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茛 迷失 ——劫后余生记

Gowest

迷失

——劫后余生记




                        毛茛著

上部




一

   那年初冬，当别的学生纷纷外出串连的时候，刘义他们一伙同学还在火车站劳动。每天早晨刘义步行去车站上班，沿途都会碰上外出串连的学生。他们三三两两，背着草绿色的挎包，有的身著军装，头戴军帽，大多数都穿着棉衣棉裤之类的冬装。吸引他们的是天安门广场上的接见。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刘义就目睹了这些最初还是零星少数的学生变为一支热热闹闹、淹没了普通旅客的串连大军。

   该头天晚上到达的列车总是早晨才驶进车站。他们闹闹嚷嚷地聚集在毫无遮掩的车站站台上。车站的高音喇叭播放着革命歌曲。列车停靠站台，不等乘客下完车，他们便一窝蜂地拥进车厢，抢占靠窗口的座位。列车载上他们驶向这条支线的终点站，将近一小时后再从原路返回。当列车从工地上驶过时，刘义他们总能瞧见几张熟悉的面孔。

   开始，他们作为旁观者目睹了这一切。然而，要不了多久，他们就被这股潮流席卷而去。呆在工地上的人从列车的窗口瞧见了头天还和他们一块干活的兴高采烈的伙伴，同一个工地的车站女工向他们挥手。这是大串连，人人都有一份，而不比先前那两批由工作组选派的工农出身的赴京代表。学校新成立的组织替每个学生出证明。

   刘义和王名安想到去学校开证明的时候，呆在工地上的人已所剩无几。他俩邀邹正洪一路。王名安企图说服邹正洪。他们坐在工地旁边的条石堆上。邹正洪默默地听着，偶尔露出前突的牙齿笑一笑。他是班上最沉默寡言的一个同学，一双小眼睛总是那么冷漠地看着这个世界。只有王名安算得上是他一个朋友，他似乎说得他有点动心了。这从他不断眨动眼睛和颧骨上升起的淡淡红晕就看得出来。

   但就在这时，邹正洪却提到他爸爸。他双手抱着右腿膝盖，绷直手臂，身体微微朝后仰，眼睛往车站那方望着。下午三点多钟，车站的高音喇叭在播放某次接见的实况录音，从背面传来女工们的说笑声和运载泥土的手推车在铁轨上滑动摩擦的声响。“学校不会开证明给我。”他说。

   邹正洪家住学校附近，家里有个在街道生产上班、患肺结核病的母亲，两个妹。他从来没提起过自己的父亲。同学们都以为他父亲已经去世了，但邹正洪却说，他还活着，现在还呆在附近县城一个叫尖嘴岩的劳改农场里。

  “我一直以为你的出身是普通劳动人民。”王名安看着他，说。“你爸爸，他为什么？”

“历史问题。”

“什么时候的事？”

   “五八年。”

   王名安“噢”了一声。“你对谁也没说过。”

   “班主任知道。”邹正洪说。

   “不过，这并不影响你开到证明。”王名安说。

   “班上有‘黑五类’开到证明了吗?”邹正洪瞥了他一眼，问。

   “我们班没有，但别的班……”

   “你看过别人开的串联证？”

   “当然看过。”

   “上面有家庭出身这项。”

   “那又怎样？”王名安说。“你担心的是开不到证明。”

   邹正洪干咳了两声，看看王名安，不再说话。但让人明白，即使学校同意出证明给他，他也不愿拿着那样的证明出去串联。

   “可是这关什么事！”王名安说。“现在又不是血统论猖獗的时候了。刘义就不在乎。”

   刘义一直安静地坐在一边，这时笑了笑。

   邹正洪沉默着，脸别向一边，坚决的表情就像在和谁赌气似的。

   “你不是说只有班主任知道这事？”王名安接着说。“他现在又不管事了，我们去找曾世华——他代表班级出证明，学校只管盖章——也许他……”

   邹正洪从鼻孔里哼了一声，说：“他肯定会查档案，我们填过的表。”

   王名安不得不承认他想得很周到。没有人能蒙混过关。曾世华绝不会听信一面之词就给他填上“小商”或“贫民”之类的出身。他手里掌握着从班主任那儿接管的材料。他会坚持原则，一丝不苟。

   到目前为止，曾世华开出的都是一些好出身的证明，出身不好的还没开出一个。作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现在的“黑五类”，刘义将第一个去找他。

   王名安还想说服邹正洪不要在乎那样一张证明，那不过在接待站亮一亮罢了。难道能为了它付出放弃享受革命大串联的权利的代价？它值那么多吗？但是，邹正华却认为它值那么多。他拒绝生活的呼唤，就像一只躲进螺壳里的固执的寄生蟹，再怎么诱惑也不肯钻出来。

   他起身回到工地，一声不响地拿起十字镐。王名安和刘义坐着没动。王名安表示不相信有关他爸爸的事邹正洪说的是真话。但是刘义却相信。王名安只不过感到吃惊罢了，他以为自己了解邹正洪，可同学三年，他直到现在才从他嘴里知道他真正的出身。

   “我们明天上午就去学校开证明。”沉吟片刻，王名安调过脸来对刘义说。“那其实有什么。他想得太多，不可救药的神精过敏！”

   刘义当时也是这么想的，还附和着笑了几声。可是当他真正从曾世华手里接过串联证，感觉又迥然不同了。曾世华没翻档案，没询问他本人，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就在他的证明上准确无误地写上了他的出身——伪官吏。



                              二




   下午收工后，刘义和王名安没直接回家，他俩落在其他人后面，上保管室归还了工具，然后走下石阶，穿过一片长着莲藕的低洼地，登上铁路路基，顺着铁轨朝车站那头走去。

   他俩已结了帐，身上抄着上午去学校开的串联证和在车站财会室领到的二十多元工资。学校出面替他们毕业班联系的工作，一元零八分一天，一共干了二十天，把今天也算在内了。

   站台上空无一人，货站那方的铁轨上停着一列煤车。路基一侧，车站女工们从宿舍里出来，拿着饭盒往食堂里走。刘义把手抄在裤包里，迎着风打了个寒颤。他比王名安高出半个脑袋，一米七左右的身高，但身材不像他的伙伴长得那么结实。王名安属于那种高高兴兴，无忧无虑，成绩总在中等水平的同学。他穿着件灰夹克衫，一件领口开拉链的绛红色的统绒服，39碼的球鞋。此刻他在铁轨上走平衡木。一根木头电桩上的高音啦叭正在播放着“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当播放到结尾处“敌人——”时，他纵身跳到了站台上。

   他俩走进候车室，在右侧一扇窗口下站下来。扫地的过来了。体态臃肿的车站女服务员，手拿长柄扫帚，不耐烦地从一个躺在长椅上的流浪汉身边扫过，扫帚抹去吐在地上的酽痰。流浪汉脸上搭着顶破草帽，一具肮脏褴褛瘦骨棱棱的躯体，只从微弱起伏的胸脯才看得出是个活人。长椅上还躺着坐着别的一些人。有人在走动，读墙上贴的告示，上屋角的保温缸里打水喝。赶车的旅客，但已打听到火车晚点十多个小时。售票处关着窗口。上方墙上的挂钟指着五点四十。

   从窗口看得见露天货站上堆放的那批货。搭盖着帆布，靠近站台，在堆码的麻袋、木箱、成卷的缆绳和草绳包扎的机械器材后面露出一个顶。

   货是头两天用架车运来的，牛皮纸打成了捆，与别的堆放在货站上的东西没有区别。有的散了架。王名安从散了架的堆子里拣到本小册子——契诃夫的《草原》。

   这本书现在已归刘义所有。扉页和封底上戳有市工人文化宫图书室的印章。扉页上贴的借书签上登记的最后日期是一九六六年二月七号。

   看守货物的是个六十多岁、一只眼患白内障的老头。他可能专门看守这批货，也可能看守整个货栈。据王名安说，老头很好说话，看见他从堆子里拿东西没吱一声。王名安是有意让他看见的，试探他会有什么反应。此时，他俩从窗口瞧见一个十二三岁扎麻雀尾巴穿花布衣裳的女孩塑料网兜里提着饭盒穿过货栈朝老头驻扎的窝棚走去。

   一刻钟后，女孩从原路返回，走下货场前的斜坡。离天黑还有半个小时，他俩从候车室里出来，顺着站台朝窝棚走去。那列煤车仍停靠在轨道上，几个孩子在那头卸了煤的车厢下拾煤渣。呆在候车室里刘义还感到暖和，可一到刮着风的站台上，他便禁不住打哆嗦。他手抄在裤包里，耸着肩膀，浑身打颤，上下牙齿磕碰，想控制也控制不了。

   来到老头的窝棚前，他神经质的哆嗦才告一断落。他感到暖和过来了，冰冷的手竟然有些汗湿。他听见王名安和老头打招呼。老头身披棉大衣抽着叶子烟坐在窝棚前的一口木箱子上。

   患白内障的左眼眼球上覆盖了一层灰白色的形如桂圆肉的膜，右眼也暮吞吞的，低垂着浮肿的眼皮。老头听王名安口齿伶俐地说明来意，取下竹烟杆，往地上啐了口带叶子烟味的唾沫，然后把半截烟头捻捻緊，划然火柴重新点燃火。

   老头弄清他俩是在那边工地上劳动的学生，想找几本书看看。他抽着点燃的叶子烟，往书堆那边抬了抬手。一个簡单但毫不含糊的手势。刘义没想到他这么容易就答应了。

   他和王名安朝书堆走去。面对揭开的帆布的一角，刘义一时感到茫然失措，觉得难以找到自己需要的书。他蹲下身去，拿过一册《譯文》翻起来。一共五六册《譯文》，重叠在一起，其中两册上有连载的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刘义已读过这个头号修正主义作家写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那是报纸上为了供批判以印证批评的正确性而刊登的反面教材。然而刘义却喜欢。他也喜欢《静静的顿河》，他只读过第一册（学校图书室再也借不到后面几册了）。他翻阅《譯文》上的目录，开始动作缓慢好像有许多时间似的。发现上面有肖洛霍夫的连载小说后，他动作快了起来。他把选中的四本杂志放到一边。

   在一旁翻找的王名安递了本书给他。《退潮》，市工人文化宫的藏书。刘义还没读过史蒂文生的作品，但他预感到自己会喜欢这本书。

   史蒂文生的《退潮》就好像露出地面的一块矿石，矿藏就蕴藏在表层的下面。刘义把帆布揭得更开，在凌乱的书堆里翻找、发掘。一本《贵族之家》、一本《学生时代》先后到了他手里，接着又是《孙子巴格洛夫的童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上下册。发现了一个俄罗斯文学的小矿藏。矿脉在书刊杂志、教科书、被批判的革命文学作品下延伸，一一被发掘出来的还有：《奥勃洛摩夫》、《当代英雄》、《塞伐斯托波尔故事》、《幼年、少年、青年》、《哈杰.莫拉德》。

   意外的收获。任何一个图书室不可能没有俄罗斯文学的藏书，但在书堆这一角散架的书刊中一下找到这么多，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喜。书籍都是大半新旧的，比市图书馆的藏书保存得好。《孙子巴格洛夫的童年》、《我的同时代入的故事》还是崭新的，从未出借过，拿在手里翻动能嗅到股淡淡的油墨味儿。书的微弱而欣喜的呼吸，从造纸原料中被分离出来，仿佛又重获生命。

   刘义当下就想拿上这些书跑开。但念头只在脑子里闪过，他蹲跪在原地没动。这个时候车站的工作人员都早已下班，不会路过这儿。四周见不到一个人影。拾煤渣的孩子已离开轨道提着竹篮打站台上走过。天色暗下来了，像要下雨的样子。他继续翻找。王名安掏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割断了两捆书上的绳索，从撕开的牛皮纸封里散落出来的几乎全是文学作品。国内作家的作品居多（被批判的革命文学作品），七八成新的书籍，还有精装本。刘义拣到一本《九三年》、一本《查理第九时代轶事》、《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几本契诃夫小说集……

   他抓紧每一分钟。眼前的收获所具的不同寻常的性质已使他头脑发晕，他感到口渴，身上冷一阵热一阵，小腹有种坠胀感。新的发现已不再使他感到惊喜。他一边不遗余力地寻找，一边却又不大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不是一场梦。他模模糊糊地听见火车的汽笛声，金属摩擦发出尖厉的声响，就在他身后不远靠站台的轨道上停下来。模模糊糊地听见站台上走过的皮靴踏出的脚步声。客车晚点十多个小时，要明天早晨才能到站。想到他明天一早将登上北上的列车，他心情一点也不激动。

   刘义不知道老头什么时候走过来的，他抬头看见他身披棉大衣抽着叶子烟站在幽暗光线中的身影。

   老头已看见了他俩选在一边的书，他没加以制止，没说一句话，默不作声地看了会儿转身踅回窝棚。

   “该走得了。”几分钟后，刘义对王名安说。

   光线已暗得看不清书上的字迹。夜幕挟带着寒风降临在站台上，候车室那方已亮起了灯。刘义在书堆前站起身来。王名安拣到最后一本书，翻身坐在地上。

   刘义不知道王名安都拣了些什么书，不过他肯定不愿拿自己的和他交换。他看看他搁在一边的堆子，又看看自己的，说：“就这样恐怕拿不走。”

   “把面衣脱下来包。”王名安说。

   现在，刘义只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清理散落在一旁的书刊用去了五分钟，书堆灰复到原来的样子，帆布重新搭了下来。一刻钟后，两人用老头给的一根硬头黄竹竿抬着两捆面衣包裹着的怪模怪样的东西离开站台打货栈那方一个秘密出口绕道出站。







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7-16 05:20

  三

   刘义坐在饭桌前，他已洗过澡，穿上一件旧统绒衣。他姐姐刘芹上隔壁厨房端来热在锅里的饭菜：红苕掺饭，烙萝卜颗，油菜。刘义感到饥肠辘辘，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母亲吃过晚饭上学校参加政治学习去了，两个妹也不在家。刘芹坐在饭桌对面，手肘支在桌面上，一只手托着下巴，很满意地看着他吃得津津有味。她已看了刘义带回家的东西。刘义扛着它打香蕉林里穿过，没让院子里的人看见。这会儿书已取了出来，一本本翻检了一遍，搁在衣柜后面的角落里。面衣上弄脏的地方也趁刘义洗澡的时候用刷子蘸水刷干净了。

   刘义抬头打量了一眼这间房间，要把这么多书藏在这不足三十平方米的房间里完全是件不可能的事。床、饭桌、衣柜、碗橱，一览无遗，这间屋子里不可能存在别人发现不了的秘密。

   他已和刘芹商谈过怎样处置那批书。办法是他想出来的。它们不能放在家里，只能放在户外，埋在香蕉林里。这是目前唯一安全可靠的办法。

   那得包在一张不漏水的油布里才行。但家里没有现成的油布，也没有别的理想的替代品。唯有一个瓦坛子可以派上用场。那是以前烧柴时用来盛木炭的瓦坛，一年多前换成烧煤球后就从灶前拿开，废置不用。

   刘义吃过晚饭，把碗筷收到厨房去洗了，回到房间里，刘芹已把瓦坛找出来，用废旧布块把里面擦干净。瓦坛颈小肚大刘义觉得要装下那些书还稍嫌小了点儿。但刘芹保证她能一本不剩地装进去。

   姊弟俩长得有些相像。刘义不大注意他姐姐的长相如何，不大注意她什么时候开始讲究发型，护起了刘海，皮肤变得白里透红，眼神和笑容里增加了一种神彩。她在那样的年龄，吃粗茶淡饭也照样长身体。穿着粗布衣服，一米六以上的身高，鼻梁微凸的五官端正的脸，总是那么高高兴兴的，笑起来打哈哈。刘义注意到她袖口卷起的搭在坛口边的白净的手。两人对看了一眼，她示意刘义把门关上。

   刘义从门口折回刘芹已拎上瓦坛隐身在碗橱与小床档头后面的旮旯里。这儿既可以借用饭桌上方那盏灯的灯光，又可以避开可能打窗口投进来的视线。刘义把书递到刘芹手里。坛口太小，必须卷起来才塞得进去。刘芹袖口捞到手肘上，每塞进一本书便伸长手臂摆弄一阵。她一本接一本地塞着，刘义觉得她好像在往坛子里塞腌菜。

   “一定明天走？”刘芹没停下手，问。

   “已和同学约好了。”刘义说。除王名安外，还有另外两个同学。那是他们去学校开证明时碰上的。

   “不能推迟一天？我还没来得及替你准备东西。”

   “噢，准备什么，衣服都穿在身上，去不了多久。”

   “只打算去北京？”

   “对。”

   “你今晚休息不好……”

   “我可以在车上补瞌睡。”

   估计需要两个半至三个小时。在教堂的钟响以前弄好。按计划刘芹下半夜三点叫醒刘义。他十点上床，睡得着的话，最多也只能睡上五个小时。

  “我其实可以不睡。”刘义说，感到自己确实没有点睡意。家里没有钟、表，他担心会错过了时间。张三姑婆屋里那座挂钟每隔一小时报一次时。但你不可能刚好听见三点的报时声，除非你眼睁睁地躺在床上等候着。

刘芹却表示她有把握听到。“你放心睡好了，到时候我肯定叫醒你。”她对刘义说。

还剩下两本书和几本《译文》。刘芹把上面几层取出来重新放过。她反复摆弄了几次，用力挤压、塞紧，腾出来的空间仍然有限，放不下所剩的书。“没想到它们这么占地方。”她说。“这两本放进去，换两本出来。”她又重新来一遍，取出高尔基的《在人间》、《母亲》。“这两本书可以放在家里，连白痴也知道它们是无产阶级的。”

但仍然有两本《译文》放不进去。“坛口还可以塞一点。整本塞不进。”刘芹停下来，说。刘义把《译文》拿到亮处，撕拆开，把连载的长篇小说章节、诗歌和一篇托马斯.曼论契诃夫的文章挑选出来。他动作仔细，生怕漏掉了一页，匆忙中他还读到了这样的诗句：“小屋似多情意，发着柔光，竟向星辰说些什么知心话？”他把选中的活页先塞了些进去，然后把剩下的卷成团，像塞子似的把坛口塞满。

“有块油布就好了。”刘芹说。她在碗橱下面放破烂东西的柜子里翻找，找出只劳动布旧袖套，用剪刀剪下一块盖住坛口，再用麻绳扎紧，然后又在一个篮子里找出张脱了把的乒乓球拍。“用这个盖在上面，雨水渗不进。”

几分钟后，刘芹打开门，让刘义把瓦坛抱起来放在门外左手窗口下。

掘土的工具也找出来了：一把尖嘴掏耙，一截刘义从外面捡回来的石匠用的錾子，一个坑掘深后从里面舀土用的破瓷碗。

坑就掘在门口的菜地边，靠香蕉林的那一侧。几天前刘义已把土掘松种上葱子蒜苗。香蕉笼之间的地已踩得瓷实，长着杂草，覆盖着苔藓，新掘的土一眼就看得出来。刘义得在菜地边选中的地方掘一个深一米左右，直径五、六十厘米的坑。土层不很坚硬，但夹杂着石块、碎瓦片、碎玻璃块，夜晚会碰出很响的声音。因此，刘义得十分小心，必要时得用手清除障碍（刘芹找出一只帆布手套）。遇到什么事需要人帮忙，他可以进屋来叫刘芹。刘芹自始自终都是他一个同谋，她会头脑清醒的躺在黑暗中监听家里和外面的动静。

门是虚掩上的。刘芹睡觉前会注意不让门闩插上。不能让母亲有任何觉察。母亲邹兴容这段时间睡觉很惊醒，但凌晨三点也不大可能发觉刘芹轻手轻脚起床趿上鞋摸黑走到小床前去摇醒刘义。她要是注意到了什么，第二天问起，刘芹会想法搪塞，加以否认，让她拿不准自己是清醒的还是在做梦。

瓦坛就放在窗下的黑暗中，坑掘好后再抱过去。坑的大小深浅必须适中，最好能一次性成功，这样既省时又省力。坛口到地面的距离不能少于二十公分，大约一卡左右。掘出的土从上面铺过，在原来的地边上镶出一溜新的菜地。弄出个大致的样子就行了。扫尾工作由刘芹一早接手进行，清理现场，去除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把新的菜地弄得平平整整，补种上葱子蒜苗。

最后一条，刘义身上的衣服不能弄脏。他只有这身像样的衣服（蓝卡琪青年装，裁缝裁好刘芹用手工缝制的），今天早晨为了去学校开证明才换上的。刘芹替他准备出门 的东西，把换下来还没洗的那套脏衣服丢给他。

邹兴容回来前，刘义上床睡了。他得储蓄精力，但他却怎么也睡不着。刘琼和张惠从同学家里转来，和刘芹聊了阵，也洗脚上床睡了。刘义听见她俩问到他的这次出行，没像别的家里的女孩那样提出要像章。

刘芹坐在灯光下，面前放着针线蓝，替刘义补袜子和春秋衫。有人开院门的声音，摸黑进来的不是母亲。她常常会自言自语地说着话，穿过黑黝黝的走廊。香蕉树的叶片在风中摇曳，发出哗哗的响声。风一过一切又静下来了。







                         四

刘义坐在去北京的列车上心里还惦记着身后的事。他觉得自己就像做了一场噩梦，掘下了一个墓穴。他为自己做下的事放不下心。也许什么地方出了纰漏，坛子里会渗进雨水，书会发霉、腐烂。也许整个事情已经败露，坛子已被掘了出来，公诸于众，闹得沸沸扬扬。

然而，实际上他干得比预期的还好。刘芹没费多大劲就完成了她份内的工作。

刘义为自己的串联证发愁。刘芹看了只是打了几声哈哈，说伪官吏就伪官吏吧，没什么了不起，只要你自己不把它放在心上。刘芹不是不了解阶级路线，她是六四级的学生，完全知道阶级路线是怎么回事。

她读高中二年级时，学校就以支援三线建设为名把她们一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清退出校，下放到一座煤矿当矿工。名义上每个学生都打了申请，但批下来的却只有剥削阶级出身的学生。学校开了欢送会，矿上派了人来作报告。他们在那所煤矿里呆了三个月，后来便集体闹事，拒绝出工，冲击党委办公室，把户口粮食关系要回居委会。

刘义现在还记得刘芹从矿上回来后不久和一个姓彭的伙伴一块去新疆他去车站给她送行的那个阳光照耀的秋日的早晨。刘芹对不要户口就能在新疆找到工作满怀信心，她和伙伴坐了七天七夜车历尽艰辛奔向有一个工作的光明前景，结果却发现新疆的工作也像别的地方一样难找，她俩奔向的是海市蜃楼。她和伙伴花光了身上的钱，要不是母亲朋友的一个在建设兵团工作的儿子出钱替她俩买了车票，两人恐怕还回不了家。

去新疆找工作是刘芹的主意，邹兴容当时并不反对，只要有工作即使离家千里在戈壁滩上安营扎寨也要胜过在居委会待业。但刘芹无功而返，还欠了债并固执己见后，邹兴容态度又不一样了。她唠唠叨叨地表示自己的不满。朋友的儿子并没要求还那笔钱。他写信来表明他已看上了刘芹，表示只要刘芹愿意他便可以通过组织关系替她在兵团找到工作。邹兴容很想成全这事。但刘芹却不愿意。她靠糊火柴盒和在糖果厂做季节工挣的钱，如数偿还了那笔借款。

刘芹一直在居委会待业，上糖果厂、猪鬃厂做工，还上郊区一所学校代了几个月的课。使刘义吃惊的是，她竟以在校学生的身份，加入了大串联的行列。

刘义从北京转来后不久，刘琼也外出串联去了。她读另一所中学，开出的串联证上已没有家庭出身那一项。她没和同学一路，与同街的两个女孩结伴而行。两个女孩是表姐表妹，到省城打算住亲戚家里，两人一下火车就把刘琼甩了。刘琼一个人晚上十一点才找到一所大学接待站住了下来。她给家里写了封信，本意只想诉诉苦，谴责一下两个伙伴背信弃义的行径，在省城玩上几天就回家。但没想这信却成了求救的信号，把刘芹引来了。刘琼躺在接待站亮着盏灯的大房间的地铺上，半夜被人叫醒，睁开眼来看见刘芹俯向她的脸，还因为自己在做梦呢。

刘琼信上没写明接待站的地址，但刘芹还是找到了。她下车后先后上几家接待站去打听，查登记簿，凌晨两点才找到刘琼所在的接待站。

刘芹没和她一块回家。她带上她上西安、洛阳等地串联，要不是衣裳单薄并打听到首都各接待站已人满为患的话还会去北京。刘芹谎称自己是高六六级学生，丢了串联证，上市委接待站补办了一张，一路上像串联学生那样享受免费乘车、食宿的待遇。她玩得高高兴兴的。刘琼却始终替她捏把汗，担心她伪装的身份随时会被揭穿。








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7-17 19:02

  五

刘芹和邹兴容在小声商谈着什么。邹兴容坐在被窝里。几分钟前她刚在一个木盆里烫了脚。刘义注意到她捞起的裤脚下热水烫得发红的一双青筋毕露的脚和右脚背上那颗醒目的黑痣。她觉得人不舒服，吃了包解热止痛散，这会儿曲着腿坐在被窝里，没脱棉袄，在灯光的阴影中脸色潮红。刘芹侧身坐在床沿上，脸向着她一只手隔着铺盖搭在她膝盖部位。刘琼和张惠睡在床的那头，放下的半扇帐子遮住了灯光。

各壁几家人共用的厨房里还有人在说话，打水缸里舀水。从刘义坐的饭桌前嗅得到一股柴烟味。是隔壁王家母女俩，他们家的灶头只隔着一堵薄薄的板壁。

“那是他留下的唯一一张相片。”刘芹说。

“是底片。”邹兴容说。

“还不是一回事。”

“不，你不能把它冲洗出来。”

两人沉默了，好像在寻思一张底片和相片的区别。刘义捉摸刘琼和张惠都还没睡着，正竖起耳朵偷听。

“你有什么好留恋的呢。”邹兴容接着说。“你留着有什么用？”

“我真的不知道”刘芹说。

“家里除了你还有谁？”

“你也许放迷了，仔细想想。”

“我一直就放在那地方，我可以肯定。只有你和刘义知道。刘义不会拿。”

那地方是指衣柜右手抽屉旁边的暗格。抽屉取下来后，推开隔板，暗格才露出来。底片和几张公债卷一块放在里面一个旧绒布小口袋里。

“我一直想问你一件事，妈，”刘芹拍拍铺盖下的膝盖，露出一丝笑容，说。“你爱我们爸爸吗？”

“嘿！现在还问这种事。”邹兴容疑惑地看着她。

“你爱过他吗？”

“什么爱不爱，我嫁给他时还不到十七岁。”

“别对我说你人年轻，没有觉悟。”刘芹打断她说。“你跟他过了那么多年，你一身中最好的时光都是和他一块度过的，难道就没有一点感情？”

“我们过的是剥削生活。”

“你喜欢现在的穷日子？”刘芹说。“我们真是太穷了。我有时想到你和爸爸到底过过那种好日子，心里都感到安慰。”

“剥削生活怎么能叫好日子.。”邹兴容说。“你怎么能这样想。我们穷，可是我自食其力。”

     “我知道，你还是一名人民教师。”刘芹说，看见母亲想说什么，拍了拍她的膝盖。“我并没说你有什么不好。不知为什么，我这段时间经常想到我们爸爸。一次我梦见他穿着一件白衬衫背对着我坐在床边上。我对他多少还有点印象。刘义肯定什么也记不得了。”

“我现在倒希望他不是你们爸爸。”邹兴容说。

“那张底片是你保存下来的。”

“我一时糊涂。”

“听你这么说，你知道我心里怎么想吗？”

两人沉默了。刘芹坐直了身体。外面有人走过。是上厕所的人，拿着油灯穿过走廊。隔壁厨房里的人在舀水洗脚，小声说着话。

两人又谈到那张底片。刘芹问：“你最后见到它是什么时候？”

“记不起了。”

“可我记得起。”

“你别让我着急。”邹兴容说。“我们家里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只有它。我太糊涂了。到时候，你妈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它不在那地方，你把它重新放过了。”

“我？什么时候？”

“大约一个月前的一天晚上。”

“不可能.。”

“我们已经睡了。打过十二点，你从床上翻身起来……”

“你看见了？我放在哪儿？”

“那上面。”刘芹往帐子上方抬了抬脸。

“帐顶上？”邹兴容也抬起脸来望。

“帐竿套子里。”

“不可能。我怎么一点也记不起来了？”邹兴容说，又一次抬头往帐子上方望。“我记性不好，容易丢三落四，这是事实。别的事我可能忘记，但这事却说什么也会留下点印象。我肯定没动过它。我根本没想过要转移地方。”

“可你在梦中想到了。”

“你想说我在梦中做下了这事？”邹兴容看着刘芹，摇了摇头。“不，你妈还没有患梦游症。”

“可不是你会是谁呢，它就在那上面。”

“你能肯定？”

“我能肯定。”

邹兴容抬了抬脸，露出困惑的表情。

“就让它在那儿吧，他就剩下它了。”刘芹隔了片刻，说。

“你让我看看。”邹兴容说。

“你不信？”刘芹说。“除非你又背着我把它换了地方。”

她说着便脱掉布鞋，站到床档头的床沿上。邹兴容往里挪了挪地方，抬脸看着刘芹脑袋探到外面，伸手够着帐竿，把帐竿套子捋得皱了起来。她一只手捏着套子里一个地方不放，另一只手两个指头伸进去夹了出来。

夹出来的就是那张底片。它卷起来裹在牛皮纸里。邹兴容接过手，惊讶得说不出话。

“你真的看见我，半夜十二点……”

“真的。”

“真是太奇怪了。”

刘义很想过去把底片要过来，对着灯光瞧瞧。但他坐着没动，合上正在读的一本旧杂志。

“我这两天做梦都梦着这事，都快把我急疯了。”邹兴容如释重负的说。

“它放在那儿很安全。”

“没有安全的地方。”

“把它交给我保管。”

“不，我再不会让它跑掉了。”

邹兴容身子往外挪了挪，坐到床边上，手里拿着底片，对着灯光看起来。被盖从她膝上滑下，她扭过身体，底片举在斜上方，眼睛一眨不眨，凝视着，皱起眉头。刹那间笑容消失不见，仿佛打开一道陈旧的阀门，记忆的幽灵爬上她消瘦的脸颊，她忧郁中带着丝欣喜地嗫嚅道：“瞧，他这身制服，这是他在当时的北平照的。一米八以上的身高，魁魁梧梧的，我穿全高跟鞋也只打齐他耳朵……”

“我们谁长得像他？”

“谁也不像。”邹兴容放下底片，说。

“把它交给我。”刘芹说。

邹兴容没理睬她，刘芹看来也并不坚决。沉默中听见张三姑婆的钟响了十下，邹兴容调过脸来对刘义说：“去把火柴拿来。”

刘义打开门，快步走进厨房。王家母女俩已熄了灯离开。刘义摸黑在灶头上找到火柴，快步回到家里带上房门，插上门闩。

他擦燃一根火柴，看着火苗点着了胶片抖动的一角。邹兴容拿在手里，两个指头拈着，手臂伸出床沿外，默默地看着它燃烧、卷曲，掉到地上化为灰烬，熄灭了最后一点火星。







                                六

它发生的时候，我最好不要在场，刘义坐在厕所里的木马桶上想。这一分钟前还模模糊糊的念头随着坠胀感的消除突然间变得清清楚楚。我不要在场，他想，就是这么回事。

木马桶是供妇女和儿童使用的。教会的房子，才有这种为妇女和儿童提供方便的实施。与男人的茅坑隔了道板壁。马桶四四方方，上过漆的桶面已被磨得很光滑。刘义最早坐在上面时还吊着两条腿，此刻他两脚稳稳当当地踏在地板上。

一条靠墙的通道通往里面。头顶上的两片亮瓦佈满蛛网积垢，转拐进来的这片静谧空间即使大白天也光线幽暗。紧接着，第二个念头又冒了出来：到时候万一出不去，我就呆在这地方。

他坐在木马桶上，把这片空间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番。作为一个临时避难所，它再理想不过了。院子里十五户人家只有六七户使用这个厕所（另外几户使用神甫那边院子进门档头上的厕所），使用高峰期是早晨和晚上，木马桶白天很少有人占用。只有院子里的人熟悉巷道的进口，你只有走近了才会发现它。刘义仿佛看见自己及时地闪身进入巷道，动作麻利地占领这个空间，想象中的那个时刻到来之际他就这样稍稍有点脸红心跳地坐在木马桶上。

它说来就来，不会事先通知你。因此缺席或不在场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只要家庭主要成员在场就行。他们这个家里是邹兴容和刘芹。刘义虽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但他却从来没把自己当成主要成员。

就像犯人等待判决那样，刘义发觉自己差不多带着一种焦急的心情等待着它的到来。无罪释放的机会等于零。刘义的焦急中既有犯人对量刑轻重的忧虑也有对不可知的未来的强烈的好奇。

但是，他却不愿在场。

白天大部份时间他都呆在外面，读学校、街上张贴的大字报，在人群聚集的地方探听小道消息。他一个人去郊外，在山坡田野间，乡村小路上漫游，或去附近的乡镇，或乘木船过河沿着河滩走上十几里路。他身上没带钱粮，不管走多远都得回家吃饭。有时下午出门，走的路远，天黑后才又饿又累地回到城里。街灯已亮，城郊低矮瓦房的上方弥漫着炊烟，校园里的高音喇叭播放着通告或革命歌曲，石板铺的狭窄的街道上白天熙来攘往的人群已变得稀稀落落，但新张贴的大字报仍在幽暗的光线中吸引来了影子般的路人。教堂的钟楼静悄悄地耸立在夜色中，黑漆的大门紧闭，弥散的钟声不知什么时候起已沉寂下来了。

他离开的时候，它或许已经发生，他大白天从外面回去碰上，比他呆在家里遇上更叫他心惊。不过要叫他贸然走进院门，一头掉进陷阱里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他一进入小街就在留心种种迹象，并且很快发现了一个安全的风向标：与院门相隔一二十米对面街口上那个篾匠家的几个孩子十处打锣九处在，只要他们安静地呆在家门口做蔑活，他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走进院门。

它面目狰狞，已近在咫尺，像隔着层纸那样一捅就破。或像出现在刘义梦中的怪物那样，就蹲伏在一层薄薄的板壁后面，磨着爪子，虎视眈眈，随时准备一扑而上。使刘义惊奇的是，家里除了他没人注意到这事。邹兴容和刘芹甚至都不想朝门外望上一眼。一家人罩在一层橙黄色的光晕里，和平而迟钝。事实是，邹兴容照常去学校报到，参加政治学习。刘芹照常去糖果厂做工，操家理务。刘琼没上学后，把一半家务接过了手，每天买菜、做饭。上街口自来水站挑水本来是刘义的事，但刘义每日行踪不定，刘琼把这活也揽下来了。

作为家庭的主要成员，邹兴容和刘芹是少不了的。刘琼和张惠整天都呆在家里，由于没像刘义那样满怀预感以及未雨绸缪，届时也不可避免地在场。刘义在梦中瞧见她们在家门外站成一排，先后顺序是邹兴容、刘芹、刘琼、张惠，在一片嚷嚷声中站得规规矩矩。她们手里还拿着语录本表示欢迎。邹兴容甚至还唱起了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刘芹表情冷淡地站在一边，看不出她每晚都在祷告；在谈到那张海报上公布的消息时说：“没有人能活到一百四十六岁！”

刘义往自己家里看了一眼。痛苦而迷惑的眼光。由外部往里瞧，他看到的已不再是原来那个家。刘义醒过来的瞬间，想到他在一个人的身上见过这样的眼光。邹兴容学校一位姓陈的男老师因诱奸六年级的女生遭到逮捕法办，在学校召开了公捕公判大会，陈老师在公安人员的押解下绳捆索绑地站在以前是庙宇殿堂的教师办公室前最上面一级台阶上。院坝里站满了人。晚上八点多钟，刘义隔着人群站在对面厢房的檐坎上。他当时还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少年站在他身边，双手抄在裤兜里默不作声地观看着。刘义感到他和其他在场的观众不一样，他注意到了他与众不同的眼光，认出他是陈老师的大儿子。

刘义对即将发生的事想了那么多，预演了那么多遍。以至它真正发生，降临到一家人头上时，他都不觉得惊奇了。他不是一直就在等待它的到来吗？他既没像预先安排的那样呆在外边避开它，也没迅速、及时地躲进厕所里。

那天吃过午饭大约一点半钟，他正坐在饭桌前。刘芹把碗筷收进厨房，刘琼擦桌子、扫地。邹兴容坐在床沿上，下午不去学校，打算睡个午觉。闹哄哄的声音突然从院门口传来。过后刘义回忆起他那天没有一点预感，他上午没出门，准时在家吃了午饭。听到嚷嚷声，他一时还没想到是他们来了。那伙人一进院门便分兵两路，一路顺着走廊过来，一路打香蕉林里穿过。刘义呆坐着，看着香蕉林这头过道上出现的一张张面孔。他们大步流星地走来，身边跟着跑动的孩子们。他注意到母亲投向自己的眼光。









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7-18 18:16

（等级托儿所）

七

在家门口站队的先后顺序是刘芹、刘义、邹兴容、刘琼、张惠。没人安排，而是一下子就赶到一块了。刘琼看见他们来的时候，丢下扫帚，躲进了厨房。张惠则从门后给请出来。

共同学习了两段语录。

然后问：拥护不拥护……

当然拥护，怎么能不拥护呢！

邹兴容的声音最清楚。她回答的是这伙人的头头，她以前教过的学生的提问。

居委会方主任在市民中读书的儿子。十七岁，理着小平头，一张清瘦的脸。他和刘义一般高矮，穿着军干服，腰上扎了根皮带，手臂上戴着红卫兵袖章。一个居委会的人，彼此都熟悉。但此刻，他却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他不认识任何人，并要别人也以完全陌生的眼光看待他。他显然很喜欢这一新角色。红晕爬上他高耸的颧骨，粗黑的眉毛下目光炯炯。他把腰上的皮带解了下来，从中折叠握在手里，亮出粗重的铜带扣。他后来就用它抽打地主婆张友仙，“神甫的婊子”黄秋云。他的手骨骼粗大，青筋鼓突，像成年男人的手。

进家里行使权利的有居委会的红卫兵、本居委会的在校学生组织成员。没搜出金银财宝、地契、反动书籍、字画、印章、貂皮大衣、旗袍等剥削阶级生活遗留下来的东西。事实上，只消看上一眼，就知道这个家已彻底无产阶级化了，不可能有任何一件有价值的属于“四旧”的东西。

可是帐子却被拽了下来，草席、垫铺的破棉絮、谷草被翻了个底朝天。枕头被小刀划开了一道口，高粱壳撒了一地。衣柜里的衣物被一一拽出来扔在地上，角落里的破旧东西也被翻了出来扔得四处都是。柜门砰地一声打开，接着又砰地一声碰上。碗、豆油瓶、油罐、一摞碟子从碗橱的格子里稀哩哗啦地掉了下来。打翻了泡菜坛。砰地一声砸碎了盛砂糖的玻璃缸。四处翻找，摔东西。衣柜抽屉拉了出来，发现了暗格。一个矮个儿学校红卫兵钻到了大床底下，撅着屁股拖出一个灰蒙蒙的旧木盆。另一个撕下了墙壁上的糊墙纸……

只有这么大的空间，只有这么一点东西。在抽屉里倒出来的东西里翻找，连普通家庭有的相册都没有，也没有贵重纪念品、笔记本、书信。无异于抄了一个劳动人民的家。兜底翻出来了。刘义为自己这个家这么穷、为扔在地上缀满补丁因而格外醒目的内衣内裤而脸红。他在和自己的哆嗦作斗争。它使他脸上肌肉抽搐，上下牙齿磕碰，使他说不出话，虽然这个时候没人要他说话。他在读语录“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时声音打颤。

他意识里一片空白，看到的只是没有内容的活动画面。没有声音、解说词的电影镜头。以后几小时他都处于这种状态中，迷迷糊糊，视而不见。他听见张惠在哭泣。他意识到他们已经撤离。张惠刚才一直忍着没哭，等那伙人一走终于哇地一声哭了起来。邹兴容设法安慰她。她坐在刘义睡的那张小床上，张惠伏在她怀里哭泣。房间里一片狼藉。

门外已经空下来了。刚才还有几个居委会的孩子探头探脑地往里瞧，这会儿已跑开去。那边更有吸引他们的东西。这边动手的时候，那边已开始了。急急忙忙地赶过去。从廊上传来呵斥声、怒吼声、嚷嚷声。一切静下来后，刘芹和刘琼才开始收拾。

刘芹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大床上的帐子重新挂起来。她从套子里取出折断的帐竿，找来细竹片和麻绳捆扎破裂的地方，竹竿经过加固后可以使用了。帐子撕裂的地方用针线串起来。结上床架上拽断的束套。可事情做了一半，帐子还没挂上去，她又坐了下来，不出声地流着泪。刘琼仍在继续把地上的衣物拾起来。

当刘义听到刘芹骂出“土匪”这个字眼时，家里已收拾得差不多了。床已重新铺过，毁坏的东西和清理出的垃圾已由刘琼扫进撮箕里，端出去倒了。室内光线已变得昏暗，但还不到开灯的时候。她在做最后的扫尾工作，把干净的衣服挑出来，在床上折叠整齐放进衣柜里，刘琼放进去的也拿出来重新过一遍。大多数衣服都要清洗。她一边做着这事一边嘟嘟哝哝。就在她把几件热天穿的落在地上踩脏的衣服拣出来放到一边时，骂出了“土匪”这个字眼。

刘芹在门口列队时没说一句话，没说拥护还是不拥护。她涨红了脸，当时可能还没反应过来。打击突如其来，超过了任何想象。

经历了大风大浪的张友仙在这打击面前也变成了一个哭叫着要妈妈的小女孩。

张友仙地主出生，解放前当过修女，被判过刑。六二年刑满释放回居委会接受监督改造。她住在走廊夹角处的一间小屋子里，进出都要经过别人的家。刘义记得，她从劳改队里从来时瘦得皮包骨头。她靠鱼鳅煮稀饭使自己胖起来，并用自己配制的中草药汤剂治好了在劳改农场里得上的各种病。她不是那种体态娇小的妇女，鱼鳅煮稀饭使她长成一个身体臃肿的大块头女人。因此，当她从踢翻的板凳上摔下去时肯定摔得不轻。他们让她站直了身体，然后冷不丁地踢翻了板凳。

皮带抽打在她身上、头上时她没求饶，而是手护着脸一个劲地喊着“妈妈，妈妈……”那不像一个五十多岁的妇人的声音，也不像她平常说话的声音。这边屋子里也听得到。它有时高过了打骂声。她妈妈一会儿好像在远处，一会儿又好像在她身边，保护她，替她挡住飞舞的皮带。这时声音小下去了，变成了喃喃的低语和呜咽声。

受到打击或表示拥护的还有住在院子档头上的秦家、张三姑婆、黄秋云。居委会的牛鬼蛇神好像都集中到这教会的院子里来了。

黄秋云也像张友仙那样地主出身，修女，长期照顾钟文敏神甫的饮食起居。她比张友仙多一条罪状，就是“神甫的婊子”。这话出自一个居委会红卫兵之口。此人五十多岁，居委会的待业人员，缺了牙的嘴和头上戴的破毡帽都使人看不出他是一个红卫兵。但他中山服棉袄的左臂上却别着红卫兵的袖章，学校红卫兵羞于出口的话他却说得出口。黄秋云表面上照顾神甫的生活，实际上却是神甫的“婊子”、“小老婆”。一男一女长期厮守在一起不干这事干什么？他们要黄秋云坦白和神甫发生过肉体关系。他们要她揭发神甫。

黄秋云不像张友仙那样被踢翻了板凳摔下来，她是自己掉下来的。她站在自己家门口一张独凳上，房门敞开着她却不能走进去在床上躺下来。她多么疲倦，多么想躺到床上去，她快支撑不住了。她又一次听到“打倒地主婆黄秋云”的口号声，她突然眼前一黑栽倒在地。     

她当时脸色烏紫，口吐白沫，小便失禁，中风或心脏病发作，一副快要断气的样子。红卫兵小将们吓着了吗？没有的事。他们是不会被吓着的。他们只觉得扫兴。这个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地主婆装死，方主任的儿子和另一名学校红卫兵分别在她臀部和后背上踢了一脚。

院子里的人把她抬进屋去，放在床上。她就那么躺着，晚上院子里的人都听见她的呻吟声。几天后，刘芹、刘义走进她房间，她已不再呻吟了，但还悠着口气。

一道板壁把房间夹成两半。刘义呆在外面，刘芹从左手门框走进里面房间。外面房间的一角堆放着竹椅板凳，堆放着棉絮、衣物，打碎的坛坛罐罐。拽下的门帘、撕碎的圣像画、神甫的衬衣鞋袜散落在地。那口铁皮炉子靠板壁搁在一张竹椅旁边。黄秋云用它熬蜡，浇铸教堂用的蜡烛。它也浇铸一种家用的卷成筒状的蜡线。刘义得到过一个，晚上上厕所或停电时使用。黄秋云也在火炉上烤圣饼。烤圣饼的器具像把一头有两个圆盘的大夹子。圆盘直径十四五厘米，上面刻着个十字架。她把闭合的圆盘在炉火上加热，像钳子一般打开，把调成糊状的面粉舀在一个盘面上，合拢，再拿到火上去烤。面糊发出咝咝声响，散发出烤面饼的香味儿。一个像纸一般薄薄的、中间凸现出一个十字架、四周镶了道淡黄色的边的圆饼出现在张开的圆盘上。她用夹子把它揭下来，拣进旁边的簸箕里，然后再烤下一个，隔一会儿给盘面打一次蜡。守候在一旁的孩子们把薄脆圆饼的边小心剥离，把几张薄饼叠在一块，在她的指点下，用一个有木把手、中空、口上带刃的戳筒在上面戳出一个个小圆圈。一张薄饼的圆面上能戳上五个，戳筒里积满后再推出来。领圣餐用的圣饼。黄秋云做这工作时很选择人，刘义、刘芹常常是她选中的孩子。薄饼的碎渣和有点粘手的边属于孩子们，捏在手里有鸡蛋大小的两团。这对孩子们颇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困难年。

刘义听见刘芹叫他。他走到门框处站了下来，看见刘芹在昏暗中朝他调过来的脸。他朝靠墙的那个角落上看了一眼。“你帮个忙，”他听见刘芹说。“我们把枕头给她垫上。”

在门框处刘义就闻到一股臭烘烘的味儿，走进房间这气味更浓。他来到床前，瞥见一张衰竭、浮肿的脸，已认不出它就是黄秋云。她上半身探出棉絮外，脑袋滑向一边，喉咙里发出呼噜声，嘴角流淌的涎水打湿了半边脸颊和下面的草席。刘义没有多看，摒住呼吸，一只手伸到她肩下，一只手托着后颈，刘芹把枕头垫到她脑袋下。

刘义走到外面走廊上深吸了一口气。觉得自己刚才就像托起了一具死尸，尽管这死尸还有体温，喉咙里还在呼噜呼噜地喘气。刘芹跟了出来，她脸色苍白，很快在胸前划了个十字说，她活不了多久了，可惜神甫不在她身边。







                             八

院子大门外的小街上都是住家户和院落，孩子们打豆油酜醋都得上大街上的杂货铺去打。这可以从院门出去，经小街，倒左手拐，也可以打教堂正门那方出去。这后一条路穿过神甫的院子，再穿过教堂一侧种着一笼笼香蕉的狭长的院落，经过一个四方形的有扇门通教堂院坝的天井。走这条路穿过走廊和一道道石朝门，下雨天淋不着雨，是孩子们喜欢走的捷径。

刘义早已过了打豆油酜醋的年龄。查抄教堂这天，上午十一点钟，他打这条路走进神甫的院子。他迈过门槛，来到厢房前的走道上，与从那头跑过来的秦家的孩子擦身而过。这个孩子有个古怪的名字，秦睡龙，读小学五年级，胖嘟嘟的脸蛋，经常在家门口的走廊上练毛笔字。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他虽然小跑着回来传递信息，但显得并不兴奋，脸上没有一丝高兴的样子，对两天前发生在自己家里的事想必还记忆犹新。

院子里的大人孩子差不多都走光了。喧闹声先是隔墙传来。就像一股打大街上涌进来的潮水，涌进教堂，席卷神甫的院子、厢房、正房、神甫的书斋、卧室、正房后面的小院落。它来势汹汹，一路喧哗，这会儿已挟带着几名神甫和查抄出来的部分战利品气势不减地退回教堂大门外。

神甫的院子里还留下一些人。刘义他们那所学校的学生，高六六、六七两个年级的居多。刘义踏上正房走廊，看见角落上一间屋子里在审讯人。门掩了半扇，一张书桌后面坐着做记录和负责审讯的两名高六六级的学生。有人站着，穿着军干装，戴着袖章。站在屋子中间的王姓的修女，五十多岁，身材矮小，穿着一身青衣服。

王修女是城北那边教堂里的人。刘义在这边教堂里见过她几次。她沉默寡言，脸上的表情既严肃又呆板。唯一没还俗的修女，就像住在左侧厢房档头上那个肥胖、迟缓，负责教堂实际事务的一脸阴沉的男人那样，属于教会保存下来的怪人。

王修女的声音尖细、沙哑，带着乡镇上的口音。“我出身在穷苦人家。”她说。“我父亲是贫下中农，祖祖辈辈都是种田的庄稼人。我母亲信天主教，我是由她作主，到教会的女子中学读书……”

刘义没听到上下文，不知道她是在为自己辩护，还是按审讯人的意见从过去的历史中挖掘根源。她不紧不慢的说着，咬清每一个字。审讯人很有耐心地保持沉默。他们要的是揭发神甫的材料。

刘义走开去，看见中间的大房间里堆满了搜查出来的东西。查抄工作还在继续。里面房间里有人说话，走动，有人抱着一摞精装的书籍迈过门槛。刘义看见两箱白色的肥皂，洗袈裟用的，商店里从来没卖过这种颜色的肥皂。教堂两侧墙壁上挂的十二幅耶稣受难图，相框重叠在一起，银的或镀银的烛台、十字架、圣器室里的器皿、袈裟、弥撒中用的香炉、主教的权杖都集中到这儿来了。还有神甫穿的普通的长衫、带毛领的呢大衣，普通的书房用具、书籍、画册、座钟、烟盒、茶具、雕像、相框、圣牌、念珠，以及神甫自己也记不起的遗忘了的东西（譬如一把青铜的水烟枪、一支萧、一把板胡）也一一被搜了出来，堆放在这儿。

神甫的书信、公文以及一切文字的东西在另一个房间接受处理。这是钟文敏本堂神甫的书斋、卧室。进门的屋子里立着个一人多高的座钟，它已被从紧靠版壁的位置上抬开，仔细搜查过，抬转去时没复位。钟摆已不再摆动，指针指着九点五十。刘义踩着一块松动的地板，迈过书房门槛。透过从后面院落里射进窗口的光线，他匆匆一瞥中发现书架上的书籍已被搬空，书桌上的摆设、文具，木格子里的瓷器、古玩已不知去向。刘义熟悉这房间。他上中学前常常到这儿来听神甫讲经，和院子里几个完了神功的孩子坐在扶手椅上。在这儿他得到过圣经故事画册，一本耶稣马槽诞生、传教、被犹大出卖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后复活升天的连环画，得到过本笃圣牌、十字架、念珠。他们在这间书房和后面种着香蕉、葡萄的院落里自由出入。与院落后墙一墙相隔有家粉笔作坊，成串的像槐花吊一般的粉笔常常挂到这边墙头上来。他们拾掉在地上折断的粉笔。刘义透过窗口望去，作坊已经歇业，墙头上已见不到一丝白色的踪影。

靠窗的宽大的书桌前神甫坐的藤椅上这会儿坐着个高六六级的矮个儿学生。刘义认识他，在批判“三家村”期间受工作组委派当过刘义所在班级的辅导员，对刘义作过个别辅导，姓章，穿着件灰卡琪君军干装，伏在书桌上写着什么。桌面上搁着一摞信件，一本词典。

见了刘义，他点头打了招呼，停下笔来，把藤椅向后挪了挪，伸了个懒腰。深色皮肤，马脸，其貌不扬。刘义注意到他腰上扎了根宽皮带，脚上穿着双半统靴。房间的地板上有这双靴子留下的脚印。

从卧室里出来两个高六七级的学生，抱着一个青瓷坛子，拧着一口木箱出去了。

章同学在从事翻译工作，破译神甫的信函。他让刘义看了他写在信笺上的东西：“亲爱的钟文敏神甫，你寄了的东西已收到。我们正等待你的消息，你的来信使我们倍感欣慰。自从与D失去联系后，你的工作对我们尤其重要……”

这是一封外国来信。

“翻译难度很大。”章同学用笔头敲敲信笺，说。“字迹潦草，使用的不是当今流行的英语……”

“这或许不是英语。”刘义说。

“不是英语是什么？你仔细看看。”

刘义认不出其中一个单词。信纸比普通信笺纸厚，纸张已经发黄。神甫保存下来的解放前的信件。一共两页，章同学只译了开头部份。

“这是英语，毫无疑问。”他肯定地说。他已译出一封，送到外面去了。这是他译的第二封。

在他重新开始翻译以前，他把话题转到他使用的工具上。“瞧吧，神甫用的派克钢笔。”他说，把深蓝色的平顶笔帽的钢笔拿在手里挥了挥，像掂重量似的摊在手心里掂了掂。“世界名牌，价格不菲，以前留下来的东西。这信笺也是以前通信用的。还有书房里那些摆设，搜出来的那些东西……可以想象他们会怎样留念过去的生活。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走狗，现在终于触接他们的灵魂了。”

说完这番话，他坐直身体，把藤椅挪近书桌，然后看看信，在词典上查单词。“你住在附近？”他问，没抬起头。

“就在那边院子里。”

“教会的院子，听说住的都是教徒。”

“大多数都是。”

“参加组织了吗？”

“还没参加。”

“应该参加。”他合上词典，说。“当逍遥派没有前途。”

刘义从书房里出来，想到章同学听说他还没参加组织，表情立刻变得冷淡了。

门口走廊上的水井已干枯见底，扔上一层纸屑和垃圾。不知什么时候天放晴了。对面院墙、院墙哪方枯黄的香蕉树梢头和这边院坝中的石日晷罩在淡淡的冬日阳光中。桂圆树高大的树冠加重了檐下的阴影。刘义走过厢房档头上那段光线幽暗的走廊，迈过门槛，教堂大门外的喧闹声已清晰地传进来。

他朝前走了几步，刚到下一口井那儿，猛然又折回来，穿过院门与教堂间遮雨的走道，踏上石板铺的宽阔的台阶。院子里的人上教堂都走这条路。圣器室旁边的小门敞开着。刘义穿过门洞，登上几级石阶，来到经台一侧站下来。

他从暗处慢慢朝亮处走去。一群孩子在下方掀翻的凳椅和石柱间跑动，敞开的大门外传来的人声在大厅里、在上方穹隆处嗡嗡作响。从拱形的镶嵌着彩绘玻璃的窗口里射进来的光线照耀的是一片战场的景象，塑像的残缺不全的肢体。没有一件完好的东西。那伙人手拿锤子、钢钎，横冲直闯，见啥砸啥，弥撒中拌奏的风琴被砸烂了，帷幔被撕裂，经台两侧的圣像砸了个稀烂。正中的圣母像也被掀倒，砸碎，怀里的圣婴从圣母的手臂上分离，只剩下一摊碎石膏块。刘义走到经台正中，在神甫讲道的位置上背着大厅站下来。

圣母像伫立在高高的座基上，在烛光中闪耀着釉瓷般的色彩。刘义坐在下面大厅的长椅上，通常是左侧第四排靠近立柱的地方，看着从彩绘玻璃窗里射进来的光线逐渐代替了蜡烛的亮光，从第一线曙光到玻璃窗的亮度一分一秒地加强，透视出上面的彩色图像。当光线变得足够明亮，还不到弥撒做完，住在神甫院子里厢房档头上那个不声不响动作迟缓的怪人便拿着根一头有金属罩子的竹竿把蜡烛一支支熄掉。圣母怀抱圣婴目光低垂浴沐在早晨柔和的光线中，接受众教徒的祈祷和献上的玫瑰经。而刘义此时背靠经台边的木栏杆，看到的却是光秃秃的水泥基座和木头搭建的已被砸碎的台架。

圣像中刘义只认得圣保罗、圣伯多乐和圣德勒撒。尺寸真人般大小，神态栩栩如生。宗教泊来品，就像两侧墙上挂的已被取走的耶稣受难图那样。刘义原以为塑像是烧瓷的，但从打碎的残肢中他看出是涂上彩釉的石膏塑像。圣伯多乐头和躯干分家，有人还在他眼窝里戮上一钢钎，从颈部断裂的头颅端端正正地搁在地板上，好像被活埋或从废墟中探出脑袋。遍地破碎的彩釉和白色塑像的残肢断臂。圣德勒撒拦腰被砸断，下半截身子还靠墙戳在那儿，头和上身已被砸成碎片。刘义从四肢分离，缺了半边脑袋的圣保罗旁边拾起一截手臂的残块。手肘到手腕的部位，上面有截紫红色的衣袖，白森森的还很新鲜的裂口，拿在手里掂了掂不觉得重。他把它扔回碎片中听着发出的声响。他调头看看，有人在经台一侧的栏杆前撒了泡尿。尿渍湿了一滩，往外流淌，一级一级淌下教徒下跪的三级台阶。

刘义从经台上下来，打中间的走道往外走。进来了几个年轻人和一对中年夫妇，在前厅站下来了，东张西望。一个孩子从他身边跑过，追逐另一个跑到石柱后面去的孩子，踩着他的脚绊了一跤。居委会的野孩子，像兀鹫逐尸般地在这殿堂的墓地里追逐嬉戏、撒野、排泄。他瞥见一个男孩光着屁股蹲在横七八竖的凳椅下的幽暗处大便。

前厅一侧盛圣水的石缸也被铁锤砸毁，水流淌了一地。









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7-19 18:16

  九

刘义从大门出来，看见前厅和教堂前的院坝里聚集着一些人。站在院坝里的往教堂上方张望着，指指点点。一伙想上钟楼的居委会红卫兵。但通钟楼的门上了锁，从神甫那儿收缴的钥匙在学校红卫兵手里。前厅里的人退了出来，站在大门外商量着，派人去找学校红卫兵联系。

刘义倒右手，穿过四方形天井。搁在天井左上角石条凳上不知是谁家的一口棺材还在老地方，但棺材盖已掀在一边，几个乘独木舟漂流的居委会的孩子从里面探出脑袋。一个坐在一边石凳上的小男孩在哭泣。黑漆的大门敞开着，刘义撇见了大门一侧院墙下几个神甫高出人群的身影。

门上天主教爱国协会的牌匾被砸掉了，地上散落着碎片，碎木块已被人捡走。墙上刷出了标语，人群压断了街。穿着厚厚的冬装，点缀着一顶顶毡帽、呢帽，朝教堂院墙这边探着脸。刘义挤进人群，穿过街面，绕到对面街檐上，在一户住家门口站下来。

院墙下的长凳上站着五位神甫。胸前挂着牌子，上面写着“我是×××神甫，我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从左到右依次是唐毅中神甫，钟文敏神甫，张益生主教，吴若佑神甫，仁继立神甫。厢房档头上那个沉默的怪人也身着长衫挂着牌子站在队列末尾上，名叫周史诚，不是神甫，是走狗。

唐毅中神甫和钟文敏神甫穿着袈裟。吴若佑神甫、仁继立神甫穿着普通百姓衣服，对襟棉袄，中山服棉袄。站在主教身边的个儿矮小的吴若佑神甫还兼任一所中学的音乐老师，大瞻礼弥撒中由他演奏风琴。此刻他患了感冒，低垂着半秃顶的头颅，清鼻涕掉下来也顾不得伸手抹掉。

他和唐毅中神甫、张益生主教是从城北那边教堂押解过来的。那边教堂地处偏僻，不利于造起群众声势。张益生主教是五人中的长者，五十多岁，保养得很好的皮肤，端正、斯文的知识分子的脸形。五人中只有他戴着高帽。他没穿袈裟，穿着件齐脚踝的长呢大衣。牌子上的细麻绳越过毛领勒在光脖子上。他的眼镜被摘下来了，尖尖的高帽沿下露出花白的头发。他没穿鞋，像钟文敏神甫一样穿着双线袜。

与神甫对垒的是一名学校红卫兵。他头戴军帽，身穿腰上扎着皮带的军干装，在他那伙人的簇拥下站立在一辆架车上。

刘义在街檐上站下来，抬头望望上方灰蒙蒙的蓝天和一侧飘动的横标。红卫兵正召唤群众上场。群众之一是隔壁院子里一个汪姓的洗衣妇，虔诚的天主教徒，劳动人民出生的穷苦人。事前她已接受动员，答应上台揭发主教。她替主教洗衣服，主教每月只给她两元工钱，洗好的衣服要她或她的儿子送上门，剥削她，叫她洗额外的床单、毛毯、窗帘。她给主教当过一断时间的佣人，还要揭发主教的腐化堕落。她说好上场，架车上的红卫兵已替她说了开场白，但临到头来她怯阵了。叫到她的时候她直往人群里钻。红卫兵小将想拉住她，但她就像她经常使用的肥皂那样溜滑，转眼溜之大吉。

接替她的是小组长曾明君。此人四十多岁，高瘦的身材，穿着破棉袄，蜡黄瘦削的脸，长着一对长冻疮的招风耳。院子里只有他一家和走廊转拐处的彭家不信教。红卫兵要他站到架车上去，但他却宁肯面对神甫站在长凳前的空地上。他从兜里掏出红宝书，读了一段语录。事前他显然作了充分准备，载有要读的那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的语录的张页折叠起来，长冻疮的手一翻就着。他声音宏亮，诵读时身子摇晃着。但他要说的内容却和他挑选的语录沾不上边。他要说的是房租。

他住的房子每月一元五角钱房租。房子并不比别人住的宽，别人每月只交一元或一元二的房租，地主婆张友仙甚至只交六角。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别人是天主教徒，而他却是普通的老百姓，“无神论者”。他房子漏雨，神甫不叫人检修，别人拖欠房租，神甫不闻不问，他拖欠神甫却要催问，拿脸色给他看。神甫的目的就是要想把他一家子“无神论者”赶走，后悔当初不该接纳他们……

“欠房租就该交嘛。”群众中有人说。

曾明君停下来，他已说到路子上，感觉精神抖擞。他往发出声音的地方望望，看清是谁后，说：“杨麻子，有种的就站出来，对群众说说你欠了多少房租。”

“我欠的是房司的房租。”没露脸的杨麻子说。

“你欠了对少？”

“我欠多少不关你的事。”

“那你嘴硬什么？我倒真希望像你那样欠国家的房租，不欠教会的。”

杨麻子哑下去了。有人问：“你欠了多少房租？”

“两年零五个月，一共就那么三十几块。”曾明君说。“欠国家的房租这算得了什么。有人欠十年、八年，最后还不是免掉了。可教会的房租，你一分钱也少不掉。”

群众中发出嗡嗡声，互相交头接耳，面露喜色。红卫兵没有加以制止，在一旁很感兴趣地瞧着。曾明君说到兴头上，蜡黄的脸上有了红晕，额头上的青筋鼓起。“和院子里那些教徒比起来，我们是穷人。”他说，望四周看看。“可是我们不是地主、资本家，不是现管分子，我们是劳动人民。不少人都认识我，市场上卖小菜、葱子蒜苗的。穷苦人家出身，解放前替地主当过放牛娃，受剥削、压迫，没读过几天书。我老婆有病，家里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还是残废。这些街坊邻居都晓得，我不怕给自己丢面子。党和群众信任我……欠房租的不止我一个。地主婆张友仙交过一分钱房租吗？教会的房租我就是要欠，他，钟文敏神甫，别想把我撵走！”

发表完这番声明，他不看谁一眼，回到了人群中。

接着上场的是一个居委会教徒，揭发钟文敏本堂神甫。又有一个北城那边的教徒上场揭发张益生主教和唐毅中本堂神甫。

人群里嗡嗡声四起。一个孩子哭了起来，大人抱着他往外走。红卫兵小将们小声商量了一阵，刚才那个高六七级红卫兵又一次站到一头垫了张凳子的架车上。

“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他让大家静下来，眼光扫过人群，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说过同样的话。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我们的世界观与反动的宗教迷信水火不相容。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宗教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走狗和帮凶。哪里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宗教、教会和神甫。为了蒙骗群众，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帝国主义传教士修建了教堂，办起了学校、医院。他们假装仁爱，但真正干下了各种罪恶勾当。我们掌握了他们迫害群众、残害儿童的证据。广大的工农兵战友们！他们的目的就是充当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的工具，麻痹被压迫阶级的斗志。你信奉所谓的天主，相信天堂的存在，你还要斗争干什么？要推翻剥削阶级干什么？还要共产主义干什么？这就是宗教的实质！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国家，不可能有宗教的立脚之地。但敌人是很狡猾的，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帝国主义传教士被撵走了，神甫却留了下来。这些所谓宗教界人士钻我们统战政策的空子，披着合法外衣，打着爱国协会的旗号，继续欺骗群众，与人民为敌。就像地富分子一样，他们贼心不死留念过去的寄生生活，梦想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一切反动派敲响了丧钟。广大的工农兵战友们！是彻底揭露、清算他们罪行的时候了！是把他们里通国外、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追求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的真相公诸于世的时候了！……”

他停下来，脸不红气不喘，身体在架车上站得笔直，这样足足站了一分钟之久。在学校文艺晚会上他也玩这一手，充当报幕员的他，从幕后走到台前，并不立刻报幕，而是微笑着以立正的姿势站定，两眼平视前方，把所有视线吸引到自己身上。这一刻他没有微笑，表情严肃，纹丝不动像一尊塑像。

人群隔了会儿才发出嗡嗡声。塑像已动起来了，手里拿着一件传教士残害儿童的刑具。

那是下面的人从搁在架车一头的一口木箱里拿出来递给他的。“广大的工农兵战友们！”他双手抓住把柄，像老虎钳一般大张开，转动身体朝各个方向展示。“看吧，这就是外国传教士的仁慈！知道这是什么吗?瞧这上面的血迹！”弯下身子，让前排的群众观看，然后站直身体，把刑具举过头顶。“在教会的育婴堂里，传教士们就用它烧红夹婴孩的脖子！看这两个圆盘，上面还有个十字架……育婴堂，多好听的名字！里面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有多少无辜的婴孩被残害！……”

