖和的日子里，人们都上堤散步。有一次我遇到上海青年话剧团的焦晃，跟他聊了一会，我先作自我介绍，说到“我们都是61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好奇地问：“你怎么知道？”我说毕业那年曾看过他和祝希娟的毕业公演，话剧“第十二夜”。后来两校一起开凿河道，我们还拿起泥土搓成一团，试比谁扔得远。印象更深的，是遇到了黄宗英，她是著名演员，也是赵丹的夫人。她遇见我时，停步注视着，露出似曾相识的神情，我马上对她说：“湖南路8号！”她笑起来：“对。对，还记得”。
湖南路8号是一幢花园洋房，三层楼，约三百多平方米，带有像篮球场那么大的花园，大门口有一幢小楼，下层是双车库，上层是住房。据说，这是国民党时期上海市长吴某的住宅。那时这地方由高教局和电影局、文化局共用，三楼住着赵丹一家，二楼住着文化局局长孟波一家，底楼归高教局，作为一些单身汉的集体宿舍。赵丹有一双儿女，姐姐上小学，弟弟四、五岁，他与前妻生的儿子赵某有时来看望父亲，收养的周旋儿子周某也来过，黄宗英的妈妈帮忙照顾家务（跟女儿很像，同样是高个子，瘦身材）。“文革”初期，一家人日子过得挺好。赵丹常常喜欢到花园里整理那些花花草草，有一个周末，他还请我帮忙浇粪，花园一角有粪便池，拿个锈迹斑斑的铁杓往上捞即可。但是到了1967年八、九月份，赵丹一家的恶运启动了，先是中小学的红卫兵来抄家、开批斗会，每次来人闹腾一番以后，就会丢失一些物件，黄宗英还求我们这些单身汉去帮忙看着点，以防那些中小学生打人、抢东西。十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天，黄宗英一早就在低楼走廊等我们，她显得十分紧张，原来半夜有十几个人闯进他们家，都带着红卫兵臂章，但都是成年人，个个如凶神恶煞，不许说话，拿出准备好的几个大麻袋，把家里存放的书信、文件、照片都装走。我们听了很觉奇怪，怎么一点声响都没听到？她说，是翻墙进来的，都穿着软底鞋。她想要跟大家商量这事该怎么办，要不要报警？要不要报告单位领导？正说着，孟波局长下楼，听说这件事后，严肃地告诫大家，此事不要让外界知道，现在社会上很乱，必须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晚上要提高警惕。黄宗英听了也不再说什么。可是当时，谁也不可能想到，此事的内幕触目惊心，其指使者竟是江青，她跟赵丹在三十年代就是老相识了，她做贼心虚，怕赵丹那里还藏着对她不利的信件、文件、照片等等，于是派人伪装成红卫兵去抄家。这件事发生以后不久，赵丹被关押起来，黄宗英艰难地维持着这个家，在干校遇见她时，头发也白了。
在奉贤农场待了一年，又搬到南汇县的“五四农场”。住房是自己建的，竹子、稻草加芦席，地面是泥土；猪是自己养的，住着跟我们一样搭建的房子；菜是自己种的，青菜、黄瓜、茄子、卷心菜、青椒等等品种很多；自己种的水稻，煮出的饭粒又韧又糯。干校的生活内容主要是两项，劳动和学习。我被分配在蔬菜组，天天浇水浇粪。劳动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在大学时，我是校田径队的中长跑运动员，扛得住身体上的磨练，有时甚至把经受磨练视作一种快乐，肉体的苦痛奈我以何！男性往往喜欢自己的身体显得强壮，而劳动的一个好处，就是让你变得更强壮。成年累月地挑担，练得肩膀可以压上150斤，且健步如飞。直径80公分的水泥管，重约200斤，我们两个人扛起来，踏着40公分宽的长条木板，把它搬运到船上。我们喜欢展现力量，哪怕精疲力尽，全身冒汗，大口喘气，歇下来猛抽一口烟，咬上一根黄瓜，那感觉真爽！什么革命豪情，随它消沉下去吧，什么劳动改造，当它是一种生存的磨练。
肉体上不觉得苦，精神上就不是这样了。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刚下干校不久就发生一起自杀事件。“清理”运动中的审查对象都送来干校，进驻的工宣队建立专案组，表现出一副威风凛凛立马破案建功的架势。有天晚上，教育局的学员开会，由工宣队一位领导训话，大谈阶级斗争新动向，最后，厉声喝道：“现在，我要警告，有个阶级敌人正隐藏在这个房间里，给你24小时，否则就不客气！”。第二天清晨，我被一声惊叫吵醒，接着是一阵急切而混乱的脚步声，等我走出房门，已经有一堆人围在走廊的那一头，有间房的门口站着几个工宣队员，不许人进去。听教育局的人说，那人在床上自杀，床架上扎有晾毛巾的铁丝，他的头颈就挂在铁丝上，仅仅靠着半身的重量，断了自己的气。人们带着惊魂未定的口吻小声谈论着：这种死法要使多大的狠劲啊！