它是黄秋云烤圣饼的器具。

刘义感到自己的脸涨红了，心怦怦地跳着。他已站在接近前排的人群里。隔了会儿，他才看清又在展示别的东西。这次拿在手里的是一根领带。

“这玩意儿谁见过？”高高地举起，一只手牵着一头。“瞧，这上面的花纹，多漂亮，丝绸的——你见过吗？”问前排一个身穿破棉袄的群众。“你没见过。你也没见过。你们祖祖辈辈都没见过。因为你们是劳动人民，不是资产阶级的先生、少爷！你们穿的是破衣服，不是穿的笔挺的西装、白衬衣……这是从主教大人的卧室里搜出来的。据有觉悟的教徒揭发，神甫们解放前外出做弥撒，坐的是滑杆、轿子——这当然是劳动人民抬啰，做台弥撒收一、两块大洋。谁付得起这样的费用？自然是有钱人，是地主、土豪劣绅。神甫们结交的就是这类人。脱掉袈裟后，打扮成绅士模样，出席某个大人先生的宴会。好好保存着，多么留念过去的生活，留恋过去的好日子！可惜，再没有这种机会了……“

放下领带，又拿起一件西装。深灰色的。向群众展示它的外文商标，它面料的高级、里衬的光滑柔软、做工的精致。一件这样的西装，足够一户五口之家的穷苦人家一年的生活费。

就像魔术师的道具，那口箱子里好像有拿不完的东西。他从里面拿出了金戒指、银元、玉镯、古玩、银烛台、银餐具、银筷。每拿起一件东西，他都要用商人的眼光估价，都要折合成穷苦人家的生活费。金戒指，两年，玉镯、古玩，四至五年……一双银筷子也折合半年。

还拿出了肥皂、香皂、香水。这些东西虽然不值钱，但都是外国货，劳动人民家里绝不会有。魔术师手里突然又出现了一管女人的口红和一双女式高跟鞋。钟文敏神甫的收藏品。令人瞠目结舌的即兴发挥。道貌岸然的神甫的卧室里怎么放着这种东西？群众啧啧称奇。

他又一次在架车上站直了身体，等嚷嚷声静下来，缓慢展开拿在手上的一封信。

“广大的工农兵战友们！”他清了清嗓子，看看一张张仰起的脸，表情严峻地说。“我们说这些人披着合法的宗教外衣，打着爱国协会的旗号，实则干着卖国的勾当是有充分根据的。我们掌握了他们里通国外、与反动势力勾结、企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的证据。我手里这封信就是一个证明，他是根据一封外国来信翻译出来的。”

他把信拿在手里挥了挥，然后停下来，清嗓子。群众洗耳恭听。

“亲爱的钟文敏神甫，”他嘴角上挂起了讽刺的笑容，抬起脸来，伸手一指。“——就是穿袈裟的这位。多么肉麻的称呼——亲爱的神甫，把你的脸抬起来，让群众看看你的尊容。”

群众的视线集中到本堂神甫钟文敏身上。他穿着件华丽的袈裟，但脚下却只穿着线袜。他的头慢慢抬起来，低垂着眼帘，咬着牙关。群众看见的是一幅鼻头微微发红、淌着清鼻涕的面具。全然没有一丝他主持弥撒时的庄重。

“亲爱的钟文敏神甫，”六七级的红卫兵重复了一遍。他逐字逐句的诵读，并加以点评。“你寄来的东西已收到。句号。我们认为非常有价值。句号。（不用怀疑是有价值的）。你提供的消息使我们很受鼓舞。句号（是消息还是情报？为什么会感到鼓舞？）。你一向工作出色，逗号。再一次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你值得我们信赖。句号。主与你同在。句号。要抓紧时间，逗号。趁热打铁。句号。需要什么可与D联系。句号。地址没变。句号（接头地点没变）。括号，注明：下面一段字迹不清，未翻译，反括号。接下来是：切忌骄傲，逗号。保持冷静的头脑。句号。吸取Z的教训。句号。宁少勿滥，逗号。注意吸收在政府部门任一定职务的人。句号（发展组织成员的明确指示，妄图打进我机要部门）。我们将尽一切力量支持你。句号。千万要注意身体。句号（注意隐藏自己）。寒冷的冬天易患感冒。句号（我们的天气对他们当然是够寒冷的，他们随时可能自我暴露）。药隔几天寄到。句号（显然不是指真正的药品）。请与D联系，逗号，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他。句号（又一次提到这个神秘人物）。我们今后还会有见面的机会。句号（未必会有）。我们站在天主的旗帜下，逗号，为了共同的目标……”

刘义又一次脸红心跳，脑子里想到呆在神甫书房里的章同学，想到他那张马脸、他那身古怪的装束，想到他听说他还未参加组织后脸上骤然冷淡的表情。

口号声使刘义惊醒过来。带头呼口号的是一个站在架车一侧的身著军干装的女红卫兵。高六七级的，校学生会的文体委员。响应者只是一少部分人。人群里有不少教徒，他们默默地观望，连手臂也没举。几位神甫已从凳子上下来。一位红卫兵从里面拿来主教的权杖，在另外两名伙伴的护送下穿过人群。

权杖是为主教大人游街配备的道具。







                             十

教堂顶上的十字架像一面旗帜似地耸立着。砍旗的任务由居委会的红卫兵承担。吃过午饭后，他们拿到钥匙打开了门，扛着绳索爬上钟楼。

教堂前的院坝里站满了人。院坝之间的菜地已被踏成平地。地里的白菜秧、芹菜被踩在脚下，红、白萝卜被拔起来，种地的教友在人群的推推搡搡中收获了半撮箕，大多数都遭到孩子们哄抢。得手后有的跑步拿回家去，有的找地方藏起来。胡萝卜用水冲洗后，拿在手里生吃。

负责这次行动的居委会红卫兵就是刘义上午十一点左右在教堂前厅碰见的那伙人。这会儿他们一些人上了钟楼，一些人等候在大门外或留在门厅里阻止孩子们上去。打开的钟楼门洞里光线幽暗，绕着螺旋形角度陡直的木楼梯上去，打平台上翻过一侧园孔，两个扛绳索的人一前一后出现在教堂上方的瓦背上。

绳索看上去很沉，搁在瓦背与钟楼的夹角上。两人站下来，隔着圆孔和里面钟楼平台上的人商量。然后其中一个留下来守候在夹角处，另一个牵上两根绳头顺着瓦沟朝上爬去。

两人站在圆孔前的时候，下方靠墙根隆起的土堆上的人就看清了都是三十多岁的下力人，居委会的抬工或搬运工，理着小平头，穿着褪色的中山服。往上爬的那个屁股上还缀了一大块补丁。他四肢着地，没费多大力气就爬到了瓦脊上，牵着两根绳索在水泥砌过的瓦脊上站起来，走了几步，来到十字架前。

他和十字架一般高矮。他抱着十字架的右臂，身子往前探出，往下方的人群望。人群里一个男孩嚷道：“那是我爸爸！”朝他挥手。他没看见，绳索仍抓在他手里。随后他靠着十字架坐下来，与守候在钟楼那儿的人搭话。

从钟楼圆孔里又钻出个五十多岁、穿着对襟棉袄的男人，靠着守候在夹角那儿的人站下来，仰起脸朝上面说着什么，伸手比划着。接着他弓下身子，朝上爬去。但长着青苔的溜滑的瓦沟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好爬，他刚爬了几步，又退转去了，站在原地面向瓦脊上的人。

一根绳头拴到了十字架的下端，打牢了结，用力拽紧。拴下一根绳子时，他站起身来。他想把它拴在十字架的上端，但听了下方五十多岁的男人的指点后，他把绳头拴在了十字架的右臂上，拴牢后，他扶着十字架，与守候在钟楼那儿的人搭话。

太阳已偏西，没有热度的阳光照在十字架上、教堂的瓦背上，给钟楼投下阴影。守候在夹角处的男人弹掉烟头，抱起一摞绳索，往外移动了两步。他没敢靠得太外，探着脑袋往下瞧了瞧。接着他双腿张开，一只腿跪了下去。绳索不是从他手里抛出，而是搁在瓦檐边缘推了下去。打着结头的绳索在空中抖散开，索团坠落在地。

他用同样的方式抛下第二团绳索。

套绳者没有下去，他坐在十字架后面的瓦脊上点燃一支烟，对钟楼那儿的人喊叫着什么。那儿的人显然和他的意见产生了分歧。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伸手拍拍十字架，坐得更靠前一点，烟叼在嘴上双手抱着十字架下端，探出身去打量十字架与瓦脊顶端的衔接点。水泥浇铸的十字架，下端接榫处牢牢镶嵌在坚实的瓦脊中。

他需要工具。下方的人拽绳索时，他从上面助一臂之力。钟楼那儿的人采纳了他的意见，派人去取他要的东西。

下面院坝里的人已把绳索牵开。人群往两边让，牵伸的绳索够得到墙脚那儿。酒杯口粗细的抬石头用的麻绳，几截接起来，表层已毛糙的旧绳子，毛茸茸，打着结的两根越过人群成弧线飞身跃上教堂屋顶，套牢了十字架。

绳索此时松松的握在一些居委会红卫兵手里。他们都是一些挑选出来的青壮年男人，抬工、搬运工、干体力劳动的无产者。他们皮肤黑黑的，脱掉了棉衣，穿着统绒衣或上班穿的旧中山服、军干服，手臂上戴着红袖章。住在院坝右上角教堂一侧小院落一名龚姓的教徒也加入了进去。他二十七八岁，搬运工人，已参加了红卫兵组织。

居委会派出了人维持治安。一个六十多岁身材矮小穿着青棉袄戴着红袖章的老太婆格外引人注目。她在人群里走来走去，扯着嗓子说话，把孩子们从教堂大门前赶开，警惕而生气，什么事都想插手，像一只觅食的母鸡那样忙碌。

曾明君也戴着红袖章出现在维持治安的队伍中。他不用向教会交纳房租了，高高兴兴地在人群里走动，和人搭话，接受别人敬的烟，像孩子们一样感受到节日的气氛。他的残废儿子曾少华也来了，拄着拐杖站在院坝进门的地方，目光阴沉地向人群张望。

留在教堂顶上的人要的工具送到了。一把锤子和一截錾子，由站在钟楼夹角上的人抛给他，他坐在屋脊上伸手接住。

他动手以前，拖绳的人试了一次。人群往两边让开。一组六七个人，握着绳索面对面地站下来。屋顶上的人太靠近十字架了，下面的人喊叫着，要他往后退。他开始没明白怎么回事，一只手扶着十字架，往下张望。“后退一点！”“往后退！”下面的人朝他喊叫，挥手，他的身影从十字架那儿消失了。

一个四十多岁留着小平头穿中山服的男人面对两组拉绳的人站下来。刘义认出他是本街上一个拉架车的搬运工，此时他负责宣传鼓动工作。他挥手让人群安静下来，然后笔直地站立着，声音响亮、坚定地说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战斗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学习两段语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

群众中有人跟着诵读。读第二段语录时，他挥着手：“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两根绳索在语录声中绷紧了。拉绳的人往墙脚下腿去。他跟着朝前移步，挥着手——举起手臂，手掌随着节拍有力地劈下去——嘴里没停下来，完了又从头来第二遍。

绳索绷紧到一定程度，拉绳的人再不能往前移了。十字架纹丝不动。它似乎也暗暗和这伙无产者较着劲儿，不动声色地把其中一伙人摔了一跤。那是拉右臂的那伙人，他们松松垮垮地把绳子绷紧时，几个人互相绊着摔倒了。

负责宣传鼓动的那人突然换了种调子，声音洪亮富于节奏感地喊起了下力人的号子，一边喊，一边用手掌往下劈：“同志们噢，加把劲噢！反动派噢，你不打它不倒噢！天主教噢，鸦片烟噢，危害群众罪孽深噢！破四旧噢，立四新噢！为人民噢，立新功噢！毛主席的话儿记心间噢！革命豪情高万丈噢！牛鬼蛇神一扫光噢！……”

喊到兴头上，他一只脚踏了起来，配合着手上的动作。有人发出笑声。几个站在靠墙土堆上的姑娘。拉绳的人使出了浑身的气力。但房顶上那个反动派却巍然屹立。

失败的尝试。两根绳子松下来了。拉绳者喘着气，脸上笑嘻嘻的。人群像回流的水重新占居了让出来的地方。有人撒烟给拉绳的无产者。他们不拿工资，但居委会管烟，管一顿晚餐。这伙人抽着烟在原地待命。

孩子们把喊号子的鼓动者围了起来。他脸上全无笑意，皱着眉头好像沉浸在某种思索中，他的即兴创作和在众目睽睽下的表演已赢得了在场观众的赞赏。

房顶上后退的那人重新出现在十字架前。他和钟楼夹角上的人搭了几句话，拿起錾子、锤子动手凿起来。他侧身坐着，敲了几锤，又调转身来，跨骑在屋脊上。

凿石声中水泥碎块纷纷往下坠落。戴红袖章的老太婆守候在下面，把孩子们赶开。

十字架安插得比人们想象的要牢固得多。那人凿一阵，停下来看看，又接着凿。他先凿怀里，然后凿两侧。他想找到接榫处的缝隙，结果他发现下面加了钢筋，十字架的根脚和教堂的屋脊连成了一体。

他停下来，和钟楼夹角上的人搭话。几分钟后，从圆孔里钻出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身手敏捷地顺着瓦沟往上爬。坐在上面的人身体朝后仰，斜伸出手臂拉了他一把。

两人呆在十字架前。刚上去的小伙子扶着十字架，一只脚踏在屋脊上，察看下面凿开的地方，然后跪下去，身子探到外面察看十字架外侧的基脚。

院坝里的人往上张望着，议论纷纷。有人建议用炸药把十字架炸掉，有人加以反驳。人群中围起了小圈子。赞成使用炸药的一派认为，只要放置的位置和用量适当，可以做到炸掉十字架又不影响周围的建筑。到时只消院坝里的人撤离，砰地一家伙问题就解决了。这派人的代表是个长着络腮胡的石匠。他本人就经常使用炸药炸石头，他想要石头成什么样子就可以炸成什么样子。反动派的人摇头笑着，不相信他的话。赞成使用炸药这派中有人说，即使把教堂炸开一个窟窿，把钟楼炸毁了又怎样？教会的财产炸它个稀巴烂才好！反对派的人指责说：这是无政府主义！教堂以前是教会的财产，现在收归国有就是人民的财产。赞成派的人反唇相讥：干革命还怕打烂坛坛罐罐！双方七嘴八舌地争论起来。

还有种观点认为，不用扳倒一个完整的十字架，先前的设想错就错在要扳倒一个完整的十字架上。现在只消齐着屋脊把十字架的下端凿穿，扳倒就行。不过要做到这点同样也不容易，十字架并非全是水泥浇铸的，它有一副钢筋铁骨。“这教堂是谁建的？”有人问。“外国洋人吧。”有人回答。问话的人沉默了，抬头去望巍然屹立的十字架。

房顶上又响起了凿石声。这次是刚上去的那个年轻小伙子。原来那个让到一边去了。水泥块哗哗地往下掉。戴红袖章的老太婆又开始驱赶孩子们。

刘义在人群里走动。他在院坝一角教友住的小屋子里见到刘芹和院子里的几个教徒。她们坐在矮凳上，喝着主人沏的茶，小声议论着，对异教徒们的受挫知道得一清二楚。十字架迟早会被扳倒，但天主不会让他们轻易得逞。

这家人有个十五六岁的憨憨儿，穿着件胸前油腻结块的对襟棉袄，短了一大截的袖管里露出胖胖的胳膊肘，他像一名收垃圾的清洁工敲打着一截竹筒，“梆梆梆”嘴里喊道：“扳倒它！扳倒它！”发音口齿不清，一边仰起颧骨突出的泡粑脸面向天主的旗帜痴痴地傻笑，一边并拢双脚蹦跳。

刘义呆了会儿，从屋里出来，看见两根绳索又一次绷紧了。

这次又没成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声只重复了两遍，宣传鼓动者还没来得及搬出他的即兴曲、顺口溜，绳索就又松弛下来了。刘义穿过人群，爬上靠墙根的土堆。

房顶上，年轻的小伙子已换上钢锯锯十字架脚下的钢筋。他已出汗了，脱掉面衣，穿着统绒服。一会儿手中的钢锯又换成了錾子、锤子。他跨骑在屋脊上，以后下面的人拽绳索他也没往后撤。接连拽了几次绳索，他都不停地锯着、敲打着。

有几名群众自愿加入到拉绳者的队伍中。他们歇一会儿，又拽上一阵。十字架腹背受敌，筋骨已断，但仍然坚持着不肯认输。它迟早会倒下的，但却没人知道它什么时候倒下。群众看着拽绳索、喊语录、唱顺口溜已不再激动。这次也许又像上一次一样，看不见十字架摇晃、松动，看不见它一头栽

作者: 德方    时间: 2006-7-19 22:10

刚看第一段。

看来，那时用各种方式找书看的大有人在呀。

作者: 德方    时间: 2006-7-19 22:38

一：他俩已结了帐（账），身上抄着上午去学校开的串联证和在车站财会室领到的二十多元工资。学校出面替他们毕业班联系的工作，一元零八分一天，一共干了二十天，把今天也算在内了。

各壁（隔壁）几家人共用的厨房里还有人在说话，打水缸里舀水。从刘义坐的饭桌前嗅得到一股柴烟味。是隔壁王家母女俩，他们家的灶头只隔着一堵薄薄的板壁。

作者: 杜雅萍    时间: 2006-7-20 17:02

俺自备小马扎，慢慢看。
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7-20 18:40

  十一

查抄教堂后的第四天，即刘芹、刘义去她房间的当天晚上，黄秋云便去世了。

她死后老家那方没人露面。她是孤人，很早就加入了教会，和老家那边的人断绝了关系。她留下的东西没人继承，被院子里的人拿走了。她的尸体是曾明君用她盖的那床棉絮包裹起来抱到大门外搁到去火葬场的架车上的。因此他一家人拿走了大部份东西。他女人贺玉珍拿走了床单、帐子、剩下的棉絮、衣物、箱子。两口子带着两个孩子搬走了衣柜、桌椅、锅盆碗盏，连半瓦坛米、大半罐猪油、一瓶花生油、一坛子咸菜也趁天黑拿走了。

弄脏的床在空屋里搁了短时间后也由贺玉珍拣了个晴天抬到院坝里打井水冲洗干净，棕垫和垫絮也放在洗衣盆里反复冲洗。贺玉珍不像他丈夫在群众面前所说的那样是个有病的女人，她肥胖、精悍、泼辣，劳动人民出生，在一家街道猪鬃厂上班。她认为院子里的人对她不满，妒嫉，嘴里没说，但眼光和冷冰冰的态度让她感觉出来了。而且她还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她在冲洗床架、棕垫，提着桶往井里打水时，嘴里骂骂咧咧的，用她惯常使用的指桑骂槐的手法向她想象中的敌人开火，声音大得整个院子都听得见。

贺玉珍生气是有原因的。有人怀疑她拿走了黄秋云留下的钱。黄秋云替人缝制棉袄棉裤、对襟衫、马褂，替缝纫铺做手工活，收入不压于一个普通工人，神父在她那儿搭伙，给钱也大方。因此她的积蓄起码也有三四百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抄家时这笔钱没有抄走，她可能藏在什么地方了。有人说这笔钱现在已落在贺玉珍手里。她不是翻箱倒柜，搜遍每一个角落，连墙缝和破棉袄的夹层也不放过吗？有人看见她半夜摸进那间屋子，点上油灯四处搜寻。那是在黄秋云去世的头天晚上。

贺玉珍在院坝里进行反驳。她一会儿说那笔钱抄家时被抄走了，她亲眼看见的。一会儿又说黄秋云是个很狡猾的地主婆，她可能事前已把那笔钱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她发誓赌咒说她没拿那笔钱，没半夜钻进黄秋云的房间里。但她也不排除那笔钱可能放在家里，没被抄走，而被别的什么人趁火打劫拿走了的可能性。至于说到她拿走的那些东西，她申辩说，那是正大光明拿走的。因为是谁把臭气熏天的尸体抱到架车上去的？当时连居委会叫来的那两个下力人都不肯动手，更不要说院子里这些地主、资产阶级、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派的帮凶和走狗了。她没拿那笔钱。不过就算她真的拿了那又怎样呢？那也不过是地主婆的钱，解放前她剥削压迫穷人，她欠穷人的债下辈子也还不清，等等。

贺玉珍又从那笔钱说到当前的斗争形势。她和她丈夫都参加了红卫兵组织。这个院子里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参加。有些人虽然自称劳动人民出生，但查不得祖宗三代。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他们以前受人欺负，因为她丈夫没有正式工作，家里穷，被人瞧不起。现在有组织替他们撑腰。组织派他们监视牛鬼蛇神的一举一动，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个院子也真怪，牛鬼蛇神、五类分子比哪儿都多！

在教堂大门前被砸死的那个老太婆，是为革命利益而牺牲的，已被组织追认为烈士。可是在这牛鬼蛇神集中的院子里却有人说她活该，是天主显灵使她受到惩罚。这种言论的性质谁都清楚。她，贺玉珍已探到了风声，只是暂时还没抓住散布谣言的牛鬼蛇神的尾巴而已。

院子里没人理睬她。牛鬼蛇神之一的张友仙就在走廊上熬药。她最瞧不起姓贺的女人。这倒不是一个是劳动人民，一个是剥削阶级，而是姓贺的女人作风败坏。他们两家人还是远房亲戚。贺玉珍在嫁给曾明君以前曾经偷过人。她是肚子大了才找男人出嫁的。生下来的野种就是那个瘸子儿。她这段历史再怎么讲也不能说是劳动人民的吧？

但是她说到组织，组织派给她一个监督牛鬼蛇神的任务。张友仙对组织仍然心有余悸。组织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比平常管教五类分子的那个派出所的王干事还要凶。王干事虽然阶级觉悟高，不把五类分子当人对待，但倒底还讲点政策，不随便打入。组织却没这么讲道理。王干事组织他们学习，要他们认真改造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组织却不讲这一套。组织的代表就是方主任那个凶神恶煞的儿子，想到他连王干事那张总是冷冰冰的青水脸也让人觉得和蔼可亲了。“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他们说什么也不是“文质彬彬”的啊……

她在床上躺了两三天，没吃一口东西，没喝一口水。她比黄秋云幸运，没发作心脏病或别的什么病。可是她当时也一个劲地喊着“妈妈”，感到死亡的临近。她当时真相信那伙人会要她的命。但过后她却说，她喊的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而是“圣母妈妈”。她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天主教徒，在那种情况下，只有呼喊“圣母妈妈”她才不觉得丢脸。

除了“圣母妈妈”别人不可能保护她、照看她，她懂得这点。是“圣母妈妈”使她重新站了起来。她本来就想那样躺着，不吃不喝，像黄秋云那样躺上一个星期，让灵魂像游丝一般飘离身体，离开这个她并不留念的世界。她当时要这么做十分容易，不会有丝毫痛苦。痛苦只在你尚存一丝生存下去的欲望时产生。是“圣母妈妈”唤醒了她，使她振作起来，明白一个天主教徒不管活下去有多么艰难都不能自己放弃自己的生命。她不能放弃，她要活下去。第三天上，她就能自己撑起身来，扶着墙壁一步步挨到走廊上的水缸前舀水喝。它的灶头和水缸与她那间小屋子相隔两三间屋子，张三姑婆在自己家门前腾给她的一处地方。刘芹碰见她，替她烧了一温水瓶开水，把生锈的铁锅洗刷干净，替他熬了碗稀饭。

她知道自己需要治疗。她伤得不轻，伤口已感染化脓，摔掉门牙的口腔肿痛，内脏也受了伤，呕血，恶心，不住地打寒颤，被踢断的肋骨一阵阵作痛，呼吸也很吃力。她挨到自己走得动了，便从床上起来，换上身干净的衣服，找了根竹竿当拐杖拄着去诊所。

她的钱没被搜走，藏在缝在贴身衣服上的一个小口袋里。这使她多少感到安慰。一路上她走走停停，走不了几步就得拄着竹竿停下来喘气。不可能有人搀扶她。刘芹也只能替她烧开水、熬稀饭。她只能做到这一步，不可能搀扶她去诊所。她得靠自己走去。从院门到街口附近诊所这段路她足足走了半个小时。一路上都有人对她指指戳戳，孩子们好奇地看着她。她那样子一定有点吓人。

医生姓卓，上了点年纪，在这一带很有名气，他没把她拒之门外。她得到了应有的一个普通病人的治疗。

她头上缠着绷带。就在她一边在走廊上熬药一边听着贺玉珍在院坝里唠叨不休的这天下午，她感觉已好多了。她伤口已快痊愈，散架的筋骨已得到修复，逐渐恢复了体力，腰杆挺得起来了。她吃医生给的药，也吃童便和自己找的民间秘方、草药。她虚弱的身体需要补充营养，就像刚从劳改队回来那阵一样，她又开始吃鱼鳅煮稀饭。

但摔掉的门牙还没镶上，肋部的伤口还在愈合中隐隐作痛，腰痛和那种恶心的感觉一时也还好不了。

贺玉珍的唠叨仿佛就是那次行动的回音，刘芹在这边屋里听了，冷笑着说：“她咋不说说她怎样给她男人戴绿帽子呢！”

“别乱说，大——”邹兴容招呼她。

“这婆娘太讨厌了！”刘芹说，沉默了。

对那次行动，邹兴容的反应与刘芹不一样。在邹兴容看来，与院子里、居委会别的遭遇相同的家庭相比，他们家受的冲击最轻微。没人挨批斗，挨打。在别的家庭发生的事在这儿没有发生。这儿没有皮带飞舞，没有拳打脚踢，没有鬼哭神嚎，事后也没有丧魂失魄，东西也一样没拿走。他们虽然在家门口站成一排，听到了呵斥声，看见别人在房间里翻箱倒柜，但比起张友仙和黄秋云遭受的疾风暴雨来，这已真正算得上是和风细雨了。

邹兴容认为他们之所以受到这样的对待，是因为她是一名人民教师，一向奉公守法，了解和相信党的政策。她两个丈夫虽然是反革命，但她本人却是上中农出生，历次运动她都没出过差错，注重思想改造，站稳了自己的立场。另一个原因是，她很注意和居委会干部和群众搞好关系。她教师身份和处处谨小慎微、不得罪人的处世态度有利于她搞好这种关系。红卫兵并不知道那些家庭属于五类人，但他们并没走错门。情况都是居委会提供给他们的。基层组织最重要。居委会干部了解她是什么人，没把她列为重点对象。而同一条街的那个雍姓的女右派就因为和居委会关系不好，接连被抄了几次家，腿也被打断了。当然，她没有正式工作，从劳改队出来后就交居委会管制，历来就有点疯疯癫癫的，不服管教。

邹兴容的话，刘义并不很相信。人民教师，现在不都叫“臭老九”？刘义所在中学凡有问题的老师都受到批斗，被隔离起来了。邹兴容是小学教师，暂时还没落到这一步。但不久前学校几名红小兵也着实把她吓了一跳。他们见了她，不怀好意地说：“军官太太来了。”那是她教的六年级的学生。她一直在琢磨这事，他们打哪儿知道的呢？

邹兴容不想把话闷在心里。她想让他们相信，损失并不很大，能够设法加以弥补。打碎的泡菜坛、缸钵、茶盅、茶壶、碗盏已重新添置，温水瓶留到关饷后再买，破碎的镜子还有一半镜面能用。总之，没什么好抱怨的。她很庆幸自己事前烧毁了那张底片。虽然红卫兵小将们很可能找不到它，但这却使她面对搜查时心里坦然。

对自己的态度她很满意。她几乎要让人相信她是真心支持红卫兵小将们的行动了。她诵读语录并表示拥护。要是可以笑的话她很可能还会面带笑容。她没东西让他们搜，她很清楚这点。她不怕打烂坛坛罐罐，很高兴看到展现在红卫兵小将们面前的是一个已无产阶级化了的家庭。底片她是烧毁了，幸亏她对那一坛子书一无所知。

照她看来，那与其说是抄家还不如说是一次抄家的演习，一次象征性的行动（而且后来还证明他们搞错了）。不过她也清楚，损失是不能单纯用打碎了什么东西、抄走了什么或是否有人头破血流受皮肉之苦来衡量的。那天晚上从黑暗中传来的哭泣声很可能就还没有静止下来。而且，谁都注意到了张惠身上发生的变化。

张惠是邹兴容和第二个丈夫所生的孩子，读小学五年级。打那天以后，她就很少说话，喜欢一个人呆着，晚上做噩梦，哭醒过来，只要听见高声叫嚷或猛然响起的脚步声，她就会吓得脸色发白，打哆嗦。

“她受了点惊吓，会慢慢好起来的。”邹兴容说。

她很高兴看到大的几个都没事。谁家被抄了，一个居委会的人都知道。可刘芹走在街上，照样把头抬得高高的，刘义、刘琼也好像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反应很正常。张惠到底年龄太小，神经过分敏感，不知道什么事使她感到不安。

她带她上街，给她买了封萨其马、一袋牛奶饼干。她不再和伙伴们玩耍，只想呆在家里。她一天天消瘦下去，圆圆的脸变得瘦削，下巴也尖削起来，默默地睁着一双无神的眼睛。使刘义惊奇的是，她也选中了静谧的马桶间作为自己的避难所，常常一个人呆在里面。

一天中午在饭桌上，吃家里每周一餐肉食回锅肉时，她拣起一块又放回碗里，突然丢下筷子伏在桌上哭了起来。邹兴容这才感到事态严重。她带她上医院检查，医生说她得了肝炎。

贺玉珍在院坝里唠叨的这天下午，她躺在床上，邹兴容在一旁陪伴着她。

她吃了半碗在炉火上熬的中药，把碗递给母亲，差干净嘴，问：“他们还会来吗？”

“谁还会来？”

“他们——”

邹兴容看看她，明白了，摇了摇头。“他们不会来了。”







                               十二

查抄教堂以前（也在抄家之前），曾经有两个自称市统战部的人来家里找过刘芹，要她去城区街道开会。是什么会来人没说，说到时候就知道了。刘芹和邹兴容商量，凭听到的风声，猜测可能是有关教会和神甫的事，召集教徒开会，摸教会和神甫的底。

怎么会选中刘芹呢？院子里、居委会有的是教徒，而且出身好，值得信赖。邹兴容认为，他们需要上了年纪的教徒，也需要年轻的教徒。刘芹可能就是被选中的年轻教徒的代表，她有文化，而且谁都知道年轻的这批教徒中她最虔诚，现在像她这样经常上教堂望弥散的人已经很少了。

“我肯去吗？”刘芹问，有点拿不定主意。

“不去。”邹兴容很肯定地说。要是她自己的事组织出面叫她，她是会去的，可这是刘芹的事。

刘芹就这样回绝了那两人。她没去出席那个会议，事后也没有人再来找她。

现在，轮到邹兴容要和她商量事情了。这天晚上，刘义坐在饭桌前翻一本连环画。邹兴容放下半扇帐门坐在被窝里，一个人呆着半天没吱声。刘芹从外面回来，她把她叫到面前，第一句话就问：“你说我肯参加刘英俊战斗队吗？”

邹兴容一直在想学校的两个组织她该参加哪一个，她必需在二者间加以取舍。她想得入迷了，逐步已偏向于以英雄人物刘英俊命名的组织，而且急切地等待刘芹的肯定，所以问话才这么突然。刘芹看看她，哈哈笑了起来。

“你还笑！”邹兴容生气地说。“你妈要是站错了队，你哭恐怕都来不及呐！”

“会吸收你？”刘芹说。“我们被抄过家……”

“我请示过组织，”邹兴容说。“他们说那是居委会搞的，没和学校取得联系。我是学校的老师，不是现管分子，更不是牛鬼蛇神，我属于人民的一员……”

“居委会并没搞错。”刘芹说。

“在我这个问题上是搞错了。”邹兴容说。很高兴组织给了她这样一个答复。

“你非得站什么队吗？”刘芹问，把帐门撩起来，在床沿上坐下。

“这是态度问题，人人都得表明自己的态度。”

“我在街上读到一张大字报。”刘芹说。“卫校一个红卫兵组织贴出来的，揭发对立派不纯，一个地富出身的女生当上了小头目。写大字报的人用那样的语气说到她，我看了都替她脸红……‘狐狸精’啦、‘妖婆’啦、‘小爬虫’啦、‘撕开她的画皮’啦，这还算很客气的字眼。人贵有自知之明，她出身不好，何苦呢。”

“现在已不是血统论盛行的时候了。”邹兴容说。“大家都读了《出身论》，中央的精神……”

“它不代表中央，据说在清查了。”

两人沉默了片刻，邹兴容说：“我只想当一名普通的群众。”

“邓久连表叔也参加了组织。”刘芹说。

“我看见你们谈这事。”

“我有点不理解，他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

“我看他不是那种只想当群众的人。”刘芹想了想，说。“他在那家诊所，有点埋没人才。”

“他现在也不敢乱说话了。你受了他不少影响。”隔了会儿，邹兴容说。“你不去糖果厂上班，就是因为……”

“我没说过那话。”刘芹说。

“可是……”

“我自己不想去了。”

“你今后打算做什么呢？”

“找零工做吧。”

邹兴容叹了口气，沉默了。

刘芹没再去糖果厂上班，是因为别人认为她有“言论”，检举了她。刘芹一段时间曾经和一个会拉小提琴的青年男工来往密切，她在他面前夸口说她父亲在国民党军队里的职务相当于现在的一个高级干部。那个青年男工认为她把国民党的官僚和共产党的干部相提并论，是思想立场反动的表现。他向领导检举了她。领导找刘芹谈过话。但好在领导企图进一步展开调查之际，自己却被当作走资派揪出来了。刘芹也趁机离开了糖果厂。

刘芹很可能说了自己父亲是高级干部的话，但决不会说他是为“党国效忠”。这后一句话是那个青年男工凭空捏造的，来自于电影、小说上的反面人物。刘芹到现在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一个能在小提琴上演奏“梁祝”的青年怎么会是这样一个阴险小人。他追求她而她以双方都没有正式工作为由拒绝了，这也不能成其为理由。好在领导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话，或者说领导之间存在意见分歧。那后一句话事关紧要，足以毁掉一个人的前途，在上报有关部门以前需要进一步证实。领导之一的党委副书记对刘芹说：“我们了解你的家庭情况，你父亲是什么高级干部，他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邹兴容为这事感到惋惜。刘芹本来可以争取转正的，或者说只要她在糖果厂干下去就存在转正的可能。与她同一批进厂的零工有的家庭出身好的已被接纳为正式工人了。

对“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这话邹兴容也耿耿于怀。这不是刘芹对她说的，而是别人过的话。尤其使邹兴容难堪的是，说这话的冯副书记是她一位同事的丈夫。邹兴容说还从来没有人当面对她说过这种话。她不会给别人以任何口实，别人想说也没有机会。刘芹对此无言以对。

沉默中刘义想到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

他和两个同学一块去找零工做。在市城建局的办公室里一位负责人已同意要人，但他突然问到他们的家庭出身，父亲是干什么的。做零工也要问家庭出身，这是刘义始料不及的。负责人第一个问的就是他，先问了姓名、年龄、所在居委会，在记事簿上记下来。本来，这不比在学校填档案，他完全可以随便说一个，以满足负责人的好奇心。但因为有另外两个同学在场，因为他从来没有在这事上说过谎，父亲是被人民政府“镇压”的便脱口说了出来。好像审讯中犯人的坦白交待似的。本想问的是普通案情，招出的却是抢劫杀人，使审讯员都感意外，大惑不解。作记录的笔停下来了，抬起头来看着他，不再问下去。

那两个同学是知道他的家庭出身的，但在这种情况下由他本人亲口说出来，似乎产生了惊人的效果。从办公室里出来，谁也没说一句话。

这事刘义想起来都脸红。他到现在也不知道怎样才能避免。

邹兴容和刘芹又在对话了。窗外下起了雨。刘芹回来的时候下着毛毛细雨，这会儿雨下大了，雨点落在枯黄的香蕉叶上沙沙作响。还不到睡觉时间，刚打过九点，刘琼和张惠还呆在张三姑婆屋里。

“历次运动我都站稳了自己的立场。”邹兴容说。“反右那阵，别人来动员我给党提意见。别人想我有那样两个丈夫，对党和政府不可能没有一点怨恨。可是我说对党和政府我只有拥护，没有半点意见，叫我怎么提呢？我是从旧社会吃过剥削饭过来的人，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重新做人回到人民的怀抱。不管他们怎么动员，我都只有这话。结果如何呢？我站稳了立场，没犯错误…… 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7-21 18:25


十三

   曾明君和他女人参加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居委会就叫“红满天战斗队”，由一些无业人员、临时工和在街道生产上班的工人组成。他们揪斗居委会主任、五类分子，接管了居委会大权，指挥部就设在原来的居委会会议室。

曾明君参加组织，并且当上副支队长后，已不再在市场上卖小菜和葱子蒜苗了。他通过组织关系在房司找到一份临时工，并把他的跛子儿曾少华弄到居委会管辖的一家回收加工废旧水泥纸袋的加工厂上班。

他在家里办起了红书台，把黄秋云的一个平柜摆放在紧里边靠墙的地方，上面搭上张黄秋云搁在箱子里还没用过的桌布。墙上贴着主席画像。他把他女人、曾少华和两个还在读小学的儿女召集起来，每天早晨在红书台前学习语录。当早请示晚汇报兴起的时候，这一家人又走在了前头。早晨读语录，唱语录歌，晚上读另外几段语录，像文艺演出结束那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院子里没人效仿他（好多家庭连主席画像都没挂），但也没人敢公开嘲笑他。曾明君还自编了一套早请示颂词。里面有“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你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读你的书，听你的话，照你的指示办事”，“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还有，“三面红旗迎风飘扬，美帝苏修闻风丧胆”，“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等等。他虽然识字不多，但对听到的东西却能过耳不忘。他未经开发的大脑对铅印或书写的文字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把报纸和蜡刻的材料带回家，一个人慢慢琢磨。让读六年级的参加了红小兵的二丫头把报刊上的社论和署名文章读给他听，记住一些词汇、短语。他在语录本上作了记号，在充分掌握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上下功夫，需要哪一段他能迅速、准确地翻到它，一字不差地读出来。

他是房司的一名临时工，但对院子里的人却说是一名行管干部。没人看见他在工地上班，他在房司的办公室里进出，穿着神甫的一件中山服，一双旧皮鞋，兜里抄着的红缨牌香烟取代了以前的叶子烟。据说他卖葱子蒜苗前，曾是房司的一名可以转正的合同工，因受走资派的迫害丢了工作。在揪斗房司走资派的批斗会上，他上台去控诉，义愤填膺，搧了走资派的耳光。

神甫被驱逐后，房司接管了教会的房产。一家街道五金加工厂搬进了教堂，神甫后院院墙打通后与教堂一侧的院落连接起来，地盘被另一家街道纸袋厂占据。神甫的书房、卧室安排给了几户房司职工。

曾明君占用了黄秋云的房子。

黄秋云死后不久，家里的东西搬空后，他就用一把挂锁把房子锁起来。

黄秋云隔壁一户龚姓的教徒也看上了空下来的房子。他一家三代人住的房子不足三十平方米。他向房司提出申请，想把房子要过去。房司的人答应考虑。他女人出面，把房司一名负责人拉来看了他们一家窘困的住房条件。他们以为胜卷在握了。但几天后，贺玉珍却在院子里说，房司现在是造反派掌权，那个负责人已屁事不管靠边站了，龚家的女人拜错了菩萨，烧错了香。她自己是什么人？再有空房子也轮不到一个后家是伪保长、一个兄弟还在劳改队服刑的婆娘头上。

贺玉珍也没忘了顺便把院子里的牛鬼蛇神教训一顿。院子有个最大的好处是，她站在走廊上就可以把无产阶级的声音送进每家每户。

黄秋云的房子一直锁着，直到有一天曾少华用锥子撬开了那把锁。

曾少华已满过了十八岁，宽阔的额头，浓眉下一双略微凹陷、目光固执、阴沉的眼睛。脸上显示出智力活动的痕迹。他只读了小学四年级，但通过自学却能阅读报刊上的文章，读《水浒》、《三国演义》、《林海雪原》、《苦菜花》之类的文学作品，毛笔字也写得很漂亮。关于他致残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小时候医生打针引起的；另一种说法是他生下来就是个残疾儿，原因是贺玉珍怀上他后吃了不少堕胎的药。他的右腿完全萎缩、蜷缩，左腿功能也不够健全，只能靠两根拐杖走路。从来没人见过他的腿，大热天也裹在长裤里，一只裤管空空的，下端露出一只踮起的脚。他的上身和双臂却肌肉发达。

一眼就能看出他和曾明君之间毫无相似之处。没人知道他的亲生父亲是谁。对自己的生世他只有模糊的意识。那多半来自父母间的口角，来自小时候曾明君对他的嫌恶与打骂，一次竟然把他摔进洗衣盆里头碰着盆沿摔昏过去。他在家里的地位得到提高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院子里的人都注意到了这一过程，注意到了曾明君不再打骂他，他一连几小时呆坐着不说一句话，目光阴沉得怕人。

他是院子里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血统论”的人。这很容易理解，他自己就因为血统不纯饱尝了欺压的滋味。但因为他是残疾人，没人把他的观点当回事。他的观点似乎都是针对他的父母来的。他的父母参加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他便参加了观点对立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他的父母跟着所参加的那派组织喊打倒“王、张、赵”，他就拥护、捍卫“王、张、赵”。

有关“王、张、赵”的争论成了两派群众舌战的焦点。一派说“王、张、赵”是野心家、阴谋家，整人害人不少，受过组织处分，在内部圈子里早已声名狼藉，决不能让他们借文革之风东山再起。一派则说，“王、张、赵”是党的好干部，始终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与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作斗争，受到打击迫害，江青同志在接见本地区的红卫兵代表时就表态支持他们，肯定他们是毛主席那条线上的人。一派则说江青同志也表过别的态，他们喊出“坚决打倒王、张、赵”的口号。另一派则指出他们“形左实右”，打倒“王、张、赵”的实质是保本地区、乃至本省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他们誓保“王、张、赵”，喊出“王、张、赵坐牢我坐牢，王、张、赵砍头我砍头”的口号。

争论发展到饭桌上来了。残疾的主义兵与两个思想兵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他引用语录、中央首长的讲话、报刊上的文章和大字报上的材料，像街头辩论那样与两个思想兵唇枪舌剑，争得面红耳赤。他在声势上压倒了两个思想兵，使两个思想兵难以招架，但也引起两人的愤恨，把他视为对立派的顽固分子，家庭的分裂派。事情很快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他再也不能与两个思想兵同居一室、呆在同一个屋檐下了。一天在饭桌上，又爆发了激烈的争论，他突然把碗筷一搁，说：“我讨厌你们！我今天就搬出去住！”

曾明君和贺玉珍没表示反对，但也没把黄秋云房间的钥匙交给他。曾少华于是拄着拐杖怒气冲冲地上街去找来几个年轻的战友，亲自动手撬开了那把锁。

他在几个战友的帮助下打扫干净那两间尘封已久的小屋子，然后把他睡的床、黄秋云的一个柜子、一口箱子以及一些生活用品搬进了新居。

他另起炉灶，一个人开伙。并写出了一张大字报贴在院门口，表明这次决裂不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出于迫害与反迫害，出于不可调和的思想与路线斗争。







                            十四

最高指示在凌晨两点钟下达。

头天下午就通知了各派群众。准备好了三角旗、主席画像牌、锣鼓鞭炮。邹兴容晚上十二点到学校集合。她在床上小睡了一觉，到时候刘芹叫醒她。她穿上衣服，拿上三角旗出门去了。

居委会思想兵把集合地点选在院门附近的小街口上。刘义躺在床上听见锣鼓声，喧闹声。一面锣，两面鼓，不时敲打几下。打过十二点后群众陆陆续续到来，闹嚷声始终不断。一只被惊醒的公鸡打着鸣儿，提前报晓。院门没关，不时有人进出。刘义听见曾明君的说话声。曾明君是走在游行队伍一侧带头呼口号的人。

刘义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鞭炮声和锣鼓声把他惊醒。凌晨两点，一分不差，最高指示通过无线电波下达。就像掀动了一个按钮，各城市、乡镇，大大小小的聚集点的锣鼓同时敲响……鞭炮声，紧密的锣鼓声，高音喇叭声，口号声，人群打小街小巷往市中区主要街道汇集。小街口上安静下来了。刘义躺在床上听着绵绵不绝的喧闹声，想到招展的红旗，队列前几十幅高举的头像。人和头像的欢腾的海洋。突然间这头像变成了几百幅、上千幅，整个队伍里不见人，只见头像在移动。无数头像的队列，全都一个模样……他又睡过去了。

这个晚上与别的欢呼最高指示下达的晚上没有什么不同。但第二天早晨刘义醒来却听见院子里的人议论纷纷，外面街上出现了“打倒×××”的反标。

它用粉笔写在小街口斜对着的院子临街那排房子的后墙上，黄秋云那间房子的正背后。这个位置避开了小街那方的视角，但写标语的人却看得见从那方过来的人，正街两侧相距几十米远的路灯也分别把来人的行踪暴露在写标语者的视线中。标语显然是选在游行队伍开走后那段时间写上去的。那段时间街面上空空荡荡，不见一个人影。

字迹工工整整，写标语的人不慌不忙，在末尾加了两个惊叹号。在那样的时候，排除了怪癖儿童作案的可能性，至少十二三岁以下的儿童应排除在外。

现场拍了照。粉笔写的标语仔细擦掉了。侦破工作在暗中进行。

但令人震惊的事又一次发生了。事隔仅两天，又在同一地点出现了性质同样反动的反标。

它令人震惊，因为违背了反标不在同一地点出现二次的规律。反动气焰实在嚣张！

一个由公安人员、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三结合的专案组迅速成立，办公地点设在院子斜对面的幼儿园里。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居委会的五类分子一一受到传讯审查，关、管、杀家庭的年满十八岁的男性成员也被列入传讯审查之列。

案件的发生和闹得沸沸扬扬的侦查工作牵动了每一个人的心。突然有消息说，犯罪分子已被抓获。但群众涌向办案地点，却发现原来是某个被审查人员有犯罪嫌疑被临时拘押起来了，或某个有犯罪嫌疑的人接受审查后获得释放。突然又有消息说，某人揭发了犯罪分子，而实际情况只不过是那人揭发自己的邻居有犯罪嫌疑。比较确切并为多数群众所接受的消息是，办案人员已初步掌握了线索，揭案只是迟早的问题。犯罪分子唯一的出路便是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知情不报者将以同案犯论处。

刘义接到专案组通知已在焦虑和痛苦中度过了五天。他已看到院子里的五类人和成年子女都被一一通知去了，一些非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也接受了传讯。张友仙去了就没转来。专案组群众代表之一的曾明君那天吃过午饭时上家里来带话给他，叫他下午三点到对门幼儿园去一趟，地点在院坝左上侧的新教室。

审查人员是个四十多岁、面目清癯、穿中山服的男人，端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旁边办公桌上坐着个年轻的记录员。城区派出所的民警，穿着便服。

刘义在一张凳子上坐下来，回答了姓名、年龄、学历、家长姓名和工作单位等问题。年轻的记录员一一记录在案。

“参加组织了吗？”四十多岁的男人问。

“没参加。”

“为什么？”

“因为家庭出生不好。”

对方凝视了他一分钟之久。没问他爸爸是干什么的。年轻的记录员放下钢笔，手肘搁在桌面上朝他望。

“两派群众组织，你观点更倾向哪一派？”四十动岁的男人问。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刘义不加思索地回答。

“你能谈谈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吗？”

他当然能。刘义发觉自己已镇静下来了。事后他记不清自己是怎样回答的，但他回答得肯定没错。

“这儿拿上粉笔，到黑板前去……”

刘义照此办理，拿着粉笔，在黑板前站下来。

“——打倒美帝、苏修！”从身后传来办案人员的声音。“字迹要工整，一笔一划地写。”

这句话要的是“打倒”二字。

这几天在群众中流传着一则笑话，讲一个男孩写了一则反标，自以为没人能抓到他，和别的孩子一块被叫去对笔迹时，他很沉着，脸不改色心不跳。但没料一放下笔，他就被抓住了。原来是错笔字出卖了他——在书写反标和对笔迹的时候他都把单人旁的“倒”写成了双人旁的“倒”。

“坚决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案人员的声音说。

刘义清楚这句话要的是哪几个字。

“——坚决拥护党中央、拥护中央文革！”

他写完，等了会儿，听见办案人员冷冰冰地说：“你可以走了。”

他把半截粉笔放回办公桌上，没看谁一眼，朝门口走去。

他神不守舍地回到家里，刘芹她们正在等他。他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刘芹好像看出点什么，说：“那不过是走过场罢了，谁会怀疑你？”

两个妹没说一句话，一副担心的样子。

当天晚上，刘义接到去居委会守夜的通知。

他和居委会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负责守下半夜，凌晨两点至天亮这段时间。这人叫方中亮，刘义以前没见过。中等个子，清瘦、黧黑的脸，灰涤卡中山服外披着件旧棉短大衣，抽红缨牌香烟。他让刘义也抽了一支。他对刘义说，他是六四年下放的知青，但很少在乡下“修地球”，多数时间都在外面打工，当过抬工，打过石头，放过筏子。他户口粮食关系在生产队，但人却在居委会，参加一些居委会的活动。前段时间，他们一部份从乡下返城的知青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提出向走资派讨还户籍、青春的口号。但他们很快发现他们的行动是孤立的，得不到其他造反派的支持。他们搞过几次游行示威，但遭到学校红卫兵的冲击和殴打，最后组织被勒令解散。

刘义见过他们组织的一次游行，晚上在市中区附近的十字路口。他们人数不多，没有旗帜，没有三角旗、袖章，呼喊着与众不同的口号，从灯光昏暗的阴影中走出来，穿过街口消失在另一头的阴影中。没有群众观看，他们来去匆匆，完全不像其他组织的游行队伍。

刘义想到当初他们上山下乡的时候学校曾组织学生上街欢送，向他们抛撒纸花，呼口号。学校也曾邀请一名本校的学生回校给他们毕业班的学生作报告。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是资产阶级路线的产物，”方中亮笑道。“我们造的是无产阶级路线的反。”

刘义不知道怎样回答他，也冲他笑了笑。

他俩坐在小街转拐处凹进去的一角，一边是砖墙和紧闭的大门，一边是护栏档头圆柱形的木栅栏，与街面有道石台阶相隔。刘义从家里抬来一张矮凳，靠墙而坐，方中亮背靠木栅栏坐在一张吱嘎作响的没有靠背的竹椅上。身后一楼一底的砖木结构的建筑是一家资本家的住邸，现在已归幼儿园所有。街对面住着张篾匠那一家人。这会儿都在睡梦中，从壁缝里传来打鼾声。街口木头电桩上一盏路灯发出昏黄的光，照亮坑坑洼洼的地面和一段院墙。低矮拥挤的瓦房安静地匍伏在黑夜中。

刘义开始觉得僵手僵脚的，这会儿已暖和过来了，解放鞋里的潮湿和穿了两天的袜子使他觉得有点不舒服。他听见方中亮问：“你还是学生？”

“已经毕业了，初六六级。”

“今后打算做什么？”

“不知道。”

“没参加组织吗？”

“没参加。”

“听我一句话，今后不管做什么，千万别报名上山下乡。”

“可是这由得了你吗？”刘义笑道。

方中亮表示这或许由不得个人，但记住这点还是有必要。“我也读过三年中学（在县城读的，借宿在我一个姨妈家里），我上山下乡以前，思想也像你这样单纯。”他点燃一支烟，说。“我在居委会待了几年业，想找个正式工作做，干什么都行，只要是一个正式工作，我可以从学徒工干起。但在居委会，没有门路要想找个正式工作就像大海捞针——记住我说的这话，或者像猴子捞月亮——小学课文里学过这一课……上山下乡，是我自己报的名。当时想到的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吗？别人我不知道，我肯定没这么想。在居委会呆腻了，大家去得我也去得。我们中年龄最大的三十五六岁，最小的十五六岁，有的连小学都没毕业，算什么知识青年。说穿了就是城里没工作给你做，到乡下去讨口饭吃。可乡下的饭也不是那么好讨。我们作了番调查研究，在我们那批下放的知青中，有劳动人民子弟，剥削阶级子女，惟独就没有一个干部子弟。不要说地市委、机关科局级干部，就连一个普通的居委会干部的子弟都没有。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被别人当猴耍了。我们是最有权利起来造反的。小兄弟，我对你说的这些东西，你在书本上、报纸上是读不到的……”

刘义没想到会听到这样的东西。这在平常、在大白天是绝对听不到的。但在这不平常的夜晚、在两个人的守夜中却听得到。它好像来自夜的深处，就像在梦中一样，解除了头脑的武装。刘义相信他说的话，把凳子朝他挪得更近一点。

“我痛恨知青生活。”方中亮接着说。“当有消息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刘少奇搞的，所有知青都将无条件地回城，安排工作，我就像一个坐了几年冤狱获得无罪释放的犯人那样感动得哭了。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感受。可他妈的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空欢喜了一场。知青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就是这句话判了我们的死刑。我们那个短命的组织就像一个充气的气球，被人戮了一针便呜呼哀哉。这个世界对有些人就是不公平。”

刘义完全赞成他的观点。还没有人这样敞开心扉和他说过话。方中亮说到“我们那个短命的组织”时，咧开嘴笑了，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刘义最初觉得他长相平常的印象，也因这一笑改变了。

“我们隔壁院子也有一个女知青。”刘义说。

“我知道，姓李，一个大队的。”

“她还呆在下乡没回城。”

“太老实了，逆来顺受。”方中亮说。“我一出来就再没想到回那个鬼地方。”

谈话停顿了片刻。方中亮站起身来，迈下檐坎，走到转角过去那头的暗处对着墙壁撒了泡尿。他转来，往竹椅上一坐，把棉短大衣下摆牵来抄在怀里，说：“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是拥护的。可是红卫兵，他们的皮带可不认人……小兄弟，你没参加组织作一个本份人的想法很对。我知道，是因为家庭出身。谁都认得邹老师，她当过我一个妹的班主任。我家庭出身多少也有点问题。我们老家在下游县城，我祖父辈在县城说得上是书香人家，有人还出国留洋。我一个舅舅是右派，现在还在一个农场服刑。你读过《出身论》吗？肯定读过。我还保存着一份。说得太好了。受欺压最深的就是你们这种子女。在学校受歧视，受排斥、打击，入不了团，升不了学。出社会后，在居委会不安排你工作，参军也没有你一份。一有问题就查到你头上来了。说是说‘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可实际上却搞成了‘唯成份论’，或封建的‘血统论’家庭出身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表现全是假的。既然是‘有成份论’，在考虑所谓的表现时‘谁又肯为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背黑锅呢’。文章把这类人的遭遇比作印度的贱民和美国的黑人，真是一针见血。写文章的人肯定对家庭出身深有体会。我自己虽然说不上是一名剥削阶级子女，但我对这类人的遭遇深有同情。做人要正直，要有良心，不能恃强凌弱。当着儿女的面把父母打翻在地，这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事情之一。我小时候有过一次切身的体会，只不过性质不同罢了。这样的事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们怎么能没有怨恨，不感到愤怒？这公正吗？要是他们出于一时的冲动写了那样的标语，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你说是吗，小兄弟。我不认为这就是思想反动。我有个朋友，出身不好……”

还没有人向刘义谈到过《出身论》，而且以这样的观点。刘义是在市工人文化宫大门口读到这篇文章的。以大字报的形式抄写了十六张，从大门一侧石墙上贴到另一侧石墙上，中间两根立柱上也分别贴了一张。他读会儿又走开去，转来又接着读。如此三番五次，每次总是顺着那面院墙从这头走到那头街口上，再折回来。大约需要三四分钟。这段时间能让他多少镇静下来，不让别人发现他在流泪或不让眼泪流下来。他如此来往返复，却觉得自己没有片刻离开。这是真的吗？真的有人这样写？这一切会彻底改变了？他不断问自己。他读完最后一段文字天已黑下来了。从来没有过的经历。

刘义感到脸蛋发烫，头脑晕晕乎乎。他要是写了那两条标语，要是憋不住想找人说说，他面前就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一个朋友，一个不会出卖你的兄长。“你说是吗，小兄弟？”他注意到他的眼光。他希望听到什么呢？但是，他说得不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不一定都怨恨……下面的话刘义已不再听了。他飞快地回想自己都说了些什么话。他注意到对方停下来了，在看着他。他感到自己脸红了，咳了两声嗽，清清嗓子，扭头把唾沫吐到一边。

“你衣服穿少了，不觉得冷？”方中亮看看他，问。

“不冷。”刘义说，在凳子上动了动。

“第一次听见这种反动话？”笑了笑问。

“第一次，但……”

“你们受的是学校的教育，思想太单纯了。还有些话，我不好在你面前说。”

“噢，你说吧。”

“你不很信任人。”

“啊，不！”刘义申辩道，又一次脸红了。

“这不能怪你，小兄弟。”方中亮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把自己的心掏从来。这世道很险恶，对说真话的人，对你这种出身的人尤其如此。不要轻易暴露自己的思想。你说话不多，但看得从来是个有头脑的人，不像我认识的一些中学生那么幼稚。对你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我这么说丝毫没有贬低你的意思。要真是那样，我就不会在你面前说那些话了。我不是对谁都那么说的。我第一眼就信任你。你是不会检举我的，我的直觉从来不会出错。”笑了笑。“你听着就是了，不必对任何人讲。”

“我不会。”刘义说。
   “我虽然说了这么多，但遇上那个写反标的蠢家伙，我照样会把他抓起来。”

“他今晚不会来了。”

“他肯定不会跑到这儿来写。”

两人笑了起来。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已打过五点。从街那头传来脚步声，一个四十多岁穿得暖暖和和的矮胖女人拎着个蒲草编的提兜出现在他俩的视线中。转拐过去的小食店卖早点的女人，调头朝他俩看看走过去了。不久又过来一辆架车。方中亮和拉车的男人打招呼。后者天不亮就动身，赶到十公里以外的一处工地上拉石头。

黑夜已不像先前那么寂静。附近不远的院子里一只公鸡啼叫起来。院子后面医院开水房的锅炉响起来了。早起的人家已有人起床做早饭，通常是一些要赶往工地去的下力人之家。瓦脊上方的天空已透出一丝鱼肚白。









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7-22 16:58

  十五

刘义以后再没见过守夜人方中亮。他像流星一般在他生活的夜空中掠过，倏然而逝。

刘义回忆他说过的话，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把他看成上面派来的人。或许，他就是那样一个敢说真话的人，那样一个比表面看上去更加杰出的人。因为碰上了猜疑的礁石，他的话没有说完，他更加杰出的地方没得到表现。刘义想起来都有点后悔。

然而再杰出的人、再杰出的思想都帮不了刘义的忙，改变不了他。他的反应很正常。蜗牛的触须一碰就缩，你不能责怪蜗牛。另外，刘义不是担心自己无意间说漏了嘴吗？不是有几天都疑神疑鬼，忐忑不安，担心随时会有办案人员光临，破门而入把他从饭桌前或从床上抓走吗？他生活中已不再需要杰出的、不同凡响的东西。他没有机会可以错过。

刘义有自己的头脑，一点没错。一个读过契诃夫的短篇、普希金的抒情诗和《战争与和平》的人能说他没有头脑吗？一个读中学二年级就对老师的说教暗暗抱怀疑态度的人能说他没有头脑吗？老师的说教之一就是读外国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有害无益。但刘义的感觉刚好相反，他相信自己的感觉。当别的同学在老师的指导下读学校团委推荐的红书时，他就在偷偷借阅这些作家的作品了。刘义做得最有头脑的一件事就是把那一坛子书埋了起来。他终于有了自己的藏书。现在它上面的土越积越厚，栽上了莴苣、小白菜秧，边沿已远远越过了坛口的位置。

要是他没起疑心使谈话的气氛发生180度的转变的话，他很可能就会向方中亮谈到他这笔地下收藏。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后悔失去这样一个吐露的机会。这或许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今后他再也不会对谁提到这事了。

那天下午，当刘义蹲在地边上给小白菜秧匀苗的时候，听到消息说写反标的反革命分子被抓到了。几个跑进来的孩子从外面带回来的消息。彭家五岁的小男孩一进院门便嚷道：“抓住反革命了！抓住她了！”他跑得气喘吁吁，这消息使他脸都涨红了。

隔会儿从街上传来召集居民开会的锣声。“铛！铛！铛！”一路过来，敲锣的老头边敲边喊：“全体居民到会议室开会啰！”

被抓获的反革命是雍姓的女右派。

刘义没去开会。院子里的大小群众走光后，他在走廊上徘徊。还有几个不属于群众的人也从屋里出来站在门口走廊上。他们都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张三姑婆头戴线帽，拄着拐杖，像从洞穴里钻从来的狼外婆，一声不响地望着院坝里阳光照耀的枯黄的香蕉林。张友仙两天前放出来了，拿着砂罐到炉前去熬药。何右派也身穿中山服棉袄站在家门口抽烟。他虽然摘了帽，在一家街道生产当会计，但还算不上是一名群众。刘义在院门那头走廊上碰见秦睡龙那孩子。他也没去开会。刘义从他投过来的眼光中觉得这小子也是挺有心眼的，没准也以为自己终于躲过了一劫而松了口气吧？

刘义穿过院门间的两道小门，来到厢房前的走道上。神甫这边院子里也安安静静的。牵在正房廊柱间的绳索上晾着衣服、被单。一个老太婆一声不响地坐在走廊上一把马夹椅上。稀疏的桂圆树上几只麻雀唧唧地叫着。石日晷上摊着晾晒的罗卜丁。墙边的无花果树被砍掉了，留下一截树桩。原来长着两棵铁树的地方开辟出来种上了蔬菜。两只母鸡在地边上觅食。自从神甫被驱逐后，刘义就没来过这边院子。他手抄在裤兜里在走廊上站了会儿，又转身朝院门走去。

雍姓的女右派受到邻居揭发。出现反标的那两天晚上，邻居都听见了开门声和脚步声，听见她家里有异常的响动。她第一批受到传讯，关了她两天又把她放出来了。邻居揭发她后，她又被抓了进去。从她穿过的一件旧衣服兜里搜出了一截粉笔。在她被抄过几次的家里又有惊人的发现：一本主席语录被扔在床旮旯里，纸张已经潮湿，并且撕掉了几页。这后一桩发现虽然说不上是直接的证据，但其犯罪性质已把她的反革命狼子野心揭露无遗。两罪并发，她长上翅膀也难逃群众专政的法网。

在刘义的印象中，雍姓的女右派一直就有点疯疯癫癫的。她身材高大，穿著古里古怪，言谈举止怪异。她在居委会扫街，可是却穿着方格呢裙子，青呢短大衣。虽然已经很旧了，邋里邋遢的，但仍然显得与众不同。她要是脑筋正常，就不会那样穿著打扮了。她穿高跟鞋，紧身的衣裙，戴围巾、皮手套。一个脑筋正常的人会永远把这些陈年旧货搁在箱底，而不会把它们翻出来像小丑一样穿在身上招摇过市，令居委会群众又好气又好笑。居委会群众也只因她头脑不正常才容忍了她。有人说她使用香水、口红，往脸上打粉。她有一头天然卷曲的头发，在居委会女人平平直直的头发中格外引人注目。它上面别过少女的发夹，戴过栀子花、茉莉花。当然，这都是运动开始以前的事了。运动一来，她的高跟鞋、呢短大衣、皮手套、紧身衣裙都被抄走了。她与众不同的卷发也被剪掉，剃成了阴阳头。

她会说俄语，会唱俄语歌曲。从她家里也搜出俄文书籍，俄汉词典。据说她以前在北京一家外文出版社工作，给苏联专家当过翻译。关于她丈夫有两种说法，一说逃到台湾去了，一说在新疆某个农场劳改，像她一样是个右派。儿子与刘义同年，长得白白净净，也像他妈那样长着卷曲的头发。大女儿已参加工作，在杂技团骑自行车节目里担当一个普通的角色。

在居委会的牛鬼蛇神中她被批斗的次数最多。每次批斗、游街都有她在场，并且唱主角。运动开始前她还在一家街道纸箱厂上班，运动开始后由于担任反面角色的需要连班也不上了。在此之前她还能逗人发笑，居委会群众都觉得少不了她这样一个虽然怪异但却和和气气从不伤人的活宝。在此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她的疯癫病已被治好了不少，她的头脑清醒过来了。现在她还穿高跟鞋、戴围巾、皮手套吗？还会头上插朵栀子花或茉莉花招摇过市吗？还会装疯卖傻地在孩子们面前演唱俄语歌曲、表演弹舌头吗？她已由小丑变为一条丧家之犬。她身上微一还有点生气的是那头卷发。剃成阴阳头后，它又奇迹般地长了出来。阴的一面自己剪短了，以配合阳的一面长出的头发。而且长出的仍然是卷发。她从专案组带到会场上时，群众看到的就是这头阴阳面已结合完好、比以前短了一大截的油腻腻、乱糟糟的头发。她穿着不合身的旧棉袄，面无血色。

面对群众的揭发检举，办案人员展示的罪证，她没说一句话。审讯中她已招供。办案人员宣读了她的供词与交代材料。其中有对党和人民的仇恨，有对阶级本性的分析，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丧心病狂，自绝于人民”等这类字眼。宣读的与其说是她的供词，还不如说是对她的判决。在场群众都感到她在劫难逃，不判死刑也会判无期徒刑。

然而事情的结局却是参加批斗会的人始料不及的，使他们大开眼界。

会议快结束时，一伙自称“红色旋风”战斗队的人突然闯进会场，要把犯罪分子带到现场去“请罪”。他们一个个杀气腾腾，手执皮带、棍棒，与专案组的人发生了争执。把阻挡他们的专案组人员推到一边，冲上台去，揪住雍姓的女右派的头发，架着她的两条胳膊，把她带离会场。

刘芹站在会场的一角，看见人群往两边让开。雍姓的女右派脸朝后仰，翻着白眼，两只手臂反扭在身后，脚不沾地地出了会议室大门。在场群众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动惊呆了。打一涌而入到一涌而出前后只用了两、三分钟时间。那伙人出了大门片刻后群众才回过神来，跟了上去。

这伙战斗队的人她并不陌生。里面有抄过她家的人，有打过她、骂她是“母狗”的人，有给她剃阴阳头的人……她犯下新的罪行，落入他们手中，难逃厄运。她或许已明白了这点。她没有求饶，没有翻供，说那两条标语不是她写的。他们把她带到那堵砖墙下，要她面对墙壁跪下。她拒绝下跪。他们便把她踢倒在地，动手打她。

也有人说她被强行按跪在地，揪住头发向壁叩了三个头，才开始动手打她的。墙壁上的标语早已踪迹全无，上面也没有张贴主席画像。面对一堵空墙伏地三鞠躬表示一种伏罪的仪式，表示彻底认输，缴械投降。这时群众已跟上来了，把现场团团围住。

刘芹走在后面，隔着攒动的人头看见举起的皮带和棍棒。她觉得那伙人把她带出会场，带过这几十米街面，为的就是不在会场上而在这地方打她。就像一群饿狗争抢到猎物拖到一边去撕咬、瓜分一样。皮带、棍棒举起来又落下去。但却听不到呼叫声。

刘芹在一根木电桩旁边的檐坎上站下来，眼睛紧盯着那个地方。她身边站着一些人。一张张木讷、呆滞的脸。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倚在电桩上紧张、兴奋得脸都发白了。刘芹觉得时间过了很久，实际上却只有四、五分钟。她看见皮带、棍棒突然停下来了。前面的人群一阵骚动，像卷起的浪头涌动了一下突然静止下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嚷嚷：“她被打死了！”刘芹听到这声音，它没有感慨，只是像几张抬起来的脸一样传达出目睹死亡的信息。刘芹倒抽了一口气，下意识地往墙头上方的天空望望，仿佛灵魂离开被棒杀的躯体的这一刹那间会有什么东西飘升起来似的。

她没注意到那伙人什么时候离开的，只注意到身边的人往里面挤，里面的人也有往外挤的。她也迈下街檐，挤了进去。隔着人墙她瞥见躺在墙脚下的雍姓女右派的尸体。她看见了她沾满血迹的脸、睁着的眼睛、那头乱糟糟的血水浸润的头发，血流淌到一边，滴进阴沟里……

刘芹走进院门直想呕吐。刘义在院门后的走道上碰见她。她脸色苍白，微微颤抖，伸手往外指了指。







                             十六

尸体在现场躺了一个晚上，有人用一床破草席把她搭盖起来。第二天下午，死者的亲属带着几个孩子把她抬上一辆架车，拉走了。

不是所有群众都相信雍姓女右派写了那条标语。她陈尸街头之后不久，就有传闻说，真正写反标的人已被抓获，是相邻居委会一个行为怪诞的十六岁的男孩。也有人说破获了一个由几个对现实不满的年轻人组织的反革命组织，其成员交待反标是他们写的。还有谣传说，上面正派人调查打死人的事件，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其中包括专案组人员和那伙人中的个别打手。专案组人员本是执法部门的人，却把理应照正常程序处理的罪犯（且不说还是证据不足的嫌疑犯）交给了群众组织。他们表面上不同意交人，实际上却是互相勾结好的，蓄意制造了这起血案。谣言还说，雍姓女右派的两个未成年的儿女将按正常死亡的普通在职人员家属对待，领取抚恤金，等等。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以没有下文而告终。当居委会、街道有关组织出面辟谣，“郑重声明”说群众中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妄图兴风作浪掀起一股替雍姓女右派（她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翻案的翻案风，干扰斗争大方向后，就再没人谈论这事了。

其时，群众组织已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死保“王、张、赵”、与当权的走资派的斗争中显露出造反派的本色，他们与外地造反派挂上勾后，打出“红色方面军”的旗号。大多数没参加组织但赞成“造反有理”观点的群众都站到了他们的旗帜下。保皇派思想兵很快便处于劣势。

每天都有辩论、游行、街头集会、文艺演出、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高指示频频下达。大字报上不断出现江青同志的讲话，林彪同志的讲话，王力同志的讲话，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关锋、戚本禹同志的讲话，等等。各单位大大小小的走资派都被揪出来了，他们迫害群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受到揭发。造反派群众第一次尝到了没有领导管束的甜头，四处见得到兴高采烈的场面。

院子里的群众也分裂为两派。在街道诊所上班的邓久连表叔是造反派的代表。他把街头辩论带进了院门，常常站在走廊转拐处宣扬主义兵观点，与思想兵群众展开辩论，争得面红耳赤。

曾明君的保皇派之家也因造反派战士曾少华的存在而战火不断。曾少华搬进黄秋云屋里一个人开了段时间伙后，又回家里吃饭。与以前不同的是，他不再交伙食费，称曾明君和贺玉珍是“老保”。他在饭桌上和两个老保辩论，在走廊上和两个老保辩论。只要两个老保出现在群众辩论场合，他便会出面对付他俩。因此，院子里的群众在走廊上看到的以群众辩论形式（院外的亲戚朋友有时也加入进来）开场的热闹场面，往往以这一家人的保皇派与造反派的激烈交锋收尾，以老保的败北或偃旗息鼓而告终。

当军用直升飞机从天空撒下传单后，两派的辩论才暂时告一段落。

邹兴容早在直升飞机撒传单以前便已退出“刘英俊战斗队”了，或者说已不再参加组织活动。那完全是因为一场虚惊所致。

那个最高指示下达的夜晚，天下着雨，刮着寒冷刺骨的风。游行队伍从街上转来已是凌晨五点了。“刘英俊战斗队”的老师们陆陆续续回到学校。当时学校停电，漆黑一团。冒雨游戏了几个钟头，一个个都淋湿透了，又累又困，只想放下旗帜、主席画像牌尽快回家。匆忙中，一张主席画像牌倒在地上，有人在上面踩了一脚。正踩在画像脸颊上，摁着下面的木条，踩破了画面。第二天早晨学校的工友发现了这事。她像在小屋里发现了死尸一样，惊叫着跑了出来。

邹兴容在游行队伍里一向是拿三角旗的脚色，但那天晚上却叫她扛主席画像牌。值得庆幸的是，她和另一个扛画像牌的女老师最先回到那间小屋，她俩靠墙放置的画像牌事后证明仍好端端地搁在那儿。倒下的画像牌是一名刘姓的男老师放的，踩上它的是一名钟姓的青年女老师。

邹兴容深感庆幸的是，她最先回到小屋放下画像牌这一事实。依她平常的习惯，她可能磨磨蹭蹭落到后面，但那天她却鬼使神差地走在了前面。这或许和她鞋子漏水想早点回家把它脱下来有关，或者也是冥冥中有天主照看。她要是落在后面，也完全可能在黑暗中踩上那枚“地雷”的。

两名老师都是无产阶级出生，青年男老师还是一名共青团员。女老师怀着身孕，批斗会一下来就流产了，送进医院娩出一个六个月大的死婴。

邹兴容打那以后就称病在家，不再参加组织活动。她为自己没有踩上画像而万分高兴，她躲过一劫，不无得意地对儿女们说：“要是我踩上它了，你们怎么办？”

干革命已使她劳累不堪，她不是干革命的材料。现在她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她还真的生了场病，过年都是躺在热被窝里过的。她抛下的那句“你们怎么办”的话在刘义心中回响。刘义当然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刘芹虽然又在一家粉厂做零工，刘琼和张惠在家里糊火柴盒，但邹兴容每月三十四元工资仍然是这个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她一旦踩上了画像，就不只是像那两个无产阶级出生的老师那样批斗一场交单位管制就了事了，她会罪加一等，后果将不堪设想。

刘义飞快地想到可能落到他们头上的那场灾祸。现在他越来越喜欢胡思乱想了。他想到雍姓女右派那个长着卷发的儿子。顶梁柱轰然倒塌，桁梁瓦砾砸在那几个孩子身上，一下子把他们砸懵了。刘义从那个丧魂失魄的男孩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由此想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少年。后者在辩论中因对方出言不逊觉得自己受了侮辱，要动手揍那个侮辱了他的工人模样的成年人。愤怒使他脖子变粗，青筋鼓起，嘴唇上沾着白沫。“你怎么敢对我说这种话！”他不断重复着这话，一次次冲上前去，被劝架的群众挡开。刘义在一旁看得呆了。他无论如何就不可能像这个年轻的主义兵那样愤怒，那样热血沸腾，无论如何就不可能说出“你怎么敢对我说这种话”这样的话。他纵然受了天大的侮辱也不可能变成一条愤怒的小公牛。

“你怎么敢对我说这种话”像游丝般飘然带出“你们不能这样对我”这话。说这话的人摇着头，抖落头发上、脸颊上的污泥。本市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势浩大的街头批斗会。下着雨，围观的群众打着伞、戴着斗笠。他被两个彪形大汉拧着胳膊押上台。刘义站在主席台一侧的街面上，没注意到这三人组合是打什么地方过来的。人群突然让出一条路来，这三人组合已旋风般地来到路的起点上。它由急转弯过来的，由于速度太快，六条腿也撑不住，摔倒在地。确切地说，摔倒的是被押解的人，被摁在了地上，脸戳地，身体扑倒在污泥中。转眼功夫又被提溜起来，以不减先前的速度押上了台。群众看见他华达呢中山服上淌着泥水，浑身上下泥渍斑斑。两个造反派战士拧着他的胳膊把他往下压。他挣扎着，抬起头来，愠怒地说出了“你们不能这样对我”这话。

刘义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你们不能这样对我”真是太可笑了。回答他的是群众振臂高呼的口号声。

当直升飞机在头顶上盘旋，向红色方面军造反派扔下一枚枚“炸弹”的时候，刘义也像观看批斗会一样作为一名旁观者默默地在一旁呆看着。院子里一些群众跑进了院坝里，孩子们嚷叫着追逐飘落下来的传单。直升飞机飞得很低，螺旋桨搅动亮闪闪的太阳光线。机舱门大开，看得清舱里两个穿军装的人，把一捆捆传单推到舱门口，割断绳索掀下来。有的一离开舱门便呼的一下撒开，有的在空中坠落一断距离才四散开去。肚子上有颗红星的钢灰色的大蜻蜓。天女散花般地绕着圈子撒下无数宣告造反派覆灭的传单。

刘义不知道这就是所谓“二月黑风”的前奏曲。传单一撒过就开始抓人了。









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7-24 04:05

十七

学校实行了军管，由当地驻军派出了军代表。像刘义这种逍遥派学生也接到通知回校“复课闹革命”。

刘义所在的初六六级四班共有十四五名逍遥派学生，站总人数四分之一强。其中一名女生、两名男生没回校报到。

军代表很少露面。学校的实际事务仍然由主义兵主持。保皇的思想兵虽然取得了胜利，有中央文件撑腰，但在主义兵占绝大多数的校园里仍处于守势。

刘义自从串联回来后就很少踏进学校的大门。在这短短的三个多月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刘义虽然是一名逍遥派的学生，但对学校发生的事却了如指掌。

管理学校图书室那名徐姓的老师继走资派之后被揪了出来。此人有过参加地下组织的历史，但背叛了革命，出卖了同志，是个漏网的大叛徒。一张由档案、揭发坦白材料、供词加批斗会、皮带、拳脚组成的网，落网的活蹦活跳的鱼儿中有走资派、叛徒、美蒋特务、地主、右派、翻案分子、腐化堕落分子……美人鱼姚素贞是教化学的女老师，大地主出生，上过名牌大学。她灵魂和肉体都被触及到了，身上的鳞甲被一片片揭了下来。另一名同样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并且有海外关系的教数学的女老师也游进了网里，顷刻之间她的风姿卓绝和最漂亮女老师的魅力便化为乌有。王姓的校医原来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少校军官，一个潜伏下来的特务，从他家里搜出了伪装成收音机的发报机。教英语的、四清中已被贬为工友的曹右派本是死鱼一条了，但又往他身上注入了活力，让他在网中游来游去。初中部的体育老师因剥削阶级出身并替自己的恶霸地主父亲翻案触网后畏罪自杀，死前头一天还四肢触地地绕操场一圈在他教过的主义兵学生面前表演匍伏前进，动作稍慢点屁股上就会挨上一、两皮带。还有一名英语老师里通国外，一名高中部的语文老师有现反言论……落网的牛鬼蛇神都被关进学校原来的木工房里，学习主席著作、语录，写检查交代。一名高六七级无产阶级出身的女主义兵负责看管工作。她手下有几名男主义兵。白天木工房门口有人站岗，晚上房门从外面锁起来，一日三餐由家属送饭。

牛鬼蛇神在改造思想之余负责扫厕所、打扫校园、种菜。学校的菜园本来是为学生们参加劳动锻炼以做到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接班人而开辟的。学生们挥汗舞锄的时候，老师们在一旁注意他们的表现。现在角色调过来了，校长、老师在地里埋头干活，学生在一旁监督。主义兵学生也让牛鬼蛇神给学校伙食团拉米、拉菜。身材高大肤色白白净净的学校头号走资派总是拉架车的中扛，刘义在街上见到过他，在几名男女牛鬼蛇神的簇拥下拉着架车跑得飞快。

落网的还有一条大鱼。市委宣传部一位部长。此人长得又白又胖，肚子腆出，像只吹胀的气球，经常上学校作报告，往主席台上一坐便口若悬河，好像他就是方针政策和各种文件精神的化身。主义兵学生们并没忘记他。他和学生之间并没有个别接触。但王名安却说，不知为什么他最痛恨这个胖子。很可能他每次作完报告校领导都要安排学校最漂亮的高六八级的女生上台发言对他讲话的精神表示拥护，肉麻地大唱赞歌。他被揪到学校来了，站在他作过报告的台子上，那名已参加主义兵的漂亮女生也是第一个上台发言，揭发他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种种罪行。上台发言的有主义兵学生也有主义兵老师。他不及一个普通的牛鬼蛇神经斗，精神完全垮了，肥胖的身体哆哆嗦嗦地发抖，脸上渗出的汗水一滴滴地滴在地板上。

并不是出身剥削阶级的老师都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刘义他们的班主任小地主出身（刘义直到离开学校才知道他的出身，他在贯彻阶级路线时胜过一个无产阶级出生的老师），却当上了一名教职员工思想兵的小头目。

另一名出身剥削阶级的老师则当上了教职员工主义兵的小头目。

学校抓人比外面迟一步。抓了高六六级一名学生，因怕主义兵学生闹事，秘密抓捕的。而对混进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即那个剥削阶级出生的教职员工主义兵小头目则实行公开逮捕。

此人是教高中毕业班的语文老师，叫吴安宁。他曾在课堂上以自己的名字开过玩笑，说他这人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他父母给他取的名字，他作出自己的解释。所谓“吴（无）安宁”，就是要不断奋斗、进取，不能坐下来等待，要一刻不停地去追求。这是有点牵强附会的正面解释。但在批判“三家村”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时候，学生们则另有解释：吴（无）安宁——没有安宁的日子过——他的反动父母利用这名字对新社会进行恶毒的攻击。他三十出头，还是个单身汉。他参加组织后，才经人介绍和一个郊区蔬菜农闪电般地结了婚。新娘比他小五岁，因得了什么病头发都快掉光了。他本人则仪表不俗，周周正正，一副斯文相。但参加造反派后变得有点好斗了。这不只是表现在为一个并无原则性的观点在辩论中咄咄逼人非争个赢不可。刘义看见他在校门口和学校看门人打架。后者也是他那样的年龄，瘦高个儿，脸上有几颗白麻子，无产阶级出生，参加了思想兵。两人因观点针锋相对，辩论中看门人骂了他一句“你是什么东西”动起手来的。双方大打出手，从看门人那间小屋打到学校大门口，然后打到进门的走道上，旁边的绿化带上。出乎大伙意料之外，他一个斯文人，发起怒来竟然像一头雄狮，把无产阶级出生的看门人狠揍了一顿。

抓捕他的那天，全校师生在操场上列队结合。

刘义所在班级站在篮球场正中，几级石台阶下。班主任唐敏之不像先前那样带领自己的学生站在队伍一侧，他站在右手篮球架下他那一派的教职员工中。参加组织似乎使他迎来了生命的第二个春天，他变了个人，穿著打扮、举止仪态都不再是原来那个平平常常一丝不苟的班主任唐敏之了。他是思想兵战士，参加组织活动比教书更令他喜欢。在批判“三家村”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期间他曾一度意志消沉，迷失了方向，但很快调整过来，以一名普通战士身份投身到这场伟大的运动中。刘义隔着人群瞧见他站在他那一派的教职员工中，高高兴兴地和一个女战友说笑，不时朝这边瞟上一眼。

学生们也分为两派列队，彼此泾渭分明。逍遥派学生夹在两派学生之间。邹正洪站在刘义前面，穿着件手工缝制的篮卡其学生服，理了个小平头，支楞着一对招风耳。王名安身著战士服表情严肃地站在一侧主义兵的队列中。

石台阶上站着军代表和几个思想兵头目。这是第一次主义兵没派出自己的代表。几个思想兵中有一个是初六七级的，父亲是市委一名部长，走资派。他因造自己老子的反，带领红卫兵抄自个儿的家而闻名全校。刘义看看他，穿着草绿色的军干服，留着小平头，一张没有什么特色的绷得紧紧的脸，垂手站立在一棵刚发绿的柳树下，三角眼冷静地朝人群观望着。

吴安宁老师是被两名穿便衣的执法人员带上台的。先前有人看见他和执法人员呆在一间办公室里。就像演员呆在后台化妆室里准备出场一样，军代表一讲完话，便在两个便衣的押解下匆匆登台亮相。上台的还有另外两名便衣，一边一个站在稍后一点的地方。吴安宁老师穿着蓝色中山装，留着头发，摘掉了眼镜，耷拉着脑袋。台下响起了“打倒小爬虫！”“打倒混进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的口号声。呼口号的是思想兵。主义兵则噤若寒蝉。他的脑袋抬起来了，被人揪着头发，脸上流淌着泪水。

当宣布对他实行逮捕，执法人员给他上绑的时候，他失声痛哭起来。

思想兵停止了呼口号。会场上突然变得寂静无声。他伤伤心心地哭泣，摇摆着脑袋，双手已被反扭在身后，被绳索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流不尽的悔恨之泪。他为什么要参加组织？他想造谁的反、革谁的命？这个时候他很可能想到父母给他取的名字。一旦收监，一旦档案上有了这个污点，他这辈子就真的别想安宁了。

他使在场的学生感到尴尬。像小孩一样哭得鼻涕都掉下来了。主义兵学生尤其觉得难堪。抓捕造反派的当天晚上，他们就组织人上街游行示威，不顾思想兵的冲击，手挽着手，含着眼泪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场面十分悲壮。他们需要英雄，需要大义凛然甚至慷慨就义的英雄，结果却出了这样一个窝囊废，使他们丢尽了脸。吴安宁老师的表现无疑是对组织的一种背叛。他太没骨气了。他们向他投去鄙视的眼光。

但刘义对吴安宁老师的表现却并不感到意外。他觉得这很正常。他替吴安宁老师感到难过。他伤心得过了头。谁能说他的不顾脸面的恸哭中没有一种悔过自新的姿态？无安宁老师虽然参加了组织，但骨子里仍然是属于学校的人。他不可能成为主义兵学生所希望看到的那样一个英雄，他甚至连男子汉也不是。

几天后刘义在街上目睹了另一场抓捕。

被抓捕者是某单位一个主义兵头目。他一直东躲西藏。先后已躲过了几次抓捕，和抓捕者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扮演一只机灵的老鼠的角色。但这天他却在市工人文化宫门口被人碰上了。都是三十好几四十岁的中年人。刘义刚读完一张大字报，走过工人文化宫大门。一个五短身材、穿灰夹克的男人贴着墙根迎面走来，突然在他前面一点站下来了，抬头往他身后看了一眼，转身就往回跑。刘义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他身后便像一阵风似的跑过来几个男人。其中一个差点把他撞倒。就像几只狂奔的猎犬蓦地闯进人群，路人都慌忙往一边躲闪。被追逐的人快得像兔子。但几名大汉还是在前面街口上赶上了他，把他扑倒在地。

刘义走到跟前，那儿已围起了一圈人。穿灰夹克的人被按在地上，肚子贴地，沾满灰尘的脸抬起来，眼睛瞪视着身边的人。他的手臂被扭到身后，衣袖往上捋到臂膀上，绳索从他脖子上捋过，打了个活结，两头分别在他光裸的、肥胖的手臂上缠绕几圈，套住手腕，绳头打活结里穿过，用力收紧。一只脚踩在后背上。手臂随着绳索的收紧往上抬，几乎到了快要折断的程度。

他始终没吭一声。当他从地上被提起来后，还脸露笑容。没有立刻把他带走，让他蹲在一根电桩下。大概需要通知什么人。抓捕他的人中留下两人看守他。他叫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叫他替他松松绑。那人没理睬他。绳索勒进肉里，手臂变粗、鼓突，肿胀的手指头呈现出陈年泡姜的颜色。他脸色已变为土色，眼球充血。但仍然不时咧着嘴笑，显得无所畏惧，好像今天的事早已在他的预料之中。

他对叫过他名字的那人说，算他倒霉，落入了老保的手中，他任凭他们发落。不过老保有朝一日也有落入他手里的时候，他会加倍奉还，到时候就认得他了。

比起吴安宁老师来，他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了。群众在一旁观看，有的主义兵群众默默地投去赞赏的目光。刘义与其说同情他这个人，还不如说同情那两只乌紫的手臂。被绳索扎断的血液直往上冲，使眼球充血，额角上的青筋毕毕跳动。

刘义走开去，那两只手臂仍在眼前浮现。像吴安宁老师一样，这人也会送市看守所。那儿会有各种刑罚侍候。这是一张大字报上揭露的。到时候他会再也笑不起来了。

“复课闹革命”只进行了短短的半个月便宣告结束。军代表离开了学校。直升飞机又一次在天空盘旋，撒下了党中央粉碎“二月黑风”、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的“红十条”。

通宵达旦的游行、欢呼。被关押的造反派战士英雄般地回到组织和战友们的怀抱中。

刘义没看到最初的感人场面。他去北城区宪政街老看守所那天已是第三天上，放人已接近尾声。黑漆的大门外已没有挤得水泄不通人群，只有等候在那里的家属、朋友。关押在里面的已是一些无名之辈或在关押期间因意志薄弱已脱离、背叛了组织的人。

刘义在大门附近的围墙下碰见一户唐姓的院邻。母女俩和一个寄养在他们家里的男孩。女儿穿着花布衣服，扎着对齐腰的长辫子，来接她即将获得释放的造反派未婚夫。刘义对那个有张扁平的青水脸、身穿战士服头戴军帽的未婚夫没有好感。此人在主义兵宣传队里搞演出，经常带支笛子上院子里来吹奏“北京有个金太阳”、“北京的金山上”、“草原上的红卫兵”这类歌曲。

人不是大门打开，一个接一个放出来的。而是每隔四、五分钟或更久的时间打开门，放一个出来。

刘义前后看了五次放人。出来的人无一例外地都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有的还蹦跳几下喊出这句口号。他们是无名之辈，或在狱中写过悔过书的人，但他们仍然是主义兵战士。他们有人在喊了第一句口号后，也没忘了加上一句“打倒老保！”然后才在亲友们的簇拥下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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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7-24 23:01

十八

刘义的记忆中，曾少华就是在“红十条”下达后，造反派扬眉吐气的日子里，开始和他老保父母算账，揭露他们对他的压迫和迫害的。

他们在他的饭里下毒，这还是直升飞机第一次在空中盘旋之前的事。并没有多少人相信他的话。他恶心、呕吐、腹泻。那可能是吃了馊饭、冷菜引起的。他坚持说他在饭里和饮用水里发现了一股异味，而且还在饭碗里发现了一条蜈蚣。他吃剩饭剩菜，并非父母虐待他，而是从小就养成了这种习惯。剩饭都在煎过菜的锅里煎热，逢上吃回锅肉的油锅煎出的就是他爱吃的油炒饭。蜈蚣就是在油炒饭里发现的。他把它吃下去了才发现自己吞食了蜈蚣。

他已了解自己的身世，了解自己是个野种。对品行不端的女人他恨之入骨。居委会一个梁姓的女人因偷人受到批斗，他是批斗会一名热心的参与者。梁姓的女人是糖果厂一名合同工，有夫之妇，却和本单位一名未婚青年发生奸情，因而被开除出厂，交居委会管制。她身材娇小，丹凤眼，长得细皮嫩肉，喜欢穿着打扮。也就是说，尽可能不穿普通居委会妇女单调的服装，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女人。刘义就见过她穿一条青色的女中学生穿的那种背带裙。这是在她被开除出厂、送交居委会管制之前的事。在居委会男孩、也包括刘义的眼中，梁姓的女人是很有吸引力的。她是刘芹的朋友。因此刘义在街上碰见了都招呼这位“梁姐姐”。

居委会的女人背后都骂她“破鞋”，她从街上走过身后都有人指指戳戳，啐口水。她们说她妹梁丽也不学好，还是一名女中学生，成熟得就像一名少妇——谁见过一个处女有那样一对乳房？梁丽有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居委会的女人也说那是天生偷人的女人的眼睛。有关这两姊妹的事，刘义总是竖起耳朵听。批斗梁姓的女人，是因为她本性难改。有群众揭发，她又偷上了相邻居委会一个在粮站上班的转业军人。

刘义去参加了批斗会。在会场外读到一张揭露梁姓女人奸情的大字报。由曾少华执笔，署名“五湖四海战斗队”。刘义没想到平时对女人正眼不看一眼的残疾青年竟然能这么地道地描叙一个坏女人的犯罪事实，提供这么详尽的细节。

曾少华和几个“五湖四海战斗队”成员坐在会议室进门的凳子上。他拐杖搁在一边，和身边的人说着话，不时调过脸来朝门口望上一眼。刘义注意到了他阴沉、兴奋的目光。每天都看见的人，但突然之间你却在他身上发现了新的东西。一副刚崭露的新面孔。刘义注意到他长得浓黑的一对眉毛，脸部更加分明的轮廓，上嘴唇和下巴上长出的毛茸茸的胡茬，脸颊上的青春痘。

刘义就是在那次批斗会上注意到他眼睛里闪耀着那种奇异的神彩的。他用那样的眼光盯着台上的女人。那样的眼光使他对四周的口号声和揭发人的声讨充耳不闻，使他独自面对着她。他从这女人身上看到了自己母亲年轻时的影子。贺玉珍要是不及时嫁人也会落得和这女人一样声名狼藉（他忘了那时还没有居委会）。那样的眼光有如魔鬼附身，使他再也没有片刻安宁。

他已不再和两个老保辩论。当造反派暂时失利的时候，两个老保竟然要他“反戈”，加入保皇派思想兵。他对此嗤之以鼻。他是一名坚定的造反派战士，痛恨老保，痛恨一切反戈的变节分子。邓久连表叔先前是名主义兵，在院子里的辩论中，他和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共同对付老保。但邓久连表叔“反戈一击”，投靠思想兵，表明自己是个投机取巧的两面派后，他就再不理睬他了。

两个老保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他是一名立场坚定的造反派战士，只要他存在一天，两个老保就别想安生。他们明白这点，却要隐瞒起来。但他们的眼光却出卖了他们。两口子一鼻孔出气，狼狈为奸。但贺玉珍却要假惺惺地对他表示关心。见他吃饭没胃口，问他那点不舒服，是不是生病了。他听了差点没笑出声来。一名造反派战士生病了老保会感到心痛？造反派战士死了老保才会感到高兴。这话很快在他心头变为“我死了你才高兴！”他听见两个老保在一边嘀咕，拿眼睛瞅着他，一副阴谋家的嘴脸。曾明君说：“他掼筷子了。好话他听不进，就知道对着干，家里怎么出了这样一个……”贺玉珍好像猜到他心里想的那句话，当他离开饭桌，生气地朝门口走去时，她冲着他的背影嚷道：“你怎么不死？”

他再不能和两个老保同在一张饭桌上吃饭了。他叫他妹把饭送到他屋里。这个红头绳扎着一对小辫子下巴颏尖尖的女孩因能把整本语录倒背如流而在居委会乃至整个城区出了名。她是个有心眼的女孩，表面上跟两个老保走，暗中却同情造反派的哥哥。家里只有她能得到他的好感。至于比她大一岁的那个长得活脱像他老子的兄弟，则是一个跟在两个老保屁股后面跑的不可救药的坏小子。

他在屋里喂了几只鸡。吃饭前，他总要把碗里的饭菜擀一点在地上，让小鸡们啄食。见它们没事后，自己才进食。他一个人的时候这么做，当着他妹或外人的面也这么做。别人都认为他喜欢养鸡，从自己嘴里腾食物给它们吃。饭是定量的，每顿只有那么一瓷碗。他在街道生产上班，每月二十七斤口粮，标准比国营工厂的工人低。凭着他的头脑和造反派的身份，他已脱离了体力劳动，离开了加工厂那间满是飞扬的水泥粉末的令人窒息的屋子，搞勤管工作，算算帐，替几个街道生产企业写宣传标语、刻印材料。但二十七斤口粮对他来说还是太少了。他半饥半饱，小心眼地认为两个老保剋扣他的伙食（他以前没交伙食费，但一个人在屋里吃饭后就开始每月交十元伙食费了）。不过出于造反派战士的尊严，他从没提起过这事。

他把那几只小鸡关在屋里，大多数时间都用一个篾竹罩子罩着。他的房间从不打扫，总是乱糟糟的，有股臭烘烘的兽类的味儿。他在战友们的帮助下把那两间屋子裱糊过了，自己写了些字画贴在墙上。主席诗词和语录。其中一副面对房门贴在板壁上：“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不说也知道是针对两个老保写的。

一段时间刘义在他屋里进出，听他讲大字报上读不到的“内部消息”。他对被关押的造反派战士的命运非常关心。他打听到的消息说他们在里面忍受各种刑罚的折磨。好像国民党监狱里使用过的刑罚都用上了。像不分昼夜的提审啦，棍棒毒打啦，灌辣椒水啦，坐老虎凳啦，吊两个大指拇啦，等等。其中一种刑罚是把人赤条条地倒吊起来，绳索从梁上搭过，提起来放下去，让受刑者的脑袋像打夯一样和地板相撞。他说得有声有色，好像他就在现场亲眼看见一样。在暗淡的灯光下，他眼睛闪耀着奇异的光彩。

刘义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话。他同样也不很相信他对群众说的有关蟑螂和耗子的话。

他屋里有许多蟑螂、耗子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事。他用老鼠药、捕鼠夹对付耗子，但对蟑螂却无可奈何。他隔壁是几家人公用的厨房。一到晚上成群结队的蟑螂便穿着板壁缝爬进他屋里。他用脚踩，用苍蝇拍打，都无济于事。在和这支蟑螂大军的搏斗中他只有甘拜下风，听任他们姿意肆虐。他晚上失眠，有的是时间观察入侵者的活动。就在两个老保企图对他进行迫害的前几天晚上，他有了惊人的发现，目睹了一场这种昆虫的庆典仪式或者说游行示威。其中所显示的迹象令他惊骇。

这天晚上，他也像往常一样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觉，听见钟打过十二点，又打过一点。院子里都是些早睡早起的人，打过九点四周已静下来了，十点不到便已黑灯瞎火。他越是想睡越是睡不着，躺在黑暗中浮想联翩。一阵窸窣声引起他的注意。在此之前，他已听到耗子在跑动。永远杀不完的小动物。他想到又该对它们下药了。耗子跑动的声音静下来后，他又听见小鸡们在睡梦中发出的唧唧声。这窸窣声响了会儿才引起他的注意，打断了他对下午读到的一篇以大字报形式抄录的报刊上的评论文章的思考。他后来站在院门口揭发两个老保时就这么有条不紊地说到哪天晚上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他从被窝里撑起身来，拉亮了灯。眼前的景象使他看得惊呆了。一支由无数蟑螂组成的队伍正浩浩荡荡打床头墙脚下向屋子中央进发。墙脚下他用来塞耗子洞的半截砖头被拱到了一边。就像攻破了关隘，这支队伍畅通无阻地开进了广阔的平原。从高空俯瞰，就像一道流淌的黑褐色的液体，在平原上一度迷失了方向，填满一个小小的盆地后，然后转了个弯，向黄秋云用过那张饭桌挺进。他已撑起身来，坐在被窝里，目瞪口呆地看着这支队伍在桌下的阴影里聚集起来，牵成线顺着一条桌腿往上爬。有的蟑螂掉下去了，但队伍仍源源不断地向上攀援。先头部队已越过桌面的边缘，探着触须爬到了桌面上。他回头看看，黑褐色的液体已流经关隘，但还有零星的斑影跟上来。急急忙忙地赶路，好像生怕错过了某道晚餐或某次集会似的。桌面上的蟑螂已越聚越多，他数到第十四只就再也无法数下去了。蟑螂们从不止一个方向爬上桌面。他揉了揉眼睛，确信自己看到的不是幻觉。

当他面对群众说到这支蟑螂大军时，他声音还有点打颤。他相信它们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谁见过这么多的蟑螂？谁见过蟑螂的眼睛、听见过它们的窃窃私语？谁见过它们分成两派在桌面上打斗，并且搧着翅膀飞起来在他头顶上盘旋、落到被盖上、落到他头上？它们向他发起了进攻，他从空中把它们击落。他抓住它们把它们捏碎。整间屋子都见得到蟑螂的尸体，嗅得到蟑螂的臭气。他就像一名造反派战士和老保作斗争一样把这间屋子变成了战场。他已从床上爬起来，用鞋底击打桌面上、地上的蟑螂。但就在这时灯突然熄了。他在黑暗中仍然不停地击打着，感到蟑螂大军的节节败退。他恨这些蟑螂，恨所有的老保。当灯突然又亮起来的时候，屋里已不见一只蟑螂的影子。而且奇怪的是，蟑螂的尸体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很可能是个阴谋。他屋里那盏灯的路线是隔着厨房从老保那边牵过来的。他在和蟑螂搏斗的时候，老保们拉了电闸。当灯重新亮起来后，他听见贺玉珍在门外的声音。她怎么知道他屋里发生的事？

几天后他又见到了蟑螂。不过这次没有上次那么多，爬到桌面上来的只有十几只。其中两只特别引人注目。这一公一母的两只蟑螂显然是领队的，个头比别的蟑螂大，色彩也更油亮，面向他呆在桌子的边缘，从容不迫地用爪子理着头上的触须。其中一只头颈部位有道白箍，脂肪色的令人作呕的颈圈。他从这两只厚颜无耻的蟑螂身上看到了老保的嘴脸。这次他比上次更加气愤。他从床上跳起来，抓起布鞋奔过去。那两只蟑螂混在别的蟑螂中抱头鼠窜，他满屋追打，愤怒中有种快意。“打死你们这些该死的老保！”他咒骂着。这时他又听见门外贺玉珍的声音。这次不止她一个人。

两个老保迟早会对他动手的，他很清楚这点。红十条已下达一段时间了，他们感到自己末日来临，再不动手他们就要永远失去机会了。在他见到蟑螂之前，他听见耗子在黑暗中磨牙齿，听见隔壁厨房里关在笼子里的那只公鸡发出咯咯的叫声。那是曾明君四十五岁生日贺玉珍上附近乡镇集市替他买的。黑暗中有人走近鸡笼，伸手抓住那只公鸡的颈子。他听见搧翅的声音，听见锋利的刀刃割断拔去了一撮羽毛的喉咙、血喷射而出的声音，听见喉管割断后像打嗝似的咯血声，扑腾了几下蹬腿儿了。贺玉珍敲门的时候，那把带血的菜刀就握在一只青筋鼓起的男人的手里。

“少华，开门，我是你妈。”贺玉珍的声音说。他又看见那只戴白颈圈的蟑螂，又一次向它奔过去。

他被她的虚伪、阴险激怒了。他骂了她一些什么话，广大的工农兵群众能够理解。那是一名造反派战士对老保的愤怒谴责。他不怕死，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可是当时他却感到毛发倒竖，浑身直起鸡皮疙瘩。他受不了外面的撞门声。他警告说再不停下来，他就一把火把屋子点燃和老保同归于尽。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造反派战士虽然不怕死，但也是讲究策略的。

这一招果然灵验。两个老保安静下来了。不过并没走开。他没听见他们走开去的脚步声，还呆在门外。他隔着门站在外面屋子里，感到耳朵里嗡嗡作响，脑子里发出像击鼓一样的砰砰的搏击声。在这场斗争中他已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仍需保持高度的警惕。他把耳朵凑到门缝上，听出门外的老保也在这么做，他听到了呼吸声。他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又一次被激怒了，对准那只耳朵的位置猛烈地捶门。

两个老保跑开去了。但一会儿又跑了回来，守候在门外。贺玉珍又叫他开门，装着很关心他。好像他出了什么问题似的。她这是在制造舆论。有提着菜刀来关心一个造反派战士的事吗？他出了问题，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们都可以替自己开脱了。不过没有人能听见她的话。这个夜晚整个院子都仿佛沉到地底下去了。这是一场在荒野中的对峙，只有他和两个老保。

他无法再睡了。两个老保仍然呆在门外。为了安全起见，他把屋里能够搬动的东西，炉子啦、凳子啦、洗脸盆架啦都搬到门口堵起来。他让灯开着，回到被窝里，就这样眼睁睁地裹着被盖坐着等待天亮。他感到疲倦。就像一名战士在战斗结束后才发现自己受了伤一样，他感到头痛欲裂，感到脑子里像有团火烧般地灼痛，同时也感到惊恐不安。这就是他为这次战斗付出的代价。不过这并未妨碍他双手抱头在一种僵直不动的姿势中想到自己短暂而充满战斗激情的造反生涯，想到造反和造反派组织赋予了他第二次生命，使他睁开眼睛看到自己以前的生活是那么暗淡无光，那么毫无希望。

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老保的阴谋没有得逞，全靠了一个造反派战士的临危不惧和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但老保并未死心，他们丧心病狂，在自取灭亡之前，还会找各种机会对他下手。死并不可怕，但要使他们受到惩罚，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绝不能相信他们是有理性的。要是有一天发现他不幸牺牲，倒毙在家里或别的什么地方，那毫无疑问是两个老保干的！……

刘义站在围观的人群里，从头到尾听完了他的控诉。他脸色苍白，蓬头垢面，眼球充血，一夜间仿佛长了几岁。群众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对老保的行径表示愤慨。有人建议他写成书面材料，交给有关部门，有人建议把两个老保揪出来亮亮相。两个老保自始自终呆在家里没露面。









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7-25 23:59

   十九

这天上午，刘义呆在家里和两个妹一块糊火柴盒。

他坐在饭桌上面向门的一方，给外盒贴商标。刘琼、张惠也做同一道工序。桌面上堆放着已晾干的外盒。各人面前放着一沓商标，用蘸上浆糊的小刷子揭起一张贴在外盒上，丢到旁边的簸箕里。

刘琼、张惠做得又快又好，轻轻一点便把商标揭起来。刘义则往往要来第二遍，有时用手揭开沾在一起的商标。几个人默默地做着，没有谁说话。糊火柴盒是刘琼、张惠的事，刘义只是偶尔帮帮忙。刘义不喜欢这捞什子，挣不到两个钱，却耗时占地。自从家里糊上火柴盒后，所有的东西都派上了用场。簸箕啦、竹兜竹篮啦、草席啦、洗澡盆啦，里里外外都堆满了火柴盒。

院子里还有两家糊火柴盒的，还有拣猪鬃、打鸡肠带、上铁工厂炭灰包上捡炭渣的。这段时间没上学的孩子们都想到要挣钱了。刘芹选择了糊火柴盒。她上居委会开证明，去火柴厂领料，调浆糊啦、晾晒啦、用谷草打包啦，都是她一脚一手在操办。她把一家人都动员起来了。刘义尽管老大的不乐意，但逢上送货的时候也不得不担上一大挑。

刘芹从第一笔领到的工钱（七元六角二分）里拿出五元替刘琼买了双猪皮皮鞋。半高帮，系鞋带的那种，这会儿刘琼就穿在脚上。刘芹还用剩下的钱给张惠买了双尼龙袜。

自从抄家后张惠就变得沉默寡言了。她患上的急性肝炎已经痊愈，但身体单薄，眼光抑郁。也许她一向就是个沉默寡言、体质单薄的女孩。困难年她得过夜盲症。刘义记得一天晚上她突然什么也看不见了。她以为自己眼睛瞎了，呆在走廊上哭泣。后来吃了医生开的一瓶鱼肝油她才重新看得见东西。她下面还有个妹，活了不到两岁，死于五七年，她父亲被捕后的第二年。家里从来不提这事。

刘芹和邹兴容呆在厨房里。刘芹今天轮休，天不亮就去肉铺站轮子，刚买回来一笼肥肠。一斤肉票（每人一月半斤）买三斤肥肠，三角钱一斤。刘芹这次买了一元钱的肥肠，多出的三两没收计划。

刘义听见刘芹叫他，他放下刷子朝厨房走去。

刘芹捞起袖子蹲在灶头一侧的缸钵前。邹兴容往缸钵里舀进两汤匙盐，她开始搓洗起来。滑腻腻的猪肠子，上面经经网网的缀着油脂。肠道疾病的溃疡斑点，毛茸茸的大肠末端。豌豆炖肥肠，一家人都喜欢吃。刘芹会用明矾和盐洗得干干净净的，收拾干净，把油脂撕下来，煎出半碗猪油。

刘义看了会儿，担上水桶，拿上水牌子，上街口的自来水站去挑水。

门前的菜地已种上茄子、海椒、丝瓜、苦瓜秧苗。还种上了几棵向日葵。落了场雨，地是湿润的，秧苗的叶片上挂着水珠，一棵丝瓜秧长出嫩绿的带卷须的藤蔓。坛口的位置在其中一棵向日葵脚下。刘义曾用一根粗铁丝插进土里，探到下面的坛口时一尺多长的铁丝都快插完了。土越积越厚，给人的感觉就像坛子在往下沉似的。

他穿过无人看管的香蕉林。往年的这个时候在林子里看得见钟文敏神甫忙碌的身影。身穿黄秋云替他缝制的粗布衬衫，挥舞着锄头，担着粪桶给香蕉树施肥（围绕香蕉笼掘一道环形的沟，把粪倒进去后再把土填回去），或把割过香蕉或需要清理的株干锯倒，断成节拖走。把整个香蕉林拾掇得整洁清爽。而今房子已收归房司所有，香蕉林无人照看，到处是倒塌、折断的株干。笼子里新的株干长起来了，展开一片片绿叶，向上伸展着卷筒状的嫩绿的树芯。已腐烂的株干和上年的枯枝败叶在阳光下散发出臭气。

连续下了几场雨后，井里的水快漫到井沿了。刘义看见秦睡龙那孩子在井边钓鱼，手里拽着根细麻绳蹲在井边的青石板上。刘义走近时，他钓起来一条二指多宽的鲫鱼。那是他自己打河沟里撮来放进去的。鱼钓起来后他取出鱼钩又重新放进水里。

刘义走出院门，远远地看见自来水站前站着轮子。自来水站上午八点至下午六点供水，几条街的居民都上这儿挑水。院子里的人洗衣服用井水，但饮用水还是上水站挑。刘义等了十分钟才轮上他。他把水桶分别搁在水龙头下面的青石板上，递上水牌子。放水的胖女人任何时候都哭丧着一张脸。自来水公司的工人，不知是正式工还是临时工，总是忙着打开或拧紧水龙头。

刘义担了第二挑水转来，看见张友仙在家里和母亲说话。

他把水倒进水缸里，给清最后一遍肥肠的刘芹舀了一瓢。回到屋里，张友仙笑嘻嘻地看着他，接着刚才的话题说：“你家里的孩子怎么不造大人的反？”

“对他们叫划清界限。”邹兴容笑着说。

“他们怎么不那样做呢？”张友仙用赞赏的语气说。“有家教的就是有家教的。你这几个孩子都规规矩矩的，从不惹是生非。那一家子……”

说到这后一句，她轻蔑地撇了撇嘴。说的是她的亲戚贺玉珍那一家子。曾少华前两天的揭发成了院子里一些非无产阶级家庭议论的话题。那不是儿子造父母的反，那是造反派主义兵战士和保皇派思想兵的斗争。

张友仙是来找刘义的，要刘义替她写交派出所王干事的思想汇报。

刘义带上纸笔，和她来到张三姑婆家里。张三姑婆这两天病了，躺在床上，她在照看她。院子里只有这间屋子安装了地板。以前修女住的房间。室内光线幽暗，家具摆设古色古香。

张三姑婆的两个儿子都是起义人员。抄她的家是因为居委会、派出所把名单弄错了。但抄走的东西后来并没有归还她。她屋子里没挂主席画像。床头平柜上方的相框里仍然镶嵌着一张圣母像，一侧的壁柱上挂着一个十字架。没人知道这两件东西是怎样保存下来的。有的教徒纵然把圣像、十字架保存下来了，但现在也不敢挂出来。

抄家时打坏的钟已经修好，摆在十字架下平柜的一角滴滴答答地走着。不过报时没以前那么准了。

刘义在床脚一方踏板档头上坐下来，张友仙把一张茶几挪到他面前。张三姑婆从被窝里支起身，背靠床栏，叫张友仙打开平柜旁边一个食品柜，取出盛炒面的瓷坛。炒黄豆打的炒面，舀进一个小瓷碗里，加上白糖，兑上开水，搅拌成又香又甜的糊状物。刘义在这间屋子里好久没受到这样的款待了。这一般是用来招待比他年龄更小的孩子的。他接过手，用汤匙慢慢吃起来。

张三姑婆在空军部队当教官的大儿子每隔一月给她汇一次款。从来都很准时，收款日期相差不过一两天。但这次过了一个星期了，还没收到汇款。她担心她大儿子那边是不是出了事。她和张友仙谈到这事（从院门那头走廊上传来邮递员的声音，这次又没有她的汇款）。张友仙说可能在邮局耽搁了。

话题又转到张友仙兄弟身上。张友仙以前靠她兄弟接济。从劳改队出来后，她每月都收到他的汇款。这活命的涓涓细流维持到去年春上，以后又断断续续有过几次汇款，到十月份便突然中断了。再没有钱寄来。现在，张友仙靠在市场上卖葱子蒜苗、卖皮蛋、也替人加工皮蛋维生。

“我们一切有主安排。”张友仙说。“我感谢主，让我活下来了，让我吃得做得，能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

她接过刘义的碗，拿到走廊上去洗了，转来抬了张矮凳在茶几一侧坐下来。

刘义提笔在思想汇报上方写下一段语录：“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你知道怎么写。”张友仙俯下身来，在他耳边用称赞的语气说。“我就说什么也引用不来这东西——说得好，王干事也这么说，我们那帮子牛鬼蛇神……”

刘义本想纠正她，不能说“这东西”，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张友仙有她那套词汇用语。在外人面前她会装疯卖傻，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她心里明白得很，还从来没有人因为她说了什么话揪住过她的尾巴。刘义在语录下面留下两行空格，用工整的笔迹端端正正地写上“思想汇报”几个字，停下笔来等下面的内容。

张友仙抬起脸来，往上翻着眼，在吃力地弄清几件事发生的前后顺序和确切的日期。四月九日，星期五下午，她去了仁义街方某的家，为的是给方某患痛风的老人拔火罐。四月十三日，星期二下午，去人民路刘某的家，给他送去二十个皮蛋。四月十七日下午两点至晚上八点，去河对岸农机厂她侄女家作客，两岁的侄孙女的生日……刘义以汇报的形式一一写了下来。他已不是第一次替张友仙写思想汇报。张友仙有责任交待自己除在本居委会以外的一切活动。

严重的事情发生在前天，即四月二十号晚上。她一个乡下外侄女进城办事，因误了最后一班船，上她这儿投宿。当时天已黑了，她留她住下来，没按规定上派出所登记。原因是天下着雨，她外侄女又不是外人住一夜就走。结果十一点后突然来了几个查夜的人，敲开她那间小屋的门，把她和外侄女带到派出所，关了一夜才放出来。派出所怎么知道她家里来了客人？她那从来没有客人上门的家怎么碰巧那一夜迎来了查夜的人？张友仙怀疑是院子里的人告发的，究竟是谁她不愿说（要是平常最有可能是曾明君，但前一天他家里刚出了那事不可能有这样好的心情）。幸好她那个外侄女家庭出身还是下中农，身上带有公社出的介绍信。

在思想汇报中，她必须对这事作出深刻的检讨。这任务自然交给了刘义。刘义对任何形式的思想汇报都不陌生，可以说是熟门熟路了。不过对这种学校式的思想检讨他毫无好感。“做出这样的事我十分悔恨。”他写道。“我辜负了王干事对我的教导。今后我一定随时给自己敲警钟，引以为戒，加强思想改造，将功赎罪，决不再犯类似的错误。请王干事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张友仙卖葱子蒜苗、卖皮蛋未经居委会允许，没经市管会批准，属不法行为，受到过市管会的打击。在思想汇报中，刘义委婉地说成“受到市管会同志的教育”。她卖过一次炒瓜子，一次炒花生，这是极端错误的。虽然没被当场抓住，但她还是在思想汇报中作了交待。尤其是花生属于国家统购统销物资。她保证下不为例。

张友仙在检查的同时也发出请求。她希望有关部门考虑她的实际情况，发给她一个摊位证。就像市管会曾经给一些家庭困难的小商小贩颁发的那种允许他们在一定范围之内经营的证书一样。“求你们开开恩，你就这么写。”她说。“给我一口饭吃，给我一条生路。”

“你不能这么说。”刘义停下笔来，没意识到张友仙并不很认真。

“为啥不能？”

“你不能说‘开开恩’之类的话。”

“没人会对我开恩吗？啊！什么也别写。”张友仙笑道。“就检查自己的投机倒把行为好了。他们要的就是这个。给我一条生路——嘿，人家才不会给呢。我只晓得天无绝人之路。我这辈子没求过人，除了天主。”

她的“圣母妈妈”。天主让她度过了难关。现在她不能上教堂望弥撒了，众教友在弥撒中再也听不到她作为一名领诵者歌咏般的诵经声，但每晚她仍掐着念珠念玫瑰经，向天主祈祷。

刘义把写好的思想汇报读给她听。就像评价一个第三者或刘义自己的思想汇报那样，她称赞道：“写得很好。看得出来态度谦虚，老老实实。”









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7-27 03:52

   二十

吃过晚饭，刘义总在家里呆不住，总要一个人外出，四处转悠。读大字报，看辩论，上剧院、行署礼堂看文艺演出，偶尔也上电影院看新闻片或样板戏。城墙外那条临河的小街也是他经常渉足的地方。伴着一轮明月石板铺的街面在古老的城墙和低矮的瓦房间曲折蜿蜒，孤独的夜游者怦然心动地瞥见豁口处显露的河对岸朦胧的山丘和下方河岸上停泊的船只的灯光。但多数时间他都呆在人群中，徜徉在市中心那条贴满大字报的街道上。

两个十字路口之间的这条大街总是热热闹闹。一到晚上看辩论、读大字报的人群便压断了街。辩论家或绕舌者们活动的舞台。传达中央首长讲话、发布重大新闻、传播谣言或各种小道消息、揭露某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腐化堕落隐私的窗口，更是两派交锋的战场。楼房的墙壁上、商店的橱窗上、电影院的广告牌上、饭店的玻璃窗上都贴满了大字报。无数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它们钻进电影院前厅的大门，爬上电桩，悬挂在绳索上飘扬。它们在墙脚根上作巢，倏然间又长上翅膀飞落到二楼窗口下。它们生命短暂，互相争夺地盘。常常是一张大字报浆糊未干，另一张大字报又贴上去了。造反派主义兵的浆糊桶前脚刚走，保皇派思想兵的浆糊桶后脚即到。

五.一节前两天，保皇派思想兵赤膊上阵，一夜之间撕光了所有的大字报。

他们清洗砖墙、门窗，给一些门框、橱窗刷上油漆，贴上喜迎五一的标语。为防止主义兵贴大字报，他们还成立了纠察队。

造反派主义兵用辩论的长矛给予回击，战场就摆在这条打扮得红红绿绿的街道上。

刘义在人群里走动。因为没有大字报可读，突然间留念起大字报来了。他想到大字报海洋中那颗璀璨的明珠——《出身论》，没有大字报，你就读不到那样的文章。它署名“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但有消息说，它不代表任何权威机构，更不代表党中央，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恶毒地攻击、诽谤党的阶级路线，挑拨出生剥削阶级家庭子女与党的关系，等等。这消息也是刘义在大字报上读到的，一位中央首长的讲话。但刘义却相信文章上的每一句话。此时他走过电影院的橱窗前，想到：“一个人有权利相信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就是这句话。太对了。他又在心里重复了一遍。

但是另一个声音却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他因前一个念头在心里揭开的一片蓝天、透射出的一缕阳光瞬间又被阴云覆盖。你只能相信客观上正确的东西，永远正确的东西。否则……

排列出的没有灵魂者的名单将是一支望不到尽头的大军，从古至今，形形色色，包括现在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神父、众教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义兵眼里的思想兵、思想兵眼里的主义兵……人人都在追求客观正确的、永远正确的东西。

张友仙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但是她却有灵魂；刘芹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她却有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并不等于就没有灵魂。他活跃的头脑并不就此打住。用“是非”代替“正确的政治”，这句话就变成了……他默念了一遍。起码没有原来那么吓人了。啊！抓住他，别让他跑了！但是刘义却感到自己很安全。他因篡改的乐趣而喜形于色。一星思想的火花。绝对安全的、不会被抓的篡改者。他和本班的两个女思想兵打了个照面。

刘义在百货大楼一侧的人群里站下来。辩论双方站在同一张条桌上。代表主义兵的是一位个儿矮墩墩，留着小平头的年轻人。中山服左上兜上别着一枚农校的校徽。他显得非常沉着，胖胖的宽脸盘上挂着自信的微笑。

他旁边有一伙支持他的下苦力的造反派群众。

“大字报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们的权利。”他说。“谁撕毁大字报谁就是明目张胆地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支持他的造反派群众为他叫好，保皇派思想兵则在一边起哄。他们是群众中的大多数。

与他并肩站立在条桌上的女思想兵三十多岁，单位职工，瘦瘦的一张脸，说话声音尖细。“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五一节是我们劳动人民自己的节日，”她一只手举到半空中。“我们清除街道，整顿市容，为的是以最新、最美的姿态迎接她——”

“你们把大字报当垃圾清除吗？”造反派群众中有人高声责问。

“谁说了是垃圾？”

“你们清除什么？”

“有碍市容的东西。”

“大字报有碍市容了吗？”

“只有垃圾才清除掉！”

“你们醉翁之意不在酒，你们到底害怕什么？！”

造反派群众七嘴八舌地嚷嚷。他们人少，但声势夺人。农校青年挥挥手让大伙安静下来。“你们说最新、最美的姿态。”朝女思想兵讽刺地笑笑。“可是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审美观。你们认为把大字报撕下来，这儿那儿刷上油漆就是美，而我们则认为贴满大字报的街道才美。它体现了群众运动的蓬勃生机，体现了革命斗争的大方向……”

“你们的大方向错定了！”思想兵群众中有人大声嚷道，还像呼口号似的伸出手臂。

这引来主义兵群众的哄笑。

“你说我们是资产阶级？”女思想兵面对面地责问道。

“我说了吗？”农校青年两手一摊，笑着朝四周看看。“我说了审美观——”

“你说了不同的阶级……”

“审美观当然是带有阶级性的。”

“你说谁是资产阶级，谁是无产阶级？”女思想兵咬住不放。

“我倒要问，谁喜欢看见撕毁大字报？”

“你说谁？”

“当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啰!”

主义兵群众发出赞赏的笑声。有人高声念道：“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女思想兵退下擂台，一个四十多岁穿和尚领汗衫的男人取代了她。下面还有几个急于等着上场的人。农校的主义兵朝他们看看，露出轻蔑的笑容。他始终沉着而自信，相信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宽脸膛上没有一丝犹豫不决。

四十多岁的男人一上来就念了一段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他把语录本合上，朝在场群众看看，说：“我们拥护党中央，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拥护群众运动。我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没变……”

“你们保皇派的观点始终没变！”有人打断他。引来主义兵群体的讪笑。

他往那个方向看看，接着说：“但是，在具体的工作中，应该讲究政策和策略，贴大字报有大字报专栏，不能满街贴……”

“你想压制群众运动！”

“打倒老保！”

主义兵群众大声起哄。

“就是不能满街乱贴！”四十多岁的男人涨红了脸，说。“应该讲秩序、讲纪律！五一节快到了，群众需要一个整洁的市容！”

“去你的整洁市容吧！我们不需要！”

“你们派人封别人的大字报是讲的什么秩序、什么纪律？”农校青年反击道。“群众有目共睹。你们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可真理是谁也封不住的。有人就是害怕大字报，害怕群众运动。他们在背后煽风点火，蒙蔽了一部份不明真相的群众。美化市容是假，压制群众运动才是真。毛主席说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是检验一个人是否革命的试金石。有人看到满街的大字报，觉得看不顺眼，不是支持、拥护，而是站在一边横加指责。他们有的别有用心，有的则是受了错误观点的支配。这使人想到毛主席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著名论断。当湖南农民起来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造地主剥削阶级的反的时候，有人指责‘糟得很’。但毛主席在深入调查、考察后，以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眼光针锋相对地回答说：‘好得很’。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这是不同的阶级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有人说大字报‘糟得很’，可是广大的革命群众和无产阶级造反派却回答说‘好得很’！”

“说得好！一针见血！”

“撕毁大字报的人决不会有好下场！”主义兵群众中有人振臂高呼。

两个高个儿年轻人插到刘义与人群之间，当住了他的视线。其中一个还在他脚上踩了一脚。两人站下来了，像嵌进来的一堵壁头，一点没有移开去的意思。刘义等了会儿，自己走开去了。他顺着百货大楼墙脚走。橱窗里的灯光从板壁缝里投射出来，大门早在天黑前就关上了。树影婆娑，路灯发出幽暗的光。到处是辩论的人群，黑糊糊的人群，嚷嚷声、哄闹声不断。

刘义路过大门一侧围观的人群。辩论的一方读了段有关民主与集中的语录。少数服从多数。另一方把同一段语录读了一遍，连句号、逗号也读出来了。标点符号有助于他对同一段语录的不同的解释。少数服从多数，前提必须是在少数人的意见被否决之后。“然而我的意见并没有被否决！”他高兴而坚决地说道。

能说会道的主义兵战士。人群中发出赞赏与支持的声音。主义兵在有的圈子里只占少数。但真理有时就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刘义在下一个辩论的人群里听见有人在引用这段语录。

同样的笑声、嘘声、支持声、抗议声。在黑糊糊的人群中一个女人突然尖声怪叫起来。“流氓！流氓！”她嚷叫道。

人群像漩涡一般卷开，转眼围住了另一个中心。被揪住的流氓四十多岁，穿着汗渍斑斑的春秋衫，低头搭脑，手臂被人紧紧扭住。

女人也被围了起来。她三十多岁，胖胖的身材，浑身上下都胖乎乎、圆滚滚的。她仍然很兴奋，惊魂未定。居委会的婆娘，不停地说着：“我不晓得是啥东西。我伸手去一摸，一下就抓住他……啊！太下流了！太叫人恶心了！”

她青裙子屁股上湿了一团。她用别人递给她的纸擦拭着，头和上身往后扭。一个臀部肥硕、长得浓眉大眼的女人看着急速走开去的那群人说：“你怎么不打他？上次在百货公司柜台前，一个女也碰上这种下流胚。她可对他没客气。她把鞋子脱下来，用鞋底抽他的脸，嘴鼻都给他打破了！”

“怎么会有这种畜生！”另一个女人说。“这种人适合往死里打！”

群众议论纷纷，义愤，诅咒，谴责。有人跟了上去，看如何处置那流氓。刘义往另一个方向走。前面不远的人群骚动起来。辩论双方大打出手。有人在喊叫：“要文斗！不要武斗！”







                              二十一

刘义在十字路口附近碰见刘琼。她和一个女同学一路，两人刚转过街角，亲亲热热地挽着胳膊，往市文化宫那头走去。

刘义放慢脚步跟在后面。茂密的法国梧桐树树冠与市文化宫院墙之间形成一条光线幽暗的通道，行人来来往往，两人靠着树干一方走。刘琼穿着件白府绸长袖衬衫，一条深灰色粘胶布裤子，一双北京布鞋，扎着一对短辫子。女同学身穿花布衬衫，青下装。两人个子一般高矮，女同学挽着刘琼的胳膊，头稍稍侧向她那一边。两人迈着悠闲的步伐，往街面上张望着，小声说着话。

刘义平常很少注意自己的妹，很少注意她交什么朋友，穿什么衣服。刘琼一向是家里最安静的一个。张惠也很安静，但有点抑郁，沉默寡言。无论如何你不能说刘琼是个有点抑郁的沉默寡言的女孩。她安静，从不惹事生非。就像院子里的孩子那样，只要饿不着冷不着她就会自己照顾好自己。在学校读书，她成绩一向名列前茅。学校贯彻阶级路线的矛头似乎也没有特意落到她身上。刘琼是个遗腹子，生下来就没有了父亲，没吃过一天剥削饭，她征得班主任的同意，在家庭出身那一栏上填上母亲的成份“职员”。虽然这只是文字上的改动，她仍然属于这个双料的剥削阶级家庭，在表上照样要填自己的父亲和继父，但她却很高兴自己拥有了“职员”这个新出身，它也似乎帮她躲过了刘义在班上所充当的那种典型角色。

刘琼出学校时还是一个不起眼的黄毛丫头，体检时身高只有一米五一。一向对民间秘方颇感兴趣的刘芹在张友仙的指点下配制了一种促进身体生长发育的中草药药剂。几种草药拿到铁锅里煎熬，还要配上一个月的计划的半肥瘦的猪肉。刘芹坚持认为她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由原来的一米五一长到现在的一米六0完全是靠了那种草药的神奇功效。不过院子里同样服用了那种药剂的孩子却不见长高一丝一毫，仍然面黄肌瘦，体重也丝毫没有增加。刘琼突然之间变了个样，她长高了，皮肤像刘芹那样白里透红。单靠中草药剂和每月半斤肉的供应是不可能给她脸上增添这样的气色的。遗传基因在起作用。暗淡青春的一线闪光。刘义注意她站在镜子前（还是抄家时摔坏的那面镜子）的时候增多了，开始注意穿着打扮。刘芹和她一块去商店选购布料，一块去找居委会的裁缝。她穿的衣服比刘芹小一个尺码，刘芹把自己洗了一水的白府绸衬衣改给她穿。她脚上穿的也是刘芹的北京布鞋。

刘义印象中的刘琼仍然不声不响地坐在饭桌前糊火柴盒。他第一次在街上碰见她和一个女同学一路。两个漂漂亮亮的女孩，亲亲热热地挽着胳膊。刘义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在女孩面前总是害羞、脸红，一点不像某些男孩那样敢于自我表现。在这件事上关键的环节是一个陌生、漂亮的女孩。刘琼有自己秘密的生活，他一向对此熟视无睹，现在她通过和这样一个女同学一块在街头漫步向他展现出来了。

他看见两人越过树干，插到临街的那一侧，碰上一个迎面过来的男人，不知为什么笑起来了。女同学挽紧刘琼的胳膊往斜刺里快走了几步，重新回到树干这一侧的过道上来。仍旧埋头笑着。在一盏路灯投下的斑斑光影中，刘义暼见她脸部的侧影和搭在颈后的乌黑的发辫。引起发笑的男人朝刘义走过来了。刘义很注意地看了他一眼。五短身材，面目丑陋，有一双骨碌碌的贼一样的眼睛。

刘琼从不把女同学带回家，她总是自己上她们家里去。她接触的有逍遥派同学，也有参加了组织的同学。其中有一个是医生的女儿，参加了主义兵。刘义捉摸就是这一个。她热爱文学，家里有藏书。不过都由她父亲自己在后院一把火烧毁了。她藏了本《安徒生童话集》起来。刘义看见刘琼坐在灯下读的就是这本用牛皮纸封好的书。她说是一个同学借给她的。她特别喜欢其中一篇《大海的女儿》。她一口气读到深夜，母亲催了她几次才熄了灯上床。

这本书也在刘芹和刘义手中传阅。它勾起刘义对埋在地下的书籍的渴望。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读到它们。无限期地吊胃口。但它们呆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也令他放心。放在外面的高尔基的《母亲》抄家时被人拿走了，《在人间》因放在另一个地点而留了下来。刘琼已读了这本书。她一向佩服自己的哥哥读了那么多书，也许她还知道他把书藏起来了。女同学会相信刘琼向她吐露的秘密。他一定很聪明，她认真听完后说，我要是有个哥哥，把爸爸烧掉的那些书藏起来多好！她对友谊的忠诚使她不会把听到的秘密说出去。

她俩的身影在走道尽头消失不见。迈步走向市文化宫大门前凹进去的空旷地带。刘义隔着树荫在临街一侧的石阶上站下来，隔街瞧见一伙携带行李的旅客走进对面人民旅馆大厅。一男一女落在后面一点，出差人员，或搞外调的。晚点的列车半小时前把他们送到离城五、六里路的车站，他们一路步行过来的。红砖的六层楼的楼房，刚竣工不久的本市最高建筑。人民旅馆的招牌上方亮着盏灯，前厅里灯光明亮。前面那伙旅客朝柜台前走去，那一男一女在大门前犹豫了一会儿，也跟了进去。男的把两个人的行李拧在手里。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身后留下的是从车站到市区那段黑黢黢坑坑洼洼的没有公交车行驶的公路。旅馆一侧是黑灯瞎火的广场口，空旷之中山影在星光下隐约可见。

没有一辆机动车开过。过了这段街面，行人变得稀少了。

刘琼和女同学没进市文化宫大门，两人站在立柱一侧读墙上的大字报。一天前贴出来的主义兵的大字报。揪出保皇派思想兵的幕后策划者，还在走的走资派。一个老妇人走过去向她俩兜售炒花生炒瓜子。一到晚上市文化宫门前总有这种鬼鬼祟祟的投机倒把者。老妇人穿着青色对襟衫，后脑勺上綰着发髻，手臂上勾着个帕子搭盖着的竹兜。五分钱一包的炒瓜子，女同学掏钱买了一包，打开来让刘琼拣了一撮，自己也拣在嘴里磕起来，把壳吐到一边。两人并排着转过墙角往那头走去。那头街面灯光暗淡，行人稀少，刘义再跟上去有被发现的危险。他站了会儿，看着两人的身影越过前面小街口消失在梧桐树的树荫下，然后横穿过街面朝广场口走去。

他捉摸她俩走到前面街口就会折回来。他穿过广场绕一圈也会回到这条街上。他会与她俩错开。他本意并不想跟踪她俩。五月的温暖的夜晚。广场的草地上零零星星地散布着身着夏装的身影。一伙孩子在跑道上骑自行车。一只高音喇叭播放着《红灯记》的唱段。刘义穿过草地，呼吸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迎着浑圆、墨黑的山的腹部走去。

他并不想跟踪她俩，可是他却发现自己加快了脚步。他在左前方一个出口处踏上市郊公路，几分钟后来到前面大街街口。

街口一侧是市杂技团所在地。那儿的剧场已被思想兵征用，住着一伙大桥工程队的人。介入本地群众运动的铁道部门的无产阶级，老保势力红色兵团的一支主力军。就像下苦力的抬工队是造反派红色方面军的主力军一样。这两支队伍互相示威，发生小规模的冲突。这天晚上，刘义刚从广场绕到街口上，就看见抬工队的人呼着口号打那头过来了。

几十百把个人，有的手里拿着棍棒。刘义看着他们走过来。他往街对面望望，那儿群众旅馆门前站着一些人。刚从门厅里出来的，后面还跟上两个打楼道间跑着出来的女服务员。他看见刘琼和女同学站在门口一侧的梧桐树树荫下。