后来知道，此人不过是参加过国民党的外围组织。工宣队听到群众当中的某些议论，在全体学员的大会上，批判了所谓“右倾的杂音”。这些工人，仗着毛泽东“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气指颐使，高高在上，对我们这些机关干部的态度，就好像对待犯了错误被送来劳动改造的对象，动不动就横加训斥，我心里有气。有件事让我更加反感。为了丰富生活，我们几个爱好文艺的学员打算排练一些节目并演出，工宣队也支持。后来，我们排练了京剧“红灯记”的一个选段，我演李玉和，可是中途被工宣队叫停，有人悄悄告诉我：“工人师傅说，像你这样的人怎么能演英雄人物？”。老天！我是什么“这样的人”？阶级敌人？阶级异己份子？这件事以后，我开始留意工人师傅们对我的态度，总觉得他们对我怀有敌意，当时我不可能明白究竟是为什么，哪里知道他们正在对我“背靠背审查”呢！
以前下厂劳动时，我曾结识过几个工人师傅，譬如上海化工厂、上海硫酸厂、华通开关厂的工人，都给我留下淳厚的印象。这次遇到的、进驻教育局机关（团部）及干校（连部）的，由公交公司派来，也就是开车的、修车的和卖票的，队员中也有老工人，当团长、连长的大多是年轻人。在我的观念里，工宣队既然是来领导我们的，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那么他们应该做出榜样，但他们的表现却令人失望。学员们下地劳动去了，他们从不参加，有空就聚在一起打扑克牌。有一次放假，我留下值班，在大堤上看到几个工宣队员在拉电线，一直拉到河边，然后往河里一扔，只听得啪啪啪的声响，过一会，一堆堆的鱼儿肚皮朝天浮上水面。我想，那河里的鱼不是我们养的，钓它一两条也就算了，怎么能趁大家休假、周围没人的机会，用通高压电的方法打鱼呢？再譬如，有天工宣队团长来视察，开了小轿车来，那个年轻的连长驾驶着小车，在大堤上开足马力来回狂飞了好一阵，掀起的灰土有好几里长，久久不散。这些眼见的事实，我都在学习会上说起过，当然是带着不满意的口气。不料，有人向上汇报了，于是连长在大会上怒斥：“有人发泄对工宣队的不满，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你再不老实，别怪我们不客气”。那个年轻连长，每次面对面走过，他总是一副铁板的脸，似乎跟我有仇。有时我不免要这样猜想：或许他以为我们年龄相仿，“凭什么你当上了市局的领导，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公交司机？”。当然，这像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想也罢。
每年，都有一些学员被调往新的单位，去到农场、学校、工厂、“小三线”等等，这叫“四个面向”。每一次，我总是很兴奋，以为这下轮到我了，既然他们那么讨厌我，干脆赶走了事，岂不妙哉。另一方面，我急切地想跳出这种是非之地，不止一次地想象着到中学去教书，重操旧业，那种当一个教育家、文学家的梦想又一次燃起对新生活的热望。可是，在两年多里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学员，却总是轮不到我，实在不明白究竟是为什么。
直到在干校的第三年，我被宣布隔离审查的时候，还是不明白究竟是为什么。
十二，隔离审查
那是一九七一年五月底的一个清晨，当时的情景至今尚历历在目。我醒了，意识到刚才做了个梦，梦到自己已经到一所中学上班，那里的老师似乎都认识，却又说不出是谁，临到上课了，我还不知道讲什么内容，焦急如焚，……。好容易张开双眼，神志刚刚清醒，马上感觉有点不对劲，怎么觉得不象往日那样暖和？而且很静！真的，怎么会这么静？再扫眼一看，更觉奇怪，满屋子就只有我一个人，都到哪儿去了？仔细听听，周围也是一片寂静。“真是怪事！”我一面翻身下床，一面在心里自言自语：“难道有紧急集合，怎么不叫醒我？”我揉着双眼走向房门，那是用竹竿和芦席做成的笨重大门，随着门轴发出刺耳的吱呀声，我看到了外面的情景，一下子惊呆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忽又掀起一阵一百多人的齐声吼叫：“打倒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邓嗣源！”，“邓嗣源必须老实交代”，“顽抗到底死路一条！”，“邓嗣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林副主席！”