剧场的大门紧闭着，门口那盏灯也没亮。抬工队的人高呼口号，“打倒大桥队！”“打倒老保！”“大桥队滚回老家去！”他们并未放慢脚步。一次普通的示威游行。当天中午双方在大街上大打出手，都有人员受伤。走在前面的人往一旁打调往回走。当队伍成U字形、尾部与大门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的时候，突然，事前没有任何迹象，大门一下打开了，从里面冲出一伙头戴藤帽、手持棍棒钢钎的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黑糊糊的光线中像影子般地扑向抬工队。

刘义事后回忆，这伙偷袭者体现了工人阶级高度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他们埋伏在大门后，耐心地等待出击的时机（每次双方发生冲突抬工队都要上他们驻地示威，这就提供了一个伏击的机会）；他们出奇制胜，没有呐喊，没有呼口号替自己壮胆，无声无息而又迅猛异常；突袭成功，抬工队的人四散逃窜，他们没有追击，宛如一把弹簧系着的重锤，猛击一锤将对方击溃之后迅速撤回剧场，关闭了大门。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听从一个穿工作服头戴藤帽的矮个儿男人的指挥。空旷下来的沥青街面上躺着几具躯体。他们是抬工队的人，被钢钎刺中，被棍棒击伤，呻吟着，淌着血。

旅馆大门前一个女人哭了起来。二、三楼亮着灯光的房间里有人从窗口探头探脑地往下望。跑开去的抬工队的人在前方几十米处的街面上又聚集起来。几分钟后他们摸回来，抬走了几名伤员和一具尸体。

刘琼和女同学早在大桥队的人冲出大门的刹那间就像受惊吓的兔子般一溜烟似的顺着人行道跑开去了。









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7-27 22:33

  二十二

大桥队成功地袭击了抬工队的第二天早晨，撤离了杂技团剧场。

他们撤离得如此匆忙，连被盖、行李、盥洗用品也来不及带走。红色方面军战士进入剧场时，他们睡过的被窝还是温热的，厨房里一大锅熬好的稀饭和蒸笼里的馒头冒着腾腾热气。

就像参观动物园或某种稀有动物居住过巢穴，那一天上剧场观光的群众络绎不绝。红色方面军战士占领剧场，享用了一顿早餐后，便撤离了现场。一些觉悟不高的群众、尤其是一些半大的孩子趁机进行打劫，四处翻腾，拿走他们看上的东西。对大桥队的仇恨，势必导致对他们私有财产的不负责任。

揭露事件真相的大字报很快上了街，“最最强烈的抗议”通过高音喇叭和沿街巡行的宣传车反复播放。红色方面军组织了万人示威游行，群众高呼口号：“血债要用血来偿！”“踏平桥联队！”“踏平老保大本营！”

红色兵团的老保主动撤离市区。他们把队伍从各厂矿、学校、机关单位拉出去，到山上公园的庙宇、书院、亭楼、茶馆里安营扎寨。

曾明君也属撤离人员之列。离开老婆孩子和造反派势力已占绝对优势的院子他似乎感到很高兴。他上理发店去理了发，带上牙刷、毛巾和一条红缨牌香烟，用他临走留下的话说，他上山打游击去了。

五月十二号，红色方面军下属组织攻占了红色兵团设在江北片区的据点，拿下了广播站。群众对这个擅长于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谎话连篇的红色兵团的喉舌恨之入骨，女播音员遭到暴力侵犯。关于这事有各种谣传。居委会一些妇女群众说她受到那样的侵犯以后再不能生孩子了。

一直处于守势的红色兵团突然有了新的动作。五月十七日下午，一伙由学校思想兵和厂矿青年工人联合组成的队伍占领了市文化宫对面的人民旅馆大楼。

他们驱走了旅客和旅馆工作人员，占领了各楼房间，在旅馆大门外设置了障碍物。一辆解放牌翻斗车分几次从后门运去大量的砖头、石块。当红色方面军下令封锁大楼时，他们已一切准备就绪。

架设在楼顶的高音喇叭反复播放着革命歌曲和语录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大海航行靠舵手……”或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我们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等等。

歌声中也插进了一男一女二重唱的口号声：“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等等。喊出的完全是迷惑群众的造反派的口号。

入夜，整幢大楼灯火通明。红色方面军开来了一辆宣传车，与大楼里的老保展开了宣传战。一些手持钢钎、棍棒的武装人员被群众围了起来。他们是担任主攻的抬工队。在杂技团剧场前受挫的是抬工队的一个支队。进攻大楼的人员都是从各支队挑选出来的。看热闹的群众站在市文化宫门前，站在围墙下、梧桐树树荫下，街面上也站满了人。临近大楼的地方空下来了。一些造反派群众往楼上扔石块、砖头。楼上的思想兵也用石块、砖头还击，不让人靠近楼脚。

刘义站在广场口一侧的人群中。他来的时候在前面小街口上碰见王名安和另外两名主义兵同学。他们手里提着棍棒。王名安身穿和尚领汗衫，脸上长出了青春痘。他现在已是一名副支队长。见到刘义他很高兴，和刘义握握手，说：“复课闹革命后就没见过你，你这段时间在干什么？”

“耍吧。”刘义说。

“邹正洪他们几个同学去砂石厂筛砂，我以为你也去了。”

“我在联系别的活。”

“什么活？”

“到河对岸起载，下石头。”

“当抬工，你吃得消？”

“不是条石，是用篮子挑的大鹅卵石。”

“我不喜欢体力劳动，劳动人民干的活。”王名安说。在学校，他是不敢说这种拿劳动和劳动人民开玩笑的话的。

“我也不喜欢，可是能挣到钱。”刘义说。

“这种时候你还想到挣钱？”

“为什么不？”

“想参加组织吗？”两人落在后面一点，王名安问。“我可以当你的介绍人。”

“不。”刘义说。

“不想考虑考虑？”王名安看看他。“不是正式的，是外围，但参加一切活动。”

“我不想参加。”刘义很肯定地说。

“我知道你会这么说。”王名安淡然一笑。“不过当逍遥派没有什么前途。”

“现在谁还考虑前途二字。”刘义说。

“你是顾虑自己的家庭出生。”沉默了一会儿，王名安说。“可是一些家庭出生不好的同学已加入进来了。我们不比思想兵。你参加外围组织不会有人盯上你的，我可以替你打保票。我跟你一样恨以前学校的那一套。普通劳动人民家庭出生的同学一样不受重视，受排斥。你知道吗，学校推荐的升学名单中没有我的一份，我属于十个未被推荐者之列，你当然是一个。这是抄咱们班主任的‘黑材料’中发现的。我的档案中还有一些同学检举我的材料。想想看吧，一些表面上和你合得来、你把他当自己知心朋友的同学背后竟然检举你。某同学（我不想说他的名字）开头就写道：检举王名安。这就是检举信的标题，很醒目，讲的是我在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上步伐不够坚定，简单点说就是在下乡劳动中偷懒，说贫下中农的坏话，等等。这些鸟事都是可以上纲的，写进操行鉴定。我讨厌咱们那所虚伪透顶的学校。我参加组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觉得不服气。事实最有说服力。咱们走着瞧吧。一些以前受学校器重的工农出身的同学、团员，结果都站错了队，成了铁杆老保——咱们的唐敏之班主任也成了铁杆老保，迟早我们会找他算账——我们班有两个女思想兵就在大楼里。”

“谁？”

“刘惠敏和李小玲，有人看见她俩。”

“不是说来玩的，我现在要拉一两个同学进去不费吹灰之力。”片刻过后，王名安说。“曾世华现在是正队长，不过靠了他的工农出身罢了。他对总部几个头头很巴结，可人家并不把他放在眼里。我比他更说得起话。要讲耍手腕他耍不赢我。我不想拉别的同学，我们是朋友——还记得我们去火车站偷书吗？我那些书一本也没留下来——既然你不愿意那就算了。你一点没变，还跟在学校时差不多。”

王名安的变化却是显而易见的。刘义笑着打量了他一眼。他个头快有他高了，比复课闹革命期间又长高了一头，脸上已显露出成年人的特征，喉节长出来了，嘴唇上长出毛茸茸的胡须。颧骨处的几颗青春痘不太刺眼，不至影响整个仪表。他看上去精神抖擞，果绿色汗衫袖口下胳膊结实有力。

“我感觉很好。”王名安说，挺了挺胸膛，挥挥手中的棍棒。两尺多长，杯口粗细的茶条棒。与其说是冲锋陷阵的武器，还不如说是表明姿态的某种象征物。他看看它，脸上挂着难以捉摸的笑。“行动就是一切。我可以用这个打碎一个老保的脑袋，不必问自己为什么。”

他收住笑，又一次挥动茶条棒，呼地一声响，向想象中的脑袋砸去。

他俩在市文化宫大门前分了手。此时刘义站在人群中，看着一个穿一身青的年轻人往楼上扔石块。他离开人群几步，左右手都拿着石块。一个左撇子，拉开架势，扔出左手的石块，击中了三楼一扇玻璃窗。接着他把右手的石块换到左手，扔了出去。楼上的思想兵用弹弓还击，就在石块脱手的一瞬间弹丸射中了他一只脚。他高兴地、风头十足地单腿跳了几下，回到人群中。

“怎么还不进攻？”刘义身边一个造反派群众说。

“人太多了，怕伤着群众。”

“他们还是一伙娃娃。”有人说。

“哦！别小看他们，都是挑出来的铁杆老保。”

“再怎么说也不是抬工队的对手。”

“为什么选中这幢大楼？他们守不住的。”

“我们院子里有个女孩，她刚才还在二楼那扇窗口上。”一个女人说。“她一家子都是老保。”

“男男女女挤在一块，晚上怎么睡觉？”

“他们才不担心这个呢。”

“你以为她们还是姑娘吗？在山上早就睡过了。”

群众中发出嘻笑声。

“他们吃什么呢？”

“准备了干粮吧。”

一个干瘦如柴的中年妇女说了句猥亵的话，人群里又一次发出嘻笑声。

楼上的思想兵趴在一扇扇窗口前朝下面的人群张望。屋里的灯光衬托出他们的身影。偶尔闪现出一张笑脸，爆发出一阵笑声。只要有人接近大楼，他们便扔石块，用弹弓射击。又射中了一个扔石块的小青年，他捂着脑袋退了下来。

楼顶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以压过红色方面军宣传车上播放的“告全市人民书”。

人群里有造反派群众也有保皇派群众。在离刘义不远的人群中，一个保皇派群众暴露的自己的观点，表示支持大楼里的思想兵，受到一伙造反派群众的围攻。这边的群众也跑了过去。“揍他！揍老保！”一片攒动的人头，举起的手臂，闹闹嚷嚷的声音，推推搡搡地往市文化宫大门那边去了。

刘义这时看见三楼上一个女孩的身影。她呆在大门斜上方的一扇窗前，穿着白衬衣，短头发。和她一块的还有另外几个女孩，挤在窗口往下方骚动的人群眺望。当她调过脸去招呼什么人的时候，刘义认出她是梁丽，从批斗会上下来的当头晚上就投河自尽的梁姐姐的妹，市民中初六六级的学生。

她身边有几个伙伴。因此当她扭过身去的时候，刘义不可能看见她不同于一般女孩的身段；在那样的光线下也不可能看清她与众不同的脸部特征。可是刘义却觉得，在她转身的一瞬间，他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甚至看到了她不同寻常的黑漆漆的眼光。就像照相机的镁光灯一闪，他按下了快门。

她姐姐自杀后，刘义就没在街上见到过她。她可能搬到学校吃住去了。她母亲在面粉厂当会计，平常喜欢收收拾拾的，自从大女儿自杀后，她好像变了个人。这一家人出生虽然属于劳动人民，但却缺乏无产阶级的传统美德。居委会一些群众说，她年轻时也偷人，因此有其母必有其女。还说她那个小女儿也是偷人的种子。群众愚昧地认为偷人是可以遗传的。刘义读过这方面的书，知道这和遗传基因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有偷人的女人，是因为有居委会、有睁大了眼睛的群众。刘义对偷人的女人没有偏见。

她姐姐的自杀似乎没给她留下什么阴影。她参加了思想兵，和伙伴们有说有笑的，对没参加组织的人显然不屑一顾。不过刘义却很激动，眼睛没离开那扇窗口。打他认出或发现她的那一刻起，一种幸福感便油然而生，朦朦胧胧来自血液，使他浮想联翩。她的存在使整幢被占领的大楼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它孕育着流血、牺牲、欲望、骚动。肉眼可见的是大楼上方灰蒙蒙的天空拉下的一道亮晶晶、轻飘飘的雨幕。下起雨来了。围观的群众陆续离开。一些人躲到文化宫大门下和梧桐树的树荫下。红色方面军的宣传车开走了。大楼顶上的高音喇叭仍一个劲地播放着革命歌曲和语录歌。

红色方面军还在调兵遣将。抬工队的人来来往往，迟迟没接到进攻的命令。今天晚上打不起来了。刘义和一些离开的群众一道冒着雨穿过小街回家。就像从剧场里从来的观众回味着演出留下的印象，刘义脑子里仍然想着雨中的大楼和大门上方她伫立的那扇窗口。整个晚上她都不会睡觉，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端详夜幕下的这座小城。冲出的底片中她灿烂地微笑着，在同一扇窗口迎接第二天早晨的到来……

但是，在此之前她却接待了刘义。刘义已是一名思想兵战士，或同情支持思想兵的群众。他跑去给她送信，登上一道道楼梯，手里像王名安一样提着根棍棒。大楼里的人都跑光了，只剩下她一个人。楼道里黑洞洞的，他登上一层又一层，找遍每一个房间，终于在大楼顶上找到了她。他俩好像已经很熟悉，不止一次见过面。他叫她快跑，说主义兵追上来了。他刚爬完楼梯，累得气喘吁吁，好像大楼后面还有道楼梯可以下去。但是她却表示她不想逃跑，他们一上来，她就从大楼顶上跳下去。他俩并没对话，但他从她眼睛里明白了她的意思，对她作出的决定十分惋惜，好像一名思想兵战士就应该作出这样的决定。从楼道里传来许多人的脚步声，她面不改色地转身朝大楼边上走去。楼边上的墙栏消失不见了，她好像走向一道悬崖。她在悬崖边上站下来，扭头看了一眼，背衬红彤彤的天空，就像电影中的女英雄，傲然挺立，视死如归。接着，她举起手臂，呼喊了一句口号，纵身一跃跳了下去。刘义惊醒过来，吓出一身冷汗，胸膛里怦怦地跳动着，耳畔还清清楚楚地响起她银铃般的声音：“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

这真是太奇怪了，在清醒的时候刘义就说什么也想象不出她会呼出这样的口号。

























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7-28 22:52

    二十三







刘义早晨起来听见雨点抽打在香蕉叶片上的声音。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一个晚上，又下了一个上午，快到中午的时候才住了下来。

刘义吃过午饭往外走。他刚走出院门几步，秦睡龙那孩子便跟了上来。

秦睡龙胖胖的肤色偏黑的脸上挂着笑。十二三岁的孩子，与同龄的孩子相比要成熟得多，已完全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身份。他不和别的孩子来往，不参加他们的“逮猫”啦、“土地跪”啦之类的游戏。院子里的孩子中他唯一喜欢的就是张惠。他俩是同学，同样的沉默寡言，不爱说话。不过秦睡龙的沉默中却透着种机灵。他会一声不响地走过来帮张惠糊火柴盒。读过的《三国演义》、《水浒》连环画，他会一字不差地复叙出来。他会背诵几首唐诗，毛笔字写得比一些中学生还漂亮。他独自一人到山上的松林中拾蘑菇，上河沟里摸鱼虾，喂蚕子、养兔。每天吃过晚饭，他总要搀扶着半瞎的老奶奶上街散步，其耐心和神情的庄重在其他孩子身上是见不到的。

不了解内情的人说他爸爸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逃到台湾去了。这明显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是秦睡龙生于五四年。逃到台湾去的是他的爷爷，即他像侍从般侍候的老奶奶的丈夫。张三姑婆是了解内情的人。他爸爸黄埔出身，国民党军队里一名文职军官，副团级，现在还呆在监狱中。秦睡龙有两个姐姐，一个已经结婚，一个在毛巾厂上班。他母亲张玉卓替别人洗衣服，是一名现管分子，出生于当地一户有名的绅士人家。

论气质秦睡龙属于多血质，但往往表露出抑郁质的特征。对自己的出生他具有一种超人的理解力。有一次刘义碰见他躲在通神甫的院子的过道一侧的一间堆谷草的小屋里哭泣，问他为什么，他说班主任骂他“本质不好”。其所以如此，缘于他针对一个喜欢打同学小报告的女生的一次恶作剧。那时他读四年级，就已深刻地理解“本质”二字的含义了。

此时他高高兴兴地和刘义一道往被占领的大楼走去。他问刘义喜不喜欢钓鱼。刘义说喜欢。他说他知道河对岸有块蓄水田里好钓鲫鱼，他有两磅的尼龙线，他可以替刘义准备一副钓线。他约刘义哪天去山上公园砍钓竿，在一个叫丫缺口的山坳处，他已看好那儿的斑竹。刘义答应和他一块去。

街上行人熙熙攘攘。十字路口附近一家杂货铺前排着购买凭票供应的咸鱼的长队。小街口上妇女们在石头搭的洗衣台上洗衣服，街檐上坐着喝茶的老人。踏上小街，刘义还是注意到行人多起来了，都往一个方向走。从那头过来的人都很兴奋，碰见一个熟人便迫不及待地说开了。还没转过街口，便听见鼎沸的人声，嗡嗡声和嚷嚷声像气浪般地涌了过来。

刘义和秦睡龙倒右手，穿过人群，来到市文化宫一侧的梧桐树树下。转过小街口，刘义就觉得好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一座露天大剧场。有无数观众和正在上演的节目。地面湿漉漉的，积着水洼，梧桐树叶片上还挂着水珠，淋湿的雨伞支撑着。但天放晴了。从云层里迸射出一道阳光。接着，太阳探出脸来，好像也想瞧一瞧这地球的一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红色方面军一大早就发起了进攻。担任进攻任务的抬工队战士一个个身强力壮，斗志昂扬。当他们在大楼一侧街面上列队，接受进攻前的动员时，雨下得正大，但仍有不少造反派群众为他们鼓掌欢呼。他们头戴藤帽，手持钢钎，跑步接近大楼，在大楼门厅前拉开了战斗序幕。

守卫门厅的都是青年工人，由几名转业军人指挥。他们也头戴藤帽，手持钢钎。面对来势汹汹的抬工队，他们凭借障碍物的掩护，沉着应战。使围观群众始料不及的是，进攻很快受到瓦解。抬工队的人在石头、砖块的猛烈袭击下败下阵来。

有两名队员受伤，立刻送往医院。以后的几次进攻，都陆续有人员受伤。除一人被钢钎刺伤外，都是被石块、砖头砸伤，或被弹弓射伤。只要抬工队的人一接近大楼，楼上窗口的思想兵便拼命往下扔石头、砖块，用弹弓射击。他们发明了一种用双手拉动橡皮筋的大号弹弓，鹅卵石也有大到双手举起来往下扔的，一下就能砸倒一个。这道由石块、砖头、弹丸组成的意想不到的防线比钢钎长矛更有效地阻挡了抬工队的进攻，使得一连几小时战事毫无进展。

红色方面军加强了攻势。他们从正面进攻，同时也派出一支突袭队绕到后面，翻墙而入攻打后门。一部份造反派群众也加入了战斗，用石块、砖头进行还击。后门首先被攻破，突袭队的人一拥而上，或破门而入，或纷纷爬上窗口。

刘义和秦睡龙到达时，一楼已被红色方面军占领。守楼的思想兵在付出几名轻伤员的代价后，秩序井然地撤上二楼，并用床架、桌椅板凳把楼道堵起来。

红色方面军占领一楼后，立刻展开对二楼的进攻。他们清理堵塞的楼道，找来楼梯，从窗口往上爬。每扇窗口后面都有手持钢钎、棍棒的思想兵把守，还有在一旁待令，一旦出现险情便迅速出击的预备队员。石块、砖头在节约着用，不像先前那样像下冰雹般密集了，但仍然时不时地砸下来。弹弓的射击丝毫没有减弱。它们已像玩具一样掌握在一些女思想兵手里，从窗口、从楼顶往下射击。目标既有攻楼的红色方面军战士，也有看热闹的群众。群众中一些小青年也用弹弓朝楼上射击。

一名抬工队战士从大楼右侧爬上一扇没人把守的窗口。没料他刚一探头，迎面便飞来半截砖块，冷不丁地砸在他脸上。他从楼梯上掉下去了。

刘义看见梁丽，刚来到大楼顶上，站在齐腰高的墙栏后面往下张望。她身边站着几个男生。其中一个伸手指点让她看下面的什么人。她看清了，对方也可能在朝她望，她笑着挥了挥手。一夜没睡觉她仍然显得精神焕发。刘义注意到她手里拿着弹弓。她调过脸来往这边看看，摆开架势，拉长了橡皮筋。她好像闹着玩似的，弹弓里没有弹丸，或射出的弹丸不会伤人。但她刚一收手，与刘义相隔几步远的一名妇女便发出一声惊叫，用手捂住前额。眉梢上被击中的地方立刻肿起个鹌鹑蛋大小的青包。妇女和她身边的男人咒骂起来，男人口出污言秽语，愤怒地挥舞着拳头。梁丽转眼之间已从楼顶上消失不见。

大楼在阳光下矗立。进攻二楼的战斗持续不断。不断有人爬上窗口，也不断有人退下来。又有一名抬工队战士被石块砸中头部，淌着血，手里还提着钢钎，在战友的搀扶下穿过人群。

一辆架车运来了攻楼战士们的午餐。帕子搭盖着的冒着热气的包子馒头和一大铁皮桶稀饭。拉架车的是两个餐馆里的青年伙计，身穿白色的工作服，餐饮业的造反派战士或热心的造反派群众。两人让架车停在大楼角上一棵梧桐树下，向一些抬工队战士分发食品。然后，拉着架车接近大楼，瞅准机会，跑步越过楼前的空旷地带，把架车直接拉进大楼门厅。

秦睡龙站在刘义身边，睁大眼睛安安静静地看着，没说一句话。围观的群众来来往往。他们来自偏街小巷和这座小城的每一个角落。像流水一样把大楼两侧几十米开外的街面搪塞起来，形成一个个人群密集的水洼或流动的浅水滩。一张张你从未见过的陌生的面孔。有老态龙钟的拄着拐杖的老人，也有母亲怀抱里的刚足月的婴儿。群众的节日盛典。自从红色兵团撤离后，各工厂、机关单位就已宣布无限期地放假。人群里有造反派群众，也有保皇派群众。在前者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后者都三缄其口，把自己的观点隐藏起来。

曾少华拄着拐杖从人群里走过来，身边跟着两个“五湖四海战斗队”的战友。几个人走到刘义前面一点的人行道石台阶前站下来。刘义从后面看着他汗湿的背心、油亮的颈脖和头发剪得短短的顶上有两个漩的后脑勺。他抬起脸来往大楼上张望着，一边把右手的拐杖挪到左手，从裤兜里掏出手巾擦汗。

自从上次在院门口揭发两个老保后，他沉默了一段时间。他向有关部门写了书面材料，上面也曾派人下来调查。他成功地识破并揭穿了两个老保别有用心地散播他脑筋出了问题、企图把他送进一家精神病院去的阴谋。形势的发展已使他振奋起来。群众理解他，知道他是一名与老保不共戴天的坚定的造反派战士。他又开始四处走动，参加辩论，写标语，刻印材料。他像所有造反派群众一样，相信老保挑起并发动了这场武斗，相信胜利一定属于红色方面军。

他和两个战友的说话声传到刘义的耳朵里。

“把水、电给他们断了，早就应该这么做。”穿和尚领汗衫瘦高个儿长着张马脸的伙伴说。

“指挥部已下达了二十四小时内攻破大楼的命令。”说话的是另一个穿红背心结实身材肤色黧黑的伙伴。刘义认识此人，居委会挑抬下力的流氓无产者。

“要不了二十四小时……”

几个人大声商讨迅速攻破大楼的方案。

用火攻；从底楼楼梯口用烟熏，在锯末面上撒上六六粉；把消防车调来，用高压水龙对着窗口喷射；用炸药把他们炸上天，等等。说着便笑了起来。高个儿长着马脸的伙伴往四周看看。毫无顾忌，甚至有意想引起别人的注意。

“他们这是自投罗网，毫无意义的举动。”

“也许会等待山上的援军。”

“他们来不了，派了人在山脚堵截。”

“桥联队那些外省佬，不是抬工队的对手。”

“嘿！让他们来吧，就在广场摆开战场……”

刘义以为曾少华没看见他。但在谈话停顿的片刻，他调过脸来，冲他问：“看见曾明君了吗？”

“没看见。”

“他就在大楼里。”

“哦，他没在里面。”

“你没看见他？”

“没看见他。”

“他在里面。”曾少华很肯定地说，目光逼视着他。“有坐地指挥的，有赤膊上阵的，你不可能看见每一个人。”

刘义想到王名安说的那两个女思想兵同学，他到现在还没看见她俩的影子。

“他下山来了。你以为他会错过这种场合吗？”稍稍压低了声音，那双神秘的、不怀好意的眼睛说。拐杖往一边挪动，眼睛仍然瞅着他。

“他不会。”刘义说。意识到自己说了蠢话，脸红了。

曾少华走开去了几步，回过头来说道：“他这次跑不掉！老保完蛋了！”

刘义看着他走开去的背影，想到他对曾明君、对老保的仇恨，想到他说“他这次跑不掉！老保完蛋了！”时那火辣辣、欢欣鼓舞的眼光。一切都朝着他预期的方向发展。他需要一次胜利。好像曾明君落网，老保彻底完蛋，他自己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我觉得他有点怪。”一直安静地呆在一边的秦睡龙说。

“他是有点怪。”

“他为什么那样恨他爸爸？”

“因为观点不一样。”

“曾明君不是他亲生父亲？”

“不是。”

秦睡龙想了想，说：“我要是有个爸爸——不是曾明君那种——我不会恨他。”

“可是，你有爸爸……”

“我妈说他已经死了。”

说完这话，秦睡龙又沉默了。眨动了几下眼睛，一双像女孩般长着睫毛的、有点儿抑郁的眼睛。

刘义在人群中看见邓久连表叔。他在“二月黑风”中放弃了自己造反派的观点加入了思想兵，“红十条”下达后他又“反戈一击”回到主义兵中，恢复了自己造反派的身份。这会儿他和诊所一名年轻的正骨科医生一路，抽着烟，说说笑笑地走开去了。

人群里发出一阵骚动。红色方面军指挥部来人视察现场。造反派群众把他们围起来。刘义没过去看，相距一根电桩在那边梧桐树下站了几分钟就在警卫人员的护送下走开去了。一些群众往广场口跑去，说广场那边打起来了，一伙从山上下来的红色兵团战士与拦截他们的红色方面军战士发生了战斗。但一会儿人群又跑回来了，证实那纯粹是一则无中生有的谣传。

能够观赏的舞台只有眼前这幢大楼。二楼以上仍然由思想兵坚守着。进攻像浪潮似的紧一阵松一阵。红色方面军战士在底楼进进出出，有的几个人顶着块门板，有的在头顶上支撑着一顶斗笠或一块篾笆折，有的光着脑袋一溜小跑穿过封锁线。进入大楼的人群中加入了一些学校主义兵。

攻楼的战士在底楼楼梯口点燃了火。

烟从窗口冒出来，从靠近楼道这一侧的窗口一层层往上冒。一些造反派群众看见了，高兴地嚷道：“烧死他们！烧死老保！”他们赞成用火攻，像曾少华和他的“五湖四海战斗队”伙伴那样赞成用烟熏，赞成用高压水龙、炸药包，赞成任何能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有各种各样的群众，有的唯恐天下不乱。站在刘义身边的就是几个这样的群众。

但不知为什么大火没燃起来。不是楼上的思想兵用水扑灭了，就是自己人之间产生意见分歧，及时加以制止。火烟已升到上面几层，从窗口冒出来滞留不走，给大楼罩上一层灰蓝色的烟雾。

从二楼右侧一扇窗口掉下来一个人，软绵绵地坠落在地。那人在经过一番搏斗后，已提着钢钎利索地爬进了一扇窗口。他从这扇窗口进去，几分钟后却从另一扇窗口里出来。头朝下，在半空中还没来得及把身体摆正便已匆猝坠地。不少群众看见他钻进窗口，现在又看见他从窗口里被扔了出来，一时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看呆了，隔了会儿才反应过来，像麻袋一般从窗口扔出来的就是那个孤军深入的主义兵战士。他身体被钢钎刺穿，汩汩流着鲜血，躺在墙角下一动不动了。

十分钟后，几名红色方面军战士顶着门板过去抬走了尸体。这次楼上的老保破例没扔石块、砖头。









作者: 熊正兵    时间: 2006-7-29 22:14

支持,等待．．．
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7-29 23:44

   二十四




翌日下午，两点左右，刘义站在市文化宫大门前的人群中。

红色方面军已占领了二楼。他们增加了兵力，在凌晨四点偷袭成功。按指挥部的命令，他们本来应该一鼓作气拿下整幢大楼，但遇到思想兵的顽强抵抗，攻势在通三楼的楼梯口受到扼制。驻守二楼的思想兵撤上三楼，打退了红色方面军的几次进攻，迅速把楼道堵了起来。整个上午，双手在楼道口展开争夺战。

红色方面军战士用二锤、钢钎开路，砸毁、撬开楼道上的堵塞物。他们也使用一头绑上铁钩的长竹竿，或在床架、桌椅上拴上绳索往下拽。他们打通了下半截楼道，在转拐处的平台上用刨花点燃了火。烈火熊熊燃烧，吞噬了上半截楼道。守楼的思想兵一桶桶往下泼水，匆忙拽开上层的堵塞物。但大火还是以不可遏止的势头在一片呼呼的风火声和噼噼啪啪的爆裂声中杀开一条出路，转眼将穿架、桌椅板凳化为木炭与灰烬。

炽热炙人烟雾腾腾的水泥楼道。思想兵仍然不顾死活地把守着楼梯口。红色方面军战士往上冲击，迎接他们的是豪猪刺一般密集的钢钎，劈头盖脸砸下来的石块、砖头，突然间泼下来的一桶凉水，或抛下来的一张椅子、板凳。石块砖头用光了便拆墙上的砖块。整块整块的砖头往下砸，不少攻楼的战士被砸得头破血流。就像间歇泉泉涌一般不断往上喷涌，红色方面军一次进攻败下阵来，很快又在下面楼梯口聚积起力量，发动新一轮进攻。但一次次进攻都被击退。思想兵凭借地理上的优势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把这段仍然冒着股火烟味的、铺满砖头、石块、木炭、灰烬和障碍物的楼道变为红色方面军不可逾越的关口，写下这场战斗最难忘的篇章。

红色方面军战士运来两麻袋木屑，堆在楼梯口点燃火，在上面撒上六六粉，用烟熏。有毒的烟雾顺着楼道往上涌，搂上的思想兵突然间咳成了一片。烟熏似乎比火攻更有效，更能瓦解思想兵的斗志。一些思想兵从楼梯口跑到窗口透气，仍然咳个不停，被烟熏得不住地流泪。弥漫开来的烟雾和咳嗽声，给人一种大楼已危在旦夕、即将失守的感觉。

但是大楼顶上也有烟冒起来。一股青烟在无风的空气中向着蓝天冉冉升起，与大楼里的烟雾显然不属于同一个源头。烟冒起来的时候，男女思想兵开始往楼顶上聚集。他们纷纷从大楼里钻出来，在楼顶上散开。就像一群从船舱里爬到甲板上来透气的古里古怪的乘客，有的手里拿着钢钎、棍棒，戴着腾帽，人数比他们呆在各楼房间里时看上去要多。两天两夜没睡觉，困了就靠在墙壁上打个盹，吃干粮，生平第一次参加战斗，不同寻常的经历，生与死的考验，一个个看上去精疲力竭，面无华色，浑身汗臭。也有个别仍然面带笑容显得精神抖擞的男女思想兵，他们在人群里走动，往搂下张望。从烟雾迷漫的大楼里爬到阳光照耀的楼顶上，好像战斗已经结束，他们可以放下武器松一口气了。

刘义没看见梁丽。她可能呆在楼顶一个看不见的地方，像有些累得不行的女思想兵一样一上来就坐到了沥青抹过的水泥地板上，也可能呆在大楼里照看伤员或为战士们运送砖块。他眼睛正往楼上搜寻的时候，听见身边一个女孩的声音说：“那是我姐姐！”

女孩十来岁，穿着花布连衣裙，和她父母一道。她爸爸，一个四十多岁的机关干部模样的男人碰碰她的胳膊，要她别吱声。女孩把脸扭过去，又说了句“那是我姐姐！”她压低了声音，但仍然掩盖不住语气中流露出的惊喜。她父母已经看到了——站在墙栏后面脸蛋胖胖的留着短发的女孩——但却不动声色，两张脸上毫无表情。

就在思想兵爬上楼顶，点燃刨花木屑后不到一刻钟，远处山顶上便出现了移动的人影。没人把楼顶上冒起的青烟和山顶上移动的人影联系起来。把青烟看作发出的信号已是刘义事后的回忆。当时，他和所有在场的群众一样没去注意这两者的因果关系。看到了现象却不知其内涵。一个孩子首先发现，伸手指点着说：“桥联队的人！”

在两座山头之间有道扇形的坡面，牵成线的人影从一处山头下来，越过坡面，走向另一座山头。他们看上去像小偶人，戴着藤帽，像扛枪一样扛着钢钎，穿着清一色的工作服，很可能还穿着半统靴，迈着慢吞吞的机械的步伐。他们从一侧山头下来，进入一片松林中，消失不见了。但一会儿又出现在坡面上。由低到高的弧线坡面，下方种着一片柑橘林，坡顶一带光秃秃的轮廓清晰。他们逐渐向上，像剪影般地背衬蓝天，互相拉开了一点距离，扛在肩上的钢钎像麦芒一般细小，越过坡脊最高处又逐渐往下走，进入另一侧山头的树林中。源源不断的队伍，走在坡脊上的好像始终是那一线小木偶。

这是调兵遣将还是在进行操练？没有谁表示关心。头两天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有支队伍甚至下到山脚下来了。红色方面军战士没费什么力气就把他们挡了回去。他们的出现只是引来好奇的眼光。他们来不了这儿，没人想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攻楼的继续攻楼，急于想看个究竟（大楼马上就要攻克）的群众没有一个走开。

红色兵团的增援部队下到山脚后便顺着小街一路小跑过来，绕开广场（事后证实广场那方并没有红色方面军驻守），五分钟后便出现在大楼左侧一百米左右的街口上。

打头阵的是桥联队战士，他们不少是转业军人，一到街口便迅速冲散人群，留下一部份人把守十字路口，其余的大队人马朝大楼这边冲杀过来。

“他们来了！”有人喊叫了一声。人群四散奔逃。刘义站在市文化宫大门前，他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发现刚才还是黑压压的人群转眼已跑得无影无踪。比受惊吓的兔子还跑得快。他和一些人一块朝市文化宫大门退去，眼前还有人在跑动。接着跑过来的是手持钢钎棍棒、头戴藤帽杀气腾腾的桥联队战士。他们从大街上跑过来，从两侧人行道上跑过来，穿着半统靴，脚步蹬蹬地一路冲杀过来，戮翻、击倒一些没来得及跑开的发呆的群众。

文化宫院墙下一个中年男人被打翻在地，没来得及叫一声，便倒在墙根下了。几个手持钢钎的战士朝他们跑过来。他们一伙群众已退到文化宫大门的立柱前，紧贴着身后的铁钎子门。那几个人从他们面前跑过，拿眼睛瞪着他们。有人说：“都是自己人！”那几个人跑开去了。刘义这才发觉自己已呆在一伙思想兵群众中。

人群往广场跑去，也朝文化宫左侧的小街跑去。小街口上还站着一些人。红色兵团战士没追杀过去，他们在大楼前的空旷地带散开。一楼、二楼的红色方面军战士还在往外跑。他们从门厅里冲出来，也从靠广场那侧的窗口往下跳，一触地便拼命往广场跑。从门厅里出来的人不是立刻被打翻在地，就是往前跑了段距离后被钢钎棍棒掀翻。

一个从大楼里出来的女主义兵横穿过街面，朝市文化宫大门走来。她空着手，穿着花布衬衣，青裤子，脑后扎着对长辫。学校女主义兵，十六七岁，一张苍白的毫无表情的脸，走路脚步有点不稳，吓昏了头，选中这个有人的地方走过来。她穿过手持钢钎棍棒的武装人员，像影子似的没人动她。她眼睛一刻没离开人群，视线直愣愣的，像已经精疲力竭的落水者盯着堤岸。她快走过来了，动作越发僵硬，手臂垂在两侧。但就在离大门不足十米远的地方，一个手持短棒的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跟上了她。他四处巡行，寻找目标，发现了她，突然跟上来。他从后面接近她，跟到她一侧，从旁边觑了她一眼。所有在场的群众都看见了他是个高个儿、手脚瘦长的男人，穿着工作服、半统靴，没戴藤帽，额头上搭着汗湿的头发，一张瘦黄凶狠的脸。他从侧面看了看她，或者说嗅了嗅她，突然抢前一步，挥起手中的短棒击在她的小腹上。她好像一下被折成了两段，身子弯了下去，双手捂着被击中的地方，脸朝上仰，张大了嘴。倾刻间她脸已转为土色，翻着眼，张着的嘴里发不出一点声音。她小腹里的什么东西被击碎了。她就这么捂着，大张着嘴，双膝触地，然后身体一侧，栽倒在地。

那男人从她身边绕过，眼睛盯着她，走开去了还回过头来看了一眼。人群中的狼，龇牙咧嘴地嗥叫一声，又扑向下一个目标。

刘以感到自己浑身哆嗦。她躺在那儿有几分钟一动不动。两个手持钢钎的武装人员过来把她拖走了。一个人拉着她一只手臂，让她身体在沥青地面上滑行。没人知道她是死是活。

思想兵群众中有人流下了眼泪。欢欣的眼泪顺着脸颊流淌。经历了那么多担忧、焦虑和忍气吞声之后，他们终于盼来了自己英雄的子弟兵。大楼里的思想兵得救了。该死的红色方面军抱头鼠窜。“揍他们！狠狠揍这些杂种！”他们面部充血，肌肉抽搐，声音走调。有两名年轻的群众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跑出去加入了战斗的行列。

一名混在人群里曾经为红色方面军叫好的主义兵群众被揪了出来。发现了异端，或绵羊群里发现了张胡子的山羊。思想兵群众围着他推推搡搡，抓住他的头发，把他的脑袋往铁钎子门上撞。

一阵狼奔豕突之后，大楼门厅里还有人跑出来。没人放下武器，举手投降。都是一出门厅便拼命往外跑。他们大多数都丢掉了钢钎棍棒，赤手空拳，有的也提在手里，不过没再作武器使用。红色兵团战士则全副武装围追堵截，打打杀杀。他们散布在大楼一侧几十米开外的空旷地带。最前端的距小街口四五十米远，手持钢钎组成一道警戒线，奔逃者跑过来，他们才返身堵截。但很少有人能跑得这么远，能穿过最后一道防线，跑进街口的造反派群众中。

刘义只看见一次成功的奔逃。

那人丢掉了武器，一出门厅便以百米短跑的速度往前奔跑。他没像别的失败者那样，一遇堵截便躲躲闪闪，放慢了速度。他奋力向前，没有片刻的犹豫不决，像箭一般地穿过人群，所过之处引起一片骚动。“截住他！”有人喊叫。但人群密集，互相挡住了视线，前面的人返身拦截，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他已跑过去了。他可能也挂了彩，有棍棒落到身上，但他奔逃的锐气未减丝毫。他撞倒了一个拦路的人。他蹦跳起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穿着件白衬衫，一路迅猛狂奔，最终跑过最后一名手持钢钎的堵截者，跑过空旷地带，跑进朝他欢呼的造反派群众中。

被围困的思想兵从大楼里出来，一两百人的队伍，就像经历了长途跋涉一般风尘仆仆。他们在大门前聚集了一会儿，然后押解着一队俘虏，搀扶着伤员，在红色兵团战士的护送下快步往广场撤离。

与此同时，一辆解放牌汽车从山脚街口上开过来，停在旅馆大门前，载上重伤伤员和一些生死不明的人后，又迅速朝街口开去。

街面上仍然散布着手持钢钎、棍棒的武器人员。最前端的队伍发起一次佯攻，把小街口上的主义兵群众吓跑后，又很快往回撤。把守十字路口的队伍接到撤退命令，顺着大街跑过来。命令是在大楼这边用哨声发出的。三声短促的哨声。吹哨子的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矮个儿男人，桥联队一名指挥官。刘义在游行队伍里见过他，肤色黑黑的国字脸，脑门正中竖着一根青筋，炯炯有神的目光和一双引人注目的大手。他跟在队伍一侧跑动，像旗帜般地挥舞着那双大手。此时他站在大楼门厅一侧，打着同样的手势，让后面的人跟上。

就像演出结束拉下幕布，观众呆坐不动，红色兵团战士撤离后，群众好一会儿都一动不动呆若木鸡。大街上一时显得空寂。









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7-30 23:30

  二十五




刘义第一个离开市文化宫大门往十字路口那头走去。在距大门一箭之地的开在院墙上的一道小门旁边，一个女人在大声哭泣。女人三十岁左右，她和她丈夫刚才就呆在小门后面，从门缝里亲眼目睹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被钢钎捅倒。女人哭泣着说他被活活捅死了，但丈夫却说他被钢钎刺中腹部，被拖走时人还是活的。“你没敢看，”他对女人说。“我看了，他还有口气，没死。”

那地方留下一滩血迹。已结成血汪子。有一只割断喉管的鸡流出的血那么多。还有身体拖开去时留下的血痕。几只绿头苍蝇嗡嗡地飞舞着，起起落落。女人仍然惊魂未定，哭泣着，浑身不住地颤抖。她说那个年轻人是她一个朋友的兄弟，哪派都没参加，只是一名看热闹的群众。他没躲进小门里，或许因为自己认为不会出问题，或许也是因为进去的人迅速把门关上了，他来不及挤进去。小门后面是一间小屋子，游泳池的售票室。他们七八个人躲在里面，听着桥联队的人像踏着马蹄般地跑过来，他们都吓昏了，有的人打窗口翻到游泳池那边去。她和她的丈夫呆着没动。她从门缝里瞅见他，那个年轻人被钢钎刺中。她没看见刺他的人，只看见他的侧影，呼叫了一声，往小门一侧的墙壁退了几步，倒下去时还抓住钢钎不放。她和他隔得这么近，他脸上的表情看得清清楚楚。要是她和她丈夫当时呆在外面，也会被那伙疯子戮死的。

女人说到这儿已不再哭泣。她鼻头已经哭红，调过脸去擤鼻涕，用捏在手里的手巾揩眼泪。她丈夫呆在一边，仍然激动不安。刘义明白，她需要把心里的恐惧说出来，她受了那样的惊骇，不管碰见谁她都想说出来，一吐为快。

这时街面上仍然空荡荡的。前面人行道上躺着几具躯体。一个受伤的人爬了起来，倚在一棵树干上呻吟着。十字路口那儿聚集着一些人，往大楼这方张望着。红色兵团的人还没撤离，埋伏在大楼里或附近的什么地方。那地方的寂静中蕴藏着一股肃杀之气，看上去令人生疑。

一伙红色方面军的人带着担架从右手街道转过拐来。街口群众仍然呆着不动。依在树干上的伤员被放到了担架上。他只是受了点轻伤，被打昏过去，却以为自己快要死了，一见救援人员便哭了起来。离他不远的那人则没吱一声。他躺在电桩一侧人行道的台阶下，腹部和大腿中了钢钎，流血过多，已处于半昏迷状态。他被几双手抬起来，软绵绵地放到担架上。另一名伤员头破血流，但却露出痉挛的笑容。他孤苦伶仃地这儿不知躺了多久，这不是他受伤的地点，他是从街面上爬着过来的。现在他终于得救了，回到了自己人的怀抱中。他对救护人员说，他是市物资局一名主义兵战士，是在战斗中负的伤，他要他们立即派人通知他爱人。“我不想死。”他说。“我伤着这儿了。”他用手指了指脑袋。他的颅骨已经破裂。

三副担架先后抬着走开。四个人抬一副，一人搭只手。在抬第四副时，有人叫刘义过去帮忙。

受伤的是一名中年男人，大块头，穿着白衬衫，身上没见任何伤口。大概被棍棒打伤的，伤着头部和腰，呻吟着，脸色铁青。他已被抬到担架上，搂着他的腰部时，他高声叫唤起来。只有两名救护队员。其中一个穿背心的大汉打算一人抬一头，还差一个人。

刘义站着没动。

“你是‘麻联站’的人？”穿背心的大汉问。‘麻联站’是红色兵团的别称。

“不是。”

“是‘一中红旗’的？”对方看出他是学生。‘一中红旗’是大名鼎鼎的学校主义兵组织。

“不。”

“叫别的人来抬，遇上他妈的一个神经！”打算叫刘义做搭档抬另一头的那个穿和尚领汗衫体质单薄的矮个儿主义兵火气很旺地说。

刘义不明白他为什么发火，是他们自己要问的。碰上什么人都想弄清他的观点或属于哪派组织，他只不过如实地回答了问题。他很高兴自己能脱身，躲开这令人难堪的局面。但他没想到另一个更加令人尴尬的脚色却在等待着他。

他刚走过十字路口那群人，就有人截住他，问：“你是从那边过来的？你当时在场，什么都看见了？”

刘义糊里糊涂地点了点头。问话的是个三十岁左右身体强壮的男人，红色方面军战士，手里提着一根钢钎。他身边还站着一个同样提着钢钎的人。刘义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已被对方挾带着往前走。“放开我！”他挣扎着，想逃开去，但手臂被一只铁钳般的手紧紧攫住。另一名提着钢钎的战士紧挨着走在一边，两人都不说话，脚下生风，转眼之间刘义发觉自己已转过街口来到市中区热闹的大街上。

他昏头昏脑地被带到电影院对面一队红色方面军战士的队列前。围观的群众让开路，抓住他的人把他交在左边那人手里，朝站在队列前的一名指挥官模样的男人走去。两人嘀咕了几句，指挥官模样的男人往刘义这边看看，挥手叫周围的群众静下来。

“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父老乡亲们！”大家静下来后，他表情沉重、声音洪亮地说道。“红色兵团的暴徒屠杀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胞兄妹！这位年轻人——”他调过脸来，伸手指了指站在队列一侧的刘义——“他就是现场的目击者。你们瞧瞧，他被吓着了，现在还在发抖。他还是一个孩子，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像所有和他同龄的孩子一样生活在和平、幸福的环境里。可是突然他却目睹了只有国民党还乡团和法西斯匪徒才能干下的罪行！他看见桥联队暴徒罪恶的钢钎刺穿了造反派战士的胸膛，看见他们的棍棒打碎了妇女和儿童的脑袋，看见无辜者的鲜血流淌一地……他们是一伙丧心病狂的恶棍、披着人皮的豺狼！他们对我市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父老乡亲们！这笔血债要算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头上，要算在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幕后策划者头上。他们煽风点火，蒙蔽了一部份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这场武斗，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打乱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置无产阶级造反派于死地！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我们和他们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们已付出了血的代价。干革命就不怕流血牺牲。无数先烈为了革命的胜利、人民的利益抛头颅、洒热血，我们今天也面临着同样的考验。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士经得起这场考验！革命派的战友们、父老乡亲们，我们在此宣誓！头可断，血可流，革命志气不可丢！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血债要用血来偿！……”

抬工队的头头。二十七八岁，穿着汗湿的背心，亮着太阳晒黑的手膀子，身姿挺拔。并不是抬工队的人就没有口才，不谙理论。他们中有初中生，高中生。刘义他们院子里一个抬工就是高中毕业，因为家庭出生不好才干上这一行的。他真会说话，即兴演讲，黑黑的肤色变得更深，脸上的线条就像刀刻出来的一般，单是声音和表情就足以把人镇住。悲壮的场面。悲壮的、雕塑般的脸。不少群众和战士已热泪盈眶。同样是抬工队的下苦力的人，穿着背心和和尚领汗衫，皮肤都晒得黑黑的，手里握着钢钎、棍棒，说到“我们在此宣誓”时，都举起右手，握成拳头：“头可断，血可流，革命志气不可丢！……”

刘义已不再哆嗦，但仍然觉得万分尴尬。攥着他的手已经松开，他却没有走开去，像被施了定跟术一般，无法迈开脚步。他成了众人注目的目标。现在这目标虽然转移了，但他仍被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他要是一名牛鬼蛇神，最怕的或许就是被揪出来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他不止一次想过这事。不必挂牌子，不必戴高帽子……单是面对群众的眼光就会叫他存受不了。

他担心自己的真实身份被揭露出来。那两名主义兵战士把他抓来的时候，并没问他的家庭出生。他们可能想当然地认为他是一名劳动人民子弟，一名主义兵或同情支持主义兵观点的年轻人。一旦他们了解他的家庭出生后，就不会有人需要他这样的目击者了。主义兵和思想兵一样讲究家庭出生，这方面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他们需要的是一名劳动人民出生的纯洁的目击者。他们会感到自己上当受骗，就好像他是自己主动申请的，而不是被强行拉来的似的。刘义慌乱的眼睛在人群里搜寻熟人、同学。他没看见一个。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就不在场。他们在场，即使现在不揭穿他，过后也会以令他惧怕的方式议论这事。

痛苦终于结束。他发现抬工队的人已经开拔，急急忙忙地奔赴战场，自己已置身于人群中，被闹哄哄的人群挟裹着往市文化宫那头而去。一片愤怒、仇恨、复仇、颤动的潮水。各种各样的群众，一听到消息都跑来了，带着钢钎、棍棒和顺手拿到的能够当武器使用的东西，有男人，也有妇女和儿童，有机关干部、工人，也有小商小贩、下苦力的劳动者、无业游民，对老保的仇恨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刘义还在为刚才发生的事感到羞愧，他蒙受了羞辱。他总是担心这样那样的羞辱落到自己头上，担心蒙受羞辱却不知道怎样应付。现在这样的事终于发生了。他感觉自己就像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比起老保来，他更痛恨那两个抓住他的造反派战士。

人群中有人认出他来了。那是一个和他一般大小的少年。碰上刘义的眼光，他立刻装出一副复仇者的凶恶模样。他手里握着一把尖刀，祖传的防身武器，象牙刀柄，刀尖朝上锈迹斑斑。他朝刘义看了一眼，做出一个捅人的动作，猛烈而利索。要是前面女人的后背变成老保的胸膛，他就会这么眼睛不眨一下地捅进去。他碰到了女人。女人回过头来看了看他。他大笑几声，侧着身体朝前蹦跳了几下，像水面上激起的一股细浪，穿过人群往前去了。

在十字路口附近，一个女人指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嚷道：“他是铁杆老保！揍他！”群众过了会儿才弄明白，男人原来是点他水的那个女人的丈夫，两口子因观点不同正在闹离婚。刘义看见他的时候，他已被愤怒的群众吞噬并吐了出来，鼻青脸肿，上衣撕毁了，打着赤膊，流着眼泪一个劲地说道：“造谣的婆娘！造谣的婆娘！我算是什么铁杆老保！……”人群在大楼前聚集起来。一部份群众跑到前方山脚下又折了回来。一部份群众跑进了大楼里，没遇到抵抗就顺利地爬到了楼顶。他们走遍各个房间，仔细搜索、观看，像上战场凭吊的人那样默默地注视那道使造反派战士付出惨重代价也未能攻克的楼道。人去楼空，遍地的狼藉似乎在讲述着当时发生的惨烈的事。不知是谁的光荣谁的耻辱。有人在楼顶上招展一面红旗，宣告红色方面军占领了大楼。这是造反派群众最希望看到的，要是早几个小时的话。

人群越聚越多，愤怒与仇恨也在增长。不断有老保被点水，揪出来，一顿痛打，然后被红色方面军战士押走。

刘义在回忆中又看见市文化宫前骚动的人群。复仇的矛头对准了一个个老保。后者混迹于群众中，只要一声“他是老保！”立刻便被卷进漩涡里。一个接一个的推搡、厮打、扭扯的漩涡。刘义在市文化宫大门右侧看见被揪出来的一个四十多岁的半秃顶的老保。像所有被卷进漩涡里去的老保那样，他头上脸上挂了彩，口鼻破裂，一只眼睛肿得像桃子。他可能是一个有点背景的老保，几名红色方面军战士押解着他，愤怒的群众跟上去，不断挥舞着拳头。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站在人行道边缘的石阶上，他等那名老保走到离他几步远的地方，突然插上去，拨开押送人员，用锥子刺中他的腰部，旋即逃离。那人没叫一声，倒了下去。锥子刺穿他的腰子，只剩下一个把柄。“杀死人了！”有人嚷叫起来。他被围了起来，在送医院以前，就已一命呜呼。









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7-31 23:18

   二十六




被抓的老保后来都被关押在市文化宫临时设立的拘留室里。门口有人站岗，拒绝家属探望。刘义不能确定，拘留室的设立是那几天的事，还是武斗升级以后的事。他记得曾少华在那儿守过大门；门岗吊儿郎当地肩上挂着步枪在铁钎子门后面走来走去。两者代表了不同的时期。因此，拘留室很可能是就是在那几天成立的，并一直延续到武斗高峰时期，红色兵团从山上下来占领那地方为止。

就在那几天，曾明君也作了俘虏，关押在2号室里，不过后来他翻墙逃跑了。

曾明君上山后，有消息说他和房司一个女老保搞上了。他并不像他临走那天所冠冕堂皇地扬言的那样一个上山打游击去了，他不是一个人，而是成双成对，和那女人约好，双双出走。事实也的确如此。贺玉珍在气愤之余也骂道：“没有一个男人是好东西！”但过后，她又奋起维护家庭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的名誉，声称这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尤其是院子里一些心怀鬼胎的牛鬼蛇神造的谣。曾明君不可能勾搭上一个有夫之妇。他是一个正派的、有觉悟的男人，爱自己的家庭、孩子、老婆。尤其是后者，没有任何一个水性扬花的女人能够取代。他去到自己战友们身边，那儿像军营一样纪律严明，并非像一些心术不正的群众所说的那样，是座大妓院，所有的女思想兵都和男人睡觉。她决不听信谣言。对谣言的传播者，她一旦发现便加以迎头痛击。

但是曾少华却相信曾明君就是群众所言的那样一个男人。其所以如此，完全因为他是一个老保。所有的老保骨子里都是伪君子，心口不一，虚伪透顶。他们口口声声誓死捍卫、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革命利益、人民利益，可心里想的却只有自己的利益。以前曾明君没有这种机会，他受居委会和群众的监督。现在，居委会已被组织取代，群众也分裂成两派，人人都关心路线斗争的胜负，曾明君这样的人便认为自己可以充分享受自由了，可以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了。曾少华相信山上是个腐化堕落之地。有曾明君和他那类男人，加上他姘妇之流的女人，岂有不腐化堕落之理？

曾明君并非像他以为的那样曾经呆在大楼里。他是在大楼争夺战结束后的第二天晚上摸回家来的。他回来拿换洗衣服，拿活动经费。时间大约九点半钟。院子里有人看见他。贺玉珍上厨房替他炒了碗蛋炒饭。她有意高声说话，以便向在一旁竖起耳朵偷听的牛鬼蛇神们显示他们夫妻关系的牢不可破。曾明君的回访对她来说无疑是一次外交上的胜利。她要他留下来过夜，第二天一早再走。但不到十二点，他就被红色方面军的人抓走了。

有人说点他水的是曾少华，也有人说是院子里的造反派。听见敲院门的声音，立刻就有人跑去开了门。这前后两三分钟时间，曾明君已从床上跳起来，穿过走廊跑进厕所里。刘义躺在床上被敲门声惊醒，听见咚咚的脚步声打门口跑过。红色方面军战士在屋里扑了空后，打着手电在香蕉林里搜索。刘义在怦怦心跳声中，听见曾少华的声音嚷嚷：“他躲进厕所里去了！”接着，他听见几个人的脚步声朝厕所跑去，在一阵嘈杂声中，把只穿着条裤衩的老保曾明君揪了出来。

贺玉珍以夫妻而不是以战友的身份干与了这事。她没拿出平常的作风，耍横撒泼阻止抓人，而是让她男人穿上面衣面裤，走得体面，并且说服红色方面军战士没给他上绑。

就在曾明君被抓后不几天，战火蔓延到市区来了。

红色兵团从城西、城北向前推进。他们在人民旅馆大楼打了次漂亮的胜仗后，在山上休憩、整顿了一周，调兵遣将，完成了下次战略部署。他们招募了一大批民工，把附近区镇支持他们观点的贫下中农动员起来，发工资给他们，使他们像雇佣军那样投入战斗。红色兵团战士从地面上进攻，也踩着瓦背从空中进攻。用推土机掀开路障，投掷石块、砖头，炸响雷管……

战斗打响的这天，刘义没出门。居委会、院子里的造反派听到风声就撤到市中心一带去了，一些没参加组织的青壮年男人也跟着往红色方面军的地盘里撤。有消息说，红色兵团的人会把每一个具有战斗能力的男人当作留下来抵抗他们的造反派对待。刘义看个头已像一名能拿起武器参战的人员，他想跟邓久连表叔一块撤退，但被刘芹死活拽了下来。

刘芹看来，呆在家里比呆在外面安全。附近街道和院落很快就会被占领。刘义一旦出去，就成了那边的人，要回到这边占领区就不容易了。到时他会无家可归，流落街头。刘芹不相信红色兵团的人会不分青红皂白地伤害无辜群众。他们也是人，是同胞，不是外国侵略军。刘义还是一名学生，哪派都没参加，这点院子里留下来的群众可以作证。“你怕什么？”她对刘义说。“出了事我负责。”

刘芹已没在粉厂上班。她是零工，又没参加组织，不可能像别人那样享受不上班又领工资的待遇，粉厂的造反派把她除了名。刘琼和张惠一周前送走了最后一批火柴盒，也因火柴厂停产而没领到下一批。武斗的受惠者是那些有正式单位的人，不管参没参加组织，只要是国营或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不上班工资照发。

受惠的也许还有牛鬼蛇神。两派打起来了，不再有人管他们。虽然这只是暂时的，但也让牛鬼蛇神们松了口气。刘义所在中学的那些关押在木工房里的牛鬼蛇神获得释放，各自回家。要不是战火临近，造反派战士一门心思对付老保兄弟，他们还不知道要关到什么时候。负责管教居委会牛鬼蛇神的王干事参加了红色兵团，放下管教工作和一些公检法思想兵一起跑到山上去了。作为一名管教干事，他把斗争的矛头调开去对准了主义兵。张友仙之类的牛鬼蛇神暂时获得了解放，每周星期三下午不再参加政治学习，每月一次的思想汇报也免交。张友仙上市场卖葱子蒜苗也不再有市管会的人找她的麻烦。市管会的不少同志都跑到山上去了。

这天张友仙没去市场卖葱子蒜苗。因为在街口那头的市场很可能已被红色兵团占领。她呆在家里，像院子里其他牛鬼蛇神那样因居委会和本院造反派的撤离而感到轻松了不少。先是保皇派，现在又是造反派，不再有人管他们了。不再有思想改造、政治学习，不再有居委会和群众的监督。这是张友仙所能回忆起的最幸福的时期。她在等待红色兵团的到来，她不怕他们，他们要对付的不是牛鬼蛇神。贺玉珍那婆娘也留下来了，她也在等待红色兵团的到来。

邹兴容带着刘琼、张惠呆在张三姑婆屋里。那个庆祝最高指示下达的不平常的夜晚之后，她有段时间称病呆在家里，但过后经不起别人的动员，又去参加了组织活动。参加组织活动使她忘了自己有那样两个丈夫，忘了思想改造，使她觉得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人。她只是一名普通的群众，不必像别的造反派战士那样撤离。她没有必要害怕红色兵团战士。

刘琼的主义兵同学来找过她，她为她的安全担心，约她上她位于市中区的家里住几天。但刘琼觉得这很可笑，婉言谢绝。她像邹兴容一样不怕红色兵团战士，认为家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刘芹和刘义上张三姑婆屋里去，看见她们都不怎么说话，安静地坐着，外面一有响动便竖起耳朵。她们不怕红色兵团战士，但在等待中——他们随时可能到来——还是感到紧张、焦虑。张三姑婆头上包着帕子呆在被窝里，刘琼、张惠和院子里另外两个女孩坐在床沿上。邹兴容坐在一侧的藤椅里。刘芹呆了会儿，对刘义说：“我们到外面去看看。”

“哪儿也别去。”邹兴容说。“就呆在这儿。他们会看见我们没乱走乱动，我们是普通老百姓，对他们构不成威胁。”

“也许他们这一天也来不了。”刘芹说，对母亲说的构不成威胁的话觉得好笑。“我们出去看看就转来。”

她和刘义朝隔壁院子走去。走廊上安安静静的，不见孩子们跑动，从屋里传来压低了嗓音的说话声。院坝里香蕉树已长得很茂密，一只画眉在午后的阳光里婉转啼叫。他俩带上秦睡龙。后者刚打那间堆谷草的小屋里钻出来，他来此侦察，似乎打算一遇紧急情况就把自己和老奶奶安置在谷草窝里。

他们一道穿过寂静的走廊、院落。房司造反派家属已走光，锁上了门。街道纸袋厂牛毛毡搭的厂房里不见人影，一张张案板摆放在抹过水泥的神甫原来的后院里，角落上堆放着成捆的纸袋。他们来到教堂前的院坝里，五金加工厂的人也锁上了教堂的大门。

他们在教堂大门前碰见一名手持钢钎的造反派战士。刘芹用开玩笑的口气招呼他：“龚三哥，还没撤退吗？”

“龚三哥决不会当逃兵。”他说。

教友，家住教堂院坝旮旯里，下苦力的无产阶级，坚定的红色方面军战士。他没和组织一块撤退，他打算留下来，孤身一人抵挡红色兵团的进攻。

他没戴藤帽，戴着顶边缘破裂缺缺丫丫的草帽，穿着件破旧的劳动布裤子，大脚丫上套着双车轮底的凉鞋，腰上扎着根宽皮带。他身上的背心破旧，汗渍斑斑，肩上只有筋筋绺绺挂着，亮出肌肉发达的半截胸脯和晒得油亮的手臂。他一只手握着长毛似的钢钎，皮带上吊着把插在套子里的短刀。刘义觉得他与其说是一名造反派战士，还不如说是丛林部落里一名狩猎者。

“这一带没人把守？”刘芹问，看了看另一名教友家的憨憨儿。后者穿着件和尚领汗衫，胖乎乎的胳膊和身段，呆在家门口高高兴兴地敲打着竹筒。

“前面街口有我们的人。”

“你为什么不在那儿参加战斗？”

“我们刚撤下来。还没交手就接到命令去增援张家苑——那一带战斗已经打响。”

“你没跟队伍走？”

“我另有任务。”

“他们会从这边过来吗？”

“肯定会过来。”

“你一个人抵挡得住？”

“你到外面去看看，还有我们的人。”龚三哥笑了。“你们上这儿来干什么？”

“到钟楼上去看看。”

“门开着的，去吧，有我在这儿。”

“你参加战斗拿工资吗？”刘芹走开去几步，又回过头去问。

“我们搬运站现在是造反派掌权。”龚三哥说。

“拿得到工资啰？”

“一天一个点工。”

“一块四？”

“大点工，一块八。”

他们从右手门洞进去，沿着螺旋形木梯一口气爬上钟楼，来到上方平台上。抄教堂的时候把两座钟楼里的钟都拆卸下来，送铸造厂去了。钟架空落落的，结着蜘蛛网。他们的到来惊动了一群麻雀。它们在外面砖缝里筑巢，嘁嘁喳喳地吵闹不休，从窗口看得见它们在头顶上飞进飞出。

从钟楼上只看得见下方一截街道和连成一片的瓦脊，投向街口那方的视线被瓦脊挡住了。刘义和秦睡龙翻过圆孔，顺着瓦脊往教堂屋脊上爬去。瓦脊上长着青苔，被太阳烘干，但仍然有点溜滑。刘义让秦睡龙爬在前面，万一他滑下来好把他挡住。但秦睡龙是个机敏的孩子，手脚并用，转眼功夫便爬了上去。刘义也没费多大劲就爬到了屋脊上，两人在离拆毁了十字架的光秃秃的顶端一两公尺的地方坐了下来。

刘芹呆在钟楼里。她从圆孔里看着他俩爬上屋脊，对着上方看了会儿，然后走向另一侧圆孔，往下眺望。

隔会儿龚三哥上来了，在钟楼里和刘芹说着话。刘芹的声音听上去高高兴兴的，不时发出几声哈哈笑。

刘义望见了远处的山丘，山头上矗立的白塔，一段闪光的河面。望见不远处的校园，绿荫中的一片寂静的操场。一群鸽子从军分区大院里飞起来，飞过一片低矮的瓦房、市文化宫和人民旅馆大楼上空，往山的方向飞去，在背阴一方黛青色的山影中折回，飞过广场，盘旋在张家苑一带上空。那儿发生着激烈的战斗，不少人爬上了屋顶，嚷叫声隐隐约约地传了过来。

西门街口这方仍然安安静静的。刘义看见房顶上呆着人，但没往下扔砖瓦，也没听见闹嚷声。一截街面上设置了路障，看得见路障后面手持钢钎、头戴藤帽的武装人员。

他安静地眺望着，听着身边秦睡龙的呼吸声，出声地往胸膛里吸气。他看看下方的钟楼，刘芹还在里面和龚三哥说话。憨憨儿又在敲打竹筒，听上去就像和尚敲木鱼的声音。他不由得怀恋起往日教堂的钟声来了。它总是在睡梦中响起，召唤他去教堂望弥撒。但进了中学后他就不再上教堂望弥撒了。在那所学校里，一个上教堂望弥撒的中学生是件不可想象的事。

可是学校已今非昔比。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他的视线落到那片寂静的操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什么东西使一个人成为思想兵使另一个人又成为主义兵？他想到王名安，他突然长高、长结实的身体，他脸上的青春痘，上嘴唇上长出的胡须、突出的喉结……这一切都伴随着某种内部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刘义得出结论——是内分泌使他成为一名主义兵的。

这样的看法十分荒谬，但刘义却一脸沉思的表情。他从居委会方主任儿子的身上、从那个脖子上青筋鼓起激动起来像条发怒的小公牛的主义兵青年身上、从那个有一双大手的像猿猴般有使不完的精力的桥联队的领队的身上、从市文化宫门前用短棒击打女孩腹部的那个面目狰狞的男人身上、甚至从漂亮的站在楼顶上用弹弓射击的女思想兵梁丽身上都看到同样的东西。生命的骚动。内分泌。只不过他却不能解释，内分泌何以使王名安成为主义兵，而又使另外一些人成为思想兵。

多年以后，我和他谈到这事，他还坚持说他在教堂屋脊上的发现仍有一定的道理。尽管那时他还没有读过一本像样的有关这方面的著作。一切都始于一张照片，始于我和他之间的一场对话——你在那个时期究竟经历了什么？你还记得什么？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说的东西。







                             二十七




刘义他们离开钟楼后不到一小时，那儿就发生了战斗。交战一方是龚三哥和一小群防线失守后退守教堂的红色方面军战士，另一方是乘胜追击的红色兵团雇佣军、武装起来的民工和区镇贫下中农。

红色方面军战士砸开大门上的锁，跑进教堂。他们在五金加工厂的车床间、杂七杂八的原料和废旧机器间与红色兵团战士交手，阻挡后者的进攻。他们企图打开圣器室旁边那道小门跑到这边院子里来。但小门已被封死，用钢钎也无法撬开。红色兵团战士一拥而上，他们终因寡不敌众，成了俘虏。

龚三哥和另外两名红色方面军战士爬上了钟楼。红色兵团战士尾随其后，在楼道上俘虏了一个。龚三哥和剩下的一名战士登上平台，翻过圆孔，爬上了教堂屋脊。

龚三哥并非像他在刘芹面前所吹嘘的那样是名孤胆英雄，他根本就没想到作任何抵抗。他一上房顶想到的就是逃命。他事前已有所准备。他没招呼自己的战友，一个人顺着屋脊跑向另一头，从屋脊顶端顺着瓦沟溜到屋背边缘上。那儿一根绳索早已拴牢在揭开的瓦格子上，他扭着它下到墙头，然后纵身一跳跳到隔壁医院的草坪上，逃之夭夭。

站在这边院子走廊上的人清清楚楚地看见他弯着腰提着钢钎打屋脊上跑过的身影，看见剩下的那名战士爬上屋脊后，顺着另一侧瓦背下滑，慌不择路地爬上了另一座钟楼的楼顶。

从后面追来的红色兵团战士也爬了上去，两人隔着楼顶上的塔形尖顶交起手来。那人被逼到靠外的一侧，光着脑袋，看上去很年轻。站在里侧的红色兵团战士头戴藤帽，像只壮实的大猩猩。两人都猫着腰，紧盯着对方。那人躲过了左侧刺来的钢钎，让到尖顶的右侧，红色兵团战士往右侧刺了一钢钎，他又让到左侧。他这么躲闪了几个回合，也用钢钎还击。

这是一场无望的战斗。真正的孤胆英雄。

“他应该投降。”站在一根廊柱旁边的张友仙说。“他没有退路了，为什么不投降？”

张友仙的哲学向来就是缴械投降，顽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她为那名红色方面军战士的命运担忧，完全忘了自己是一名牛鬼蛇神，第一次作为一名热心的观众参与了这场群众斗争，或者说这一强一弱的两人之间的斗争。她的同情在弱的一方，焦急地盼望那名战士认清形势，停止抵抗，以挽救自己危如累卵的生命。

站在走廊上的人都看到了屋脊上和钟楼右侧呆着跟上来的红色兵团战士。他们默默地为那位战士担心，捏着把汗。在刘芹的一声惊叹中，他手中的钢钎已被打落，在空中打了个调，朝楼下栽去。在此之前，他刺中了那个大猩猩的手臂。

“赶快投降吧，不要再顽抗了！”张友仙喃喃说道，在胸前划了个十字。“主啊，指点他，给他明悟，为他指明出路吧，他才二十岁……”

那名战士仍在进行抵抗。他双手把着塔形尖顶的腰部，利索地躲过几次刺杀，突然伸手抓住了对方的钢钎。两人各执一端争夺起来。有一瞬间，他好像取得了成功。他拼命想把钢钎夺过手。但对方突然顺势往外一送，他失去重心，身子朝后仰。接着，他松了手，企图用舞动的手臂保持身体的平衡。此时他已在往下坠毁，从钟楼顶上消失不见了。

“他摔下去了！”

“他摔死了！”

从五、六层楼高的地方摔下去，下面是青石板。谁都认为他凶多吉少，不死也得摔成残疾。但是发生了奇迹。事后打听到，他落地后完好无损。他好像不是从钟楼顶上而是从一两公尺高的地方摔下去的一样，身上竟然没伤着点皮肉，毫发无损。他在石板地上躺了会儿，神智清醒地爬起来，当了红色兵团的俘虏。后者一个个目瞪口呆，没人敢动他一下。

众教徒都认为这无疑是天主显圣。就像抄教堂那天十字架倒下来砸死那个积极分子老太婆一样。同是天主参与了的事，那次显示的是惩罚，这次显示的是慈悲。不过不好解释的是，天主何以会喜欢造反派、何以会对一名红色方面军战士如此青睐？

仅仅因为众教徒都为他祈祷天主才格外开恩？邹兴容认为是如此，不然怎么解释呢？她所具有的唯物主义观点因目睹这桩奇迹而被抛到了一边。张友仙更进一层认为天主特别听见了她的祈祷。过后她说起来好像她亲眼目睹了奇迹发生的过程，一只无形的手托住了那名红色方面军战士，减轻了地球的引力，让他双脚触地，坐在了石板上。“若不是天主的存在，他还能活下来吗？”她说。

当时所有的人都胆颤心惊。刹那间他大惊失色舞动双臂的身影还留在合上眼睛的视网膜上。他摔死了吗？刘芹想跑去看个究竟，或者也是出于本能的反应，眼睛望着钟楼顶往院坝里跑开去几步。但就在这时，她突然站下来了。

一伙红色兵团战士出现在院坝一侧的房顶上。

没人想到他们会从这地方来，在场的人一时都看呆了。彭家的小孩吓得哭了起来。

隔壁医院的晾衣房，毗邻职工食堂。一个身材矮小、一只眼睛长着眼翳的女人在那儿负责管理，把工作服、床单、被单晾在一根根竹竿上，或从竹竿上大抱小抱地取下已晾干的东西。她也是一名教徒，和院子里的人很熟。几分钟前她还呆在楼上，隔着木栅栏往院子里望。此时她已躲起来了，跑得无影无踪。

红色兵团的人爬上屋脊，呆下来了，往这边院子里打量着。

“你们是什么人？”一个手持钢钎、长着络腮胡的男人问站在院坝里的刘芹。

“我们是群众。”

“有红色方面军的人吗？”

“他们早撤走了。”

那伙人半蹲着，互相交谈了几句，往后传递消息，然后站起身打屋脊上下来，顺着瓦沟往下走。前面的离开屋脊，后面不断有人爬上来，露出藤帽、钢钎。刘芹有一会儿注意那些不断冒出来的人去了，等她回过神来，明白他们要干什么的时候，前面的人已走到屋檐上，跳到院子这方的屋脊上来了。屋檐离这边屋脊一公尺左右。那人纵身一跳跳了下来，踩碎了几块瓦，顺着屋脊小跑起来，第二个又跟着往下跳。

“啊，啊，转去！”刘芹嚷道。“退转去！你们要干什么！”

房屋年久失修，瓦背漏雨，经受不起任何重压。第三个又下来了。他没顺着瓦脊跑动，而是踏着一侧的瓦背往前走。刘芹冲他嚷道：“滚转去！啊，啊，你把我们房子踩坏了！”

她声音尖细，愤怒得涨红了脸。邹兴容在门口走廊上招呼她：“大——”刘芹没理睬她，继续嚷叫，挥着手，要他们往后退。她会惹事的。刘琼跑到她身边，拉着她手臂说：“姐姐，让他们去吧……”

“走开，少废话！”刘芹甩开她的手。“房子踩烂了谁来修？”

话音刚落，传来“轰隆”一声巨响。

“完了！”刘芹说。

厨房一侧的瓦背上出现了一个窟窿，灰尘像烟似的往上冒。一声“轰隆”之后，接着又是一片哗啦的声响，瓦片瓦砾随着一名掉下去的红色兵团战士往下砸。

他掉到灶头上。脸朝上，横着身子掉下去，后腰在灶缘上一担，脊椎骨立刻就被担断了。

刘芹朝厨房门口跑去，一分钟后又跑回来，站在院坝里。“完了”她说。不知道是那名呻唤不止的战士完了，还是房子、锅盆碗盏完了。房背上开了扇不规则的天窗，在两根横梁间，支楞着一截瓦格子，射进来的光线照耀着灶头四周烟雾腾腾的一片狼藉。

房背上的进军终止下来了。走在屋檐边的人都往后退。那人掉下去之前，又有一名战士跳到屋脊上。他看了一眼，没停下来，急急忙忙往前走，追上了前面的人。

他们三人顺着瓦脊转过拐走到那头尽头上，打那儿顺着瓦沟下来，翻到秦家搭在房屋档头上的厨房棚顶上，顺势跳落在地。

从原路返回的红色兵团战士找到一条通这边小街的途径，打医院停尸房一侧的小门出去，绕道而来，几分钟后跑步进入院门。

一些人跑进厨房，救起那名脊椎骨摔断的战士，其余的人散布在走廊上、院坝里。

一名三十岁左右、指挥官模样的男人怀疑刘义是红色方面军的人，居委会的战斗人员。红色兵团战士进攻时，这类战斗人员向他们扔石块、砖头。

“他什么也不是。”刘芹说。“他还是一名学生。”

那人钢钎杵在地上，打量着刘义。他身边站着两名红色兵团战士。

“他刚满过十七岁，我可以拿户口簿给你看。”刘芹在一边说。

“把你的手伸出来。”那人对刘义说。

刘义伸出双手，摊开汗湿但干净的手掌。那人问：“没向我们扔石头？”

刘义摇了摇头。

“你参加组织了吗？”

“没参加。”

“为什么没参加？”

刘义刚想回答因为家庭出身关系，刘芹接过话茬说：“不是人人都参加了的。”

“人家不会要他。”一声冷笑把这话从相隔两根廊柱的走廊那头传过来。说话的贺玉珍，她声音不大，但还是让这边的人听到了。

贺玉珍在和几名红色兵团战士说话，也在留意这边的问答。突然插进这话后她又把脸调向一边，对红色兵团战士笑脸相向。院子里的人惟有她因红色兵团战士的到来而欢欣鼓舞。她向他们谈到她的丈夫曾明君，最忠诚的红色兵团战士。他现在关在市文化宫的监牢里。她希望红色兵团战士们一举攻下市文化宫，解救她丈夫和所有在押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

“刚才是你在哪儿嚷叫？”指挥官问刘芹。

“你在房顶上吗？”刘芹反问道。

“你怎么敢对我们那样嚷叫？”指挥官说。“不想活了，是不是？不支持我们红色兵团？”

“你们要是听我的话，他就不会摔成这样了。”

受伤的战士已从厨房里抬出来，平放在走廊的泥地上。一身一脸都是灰。额角上裂开了一道伤口，殷红的血迹在泥灰中开路，像大蜘蛛的脚爪爬向脑门，爬过眉梢眼角，伸向耳垂腮帮。他不住地呻唤着。有人跑开去找担架队去了。

他身边还蹲着个年轻小伙子，可能是亲戚或一个生产队的人。他不知道该做什么，急得脸色都变了，大声地叹息。

“算你走运。”指挥官对刘芹说。“我带领的是一支民工队伍，贫下中农，不是我们桥联队的战士，要是碰上他们，你这种瞎嚷嚷……”

“他们就不讲道理？”

“嘿！他们很讲道理！”

一名从外面进来的战士跑步来到指挥官面前，低声说道他们已彻底搜索过了，附近不见红色方面军的影子，指挥官面部肌肉松弛下来。他们离真正的战场还很远。他划燃火柴，点上一支红缨牌香烟。

他不是那种粗人，实际年龄比乍看上去还要年轻，外省口音，穿着件大了一号的开领运动衫，白白净净的脸，五官端正。队伍里不止他一个桥联队的人。他与旁边一个操外省口音的中年男人搭话，后者长得五大三粗，大桥上铆铆钉的无产者。

他看了一眼刘芹，说：“你很有胆量，你应该加入我们红色兵团。”

刘芹听了打了几声哈哈，仿佛觉得这话很滑稽似的。她额头上渗出汗珠，脸色发红。她刚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房子，现在她还想着房背上那扇天窗。她对指挥官说：“房子踩坏了，你们得找人修好。”

“我们的人还差点摔死了呢。”指挥官说。“我们没怪你的房子不够结实，你倒提出这种要求来了。”

“损害老百姓的东西要赔。”刘芹说。

“这房子是房司的吧，叫他们派人来修不就得了。”指挥官说。“房子是国家的，我们人也是国家的。”

“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派人来修。”刘芹说。

“我们踩坏的，会替你修好。”指挥官后退两步，看了看瓦背上的窟窿，换了种语气说。“我们会派人来修好，等我们胜利之后……”

“胜利之后？”

“你怀疑吗？”指挥官笑了笑。“胜利属于我们红色兵团，这点连小孩也不会怀疑。我们有群众支持，有解放军作坚强后盾，只会胜利不会失败。你要有亲戚朋友是红色方面军的人，我叫你劝他们尽快投诚，反戈一击有功。彻底打垮他们就是这几天的事了。你对你的房子尽可以放心，我们会派人修好所有踩坏的房子。”

红色兵团战士领着两个担架队的人进来了。红色兵团雇佣的民工，一副帆布担架扛在肩上。指挥官朝走廊上走去。

受伤的战士被几双手捧起来放到了担架上。那个年轻人已不再叹息，但眼睛没离开他的脸。他呻唤声已微弱下去，一脸血污，目光呆滞。









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8-1 22:55

二十八




红色兵团战士们一走，刘芹她们就进厨房里去收拾，把瓦砾、灰尘、碎木块清理干净。刘芹清点损坏的东西，搁在灶头上的盐罐、酱油瓶和洗碗的缸钵被砸坏了，锅砸开了一道裂口，连煤油灯和竖在一边的锅盖也未能幸免。

这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刘芹抱怨道。那名战士那一下也摔得够惨，很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看样子是一名招募来的民工，不是为了自己的观点战斗，而是看在每日一个点工的份上，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家里可能还有妻儿老小，给点抚恤金了事，不会怎么管他的。如此一转念，刘芹便觉得自己没什么好抱怨的了。

令她高兴的是，她把刘义救下来了。当时邹兴容待在一边没说话。这次不比那次抄家，她没表示欢迎，但也不知道如何是好。要是她不出面干涉，刘义很可能就会被那伙人带走，后果难以预料。刘义好像也被吓着了，当那名指挥官怀疑上他后，他朝她看了一眼，好像在说：“这都怪你，我走了就没这回事。”刘义本人否认这事。或许事情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严重。那名指挥官也许只是想耍耍威风，吓唬吓唬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并不是那种蛮不讲理的粗人。

刘芹对贺玉珍那句“人家不会要他”耿耿于怀。那婆娘怎么那么可恶、那么喜欢拆烂污。她总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她说出来就是为了让人听到，让人知道她在任何时候都对牛鬼蛇神和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满怀蔑视。她具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她身上长刺，自以为保持了无产阶级的战斗性，保持了对牛鬼蛇神和阶级敌人的仇恨，实则既愚蠢又冥顽不灵，对任何人都缺乏善意。

那名指挥官答应的事没有兑现。红色兵团并不像他所宣称的那样只会胜利不会失败。实际情况是，相隔仅两天，红色方面军便发起反攻，一举收复了失地，把西城一带的占领军逐出了市区。

北城张家苑一带的战斗仍然很激烈。红色兵团投入了大量兵力，步步为营，在房顶上、狭窄的街巷里，与红色方面军展开激战。

红色兵团出钱招募民工，红色方面军这方则向所有参战人员免费提供伙食（可以想象红色兵团那边也是免费的）。市中区各家国营餐馆为他们敞开大门，任何时候进去都可能吃上馒头、花卷、稀饭。餐馆里的造反派群众也用驾车把食物送上前线。刘义碰见王名安的这天下午，他和几个主义兵同学正从十字路口附近一家叫“桃园春”的餐馆里吃了午饭出来。平常一日三餐有人送，今天是个例外，他们自己上餐馆进餐，有红烧肉和好几道菜的一次会餐。他问刘义吃过饭没有。“我可以带你去饱餐一顿，不收一分钱一两粮票。”他说。

王名安对免费供应伙食非常满意。他让刘义摸了摸他像提足了气的鼓囊囊凸出的上腹部。他这段时间食量大得惊人，单是早餐就能吃下两个包子（数量有限）、两个二两粮食的馒头，一大碗稀饭，午、晚两餐（有面食也有饭食）也吃得不少。他在家里还从来没有这么敞开肚皮吃过。他不会放过白吃的机会的，很可能正是免费提供伙食才使他的食量大增。刘义注意到每家餐馆里都堆着一笼笼馒头、花卷，任何像战斗人员的人都可以进去拿来吃。但他却没想到自己也可以是这任何人中的一个。

街上到处见得到头戴藤帽，手持钢钎、棍棒的人。有从张家苑过来的，也有往那头走的。王名安手里仍然拿着那根茶条棒，几个主义兵同学手里拿着棍棒、钢钎。他们驻守在市图书馆附近的民政局办公楼里。那儿离前线很远。指挥部所以有这样的安排，大概考虑到他们还是一伙学生。但王名安却说，那儿是一个战略要地，进攻北城、西城的红色兵团部队都是冲市图书馆这带来的。在今后的战斗中他们可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王名安有件事要告诉他，他见到刘义这么高兴很可能就因为他心里揣着这事。在刘义拒绝和他们一路去参观学校主义兵的驻地、几个同学走开去后，他说：“昨天我们把唐敏之老师狠狠教训了一顿。”

王名安平常说到班主任都直呼其名，加上老师二字，以示嘲讽。班主任参加了思想兵，但毕竟是斯文人，没像工厂机关单位的思想兵那样跑到山上去，拿起钢钎、棍棒参加战斗。武斗开始后，他就躲在老婆娘家一个主义兵家庭里。据说，他已在考虑反戈，已和学校主义兵头头取得联系，以他一惯的作风，想把这次反戈搞得有声有色、具有代表性。但另一方面他又在犹豫不决，拿不准哪方最终会取得胜利。他顾虑重重。他在当思想兵的时候过于张扬，把自己保皇派观点表达得淋漓尽致。他曾预言：主义兵取得胜利除非太阳从西方升起。这话说得太绝，反戈会使他觉得没有脸面。

“他没有任何原则，就像所有的臭知识分子一样，本质上是个机会主义者。”王名安评论道。“他参加思想兵也好，反戈一击成为主义兵也好，都是见风使舵、投机取巧。明哲保身是他们这类人的哲学。可是，你记得他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吗？他要我们有理想。他多么会唱高调，多么擅长于阶级分析、玩弄革命的词藻……一个十足的伪君子！”

刘义不喜欢班主任，但说他是伪君子，他却不能赞同。班主任相信自己所说的东西，这和伪君子的心口不一有本质上的区别。一个伪君子会说：“什么？你把我（刚才）说的话当真了？你以为我说的跟心里想的一样吗？”而班主任却要别人把他的话当真，无条件地表示相信。

刘义发誓说，他当时引用了莫里哀笔下那句伪君子的名言。对此我表示怀疑。不错，在他那样的年龄，脑子里有时会有些奇妙的念头和联想，会脱口说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话。我不能确定他当时是否已读过莫里哀的作品。他一向沉默寡言，耽于幻想，表情抑郁，但有时也会因某个念头或书本上的某句隽词妙语而变得眉飞色舞。这些都可以为他辩护。那句引语和表达的方式给王名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仔细玩味，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应用到班主任身上也未尝不可。班主任是说话的一方，而听话的一方便是他，面带微笑的主义兵战士王名安。

唐敏之昨天早晨回到了学校，王名安接着说。他可能在权衡了一番利害得失之后，放弃了反戈，打算在校园里迎接红色兵团的到来。王名安他们得到消息后，冒着途中与红色兵团突击队遭遇的危险，迅速出击，在午餐桌上把他从学校教职员工宿舍里抓走，带回驻地。

他们没像对付思想兵同学那样对待他。对付思想兵同学，无论男女，他们都是毫不留情的。在人民旅馆大楼被攻占后，他们抓到了一小撮思想兵同学，各个班级的都有，有的躲在家里，有的从山上溜回来被抓。由他们初六六级几个班的主义兵执行惩罚。地点在他们的教室里。他们关上门，用皮带抽打，用棍棒、板凳猛打猛砸。出手之凶狠、狂暴，令王名安也感到吃惊。他说出几个同学的名字。其中一个用皮带抽打一个女同学的臀部。而他平常和女同学说话都要脸红，更不要说触及她们的身体了。另一个同学，在一名高六六级的女思想兵翻窗逃跑时，跑过去紧紧箍住她的大腿。那名女思想兵已年满十九岁，校团委的委员，上他们班作过辅导员，曾经把那名同学列为团组织的发展对象。而此时他却双手抱着辅导员丰腴的大腿不放，这动作持续了几分钟，直到他凭着一股蛮劲把拼命挣扎的辅导员活活拽下来为止。这当然是个笑话。王名安说着笑了起来。也许那个同学只是为了阻止她逃跑，情急之下不顾一切地抱住了她，也许也是怀着某种不可告人的可耻动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另一个插曲是，吴少强同学用板凳砸中杨明英的胸口，她当场口吐鲜血。

“我承认我们都有点野蛮。”王名安说。“我们是在执行任务，谁都认为该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学校的头头们也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我们这样恨他们？我们和他们之间并无个人恩怨。吴少强和杨明英曾经同坐一张课桌，男生们在私下里‘排队’时，都把他和她排成一对。

对付班主任，他们另有办法。他们让他跪在民政局办公楼后院天井里向毛主席请罪，忏悔自己在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期间和顽固地站在非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所犯下的种种罪行。

照刘义的理解，所谓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就是不讲政治挂帅，鼓励学生只专不红、走成绩第一的白专道路，不重视思想教育，不讲兴无灭资、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不用培训革命接班人的标准要求他们，不让他们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打击、歧视工农子弟，而不是相反打击、歧视剥削阶级家庭出生的子弟……没有一个班主任会这样做。唐敏之做的恰好相反。不管他执行的是什么路线，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百分之百是条非资产阶级的路线。

忏悔以沉默的方式进行。他们不想看见班主任的脸，让他背朝楼房跪在天井里。他们呆在三楼窗口后面。办公楼毗邻另一个单位的宿舍楼，一些女人、孩子跑过来看热闹，被他们轰走了。天井狭窄，班主任面对着一堵砖墙，一棵梧桐树的树冠替他挡住了阳光。他穿着和尚领汗衫，灰卡琪裤子，皮带上挂着一串钥匙。他汗衫已湿透了，紧贴着瘦骨棱棱的肩胛骨和后背。他上身打得笔直，昂着剃成小平头的脑袋，绷紧了颈脖上的筋腱，好像在这种姿势中也要身体力行为自己的学生作出表率似的。

有其他班级的学生在楼上观看，不过没插手这事。他是他们六六级四班的班主任。他们把砖头堆放在窗台上，冷不丁地朝他扔上一块。他们并不想击中他，砖块落在他前后左右，就是不往他脑袋上落。他当然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砖块不是接连不断地扔下去的，而是每隔十几秒、半分钟或一分钟扔上一块。落地点离他时近时远，砰地一声砸在三合土地上，留下一个红褐色的斑点。一截砖头扔下来了，他等待着下一次，开始焦急起来，汗也淌得更多了。他背对他们，不知道砖块何时扔下来，扔在什么地点。他们会对他下毒手吗？一截砖头几乎贴着他耳边擦过，重重地击在地上，弹跳开去。下一次或许就会对着他的脑袋直落下来了。

“你知道陈志兵有多么恨他。”王名安说。“那块差点击中他脑袋瓜的砖头就是他扔的。没人知道他是闹着玩的呢，还是想像玩‘土地跪’那样一下把他击倒。他可能出于一时的冲动，没考虑后果。要是偏一点儿，咱们班主任聪明绝顶的脑袋瓜就被砸开花了。”

“他们觉得好玩吗？”刘义问。

“噢，一点不觉得好玩。”王名安说。

“扔砖块的都是一般劳动人民家庭出生的同学。”刘义想了想说。无论如何剥削阶级出生的同学就不会扔。吓怕了，什么事都要多个心眼，顾及后果。

“我没留意这个。”王名安说，随即更正道：“不，蒋文辉扔了，他是工农子弟——不知为什么，唐敏之器重所有的工农子弟，就是不器重他。在场的一半以上的同学都扔了，没扔的在一旁看着，表示支持。”

刘义仿佛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情景，他看见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不知为什么都表情严峻。就像站在审判台上一样，他们站在窗口一声不响地注视着下面天井里的班主任。刘义和我谈到这事说，他，唐敏之，一直像父亲一样统治着他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们。在他任班主任期间，没有一个学生敢对他说半个不字。他们如此报复他，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但从另一方面说，要说他们真有什么值得愤愤不平和伤心的地方的话，那就是他总是用一个模具塑造人，并且塑造得很恶劣。

“他肯定没想到他们会这么恨他。”刘义说。

“至少肯定没想到他们会如此‘爱戴’他。”王名安讥讽道。“不过这完全是他自找的，罪有应得。”

“他吓破了胆。”隔会儿，王名安又说，哈哈笑了几声。“他开始还要面子，硬撑着，腰打得笔直。但几分钟后，他就像泄气的皮球般蔫下去了，身体慢慢弯曲，屁股坐落在脚后跟上。每落下一块砖头，他都会神经质地抽搐，浑身直打哆嗦。”

“他那么能说会道，就不能用一番话把他们镇住？我们每个人毕竟都聆听过他的教诲。”

“噢，他那一套不再灵了。”王名安说。“问题在于，他面对的不是个人，而是组织。他们已不是他原来的学生（他已不再掌握操行鉴定），而是接受过战斗洗礼的主义兵战士。他自己则站错了队……”

“后来怎么收的场？”

“他完全屈服了，低头认罪。”

“把他放了？”

“当然，他毕竟是班主任嘛，我们只想看见他威风扫地，没想把他送‘文攻武卫’。”









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8-2 23:55

  二十九




“你说的活路还没联系好？”王名安问。

“还没联系好。”刘义说。“现在在打仗嘛，一时还开不了工。”

“有时我也真想当一名逍遥派，什么也不管，像你那样去找活干。”王名安说。

刘义笑着看看他。他俩正走过电影院门口。

“我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除了当一名造反派战士就什么也不想。”王名安隔了会儿，说。“我们不能太相信别人。我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我有时觉得什么都变了，有时又觉得什么都没变，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在同学之间的关系上仍然看得到我所痛恨的学校的那一套。对付思想兵，我们观点一致，是战友，能一起赴汤蹈火。可是在自己人中间，却互相提防着，拉小圈子，背后使坏。我们表面看上去很团结，目标一致，实际上却各有各的小算盘，损害不得一点个人的利益。虽然不再向班主任和团组织打小报告了，但我们互相仍不能像人与人之间那样说真话。你懂我的意思吗？”

刘义表示他懂。他们在学校里时何时曾对别人说过一句真话？

王名安谈到学校一名受人尊敬的主义兵头头因写错一条标语（一字之差成了反标），主动跪了将近十个小时给主席请罪。这事对他触动很深，使他一度情绪低落。他很崇拜那名头头。自从发生了那件事后，那名头头就差不多从组织中消失了。

“不过一切要看大方向。”王名安接着说。“什么是错，什么是对，不是我们应该去考虑的。就我个人来说，我早已厌倦学校的生活，厌倦自己在学校里所扮演的那种角色。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退回到老路上去。我梦见自己回到了那个时期，那是最叫我害怕的，醒来发觉这只是个梦，我高兴得心花怒放。现在的我才是真正的我。我真高兴自己投身到这场伟大的运动中，自己解放自己。我很庆幸自己是一名主义兵，到现在为止我对自己还是满意的，只是别对自己人说真话。”

王名安看上去高高兴兴的。他何时曾情绪低落过呢？他俩横穿过街面，他对刘义说：“听说那天你被拉去当见证人了？”

“谁说的？”

“我们都知道这事了。你不必脸红。这么说你多少还是支持我们的？”

王名安和两个从楼房里出来的本校主义兵打招呼。刘义脸上仍在发烧。他俩穿过门洞，登上楼梯。这是幢离张家苑不远的居民住宅楼。住户已撤离，走廊上空荡荡的，楼道上不断有人上下。他俩登上楼顶，这儿已成了个临时看台，聚集着不少的人。

战斗就在下方街道和瓦背上激烈地进行。听不见枪炮声，只听见嚷嚷声和推土机的轰鸣声。他俩离开人群，站在楼角一侧齐腰高的砖墙后面。墙头上搁着一些砖头，准备扔下去的，但还没有这种机会。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呆在那儿往下张望着。打下方街道上跑过一队头戴藤帽、手持钢钎的红色方面军战士。王名安说是抬工队的人。他们跑步穿过街口和街道两侧站着的看热闹的群众，进入前面的巷道。

这一带都是居民区，除了一所小学外没有机关单位。清一色的瓦房，偏街小巷纵横交错，延伸到山脚。一处地方起了火，往上冒着股浓烟。它升起来在上方聚积成一条带状的云团，缓慢移动。推土机在一截横向的街面上受阻，那儿房背上的人拼命往下扔砖瓦、石块。

战斗在同一地点反复进行。红色兵团的人冲过来，占领了一段街巷，红色方面军的人进行反攻，重新夺过手。或相反红色方面军的人发起进攻，红色兵团的人把他们赶回来。瓦背遍体鳞伤，有的地方露出了房屋的骨架，或桁梁倒塌的断壁颓垣。那儿曾发生过激烈的战斗，现在已安静下来，战火已蔓延到别的地方。

王名安说，这一带居民战斗开始后都往市区撤了。他们绝大多数都是造反派群众，有的投亲靠友，有的住进了机关单位。行署和市委礼堂也成了这伙难民的临时收容所。“那情景真有点像战争年代。”王名安说。“扶老携幼，哭哭啼啼，随身带着换洗衣服和家里一点值钱的东西。户口簿、购粮证、粮票、布票、购物卷肯定是少不了的。我看见一家人，老奶奶不愿走，死都要死在自己家里，但家里人还是用一把马夹椅把她抬走了。也有不愿撤离留下来的人。那一带已经断水断电。断了电可以点蜡烛用煤油灯，断了水则必须天黑后瞅准战斗停歇的时刻到外面来挑。那样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他们想必比‘离乡背井’的人更渴望和平的到来。红色方面军提出‘保卫家园，寸土不让’的口号，这很得人心。老百姓自然都把红色兵团看成是侵略军，是日本鬼子或国民党还乡团那样的人。”

红色兵团对西城区的占领相比之下好像是一场演习，侧翼的佯攻，以配合主攻。在张家苑担任进攻主力的是桥联队的战士。没有一个群众敢于像刘芹阻止西城的雇佣军那样出面阻止他们进军。他们翻墙越院，在瓦背上跑上跑下，如履平地。推土机推开路障，也推倒平房、院墙。

推土机是这场战斗中的装甲车、坦克。只有作为一名参战人员身临其境你才能充分体验到它的威力。一辆大马力的推土机和它后面跟上来的步兵连就活活吓退了一队学校主义兵。

那是在西城一条主要街道的一处十字路口附近。王名安他们一伙主义兵在学校指挥部一名头头的带领下第一次走出驻地参战。“你知道他，赵友权，高六六二班的，二月黑风中学校唯一一个蹲过监狱的学生。我还记得他从里面放出来回到寝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抽屉里找出饼干，放进一个瓷碗里，兑上开水，用汤匙搅拌成糊状物，埋头吃起来。只有几天没吃饭的饿汉才会那样吃东西。糊状的食物居然把他哽住了。他没向我们说到那里面的经历，但单看他那副吃相我们也就一斑见豹略知一二了。”王名安笑了笑。“那天，他手里提着棍子，带头往房背上爬。他就是那样一个人，处处起带头作用。血统纯正的工农子弟，可在校园中却第一个站出来批驳血统论。辩论中没有一个思想兵是他的对手。我们能说会道的班主任也曾是他的手下败将。那天他顺着楼梯往上爬的时候还兴致勃勃的，显得又英勇又潇洒（萧洒可以说是他一贯作风）。可是他爬到屋檐边上就站下来了，调头往前方转拐处望。一辆推土机和后面闪动的红色兵团战士的钢钎藤帽出现在他的视线中。他只看了那么一眼，就急忙往后退。他上半截身子探出屋檐外，下面的人挡住了他的退路。他用脚蹬下面一个人的脑袋。“快退！他妈的，快！”就看了那么一眼，他已吓破了胆。他万分危险地悬在半空中，好像推土机和红色兵团的一根根钢钎都是冲着他一个人来的，他甚至没注意十字路口上设置的路障和严阵以待的红色方面军战士。他下到地上来了才感到安全。虚惊一场。我们都觉得好笑。他自己也觉得好笑，乐呵呵的，不当一回事。“

“他是搞文斗的材料。”刘义说。

“我们只当是个笑话摆谈。”王名安说。“没人责备他。因为说到底谁都有点害怕。我们还是学生，不想牺牲得没有一点价值。”

但是两个主义兵同学贪生怕死的行径却受到王名安的谴责。他们驻守民政局办公楼，按规定吃住都在里面，就像战士驻守据点那样，他们每个人都得遵守有关的条令。但在风声紧的那两天（谣传红色兵团将在晚上发起进攻），那两个同学却擅自违规，偷偷离开驻地。他俩准备了绳子，套在二楼女厕所窗口一侧的下水管管道上。等别的同学已经睡下去后，两人打寝室里摸出来，扭着绳子下到窗口一侧的墙头，各自回家去睡觉，天亮前再从原路返回，把绳子收起来藏好。他俩自以为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没想却被细心的副支队长王名安看在眼里。他有天晚上还跟了上去，躲在走廊上把经过情形看得一清二楚。他对他俩的这种可耻行径非常愤慨。“万一发生情况，我们在这儿拼死抵抗，甚至流血牺牲，他俩却躺在被窝里睡大觉！”王名安说起来还一肚皮的气。

他所以没采取措施，开除那两个胆小鬼，是因为他俩是他的朋友，一个圈子里的人。他没把事情张扬出去。那两个同学自从开了头就觉得在驻地过夜再没安全感了，至今仍每晚上演那套自以为没人知晓的把戏。王名安真想等他俩溜下去后，把绳子给收了，出他俩的洋相。他没这么做完全是因为这不利于小圈子内部的团结，给对手以可乘之机。

鸽群也飞来观战。从楼顶上飞过，在低空盘旋，发出悠扬悦耳的哨声。军分区的信鸽，刘义数了数，一共十二只。

楼顶上看热闹的群众朝右侧跑去，挤在右上角护墙后往下看。一个男孩哭了起来。四、五岁的孩子，张着鸟喙般的嘴嚎哭，大小塞得进一个儿童皮球。他想用哭声把受好奇心驱使的母亲召唤回来，但没人理睬他。

一伙红色兵团战士从瓦背上发起进攻，在横街上方与红色方面军战士交手。最前面的一名大汉刺中了一名红色方面军战士，后者从瓦背上滚落下去。接着，他又刺中了第二个。刺中腹部，他用钢钎把他挑下屋脊。红色方面军战士进行反击，从瓦脊上、瓦背上向他逼近。他往后退，在两名身强力壮的抬工的夹击下，也被钢钎刺中，从瓦脊上滚下去。

在短短的几分钟里死伤了三个人，刘义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第一个或许伤得不重，没看清怎么回事就已从房顶上消失了。就像一出木偶剧，有人在暗中操纵，打打杀杀，无声无息。第二个不死也肯定受了致命伤。钢钎刺中腹部，挑了个人仰马翻。他死活不明，但所幸的是落在了自己人这边。那名红色兵团战士就没这么走运了。即使他只是受了伤，活着滚下房背，也立即会被下面街道上的红色方面军战士捅死。

战斗还在房背上进行。两名战士在瓦背上扭打在一起，裂开的大口突然间把他俩吞噬进去。在倒塌的梁柱和瓦砾堆中，两人很可能还抱成一团，扭打着，难解难分，互相掐对方的脖子。红色方面军的人往后退去，但退过两间屋子的距离，又稳住阵脚，在那儿迎战跟上来的红色兵团战士。

“这才是战斗。”王名安说。“瞧，又刺中了一个！”

那人从瓦背上滚下去，跌落在下方屋檐下一个牛毛毡棚上，动弹了几下，接着又随倒塌的毡棚一块往下坠落。

“他们比我们勇敢，不怕死。”王名安说。“桥联队的人在往后退了。他们也是伙不怕死的亡命徒，但敌不过抬工队。”

红色兵团的人往后退却，面对红色方面军战士，戮上几钢钎往后退几步。屋脊上、房背上都是人。在先前交战的地方双方又停了下来，隔开一段距离，互相对峙着。

“我和一些抬工队战士摆谈过，了解他们的想法。”王名安往楼下啐了口痰，兴奋地说道。“他们是最坚定的造反派。以前默默无闻，可参加了组织，起来造反，就把自己推到人生的舞台上来了。他们比我们有更多的仇恨，对走资派、对单位的领导。比起我们来，他们没有更多的退路。他们把生家性命都押上去了，怕报复，怕秋后算账。他们在这场斗争中只有一条路好走，那就是彻底打垮保皇派，夺取胜利。这就是他们为什么那么勇敢、不怕死的原因。他们最恨桥联队的人。”

“桥联队的人也最恨他们。”刘义说。

“双方都恨之入骨。”王名安说。“但这要看谁是最后胜利者，谁笑到最后。红色兵团注定了要失败。”

“现在还看不出谁胜谁负。”刘义说。

“历史会证明胜利属于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王名安说。“我们有中央支持。中央文革召见过我们这派的头头，江青同志明确表态支持我们，肯定我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错，他们背后有军分区支持，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但是，是军分区大还是中央文革大？武斗是他们挑起的，已惊动了中央。据说——这消息不完全可靠——红色方面军指挥部正和有关方面联系，要对方派一个摄制组来把这儿发生的一切拍成电影……”

“拍来干什么？”

“上报中央文革吧。”

“拍下这些战斗场面？”刘义说，朝下方战场上看了一眼。双方又在交手了。房背上、下方街道上战斗正酣，推土机发出轰鸣，听得见一片嚷嚷声。

另一双眼睛也在往下注视。刚才那孩子已不再嚎哭，站在护墙前往下张望。他脚下垫着砖头，踮起脚尖，双手搭在墙缘上，目光搜寻着，墙外的微风吹拂着泪水未干的脸庞。

“把造反派的英雄事迹记录下来，这很有意义。”王名安说。“血与火的考验，誓死捍卫，不怕牺牲。还有群众的热情支持……这些平凡的小人物在创造历史。也许，将来某个时候，这将成为极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可惜已错过了许多镜头。”刘义说。并不相信真的会拍成电影。不过拍成电影肯定会有价值——不是王名安想的那种。

“你以为就完了？精彩的还在后头呢。”王名安说。

从下面传来一声爆炸声。横街上火光闪过之后，往上窜起一团火焰。造反派战士向红色兵团“坦克”扔汽油瓶。

几副抬着红色方面军伤员或流血的尸体的担架打下方街道上的人群中穿过。









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8-3 23:03

三十



刘义不知道有关方面是否真的派了摄制组下来，不知道那部讴歌造反派英雄业绩并送中央文革过目的文献资料片是否拍成。不过从他和王名安谈到这事的那天下午算起，要拍这部记录片，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得抓紧每一分钟才行。

一个全歼红色方面军的作战方案已秘密制定出来，即将付诸于行。

战斗仍在张家苑一带进行。西城方面也展开了一次次进攻，红色方面军坚如磐石，战事表面上好像对红色方面军有利，红色兵团屡攻不下，似乎士气低落，无心恋战。但是，有消息说，这些只是红色兵团整个作战方案的一部份，拉锯战是为了拖住红色方面军，转移对方的注意力。红色兵团派上阵的都是雇佣军，桥联队战士已撤离战场，为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结集在山后一处秘密营地里待命。

一时间谣言四起，众说纷纭。派去刺探情报的人转来说，以桥联队为骨干的那个秘密营地里的人已发放了枪支。这消息由隐约传来的零星枪声和无意中接近那个营地而遭到盘问的游人所证实。

红色兵团控制了离城十几里的一家兵工厂，它下属一个组织就是由那家兵工厂的工人组成。枪支弹药可能来自那家兵工厂（它生产尖端武器但也可能奉命生产普通的枪支），也可能来自军分区、人武部的枪械库。据说，军分区个别参谋人员参与了制定红色兵团的作战方案。

军分区为此出面辟谣，说这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挑拨军民关系。但是群众已抱先入为主之见，辟谣也就有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红色方面军没有表态。

秘密作战方案已使造反派群众人心惶惶，成了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红色兵团将在某一天某个时刻，一声令下，投入武装待命的精锐部队。从城北、城西同时推进，把红色方面军往城南、城东赶，然后拉开包围圈，把他们赶到两江汇合处，像赶鸭子一样赶下河。

遇到抵抗他们就开枪射击。作战方案能切实可靠地得以执行关键就在于这一点。枪声和呼啸的子弹会使红色方面军战士猝不及防，像一伙原始人那样丢下钢钎长矛仓皇逃窜。在现代化武器面前，再英勇的抵抗也会顷刻间瓦解，再坚强的堡垒也会转眼化为乌有。这些曾令他们头痛、给他们造成无数烦恼的不共戴天的同胞兄弟，将会铺天盖地地跳进河水中，会游泳的和不会游泳的都得跳。迟了就吃枪子。无情的子弹也会射向像人参米一般浮在水面上的人群。

然而，在关键时刻，命运之神站在了造反派一边。就在方案准备付诸实施的头天晚上，部队突然换防，一支支左部队进驻该市，缴了红色兵团的械。

这命运之神便是中央文革。

“他们怎么想得出这种缺德的勾当啊！”刘义听到街头群众议论。“国民党、法西斯！这要死多少人啊！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阶级兄弟！”

“谁是他们的阶级兄弟？阶级敌人还差不多——他们是老保，我们是造反派。”

“应该把幕后策划者、黑后台揪出来，让群众看看他的丑恶嘴脸。他还是人吗？”

“没有一个老保是好东西！”

“为了个人权力之争，不惜让无数生灵涂炭。”说话的是位年逾古稀、长着山羊胡的老头。

“这是什么头脑啊，我再活上一百岁，也想不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主意！”

“你当然想不出，你只是普通的老百姓嘛。”

但刘义想到有个人年纪轻轻却想得出这种主意，至少他会双手赞成，如果是用来对付老保的话。此人就是造反派战士曾少华。刘义想到他那颗不同凡响的头脑。

老保曾明君翻墙逃跑后，曾少华仍在市文化宫门前站岗。红色兵团占领市文化宫一带后，他跟随新成立的“文攻武卫”迁往市中心的图书馆底楼。他已不仅仅是一名门岗，他参与审讯被俘在押的老保。但随着战事升级，前方吃紧，他已不满足于担当这一角色。他要参加战斗，与老保厮杀，打退他们的进攻。捉拿在逃的、最顽固的老保曾明君归案也是他念念不忘的一件事。

西城区一带的群众和红色方面军战士都看到了他手拄双拐的矫健身影。和他熟悉起来的学校主义兵都亲切地称呼他“跛哥”。他蓄起了胡子，年龄看上去长了几岁。他说起老保来深恶痛绝，并且入木三分。跛哥很受群众欢迎。他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从来没见他在老保的进攻面前惊惶失措过。他和战士们一块呆在路障后面，向老保扔砖块石头，甚至拖着残疾的腿爬上房顶。他的手臂像猿猴般有力，爬房背或支着一根拐杖扔砖头石块像正常人一样豪不费力。

他在老保群中寻找那张熟悉的面孔。不知何故他断定曾明君就在进攻西城的队伍中，每次进攻都在场。曾明君头戴藤帽、手持钢钎，混迹在风尘仆仆、蜂拥而来的人群中。他可能蓄起了胡子，腾帽低低地压到眉梢上。他可能是一名普通的老保战士，也可能像一名指挥官那样率领着一队人马。要从这么多看上去极其相似的面孔中把他找出来决不是件容易的事。有时为了看清一个人，他不顾一切地攀到路障上。他看见他了，朝他扔过去一块石头，正中脸部。但过后他发现那人并不是他。

有个红色兵团战士和曾明君长得几乎一个样。曾少华在几次进攻中都看见他。他出现在房背上，也出现在地面进攻的队伍中。他也像曾明君那样喜欢出风头，带领着一队雇佣军。他的出现使曾少华激动不已。他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朝他扔砖头石块，一次把藤帽给他打飞了。他很高兴看见他最终受到应有的惩罚。那人让手下的民工把一乘木梯搭在路障上，他身先士卒，第一个登上路障。但就在他踩着一级级木梯到达路障顶端，朝后面的人挥手，打算跳到这边来的时候，被躲在一张门板后面的红色方面军战士刺中。钢钎捅进他的小腹。他手下的民工冒着砖块石头的袭击把他拖走了。

曾明君搞上了一个女人，为了她丢下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对老保贺玉珍，曾少华并不同情。他俩曾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她嫁了这样一个男人活该倒霉。不过曾明君却因此多了条罪状。所有的老保都道德败坏。他恨他，也恨那个女人。他想到他俩成双成对、逍遥自在就觉得受不了。他眼睛盯在女老保身上。她们不单是呆在山上大本营里陪男人睡觉，她们也头戴藤帽、手持钢钎棍棒出现在进攻的队伍中，为红色兵团战士摇旗呐喊，或和他们并肩作战。红色方面军俘虏过这种女老保，她们在关押中比男老保还要顽固不化，任皮带抽打死不悔改。

曾明君和那个女人已作恶多端。曾明君熟悉地形，给一支红色兵团的突击队带路，企图从院落的深巷里绕到路障这边来。但曾少华和一伙红色方面军战士成功地进行伏击，把他们赶回去，俘虏了几名雇佣军。这次又让曾明君逃脱了。

他和曾明君再次相遇，是在红色兵团组织得最成功的一次进攻中。他没抓住曾明君，自己却不幸负伤。

推土机掀开路障横冲直闯地朝前挺进，铁铲子铲倒了不少人。红色方面军战士一时乱了阵脚，纷纷逃窜。曾少华看着它朝他开过来，看见曾明君就坐在驾驶室里司机的一侧。他丢掉右手拐杖，划燃火柴，点燃汽油瓶。他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他激动得双手发抖，但全无畏惧。他没注意身边的人已跑开去了，咆哮的钢铁巨兽已近在咫尺。他终于点燃了导火线。他一只脚立地，身体重心移在左手拐杖上，右臂高举把汽油瓶扔了出去。他摆出的姿势和所用的力量足以把这枚“反坦克手雷”仍过半条街，而实际上它却只穿越了几公尺的距离，在驾驶室的玻璃窗上碰得粉碎，没有发出爆炸声和腾起毁灭一切的火焰。庞然大物朝他逼来。他被铲离地面，受到猛烈撞击。他瞧见闪光的玻璃窗后面他仇人那张惊恐不安的脸。接着他发现自己已躺在地上，头往旁边一侧，在极为模糊的视线中瞥见滚动的履带从他面前辗过。

他在医院的病床上醒过来，头上缠着绷带，身边躺着在那次战斗中受伤的伤员。据说，他睁开眼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把曾明君干掉了！”

那句话或许也是以疑问句的形式说出来的。他当时头脑还不够清醒，处于谵妄状态中，拿不准他是否已把仇人干掉，或者是否已与他同归于尽。不过在场的人都认为他说得很肯定，眼神狂热而欢欣，偷偷地四处搜寻着，从床上支起身来。在他昏迷过去的几个小时里，或许已把当时发生的事按理想的方式重新过了一遍，在醒来的刹那间，意识到在这场与老保的决斗中他已取得了胜利，所有的造反派和正义力量都站在他这一边，不可能不取得胜利。他听见了猛烈的爆炸声，看见了耀眼的闪光和腾空而起的火焰。那样的爆炸足以摧毁一辆真正的装甲车，他看见曾明君被炸上了天……

他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星期，红色方面军头头上医院慰问伤员，他被列为重点慰问对象。他的材料已上报指挥部，他只身一人抵挡老保的进攻、炸毁了老板的“装甲车”的英雄事迹已登载在红色方面军的战地通讯上，并在战士和群众中广为流传。他扔出去的汽油瓶成功地发生了爆炸，正如他在幻觉中所见到的那样。群众喜欢成功的英雄，事实在这里并不重要。

他自己也是过了段时间才知道扔出去的汽油瓶并没有爆炸、他并没干掉曾明君的。但他坚持说曾明君就在那辆推土机上。

“这个青年很有骨气。他痛恨老保，不管他是不是自己的父亲。”那天红色方面军指挥部的头头在曾少华的病床前借题发挥说。“我们见过地富子女、走资派的子女和父母划清界限，造父母的反。但他们没有他这种革命气魄和斗争到底的精神。父子之争，是路线斗争的反映。他用自己的行动向我们证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深入人心，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资产阶级保皇派势不两立。形势的发展已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他的父亲（包括所有受蒙蔽的保皇派群众）要是能翻然悔悟，痛改前非，他仍然能回到革命群众中，成为自己家庭的一员。但是，我向你们保证，根据可靠的消息来源，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委筹和革命委员会——里决不会有老保的一席之地！”

随行人员和在场的伤员、造反派医生护士向他鼓掌。曾少华本人也表示赞赏，除了有关他父亲改邪归正的那番话。曾明君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像所有的老保那样，不见棺材不掉泪。

每个伤员都得到不少慰问品，糖果饼干、乳制品、猪肉罐头等。他们享受平常只有走资派才能享受的医疗待遇。刘义和院子里的人去探望他的时候，他已转到两个人住的房间，他刚刚拒绝了老保贺玉珍的探望。他看上去很兴奋，有点神志不清，嘴里仍然说着他如何干掉了曾明君。好像在他对付曾明君这事上，有中央文革给他撑腰。

红色兵团全歼造反派的阴谋破产后，一部份人去了本专区所管辖的另一座城市L市，与该地的老保联合作战。曾明君和他的女人也去了L市。他给贺玉珍写了封信，隐瞒了他和那女人的秘密，表明为了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要战斗到最后一口气。

其时曾少华已经出院，呆在家里养伤。他已明白曾明君仍旧活着，逍遥法外，继续为非作歹。他没干掉他，完全是因为那次爆炸没有成功。

在造反派战友的帮助下，他弄来了火药、雷管。他要研制一种决不会失手的炸弹。战斗仍在继续进行。造反派战士需要炸弹，他自己也需要它。这次爆炸成功了。只不过炸上天的是他自己，不是老保曾明君。

爆炸发生在大白天，下午三点多钟。黄秋云那间屋子房顶掀开了一个裂口，门窗和半堵砖墙被爆炸产生的气浪掀倒，而隔壁厨房除了抖落几片瓦和掀翻几块板壁外却完好无损，另一侧的邻居也安然无恙。他当场毙命，在仇恨中死去，死得没有一点痛苦。

也有人说他是自杀。他要让死也显得壮烈。他知道曾明君外逃后一直很抑郁，他已失去干掉他的机会，觉得活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了。

造反派战友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灵堂设在居委会会议室。各单位、组织送来了花圈和幛。下葬那天有乐队伴奏，送殡的群众有好几百人。

这样的追悼会和盛大的送殡后来又有过无数次，送殡的群众也增至上千人甚至上万人。









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8-4 22:22

   三十一




为了修复灶头上方的窟窿和踩坏的瓦背，刘芹不止一次去找过房司的人。自从教会的房产被接管后，她第一次和房司打交道。那时市区内的战火刚刚平息，需要修葺的房屋很多。房司的造反派以抽不出人手为由，把这事给拖下来了。

刘芹向彭叔叔求助。他给她找来两个泥工，不仅把窟窿修好，还添上新瓦把早该翻盖的家里的瓦背翻盖了一遍，屋后长年漏雨的涧槽也得到了修复。

院子里其余几户人家也找两个泥工帮忙，修好被踩坏的瓦背。

大雨下来，他们已呆在不漏雨的房子里。大雨倾盆而降，香蕉林里喧闹的风雨声夹杂着隆隆雷声。屋檐水滴水成河，顺着檐坎下的水沟往墙根一带流淌。洪水漫上檐坎，漫进家门。刘芹她们忙着堵水。刘义则脱掉鞋，戴上斗笠，拿上掏耙，冒雨上菜地边挖排水沟。菜地与屋檐间隔着片已踩得瓷实的院坝，地势较高，但水还是漫上来了。他挖了条通往低洼处的排水沟，把水引开。别人以为他是为了保护地里的茄子、海椒秧苗。他守候在那儿，直到雨点抽打香蕉树叶片的声音逐渐减弱，泛滥的水流退回到檐坎下的水沟里才缓了口气。

他已找到块油布，打算把土掘开，把坛口重新封过。但一直下不了决心，犹豫不决，怕发生意外。他觉得瓦坛又往下沉下去了一截。他每次翻土只把皮面撬松，注意不动它上面的土层。现在它已和周围的泥土结为一体，安安静静地呆在黑暗中，他不想惊动它。

房屋修好后，彭叔叔来家里看了。这个家还需要一张床。过了几天，他就托人带信来说床已经做好了。

他是木工，邹兴容小学的同学，几十年的朋友。有段时间，他经常上他们家里进出。刘义还记得，他魁梧的身影出现在走廊上，院子里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便对他说：“你彭爸爸来了。”刘义当时还小，不明白这话的含义。那是在他继父被捕之后的事。彭志清不仅是邹兴容的朋友，也是他们家庭的朋友。照刘芹的解释，他和邹兴容的关系绝对没有超过纯洁的友谊。虽然一方是反属，有过两个反革命丈夫，一方是血统纯正的无产阶级，但友谊却天长地久，像一艘破浪前进的独木舟，在时代的风雨中经受住了考验。

彭志清手艺精湛，在市郊一家木材加工厂上班，干的是计件工作，每月工资七八十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两倍的工资。刘义记得那间桁梁高大散发着浓郁松木味儿的堆满木材、刨花、木屑、有台圆盘锯的车间，他下班后一个人在那儿等他，把一个裹得紧紧的小纸包交在他手里。刘义没打开看里面有多少钱，总是原封不动地交给母亲。那可能是关饷的日子，可能是彭志清为了避人耳目不再经常上他们家里进出之后的事。有时刘义也给他捎去一盒母亲特意替他做的饭菜。

那段时间刘义也在母亲的督促下给刘家的亲戚写信，可是却没收到过一封回信。小纸包却每月按时交到他手里。有时时间晚了，他站在幽暗光线中的身影已模糊不清。刘义没问他为什么给钱，没问母亲为什么招呼他要外人不在场的时候把午饭盒交给他。刘义只是个跑腿的角色。他有时也传递条子。母亲接过手，要留到一个人的时候才打开看，彭志清则在打开饭盒前就把条子打开了。刘义也真想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彭志清有次看了条子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那对他显然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东西。但刘义是个诚实的孩子，从来没打开条子看过。他怕还不了原，也怕无意中发现了不该发现的秘密。他扮演这角色有几年时间，直到他进中学为止。

群众不相信纯洁的友谊。他们疑神疑鬼，捕风捉影。对邹兴容与彭志清之间的事，他们虽然嘴里没说，但背后议论、散布流言蜚语却在所难免。好在邹兴容与彭志清对此不闻不问，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群众所以没有抓住他俩的把柄，是因为他俩从来没有给过他们的机会。他俩从来没有单独呆在一起过，从来没有一块上街，也没避开别人单独约会。彭志清上他们家来，都有孩子们在场，也就是说有群众在场。孩子们有时也会把屋子让出来，就像刘芹有时来了朋友家里其他的人识趣地走开，把屋子让出来一样。他俩有时也会忘了时间天黑后没点灯（院子是六四年装上电灯的），坐在黑暗中说话。但群众从来没发现他俩单独在别人视线之外呆上半个小时的时候。半个小时以内是群众所能允许的不会犯错误的时间。彭志清也有家。母亲带刘义去作过客，在离学校不远的一个院子里。他女人身材矮矮胖胖的，人很和气。

床是替刘芹做的。她和刘义一道去市郊的木材加工厂抬了回来。

刘芹最高兴的是涧槽不再漏雨了。这无形中给房子增加了空间。床和家具重新摆放过，刘义睡的床挪到进门右手方窗口下，新床摆在左手大床的脚档头上。终年潮湿的后墙变得干爽后，衣柜可以往后挪，靠墙摆放，碗柜也找到最理想的位置。中间空下来的地方刚好摆下饭桌和几张凳子。

床上挂上了帐子。刘芹买来新上市的早稻谷草，在上面铺了厚厚的一层，把另外两张床上的陈年旧草也换了下来，堆在院坝里烧掉。面对新蚊帐、新草席，嗅着弥漫在空气里的稻禾的芬芳，刘芹说：“我早就想要一张自己的床了。”

刘琼也尝够了四个人挤着睡一张大床的滋味，她提出和刘芹一块睡，刘芹答应了她。

床很宽敞，未上漆，捷克式，两头有一高一低的床栏。邹兴容在一旁说，到时候找漆匠漆过，刘芹结婚也可以用。

邹兴容已四处托人替刘芹物色对象（刘芹已在她的督促下先后和几个对象见过面）。刘芹已到了结婚年龄，这是其一；其二，她不能老在外面做零工。居委会不可能安排她工作，她只有一条路可走，即利用婚姻关系，通过照顾家属，在男方单位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

“我现在还不想结婚。”刘芹说。“我要结婚也晓得自己找对象。”

邹兴容看看她，闹不准她是不是说来玩的。但还是警告说：“正经家庭的女孩子没有一个搞自由恋爱。”

“可是，你和我们爸爸也是自由恋爱结的婚。”

“是他追求我，死乞白赖的。”邹兴容说。

“你答应了他，不是吗？”

“噢，还提那个反革命干啥。我当时才十六岁，太幼稚了……”

邹兴容和刘芹心情都很好。刘芹是因为有了自己的床，邹兴容则是因为刚关了饷。她领到三十四元工资，破例没有扣除一分钱药费。她留下九元作零用钱，把二十五元伙食费交到刘芹手里。

张友仙打走廊上过来。见了她，邹兴容问：“你兄弟走了吗？”

“今天早晨赶早班车走的。”张友仙说。

“以前我见过他。”邹兴容说。“他老了一头。这大概和他的工作有关。他还没安家吗？”

“耍了几个对象，人家都嫌他成分不好吹了。”张友仙笑道。

在九个（活下来的只有四个）兄弟姐妹中，张友仙排行老大。父母死后都由她当家。幺兄弟比她小二十岁，在地质队工作。他已有一段时间音信杳无。上次探访是在张友仙刚刚出狱后不久。

这次他住了一个星期。在刘义的印象中张友仙是个很和善的人，从没见她对任何人发过火。但是一天她和她兄弟间的一场谈话，却使刘义有了新的发现。她和她兄弟坐在走廊上灶头边一张矮桌旁，她兄弟吃着炒花生米下酒，对她说：“小时候，你对我很凶，经常打我，你记得吗？”

“记得。”张友仙说。

“我这儿，”她兄弟伸手往左侧额头上方的头发里摸了摸，一个指头压着，侧了侧脑袋。“还有你用锅铲留下的一道伤疤。我那时很调皮，不贪学习……”

“不，你很听话。”张友仙说。

“我很听话吗？”她兄弟看着她，眼球鼓出，饱经风霜的脸上有层红晕。“可是你对我却像个‘母夜叉’。”

“我那时脾气很爆躁。”

“我知道，要不是你，我可能连中专也读不上……”

“你读中专时已经很用功了。”

“可是你却打我……”她兄弟流下了眼泪。张友仙仍然冷静地看着他。

午饭后的时间，天气炎热，伸向屋檐这边的香蕉树叶片纹丝不动。他俩聚精会神，隔着矮桌安静地坐着，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

“我那时脾气确实很坏。”她看着他一仰脖子喝下一大口酒，放下酒杯，说。“我只有你一个兄弟。我希望你好好读书，长大有出息。可是这都不是理由。不能怪你……我对自己也很害怕，我向主祈祷……”

“你去劳改队，你知道我怎么想吗？”

“是主对我的惩罚？”

“我知道我不该这么想。”

“可是，是谁一听到我出狱的消息就急急忙忙赶来了？是谁这些年一直接济我，汇钱回家？你没记恨，好兄弟，你已原谅我。不能原谅的倒是我自己。”

她兄弟沉默了，避开眼睛，往酒杯里斟酒。她看着他，隔了会儿，说：“劳改队里什么也改变不了。要不是有主的指点，我不会有丝毫改变。”

刘义说什么也想不到张友仙年轻时会是一个脾气暴躁的“母夜叉”。她现在已经历沧桑，皱纹爬上了脸颊，再也看不出一丝年轻时的影子，但和善的眼光仿佛在说：我曾经也是凶恶的，像我身边的一些人。主指引我向善，但我不会忘记恶。“

张友仙来找刘义替她写思想汇报。

原来管教他们的王干事回来了，但没再负责管教工作。接替他职务的是一名参加了红色方面军的周姓的干事。老师手执教鞭站在了讲坛上，牛鬼蛇神们的假期结束了。

张友仙的兄弟探亲期间，乡下的亲戚送来了一只母鸡。几年没吃上过一只鸡的张友仙用它招待了自己的兄弟。她没声张，晚上九点多钟把鸡宰了，收拾出来，炖在沙锅里。好像吃的是一只偷来的鸡。正巧隔壁院子里一只鸡走失了，那家人找上门来，说张友仙偷了她家的鸡。走失的是一只黑母鸡，经常跑到这边院子里来找彭家的一只公鸡。张友仙和她兄弟吃掉的是一只芦花乌骨鸡，遗憾的是她把鸡毛和骨头都丢进茅坑里去了，使她有口难辩。那家的女主人是个出了名的泼妇，指着她的鼻子骂道：“你他妈的地主婆还要吃鸡！还想过以前的剥削生活！”张友仙的兄弟当时也在场，呆在一边没说一句话。有人证明张友仙的乡下亲戚送了鸡来。但那家人一口咬定说，张友仙把亲戚送来的那只鸡拿到市场上卖掉了，她吃的是她偷来的鸡。他们吵吵嚷嚷，把张友仙扭送居委会、派出所。

张友仙必须在思想汇报中对此事作出交代。周干事说她偷没偷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态度。




                          （上部完）









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8-5 23:27

   下部










                          三十二




钟文敏神甫和唐毅中神甫被逐出教会后，在外面租房子住了下来。像其他几位神甫一样，他俩已失去了舒适的住宅、财产积蓄和每月的工资，连投亲靠友的门路都没有，遂与居委会的牛鬼蛇神为伍，靠下苦力自谋生路。

两人都四十四五岁，正当壮年。但对搞体力劳动来说却是半途出家，要练就出下苦力的无产者的铜筋铁骨还需经历一番磨难。刘义在工地上碰见他俩的时候，两人已先后锤过道渣，上过载，上砖瓦厂挑过砖，两张脸都晒脱了皮，手和肩上磨起了老茧。

劳动锻炼已使钟文敏神甫在舒适的独身生活中渐渐发福的身体消瘦了一圈。钟文敏神甫虽然管理香蕉林、在农场参加劳动，但一年下来总共也不过几周时间，而且有益身心，不成其为负担，与现在的劳动不可同日而语。他身体结实多了，身上的脂肪转换成能量在汗水中耗竭，肌肉不再松弛，皮肤晒成蟑螂般的红褐色。他像年轻人一样穿着果绿色的圆领汗衫，上松紧的青短裤，下苦力的人穿的草鞋。相比之下，唐毅中神甫的西式短裤和凉皮鞋就显得有点不合潮流。尽管凉皮鞋已经破旧，里面没有套袜子，西式短裤也用一根鸡肠带扎着。他上身穿着件黄卡叽翻领外套，从袖笼接缝处拆卸了衣袖当背心穿，膝盖上套着护膝。

钟文敏神甫虽然在穿着打扮上比唐毅中神甫更人流，但却要阴沉得多。唐毅中神甫古里古怪，戴着一副知识分子的眼镜，皮肤也好像拒绝变成劳动人民那种颜色，再怎么也晒不黑。但他脸上挂着笑容，和周围的下苦力者有玩笑开。钟文敏神甫则一副忧郁的面孔，他和别人保持了一段距离，连话都难得说上一句。

他还惦记着黄秋云。黄秋云被抄家、批斗的时候，他已被看守起来。黄秋云心脏病发作，躺在床上等死这段时间，他和其余几位神甫一块集中关押，接受审查。他获得释放的时候，黄秋云已去世两个多月了。黄秋云虽然是地主出身，但她的死或多或少也是受了教会、特别是受了他的牵连。

有关黄秋云的死，他已从别人那儿听到一些。但他还想了解更多的细节。一般认为黄秋云是因心脏病发作致死。但是钟文敏神甫说她有高血压，可能是高血压导致的中风，本来是有救的。即使是心脏病发作，要是能得到及时抢救，也不致于会送命。

黄秋云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没有人看护，没得到任何医疗救助，就是一个普通的病人也会被活活拖死。一些在批斗中没有当场毙命的牛鬼蛇神就是这么事后送的命。刘义和刘芹去她房间里的时候，她已神志不清。但钟文敏神甫认为她头脑是清醒的，明白事理。黄秋云是名教徒，一生都奉献给教会。使钟文敏神甫不能释怀的是，她死的时候没接受临终圣礼。

有关“神甫的婊子”的指控，钟文敏神甫也听说了，在审查中曾作为一条罪状要他交代。他温和地加以驳斥，那是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做圣饼的夹子，你是知道的。”钟文敏神甫说，第一次露出笑容。“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是残害婴儿的刑具。另外，我也不是什么帝国主义的走狗、特务。那些信件，他们翻译得完全走样了……”

“那是我们学校一名高六六级学生翻译的。”刘义说。“他根本不懂法语、拉丁语。

“他肯定不懂。那都是解放前的信件。它们后来都交给了专案组。”

钟文敏神甫必须根据译件提供的材料交代自己的罪行。他当然不知道谁使用D和Z的代号。专案组的人也让神甫互相检举、揭发。刘义已从一些教徒哪儿知道，主教大人与专案组最合作，揭发教会阴谋，检举、揭发别的神甫立了功。教徒们对他早已失去信任。但钟文敏神甫对此却未置一词。

“我要是特务政府早把我抓起来了。”他说。

这话最有说服力。但钟文敏神甫在专案组面前却不能用它为自己辩护，不能说所有神职人员已接受过各种甄别，该抓的早已抓起来了。钟文敏神甫不可能是潜伏下来的特务，他也没作为特务被抓起来，但他在专案组里却承认、交代了各种被指控的罪行。有档案可以作证。

他没向任何人说起自己的案情。他的话要是被别人听见了就会被理解为有“翻案”嫌疑。但是他却信任刘义。一些人认为是“本质”的东西在这里起了作用。他和刘义对事物的本来面目都发生了兴趣。刘义是个机灵鬼，只消只言片语，便能心领神会。

“我寝室里没有那种东西。”钟文敏神甫说。那种东西是指罪证展中出现的女人的口红和高跟鞋。

刘义点头，表示相信。他一直很关心这事，大着胆子向神甫提了出来。现在他得到答复，心中的疑团顿消。那两件令群众咂舌并有助于他们直观地识破宗教虚伪性的展品不用说是从某个被查抄的世俗的牛鬼蛇神那儿弄来放进那口木箱里去的。这符合他们的作风。是先有打倒而后才有罪证，而不是相反。