，“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誓死捍卫革命委员会！”。开始时，口号声既整齐又响亮，着实吓了我一跳，在连续叫喊了约一分钟以后，振幅和频率显然有所降低，一时愕然的我，听到后来反倒开始镇定下来。心想,这些口号，我曾经领着众人喊叫过千百次,也跟着别人叫喊过千百次，无非是不带任何思考的、无需认真对待的习惯性动作。我冷静地扫视着一张张木然的脸，毫无表情的神态透露出他们的无奈，这些人都是日夜相处、一起劳动、相互嘻笑打闹的同事。我的眼光停留在大幅标语上，把我的姓名写得很大，几乎有半人高，生来第一次见到，还打上了红色的叉叉，前面加了“反革命分子”五个字，自“文革”以来始终努力成为革命者的我，居然也成了反革命，岂不象是一场闹剧！我的眼光又停留在一张铁板的脸上，那个年轻的工宣队连长，他的眼里显出得意的表情，两人的的目光对峙着，我死死地盯着那张脸，心里说：“你终于下手了！有什么招数都使出来吧，我等着！”。
连长举手示意让大家安静下来，大声说：“现在，我郑重宣布，经工宣队团部批准，对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邓嗣源进行隔离审查！连部设立专案组，由我兼任组长，同时成立看管组。从现在开始，审查对象你听着，不许乱说乱动，只许规规矩矩。不经看管组同意，不准跟任何人说话，不准通信，不准打电话，不准离开干校。做任何事情，都必须有看管人员在场……”。
我那时一直以为,工宣队对我怀恨在心,特别是那个连长,总有一天,他们会找个机会来整我一下,我心里也有准备,可怎么也不会想到竟然戴上个反革命的帽子,还要隔离审查,难道定要下此重手才能解恨？所以，我表现出十分对抗的情绪，甚至在关押的小屋里引吭高歌，唱京剧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等等，就像那个连长说的：十分嚣张。于是他们策划了第一场火药味很重的批斗会，主题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具体说来就是“炮打张春桥”。一个个发言，提高声阶，上纲上线，有事实，有批判，可是我听着却觉得轻松，心想：这一招又奈我以何？在第二天按他们要求交出的书面交待中，我承认，当时曾有过支持“炮打”的想法，也说过一些错话，但没有去刷大字报、喊口号或上街游行，而且事后我在造反队整风时作过检讨。意思就是回应他们：这件事够不上“反革命”的帽子。过两天，他们又召开批斗会，主题是对抗毛主席“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指示。一个个发言，揭发我这两年里大量“反工宣队言行”，也许发言者自己感到这些言行够不上反革命的帽子，所以他们都提高声贝以弥补其心虚，我听着，在心里冷笑：我从未针对工宣队，我对某些队员提出批评，就是“对抗毛主席”？就是“反工宣队”？料你们自己也不信！不过我还是写了自我批判的书面交代，检讨对工人师傅不够尊敬。他们发觉，开头两把火并没有压下我的“嚣张气焰”，于是，花了大约两个星期作准备，经过一些智囊人士的策划，他们改弦更张，瞄准新的目标，而且适于长期作战，经过好几个星期不停顿的小会、大会批斗，我就像一头被困的野兽，泄了气，低了头，这个目标就是我的日记。
隔离审查后，他们押着我去家里收缴日记，两本生活日记及六本工作日记。此前，住在湖南路8号时，我曾把从大学就开始写的十几本日记付诸一炬，只留下文革时期的两本。当时炒家风兴盛，老唱片、旧画报、发霉的照片、言情风月的书刊以及日记等等，都可以用来作为批判的罪证，所以很多人都担忧，说不定哪天被人抓住把柄，还是趁早销毁了事，尽管心里实在舍不得，但为眼前的安全着想，也顾不得了，这也可见当时人们的恐惧心理是多么普遍。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啊，一方面，风声鹤唳，人人颤颤惊惊，害怕革命之火烧及自身，另一方面，热火朝天，个个努力跟上革命洪流，以保自己；在这样的社会里，论理、道德、法律等等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自由、尊严、友爱、理想等等都被禁锢在黑暗的角落；社会成员都被当权者当做木偶，披上革命衣装，戴上假面，迫使他们虚情假意，引导他们口是心非，这一切蔚然成为一代“文明”，遗毒数十年。
他们先从生活日记着手，从中挖掘出的炮弹之多，连我自己也吃了一惊，因为记下的文字大多记不得了，而且自信日记里没有什么可以用作批判的材料。他们在日记里摘下一句话、一段文字、一首诗、一件事情、一种观点，逐一分析，上纲上线。
譬如，在文革初期，我在日记中检讨自己，对这样那样的大批判，没有革命青年那样的热情和乐趣，只有对向上爬有好处的事情才有热情和乐趣；譬如，“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电影是“大毒草”，而我却甚为欣赞；譬如，我写道，在批判会上看到有些人声嘶力及，涨红着脸，激动得语无伦次，是装出来的；譬如，天安门是万众敬仰的革命圣地，我却写道“并没想像中那样雄伟，毛主席站的地方也不过四、五层楼高”。譬如，我说“这些工宣队员不过是开车、修车、卖车票的，不像大工业生产的工人阶级，比较散漫”……等等还有很多，都被他们细心挖掘出来作为炮弹。他们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竭力放大，无限延伸，每次小会都可以批斗我两个小时，有的时候，为了一件事可以批斗一整天。譬如，1967年“炮打”事件以后的春节，我跟几个华东师大学生一起去庐山串联，从后山的石级爬到山顶，其间经过名为“好汉坡”的一段陡坡，于是吟诗一首：“好汉坡上雪泥泞，三步并作两步行，一路风光不屑看，跃上山顶是仙境。”他们从政治形势背景、师大学生是“炮打”急先锋、我私下表达“心有不甘”等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批判，就此一首诗，小会批斗了一天，结论是：不甘心“炮打”的失败，等待机会再次显示“好汉”精神，跃上山顶，到达仙境亦即登上“第一扒手”的权位。
他们还派人出差外调，追查我在大学时“同情右派”的问题。在那以前，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曾有过这类政治问题。多年后，老同学相聚，一位班干部讲到当时工宣队派人到他所在的中学，询问我在大学的表现，特别是“同情右派”之事，我即问他，工宣队怎么知道这事情？他说，“肯定是在你档案中有记录”。我才恍然大悟，当时批判会上为什么有人会这样揭发批判：“你从大学到现在，从同情右派到伪装革命，一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向党进攻”。
最后，把所有材料及其批判整合起来，他们勾画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形象——混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扒手”。真是无愧于两个星期的精密策划和准备，其中不乏有智慧者的贡献，譬如后来成为教育界权威的吕型伟，就是审查小组的成员之一。应该说，他们揪住了我的心结，瞄准了我的痛处。当他们用“反革命分子”作为靶子的时候，我一点也不怕，反而壮起胆子起而对抗，但当他们把我描绘成“混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扒手”时，我马上失去了奋起反抗的勇气，因为我长期以来反反复复曾这样来评价自己：我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我的气焰消散了，我的心身软塌了，我难以反驳这样一种逻辑：居然能够混上市政机关的“第一把手”，所倚仗的动力不可能出自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而是源于“向上爬的野心”，听他们说我是“混进来的”，或者说我是“扒手”，我竟然无言以对。
回想自调来高教局以后的经历，自问：这几年来我的上进动力是什么？我经常想着的，就是好好表现，争取领导的器重，将来能像处长、局长们那样，住又大又好的房子，有令人尊敬的地位……，当然我也有像愚民们那样的热情，要为革命事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但这是抽象的，选择以何种行动做出贡献，那才是具体的、真实的，而做何种选择，则取决于每个人自身的意愿。文革开始以后，从毛泽东的大量指示中，我嗅出一种味道：老革命、老干部变质了，毛寄希望于年轻人在“斗、批、改”中锻炼成长，准备接班，这就是我们这一代努力表现的大好机会。所以，我不否认我的动力源自于个人奋斗，是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在那个年代里，我曾看到很多文字记载着这样的故事，说道有些人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为事业甘愿受苦受难甚至献出生命，还看到大量文字歌颂着这些人的品质：高尚、神圣、大公无私、恩泽万世……，人世间真有这样的人？当然，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理应承担社会责任，否则这个社会怎能安全、稳定、进步？可是，“为国为民”就一定要牺牲个人？那些被誉为“全心全意为国为民”的人就一定大公无私？坚持“个人奋斗”信念，就一定排斥“为国为民”的观念？