两人午饭后，避开别人坐在河边沙滩上。未竣工的大桥水泥桥墩投下阴影和一丝凉爽，浑浊的河水轻轻拍打着河岸。一艘火轮从上游开下来，打靠近这一侧河岸的水面上开过，细语般的拍岸声转眼被席卷沙岸的哗哗浪涛声取代。

钟文敏神甫在刘义面前已没有架子。他圆领汗衫湿透了，松紧短裤也拧得出水。他刚才上河边用搭肩帕洗了脸，脸色油亮泛红。他不像平常那么阴沉，在说出事情真相时甚至有一丝喜悦。但他心里揣着事，开朗不起来，喜悦刚刚爬上眼角眉梢，就像岸边卷起的浪花稍纵即逝。

他留学法国归来就住在教会的院子里，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住宅、书斋和教堂的经台上。他在教会办的农场里参加劳动，在院子里种香蕉，用住宅后院出产的葡萄酿酒，他也拉响钟楼上的钟，和黄秋云一块烤制圣饼、浇铸蜡烛，在经台上讲道，主持弥撒，听告解，发圣体，赦免罪人，给婴儿举行洗礼，听取临终者的忏悔。他是教会的人，院子和教堂就是他的家。除了做神甫，他不知道还会做别的什么。他已学会了适应环境，就像仙人掌类植物学会适应干旱的沙漠气候一样。他的生活和教会和宽敞的走廊、安静的书斋、礼拜日的钟声、弥撒中的诵经声风琴声以及香炉里的香烟密不可分。而现在这一切已成为过去。教堂和附近的院落已被街道生产征用，院子里住着房司的职工，不信教的孩子们在走廊上跑来跑去。他从刘义那儿知道，那两棵桂圆树已被砍掉了，院子里的香蕉林无人照看。香蕉树枝繁叶茂，但却很少结果（即使结出一串青蕉，不到成熟就被人割走了），院子里的住户都在各自侵占地盘，种蔬菜。

“它们需要施肥。”钟文敏神甫说到香蕉林的时候，说。“一年或隔年一次，去年该施肥的时候就没施。”

他对香蕉林最有感情。刘义已原谅他在收获时表现出的小气。他是再也回不去了。

钟文敏神甫是农民的儿子，他也曾动过回下游老家去种田的念头。但是他已离开多年，两个老人已经去世，他与乡下亲戚已失去联系，那边的生产队没有他的一份田地。他不能回老家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户籍在这地方，未经允许，他不能擅自迁徙。

从专案组出来，唐毅中神甫打算和他一块住租房住。但是两个神甫住在一起容易引起别人注意，对专案组那方也要注意避嫌。因为专案组要查的就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组织。他们放出来了，但专案组还存在。钟文敏神甫拒绝了唐毅中神甫的建议，他一个人租房子住下来。刘义不知道他住哪儿，但却知道唐毅中神甫的住址。

刘义接到邀请上那儿去作客。离河不远的小街，几户人家住的一个小院落。房主人在住房一侧用牛毛毡搭了个窝棚，刚好能摆下一张单人床，一张茶几和一把竹椅。炉灶安放在住房屋檐下。公用的茅厕，篾笆折搭的棚子，遮了块破麻布，散发出臭气，与窝棚近在咫尺。那家人住的是房司的房子，但私搭的窝棚却自己收费，唐毅中神甫每月付三元房租费。

“一个教友介绍我来的。”唐毅中神甫说。“并不是人人都肯把房子租给我们这种人。”

他好像很知足，能有个地方遮风避雨就没什么好抱怨的了。他有六百多元积蓄，这是个不小的数目，但抄家时被抄走了，他就不再去想它。他的一块瑞士表也被抄走了，那还是他在法国留学时一个友人赠送他的。在几个神甫中，他的藏书最多，现在也一本没留下来。只有这件事使他摇头叹息，他对书籍的惋惜远胜于积蓄和瑞士手表。

藏书中有宗教书籍，也有文学书籍，有法文原文的，也有中文的。刘义没想到他竟是雨果和巴尔扎克的读者，他还提到一些刘义没听说过的作家如蒙田、圣西门。刘义一时惊讶得说不出话。

“那些书以后再不会有了。”唐毅中神甫说。

他不可能像刘义那样把书埋在地下。刘义想到那些呆在地下瓦坛里的黑暗中呼吸、回忆的书，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读到它们。他拥有那些书籍，但在他尚未阅读、掌握它们之前，他就没有完全拥有，正如唐毅中神甫失去了他那些书籍却又没有完全失去一样。刘义在兴奋中想到那天晚上他匆忙读到的那句诗句：“小屋似多情意，发着柔光，竟像星辰说些什么知心话？”这是那首诗末尾一句，他多么想知道前面的诗句都是什么。

唐毅中神甫在火炉上烧了一壶开水，沏好茶，两人坐在窝棚门前的小敞坝里。他吃过晚饭后淋了个澡，穿着背心，短裤，摇着把蒲扇驱蚊。看得见躺在马夹椅上纳凉的身影。房主人家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在一旁站了会儿，这会儿大人叫她，跑开去了。烤晒了一天的牛毛毡窝棚像刚从锅里端出来的蒸笼般散发出热气。过去几户人家的收音机在播放着革命舞剧《红色娘子军》。蚊蚋声嗡嗡，阳沟和茅厕的气息飘浮在夜晚闷热的空气中。

唐毅中神甫不嗜烟酒，唯一的嗜好是喝茶。“我一向生活简朴，一个人开伙，用不了多少钱。”他端起搁在一张矮凳上的茶盅，吹开浮在上面的茶叶，喝了口茶，说。“我吃得香，睡得好。我只求天主保佑，不要让我生病，不要让我倒下来……”

对现在干的苦力活他能胜任。开始有点不适应，但现在已好多了。他很高兴自己已经受住了生活的考验。

“你还祈祷吗，神甫？”刘义问。

“当然祈祷。”

“你想过，有一天教堂……”

“啊，一切自有主安排。”

刘义很高兴听到他这么回答。没有谁知道今后的事。许多人好像已知道今后的事——今后永远会像现在这样子，就像一滴水像另一滴水一样——但那不是今后的事，而是对今后的想法。绝大多数人的想法。

他俩谈到钟文敏神甫，唐毅中神甫说：“他留恋过去，害怕别人的眼光，我自己多少也有点儿……他很苦恼，这还有别的原因，黄秋云的死是其中一个因素。我和他都是本堂神甫，但不知为什么偏偏选中了他。他的那些信件……我的信件一封也没留下来，早就烧掉了……他们揪住了他，他说了不少违心的话……”

“他检举、揭发……？”

“里面的人谁都写过坦白交代材料、写过别人授意你写的东西。”唐毅中神甫说。“你要是清白的就不会放你出来了。这话你知道就是了。张益生主教搞了个批判天主教、彻底和教会划清界线的声明。是他自己搞的还是专案组的人授意他搞的，我不知道，你听着就是了……专案组叫钟文敏神甫第一个在上面签名。我也签了名，所有的神甫都签了名。那当然是一份叛教声明……”

刘义不明白唐毅中神甫为什么向他说起这事。也许他就是得找人说说，哪怕是刘义这样的早已不再上教堂的年轻的教徒。他既是说钟文敏神甫，也是说自己。他的声音放得很低，弯着腰，目光盯在一点上。刘义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他声音中有某种东西打动了他。两人一时陷入沉默中。

“可是，你们是违心的。”隔了会儿，刘义说。

“是违心的，可是却签了名。”唐毅中神甫说，“钟文敏神甫在教友中是个威望很高的人。他不能原谅自己。灵魂得不到安宁。”











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8-6 22:57

三十三




那伙下苦力的人中有居委会的牛鬼蛇神，六四年下放的知青，居委会的待业青年和像刘义这样的逍遥派学生。

居委会的牛鬼蛇神不怕暴露自己的身份。实际上他们身上就好像贴着标签，想隐瞒也隐瞒不了。他们容易暴露的原因在于他们生活在群众中；在于他们唯唯诺诺、躲躲闪闪、夹着尾巴做人的习惯与作风；最主要的一点，在于他们人到中年还四方飘泊，没有一份正式工作。

叶军人是刘义认识的最和气的一个牛鬼蛇神。他五十出头，背有点拱，棕黄色的皮肤，稀疏花白的头发，一双眼睛总是那么温和地看人，门牙前突的嘴上挂着笑意。他身体单薄，但长期的磨练已使他能胜任何繁重的体力劳动。刘义从和他一个居委会的年轻人那儿了解到，他是地主成份，解放前办过私塾，一直没结婚。他和他妹住在一起。他妹比他小两岁，也像他一样没结婚。工地上的人都喜欢拿他的名字和独身生活开玩笑，他听了只是笑笑。时间一久，刘义发现他的温和是张保护伞，就像钟文敏神甫的礼貌和客气一样，使他和别人保持一段距离。他会微笑着听你说话，不管你说什么他都表现赞成。但仅此而已。一张无形的盾牌挡在你和他之间。他从不发表意见，你也别想从他那儿打听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另一名地主叫陈义昌，此人身材矮小，是刘义同学的一个舅舅，也是个单身汉。在工地附近茶厂办的宣传栏上，一位业余画家临摹了一幅《毛主席去安源》。刘义看了说：“夕阳西下，他身着长衫，拿着把油纸伞走在去安源的路上……”刘义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脱口说出这番话，或许只是一时兴起吧。陈义昌在一旁称赞他有文化，他用了“夕阳西下”。事后刘义想起来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把朝阳弄成了夕阳（实际上光看画面你也无法弄清是朝阳还是夕阳）。伟大领袖只能迎着初升的太阳阔步前进，怎么能说“夕阳西下”？刘义本意或许想说太阳快下山了，他正急急忙忙地赶路，而忽略了油画的象征意义。他后来想起一直都感到后怕。许多恶攻犯不都是无意中撞上的吗？值得庆幸的是，当时只有陈义昌留意他说了什么。他可能注意到了其中出的可怕的差错，也可能没注意到。他称赞刘义有文化，着重提到“夕阳西下”几个字，提醒了刘义，向在场的另外几个居委会的年轻苦力表明刘义说的没错。

牛鬼蛇神中还有伪保长、乱搞男女关系的坏分子、右派、甚至还有地道的无产者。

此人的遭遇说起来有点像个玩笑。他是专门给锑锅换底的匠人。家传的手艺，补锅，给锑锅换底，整日敲敲打打。在划定成份时，不知怎么回事给他取了个“铁砸”的名称。这样的成份已经很奇怪了，但更奇怪的是“铁砸”在写进档案时不知怎么又变成了“特杂”，再后来干脆就变成了“特务”或者“特嫌”。因为没有人知道“特杂”到底是怎么回事，取名称的人已不在其位。他自己蒙在鼓里，通知他去派出所学习他就去。他认为自己犯了什么不明不白的错误需要接受思想改造。他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结过两次婚，因没有生育领养了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女孩，他虐待那孩子尽人皆知；另外，一个流氓无产者总还有过这样那样的越轨行为吧。他糊里糊涂地接受思想改造。当他明白自己之所以和五类分子一块参加学习完全是因为“特杂”的关系后，他才如梦方醒，要求更改成份。但是没有人替他更改，“特杂”肯定是有来头的，他必须继续学习，接受改造。在大抓阶级斗争新动向的那个时期他又不识时务地提出更改。他的行为被看成具有翻案性质，拒绝改造，顽固不化，一顶五类分子帽子正式给他戴上了。像紧箍咒一般越动越箍得紧。他只好自认倒霉，不再申诉。文化大革命一来，他也像别的牛鬼蛇神那样被揪出来，游街，批斗。他早已不干那劳什子“铁砸”了，干脆丢了几十年家传的手艺，靠下苦力维生。

命运对他就是如此不讲道理。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婆娘大笔一挥写下了“特杂”，就此剥夺了他无产者的身份。

林少勋也是名牛鬼蛇神。不过他却是刘义见过的最年轻、最快活的一个牛鬼蛇神。

他二十二、三岁，小学文化程度，出身于一个普通劳动人民家庭。他十六、七岁就开始闹恋爱，对象是居委会主任的外侄女。那女孩的一个叔叔还是派出所所长。林少勋小学毕业在居委会服务，帮居委会主任做家务，挑水，挑煤球，希望能安排他一个正式工作。他在居委会主任家里结识她的外侄女。女孩是同一个居委会的，也只读完小学，因患脑膜炎抽过脊髓，脑筋有点迟钝。林少勋在讲自己的故事时，省去女孩患脑膜炎抽过脊髓这一细节。他说她思想单纯，模样长得不错。他自己模样也长得不错。十六、七岁时就有现在一米六七的身高，白白净净的脸，浓黑的眉毛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女孩就是被他的一表人才所吸引，第一次见面就偷偷爱上了他。他不仅有个吸引女人的外表，十六、七岁就已了解男女风情，比一些二十几岁的傻小伙子还要成熟。他不靠书籍、电影了解男女间的爱情，他靠的是自己早熟的天性和周围的环境。他在和女孩交往以前，就受到过街坊一个少妇的引诱，和她有过几次偷情。

他描述的居委会和刘义所了解的居委会真有天壤之别。刘义说什么就不相信居委会会发生这种事。居委会的存在就是为了杜绝这类事情的发生。十六、七岁和女人发生关系无异于天方夜谭。这种事情纵然发生，要躲过群众的眼睛、不受惩罚也是不可能的。

林少勋说他恨居委会，恨居委会的干部，恨自己的父母没出息。但他在和女孩闹恋爱期间，心里还没有恨。居委会主任那时对他还很信任。她是个孤人，没有儿女，领养的一个儿子也是残废。她在居委会群众中口碑不好。但林少勋的殷切和忠诚却感动了她，她答应招工单位一来要人就安排他一个学徒工。

“我一直以为那孩子很老实，没想却是一条盘在身边的毒蛇！”居委会主任后来说。她发现他的险恶用心后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孩子太阴险了，她差点被他的伪装所蒙骗，差点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她还说了许多让林少勋现在想起来都感到气愤、脸红、伤感情的话，像小流氓啦、骗子啦、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啦、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东西啦、有其父必有其子啦，等等。林少勋的父亲年轻时干过风流勾当是事实，但那是在解放前，那时像开旅馆栈房那样公开开着妓院，他父亲嫖妓（林少勋一个居委会的人说他母亲就是他父亲在妓院里认识的），而他却是恋爱，纯洁的爱情。那时他还没和女孩发生关系。

女孩的父母、居委会主任、甚至派出所所长都出面干与了这事。但女孩本人却像喝了迷魂汤一般执迷不悟。她表面顺从了一段时间，过后又偷着和他约会。当她父母以为风声已过，再不会有什么事了的时候，却发现女孩怀孕了。

孩子已经六个月，不能堕胎了。女孩比他大两、三岁，当时已满过十九岁。她父母和居委会主任立刻替她物色了一户人家嫁了出去。娶她的男人是个三十岁的单身汉，在毛巾厂上班，是那种出身虽好但不好说媳妇的人。

女孩的父母和居委会主任本想告林少勋强奸罪，材料已经写好了，奈何女孩死活不愿签名、不愿出面作证，结果只好以流氓罪把他抓起来。他未满十八岁，判了两年劳教，出狱后在居委会接受管制。他希望有个正式工作的愿望永远化为了泡影。

居委会群众有人认为他很冤枉，有人也认为他道德败坏，罪有应得。持这种观点的多数是家里有大闺女的家庭妇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也起来造走资派的反，控诉居委会主任和派出所的走资派对他的迫害。但他毕竟是被判过刑的人，不能算作无辜受害的群众。有人对他的造反派资格提出质疑，他很快就被踢出了组织。

“居委会是个霸道的地方。”林少勋说。“你要是有个亲戚是居委会主任或别的什么干部，你不愁没有工作；你要是有个叔叔或舅舅是派出所干事（更不用说所长），你日子就更好过了。”

他儿子要是活到现在已经四、五岁了。但可惜却在未满一周岁时死于一场高烧。他那时还在狱中服刑。

她仍然爱着他。不久前他在附近区镇赶集，碰见过她一次。她见他就脸红，目光直直地看着他。他要是要她，她会不顾一切地跟他走。但是他没说一句话，转身走开去了。

他现在又在闹恋爱，对象是茶厂的一名女工。

他俩不是一个居委会的。女孩是茶厂招的季节工，每天乘茶厂接送工人的木船过河。他指给刘义看过，但在坐得满登登的一船女工中，刘义看花了眼，没弄清是谁。

女孩已喜欢上了他。但目前这事还瞒着她家里的人。他俩有过约会，她带了一个朋友一路。他那段经历，她可能已有所耳闻，也可能还一无所知。他没在她面前提及，是因为拿不准她抱什么态度。因此他俩刚开始的爱情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他有一副男高音歌喉。每天下午五点左右，当茶厂的木船打工地下方的河面上驶过时，他便在河岸上放声歌唱。不管歇没歇稍他都要唱，有时把担子也撂在一边。河岸上响起他嘹亮的歌声：“画眉落在八角笼唉，八角笼门锁重重……”或者：“大理三月好风光，蝴蝶泉边好梳妆……”这样的歌曲他只能唱上一曲，声音虽大，但却不能尽兴。有时他突然唱出几句抒情曲调：“我的青春像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像小鸟一样不回来……”旋律还在空中回荡，他已收了声，引项高歌：“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无边的旗海红似火，战斗的歌声响入云……”

叫春鸟。赐给他这绰号的是搭档李易如。此人三十多岁，晒得黑黑的脸上长着麻子，颧骨上有道伤疤，轻轻一撇划向耳垂。他是刘义见过的年龄最大的知青。

李易如还是一名处男，但并非一名禁欲主义者。他和林少勋一块谈论女人，毫不隐讳他的性饥渴。一天中午，几名茶厂女工在离工地不远的河滩上游泳，他一双油亮的贼眼瞅着其中一个身材丰满、穿着红色泳装的女工，说：“水灵灵嫩呵呵的，要是让我搂着睡一觉，我甘愿出一个月的工钱！”

他俩常常拿两个神甫的独身生活开玩笑。对别的牛鬼蛇神，李易如能够理解。一些牛鬼蛇神独身，是因为讨不到老婆。而神甫却自愿独身，年轻时就立誓过独身生活，拒绝讨老婆。人活着为什么？信仰是什么东西？在李易如看来，神甫不啻是牛鬼蛇神中最奇特、最不可理喻的一个品种。

对两人的玩笑，唐毅中神甫以他一向的处世态度一笑置之。钟文敏神甫虽然也脸露笑容，但却笑得勉强。他不喜欢这两个年轻人。两人不仅满口下流话，而且争强好胜，吃不得一点亏。

一天下午天气炎热，一个个汗如雨下。李易如和林少勋脱掉了裤衩，赤条条地在河滩上干活。他俩开了头，另外几个居委会的年轻人也如法炮制，高高兴兴地加入到裸体队伍中。钟文敏神甫见了，说：“一丝不挂，成何体统！”

烈日下的河滩不见人影，更不要说有女人路过了。因此在李易如和林少勋看来，钟文敏神甫是多管闲事，他的指责除了说明自己是个迂夫子或伪君子外毫无意义。

郑班头和他俩一鼻孔出气。他拉班子之初，两人就跟随他左右，什么事都抱成一团。他也认为钟文敏神甫迂腐，都沦落到这种地步了，还要自视清高，这也看不顺眼那也看不顺眼。他毫不隐瞒自己对钟文敏神甫的反感。在船舱里下载是较轻松的活，大伙挨着轮子转。但轮到钟文敏神甫的时候，却派了别的人上船。钟文敏神甫问是怎么回事，郑班头说：“是我派的工，你要干就干！”

装上大鹅卵石的担子用“丢包”的方式一段一段传到坡岸上。距离都是仔细划分好的，把坡度也考虑进去了。每个包口两个人，位子轮流着转。这天林少勋和李易如在上一个包口，接钟文敏神甫和赵右派的担子。包口在最陡的坡段上，相距十四、五步。林少勋接赵右派的担子，他让他多送两步，自己退到划定的包口后面。赵右派是个不得罪人的人，吃得亏打得拢堆，叫他多送两步他就多送两步，好像他没有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担在肩上的不是一两百斤重的担子。但钟文敏神甫却坚持把担子放在原来的包口上，拒绝承认他俩划定的包口。

两人针对的主要还不是赵右派。因此，当一连几次钟文敏神甫不理不睬，把担子照旧往原来的包口上放时，李易如突然发作，大声喝道：“你他妈的装什么蒜！吃不下这碗饭就给我滚！”

钟文敏神甫放下担子还在喘息，他看着李易如，没作任何分辩，把手中的扁担一摔，说：“好，我不干了！”

他脸色难看地从刘义身边走过，朝河滩走去。大伙都停下来，互相看着，没有谁说话。

几分钟后，钟文敏神甫拿上饭盒，肩上扛着篮子，朝渡口走去。











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8-7 23:13

   三十四




看着钟文敏神甫沿着河滩走开去的身影，刘义想他不会再回来了。他听见李易如在上面说：“一个牛鬼，还想装得有骨气！”

但出乎刘义预料的是，事隔两天，钟文敏神甫又回到工地。刘义在早班渡船上碰见他。头天关饷，他起初以为他是上工地领工钱的，但看看他脚下搁着的篮子和盛午饭的饭盒，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唐毅中神甫坐在一边，冲着刘义笑了笑。刘义很高兴他能回来。

这得归功于唐毅中神甫。当时大伙都觉得李易如和林少勋做得太过分了，违背了下苦力的人所遵行的公平原则。唐毅中神甫得到一部份人的支持，他出面去找郑班头，表明他要是让钟文敏神甫走，他们就去找甲方，另拉班子。唐毅中神甫平常有说有笑的，但在和郑班头的交涉中几句话就使他软下来了。郑班头表示要钟文敏神甫走不是他的意思，他当时不在工地，是事后听说的。他负责向李易如、林少勋打招呼，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得到承诺后，唐毅中神甫又去做钟文敏神甫的工作。

“他没有必要赌气。”唐毅中神甫对刘义说。“没有必要把担子一撂说我不干了。目前除了这活他没有别的活好干。他首先得考虑生存，得咬紧牙关挺住……”

唐毅中神甫对郑班头说的话并不只是威胁，他完全能够办到。“不过这样一来就好像造了郑班头的反，”唐毅中神甫说。“他不会善罢甘休。我不想把事情弄僵，只要钟文敏神甫回来就行了。”

郑班头原来是搞公安工作的，因在男女问题上犯了错误，被开除公职，劳改过两年。照说他也是一名牛鬼蛇神。但是他在公安队伍里呆过，和一般的牛鬼蛇神不同，就是现在公安局里还有他的朋友。他能够拉班子，持有居委会、街道的介绍信，一般的牛鬼蛇神很难办到这点。他在政治上没犯错误。他只受过行政处分。他隐瞒和否认他在劳改队里呆过两年的事实。公安人员被判刑最后沦落到与牛鬼蛇神为伍，这样的事例绝无仅有。因此他竭力与一般的牛鬼蛇神划清界线。他对待牛鬼蛇神的态度，就好像他是受公安局之托来监管他们的一样。

他鄙视牛鬼蛇神，但又离不开他们。他班子里一半苦力都是由牛鬼蛇神组成。他们听话，服从指挥，不惹事生非，对工钱不刨根问底。他们是些社会渣滓，没人要的人。他替他们找到工作，他们应该感激他。他并没从他们身上榨取本该属于他们的那份工钱。

吴祖兵是刘义一个居委会的年轻人，市民中逍遥派的学生。上次关饷他就发觉郑班头在吃大伙的钱，但奈何拿不出证据。这次他多了个心眼，从一开始就把起了多少载、每载多少吨位、起载的人数仔细记了下来，然后他又去找甲方的验收员，查明他开出的路段、每吨石头的单价，等等。他没事声张，到关饷那天他已心中有数。他让郑班头照工资表发了工资，一声不响地领到他那一份。过后他拿上那份明细账目找到郑班头，不但索回了自己被勒扣下的那份工钱，而且还额外地得到一份。

郑班头不是那种凶恶的、蛮不讲理的人。只要你足够精明，像吴祖兵那样有心眼、有胆量，他不会吃你的钱。但牛鬼蛇神没有一个是精明、有胆量的。他们领到郑班头发给他们的那份工钱已经知足了，没有人去找他。

郑班头替自己辩护说，他吃的是国家的钱，不是苦力们的钱。相反，他带领大伙高高兴兴地赚国家的钱。

他，郑班头，给验收员送烟送酒，让他开票时多开路段，多配几个点工。大伙明白，随着水涨水落，段路不是固定不变的。开多少路段，配多少点工，完全是验收员一人说了算。郑班头这么做，纯粹是为了大伙的利益。他为大伙牟了福利，自己却没多装一分钱腰包，等等。

他和大伙牟的另一项福利是和船上的人勾结起来少装载，也就是说不装够吨位。这福利是双向的，也使船上的人获益。他们装得越少付出的劳力就越少，来回跑的趟数就越多。他们往船舱里灌水，把重量压在船头，验收时多叫几个人站在船舱一侧把吨位标压到和水平面齐平。二十五吨的船有时连二十吨也没装上。船老板和郑班头都很满意。当验收员一走，两人互相敬烟，笑嘻嘻地站在船头嘀咕，你就知道他们这次又揩了国家的油，让国家吃亏了，又分别为自己手下的苦力牟了福利。

一共有两艘船。一艘二十五吨，一艘二十吨。工地上的苦力和二十五吨的关系最好，他们在船上蒸饭，在船舱里午休，和船老板有玩笑开。

刘义发现船上的苦力也在私下计算自己该得的工钱，并且在这只有六个人的小集体里也有牛鬼蛇神的存在。

那人四十多岁，络腮胡，长相英俊。单看外表你看不出是个牛鬼蛇神，还以为是劳动人民的典范，纯朴的无产者。运动员一般的身材，浑身肌肉发达，别人两个人才能抱起的大鹅卵石，他轻轻一抱便抱起来了。他络腮胡总是刮得干干净净，下巴腮帮上留下一片青色的胡茬。平常他不多言语，别人说话时总是安静地坐在一边。他穿一条红裤衩，有时也像别人那样脱掉裤衩一丝不挂。当他蜷缩肢体安静、赤裸地坐在船舱里的舱板上时就像一尊下苦力者的健美的雕像。

船老板各方面都好像是用和他相反的材料塑造出来的：矮肥，丑陋，黄桶腰，橡皮袋一般下坠的肚囊，浑身的赘肉看上去像个圆滚滚的肉球。他不穿裤衩，腰胯上围着块遮羞的毛巾。但坐下来的时候，羞处还是从叉开的两腿间显露出来，像十二三岁的男孩那样细小。他喜欢谈女人，猥亵，不知羞耻，和李易如不相上下。但在钱财上他却是个很精明的人。

午饭后，船老板坐在后舱桅杆一侧的舱甲板上修补渔网。那人从挂在舱蓬上的一个布口袋里取出个小本子，拿在手里翻着朝他走过去。他在他身边蹲下来，咳了声嗽，和他嘀咕了几句，把本子递过去。

船老板背对船舱，盘腿而坐。他调脸看看他，没接他递过去的本子。

两人低声说着话。那人仍旧蹲着，身体的重心移到靠船老板这侧的腿上，手里拿着翻开的本子，要船老板看上面记下的东西。天气炎热，他刚在河里洗了澡，头发湿漉漉的，但光裸的背脊上已挂着汗珠。太阳晒不黑的肌肤，臀部裤衩遮住的部位肤色更浅。船老板什么也没穿，一样赤条条，遮羞布垫在屁股下，肥胖、蜡黄的身体冒着汗。

船舱这头的人都听出两人是为工钱的事。船上发工钱比工地上迟一天，午饭前才发下来。他拿到的工钱和他账目上记的不一样。他去找船老板是下了点决心的，他从河里上来站在前舱擦干身体时往那边乜着眼。他不喜欢那个人或不喜欢自己要做的事。以前也有过这样的事，他都忍了下来。但这个月船老板为集体牟的福利比哪个月都多，他被剋扣的工钱也就格外引人注目。

坐在船舱这头的一名船工撑起身，穿过船舱走过去。他光裸着身体，在他俩旁边一点站下来，叉着两条腿。两人已争执起来，不过仍然压低了声音。那人不知提到了什么事，船老板突然火起，抬高了桑音说：“你是什么东西？国民党的兵痞！我现在不和你说，我们回去找领导！……”

他们不是野班子，是市航司管辖下的工人。航司的领导自然站在船老板一边。他说这话时，怒目圆睁，肥厚、乌紫的嘴唇溅着唾沫，腰胁上的赘肉都抖动起来。一个舱里的人都看到了。使刘义惊讶的是，那人一下就泄了气，像只斗败的公鸡，不说一句话，站起身来走开去。走到船舱另一侧，脸别向一边，往河面上望着，手里攥着那个惹事的记账本。

船老板还在生气，还在骂骂咧咧地说过不停。“你他妈的想造反了，敢来找我算帐！你说我吃了你的钱我就吃了你的钱！”他冲着他的背影，一脸的愤怒。“我不吃别人的钱，专吃你一个人的钱。你不服气，是不是？等国民党反攻大陆那天找我算帐吧！现在还是共产党的天下，你翻不了天。你可以找领导反映，说我吃了你的钱，骂了你是国民党的兵痞！……”

刘义不知道一个国民党的兵痞算不算牛鬼蛇神。但历史不清白、有污点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他的表现与一名牛鬼蛇神无异，胆小怕事，一遇别人揭老底就哑口无言。他徒有一副堂堂男子汉的外表，一句“国民党的兵痞”就像骂一个女人是偷人的婆娘一样，使他顿时威风扫地，连起码的脸面都不能维护。当他万分尴尬地从船老板身边走开去的时候，刘义都替他脸红。

刘义从他身上看到与吴安宁老师如出一辙的东西。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完全可以用在这两个人身上。一种来自骨子里的懦怯。吴安宁老师倘若不是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他不至于那样痛哭流涕，当众出丑；同样，这人若不是国民党的兵痞，也不至于如此失态，丢尽脸面，以他超凡的体魄和普通劳动者的作风他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制服那条肥猪。

刘义想到自己也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吴祖兵去找郑班头的时候曾约过他一块去，他怕惹事生非，找借口推谢了。

他干了二十六天活，拿到一百一十七元工钱，四元五一天，他已经很满足了。没有任何地方能拿到这么多的钱。上砖瓦厂挑一天砖瓦也只能拿到两、三块钱。他不知道郑班头吃了多少，那不关他的事。他甚至认为郑班头真的为大伙牟了福利。

他觉得很累。他起身离开船舱走下跳板时，还感到膝盖酸痛，那儿的筋腱好像受了伤，在膝盖骨内侧，一迈步就隐隐作痛。今天上午轮到他发包，担着一百七八十斤的担子小跑着穿过颤巍巍的跳板，一趟接着一趟，不知跑了多少趟。他现在还累得不行，就像刚刚放下担子那样感到喘不过气。

他穿过沙滩，朝坡岸上走去。工地上大部份苦力吃过午饭都到上边的铁路涵洞午睡去了。刚竣工不久的涵洞，还没铺设铁轨，木板夹出的那段空间宽敞得像大厅，再热的天气里面都凉飕飕、冷浸浸的。一天午睡醒来赵右派发现自己胯裆里湿了一团。李易如对林少勋说把湿纸贴在睡觉人的脚心里能使他遗精，两人便用赵右派作试验，结果验证了这一说法。

刘义没上涵洞去，他爬上河坎，往一侧荒草地上走了一段路，在一棵樟树的树荫下坐下来。

凉风拂面，他安静地坐着，眺望河面，眺望河对岸低矮的瓦房、码头、通往河边的石梯以及岸边停靠的船只。天空没有一丝儿云彩，紫色的山影在烈日下矗立。河对岸什么地方传来敲击船板的声音，咚咚咚，敲一阵，停一会儿，接着再敲。码头一侧的河滩上前几天上载时一台机床滑下跳板砸死了一个人。正午时分，工地上一部份人乘船过去看了，一个年轻的苦力，结婚不到一个星期，脑袋压扁了，用麻袋搭盖着，尸体躺在那儿派人通知他家里的人去了。同一天在河边上还发现了一具尸体，被钢钎捅穿的无名死尸。打捞上来送火葬场火化了。下游河岸边已陆续发现了好几具死尸。

下方河面上出现了一艘打渔船。船上有一男一女，女人划桨，男人蹲在船头收放渔线。船逆水而上，水面平静，女人划几下桨又停下来，让船缓慢前行。她穿着件红汗衫，乌黑的发辫搭在身后，看上去很年轻，男人打着赤膊，浑身晒得油亮。他把坠着鱼饵的线不断从水里收起来。筷头般粗细的麻绳，上面像根须一般坠着一截截挂着鱼饵的尼龙线，他一边收起来一边放进水里，有的下水前重新穿上鱼饵。刘义希望他能有所收获。他已看了一会儿了。打渔船从二十五吨木船后面过来在亮闪闪的河面上掠过长长的一段距离，还没捉到一条鱼。有时可能就白忙活一场，一无所获。但他这么寻思的时候，一条活蹦活跳的黄辣丁被提上船头了。

一艘木船张着风帆贴着岸边驶过来。船上的人收了桨，坐在掌舵的艄公脚踏板下的船板上，两人在玩扑克牌，其余的人在一旁观看。一个在船舱里戽水的船夫把戽斗搁在船帮上站下来往河岸上望。船头激起浪花，发出哗哗的水声，桅杆顶上飘着面三角旗，兜满风的帆千巴万补。刘义目送他超过打渔船，驶过前面桥墩，朝上游驶去。

河对岸大桥一侧的沙滩上隐约传来孩子们的闹嚷声，看得见散布在沙滩上、浅水中的黄褐色的裸体。刘义已过了一个夏天都泡在河滩上的年龄。

他仍旧觉得累。他听见说话声，调头望去，上涵洞午休的人转来了。他看着他们从小路下去，穿过沙滩，才起身跟了上去。







                            三十五




刘义在工地上劳动的这段时间，双方的战斗仍在进行。红色兵团阴谋破灭，被支左部队缴了械后，他们撤出市区，分散在江北和下游各厂矿坚持战斗。红色方面军乘胜挺进，相继攻克了各个据点。战火在本市扑灭后，又随着一部分外逃的老保往L市蔓延。

刘义在工地上上班，每天都能听到消息。除牛鬼蛇神外，下苦力的人都偏向于造反派。郑班头也是一有机会就表明自己的造反派观点，好像他劳改两年也是受了谁的迫害似的。船老板是名造反派，加入了红色方面军。他自己吹嘘，前段时间曾参加过街头战斗。不过瞧他一身肥肉，没有人相信他的话。当他说到自己所谓的战斗经历时，刘义不禁哑然失笑。

船老板很以本单位、本系统的“大渡河战斗队”为荣。他们由船工、放筏工、抬洋松的苦力组成。能与抬工队一比高低、在群众中享有同等声誉的，惟有“大渡河战斗队”

“大渡河战斗队”的声誉是逐步建立起来的，不像抬工队那样一举成名。在攻打江北和下游各据点的战斗中，他们担任主攻，群众才对他们刮目相看。他们驾驶火轮撞沉了老保的驳船。他们更擅长于水上作战。在江北河面上打响的那场有五艘火轮和三艘驳船参战的水仗中，红色方面军指挥部头头亲自坐阵指挥，双方互相冲撞，战士们站在船头手持钢钎、长篙打打杀杀。围观的群众站满河岸。

他们也与抬工队联合作战，乘坐木船、火轮在下游河滩上登陆，直扑老保窝点。他们身上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穿着救生衣，亮着太阳晒黑的手膀子。他们的战斗力是那么旺盛，一天半天甚至几个小时便攻下一个老保盘踞的厂矿。有时他们几支部队同时登陆，相互呼应，给老保一个措手不及。

他们打死了人就往河里扔。有的顺水冲走了，有的在河滩上被发现。红色兵团战士已失去了斗志。新来的解放军不支持他们。没有解放军的支持谁都不能维持下去。在大渡河战斗队的进攻面前，他们草草抵抗一阵便放下武器。也有不顾死活进行顽强抵抗的，但大势已去，经不起大渡河战斗队一击。

被俘的红色兵团大小头目和骨干分子受到批斗、关押。各厂矿办起了学习班，清算老保的罪行。还有片区学习班、市学习班，搜罗有知名度的老保。有人被通知到学习班学习，就此便音讯杳无，像蒸汽般蒸发掉了。在街上见得到失踪者家属张贴的大字报。但贴出来不久便被撕掉了。偶尔也看得到一个群众围观的寻找失踪者的女人。

造反派群众并不关心失踪的老保和半疯癫的家属。他们关心的是在整个武斗期间老保门对造反派战士和群众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红色兵团老保枪杀俘虏，用各种法西斯刑法折磨造反派战士，他们强奸妇女，割掉女造反派战士的双乳，剜掉造反派战士的眼睛……

被剜出的眼珠浸泡在富尔马林水里，一男一女两名红色方面军战士站在十字路口一张办公桌上把玻璃瓶抱在胸前或双手平举让群众观看。

“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广大的工农兵群众！”身穿白短袖衬衣、留着短发、脸上汗涔涔的女人说。“你们看见的是一只人的眼珠，不是猫或狗的眼珠。它是活活从一个造反派战士的眼眶里剜出来的！他还很年轻，只有二十三岁。他是我的兄弟，也是你们的兄弟。请你们记住他的名字——张卫红，记住这苦难的一幕……他在战场上受伤，被红色兵团俘虏。他们不但没送他去医院医治——我们虽然仇恨老保，但出于革命人道主义精神都把受伤了俘虏送医院治疗——反而用酷刑折磨他，剜掉他的眼珠！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什么人才干得出如此伤天害理的暴行！只有法西斯、国民党！他另一只眼睛也被弄瞎了。他再也看不见蓝天和白云，看不见我们这个充满阳光的美丽的世界！再也看不见慈母的脸庞、战友兄弟姐妹们亲切的笑容……但是，他能看见我们战斗，我们胜利！他在注视着我们。他失去双眼的脸膛殷切地朝向我们。他要我们替他报仇！要我们这些还有一双明亮眼睛的造反派战士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毛主席周围，团结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彻底打败老保，打败、踏平红色兵团！现在他们中的一部份死硬分子——其中就有剜掉他双眼的凶手——跑到L市去了，和当地的老保勾结在一起，继续为非作歹，迫害造反派战士和革命群众。他在看着我们，所有付出生命和鲜血代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在看着我们……”

在“武装支援L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踏平红色联盟”、“血债要用血来偿”的口号声中，女人双手把瓶子举过头顶。

刘义没想到人的眼珠会有这么大。他站在人群中间，强烈的阳光和玻璃瓶上折射的光线令人眼花缭乱。瓶口有个玻璃塞子的医药用瓶。眼珠有黑有白，圆溜溜、滑腻腻的，上面缀着筋筋绺绺像脂网般的东西。它在摇动的水中像水母般地飘浮起来，打了个调，好像看了在场群众一眼，接着坠落下去，俯瞰水晶般发光的瓶底世界。

一男一女从办公桌上下来，手捧瓶子，在人群的簇拥下穿过十字路口朝东侧大街走去。最热心的是孩子们，他们站在围观人群的最里边，这会儿又像一群蝌蚪般前呼后拥地跟上去。

工地放假一天。刘义刚从市中医院出来，医生替他针灸后他感到膝盖的酸痛好多了。他往前走去，捉摸那眼珠是怎么保存下来的。老保们剜掉眼珠不可能放在富尔马林水里保存起来以留着纪念，被忘掉眼珠的造反派战士也不可能自个儿保存下来以便给战友们提供老保的罪证。一种可能是它被剜出来后扔到一边，事后被人捡了起来。不过会扔到一边吗？保存下来真是个奇迹……那会多么痛苦啊，刘义闭上眼睛，想象几根鹰爪般的手指伸向自己的眼球。拿着瓶子的女人或许是那名造反派战士的亲姐姐，或许也是一起的战友，以兄弟相称。她旁边还有伙自己人。想激起群众对老保的仇恨。已经够仇恨了……要是把受害者张卫红本人拿出来展出就更叫群众信服了。

刘义想到他读过的一张大字报。张贴在军分区斜对门的院墙上。以一个母亲的名义写的。那位母亲在卫校读书的女儿被一伙身份不明的人抓走，几天后家里人见到她尸体。她死前受到过非人的折磨，遍体鳞伤，面目全非，乳头也被割去了。她没说她女儿参加的是哪派组织，她控诉的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的罪行。但刘义却相信自己读到的东西真实可信。

大街上贴着有关L市战况报道的大字报，过路群众驻足观看。同一个专区所辖地，这边的战火刚刚扑灭，那边的战火又烧了起来。或者说，这边的火扑灭后发现那边的火烧得正旺。战斗一开始就带有现代化的色彩。红色联盟老保们占领了军工厂、枪械库，他们率先动用了步枪、机关枪……

造反派战士心连心。在L市造反派处于弱势。到处听得到武装支援L市的呼声。人人都关心L市造反派战士和群众的命运。甜食店里那个胖乎乎的女服务员就是武装支援L市的最最热心的支持者。

几天的晚上，刘义在学校门口碰见王名安。后者上附近甜食店吃醪糟粑，他拉刘义一块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上醪糟粑了。”他高兴地说。“每天晚上我都要偷着溜出来吃上一碗。”

刘义知道王名安喜欢吃醪糟粑已经有段时间了。他喜欢吃的东西不少，像鱼皮花生米啦、什样卷啦、卤肉摊上的卤鸡肠子啦，等等，但对醪糟粑却一往情深。他们驻守民政局办公楼的时候他享受不到这种口福。他甚至担心自己再也吃不上醪糟粑了。一名主动参战的本校初六七级的同学被打死的时候他曾发出这种伤心的感慨。现在他们已从驻守地回到学校的集体宿舍。胜利带给他喜悦之一就是能一个人溜出来吃上一碗醪糟粑。甜食店里胖胖的女服务员已和他很熟了。“煮两碗，多放点糖。”他说。

铺子里没有别的顾客，他俩在进门一侧的桌子上坐下来。女服务员把盛上水的锑瓢搁在灶火上，勾上白糖，大半勺醪糟，用勺口捣碎，在锑瓢里搅匀，开沸后，再把手中的糯米团一小块一小块扯进区。

女服务员三十一二岁，白白净净的脸，白短袖衬衫里挺着对丰满的乳房。她是一名造反派群众。刘义和王名安吃醪糟时，她在一旁说到甜食店过去不远被戮死的那名造反派战士。

王名安朝刘义眨眨眼，他用话把她引到这事上来的。“你听吧，很精彩。”他说。“她喜欢说。她还出面去认过人……”

那是在老保第一次占领期间发生的事。她说起来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她并不想控诉老保的罪行，而是把亲眼目睹的一桩凶杀案说出来，加以客观报道。那天店铺没关门，照常营业。对此她解释说，她们是集体所有制单位，要做一个才有一个，不比国营店铺可以关门大吉。店里有几个老孃，她们害怕，没敢来上班。她不怕，一个人来了，还把九岁的女儿也叫了来。她丈夫是名造反派战士，就在这一带参加战斗。他们家在教堂前的街道上，相比之下店里可能更安全。她让店铺照常营业，并且还招徕了顾客。

她往外望去，看到的是一个和平的世界，跟她平常看到的没有什么区别。街对面的百货商店关着门，过去不远的学校大门没有人进出。但街上仍有来往行人，附近一些居民也还呆在家里。店铺已开了十几年，她还是姑娘时就在这儿上班。这是她熟悉的天地。她想不会发生什么事的。她心里很平静。街面上变得空荡荡的，已过了两、三个小时。顾客来来去去，她生意不错。就是那时，也还有对夫妇模样的人进店里来买发糕，一个老太婆拄着拐杖提着网兜打门口经过。那男的说红色兵团的人打不过来。她也相信他们打不过来。

不断有红色方面军战士从店铺前经过，朝教堂那头走去。有零星的，也有列队的，见她开着店铺，有人还朝她笑、朝她挥手致意。附近一带的店铺早已关门，她独此一家，似乎显示了某种信心。而她本意则只是让铺子照常营业。一直都有嚷嚷声，时断时续。但那次的嚷嚷声有点不同，他们都听出来了，就像远处的堤坝决堤了一样。那时大约下午三点半钟，铺子里除了她和女儿外，还坐着街坊上一个老头。后者坐在进门这张桌上，朝街面上看着，手里捧着从家里带来的茶盅。她女儿呆在柜台里，一声不响地倾听着，脸色发白，不断拿眼睛看她。她心里一点不慌，嚷嚷声过来了，就是看见红色方面军的人往后撤到这一带，她也一点不慌乱。

她看见伤员，由别人搀扶着，一个头上血淋淋的战士被人背在背上，看见一张张汗湿的面孔，激动，慌乱，闹哄哄的武装人群。她没看见她丈夫，大概在混乱中走过去了。她不相信红色方面军就这么吃了败仗，这么快就败下阵来，红色兵团的人真要打过来了。大队人马后面跟上来的是小股队伍，提着钢钎小跑着打店铺前经过，匆匆忙忙，没有谁看她一眼。中间出现了间隔，像切断的水流，街面上一个人影也没有，接着又有人跑过来。

她听见几个人的脚步声从那头跑过来，噔噔噔噔，就像在田径场上赛跑一样。一个人飞快地从店铺前跑过去，几个人贴着街檐像阵风似的跑过。她后来知道一共是四个人，三个红色兵团战士一个红色方面军战士。可她当时觉得就像一群人在跑动。几只撕咬扭打狂奔的狗，从门口一闪而过，撞击在前方十多米的店铺的板壁上。

她跑到门口去，看见钢钎举起来戮下去。她想她看见杀人了，在光天化日之下，近在咫尺，围成一团，都戴着藤帽、穿着汗湿的背心或工作服。那人靠着板壁倒下去了，还在挣扎，有人补了他一钢钎。她张着嘴，发出啊啊啊的干嚎声。她看见几张脸朝她调过来，看见了拔出来的滴血的钢钎，才知道自己发出声音来了。几张涨红或铁青的兽类的脸，就像有束光线落到上面，刹那间她看得异常真切。她说不出一句话，双手举到嘴边。那几个人气呼呼恶狠狠地瞪着她，从她身边跑开去了。

那人已倒在血泊中一动不动了，嘴里冒着血沫，一双眼睛还朝她看着。

“他是搬运站的工人，我丈夫的一个朋友。”女服务员说。“我们都认识他，才二十四五岁……”

“你女儿和那个老头怎么样？”王民安提示她。

“哈，丫头躲在柜台下，吓得尿裤子了，我找到她时候还缩在那儿直打哆嗦。”女服务员说。“她不敢去看捅死的人。我和老头去看了，他没说一句话，转来照样喝他的茶。”

她一直记得那几张面孔，用她的话说化成灰她都认得。不是桥联队的人，也不是雇佣的农民。胜利后她四处去寻找他们。他们为什么要杀死他？当时他已失去了抵抗能力，那不是战斗而是地地道道的凶杀。红色方面军的人带她走进一个个学习班去认人。但那几个人就像噩梦中出现的幻影，醒过来再也找不着了。

“我们学校请她去作过报告，控诉老保的罪行。”王名安说。“她相信那几个人跑到L市去了。要把他们抓回来替死难烈士报仇，只有上L市去抓。老保还在那儿为非作歹，她想起来就心头不安。她是武装支援L市最热心的群众之一。她把事实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她在报告会上说，要是让老保掌了权，劳动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遍罪……”

L市的造反派战士和群众已被红色联盟撵出市区。王名安说，据目击者讲那种大撤退的群众场面就跟电影《南征北战》里的差不多。目前他们已面临断粮的威胁。红色方面军支援L市行动的第一步就是用武装押送的大驳船给他们运去粮食。

两碗醪糟粑王名安没掏钱。他知道刘义挣了钱，让他掏。“你一月挣了那么多，怎么身上都是些角角钱？”两人从甜食店里出来，王名安说。









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8-8 23:14

   三十六




刘义走进市新华书店。他没有书要买，顺路进去看看。

书店里设有红书台。桌布搭着的台面，搁着石膏像、主席著作、语录。石膏像有大小几种型号，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后面伫立着两名身穿白涤确凉短袖衬衣的妙龄女郎。

一侧的书架上搁着马恩列斯著作的精装本和简装本。《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梅林著《马克思传》。也搁着两报一刊社论、文件、中央首长讲话的单行本。

文学类书架上摆放着不足二分之一格的书和小册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鲁迅选集》、《母亲》、《在人间》、《艳阳天》、《李自成》等。都不是新出版的书，库存的底货。书的代表。

墙上挂着出售的版画。毛主席检阅红卫兵，伟大领袖和他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穿军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马恩列斯毛的半身像，工农兵学习主席著作，英雄人物的画像，样板戏的剧照，盛大欢庆的节日，井冈山会师，去安源的油画翻版……一个带孩子的女人挑了两幅，女服务员按编号从玻璃柜里给她取出来，卷成筒状，用细麻绳系好。女人走到柜台前去付款。

一个四十多岁的机关干部模样的男人在红书台前买了尊半身像，一只手捧在胸前朝门口走去。刘义跟在他后面走出书店大门。他跨上停在门口的一辆自行车，一只手掌龙头，一只手仍然把石膏像捧在胸前，像捧着个婴儿似的小心翼翼地下了人行道的台阶，登走了。

人群熙熙攘攘，穿着夏日的服装。男人穿着圆领汗衫、背心，也有穿府绸衬衣、涤确凉衬衣的。几个下苦力的年轻人打着赤膊从人群里走过。女人穿着胸前有两道褶子的一字领衬衫。白涤确凉、白府绸，也有花布衬衣，青丝裙。女孩头上护着刘海，戴着压发圈，别着发夹，橡筋绳或红头绳扎着长辫子。她们穿青布鞋、塑料凉鞋，偶尔也有穿带袢皮鞋的。男人脚上大多数穿着泡沫塑料凉鞋。

大街上没有机动车辆开过。自行车打着铃铛在人群里穿梭。开过去一辆三轮摩托车。“群专”的巡逻车，上面坐着背着步枪戴着红袖章的群专人员。“群众专政指挥部”设在市图书馆底楼和地下室，由原来的“文攻武卫”改名过来的。群众的专政。被抓进去的小偷、盗贼、流氓、投机倒把者、收听扩散敌台者、有反革命言论者……见面礼便是一顿痛打，无一人能幸免。那里面的口供都是打出来的。有时夜深人静行人会听见地下室里隐约传来的惨叫声。里面也关押着老保的头目和骨干分子。

百货公司柜台前站着购物的人群。刘义从一道门进去，经过卖布料的柜台、卖床单被单的柜台、卖肥皂香皂牙膏牙刷的柜台、卖缝纫机自行车的柜台，兜了一圈，从另一道门出来。卖布料的柜台和卖缝纫机自行车的柜台前站着长队，有戴红袖章的老头维持秩序。新到的粘胶布、化纤面料不收布票或一尺布票购三尺，二尺七宽的门幅，九尺布可套着裁两条裤子。刘义听见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说。新到的上海产蝴蝶牌缝纫机和飞鸽牌自行车吸引来了更多的购买者。十张购物卷购买一部缝纫机，十二张购物卷购买一部自行车。轮子从柜台前站到大门口，再拐过弯，尾部拖到人行道橱窗那头。

有卡轮子的，立刻引发了争吵。从一大早站到现在，一个个都火气很旺。戴红袖章的老头把那人从柜台前拽开去了。一对年轻夫妇开到蝴蝶牌缝纫机的发票，从人群里挤出来，高高兴兴上百货公司的库房去提货。

刘义倒左手走进附近一条小街。这儿开着一家茶馆（破四旧期间曾关闭了一段时间，现在又开张营业了），是倒买倒卖粮票和各种证券的投机倒把者活动的场所。他还没走到茶馆门口，便有人拦住他，问他要买什么。此人四十多岁，鬼鬼祟祟，大热天也穿着中山服，说话时一双眼睛往四周看着。

“粮票。”刘义说。他知道自己很安全。群专只抓投机倒把者，有时市管会的人也抓。

“有全国粮票、省粮票、本市搭伙单……”

“我买搭伙单，多少钱一斤？”

“六角。”

“贵了。”

“你买多少？”

“二十斤。”

又有一名投机倒把者踅了过来。那人碰碰刘义的胳膊，把他领进旁边一条巷道里，避开同行后，问：“你出多少价？”

“四角五。”刘义说。

“五角，”那人说。“你添五分。”

刘义知道市价，搭伙单只值这么多。

“好吧，买给你。”那人说。“我一分钱没赚你的，瞧你还是一个学生哥。”

从巷道里出来一名中年妇女。那人让到一边，等她走过去后，才解开中山服纽扣，从缝在里子上的一个布口袋里掏出一卷票证。他在冒汗，中山服背心里已湿了一团，汗腻腻的头发，身上散发出一股汗馊味儿。

“前段时间他们打得起劲，顾不上我们这些投机倒把者，生意好做。这几天又盯得紧了。”他说，抽出两张十斤的搭伙单递给刘义，一边接过刘义递过去的十元人民币，从裤兜里找补了一元。

搭伙单是刘芹叫他买的。刘义还在吃三十二斤口粮。平常勉强够吃的中学生口粮自从他干上重体力劳动后就不够填饱肚子了。家里缺粮，都买黑市添上。搭伙单只能用作上粮店购米，并搭配粗粮，比全国粮票、省粮票便宜。

还有另一类投机倒把者也聚集到这条小街上。电影院门口和附近一带卖瓜子、花生、茶水的小商小贩，携带着各自的行头，多数是上了点年纪的妇女和半大的孩子。刚才群专和市管会出动的时候，他们像一群惊弓之鸟慌慌张张从大街上躲到这地方来，这会儿看看风头已过，又陆续回到各自的经营点。

刘义在电影院门前碰见几个学校的主义兵。其中一个高六七级的临时充当红色方面军指挥部头头的警卫员，替他背盒子炮。他们此时出来逛街，在一个老妇人的瓜子摊上一人拿了包瓜子，老妇人问他们要钱，那个充当警卫员的说：“跟我们走吧，到市管会给你。”他们几个磕着瓜子笑着走开去了。老妇人在一旁干瞪着眼。

电影院在上映《红灯记》。广告栏上贴着剧中人物的大幅剧照。李玉和身穿铁道制服手举引路红灯气宇轩昂，李铁梅手把长辫身著红装英姿飒爽。本市画家的作品，临摹得有点走样，但革命的气魄勾画出来了。

不是第一次上映《红灯记》。几部样板戏轮流上映以满足群众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需要。

刘义在橱窗前碰见雍右派的儿子。穿着件圆领汗衫，往橱窗里瞧着，好像很感兴趣的样子。总是一个人东游西荡，刘义从来没见过他和一个朋友一路。他心里好像揣着什么高兴事，一个人埋头走路时也常常脸露笑容。他调过脸来看见刘义，笑了笑，走开去了。这笑并不意味着打招呼。他没认出刘义，只觉得应该笑一笑。他不想得罪任何人。刘义看着他走开去的背影。他身上可没有气魄这种东西。邋里邋遢的圆领汗衫下是一副瘦弱的身架。

他生存得不好，这不能怪他。刘义突然对他生出一丝同情。他想到守夜人方中亮对他说过的话。

刘义转过拐往前走。街对面就是那幢他和王名安曾经上去过的居民住宅楼。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它被红色兵团占领，坚守了两天两夜。刘义又在楼顶上看见了梁丽，和战友们一块扔砖头石块。还是那么漂亮，英姿飒爽，不爱红妆爱武妆。

撤离的居民现在已回到了那幢楼房。楼道上有孩子们跑动的身影，走廊上晾晒着被单衣服。和平也同样降临张家苑一带的废墟和仍在修修补补的破瓦房中。

消防队门前的宣传栏前站着一伙读布告的人。宣传栏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张贴布告的地方。新旧布告都有，既有本市的，也有附近县、市的。每天读者不断。

刘义喜欢读布告，就像他喜欢读大字报一样。这种兴趣早在他读中学一年级时就培养起来了。他读过各种各样的布告，记忆中的案例已可汇编成册。布告读过后有种不舒服的感觉，但他还是要读，从不放过一张。不管在哪儿只要看见布告张贴出来，他便会站下来从头读到尾。

布告总是在公审公判和游街示众后张贴出来。有时也在公审公判和游街示众的同时张贴出来。虽然站在公审公判台上和站在刑车上的人胸前挂着牌子，写明了犯什么罪，姓甚名谁，但读布告时你却无法把见过的面孔和上面的姓名联系起来。因此你读到的好像是另外一些人，发生在另外一些地方的事（读外地的布告就更不用说了）。你看见一个五花大绑胸前挂着牌子背心里插着长长的斩标站在刑车档头上的恶攻犯或杀人犯，你却无法在布告上找到他。你注意别的东西去了，可能已漏掉他的姓名和所犯的罪行。他在公审公判会上亮相，向群众展出，就像厨师把烹饪好的菜肴端上餐桌。他或者面如土色、灵魂出窍、浑身瘫软要身边的武警战士或解放军战士押解着才不至倒下；或自知大限已到，难逃一死，反而镇静自如。事后你能回忆起的就是这些情景，回忆起低垂的脑袋，长长的斩标，雄赳赳的解放军或武警战士，以及汽车马达的轰鸣和笼罩在看似热闹的人群上方的岑寂。你也可以跟到郊外的荒滩野地或公路旁边看执法的过程，目睹罪犯脑袋开花，陈尸荒野，某个急需衣穿的无产者当众剥光还是温热的尸体的衣服。你看到和读到的不是同一的东西。布告只管宣判，温和而有条理，体现的是政策和法的精神。

红叉代表一声枪响。可能打红叉在前枪响在后，但读布告的时候，你觉得先响了枪后再打上的红叉。此人已经伏法，不复存在。红叉代表一个结果，然后才送公审公判会场。有时一张布告上有一两个红叉，有时有七八个之多，十多个的也非绝无仅有。红叉的多少似乎并不遵循什么规律。罪行下面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一条。因此布告好像是在向群众汇报自己的工作，让群众放心，满意。

同一条罪状在不同时期、不同布告上量刑也不一样。强奸罪可能判五年十年，也可能打上一个红叉（强奸未遂罪打上红叉的事也在布告上出现过）。投机倒把罪在五.一节前可能判两三年，在十.一前则可能判五六年。收听扩散敌台罪在本市布告上判七年，而在同一时期县城的布告上则判十年。恶攻罪有判十年、十五年的，也有判无期或打上红叉的。惟有对反革命组织头目量刑标准一致，无一例外地打上一个红叉。

布告会考虑罪犯的家庭出身。在姓名、性别、年龄、民族之后便是家庭出身这一条。不是每个罪犯都公布他的家庭出身，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罪犯往往就把出身这一条略去了。你读到一个没有家庭出身的罪犯其实也就知道了他的出身。倘若把他的出生公布出来：某某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就好像是对无产阶级的不敬似的。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罪犯布告却很乐意把他的出生公布出来，并且还根据案情作简要、精辟的分析，指出出身和家庭影响与犯罪之间的必然联系。出生可以作为加刑或减刑的筹码。布告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好像无产阶级家庭出生的人都不会犯罪似的，犯罪的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或普通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人。

刘义看见吴安宁老师从一张布告前走开去。穿着和尚领汗衫，蓄着比一般人长的头发，一副颓废相。他从看守所里放出来后，就再没参加组织活动，不再是一名造反派战士。当初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又一场反右运动来了（刘义从邓久连表叔那儿听到过类似的言论），他已充分暴露，充当了跳梁小丑、急先锋，面对法的制裁他才不惜名誉扫地也要端正态度。吴安宁老师不懂法，现在他自由了，并未身陷囹圄，但当初那种令他胆颤心惊、将被绳之以法的绝望之感想必还像颗石子似的硌在那儿。法令人难以捉摸，只在布告上露一露脸。形形色色的案例也许能给他指点迷津？

刘义把眼光调过来，读一张几天前贴出的本市布告。上面第一个被打上红叉的是一名杀妻犯。令群众震惊、在本市已家喻户晓的一桩案例。

布告上略去了罪犯的无产阶级出生。此人三十八岁，下游一家工厂的工人，红色兵团的一个小头目，与同组织的某寡妇勾搭成奸，为了达到与该寡妇结婚的目的，遂起杀妻之心。他愚蠢而又恶毒地把一枚揭了盖的手榴弹绑在床头，把拉线拴在卧病在床的妻子的头发上，他妻子一翻身手榴弹便炸响了。事后他伤心地哭泣，妄图制造有人往他家里扔手榴弹的假象。要杀害他这样一个老保自然是某个丧心病狂的红色方面军战士啰。此事发生在红色兵团得势的时期，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直到红色方面军当权后他才被抓起来。布告自始至终好像在揭发红色兵团的罪行。

刘义这次能把布告上的名字与罪犯本人联系起来。该犯在刑车上就已灵魂出窍，一脸乌黑，就像放了几天的死尸的颜色。

一张毗邻城市的布告上，一名恶攻犯被判了十五年。刘义自从说了那句“夕阳西下”后，就很留意布告上的恶攻犯。其中年龄最小的十六岁，最大的七十八岁，什么出生都有，但写明的只有剥削阶级出生。本质决定论，所有的布告如出一辙。刘义可以替自己辩护说他是无意的。但布告不会考虑你是有意还是无意，它只会考虑你的出生……“夕阳西下”带有明显的恶攻色彩，该犯因其出生剥削阶级家庭对党和毛主席怀有刻骨的仇恨，反动气焰嚣张，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事隔多年，刘义仍很庆幸当时听到他说这话的是一名牛鬼蛇神，而不是别的什么具有阶级斗争觉悟的人。







                             三十七




刘义的印象中，军分区抢枪事件就是发生在那个时期。不过时间要往后推迟一点，第一次武装支援L市（几艘武装押送的驳船运去粮食和枪支弹药）之后。天气已经转凉，人们已穿上灰蓝色的服装。

倘若退转去几个月，红色方面军的人说什么也不敢上军分区去抢枪的。那么做无异于虎口拔牙，或者说自投罗网。红色兵团的人倒有可能去抢枪，并且成功地把抢到手的枪支弹药拿出大门，就像现在红色方面军的人所做的那样。

时间变得对红色方面军有利。支左部队进驻该市后，他们所死保的“王、张、赵”已接管本市大权，其中的赵兼任军分区第一政委。内幕不是普通群众能了解的。据说中央文革还为此下达了文件。

在抢枪事件中担任主角的不是本市红色方面军战士。虽然抬工队或大渡河战斗队最有资格担当这一角色，但真正出面的却是从C市来的造反派战士。就像本市老保跑到L市和当地老保联合作战那样，C市的造反派也跑到本市来与本地的造反派协同作战，出面干本地造反派不便干的事。C市造反派是赫赫有名的“威虎团”，一个个都是提刀弄枪的好手。

他们三人一组从军分区大门里出来，穿过几十米街面，进入原市政府大院。刘义从没见过这样的三人组合体，他们个子都好像经过了挑选，一米七以上的身高，身架都很结实，理着小平头，有的戴着帽舌拉得低低的军帽，像军人一样在中山服或军干服的腰上扎着皮带，穿着起脚的球鞋或解放鞋。中间一个背着枪支，三八式步枪和半自动步枪。一边一个紧贴着他。三个人好像融为了一体，某项竞技的三人组合，从大门出来，同样的步伐、节奏，好像踩着舞步一般。他们要想不这么走也不行。三张太阳晒黑的脸，又严肃又悲壮，就好像他们在出生入死，穿越火线，随时都会牺牲生命那样。他们同时也气势汹汹，狂暴，不可阻挡。走在两边的人一个端着上了刺刀的枪，一个手里高举着揭了盖拉环套在小指拇上的手榴弹。这三人一体在舞步的带动下，旋风般地从看得发呆的刘义身边闯过。

围观的群众都站在一边，把道路让出来。街面上没有一个行人，道路畅通无阻。骑自行车的人到了这儿都下了车，推着车贴着人行道走，或站下来加入围观的群众中。群众或默不作声，或窃窃私语，兴奋、激动，都暗暗认为这是自己生平所见的最不可思议的事件之一。

军分区大门两侧站满了人。人墙向街面上延伸，切断街面，划出道弧线，一端接到对面人行道上。就像一个弯曲的瓶颈，瓶口正对着敞开的铁钎子大门。那儿门柱一侧有一名解放军战士站岗。他不放一个老百姓进去，却让“威虎团”的战士自由出入。

刘义没看见放下枪支后往回走的“威虎团”战士。他们有去无回。只出场一次的群众演员。刘义就不能想象他迎面碰上的那个三人组合体还会再来第二次。它已属于那一瞬间的显现。那样的组合和出神入化的临场发挥不可能重复，只能有一次。

新的三人小组每隔几十秒或一两分钟出现一次。从大门外就可以看见他们从长长的通道那头转过拐来。整个军分区大院里见不到一个人影。他们顺着通道快步走来，或一路小跑着过来。两旁女贞夹道，梧桐树在三合土地面上投下荫影。这时他们还松松垮垮的，没有紧挨在一起，有人还拉开了一段距离。但一接近大门，他们便三个人站成一排，并且把刺刀、手榴弹亮出来。只有一个门岗守卫的大门好像是一道需要突破的封锁线，他们要防止那个门岗或别的什么人的突然袭击。门岗当然不会袭击他们，他一动不动，一手持枪目不斜视。门外的群众更不会袭击他们。但他们却进入了角色，三个人紧靠在一起，表情凝重，怒目圆睁，越过大门，以锐不可挡之势进入人群的夹道中。

有的三人小组也扛着弹药箱，扛着冲锋枪、轻重机关枪，L市老保们所拥有的武器，造反派都应该拥有。群众理解这点。群众也理解，他们并非冒着生命危险把枪支弹药从军分区的枪械库里弄出来。再愚蠢的群众也知道，没有默许和暗中支持和幕后协商，任何人或组织都休想从里面哪怕弄出一枪一弹。但群众却装糊涂，愿意相信他们是凭借胆量、勇气和不怕死的精神把武器弄出来的，愿意相信他们完全有必要亮出刺刀、手榴弹，气势汹汹，如临大敌，摧毁任何可能出现的敌对力量。

刘义到达现场，幕布早已拉开。他站下来看了十分钟，戏就收场了。最后上场的是一小群“威虎团”战士，他们扛着枪支弹药匆匆跑过，就像一伙搬运工人，已觉得没有必要组成三人小组了。四、五箱弹药，一挺重机枪，三挺轻机枪，二十来支步枪，也有人手持武器在一边警戒。他们跑过去一会儿了，站在大门外的群众还在朝里面张望。

围观的群众四散开，填满了中间空出的街面。刘义走在人群里，脑子里还在回想迎面闯见的那个三人组合体。紧绷的脸部肌肉，咄咄逼人的目光，像踩着弹簧般跳跃的步伐，那三位一体一次次朝他奔来。他当时没弄明白他们在干什么，忽然来到他面前，身后掀起一阵风，他躲闪及时才没被撞翻在地。本地造反派说什么也没有这种威风。全省闻名的武斗之花，军分区的枪械就应该由他们来抢。