以上这类思考，一直延伸到今天，我愈来愈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它也许是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基本点或出发点，对于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所持的不同观点，导致形成不同的社会科学理论流派。这类思考也是我的心路历程中的重要内容，后文将继续展开。
生活日记的问题搞完了，他们又着手翻阅我的工作日记，主要是在市革会教育卫生组工作期间的日记。一开始我不大明白，为什么对工作日记感兴趣？那里面写的都是开会、接待、值班、下基层、写报告等事宜，没有个人思想感情的抒发，真摸不清他们有何企图。起先，他们指定一些事情，叫我详细回忆，写出具体经过，并没有说要交待问题，写好材料交给他们后也不追问、不批判，就像聊天一样议论一下就过去了。我很纳闷，这算什么审查、批斗？直到谈及我去北京出差之事，我发觉他们对此特别认真，要求把出差前后经过一天一天地回忆并写下来，我不明所以，草草了事，尽管写了好几天，也满满地写了十几张纸，却都是流水账，他们大为不满，批我不老实。我也有点火气，摊开双手问：你们究竟什么意思？你们究竟要我做什么？他们没理睬，只是逼迫我继续回忆，补充材料。如此这般，来了几个回合以后，到了“十、一国庆节”放假前夕,他们反复问我，为什么派你去北京？陈琳瑚是怎么交代的？一听到陈琳瑚的名字，我心里咯噔一下：陈琳瑚跟我的“反革命”有什么关系？不可能啊。纠缠了好久，最后他们言正辞严地警告我：陈琳瑚已经关起来了，问题很严重，你要揭发陈的问题，交待跟他的关系。我们假期完了回来，你要交出书面材料，表现好的话，会考虑元旦让你回家。
可以回家？心中暗喜，一个被关押了近半年的年轻人，天天想念着妻子和刚满一岁的儿子，一听说可以回家，怎能不动情？但如何“表现好”？我猜想就是揭发陈的言行，据他们说陈的问题很严重，但想来想去也回忆不出哪些事情够得上“严重问题”，怎么办？不管三七二十一，写了再说，其中有两件事情，如今还记得。1967年七月间，上海柴油机厂“联司”事件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各大学受其影响出现对立的两派，火药味很重。一天晚上，陈琳瑚叫我一起去康平路（原市委办公所在地）见市革会领导，马天水和徐景贤要他去汇报情况。马和徐已经在一间办公室等着，我们一进门，他们就冲着陈琳瑚一顿追问、臭骂。陈一声不响地低头站着，我不明事由，但这样对待一个老干部，让我又惊又气。听到后来我明白了，原来教育卫生组送上的简报只反映表明现象，没抓住实质，“联司”事件不是对一个厂的两派支持还是反对的问题，实质是要扳倒上海市革会，要毁掉“一月革命”的成果，可是简报里却没有半点反映。徐景贤说：“要你们教卫组干什么！”，这话够气人的，气得陈琳瑚两天没来上班。另一件事，有一阵子，陈琳瑚的状态很糟糕，有好几天不回家，睡在办公室，每天叫秘书买两个烧饼，和着咸菜当饭吃。香烟一根接一根，抽到一半就套上另一支继续抽，开会时闷声不响，后来听说是张春桥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他，他很气恼，却又不能发作，于是消极对待。我写“揭发材料”时，尽量着重描绘陈琳瑚对张春桥以及其他市领导的不满，并以消极怠工来对抗。
想不到，休假回来的工宣队连长看了我交出的书面材料，第一句话竟是：“你太不老实！想回家？做梦！”。此前我已经在心存希望，想象着回家的情景，揣摩着儿子的长相，哪料到会挨上这一棒子？他们一面用“让你回家”给以诱惑，一面却用“不让回家”施加威逼，从心理上折磨你，让你乖乖地顺着他们的要求爬。过了几天，他们召集了一个“扩大会”，除了审查小组以外，所有连、排领导都参加，阵势严峻，气氛凝重，令我惶惶不安，心跳快而又重，不知会面临什么，只听得连长带着严肃的口吻问“你究竟想不想老实交待？”，我赶紧连连点头，他接着说“那么现在再给你一个机会，我问你，你去北京前，陈琳瑚给你一封信，有这件事吗？你老实交待”。一封信？即刻我的反应是：没有带什么信啊！但马上，我的脑子里好像射进一道光，我急切地补充：“陈琳瑚谈起过信的事，但我没有带过信”。接着，他们不再追问，却纷纷发言，围绕着一封信的问题开导我，有人来软的一套，要我好好表现，争取早日回家；有人来硬的一套，不交待清楚就别想回家。最后连长命令我，把去北京的前后经过，到过哪些地方，见过哪些人，包括那封信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详细交待清楚。
至此，我才真正明白为什么要对我隔离审查，原来他们的目的就落在“这一封信”上。当初我去北京出差前的一次教卫组核心组会议上，陈琳瑚的确讲过一句话：“小邓，你去北京遇到困难的话，我可以写封信给王力、关锋，你去找他们。”与会者都听见这话，陈被关押以后，肯定有人把这件事揭发出来。他们（指陈琳瑚专案组）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有份量的炮弹，因为在我从北京回沪不久，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揪出来成为“小爬虫”、“反革命”。这三人曾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被指为埋在毛主席司身边的炸弹，如若查出陈琳瑚跟他们有任何幕后勾当，岂不是报功领赏的大好机会！于是该专案组假设我充当着“交通员”角色，早就想拿我开刀，先是命令工宣队对我“背靠背审查”，到适当时机，就实施隔离审查。这么一想，我倒是放松了，真的放松了，因为我没有从陈琳瑚那里拿到任何信件，也不可能存在传信的事实，心想，任他们去折腾吧。
他们当然不会死心，在我交出几十张书面材料之后，当然十分不满，但他们似乎料到我不会老实交待，认定我死也不肯透露一点点涉及信件的信息，于是制定了一场战役的计划：把我的日记中记录的北京之行，跟我的书面交待相对照，一天一天，一事一事地对照，从中发现自相矛盾之处，作为我企图掩盖真相的证据，然后进行大会小会批斗，纠正我的态度，逼迫我“交待真相”。
说也奇怪，这场战役没有进行到底，在查问“少儿演出队”事情经过时，他们似乎心不在焉，半途而废，草草了事，后来就很少跟我接触，让我独自一人天天去挑担浇粪。那天，我在菜地浇水，忽听得远处的大饭厅传来阵阵口号声，我猜想一定发生了重大事件,他们接连好几天都在开会，没功夫管我。当时我并不知道林彪事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猜到，况且，在我住的房间的墙壁上还挂着毛和林的合照，直到撤销隔离才摘下来，并专门对我一人传达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
从那以后，对我的监督放松了，我可以在干校随意走动，无须派人跟着，到菜地劳动也无人相陪，小会批斗不再继续，偶尔有一两次“汇报汇报思想”。我猜想，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追查“信件”事宜，既然在我的生活日记、工作日记及书面交待里，找不出一丝一毫可疑的迹象，那么，至此只好放弃，没兴趣继续追查。于是我又冒出可以回家的急切盼望，我估计可能在元旦。可是，1972年来临了，没动静，春节到了，还没动静，……。后来一位曾参与审查事宜的人告诉我：“我们早就写好报告，要求结束对你的审查，但是‘陈琳瑚专案组’不批准，何时可以撤销须等他们通知”。就这样拖到五月，我才被允许回家。再过一个多月，宣布分配我去“上海化工学院”当教师（后改为“华东化工学院”及“华东理工大学”）。
以上经历，让我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林彪事件则更是彻底否定了已往受到的“革命教育”，对比没有受过隔离审查的人，我将更加容易接受有关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等观念，并坚信不疑。
（未完待续）
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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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14 23:5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