两派使用钢钎、棍棒、石块砖头进行的原始战争已成为历史。L市那方从一开始就动用了步枪、半自动步枪、手榴弹，这会儿又在动用高射机枪、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了。那儿传来的消息牵动着每一个造反派战士和群众的心。一封以一个牺牲的造反派战士的女儿的口气写出来的“L市来信”成了街头巷尾群众议论的话题。它以大字报的形式张贴出来，揭露老保们犯下的各种罪行，使读的人落泪。

群众总有可读、可看的东西。他们的好奇心永远需要满足。抢枪事件结束不到十分钟，军分区斜对门离街口不远的人行道上又围起了一群人。

一个女人的歌声从人群里传来，吸引着更多的群众去围观：“春季到来柳枝长，大姑娘窗下绣鸳鸯，突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那鸳鸯各一方……”

这不是宣传队的街头演出。这样的歌声已很久没有耳闻。听的人互相看看，脸露笑容，朝人群走去。

“夏季到来荷花香，大姑娘一夜梦情郎，”女人的歌声继续唱道。“血肉筑成长城长，我愿做当年的小孟姜……”

歌声清朗，富于感情色彩，唱完一段歌词还唱出过门，发出嬉笑声。刘义站在一棵梧桐树下，踮起脚尖瞥见了女人的脸。她二十五、六岁，矮矮的身材，穿着件花府绸衬衣，扎着短辫子，头上戴着翠绿的压发圈。她已颠三倒四地唱完这首歌，正高兴地笑着。人群已围得水泄不通。几名小观众爬上了梧桐树。

“再唱一首！”有群众说。

女人又唱起来，但仍然是这首“四季歌”。

“唱别的！”

女人坚持唱完第二遍才停下来。歌声在过门中结束。接着，不等邀请，又唱道：“阿哥阿妹情意深，我和阿哥打秋千，秋千荡在晴空里，阿哥啊……”

她唱完这首，又马不停蹄地唱起《洪湖赤卫队》上的歌曲：“洪湖水呀，浪呀浪打浪呀，洪湖两岸是呀是家乡呀……”

“她这儿有问题。”有人说，指指自己的脑袋瓜。

“没问题敢唱这种封资修吗？”

“你说她疯了她还记得这么多歌曲，声音也很好……”

“她在宣传队里呆过……”

“她是L市那边的人。”

“她肯定受了点刺激。”

站在刘义身边的一伙群众已围成小圈子，纷纷议论起来，对女人表示同情。说她来自L市的那个五十多岁的穿青灯草绒上装的男人说，她是个造反派，男人被红色联盟抓去枪杀了，她从此便疯了。那人还说，她有个兄弟和她一路，去找过红色方面军指挥部，指挥部相关负责人替她作了安排。她现在身无分文，无家可归，回不了L市了。目前像她这样从L市流落到本市来的造反派群众不少，都像难民一样收留起来了。

也有人说她就是本地人，家住下游一家厂矿，男人被红色兵团的人打死了。说话的人赌咒发誓说他的消息来源可靠，他本人就是下游一家工厂的工人，她精神失常以前他就见过她。

说她是L市的男人和说她是本地人的男人之间发生了争执，双方都要群众相信自己提供的消息真实可信。不同的消息却有个共同点：女人的丈夫死于老保手中，不管是L市的老保还是本市的老保都应该对此负责。

群众不可能相信她抑或就是个普通的疯子（有人就这么提示了一下，立刻遭到驳斥），更不可能想像她的丈夫可能死在红色方面军的学习班里或大渡河战斗队的钢钎下，假如他是下游厂矿里的一名普通老保的话。

她唱起了一首革命歌曲，就像街头宣传队的演出那样边唱边跳：“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咱农奴的心儿照亮……”

刘义走开去，听见她又唱道：“春季到来柳枝长，大姑娘窗前绣鸳鸯，突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那鸳鸯各一方……”

刘义在晚饭桌上说到这事，不知为什么他说那女人长得很漂亮。

“不对，她一点也不漂亮！”刘琼在一边说。

“你看见了？”刘义涨红了脸。

“我没看见怎么知道她长得怎样。”

“你也看见军分区抢枪了？”

刘琼当然看见了。刘义在早说到此事时，她没开腔。她和女同学一路，就站在军分区大门一侧，不但看见，而且还从头至尾数清一共抢了七百四十几条枪。

刘琼任何时候都有数数的习惯，哪怕一群麻雀飞过，她都要数出一共有多少只。









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8-9 22:53

  三十八




刘义仍在工地上劳动。九月中旬发大水的时候，洪水淹没了上游鹅卵石滩，工地停了一段时间工。

工地上不断有人离开，也不断有新人加入。重新开工后，甲方换了验收员。此人拒绝收礼，照章办事，用皮尺丈量路段，不配一个点工，并且严格检查船的载重量——对起上岸来的每担鹅卵石过磅。结果再也拿不到头两个月那么多工钱了。一些年轻力壮的苦力嫌钱少不干了，上附近的工地去抬石头，留下的大多数都是老弱病残和牛鬼蛇神。

那人是唐毅中神甫介绍来的，四十多岁，一米七五以上的身高，理着小平头。他穿着中山服。蓝卡琪中山服几乎还是簇新的，干活时他脱下来，用废报纸裹好放进网兜里。他穿着蓝色春秋衫的身影看上去很瘦弱，肩胛骨突出，背也有点拱。但骨骼粗大，仍然显得结实有力。他戴着块上海牌手表。工地上除了郑班头外没有一个戴表的人。他是刘义见过的最沉默寡言的人。一些牛鬼蛇神也沉默寡言，赵右派、“特杂”你就难得听到他们说上一句话，面带笑容的叶军人也是一个难得说上一句话的人。但那人的沉默寡言却有一点不同。他喜欢一个人安静地呆着，休息时他都一个人走开去坐在沙滩上。他一双眼睛平静地看人，好像没有什么事能令他吃惊、令他发窘一样。刘义还发觉他是一个仪表堂堂的男人。

刘义第一次见面就觉得他有点面熟，但记不起自己在哪儿见过了。实际上，他从没见过他。那人身上总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刘义琢磨他可能是一名牛鬼蛇神。这样的年龄没有正式工作，与下苦力的人为伍，这是最明显不过的标志。他不可能是那种既不属于专政对象又丢了正式工作在居委会混日子的人，如象曾明君那种人。他更不可能是落难的走资派，因为这后一种人虽然被打倒靠边站了，但仍呆在单位上领生活费，等待落实政策甚至东山再起。他们中有的就已进入革委筹的三结合领导班子，成为百分之九十五以内的无产阶级当权派，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百分之五以内的人也呆在五七干校或某个农场里。沦落江湖的只能是这样那样的牛鬼蛇神。

他不像一些牛鬼蛇神那样一辈子过着单身汉的生活。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不像叶军人或陈义昌那种因种种原因讨不上老婆的人。他有老婆孩子，或者说曾经有过。他曾经有过生活，有过爱情。一个有过生活、有过爱情的人你看得出来。至少刘义认为自己看得出来。他即使现在落魄了，受到命运无情的打击，落到与牛鬼蛇神和下苦力的人为伍的地步，他身上仍然具有某种与众不同的东西。

他只干了一个月，关了饷后，就离开了工地。

刘义记不得曾经见过他的笑容。他好像电影镜头中出现的一个人物，与周围的人处于不同的时空中。除了两个神甫，他不和任何人接触。他和两个神甫之间似乎有种默契，即使不通过语言交流也能互相理解。刘义想到他可能是个教友，甚至可能是某个从外地流落到本市的神甫。不过这后一种想法立刻就牵涉到户籍、粮食关系和别的一些把人像植物一样固定在一个地方的东西，而且也与刘义的先入之见不合拍。

他离开工地后，唐毅中神甫才向刘义谈到他是什么人。而在此之前，他和钟文敏神甫都认为完全有必要替他保密。因为这事说来话长，并且令人难以置信。

刘义觉得他面熟，是因为他在一个孩子的脸上见到过相似的面部特征。他也听到工地上有人叫他“秦大哥”。但听到唐毅中神甫说他就是秦睡龙的父亲后，他的第一个反应还是觉得这不可能，纯粹是天方夜谭。

“秦睡龙说他爸爸已经死了。”这是他想到的第一句话。

“这是他妈对他说的。”唐毅中神甫说。“她说他死了的时候，他正在狱中服刑。”

刘义仍然觉得难以置信，摇着脑袋。“这么说他刚从里面放出来？”

“他六五年上半年就刑满释放了。”唐毅中神甫说。

“你是说他出来两年多了，就住在本市什么地方？”

“是的。”

“他家里人知道吗？”

“知道。”唐毅中神甫说。“不过他并不受欢迎……”

“不让他回去？他们不是一家人？”

“他们夫妻已离婚。”

“可他是秦睡龙的父亲。秦睡龙肯定不知道这事。”刘义说。“他要是知道他爸爸还活着会多么高兴！”

他和唐毅中神甫坐在河边沙滩上。过去不远的地方呆着工地上的人。他们在等船下载。谈话只开了个头。二十五吨船满载鹅卵石从上游驶下来了。

下班后吃过晚饭，刘义又找到唐毅中神甫租住的小屋去。

他叫秦志诚，官僚子弟，黄埔出生，唐毅中神甫说，国民党军队里的文职军官，镇反时被判了几年刑。出狱后，他在市物资局下属的一个部门找到一份工作。那时搞建设需要人才。他工作能力强，很快在单位站住了脚跟。他的问题已交待清楚，照说不会有什么事了。但不知为什么，五八年他又被逮捕，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判了七年。

那时他的小儿子秦睡龙只有三、四岁。他大的两个女是他第一次入狱前生的，那时也还没有成年。一个老人跟他们住在一起。他们一家是在他被捕后搬到院子里来的。张卓玉在他被捕后就和他离了婚。她对别人都说他死了。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他还在狱中服刑，但也可能认为他已死在狱中。总之让别人知道得越少越好。

张卓玉在提出离婚时写给他的信中说，她会把几个孩子带好，并且照顾好老人。她是说话算数的。她没有正式工作，便靠替人理发谋生。她每天提着个人造革提包走街串巷。她挑选的都是偏街小巷和一个个院落。她不走近处走远处，临河的小街和东、南城区那一带的各个角落都留下了她的脚迹。时间一久，她便有了较为固定的路线。她自己的头发用烫发夹烫成卷发，当然只烫额头前的刘海部位，只那么一点点不很引人注目。她当时三十多岁，穿的都是解放前留下来经过改装的怪模怪样的衣服。她需要一点依托。烫发和这种怪模怪样的衣服似乎是她从事这项工作的某种外部支撑。孩子们替她取了个“太太”的绰号（那一带的人对她的生世也可能有所了解），她一出现便嚷嚷：“太太来了！”她听了只是笑笑。谁细看了都认为她配得上太太这称呼。

她收费低廉，成人一角二，小孩一角，服务上门，因此很受欢迎。她替婴儿剃胎毛，替瘫痪在床的老人理发。她的服务对象多是老人和孩子。有时一个院子就够她忙上半天。谁该理发了，谁还要等几天再去，她心里有数。需要理发的人总能及时等到她。她风雨无阻，从未错过时间，让理发店把钱赚去。

她这样干了几年，让一家人度过了困难年。后来有一天她在下一道溜滑的石梯时摔断了腿，医好后留下了残疾，行动不便，她不再出门理发了，在家里替人洗衣服。

秦志诚出狱前，派出所通知她去，问她愿不愿意让他落户。她表示不愿意，态度坚决。“我们是离了婚的。”她说。

她离婚不能说就划清了界线。她本人因其出生和所背反属的名份在居委会接受管制（能让她外出理发可谓格外开恩）。不过她和她现在这个家庭拒绝接纳他却是事实。

秦志诚把从劳改队迁出的户籍落户到他一个叔伯兄弟家里。他出狱了，但却失去了工作，而且在劳改队里度过困难年，拖出了一身病。唐毅中神甫见到他的时候都认不出来了。他在他兄弟家里住了半年，养好了病。后来就搬出去落脚在北城区教堂教友们住的院子里。

还在他兄弟家里的时候，他就提出想见家人一面。张卓玉接到信后，一个人去了。两人在堂屋里见的面，互相打量着对方默默地流下了眼泪。夫妻一场如今已恍若隔世。她呆了不到半个小时，把要说的话说完便起身离去。

她从他那儿得到保证，他不上那边院子里露面。她让他明白，他现在已不属于他们那个家庭的一员，他对家人来说完全是个陌生、多余的人。她同意让子女和他见面，条件是如果他们自己愿意的话。

他大女儿已经结婚，有个要求进步的丈夫。二女儿已参加工作，在思想上和家庭划清了界线，搬进了单位单身宿舍。两人都表示不想见他。小儿子秦睡龙也不想见他。实际上他们没让他知道。

结果在张卓玉的安排下，让他和自己的老娘见了一面。老人眼睛半瞎，脑筋也有点糊涂了。她是秦志诚父亲的第一任太太，和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跟随父亲去了台湾，一个留了下来。她和秦志诚见面时还以为见到的是从台湾回来的她时刻心念的大儿子呢。这事自然避开了秦睡龙，没让他知道。

秦志诚身体复原后，一度靠下苦力维生。他到砂石厂筛过砂，上过载，抬过石头。他在居委会仍然属于监管对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也像所有牛鬼蛇神那样受到批斗，隔离审查，反革命罪行上又多出一条国民党特务的罪状。他的两个女儿不认他看来是有先见之明。她俩毅然决然地拒绝把自己的命运和这样一个五类分子绑在一块。她俩当初不认他是为了和他划清界线，还没想到他像后来那样自甘堕落。

他开始酗酒，抽高级香烟，和一个品行不端的女人搅在一起。那女人是个寡妇，两个儿子都是小偷，要不是出生无产阶级早就戴上坏分子帽子了。这事已引起居委会的注意，但一时还没抓住他的把柄。是否真有其事唐毅中神甫也不能十分肯定。他的自甘堕落还在于他想通过别的途径挣钱，而不是通过正当合法的劳动。他已忘了自己的身份，丢掉了自我克制，这牛鬼蛇神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品质。

唐毅中神甫年轻时就是他朋友，也是主持他婚礼的神甫。他找他谈过一次话。他介绍他到工地劳动就是为了拉他一把，希望他能走上一条自新之路。但没想到他干了一个月就甩包袱了。

原来是这样。刘义想到自己看人的眼光多么不可靠。他身上并不具备他赋予他的某种诗意的东西。没有诗意，没有超乎现实的东西。刘义完全看走了样。现在他甩掉苦力活不干，想必又重操旧业。唐毅中神甫没说那是什么，但刘义的猜测八九不离十。

刘义想到他见过的投机倒把者。秦志诚不可能在本地活动。他可能是那种搞长途贩运，不在本地露面的投机倒把者。

刘义替秦睡龙感到惋惜，也许不让他认这样一个父亲是明智之举。然而唐毅中神甫却不这么看，当话题转到这上面来时，他问：“你说他儿子想见他？”

回答是肯定的。刘义想到秦睡龙在市文化宫门前对他说的话。

“他最牵挂的就是这个儿子。”唐毅中神甫说。“当时张卓玉说，他也像他两个姐姐那样不想见他。”

“她是为他着想。”

“不过见不见他父亲他自己有权决定。”

“哦，学校里的事你不懂，神甫。”

“为了升学吧？可现在又升什么学呢？”

刘义一时无言以对。小学现在又开学了，但说到升学和今后的前途，却天知道是怎么回事。秦睡龙见不见他父亲意义已与先前大不一样，他已没有什么前途可以影响。

唐毅中神甫显然另有考虑，沉默良久，他说：“我去找张卓玉谈谈。我对那孩子还有点印象，胖胖的，像他爸爸……”

刘义不知道唐毅中神甫是怎样说服她的。张卓玉同意让他们父子见面。

秦睡龙为了见到爸爸什么都不追究。他天生就具备一种别的孩子所不具备的领悟能力，他甚至不觉得吃惊，好像他一直就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见面安排在秦志诚的叔伯兄弟、即秦睡龙的四叔家里。秦睡龙一个人去的。他穿着件簇新的蓝卡琪学生服，上理发店理了发。转来，他很得意地对刘义说：“我去见我爸爸了！”

“你爸爸不是死了吗？”

“那是我妈哄我的。”秦睡龙说。“我就知道他没死。”

他看上去很快活，蓝卡琪学生服衬托着一张容光焕发的脸。他向刘义谈到他爸爸，一个很了不起的人，跟他心目中的爸爸一模一样。他送了他一本笔记本、一支钢笔、一双球鞋。

秦睡龙对他爸爸一点不陌生，好像他刚离开不久，出了次远门旅行归来，中间的空白被他一笔勾销了。他没问他爸爸干什么工作，这么多年他都去了哪儿，为什么到现在才让他和他见面。他已模模糊糊地知道一些。他什么都不用问。该他知道的他爸爸会告诉他。现在他回来了，回到他身边，他感到心满意足。他需要一个爸爸，全然不顾别人都对他说些什么。他理解并接受一切，凭的是一双内在的眼睛。这双眼睛自他三、四岁时他爸爸离开他的那一刻起就在记忆的深处凝望着。

以后有过几次见面。他爸爸带他去了山上公园和河对岸的白塔寺。星期天，秦睡龙一早出去，晚上回家，中午父子俩上餐馆吃饭。

秦志诚不像刘义想象的那样搞贩运粮票、证卷的投机倒把，他搞的是倒卖药材和别的国家统购统销物资的投机倒把。他生意做得不小。和儿子见面后，他可能也想洗手不干了。但他早已上了黑名单，受到监控，要想收手为时已晚。十一月中旬，市工代会成立期间，他再次遭到逮捕，以投机倒把罪判了八年。

父子俩短暂的蜜月就这么划上了一个句号。







                          三十九




那天下午秦睡龙放学回家，听到他爸爸被捕的消息，书包还背在背上，就伏在走廊上的立柱上哭了起来。

张卓玉不在家。把消息告诉他的是贺玉珍。她站在家门口，见了秦睡龙，招手叫他过去。她把这消息好像当作喜讯那样告诉他。“你爸爸被捕了。”她劈头说道，然后直勾勾地朝他看，在他脸上和眼睛里寻找这消息带来的惨重的打击。她怕他不相信，没听进去，又重复了一遍，说有人亲眼看见他爸爸在北城教堂附近的小街上被逮捕，戴上手铐，被公安人员押走。

她看见他脸色陡然间变得像纸一般苍白，身体像触了电一般震颤，眼光直愣愣地说不出一句话。他转身往回走，想回到家里，但刚走了几步就伏在立柱上哭了起来。

贺玉珍在一旁冷眼看着，当时走廊上还有另外一些人，张惠放学回来落在后面一点，也站下来在一旁观看，没有谁说话，直到张友仙走过来拍着秦睡龙的肩膀把还在伤心的他带到张三姑婆家里去。

贺玉珍当时并不知道秦睡龙的爸爸为什么事被捕的，反正他已进过两次监狱，监狱的大门总是为他这种人敞开。她并不知道他搞投机倒把，却知道他有钱。这钱来路不正，但总归是钱。他给秦睡龙置新衣服，每次秦睡龙从他那儿转来都带着东西，而且高高兴兴的。她看了总觉得不舒服。好像秦睡龙去见的不是一个劳改释放犯爸爸，而是什么有钱的大干部似的。自从她自己家里接连出了两桩令人不高兴的事后，她就见不得一张高兴的脸，哪怕这是一张孩子的脸。

曾少华的死也许还不能说是一桩令人不高兴的事。他在家里以一名造反派战士自居，仇恨自己的父母，像一匹在厩里尥蹶子的马驹把他们那个家闹得鸡犬不宁，连院子里的牛鬼蛇神都在暗中看笑话。造反造到自己父母头上来了，他这是作孽。他们母子情份已尽。平心而论，他的死使家里甩掉了包袱，没有什么好惋惜的。而且他还是作为一名造反派烈士死去的，家里得到一笔抚恤金，各单位送的幛——丝绸、呢料、涤确凉、华达呢等，几年也穿不完。但是曾明君的出走，却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他当初上山打游击的时候，她还看得到一线希望。那时红色兵团有部队支持，还有可能打胜仗。而现在大势已去，曾明君逃到了L市。他在信中虽然仍然很有信心，说他会战斗到底，要彻底胜利后凯旋而归。但从现在的形势看来，这无异于痴人说梦。他出去容易回来难。未来难以预料，这是最让她牵肠挂肚的一件事。

她现在已不再是一名红色兵团战士，已不再坚持老保的观点了，但她仍然可以监督和抑制牛鬼蛇神，对任何对牛鬼蛇神有利的东西加以限制，哪怕是种象征性的迹象也不容许发生。她在黄秋云家门口开辟出一片空地，种上蔬菜和几棵向日葵，表明她对黄秋云那间屋子（它修复后她又用一把挂锁锁起来）和延伸的这块菜地的永久性占领。蔬菜长势良好，与她自家门前那块菜地隔着厨房前的臭水坑相望。向日葵却长到深秋时节才开花结籽，而且花朵总是朝向秦家。当第一朵黄灿烂的花朵绽开笑脸朝向秦家的时候，他们家里就有了高兴的事。这向日葵花难道不是无产阶级的花？

黄秋云家与秦家之间尚隔着两户人家，向日葵花只是斜斜的朝着那个方向。但在她眼里，花朵的朝向却有明确的目标。她决心把她改造过来，朝向自己无产阶级的家。纠偏工作每早进行，它拧它们的脸，把它们弄弯腰。她女儿见了问：“妈，你在干啥？”她说：“我要它们听话，朝向它们应该朝向的地方。”

向日葵花朝向秦家背向她家还给她家带来晦气。有人想打已属于她家的黄秋云房子的主意。那是居委会一个造反派头头，他找上门来，说他一个亲戚结婚，需要房子，要她把黄秋云那间屋子让出来。她当然不愿让出来。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造反派头头把房司的人也搬来了。但是她却以曾明君在房司上班期间已把房子过户、曾少华死后她用抚恤金交了一笔房租为由挫败了对方的阴谋。对方是造反派头头，红色方面军的走卒，也引起她强烈的愤慨。她拿出一名女老保的泼辣劲，表示那人想要进那间房子的门，只能踏着她的尸体进去。她儿子牺牲，男人下落不明，她也不想活了。谁敢欺负他们“孤儿寡母”，她就和他拼命，她会拿把菜刀守在门口，谁想来尽管来吧。

她没忘记她的无产阶级出身。只有对牛鬼蛇神你才能叫他们把房子或别的什么东西让出来，无产阶级却不吃这一套。她赢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不过也伤了元气，有两天没去街道生产上班。

向日葵花却似乎比那个造反派头头还要难弄。她头天把它们纠正过来了，但第二天早晨醒来一看，它们又朝向秦家，四朵向日葵花齐刷刷地朝着秦家微笑。院子里的人都看到了她的矫正工作。她像对付几个倔强的孩子那样，拧它们，骂它们，把其中一个的脑袋扭了下来。她终于想到一个彻底制服它们的办法：她找来几根竹竿，把幸存的几朵向日葵花面朝自家门口绑在竹竿上。

那几棵向日葵都没结籽。但就在它们俯首帖耳后不久，就传来了秦家那个劳改释放犯被捕的消息。

张友仙把秦睡龙从她面前带走，在她看来不是一个中立的举动。张友仙脸上的表情就好像她把那孩子从她的恶意迫害中解救出去一样。惺惺惜惺惺，她可怜那狗崽子。她，贺玉珍觉得很是扫兴。地主婆张友仙表面老实，骨子里却不服管教，反动透顶，一向暗中和她较劲。两天前，还公开和她干了一仗。照这样下去，她真要翻天了。

她居然有脸说她要嫁给那个姓敖的中医老头。

“你以为你自己还是二十多岁的大姑娘？”她，贺玉珍冷笑着说。“你五十六岁了并不像你自己说的五十三岁，你是哪年出生的我清楚。”

“我五十六岁还是五十三岁都与你无关。”张友仙说。

“你不是修女吗，怎么想到要嫁人了？”

“我是要嫁人了。”张友仙说。“而且我也不是什么修女。我已接受政府的改造，早已是个世俗之人。”

“五十六岁的老姑娘才想到要嫁男人！”她，贺玉珍啐了口唾沫，说。她恨张友仙的嬉皮笑脸和承认自己要嫁男人的厚颜无耻，气得脸都涨红了。

“没有哪条政策规定说我不能嫁人。”张友仙反唇相讥。“我嫁男人，光明正大……”

“人家不会要你这种地主婆！”

“你这么有把握，想必是他亲口告诉你的。”张友仙说。

正是吃午饭的时候，院子里的群众都到走廊上来观战，有的大人小孩还端着饭碗。战斗是由贺玉珍的风言风语和含沙射影挑起的。起因是她怀疑张友仙在敖老头面前说了她的坏话，使敖老头拒绝给她看病。敖老头这老家伙也不是个东西，平常和她有招呼打，但那天她觉得人不舒服，要他替她诊诊脉，开副药吃，他却冷冰冰地找借口回绝了。

敖老头已满过七十岁，在街道诊所上班。从诊所退出来后，在家里替人看病。他是一名天主教徒。有人说他和张友仙的事，是吴神甫从中撮合，原因是念及张友仙生活窘迫，无依无靠；也有人说敖老头女人去世前卧病在床期间张友仙受雇照看她，两人已有交往。总之敖老头开始在院子里进出，在张友仙的小屋子里一呆就是几个钟头，引得院子里的人议论纷纷。据说敖老头已开口要张友仙嫁给他。自从他女人去世后，他就在物色一个老伴。他儿女已分出去住，他一个人有房子，有积蓄，还有替人看病的收入。张友仙嫁给他，吃穿不愁，今后再不用去市场卖葱子蒜苗了。敖老头需要一个照顾他的女人，张友仙也需要一个归宿。但张友仙却觉得不能接受。“我这把年纪嫁人，别让人笑掉大牙了！”她说。“再说，我觉得他是在可怜我。”

不过在和贺玉珍开仗的时候，她又把这事承认下来了。这当然说的是气话。

在刘义家里这事也引起了议论。刘芹说张友仙五十多岁了，第一次结婚，要是这事成为事实就是她见过的最奇特的一桩婚姻。她认为张友仙不该答应，换了她来，她是说什么也不会答应的。而邹兴容却说刘芹幼稚，什么也不懂，张友仙应该答应下来。

张友仙把秦睡龙带开后，贺玉珍没有吵闹。她实在找不出一个可以吵闹的理由。她在走廊上站了会儿，也起身朝张三姑婆家里走去。

秦睡龙已停止了哭泣，但脸上还挂着眼泪。他还在不出声地抽泣，往胸膛里倒吸着气。这消息难于消化，它需要时间。但这会儿他总算安静下来了。他书包搁在一边，接过张三姑婆替他兑的一碗炒面，坐在床前踏板上低着头用汤匙舀着慢慢吃起来。

刘义对他泪水未干就端着碗吃炒面暗暗感到惊奇。他还不懂得不管秦睡龙那孩子做什么事，都与他吞下去的消息无关。那消息呼啸而来，击穿了他，又不声不响地播种下来了。

张三姑婆称他是个苦命的孩子。她看着他眼圈儿都红了。一天前他还高高兴兴地替她跑腿，拿着她的户口簿上邮局去帮她取汇款。他可能是出于礼貌不便拒绝吃炒面的。张友仙在一旁安慰他。刘义没注意她都说了些什么话，没注意她是否说了他爸爸是个好人，出了这样的事她很替他惋惜。很可能张友仙压根儿就没说这话。但贺玉珍却说她说了。她走过来的时候，张友仙刚好住了口，但她还是听到她说了那句替秦志诚涂脂抹粉的反动话。

贺玉珍走过来很可能就是为了要听到点什么的。

她向居委会、派出所揭发了这事，当晚张友仙就受到批斗。没有问讯在场的人。在这里，态度又是最主要的。









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8-10 22:42

   四十




小学开学后，需要代课老师，邹兴容便推荐刘芹到学校去代课，教四年级两个班的语文。

旧的教材因为有太多封资修的东西不能用，新的无产阶级的教材又还没有编写出来，市文教革委会（革委筹）领导小组便自编了一套教材作为过渡时期使用。里面有主席语录、《长征》诗词（以前中学课本上的）、样板戏的台词、中央文件摘要、新编的革命故事等等，一条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红线把一篇篇经过精心挑选的课文串联起来。

刘琼和张惠已不再做火柴盒。学校第二次复课闹革命之后，刘琼就呆在家里做饭，张惠读小学六年级。十一月份，刘义已不再去工地上班。他断断续续干了几个月的活，把工钱都交给了家里。

邹兴容总觉得钱不够用。这是因为她年轻时过惯了剥削生活。那时刘义的爸爸每月寄一百大洋回家。一块大洋就够一个穷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她从不觉得缺钱花。解放后，她当上了人民教师，是那所民办小学的创业者之一，每月工资只有八元。她每月拿八元的工资拿了好几年，后来才像爬台阶一样一步一步升到现在的三十四元。她常常以骄傲的口气提到她每月拿八元的工资，称自己是“老八块”。钱虽少得可怜，但却是她靠自己的劳动挣来的钱，标志着她走上了一条脱离剥削生活的自新之路。

她的另一个值得骄傲和欣慰的地方是：历次运动她从未犯过错误。一些出生好或像她一样剥削阶级出身的老师在反右和四清运动中栽了筋斗，而她却走过来了，站稳了脚跟。她没因自己没站稳立场而殃及家庭和子女。她注意思想改造，不该说的话她决不会说。她的生活就是一个漫长的思想改造过程。她在自己身后筑起了一道堤坝，把过去的剥削生活拦在了堤坝的那头。剥削生活与她对刘义的爸爸和她从十七岁到二十六岁这段经历的记忆紧密相关，她的任务便是遗忘，斩除，改造。她与过去划清界线，也与自己的一部份划清界线。过去的生活充满罪恶，像腐烂的尸体散发出毒气，她要把它彻底埋葬，就像她让那张底片化为灰烬一样。

但是堤坝也有漏水的时候。她爱花钱，不知节俭，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新社会劳动人民的习惯或品德吧？

她让刘芹管伙食，每月关饷给自己留下九元零用钱。她总觉得这点钱不够花。她穿著很俭朴，一件衣服要穿上几年，内衣都是打了补丁的，袜子补了又补，鞋也总是一双布鞋或一双带绊的猪皮皮鞋。她的钱都花在请朋友、老师吃饭上了。她请她们下馆子，也请她们上家里做客。困难年过后有段时期，每逢家里打牙祭，炖猪蹄子啦、炖肥肠啦、红烧排骨啦，饭桌上都总是坐着一两个客人。这常常使刘芹很生气。她可不像邹兴容那么好客，因为这不仅花钱还要靠计划供应，客人吃掉了他们本来就十分有限的那一份。

邹兴容背着刘芹借债。借了债需要还，两人常常为了债务发生争吵。刘芹工作不固定，收入时高时低，她往往不得不从伙食费里挪出钱来替她还债。每次都说这是最后一次了，但要不了多久又会有第二次。

她曾经花掉了一大笔钱。照刘芹算来，那笔他们爸爸留下来的钱要是省吃俭用的话足可以让她把几个子女供到大学毕业。但邹兴容却在短短两三年中全花光了。她说她靠每月八元的工资养家糊口是完全不确切的。

邹兴容自己从来不提那笔钱。因为那是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她不是守财奴，花掉那笔钱她反而觉得一身轻松。她请居委会干部吃喝，借钱给他们用。他们知道她手头有那笔钱，都开口向她借。亲戚朋友也向她开口，她总是有求必应。

她对花掉那笔钱一点不后悔。那是剥削来的钱，由于人民政府开恩没像对地主减租退押那样没收她的财产，它才留了下来。她用它搞好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有些事刘芹不懂。刘芹那时只有七、八岁。她一个解放前过惯了剥削生活的女人，带着几个孩子活了下来是件容易的事吗？

刘芹却认为她夸大事实，事情没像她说的那么严重。那笔钱既然政府没有没收，就说明是自己的钱。你可以花掉它，也可以存起来。钱在自己手里你不答应别人拿不去。而且，刘芹还认为，那笔钱要是没胡乱花掉，她也不至于结二次婚，有第二个反革命丈夫。

“结一次婚还是二次婚，这是各人的命运，我没什么好抱怨的。”邹兴容说。“我觉得遗憾的只是你们在档案里要填上他。他当时没对我说实话，隐瞒了自己的历史……”

对那笔钱的作用，她和刘芹的看法不一样。她认为新社会应该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应该相信和依靠组织，而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那样一笔不义之财上。刘芹生长在新社会，对金钱的看法却那么狭隘，还不如她这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金钱解决不了问题，解决不了个人前途，作用有限。那笔钱并不像刘芹以为的那样既可以使他免遭第二次婚姻的打击又可以供几个子女上大学。要真是这么简单倒好了，她一定不会乱花一分钱。可即便如此，它也用不过六0年。因为你不可能饿着肚子，得了浮肿病，又死死抱着那笔钱不放。可见人算不如天算。现在看来没有一个子女能上大学了。“你要是能继续升学，考上大学，我再艰苦也要供你。”她对刘芹说。“你没读成书并不完全是我的错。”

她暗暗认为花掉那笔钱就意味着和过去的生活划清界限，一刀两断。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思想改造的一部份。只有花掉它你才有个新开端，你才有资格成为一名无产者。

对她现在喜欢花钱，四处举债，她却拿不出一条像样的理由。“我有时觉得不花一点钱，心里就很难受。”她说

刘芹觉得这就像酒鬼或赌徒那样上了瘾，已无可救药，她爱虚荣，喜欢结交酒肉朋友，这都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刘芹真希望能有什么令人畏惧的政策法规制定出来，使她像接受世界观的改造那样接受金钱观的改造，学会洁身自好，有节制、不超支地花钱。

刘义记得，母亲和刘芹之间发生的最激烈的一次争吵是为了一笔冤枉债，以及后来怎样偿还它的方式方法。

邹兴容找亲戚朋友借钱，找学生家长借钱，找刘芹的同事、朋友借钱，也找放高利贷的借钱。但那笔钱不是她自己借来花的，而是她出面从高利贷者手里替学校韦老师借的。韦老师瘦高个儿，身坯像衣架一般单薄，肤色黑黑的脸上长着雀斑，后脑勺上古里古怪地扎着一对小辫子。刘芹一向就不喜欢她，认为她这人虚假，只喜欢花别人的钱，自己从不掏腰包，坐在饭桌上也不知道客气。她儿子结婚需要一百块钱，她来找邹兴容要她替她想想办法。邹兴容没钱借给她，只有一种可能能借到这笔钱，那就是高利贷。韦老师答应借高利贷的印子钱。

邹兴容带她上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家里去。那多半在偏街小巷的某个阴暗角落里。老太婆的钱只借给信得过的人，每月一分的利息。她答应借给韦老师，但要邹兴容作担保。邹兴容作了担保，立了借据，韦老师拿到她急需的钱。

以后每到关饷的日子，韦老师便给邹兴容十元，让她交给老太婆。这是那一百元本金的利息，届时交还本金就行。这事本来应该没什么问题。但十个月后，韦老师却不再付利息，也不交还本金。她对邹兴容说，她每月给十元，一共给了十个月，已经把那笔钱如数还清了。

邹兴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韦老师脑筋是不是出了问题？她付的明明是利息，不是本金，她应该清楚她带她去借的是印子钱。

“我不管是什么钱，反正我已还清了。”韦老师说。“一百块钱，一分不少。”

“可是我们当初说好了的，一分的利息……”

“那是高利贷。”

“你以为我们借的是什么钱？”

“高利贷吧。”韦老师说。“你让我去借的，我很后悔。”

“可也是你自己自愿的。”

“我真不该让你带我去借那种钱。我一时糊涂，真的，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不该借那种钱……你得承认，高利贷是剥削。”

“可是，你当时急需用钱，你拿到手的时候还高高兴兴的……”

“我高兴吗？我借高利贷，受人剥削还高兴？”

“你不借已经借了。”

“那又怎样？”韦老师说。“我不想受人剥削。”

“可是我替你作了担保……”

“我劝你也别理睬那个老妖婆。”

“那怎么行呢，借了钱就应该还。”

“可不是指高利贷。”

“你不还就得我替你还。”邹兴容仍然想晓之以理。但不可理喻的韦老师却态度坚决，表示谁爱还谁就去还吧，她决不再还一分钱。她当时糊涂现在已经醒悟，她很想知道，邹兴容老师是怎样结识这种人的。

邹兴容万万没料到帮朋友的忙竟然落得这样的结局。韦老师的脑筋并没出问题。她抵制高利贷，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接受高利贷的剥削。一百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相当于一个民办教师三个月的工资了。

邹兴容过了几天才向刘芹说起这事。不消说，刘芹愤怒到了极点。但，她冷静下来后，还是觉得不能找领导，不能把事情捅开。韦老师早就料到了这点。

“看你都结交些什么朋友吧。”她对邹兴容说。“为了一百块钱，脸面、良心都不要了！”

刘芹虽然万分不情愿，但和邹兴容商量后，还是决定由自己想办法还这笔钱。

要想一次拿到这么一笔钱，只有通过搭会的途径。邹兴容对此并不陌生。可以说，她每月拿八块工资的时候她就开始搭会了。她搭过各种各样的会。她当过撑头人，也接受过别人的邀请。这次由她出面，找十个人搭了个会。老师人数不够，她又找了两个学生家长，每人每月出资十元，按抓阄决定先后顺序。她是撑头人，不必参加抓阄，可以第一个拿到这笔钱。

关饷前一天，她就把两个学生家长的钱收过手，说好关饷这天拿到钱就去还那笔高利贷。那天是星期六，刘芹下午没上班，等着她还了钱转来。她知道她两点多钟就能拿到那笔钱，去高利贷老太婆那儿也不过个把钟头，她最迟四点就应该回家。可刘芹左等右等，打过六点了还不见她回来。她开始焦急起来，后悔自己没陪她一块去。

家里吃过晚饭已到掌灯时分邹兴容才回来。她已在外面吃过晚饭，手里拎着的塑料网兜里装着从商店里买来的东西：刘义、刘琼、张惠一人一件春秋衫，刘芹一双北京布鞋、一双尼龙袜，刘义一双解放鞋。

“钱还了吗？”刘芹问，感到事情不妙。

不，她暂时还没还。她去了老太婆家，给了她十元利息，把韦老师那笔借款转到自己头上，她打算以后慢慢还。老太婆鼓励她这做。她在老太婆面前没说韦老师赖账她替她还，对她不必这么说。她已把钱掏出来了。但老太婆却说她这段时间手头资金很活动，她需要这笔钱的话，她只收她八厘的利息。她不知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从老太婆家里出来，她上商店去买东西。她碰见一个朋友，和她一块上餐馆吃了饭。

“啊，啊，你怎么能这样做！”刘芹不等她说完，便嚷叫起来。“借高利贷花钱！啊，气死我了！……”

“我自己知道怎么还！”邹兴容说。“不用你操心！”

“你知道什么！你欠的账还不够吗？啊，我们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刘芹像一枚炮仗爆炸开来。伤心的战斗持续了半个小时，引来了院子里一部分群众围观。

争吵最后以眼泪收场。邹兴容明白做错了事，债必须立即偿还。但她除了买东西，下馆子，还借给了朋友十元钱，就是把本月的生活费添进去，也不够还债了。她答应刘芹去借，在一天之内凑足那笔钱。

星期天她一早出门，到晚上还没回家。钱不好借。刘芹觉得自己把她逼得太急了。天黑后下起雨来，刘芹等到八点半钟还不见她转来，便打着把破油纸伞带着草帽出去接她。她在街口碰见她，低着头匆匆走来。已经淋湿透了。但钱借到了手。

第二天吃晚饭前，她去老太婆家里还了那笔债。







                            四十一




刘芹去学校代课以前，邹兴容就生病了。她请病假呆在家里，刘芹实际上是去顶替她的位置。

学校领导收到一封匿名检举信，说邹兴容老师在讲课中还在使用过去的旧教材，向学生灌输封资修的东西。说她留恋过去的剥削生活，追求和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信中提到她借高利贷，热衷于搭会，并把别的老师也拉下水，等等。

学校领导小组找她去谈过话。说她使用旧教材，向学生灌输封资修的东西纯属无中生有，只消向学生调查便可得到证实。至于说她留恋过去的剥削生活，更是恶意中伤，把她这多年的思想改造所取得的成果一笔勾销了。她承认自己借过高利贷，搭过会，但那已是过去的事，特别是搭会，上面明文禁止后她就再没搭过了。她替自己作了辩护。领导没有急于处理这事，把它放到一边搁置起来。

匿名信很可能是韦老师写的。她对邹兴容感到不满，她认为邹兴容本来可以在亲戚朋友处替她借到那一百元，而却带她去借高利贷；而且邹兴容向几个老师谈到这事，有损她的名声。邹兴容和刘芹都怀疑匿名信是出自韦老师之手。刘芹甚至建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如法炮制一封匿名信。但邹兴容从来就不是一个耍阴谋诡计的人，她没采纳刘芹的建议，整人害人与她为人处世的信条格格不入。她不能理解韦老师怎么能在极不光彩地赖账之后还对她怀恨在心，写出那样一封企图把她置于死地的匿名信。

那几天她都感到紧张，刘义注意到她脸色发白，走路时握紧了拳头。她虽然替自己作了辩护，但事情还没了结，她被推到了被告席上，法官尚未作出判决。事情搁在那儿，就像一笔未偿还的债那样，令她心里不安。她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第一条指控是最具危险性、可以上纲上线的。她没使用旧教材，但由于习惯，在教新教材时偶尔提及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她私下里还认为旧教材比新教材好，她是否向别人说起过这事？既然抱有这种看法她就不能十分肯定自己没有无意中说漏嘴。现实与想象她有时都快分不清了。她为此焦虑不安。不久她就生病了。或者说她需要生病，病就跑来解救了她，使她退居在家，免于面对那封匿名信的凶险恶意站在讲台上。

她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医生没查出什么病。她人变得消瘦了，左乳上那颗“石子”逐渐长大起来。那已有好几个月了，她发现它的时候只有绿豆般大小，长在肋骨上，摸起来像颗小石子，一点不痛。她去找医生，吃了几副消肿化瘀的中药，小石子似乎变小了一点，软化了一点，但还在那儿，摸着仍然硌手。

它逐渐长大，形成一个肿块，里面好像放了一枚鸽蛋，凸突处皮肤发亮，筋络清楚可见。她人也开始不舒服，头晕，恶心，发低烧，四肢乏力。中医诊断为乳痈，开的仍然是消肿化瘀的处方。肿块长到一定程度便自行破裂，流出血水，并伴有溃疡。

医生说这是把毒追出来了，就像脓疮破裂就意味着治愈，他，中医老头治愈过不少乳痈，他给她外敷药，溃疡处用纱布贴起来。

邹兴容相信医生的话。她很可能一直就相信自己得的是乳痈而不是乳腺癌。她甚至没想到上医院检查，确诊。她不再去学校上课，关百分之七十的工资。刘芹用刘义打工挣的钱替她偿还了部分债务，她手头有零花钱，但自从得上病后，她呆在家里的时候多了，花钱的乐趣似乎也失去了。

她牵挂着刘芹的婚事。她有个朋友住在Ｚ市，六五年到家里作过客。刘义他们叫她李孃。一个说起话来絮絮滔滔的大块头女人，她丈夫是刘义爸爸的部下，也像刘义的爸爸一样在镇反时被人民政府镇压。她和邹兴容已多年没有通讯往来，可突然一下却找上门来了。李孃不像邹兴容那样有文化，她只读过几天书，但却精明能干，六一、二年她就开始做生意，搞投机倒把。她来找邹兴容，也是她有笔生意要到本市来做，顺路找来的。

投机倒把对邹兴容来说是件不可想象的事。还有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是，李孃还留着几十两黄金。她把它埋在房间的地下，目前这房子已属于房司，由别人住着，但黄金还是属于她，只有她一个人知道埋藏的地点，她相信总有一天她会把它挖掘出来。

李孃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初中毕业后六×年下乡当了知青，大儿子在铁道部门工作，二十六、七岁了还没安家。李孃上次到家里做客，一眼就看中了刘芹。她已和邹兴容说好，等她儿子耍探亲假，就让他和刘芹见面。

文革开始后把这事给拖下来了。邹兴容现在又想起了这事，她给李孃写了封信，立刻便收到她的回信。邮戳上的日期表明两封信是同一天发出的，李孃还没收到信就已发出了这封信。她说她儿子周定国已经回家，她隔两天就带他过来相亲。邹兴容认为这事太巧了，是个好兆头，说明刘芹和周定国有缘份。

随信还寄来了一张相片。周定国参加工作不久照的，看上去很年轻，他抱着膝盖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背景是耸立的山峰和架在两山之间的一座桥梁。邹兴容说有点像他爸爸，他小时候她见过他，一个很可爱的孩子，现在已长得认不出来了。

“铁道部门工资拿得高。”邹兴容说。“你们结婚后，你就可以以照顾家属的名义，在那儿找到一份工作。”

“还没见面就说到结婚了。”

“你们的事成得了，我有预感。”邹兴容说。

“铁道部门没有适合女孩子干的工作。”

“你错了，它是个大单位，里面什么工种都有。”

“可是我不是已经有工作了吗？”

“嗨！代课算什么工作，要你就要你，不要你就叫你走。”

“可是我还是喜欢在本地工作。”

“本地有工作给你做吗？”邹兴容说。“你出学校已经好几年了，至今还在打零八天，没有一份正式工作。我一直替你担心的就是这个。”

“我不在乎打零八天。”刘芹说。

“到时候再说吧。”邹兴容说。“或许也可以想到其他的解决办法。”

邹兴容和刘芹那两天都谈论着这事。刘芹并不反对见面。她在邹兴容的督促下，已不是第一次和对象见面了。她已先后见过一个商店服务员，一个厂矿工人，一个科室人员。邹兴容看中了那个厂矿工人。他比刘芹大八岁，人很老实，对他们这个家庭有同情心，答应和刘芹结婚后就提供帮助。但刘芹却嫌他只有小学文化，长相也很粗俗。她看上的是那名科室人员。那人长得白白净净，中专毕业，在外地工作，每隔一天便给刘芹写一封信。他在信中表达了对刘芹的爱慕，憧憬着两人共同生活的美好未来。但“双十条”下达后，来信突然中断了。这是一个强调贯彻阶级路线、对地富和地富子女十分不利的文件。刘芹没怪他，她把他写给她的信退了回去，也要回自己写给他的信。

邹兴容不喜欢那个科室人员，觉得他油嘴滑舌的，不可靠。他从未说过要帮助他们这个家庭。邹兴容在替刘芹选择对象上，把人品、文化的尺度放得很宽，但却很看重对方对家庭是否具有同情心。凡是具有同情心的都能得到她的好感。李孃第一次见面就发觉他们这个家庭日子过得很窘迫，她对此深表同情。她对邹兴容说她手头有钱，只要刘芹和周定国结婚，两家人联姻，她就会在经济上提出帮助。

惟有在这事上邹兴容又回到了老路上，忘了自己作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尊严，把家庭利益放在了第一位。

从相片上看不出周定国只有一米六四的身高（看起来和刘芹差不多高矮），也看不出他长着两条骑兵似的罗圈腿，他本人比相片上的人老了好几岁，看上去快满三十岁了。而且脸上还比相片上的人多出了两条伤疤，一道在额头上，一道在上嘴唇上。

李孃解释说他是在工作中受的伤，爆炸发生时他扑上去救一名同志，他为此还受到领导的表彰。两道伤疤都不很明显，不是吗？并不影响他的外表。比外表更重要的是他有一颗诚实、善良的心，懂得体贴人，对母亲也最尽孝道。李孃不顾周定国的窘困努力把他推荐给刘芹母女俩。邹兴容已接受下来，认为外表确实并不重要。但刘芹却不这么看，她甚至怀疑他是因为别的原因受的伤。

刘芹的怀疑得到周定国本人的证实。两天后的晚上，他俩在邹兴容的安排下一块去看了场《红灯记》。从电影院里出来，周定国谈到因为自己的出身，他在运动初期追查一个所谓的反革命组织时受到审查、关押，脸上的伤疤就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他一支胳膊也被打断了。

“你母亲为什么那样说呢？”刘芹问。他俩已从大街上走进灯光昏暗的小街，对刚看过的电影都没说一句话。

“这种事能在第一次见面说吗？”

“这并不是件你应该感到羞耻的事。”

“可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说出来别人能理解吗？”

“为什么不能？你完全没有必要为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觉得丢脸。”

“哦，你这么说我很高兴。”周定国看了一眼走在身边的刘芹，说。

“李孃把你塑造成一个英雄，我就知道是在吹牛。”刘芹笑道。“即使你真的救了什么人领导也不会表扬你。”

“有时我真希望我还没参加工作，没在那个单位上班。”周定国说。

“没想到调一个单位？”

“能往哪儿调呢？除了特殊情况，一个人一辈子就只有这么一个单位，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可我现在还削尖脑袋想找个单位呢。”

“你在教书。”

“是代课。”

“我有时倒宁肯自己是个打零八天的。”周定国说。

“你知道，这是我妈的意思。”两人默默地走了段路后，他接着说。“我只是想让她高兴。我是抱着应付的目的来的，但见了面却不同了，你已经看出来。不过我仍然知道这事成不了。我比你大七、八岁，而且……我指各方面，你应该找个比我更好的。”

“你一直这么小看自己吗？”刘芹问。

“我这人，唉！……”周定国一声叹息，摇了摇头。

“我妈希望这事能成。”

“我妈也希望如此。”

两人说着笑了起来。周定国说：“但我很高兴认识你。”

他俩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一改几天来的沉闷与尴尬。一场样板戏的作用真不小。李孃认为事情已有了眉目，她要刘芹把婚事定下来。但出乎她意料，刘芹以周定国工作流动性大、常年离家在外为由回绝了。

“定国的工作性质她事前不是不知道，他俩结了婚她可以随单位走嘛。”李孃临走时对邹兴容说。“她是瞧不起定国。你这个女，她太骄傲，大人的话她听不进……定国也不是找不到对象。他这次回家就有人替他介绍，对方还是商业局一名会计。可我希望看到我们这两个家庭能联姻……”

邹兴容责备刘芹把她几十年的老朋友给得罪了。

“你以为李孃有钱，会帮助我们？”刘芹等母亲怒火平息下来后，说。

“我们是几十年的朋友，我们现在困难，她帮助我有什么稀罕？”邹兴容说。“我有钱的时候也帮助过别人。”

“可她并不像她说的那么有钱。”刘芹说。

“她在做生意。”

“你以为生意就这么好做？她不过是搞一点小本经营，倒卖粮票、布料……她上次来带了批布料都没完全脱手。”

“可她对我说她很有门路。”

“你赞成搞投机倒把？”

邹兴容一时语塞。但接着说：“她有几十两金子。”

刘芹哈哈笑了起来。“你也有过金子，妈，可都到哪儿去了？你怎么相信她还有黄金！纵然有，她什么时候能掘出来呢？”

“你懂什么！”邹兴容说。

“她上次来给了你多少钱？十元，这次给了你十五元。”刘芹说。“他们住旅馆，只在家里吃饭。我不是说给少了。他们是客人，你几十年的朋友，即使一分钱不给也应该受到热情接待。你懂我的意思。我们不用依靠任何人。”







　　　　　　　　　　　　　　四十二




邹兴容似乎被刘芹说服了。这么多年的苦日子都过出来了，应该依靠自己，不能依靠别人。她不是常常以自己是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自豪吗？刘芹的说服工作还诉诸于她的自我改造，一个在思想上和自己过去的剥削生活划清界线的人，不应该那么看重金钱。

邹兴容忠于自我改造，自觉地进行“兴无灭资”，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但当问题涉及到个人生活的另一方面，尤其是涉及到刘芹的婚姻，涉及到一个富于同情心的、表示愿意帮助家庭的人的时候，她又会昏了头，又会不顾一切的要刘芹答应下来。

此人是医药公司一名干部，年纪已经不小了。他参加工作多年，手头有笔积蓄，他选择对象的标准就是要女方家庭困难，年轻，漂亮。他在街上见到刘芹，托院子里一个亲戚来说亲。

他接近一米八的身高，不过脑袋尖溜溜的与身坯完全不成比例，剃成小平头后安置在瘦如衣架的肩膀和细如磨芯的颈脖上产生一种滑稽的效果，看上去就像一名动画片上的人物。而且，说话罗罗唆唆，拖泥带水，就像在会上作报告那样。刘芹和他见了一面，就不想再见到他了。但邹兴容却认为不能以貌取人，她和他谈过话后，认为他不很顺眼的外表下很可能跳动着一颗诚实、善良的心。尤其难能可贵是，他主动表示不在乎刘芹的出身。邹兴容要刘芹不要匆忙作出决定，接触了解一段时间再说。但刘芹似乎已铁了心，作出的决定不可能有丝毫改变。她俩因意见不合顶撞起来。

“你这是鬼迷心窍！你要我和他好，还不如把我卖了！”刘芹感到邹兴容妄图对她施加的压力，完全失去了冷静的头脑。“要是有人出得起价，你真会这么做，眼睛也不眨一下！”

有女儿这样污蔑自己母亲的吗？邹兴容气得浑身发抖，说不出一句话。而在此之前，她却滔滔不绝，占据主动，好像非要刘芹回心转意答应下来不可。过后她找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刘义他们的三孃诉苦去了。刘义从外面转来，看见刘芹一个人坐在床头上流泪。

刘琼和张惠站在门口走廊上。每逢家里发生争吵，她俩都一声不响地呆在一边。刘琼看上去就像没事一样。她赞成姐姐的观点，不过她也从来不指责母亲。“她俩吵得很厉害。”她对刘义说。“我不晓得妈看上了他哪点。”

她向刘义描绘了那人，觉得他很滑稽，像动画片上的一个滑稽人物就是她用的一个比喻。“妈说，他不在乎刘芹的出身。”她说。“姐姐说这真该感谢他——她当然是在讽刺，不在乎出身的就该是这样的人？”

刘琼比刘义想象的更有头脑。她在替刘芹打抱不平，好像站在另一个高度看待家庭的争吵。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了，走廊上弥漫着柴火的烟味。张惠没说一句话，穿着件对襟旧棉袄，倚在门框上呆呆地望着院坝里枯黄的香蕉林。她显然还在回味刚才那场争吵。就像火炉挪开后散发出的热气还滞留在空气里那样，争吵留下来的声音画面萦绕不散。刘琼说完那番话也沉默了。两人都没想到上厨房去做晚饭。每逢家里发生争吵晚饭总是很迟才上桌。

刘芹不需要别人安慰，她一会儿就会好起来。她总是伤心不了多久。这会儿她又伤心又生气，不出声地流泪。他们听见她擤鼻涕，往地上啐唾沫。

刘琼的同学来找她，穿过香蕉林走过来。就是和刘琼一块在街头漫步、刘义尾随她俩走到市文化宫大门前的那一个。刘义已知道她叫叶诗珍。穿着件色彩鲜艳的中西式棉袄，手抄在裤兜里，老远就露出笑容，迈着碎步走过来。　　

她来约刘琼去看宣传队演出。Ｃ市“造反到底”宣传队，海报已贴出来了。这是首场演出，她有两张欢送票。

“大姐怎么啦？”她往房间里探了探脑袋，小声问。

“她刚和妈吵了架。”刘琼冷静地说。

“你还没吃晚饭？”

“我可以转来吃。”

女同学又往房间里看了一眼，看见别人伤心落泪，她脸上的笑容也收敛起来。刘芹已擦干眼泪，脸调向一边。刘义觉得很窘，转身走进厨房里去。

刘琼和女同学一块出去后不久，刘芹也从房间里出来，气冲冲地没说一句话，穿过香蕉林出去了。

晚上十点多钟，刘琼看了演出转来，吃过热在锅里的冷饭，刘芹还没转来。邹兴容已洗了脚，躺在被窝里，她问刘琼：“你姐姐上哪儿去了？”

“我怎么知道。”刘琼说。

外面天冷，刮着风。她穿着薄薄的棉袄，回家吃过饭，已感到浑身暖和。演出也令人高兴，她早已把吵架的事抛到九霄云外。但当邹兴容提出第二个问题“刘芹出去时说过什么话，她却回答说：“她说这日子没法过了。”

她比刘芹先走，不可能听见她说了什么话。“日子没法过了”出自她的杜撰。她事前并没想到它，在邹兴容问话的瞬间脱口而出。她语气听上去高高兴兴的。她还不知道什么叫厌倦。刘芹可能已经厌倦了。她替她说了这话。

她收拾好桌上的碗筷，上厨房去了。刘义隔着板壁听见她摸黑擦火柴，点亮搁在灶头上的灯。她刚才出来时把它吹熄了。厨房里没安电灯。三家人公用的，不好算电费，各人都用油灯。她在油灯摇曳的灯光下，在锅里洗了碗，涮了锅，把水舀来倒在门口檐坎外，然后从水缸里舀水，烧洗脚水。

邹兴容听到那话，没说什么，沉默了一会儿她从被窝里坐起身来，把棉袄披在身上。

院子那头有人上厕所，拿着灯，在风中手罩在灯花上顺着走廊过来。刘义听脚步声知道是王孃和她丈夫。家住转拐上，家里有大大小小六个孩子，一家八口人挤在一间屋子里，一张床睡四个人。夫妻俩总是选择这个时候上厕所。孩子们已经睡下去了，一天的忙碌和喧闹之后，厕所似乎成了两人可以清静享用的空间。他俩需要这样一个空间，在里面安安静静地呆上半个小时。

刘琼加了把刨花木屑，把水烧热。她进来把碗放进碗橱，然后又去厨房端来洗脚水烫脚。

“演出好看吗？”邹兴容问。她自己是从不看演出的。

“比本地宣传队演得好。”

“有些什么节目？”

“啊，还不是那些，歌曲啦，独唱啦，男女二重唱啦，样板戏片断啦……”

刘琼捞起裤管，把木盆里的水弄得哗哗响，一边小声哼起演出节目中的歌曲：“咱们的解放军哟，手中哟握着冲锋枪哟……”

只哼了两句就打住了。唱歌不是她的特长，也不是这个很难听到歌声的家庭其他成员的特长。

“都十点半了，她还没转来。”邹兴容说。

“她可能上街碰上朋友了。”刘琼停下脚来，说。

“再怎么也该转来了。”邹兴容说。“院门闩了吗？”

“没闩，还有人……”

正说着，有人掀开院门进来。不是刘芹。打过十点，近来的人都要问一声，刘琼应道：还有人。院门没闩，顺着黑黢黢的走廊过来的脚步声消失在转拐处。

“你姐姐真的那么说？”邹兴容问，兜了一圈又回到这上面来了。

刘琼看着她没说话。她双脚已烫得通红，浸泡在热水里舒舒服服地享受着余温。

“她说的是气头上的话，她是在抱怨我们这个家庭的生活。”邹兴容说，叹了口气。“可是，要是让别人听见，就不会这么理解了……”

她压低了声音。刘琼明白她没说出口的意思。她知道别人会怎么理解。别人准会那么理解的，不管你真正指的是什么。“这日子没法过了”，看你怎么辩解吧！她朝邹兴容看着，点了点头。她好像真的相信刘芹说了这样一句话，不过幸好是对家里人说的，没有外人在场。这个外人她立刻就会想到检举张友仙的贺玉珍。

“我是为了她好，可是她却说我鬼迷心窍。”邹兴容说。“幸好我还是她亲生母亲，不是什么后娘。她可以抱怨，我又找谁抱怨呢？我为她操心还操得少吗？她总是气我。她应该懂道理，趁现在年轻，找个好对象……”

“可那人并不好。”刘琼说。

“你跟她一样，只看重外表。”

“他根本不是刘芹喜欢的那种人。”

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8-11 22:44


   四十三




那个朋友三十多岁，是糖果厂一名行管人员，丈夫在一所中学教书，六六年畏罪自杀后，她便带着一个女儿过日子。

刘芹果然在她家里。她看上去已经很高兴了。但她对刘琼说，她现在还不想回家，她还要住几天。她朋友也留她。她想过几天清静的日子。学校已经放假，她也不用去上课。

“她就这么恨我？”邹兴容说。“就这么恨这个家？这个家已使她厌烦了，老是吵架，老是一分钱都要算着用，老是逼着她找对象，她没有正式工作也是受了这个家庭的影响……她受尽委屈，可以向朋友诉苦，控诉自己的母亲，是我让她过上这种生活的，她厌烦透了。她为什么没投胎在一个干部家庭里，而投生在我们这样一个家庭？她想叫她朋友替她出主意。可是她能替她出什么主意呢？只能怪她命不好，她躲得了我，还躲得了自己生成的苦命？……”

邹兴容这番话是在家里当着刘义、刘琼的面说的。她还没糊涂到拿到院子里的群众中去说。她嘴里这么唠唠叨叨，但知道刘芹在朋友家里，她却放心了。

刘义和刘琼送母亲上医院看急诊，就是在刘芹不在家的那天晚上。

刘义梦见自己穿过离家不远的“牌坊院”。像每个居委会的孩子一样，他熟悉附近一带大大小小的院落。牌坊院通往一片开阔的低洼地。一片片菜地，中间流淌着一条小溪。刘义看见的是它改建成公园的人工湖以前的样子。小溪来源于山涧，途经一个涵洞。刘义蹚水穿过涵洞，来到溪畔的少年宫阅览室。小学六年级他经常上这地方来。一座庙宇，对面就是广场。他碰见小学的班主任，她因为他读的什么书说他“本质不好”。他想到这话是秦睡龙的班主任对秦睡龙说的。一个颧骨下有道疤痕的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女同学冲他说：“你第一个爸爸‘敲沙罐’，第二个爸爸劳改！”刘义想到有这样一个女同学，小学六年级时经常对他说这话。他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恨他。在梦中，她尖酸刻薄，凶恶得像一个小母夜叉，恨不得让话语像匕首般刺进他胸膛。他想到自己小学生活和中学生活多么阴暗，有种压抑的感觉，胸口上像压着块石头。他快醒过来了。接着，他又发觉自己在奔跑，后面有人在追赶他。他不小心惹了大祸。他跑得飞快。追赶他的好像是一伙人。但一会儿又变成了看守山林的那个老头。几天前，他、秦睡龙、还有院子里一个男孩上山砍钓鱼竿。地点在丫缺口附近，秦睡龙看中的那片斑竹林。他们刚砍下第一根斑竹，秦睡龙和那个男孩就被看守山林的老头捉住，他跑掉了。但在梦中，老头却追赶他，放过了秦睡龙和那个男孩。

有人在摇他，他听见刘琼的声音在耳畔说：“哥哥，你醒醒……”

他猛然清醒。手拿砍刀的老头受了惊吓，消失得无影无踪。

“妈不好了。”刘琼说。

屋里已亮着灯。刘义翻身坐了起来。刘琼把撩开的帐门挂到帐钩上，说：“她心头作难，胸口也在流血……”

刘义往大床上看看。邹兴容已坐起身，身披棉袄，低垂着脑袋。她在小声呻吟。张惠也醒过来了，隔着帐子坐在她脚档头的被窝里。

“我们送她去医院看急诊。”刘琼说。“我去看看有没有记账单。”

她打开衣柜，在抽屉里翻找。记账单用完了。她好像有点慌乱地调过脸来看看。“我们用现金，过后再报账。”她说，把刘芹放在一个金丝绒钱包里的伙食费都掏了出来，一共九元四角，她站在饭桌前点了数，费用足够了。

她帮邹兴容穿好衣服，扣上棉衣纽扣。邹兴容没说话，已不再呻吟了，但脸色却白得像纸，额头上冒着冷汗。她想喝水。刘琼倒了半杯温开水递给她，看着她喘着气颤抖着慢慢喝下去，把杯子接过手。

大约凌晨四点钟，四周寂静无声。从热被窝里起来，她浑身打颤，哆哆嗦嗦。她不想说话，但心里却很明白。她要上医院，她自己要去，他俩的作用只在于护送她，使支撑她整个心身的去医院的意念成为现实。她伸手去扣鞋绊，手不住地打战。刘琼替她扣上了。她让刘琼替她梳了头。

刘义扶着她一只胳膊，穿过黑黝黝的走廊。刘琼让张惠睡下，熄了灯，带上房门跟上来。她手里拿着火柴盒，绕开柱子走，擦燃火柴照路。

她在前面打开院门。来到街上，她扶着母亲的另一边胳膊。“我一个人就行了。”她对刘义说。但刘义没松手。母亲身体的重心仍在他这一边。她已不再哆嗦，但喘息着，发出轻微的呻吟声，脚步不稳。

街面上冷清清的，刮着风，低矮的瓦房沉睡着静悄悄地匍匐在夜的幽暗中，街口的路灯照亮了一堵砖墙和坑坑洼洼的路面。自来水站前的青石板湿漉漉的，木箱框着的水龙头下橡皮管还在滴着水。他们转过街角往左朝前走去，风吹得牵在街面上的横标啪啪作响。

在教堂大门前邹兴容停下来，歇上一口气。刘义和刘琼搀扶着她。隔着院墙望得见耸立的钟楼和失掉十字架的教堂的尖顶。街道阒寂无人，过去不远路灯昏黄的光晕把一幅啪啪作响的横标上的字迹透视出来：“热烈庆祝我市三代会的成立！”一条已经过时的标语。

他们站了两分钟，又往前走。邹兴容已喘过气来，她始终低垂着头，打不伸腰。进了医院大门，刘琼扶着她，把捏在手里的钱交给刘义，让他去挂号。

刘义朝院坝左手挂号处走去。一排几间平房，档头上一间亮着灯。他敲了敲关上的窗门，里面没有动静。他又敲第二次，里面终于应了一声。值班的女服务员醒过来了，挪动藤椅，睡意矇眬地打了个呵欠，伸手把窗孔上的木板推开。

“我挂急诊。”刘义说，弯腰从窗孔看见女服务员那张并不年轻的、睡眼惺忪的脸，因为被叫醒过来觉得不痛快，又一个呵欠袭来，用手掩着嘴。

“有病历吗？”

“没有病历。”

“三角钱病历卡费，两角挂号费。”

刘义递了钱过去，女服务员在病历卡上填写了有关的条款，然后问：“挂哪个科？”

“内科。”刘义说，他有点拿不准，向女服务员说明了病情。

“就挂内科。”女服务员说。

刘义拿上病历卡和挂号单朝门诊部走去。内科急诊室在二楼。他和刘琼搀扶着母亲登上楼梯。

楼梯口左侧走廊上亮着灯。急诊室在走廊尽头倒数第二间。刘义敲开门，值班的是个中年医生，瘦高个儿，穿着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他接过病历卡和挂号单，看看在桌子一端落座的病人，让刘义、刘琼在外面等候。

刘义在一张长椅上坐下来，刘琼隔着走道坐在他对面。两人都没说话。走道那头的急诊室里安安静静的，听不见说话声。刘琼坐下来时理了理额头上的头发，她走热了，脸蛋发烫，脸上毫无倦意。她身子靠在椅背上，脸调向走道斜上方那盏灯。刘义仍感到心脏在跳动。回形走廊转拐过去那头一扇门吱嘎一声打开，接着传来脚步声，没走几步又掀开另一扇门，一切又静下来了。

刘义也朝那盏灯看着。长长的走廊上就亮着这盏灯，四十瓦的灯泡从天花板上吊下来，昏黄的、蒙上灰尘的光晕。他看着它，倾听着急诊室里的动静，在长椅上坐直了身体。“主啊，保佑我们吧。”他心里一个声音说道。“保佑我们、保佑母亲平安……”

他已好久没有祷告了。进中学前，他在弥撒中祷告。此刻他就置身在弥撒中。他没想到它，这声音不请自来，就像呻吟从病痛中冒出来一样。“主啊，保佑我们吧……”这声音不断说道，像教堂里的诵经声在幽暗的穹隆间回响。

刘琼仍旧安静地坐着，依在椅背上，身体微微侧向一边，架着两条腿。她把视线从走道斜上方那盏灯调开，投向尽头上那扇窗口。玻璃窗后面黑黝黝的远处亮着一星灯光。

急诊室的门打开了，送出一道亮光，身穿白大褂的医生站立在门口的亮光中脸向走廊这头。刘义坐着没动，刘琼跳起身来快步朝他走去。

医生把一张单子交在她手里，交待了几句，转身进里面去了。她朝敞开的门里看了看，接着她调过脸来，招呼刘义过去。

“医生说不会有事。他替她换纱布，我去看看。”她对刘义说，把处方递给他。“你去药房拿药。有针药，止痛的，跟着就打一针。”

刘义下楼来，在底楼走廊长椅上碰见一个看急诊的年轻人，二十岁左右，一脸煞白，一只手捂着后腰，弯腰弓背，坐在长椅上呻吟。见了刘义，他抬了抬眼睛。

药房的窗口开着，但隔壁划价处的窗口敲了半天才敲开。又是睡意矇眬的、不耐烦的声音。年轻的女服务员。刘义担心带的钱不够，但在算盘上噼噼啪啪拨弄一阵之后，算下来一共五元二角五分钱。

他递上发票、处方笺，他手肘趴在药房窗孔外的麻石台板上看着女服务员用塑料小勺在旋转的圆盘药架上取药时，心里已不再那么害怕了。那声音已逐渐平息下来，不像刚才那样令他灵魂震颤了。他从胸膛里舒了口气，一颗悬着的心逐渐趋于平静。

他拿了药转来，看见那个年轻人还坐在长椅上呻吟。他是一个人上医院来的。“要我帮忙吗？”刘义问。

年轻人捂着腰，摇了摇头。下苦力的青年，肤色黧黑，穿着四个兜的军干服。他看着刘义，覷着眼睛说：“我看内科急诊，我自己能行。”

“来吧，我扶你上去。”刘义说。

年轻人看看他，从长椅上撑起身来。刘义扶着他一只胳膊，他弯着身子，另一只手压在后腰上。肾绞痛。几个月前发作过一次，打一针杜冷丁就好了。

要是在白天，在别人的眼光下，刘义会觉得尴尬。但在这凌晨四、五点钟，在那场惊骇之后，他却心情坦然地搀扶着这位肾绞痛青年登上楼梯，穿过走道，径直走进急诊室。

邹兴容已换好纱布，坐在医生一侧的凳子上朝他调过脸来。她还没打针吃药，脸上仍然毫无血色，但接受了医生的诊断后，她已感觉好多了。她撑起身来，给新来的病人让座。

注射室在一楼。从里面打了针出来，邹兴容由刘琼搀扶着走出医院大门。她病痛已经消失，胸口的血已止住了。但医生要她隔两天上医院检查。“他怀疑我得的不是中医说的乳痈。”

街上仍见不到一个行人。他们默默地走了段路，邹兴容说：“要是我死了你们怎么办？”

“你不会死，妈。”刘琼说。

“我刚才真以为自己快死了。”她说。

“哦，我知道会没事的。”刘琼说。

“我想到他，你们爸爸。”隔了会儿，她说。“虽然我知道我不该这样想……”

他们走到教堂大门前路灯照不到的阴影中，站下来了。刘琼朝刘义看了一眼。邹兴容说到他们爸爸的语气就像说到一个幽灵、一个鬼魅，她在头脑清醒的时候不会想到或提到他。但这会儿她却说：“他好像就在我身边……”

她在梦中见到了他，他们往前迈步，她接着说，就在她病痛醒来前的那一刻，她清清楚楚地看到和感觉到他，他就在她身边，她心里没有伤心的感觉，就像以前的某个时刻……她声音微弱，打颤，脸罩在阴影中模糊不清。刘琼、刘义担心她还会说什么。她却沉默了，不再吱声。







　　　　　　　　　　　　　　四十四




刘芹和母亲一道去医院作了检查。医生诊断为乳腺癌，建议她去省城医学院附属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医生只把诊断的结果告诉了刘芹，但不久邹兴容还是知道了。她对此持否定的态度。医生有不少误诊的时候，她手头就有现成的例子。她有个朋友不久前被诊断为直肠癌，也叫她去省城动手术，结果却是普通的粘膜炎症，吃了几个疗程的中药就治好了。这样的例子她还可以举出好几个。她相信自己得的是乳痈，不是乳腺癌。给她看病的中医老师也支持她的看法。

刘芹为此暗暗流泪。但邹兴容的反应与一般人不同。她没受自己或许患的可能是癌症这种可能性的困扰，好像她知道医生会这么说，思想上已有所准备。她要真像医生说的那样得了乳腺癌、需要手术治疗，家里就会花掉一大笔超过他们负担的钱。手术费和住院费少说也要五、六百元，按公家报销百分之七十的规定，摊到私人头上的份额也有一百六、七十元，相当于五个月的工资。还有车旅费和其他费用也不是个小数目。她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去省城就医总不能穿着缀了补丁的内衣内裤吧？因此置衣服也会花掉一笔钱。另外，她还需要护理。最理想的护理员便是刘芹，没有她陪伴她那儿也不会去。但刘芹是代课老师，请假就意味着丢掉饭碗。

刘芹背着她去找了学校领导，得到的答复是，学校拿不出钱，自己先垫着，回来再报账。这与刘芹的想法刚好相反。刘芹的想法——也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由学校先垫着钱，私人摊的百分之三十以后在工资中扣除。

学校的回答等于是不让人治病。刘芹提出折衷的方法：学校先预支一部份钱，相当于公家应支付的百分之七十，其余的自己想办法，也遭拒绝。刘芹和学校领导吵了起来，含着眼泪气冲冲地离开办公室。

邹兴容虽然得的不是乳腺癌，不必上省城去动手术，但听到这消息还是发了番感慨。“我在那所学校干了一、二十年，办校之初只有我们几个老老师，每月拿八元工资，工作兢兢业业，没叫过一声苦。”她说。“可现在累出病了，却说没钱医了，这难道是对待革命同志的态度？”

“革命同志”当然是她自封的。实际上，学校领导从来没把她当“革命同志”看待过。她自己也清楚这点。她需要的是关心。她生病后，没有人上家里来探望过一次。任何一个普通的老师，都有权得到这样的探望。哪怕是走过场，是虚伪的应付，她心里也会得到一丝安慰，领导没有忘记她。那笔钱就是拿给她她也不会接受，她偿还不起。可是一开口就拒绝了，这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她就知道学校一名老师（革命同志）得了心脏病，由学校领导出面安排他去省城医学院附属医院做了手术，一切费用都是由学校垫付的。学校垫付不起还有城区公社。

学校领导还是原来的领导。陈清媛校长靠边站了一段时间，现在又以革命干部的身份进入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担任一把手。她出生无产阶级家庭，老共青团员，一向就对邹兴容这样的剥削阶级出生的老师另眼相看。经历了群众运动的冲击，她的观点仍然没有丝毫改变。观点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她的原则性已变为一种私人的反感。

庆幸的是，邹兴容得的不是乳腺癌，不必去省城动手术。发牢骚也不是她一惯的作风。事实是，她很快就把这事忘掉了。现在她不用上班，不用再和领导打交道，她感到很满足。

她关百分之七十的工资和享受报销百分之七十的医疗待遇是她辛苦挣来的，不是谁的赏赐。她有权生病，任何领导都不能拒绝。回忆中，刘义觉得母亲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好像她终于等来了这一天。她变得很温和，脸上常常露出笑容。

她需要营养，照医生私下的说法，她想吃什么都让她吃。这是对绝症病人说的话。对她拒绝动手术，坚信自己得的是乳痈而不是乳腺癌，医生觉得不可理解。她再拖下去就会耽误最后治疗的机会。但服用中药后，她的病情有所好转，或者说稳定下来了。她的精神也振作起来，胸口上缠着绷带，照样四处走动。

刘芹把供给她的营养伙食像制度一样建立起来。中午、晚上每餐两道菜，礼拜天吃计划供应的肉食，这是刘芹掌管伙食以来经久不变的老规矩。她通过努力才做到了这点。院子里有的人家往往就只有一道咸菜和一碗青菜萝卜之类的小菜上桌。要让饭桌上每餐都有两道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热天以苋菜、空心菜、豇豆、南瓜为主，都挑便利的买，冬季总是白菜、萝卜、油菜。豆制品需要计划，不可能随时吃到。饭桌上有时也要添一盘泡菜或她自己做的腌菜。计划供应的肉食外有时也有炖骨头汤、剔骨肉上桌。新的伙食制添上了一道荤菜，多半在晚餐，有时也是个煎荷包蛋或一小碗蒸蛋。荤菜有香肠、卤肉，计划外的东西；也有炒猪肝、丸子汤，计划内挪出来的东西。刘义他们靠礼拜天打牙祭吃掉每月供应的一斤或半斤肉食，邹兴容却把自己的供应像半斤食用油计划着吃一个月那样化整为零地分散在餐桌上。不过这当然要添上点黑市。她总觉得一个人动筷子有点难为情，总要夹到张惠、刘琼的饭碗里。刘芹见了总要加以制止。“这是你一个人吃的，妈。”她扳着脸说。“要全家吃，我办不到。”

刘义懂得这个道理。但面对那一小盘香肠、核桃肉或卤猪耳朵，仍然感到眼馋。他尽可能不去看它，觉得这跟六0年饿肚子一样难受。

刘芹得从伙食费里挪钱出来替邹兴容还债。邹兴容自从生病后就再没借债了，但欠的旧债还需偿还。哪笔债快到期了，那笔债还有段时间，刘芹心中有数。她把一切安排得有条不紊。但春节前一位债主急需用钱却打乱了她的计划，还了债后，剩下的钱连买计划供应的年货都不够了。她不让邹兴容去借钱。结果，年饭桌上只有豌豆炖猪蹄子上桌，佐以咸菜、蔬菜，就像一顿普通的牙祭。由于没欠新的债，一家人吃得高高兴兴的。

刘芹的计划精得到家了，把角角钱分分钱也算在内。她自己是从不乱花一分钱的，哪怕是为了她的生日。那天刘琼从菜市上买回来一只鸭子，二元四角五分钱。因不在计划之内，她不由分说叫她拿回去按原价卖掉了。刘琼为此几天没和她说话。

刘琼负责照料母亲，替她捡药、熬药，替她擦身、敷药、用高锰酸钾清洗溃疡处，换下来的带血的绷带也由她洗净晾干，以便下次再用。她干这一切不声不响，周到尽责，从不抱怨，一名专业护士也不会比她干得更好。

刘琼最讨厌的是找陈清媛校长拿记账单。以前刘芹在学校代课时由她拿，新学期开始，刘芹去了另一所学校代课，便由刘琼代替她，有时张惠也去跑腿。陈清媛校长既是校领导又兼任工会主席，负责管理教师的医疗费用。每次她只给刘琼两张记账单。一张记账单捡一次药，只有几角钱的药费。刘琼不得不隔几天又去拿一次。

记账单除了上药铺捡药外没有其他用途，陈清媛校长为什么不能一次多拿几张，免得她白跑路？刘琼这么想，但还没向陈清媛校长提出来。农历三月末尾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她替母亲洗澡，要刘义替她跑腿，拿记账单。刘义可以试一试，看能不能一次多拿几张。

刘义走出院门，来到小街上。天气已经转晴，太阳暖烘烘地照耀着，一半街面罩在瓦背投下的阴影中。他在街口附近碰见梁丽，穿着白衬衫青丝裙和一个女同学一路。自从在市文化宫对门人民旅馆大楼的围攻战和后来的张家苑住宅楼争夺战中见过她以后，刘义再没见过她。还是那么漂亮，引人注目。她可能已离开学校、组织。现在是红色方面军掌权，红色兵团已宣告解散，她可能也像他一样成了普通老百姓。

她朝刘义看了一眼。普通、漂亮的女孩。一个重返人间的魔女。刘义已不再对她着迷。刘义很难想象她曾经和战友们一块坚守大楼，浴血奋战，曾经躲在窗口后面用石头砖块袭击攻楼的主义兵。她激起他的想象，头上仿佛罩着一轮光环，在梦中呼喊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奋不顾身地跳下大楼。此时，她回到了普通、和平的环境中，走在这条小街上，和女同学说笑着，转过街口去了。

刘义走到前面岔路口，倒右手往前走，在医院后门院墙下碰见雍姓女右派的儿子。一个人贴着墙根走过来，低着头，面带微笑。院墙后面是医院的停尸房，散发出一股浓浓的药水味，行人都避开它贴着另一侧的街檐走。雍右派的儿子却毫不在乎，贴着墙根走。

刘义经过一所公立小学大门，经过一家卖糖果、水果的铺店，狭窄的石板铺的街道曲里拐弯，两旁是住家户、院落、院墙。低矮的瓦房，板壁木柱歪歪斜斜，晾晒着衣服、被单，孩子们在街面上跑动，打二连，弹玻璃珠。刘义小学的同学不少家住这一带，城市贫民出生，多数连中学都考不上。他碰见一个现已在毛巾厂上班的女同学，两人没打招呼就走过去了。他走下一道斜坡，经过一家粉厂的后门，转拐来到民办小学、也叫匡正街小学大门口。

陈清媛校长不在学校办公室。刘义从石梯上下来，横穿小街，上斜对面的教师宿舍去找她。一座小院落，一楼一底砖木结构的房子，以前一户有钱人家的住宅，现在住着陈清媛校长一家和另外几名单身老师。进门有个门厅，陈清媛校长不在家，刘义在门厅里一张凳子上坐下来等她。

说陈清媛校长不在家的是她十岁的小女儿，凸额头，凹眼睛，胖胖的脸蛋，像个越南小姑娘。她和她哥哥在门厅一侧的天井里踢毽子。

四方形天井里长着一棵柳树，一棵桂花树，两棵矮枇杷树。半人高的女贞树篱，青石板铺的甬道，中间有口石鱼缸。除了两个在树篱一侧的三合土地面上踢毽子的孩子外，房子里没有别的人。刘义透过缀满绿叶的柳枝看见二楼走廊上黑漆的栏杆和雕花的一角窗棂。

一名老师进来找陈清媛校长，听说不在又折转去了。越南小姑娘一五一十地替他哥哥数着数。刘义坐在门厅里想到有一次他找陈清媛校长借钱。他替母亲捎一张向工会借钱的条子，在斜坡档头右手学校伙食房门口碰见陈清媛校长。大约六一、二年的事，他还在读小学五年级，伙食房还在蒸盅盅饭。陈清媛校长用网兜提着盅盅饭出来，刘义跟着她走下斜坡。她没接他递过去的条子，乜了他一眼，说：“邹老师上次借的五块钱都没还，又叫你来借钱了！”她语气生硬，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刘义碰了钉子，哑口无言，在半道上就站下来了。

刘义不知道母亲借那笔钱作什么用。那段时间她喜欢找工会借钱，把工会看成一个可以依靠的能五块、十块借到钱的组织。

他在门厅里等了半个小时，陈清媛校长和她丈夫一块回来了。

她丈夫是城建局一名科室干部，穿着白衬衫，络腮胡刮得干干净净的。他不认识刘义，没看他一眼，径直走过去了。但陈清媛校长认识他。刘义从凳子上站起身来。

“什么事？”陈清媛校长站下来，觑着眼看他。她穿着白涤确凉衬衣，灰下装，带绊的皮鞋，护着短发，圆滚滚的身材，走热了，掏出手巾擦了擦脸。脸色红润但并不漂亮的脸，窄额头，颧骨高耸，总是觑着眼睛看人。进门时还高高兴兴的，这会儿冷冰冰的毫无表情。

“我来拿记账单。”刘义说，往旁边看了一眼。她小女儿站在门厅一侧的天井里往里面瞧着。

“上次你妹拿的就用完了？”

“用完了。”

陈清媛校长的语气好像不相信那两张记账单这么快就用完了，她觑着的眼睛变为斜视，流露出猜疑和不信任。

刘义提出这次多拿几张记账单。就像通常情况下那样他在想象中夸大了事实，他请求的好像不是多拿几张记账单这么简单的事，而是别的重要得多的事情，还没开口就预感到会遭拒绝，笨嘴笨舌，想好的话都忘了，涨红了脸。

“不行。”陈清媛校长果断地说道。“一次拿两张，用完再拿。”

“可是一张只捡一次药，管不了两天……”

“嫌麻烦就别来找我。”陈清媛校长沉下脸来，说。“就她一个人的药费用得多！”

抛下这话陈清媛校长转身走开去。刘义看着她肥硕的背影穿过门厅，迈过一道门槛，踏上回形走廊。她小女儿跑过去跟上她，和她一块登上天井右手拐角上的楼梯。

刘义等了五分钟，小姑娘一只手扶着楼梯扶手跑下来，把两张记账单交到他手里。

陈清媛校长是五八年调到这所学校接替打成右派的老校长的职务的，大多数老师都不喜欢她。刘义在回家的路上想到那句“就她一个人的药费用得多”，想到她那张说一不二的领导的脸——上面的表情生来就是为了拒绝的，想到母亲邹兴容十年来几乎每天都得和这张脸打交道，想到她现在生病在家难怪这样高兴、这样心满意足了。

家里，刘琼已替母亲洗过澡。她卷起衣袖在檐坎上把半浴盆高锰酸钾染红的漂着肥皂泡沫的水倒掉，舀水涮洗干净。“拿到几张？”她问，把手中的海绵挤干。

“两张。”刘义说。

“我就知道她不会多拿。”刘琼说。“死心眼，她不嫌麻烦，反正到时候我找她拿就是了。”









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8-12 22:41

  四十五




四月上旬，刘义又找到活干，在河对岸给粮站建筑工地抬石头。又是一拨下苦力的野班子，成员大多数是居委会的待业青年。

不过只干了半个多月工地就因资金短缺停工了。

刘义在工地上碰见同学邹正洪。第一次“复课闹革命”距今已一年有余。邹正洪在家里帮两个妹糊过火柴盒，上砂石厂筛过砂石，挖过土方，锤过道渣。他个头长高了，正置发育期，嗓音变粗了，喉结突出，晒得黑黑的脸，原本冷漠的小眼睛闪耀着一丝压抑的青春的光彩。但说话仍带着学生腔，穿著打扮还是一副学生模样。

他和刘义谈到今后的前途。逍遥派成员，既不属于居委会的待业青年，也不属于在校学生；还在吃三十二斤口粮，但决无继续升学的希望。一切都被悬搁起来了。一切都在等待中。一切都是被动的，听候安排，不存在选择，没有人知道今后的事。

学校通知“复课闹革命”，两人都没去。实际上，学校现在只有红色方面军主义兵战士。他们也没有复课闹革命。他们知道今后的事——在校园里接受训练，随时准备奔赴L市战场。

四月下旬，地、市革命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进一步确立了“王、张、赵”的领导地位。盛大的游行，集会，群众的节日。群众是造反派群众。革委会也是造反派的革委会。正如那位红色方面军指挥部头头在医院里探望伤员时所保证的那样，新生的红色政权里没有老保的席位。造反派战士曾少华曾听到了这话，没有谁比他更希望看到造反派政权的诞生了，但遗憾的是他已不能亲眼目睹。

刘义所在中学由于充当了造反急先锋，分到了地、市革委会常委的席位。市革委会常委是高六七级四班一名姓曹的学生，他还兼任学校革委会的主任，校长。但他这个校长却没有领导学生上过一天课，手下也没有教导主任、班主任、教研小组和科任老师。他带领的是以初六六、六七级两个年级为主的主义兵学生武装支援L市的后备队队员。他上任之初，便给自己配备了一个班的警卫，并且公开自己和一个漂亮的女主义兵的恋爱关系。

与被打倒的前校长魁梧身材相比，他个儿不算高大，身高不足一米六五，但头总是抬得高高的。十九岁就当上中学校长，他丝毫不觉得恐慌。他很可能是这所中学自上世纪中期建校以来最年轻的一任校长。

风头正健的王名安也想代表初六六级几个班在校革委会里争到一个席位，结果未能如愿以偿。初中部的席位被一名六八级的扎着一对长辫子的能说会道的女生争去了。王名安只被委任以学校武装支援L市战斗队的副队长。战斗队实行排的编制，因此他也是一名副排长。

他们已不像驻守民政局办公楼的那个时期用钢钎、棍棒武装自己了，他们现已配备了三八式步枪、中正式步枪。红色方面军指挥部派退役军人来指导他们训练。他们上打靶场实弹射击，进行一对一的拼刺刀训练、徒手格斗训练。他们每日枪不离身。一天在寝室里，一个同学端着中正式步枪对着另一个叫夏长辉的同学的脑袋，开玩笑说：“看老子毙了你！”在场的人都看见他扣动了扳机，听见撞针撞击的声响。大伙和他本人都认为枪膛里没有子弹，可是当他拉下枪栓，却吃惊地发现一颗子弹退了出来。子弹尾部已被撞针撞击出了一个凹痕，却奇迹般地没有打响。两人当时脸都吓白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倘若情况相反，奇迹没有发生，夏长辉同学很可能就是这批武装支援L市第一名牺牲的战士。

学校驻扎着一伙C市“威虎团”的人。他们四月初再次来到本市，作为应邀嘉宾出席地、市革委会成立大会，并再次为本地造反派出力，抢了军分区和人武部的枪支弹药。他们每人都有短家伙，配备了冲锋枪和机关枪。在校革委会成立前两天，他们与学校主义兵发生冲突，一名“威虎团”战士用机枪对着教学大楼射出一梭子子弹。王名安当时在场，不少人都站在一边观看。那名战士站在操场上，劈开两腿，衬衣敞开，亮出健壮的胸脯，机枪端在手上朝教学大楼一阵猛射，扫得二楼的玻璃窗纷纷碎落四溅。

与学校毗邻的公园茶馆那段时间成了“威虎团”战士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坐下来喝茶，短家伙就摆在茶桌上。茶馆里异常热闹，三教九流的人都有。天气晴朗的日子，一到下午茶厅里和外面的露天石桌上便座无虚席。“威虎团”的人坐的那几张桌子总是众人注目的焦点，尤其是他们的头头绰号叫周老虎的在场的时候。

此人二十七、八岁，转业军人，穿褪色的军干装或红背心，中等结实的个儿，理着小平头，面目冷峻，剑眉下眼光射人。据说他在C市已欠下了几十条人命。他手使双枪，百发百中。他喝茶的时候，上了膛的两把枪一边一把搁在茶桌上。他喜欢坐两根立柱间靠近葡萄架的那张桌，面朝外面露天茶座而坐。同桌的都是“威虎团”的铁哥儿们。

王名安那段时间也是茶馆里的常客。他虽然说不上是他一名崇拜者，但每逢周老虎在场，他和几个学校主义兵总是坐在相距不远的一张茶桌上，因此对下面发生的事情看得一清二楚。

事情的起因是为了争一把竹椅。肇事者是一名城建兵团战士。此人二十六、七岁，矮小的个儿，瘦削的脸颊上长着颗黑痣，父亲是有名的讲评书的艺人，他本人也讲过几天评书，《吕四娘刺雍正》。王名安去听过。 他可能不认识周老虎，或者虽闻其名但却自恃在场的有不少城建兵团战士，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没把周老虎那伙人放在眼里。那伙人中有人上厕所去了，空出一把椅子，他走过去想拿走。周老虎手下一个人说：“有人的，×妈，你想干啥？”并用脚踩着竹椅下面的圈脚。他要是识趣点，趁机走开，还不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他却不识趣，抓起竹椅就走，嘴里还说：“你们坐得我就坐不得？”

他具有评书中武侠英雄不畏强人的气魄，但却不具备武侠英雄超凡的功夫。他立刻便被揍了个鼻青脸肿。他的城建兵团战友们眼睁睁地在一旁看着没有一个上去帮忙。他被揍急了，转身就往茶馆外跑。

周老虎坐在那儿，一言未发。他看着他跑开去，跑过石栏杆的拐角，跑上湖边的走道。一排梧桐树的树干把他的身影挡住了，他的身影在一棵棵树干间闪过。周老虎安坐不动，脸色略显苍白，目光紧随着他。坐在外侧的人已把位置给他让了出来。他看着他跑过墙角，跑上水泥板铺设的栈道。这个时候他已毫无遮掩地暴露在所有在座者的视线中，穿着白衬衫，摆动着双臂，还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栈道转过拐后顺着墙根过去，迎面来了几个人，他从他们身边跑过。那几个人站下来，回头去看他，又调过脸来往茶馆这边望。他快跑到尽头上了，再跑几步他就会从视线中消失，逃之夭夭。但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周老虎拿过摆在桌上的短家伙，顺手就是一枪。他甩动的手臂突然一下便垂了下去，他打了个趔趄，险些摔倒，用右手捂着受伤的部位跑过墙角去了。

在场的人对如此神奇的枪法无不感到惊异不置。枪响过后静了刹那间，接着议论、感叹之声便嗡地一下响了起来。一张张脸都朝向那张茶桌，有人站起身来，绰号叫阿庆嫂的冲茶的女人也手拎水壶呆立在茶桌间。

王名安和他身边的几个主义兵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会动手，惩罚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讲评书的家伙，但却没想到惩罚如此带有戏剧性，如此吊他们的胃口。当瞧见栈道上迎面过来几个人时，他们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倘若出现意外情况，他们会多么失望啊。但是周老虎没让他们失望，他让他继续往前跑，与那几个人错开，相距七、八十米远，一枪命中。他没想要他的命，这么远的距离，他想射中什么部位就能射中什么部位，甚至没瞄准一下，抬手就射，如此绝活实在神乎其神！

王名安和他身边的几个主义兵那一刻都把他当成了英雄。他们满怀钦佩地看着他把枪放回桌上，端起盖碗茶杯喝了口茶。在众人面前露了一手，他也觉得风光，脸露微笑，任身边的伙伴谈笑风生（据后来的小道消息说，此人死得很惨，在关押中被剜去了双眼，那是一、两年后造反派失势、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发生的事）。

王名安向刘义谈到这事时还兴奋不已。他们武装支援Ｌ市前两天的一个晚上，他和刘义坐在茶厅外紧靠石栏杆的一张石桌上。

刘义这段时间喜欢上了钓鱼。他和秦睡龙一块去河对岸的蓄水田里钓鲫鱼，也一个人上河滩上钓黄辣丁，还去二三十里外的水库垂钓。这会儿他紧挨栏杆而坐，手里拽着根十磅的尼龙线钓人工湖里喂养的鱼。鲤鱼或巴掌宽的肥鲫鱼，现在无人看管，人人都可以钓。一些居委会的闲散人员一段时间就靠这个挣钱，钓着鱼就拿到市场上去卖。

“你还记得教高中毕业班政治的朱耀宗老师吗？”王名安看刘义带了一下钓线，没钓着鱼，问。

刘义当然记得，一个夸夸其谈的家伙，戴着副度数很深的近视眼镜，凸出的金鱼眼，鲢鱼嘴，工农出身，政治上的红人，在“忆苦思甜”大会上发言总是声嘶力竭、唾沫四溅。他参加了思想兵，和他们的唐敏之班主任是思想兵的两员干将，臭名昭著的铁杆老保，比唐敏之班主任更遭人痛恨。红色兵团垮台后，他东躲西藏了一段时间，有人说他去了L市，实际上他回湖南老家去了。一个星期前，他以为风声已过，又回到本市。王名安说，他刚一露面就被抓起来了，把他当成从L市跑回来的铁杆老保，揍得他口鼻流血，脾脏也给打破了。他在医院里躺了几天，前天晚上一命呜呼。

“这是学校死的第三个老师了。”王名安说。

第一个是畏罪自杀的体育老师，剥削阶级出生，替地主父亲翻案。第二个也是剥削阶级出生的女老师，教物理的，四清中已被挂起来，脑溢血发作死于批斗中。前两个是牛鬼蛇神，死于阶级斗争；这后一个是老保，死于路线斗争。

还死了个误入“虎穴”的外校学生。

“你也听说了？”王名安说。“就是我们那伙人干的。二中的学生，脑筋有点问题……本来并没想要他的命。”

现在学校的牛鬼蛇神又被管起来了。叫他们反复学习主席著作、语录，继续写检查交待。不是牛鬼蛇神的老师也参加政治学习。站错队的检查交待自己的错误、罪行，接受群众帮助。新任校长和他的助手们负责这一工作。所有的老师现在都灰溜溜的，除了学习和上街买菜外，都呆在教师宿舍里。

教高六六级语文的俞儒文老师养起鸡来了。俞老师没住教师宿舍，住在学校附近的街上，和老伴分了居，一个人住。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鼻梁上架着副老光眼镜，蓄着山羊胡子，瘦瘦的身材，精神矍铄，言谈举止怪异。刘义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二年级农忙假期间他跟随他们班级下乡劳动，在麦地里装婴儿啼哭。他割着麦子便躲到一边去，当啼哭声传来，大伙还真以为有个婴儿丢在麦地里了。学校批判“三家村”时，一个女同学还以此写过一张大字报，说他装疯卖傻，拒绝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他一个人的大字报最多，但却没被打成牛鬼蛇神。因此他才能优哉游哉地养鸡。他不养本地鸡，养的都是小种的“来航鸡”，白羽毛，姜黄色脚杆的那种。他一次养两、三只。他替它们洗脚爪子，梳理羽毛，像小孩一样照料它们，把它们收拾得干净洁白。他把它们关在鸽笼里喂养，几只分别关在鸽笼里的大红冠子的白母鸡成了他家门口一大景观。生了蛋他自己不吃，都送给邻居的小孩吃。或许他以此贿赂群众吧，使他们不至于反对他。

“给他戴顶对现实不满的帽子一点不过分。”王名安笑道。“他钻了空子，养鸽子、花草属于资产阶级，但却没有哪条政策规定他不准养鸡。”

王名安他们也在校园里养了一群鸭子，已长到一斤多重一个，在换毛了。这群受保护的小动物满校园窜，嘎嘎叫着跑进教室，跑进职工食堂、教师宿舍，四处拉屎、撒野，无人敢动一根毫毛。他们去L市时，打算留下两个人照看鸭群，等他们凯旋之日在庆功宴上享用。

王名安对武装支援L市谈得不多，但这并非因为缺乏热情。他们等待了这么久，前两次武装支援L市收效甚微，出现了反复，这是规模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次。借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东风一举歼灭L市的老保。他平静的外表下跳动着一颗主义兵战士炽热的心。不过他已经想到要回来吃鸭子了，可见丝毫也没有作出牺牲的准备。他们是学生，可能不会让他们上前线冲锋陷阵。他向刘义透露一种类似初恋的感情在困扰着他，对象是校宣传队一个初六七级的女生。她也是校革委会里一名高六七级的男生追求的对象。王名安可能是单相思，他还没向她挑明恋爱关系。他担心他去L市后，那个高六七级的男生加强攻势，情况会变得对他不利。

学生谈恋爱在学校里是件不可想象的事。即使有也是十分隐秘，偷偷摸摸的。一旦发现就会被写入操行鉴定。而现在却公开化了，还觉得是件可以炫耀的事。王名安说，校革委会里除了一名书呆子型的高六六级的男生外，都在谈恋爱，都已成双成对，多数情况还是女生主动。

王名安和那个女生的情况也有点类似，至少刚开始那阵是如此。他在校门口站岗，她主动上来答话，他当时还不怎么理睬她。他身穿草绿色战士服，扎着皮带，腰上挂着把带枪套的短家伙，端着冲锋枪，样子很是威风。校革委会刚刚成立，他是为新生红色政权站岗。那一天，“王、张、赵”中的赵和红色方面军指挥部的头头一行人上校园视察。

王名安觉得枪支武器能使一个人威风起来，他感到遗憾的是刘义没有目睹他当时的风采，也没有一部照相机摄下那个值得纪念的镜头。他同样遗憾刘义不能一睹他现在那把左轮手枪和那支中正式步枪。两支枪已登记在册，他可以带上它们满校园转，晚上睡觉时一支搁在床头，一支搁在枕下，但他却不能把它们带出校园一步。上面已有明文规定。王名安还觉得遗憾的是，他在替他爸爸复仇的时候不能带上它们。

王名安的爸爸是市商业局属下一家食品加工厂的职工，一个没参加组织的普通群众，从不惹事生非的老好人，但在单位上却受到一个小头目的欺负。那个小头目还是一名反戈的老保，竟然对他爸爸动了手。王名安得知此事后，带了几个战斗队的同学，找上门去，把那个老保头头狠狠教训了一顿，保证下次再也不敢了。这可以说是战斗队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战斗。他要是带着枪，效果肯定会更好。“你懂我的意思，”他对刚刚钓上来一条鲫鱼的刘义说。“并不是要一枪把他给崩了……”

刘义当然懂，“群专”抓人的时候就是背着枪上门。







                          四十六




刘义、刘琼陪母亲去下游七星镇就医的这天早上，正好碰上武装支援L市的船队出发。

他们从城门洞出来，走下石梯，便看见河坎上站满了人。售票的女服务员对刘义说，去七星镇的渡船晚点一个小时，等武装支援L市的船队起航后再开。

他们买了票，在售票处一侧的大黄桷树下站下来。两江汇合处，以前举办划龙舟的地方。船队停泊在左手江岸码头一线，红旗飘扬，锣鼓声阵阵，高音喇叭播放着革命歌曲。两艘打头阵的小火轮已经起航，挂着彩旗，鸣响了汽笛，离开前方码头，斜斜朝江心驶去。

船队由火轮、货轮、拖驳、客轮组成。市航运公司长途、短途大大小小的船只都派上了用场。指挥部设在一艘开L市的客轮上，它停靠在长途客运码头，上下甲板上都站着武装人员。“大渡河战斗队”的人，步枪或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挂在肩上。船头堆放着麻袋，架着一挺机关枪。总指挥，军分区第一政委、地革委主任、“王、张、赵”中的赵身着军装，伫立在上层甲板上，身边围着一小群随行人员、随军医务人员、女护士。他依着栏杆向下方趸船上送行的各级革委会同志挥手，朝江岸上的群众挥手。一小群武装人员从码头上下来，穿过人群，跑步越过趸船跳板，上了指挥舰后面一条船。

两艘小火轮已调过头来，顺江而下，船头上也架着机枪，站在船舷后面的武装人员把枪端在怀里，向指挥舰致意。前方码头上的船只启动了，拉响了汽笛。一时间汽笛长鸣，船只一艘接一艘驶离江岸，缓缓驶向江心。

一艘小客轮启动时柴油机发生了故障，前面的船已驶离码头，中间空出一个空档。指挥舰上的高音喇叭喊道：“十四号，十四号，怎么回事？快跟上！”岸上的群众都听见了呼叫声，还听到了“他妈的，冯二娃！”这后一句话虽然说得小声，在第二遍呼叫后压低嗓音咕哝，但透过扩音器还是被清楚地听到了。兄弟伙之间的玩笑话。十四号终于发动起来，跟了上去。

一艘驳船运载粮食，上面搭盖着帆布。船甲板上站满了人，一张张面孔朝向江岸。风掀起一艘小客轮船舱上的帆布，舱里也坐满了人。

“这次麻联站（红色联盟）完蛋了！”刘义他们身边一名群众说。“多少人马、枪炮……”

“不下一个团的人。”另一名群众说。

“还有坐汽车去的，也出发了。”

“在什么地方？”

“不是在广场就是在北门老汽车站，听说天亮前就出发了。”

“走陆路从N县那方绕道，远得多。”

“那边走的有几个学校的学生娃，还有东山矿区的、城建兵团的……”

“这次老保彻底完蛋了，叫他们再也翻不了身！”

“这次有革委会，以地、市革委会的名义……”

一个穿中山服的中年群众说这跟剿匪差不多，对他们不要客气。另一位群众说，不单是L市，还有附近的N县、H县也属清剿范围，那儿麻联站的势力很猖獗。

指挥舰启动了，拉响了汽笛，徐徐驶离趸船。总指挥，地革委主任站在甲板上，朝岸上挥手。

刘义在剧院门口相隔几步远的地方见到过此人。春节前一次慰问演出，他身穿齐脚踝的军大衣在几名随行人员的陪同下登上剧院门前的石台阶。身材不高，脸色蜡黄，颧骨下的脸颊下陷，一口烟熏黑的镶了金牙的牙齿。不了解他身份的人满以为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机关干部。操心过度的干瘦的老头，看上去比五十多岁的实际年龄苍老许多。他身上唯一有活力的是那双粗黑眉毛下的眼睛，目光有神但并非像普通人那么良善。此刻，他身穿军装站立在上层甲板上，挥一阵手，双手把着栏杆朝岸上望。客轮逆水驶向江心，调过船头，他绕到这边甲板上来，继续手把栏杆面向河岸，再一次挥手。岸上有锣鼓相送，有各级领导和群众送行，指挥舰上飘着红旗，挂着三角彩旗，有小火轮护航，一路上歌声、乐曲声不断……

连驳船在内，船队一共二十七艘船只。一艘或两艘一排，隔开一段距离，在河面上牵成一线。前面的进入两江汇合后的河道、驶过前方河岸上矗立着伟大领袖身着军装挥手致意的巨幅画像的转弯处了，后面的才刚刚驶离码头。船队在转弯处前的河道上拉响了汽笛，向画像致敬或接受检阅。指挥舰已驶上主河道，两艘小火轮护航，船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毛泽东思想……”

这歌声逐渐远去。目送最后一艘船只驶上两江汇合后的开阔河面，码头上的人群陆续离开。

群众中也有替自己家人送行的。刘义往下走时，听见一个孩子问：“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刘义没听见妈妈怎么回答。他们三人逆着闹哄哄的人群走，来到河滩上，登上开七星镇的渡船。

船上的人也在谈论刚刚起航的船队。一些下游厂矿的群众专程赶来观看盛大的起航仪式，他们没有失望，这会儿正高高兴兴地往回走。沿途都看得见河岸上散去的看热闹的群众，他们沿着公路走，有的还呆在河边凸出的岩石或草坪上。航线恢复后，空旷的江面上又出现了来往船只。

刘义、刘琼陪母亲去七星镇找一名中医老师看病。一位朋友推荐的。七星镇的中医老师专治各种疑难疾病，用中草药和祖传秘方治好了不少大医院确诊的不治之症。邹兴容拒绝去省城动手术，但却不拒绝寻访中医老师，从不放弃这种机会。

船停靠码头，他们顺着之字形石梯小路爬上公路。在七星镇下船的人不多，上了公路后都走到前面去了。他们在路边草地上坐下来歇气。渡船离开码头，驶向斜对岸厂矿区。早晨出门的时候还是一个阴天，这会儿云开雾散，太阳高照，有点晒人了。邹兴容把面衣脱了，搭在手臂上，身穿淡灰色的府绸衬衣。爬上河坎，她已累得气喘吁吁，额头上渗出汗珠。她得了感冒，河风一吹又觉得头晕起来。但从城里来到乡下，她还是觉得高兴。

比起刚才的热闹场面来，她显然更喜欢这地方的清静。在观看船队起航时，她没说一句话，脸色苍白，就像观看一场她不感兴趣的演出那样，索然无味，全然不受周围气氛的感染。此时她站在路边草坪上舒畅地呼吸着，往河对岸的厂房、下游开阔的罩着层薄雾的河面上眺望，脸上不自觉地挂着笑。

渡船停靠斜对岸厂矿区码头，趸船后面乘客爬上河坎。一艘木筏顺河而下。河坎下的回水沱里圈着一片浮木。一艘打渔船在浮木边的静水里下钓。河坎上凉风吹拂，小鸟在树枝上鸣叫。他们离开草坪，往前走，她说：“我好久没到这儿来过了，上次路过这儿，还是大炼钢铁的时候……”

“十年前，”刘琼接过话茬，说。“我知道那是五八年，大炼钢铁，放卫星……”

“我们那时经常下乡劳动，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邹兴容淡然一笑。“这是思想改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她脸上的表情就像一个病人在回忆自己健康、快乐的时光，随即她咳了几声嗽。

“我记得那次你们去邱场劳动，你还差点回不来了呢。”刘义说。

“那是六０年的事。”邹兴容说。

“邱场在什么地方？”刘琼问。

“过河去二十多里路，观音岩上面。”刘义说。

他们一伙老师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中午吃打过淀粉的苕渣做成的窝窝头。那天她人不舒服，硬着头皮去接受劳动锻炼，那样的食物难以下咽。劳动了一天下来，她虚弱得路都走不动了。后来她在一户农民家里讨到一碗米汤喝，才有力气走下一两路长的观音岩。“要不是喝了那碗米汤，我说什么也走不下观音岩。”邹兴容说。

“那不可能是六０年的事。”刘义说。“六０年你不可能在农民家里讨到一口米汤喝。”

“说得对。可能稍迟一点，”邹兴容说。“生产队田地下户以后……噢，一碗救命的米汤，好心肠的农民。”

“还有一次，大水封渡，你们劳动了转来从铁路桥过河，差点出了事。”刘义说。

“你还记得这事？”邹兴容说。

刘义当然记得。火车在桥头辗死人（死伤十二个）的现场就在他们一伙老师身后一二十米远的地方。刘义听到消息，担心母亲出了事。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怎么办？他赶到河边上去的时候一路这么想。这念头他一直牢记在心。

码头距七星镇三里路，他们一路说着慢慢往前走。

邹兴容的伤口在加深加宽，走路时垂着左臂，怕牵动胸部的神经。不久前，她觉得溃疡处发痒，刘琼打开绷带后发现长了蛆。比米粒还小的亮晶晶的蛆虫在腐肉里蠕动，刘琼用镊子一一把它们夹出来，用高锰酸钾清洗干净。她以前几天换一次绷带，出了这事后改为隔天换一次了。

邹兴容脸上没有血色，五官轮廓突出，皮肤变得薄薄的，泛着光泽，嘴唇上出现萎缩的皱纹，眼圈上有层黑晕，但眼神清澈、平静。胸口上的溃疡好像在吸取她的精血。她人逐渐消瘦，头上已长出白发。她能安安静静地接受换绷带，清洗伤口，但却不能接受别人替她洗澡这一事实。她不能一个人洗澡，不能一个人面对自己越来越瘦弱的身体，这常常使她感到恼火。她对自己无能为力，把火气发到刘琼身上。刘琼替她洗澡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至于头上的白发，她可以一个人对付，对着镜子一根根拔掉。

她年轻时是名篮球运动员，只有一米六的身高，投篮却投得相当准。现在她开始做年轻时的梦，说到年轻时的事。一天刘芹从三孃保存的一本影集里找出几张她年轻时的相片，她拿在手里看了许久。相片已经发黄，其中一张是教会女子中学篮球队的合影，她是队长，身穿短袖运动衫，护着齐耳的短发，与别的队员手挽手站在第一排正中。另一张她一头烫发，身穿旗袍，怀里抱着个胖胖的婴儿脸露幸福的微笑。这婴儿是刘芹。她一连几天都想着这事，想到她读教会女子中学的快乐时光。她那时又年轻又漂亮，成天快快活活。那时也有生活，也有青春，有属于个人的值得珍惜的东西，并非一无是处。记忆在褪色的相片后面探出笑脸。有一张相片剪掉了一半，只剩下她一个人的半身像，穿着驼绒大衣，仍然脸露笑容。她凝眸良久，由此想开去，想到人年轻就意味着能吃苦，承受得起打击和磨难。她二十六、七岁时和以后的一段时期，什么都承受了，什么都经受过了。她有自己不为人知的一面，并非像表面看上去那样糊里糊涂，请朋友、居委会干部吃吃喝喝。她默默地独自承受一切。她现在却不再具有这种承受能力。现在要是让她像牛鬼蛇神一样接受批斗、挂牌子游街、没完没了地写检查交待，她可能就会因承受不起而自杀，就像在四清中他们学校地主出生的何老师那样用一根绳子上吊（她把家人支开，当发现她尸体的时候上面已爬满蛆虫）。“不过也很难说。”她说。“或许我也能活下去，既然我年轻时都那么过来了。”

生病似乎给了她时间和权利去想过去的事。她常常在门口走廊上一张马夹椅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脸上丝毫没有病人的困倦和抑郁。她在想往事，想思想改造，想灵魂，想教真人假——她从来就相信是这样。她是一名天主教徒，却十多年没进教堂望弥撒了。教师的职务和思想改造不允许她上教堂。想到思想改造她仍然感到紧张。它同时使她想到学校，想到政治学习，想到批斗会、民主生活会，想到阶级路线，想到群众雪亮的眼睛，想到陈清媛校长那张不友善的脸。刘义在回忆中觉得，母亲的思想改造从来都是在紧张或抽筋的状态中进行的。现在她已快走完全程，像攀上悬崖峭壁回首望去，来路令她胆颤心惊。她半躺在马夹椅上，突然一下坐直了身体，浑身僵硬，面无血色，直愣愣地睁着眼，就是想到了思想改造。她想到灵魂的时候则身体松弛，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这时她已从现实的迷雾当中走出来，挣脱一切束缚插上想象的翅膀在自由的天空翱翔。一次刘义看见她流泪了。她是很少流泪的。

她仍然不谈刘义他们的爸爸、她的第一个反革命丈夫……

路上没有一辆汽车开过，扬起灰尘。三里路，他们走走停停，用了将近半个小时。

在镇口附近一家小药店里，邹兴容叫刘义替她买了两包解热止痛散。

古老的街巷在公路下方。公路两侧是新修的铺面，集市贸易的地方，一侧有座民办中学的篮球场。寒场天，行人稀少。他们来到一处卖凉水的摊子前，邹兴容打算买一杯凉水吞药。守摊子的是个四十岁左右、留着短发、整整洁洁的女人，她问明邹兴容买凉水做什么后，说：“这怎么行，你等一下，我去给你倒开水。”

她把凳子抬出来让邹兴容坐。“我一会儿就转来。”她说，拿上瓷盅朝公路转拐那头走去。

摊子上摆着八个玻璃杯，大小两种型号，糖精兑的加了色的凉开水，用方块玻璃片盖着。脚架一侧搁着个毛巾搭着的铁皮桶。在市里这会当作投机倒把受到打击，割资本主义尾巴。从搁在案板上一个罐头盒里可以看出她还没买几个钱。

她从那头茶馆里打了半盅开水回来，和一个熟人打了招呼，高高兴兴的，脸上挂着笑。

邹兴容吃了药，也让刘琼喝了水。她把剩下的水泼掉，和瓷盅一块递过去两角钱。

“我不能收你的钱。”守摊子的女人说。

“就当买了你的凉水吧，”邹兴容说。“不用找补了。”

“这钱我不能收。”守摊子的女人态度坚决。“谁都有出门在外遇到不方便的时候……”

她让邹兴容把钱收回去。

“从城里来走亲戚的？”她问，神色温和。

“不，来找赵老师的。”

“看病的赵老头？就在下面不远。”她说。“从那条巷子下去，一问就知道了。”

“一个好人，对人那么热心。”他们走下那条弯弯曲曲的巷道，邹兴容说。“就像你们河对门的二孃，真正的劳动人民。”

“可她明明是摆凉水摊的投机倒把者。”刘琼笑道。

邹兴容没理睬她。这件小事使她很受感动，觉得单是碰上这样一个好心肠的女人也不虚此一行。

下方巷道口上，一个在家门口洗衣服的妇女告诉他们赵医生的住址。顺着石板铺的小街过去倒左手走上几步就到了。

赵医生是个七十多岁、身穿对襟衫、长着花白山羊胡的干瘦的老头。在他那间地板上摆放着各种中草药袋、梁上也吊着各种中草药的光线清幽的吊脚楼里，他们还碰见一个看病的女人。此人四十五、六岁，骨瘦如柴，两眼凹陷，头发稀稀疏疏，顶上的头皮都快露出来了。她对邹兴容说，她得上了好几种病：胃溃疡，偏头痛，肾炎，风湿病等。她以前是个健康正常的人，但自从两年前她丈夫死后，她就得上了病，变成现在这样子。她丈夫是镇中学校长、党委书记，六六年十二月的一天晚上，从小河那头的公路桥上跳河自尽。

从开在篾笆折上的一扇四方形窗口望出去，看得见那座架在山谷间的石拱桥，一端被岩石挡住。小河在桥拱下的乱石间奔涌流淌，哗哗的流水声隐约耳闻。下方摆渡的木船靠了岸，乘客从小路爬上河坎。女人说到丈夫的死眼圈儿红了。“医生还诊断我得了肺癌。”她说。“我只是咳嗽、咯血……我真要得了什么癌，也是气出来的。”

她的病是治不好了，拖一天算一天，她说。她觉得活着没有什么意思。刘义不知道她的话是真是假。没有一个病人会相信自己的病治不好，至少邹兴容就从来没有相信过。她这么唠唠叨叨地说上一阵，突然住了口，拿上赵医生替她捡好的中草药，付了费，拎起搁在一边的竹篾菜篮，走出吊脚楼去了。

邹兴容在凳子上坐下来，捞起袖口，脸露笑容，把右手腕搁到条桌上一个布垫上。两根瘦瘦的指甲长长的手指头像鸟喙般伸向她的脉搏。









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8-13 22:19

   四十七




刘义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又见到了王名安。与他们出发相隔两周的一个晚上，他在卫校附近街口上一个姓郑的同学家门口碰见他。

王名安和几个战斗队的同学坐在郑同学家门口喝茶。晚上九点多钟，天气炎热，光线昏暗，街檐上这儿那儿坐着喝茶聊天的人。刘义没注意到他们，他走过去了才听见有人喊他。

“我以为你还在L市。”刘义认出王名安，看看在座的几位主义兵同学，说。

“回来两天了。”王名安说。“你一个人上哪儿去？”

“出来走走。”

“到郊外去散步吗？”

打街口过去不远就是郊区了，王名安喊住刘义的时候，他正往那头走去。到郊外漫步，夜晚独自一人穿街走巷，这在刘义是家常便饭。他或者往前走到火车站再折回来，或者往前倒右手绕着公路走一大圈，从另一个方向进城。他有几条夜晚漫游的路线，往西郊方向走只是其中的一条。

王名安和另外两名战斗队的队员抽着烟。刘义第一眼就注意到了昏暗中几个燃烧的烟头。去L市那天就发烟给他们了，三角钱一包的朝阳桥牌香烟，以后每天都发给他们，或他们自己上后勤部去领。他们享受普通战士的待遇。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地方，没有必要再遵守以前的学生守则，甚至觉得嘴上叼着支烟才像一名真正的战士。王名安叫刘义也抽一支。刘义接过手，坐下来，他把烟头递过去让他接上火。

“还要去吗？”刘义抽了口，问。他没像他们希望看到的那样被烟呛着，他在工地上就抽过别人散给他的烟。

“不去了。”

“战斗还没结束。”

“对我们来说已经结束了。”一个战斗队的同学卖着关子说。

自己偷着跑回来了？这念头在刘义的脑子里闪过，他面带微笑，旋即加以否定，毕竟，人家是立场坚定的主义兵、红色方面军战士。

“我们翻车了。”王名安说，把快烧着手指头的烟蒂从嘴上拿开，弹向街面。

“翻车？在什么地方？”

“换防的路上。”

“你们几个都没受伤。”

“我们几个运气好，”王名安说。“有几个同学还躺在医院里……”

他说出那几个受伤的同学的姓名，其中一个还是重伤。运气好的这几个同学只是擦破了一点皮，或虚惊了一场，都笑哈哈的。主人嘴里叼着烟，拎着温水瓶给茶盅升开水，他左边额角上贴着块纱布。另一个同学手掌上缠着绷带，露出几个手指头。

开车的是个年轻人，运输三十四队的造反派战士。因为要通过红色联盟控制的地区，半夜动的身。四辆带篷的解放牌汽车，互相拉开了一段距离，他们在最后一辆车上。碎石铺的公路，坑坑洼洼的颠簸得很厉害。昏昏月光，没开灯行驶，有的地方打着手电照路，但速度仍然很快。王名安和另外两个同学坐在车厢后挡板上。他说他有种预感，感到今晚会出事。他没想到翻车，想到的是被红色联盟的炮火打中。红色联盟在坡头架设高射机枪，封锁公路，红色方面军的车辆在那一带被打翻过好几辆。多数在白天，夜晚开灯行驶也有被打翻的。王名安一有了预感，便挤到中间去，倚着车厢板壁坐下来，枪抱在怀里。他就这么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一个车厢里的人都在打盹。没有人知道车是怎么翻下去的，等惊醒过来，车已翻在坎下了。

坎不算高，垂直高度大约四、五米，在一座小桥前的弯道上，下临一条小河。汽车直直地开下去，撞击在泥石滩上，车身倒向一边。

王名安第一个从车厢里爬出来。他发现自己没受伤。他爬出来后，有人才打亮手电。车厢里已乱成一团。在此之前有一两分钟的时间鸦雀无声，死一般的寂静。

在王名安之后，坐在驾驶室里的城建兵团某副连长也爬了出来。他被碎玻璃划伤，血流满面。他爬出来后，踉踉跄跄走了几步，叉开腿站下来。接着，他双膝弯曲，头歪向一边，身体旋转了将近一百八十度，昏倒在地。

谁受伤谁没受伤隔了会儿才弄清楚。没受伤的都从车厢里爬了出来。汽车歪倒在河沟里，车厢已经进水。被抢救出来的伤员躺在一边泥石滩上，呻吟着。一个撞击时摔到河沟对面的城建兵团战士这时爬了起来，蹒跚着蹚水过河，抢还提在手里，但一上岸便载倒在地。有人对天鸣枪，发出求救信号。

前面的人发现他们没跟上，开着车折回来，一路搜寻到出事地点已过了半个小时。救护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幸运的是他们已越过红色联盟控制的区域。在派车来接他们以前，他们都呆在离桥不远的一家茶店子的院坝里。

只有一名医务人员，对伤员作了简单的急救处理，止住了血，缠上绷带。受伤的有他们这批学生也有城建兵团战士。一个同学摔断了肋骨，一个胳膊骨折，一个腿和腰部受伤，还有脑震荡昏迷不醒的，伤着内脏咯血的。一名城建兵团战士在撞击的瞬间因枪走火子弹打穿腹部，当时都没有人听见枪响。另一名城建兵团战士，步枪的枪端从他的右腮下穿进去，从左边脸颊穿出来。把枪筒拔出来非常吃力，准星像鱼钩上的倒刺不容易退出来，试了几次，终于一狠心拔出来了，痛得他昏死过去。

“幸好手榴弹没爆炸。”一个同学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手榴弹……”

王名安进一步解释说，那是一种自制的、完全缺乏安全系数的手榴弹，它没在撞击时爆炸真是个奇迹。外形像地瓜弹，薄薄的塑料外壳，拉掉引线可能在零秒之内爆炸，也就是说还没来得及出手就把自己给炸了（战场上已发生过这样的事）。所幸的是，他们只是挂在身上，还没机会在战场上使用。

“没参加战斗？”刘义问。

“没参加。”

“那你们干什么呢？”

“驻守阵地吧。”

“呆在战壕里？”

“不，”

王名安不愿承认他们呆在帐篷里，像在夏令营里一样几乎没有一点危险。他们干的事就是派人站岗。两人一岗，一天二十四小时轮流着转，在交接时立正，敬礼，说出自编的口令：“为人民服务！”几天后又改为“纪念白求恩！”这两篇著作加上《愚公移山》唐敏之班主任都曾要求他们背诵。他们驻守的山头附近有一所麻风院。据说战斗打响后，麻风病人都跑出来了。他们心目中四处乱跑的麻风病人才是头号敌人。一天王名安和另外两名同学在坡头上巡逻，从小路上来了二男一女，农民打扮，探头探脑，形迹可疑，立刻引起他们的警觉。他们终于碰上麻风病人了。他们发出吆喝，不让那二男一女靠近。那二男一女瞧见枪口对准他们，听见拉动枪栓的声音，吓得调头就跑。“当时就有种参加战斗的感觉。”王名安说。“肾上腺素已调节到了那种水平。他们要是不听警告继续往前走，我们真的会开枪。”

真正的战斗在离他们驻守地两、三公里的地方进行。他们听得见枪炮声，分得清三八式步枪、中正式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冲锋枪和轻重机枪的射击声。有时枪声响成一片，像爆炒豆似的，噼噼叭叭，达达达达，夹杂着炮弹的爆炸声，有时也响起零星的枪声。红色联盟的人使用迫击炮、高射机枪，还使用一种先进武器“青蛙炮”。这种炮弹落地后跳起来一两公尺爆炸，杀伤力是普通炸弹的几倍。

王名安和另外几名战斗队的同学都见过被打死的人，见过被炸弹炸得残缺不全的尸体，还见过枪杀俘虏。那是在红色方面军吃了败仗、死了不少人，然后成功地进行一次反击之后。王名安他们一行四人上团部去，在离团部（设在一所大队小学里）不远的地方，看见一队人牵成线顺着小路走下坡坳。七、八名红色方面军战士，五名红色联盟俘虏。俘虏中有人受了伤，垂着胳膊或瘸着腿，红色方面军战士枪端在手上。王名安他们在另一条路上，隔开一段距离，看见他们走下坡去，身影背衬着灰暗的天空。他们站下来，几分钟后听见下方山洼里传来一阵枪声，隔会儿又响了一枪。过后便只看见红色方面军的人背着枪从那条路上转来。

王名安他们没到现场去加以印证，好像有什么力量阻止他们这么做。后来他们在团部碰见那伙执行任务的人，枪已放在一边，看上去与其他人无异。

“枪杀俘虏不是我们开的头。”王名安说。

“这太残忍了，我说什么也不会干这种事。”一个同学说。

“要是命令你这么干呢？”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同学说。

“我照样不会干。”

“要是你的战友在你身边活活被打死，你替他报仇，你也不会干吗？”那个同学说。

说他不会干的同学笑了笑，不再吱声。

“接到命令我会干的，手不会抖。”那个同学说。

但下达到茶店子的命令却是叫他们全体回城，他们就此失去了参加战斗的机会，那个表示敢于枪杀俘虏的同学也失去了接到那样一道命令的可能性。

“我们总算什么都看到了。”王名安说。“不参加战斗也好。说不定你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像卫校那名女卫生兵那样正端着饭盒吃饭什么的就被不知从哪儿飞来的一颗子弹撂倒了。”

“我们要是不转来，也会叫我们攻打榆林寨的。”

“不会叫我们上。”

“叫市民中的学生上了。”

“他们本来就是一伙亡命徒，自己要上。”

“就像一首战歌上讲的：‘上战场想一想……哈哈，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王名安插进来说，言毕，哈哈笑了几声。

“市民中不像我们学校那样出过地、市革委会常委。”另一个同学接着说。“死人多的地方不会叫我们去。”

他们谈到榆林寨，谈到另一处战斗同样激烈的回流湾。这两处地方都位于L市的南大门外厂矿区。战略要地。双方都投入大量兵力，战斗反复进行。激烈、残酷的拉锯战。逃亡的红色兵团老保与所有外地的保皇派组成两个铁杆连队投入战斗。

有时双方隔得很近，互相在战壕里、在断垣残壁下说话都听得清。那场广为流传的两个无名氏之间的生死决斗就发生在榆林寨的一处战场上。王名安说，一个呆在战壕里的下江北某厂矿的红色方面军战士听到对面楼房里传来本单位一个红色兵团老保的说话声，他把他喊答应了，确信对方就是他要找的人。他俩以前是朋友，同一批进厂的学徒工，都有了老婆孩子，现在一个参加红色方面军，一个参加红色兵团，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他，呆在战壕里的这个红色方面军战士到L市来的目的好像就是为了找到呆在楼房里的那个亡命在外的红色兵团老保。冤家路窄，让他俩在这地方碰上了。他向他挑战，用能够想得到的脏话辱骂他，揭他的老底。“有种的你就给我出来！”他用在场的人都听得到的声音说。“一个对一个，就你和我！”对方接受了挑战，提着枪从楼房里走了出来，他也爬上战壕，把枪端在手里。两人似乎都等待着这一刻。在夜晚朦胧的光线中互相对看了一眼，便开枪射击。相距只有二、三十米远，两人同时倒地，并且都射中了对方的心脏。

刘义觉得难以置信，它有太多的戏剧色彩。另一个同学接着讲的发生在同一个战场上的事他却认为真实可信。一个市民中的学生呆在战壕里，战斗停顿的间歇，他处于一种兴奋状态中。他十七岁，初六六级的，自己要求上战场，呆在他身边的都是城建兵团战士。不知是出于模仿电影里的英雄人物还是为了闹着好玩，他突然一下站起身，半截身子露在外面，高声呼喊道：“同志们冲啊！”一颗子弹要了他的命，他脑袋被打开花，一只手臂还举在半空中。

“那样的活靶子没有人会放过的，何乐而不为？”王名安说。“砰！送他上西天。”

“运死人的车子快来了。”大伙沉默的一会儿，一个同学说。

“什么运死人的车子？”刘义问。

“从L市运尸体回来的车子。”王名安说。

刘义朝街道两侧看看，听见远处公路上传来汽车的马达声。从火车站方向过来的，在前面就转了弯，驶向另一条公路。

“还有一会儿。”一个同学说。

“运到哪儿？”

“卫校，用药水保起来。”

“每天晚上十一点左右，很准时，一辆带篷的解放牌汽车……”主人说。

“有多久了？”

“一个多星期了。我们还没转来就在运。听说池子都泡满了。”

“你们去看过吗？”

“还没去看，谢绝参观。”

“能想法进去的。”一个同学说。

“哦，尽是死人，看着恶心。”

“我想我是不会害怕的。”王名安咬清每一个字说。“我不会害怕这种有机物转化成无机物过程中的特殊形态。”

他们都在等待那辆带篷的解放牌汽车出现。它从江北轮渡过河（轮渡专门为它开一班），绕着市郊公路走，在前面的岔路口拐弯，朝卫校这边驶来。刚好十一点正，有人说，它来了。刘义已听见马达声，他朝那个方向调过脸去，瞧见新修的铁路大桥引桥和宽阔的像面墙壁的水泥桥墩，一个行人的身影斜着投射在水泥壁上，在马达声中长高长大，然后倏然而逝。带篷的解放牌汽车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中，载着七、八具或十多具尸体驶过来，在水泥桥墩前转了弯，驶进前方的街口去了。







                           四十八




背着三八式步枪、戴着红袖章的门岗看了单位革委会出具的介绍信后，替他们一行人放了行。“对直进去，倒左手。”他说

单位派来的人手持介绍信，领着王名安的五孃、他母亲的妹走进卫校大门。王名安的两个表妹、还有他姨爹那边的亲戚也来了，一共十个人。王名安和刘义落在后面一点，穿过阳光照耀的、静悄悄的水泥院坝。倒左手，穿过两幢楼房之间的走道，来到一座四方形的院落。高大的白果树、柳树，蝉在枝头上鸣叫，泥地上有汽车辗出的车辙。篮球架后面一间办公室门口站着个工作人员模样的人，从他身后传来说话声，几张面孔隔着玻璃窗往外张望。

见来了人，那人叼着烟走下台阶。他四十多岁，理着小平头，一张颧骨高耸的缺乏表情的脸，穿着半统靴，拴着防水的橡皮围腰，亮出结实的手膀子。他接过介绍信看起来，猛抽了一口烟，拿掉嘴上唾沫沾湿的烟头扔到一边。

办公室里出来七、八个人，由同样装束的工作人员领着，穿过长长的走廊，朝拐角上的教室走去。一个三十多岁、短发、身穿短袖衬衣的妇女还没走到教室门口就哭起来了。一声突如其来的呜咽，伤心而悲戚，早就憋在心里，突然间爆发出来。一个年纪比她大的妇女紧靠着她，攫住她的手臂。他们在教室门口呆了会儿，往里张望着，开门进去了。从这边办公室里又出来一名工作人员和一个抱着团白缎子的中年男人。

那人看了介绍信，拿在手里，耳朵上夹着单位上的人递过去的朝阳牌香烟，转身朝办公室走去。从后面看出他围腰下只穿着短裤，右腿小腿肚上静脉曲张，爬着蚯蚓般鼓突的青筋。他们跟在他后面走进办公室。紧里边的办公桌上坐着人，抬起脸来朝他们看着。

那人径直朝里面走去，和坐在办公桌前的人交谈了几句，转来从进门右手一张桌上拿起个墨绿色的公文夹，打开，托在手上，翻找起来。他一连翻过了七、八页，中指头上下移动着，没找到他要找的名字。又翻过一页，指头停下来。“这儿有个彭定雄——”他说，抬起眼睛。

“彭定亮。”王名安的五孃说，咬清了“亮”字。她也像那个半路上哭起来的妇女一样护着短发，穿着白短袖衬衫。她年龄比那个妇女大，头上已长出白发，皱纹爬上了眼角，一张没有血色的绷得紧紧的脸，哭过的红肿的眼睛。刚才那个妇女的哭泣又使泪水充盈起来。

那人放下手中的公文夹，从桌上又拿起一个，翻找起来。

“都编了号？”单位上的人问。

“都编了号。”那人说，停下来看了看。“姓名，年龄，单位都有。他，什么时候……”

“我们才接到通知。”

“这并不能说明他人才到这儿。我们负责我们的工作，发通知是另一个部门的事。”

“有漏了编号的吗？”单位上的人问。

“有过这种情况。”那人说。“有漏了编号的，有编号和人对不上号的……出现这种情况，只好叫家属挨个去认。”

“一共有多少号了？”

“二百六十多号，不算昨天运来的那批……”

他谈到他们的工作，其负荷量已远远超出他们原先的估计，即使新加了几名临时工，加上学校的几名牛鬼蛇神，也应付不过来，忙得晕头转向。这完全可以想象，每晚都有新来的，得把它们从车上卸下来，用担架抬进教室放好。它们有的已过了一两天，没条件作需要的护理，都开始有气味了。照着名单验收是件十分费力的事。名单往往混淆不清，翻来复去的也难对上号。甚至出现过把一车名单弄丢的事。还要给它们重新编号，把它们抬上抬下，领着家属认人，替它们注射，保养它们，看护它们，给它们裹身，等等。

不是人人都喜欢这工作。它需要专业知识，幸亏有学校那几名老师。一声涩笑，没称呼他们为牛鬼蛇神。

“这儿，彭定亮，一百二十四号，城建的……”他说，从公文夹里抽出张单子，递到单位的人手里，他看后再递给王名安的五孃。

“就是他——”

“运来好几天了，重新登记过的。”

“可我们才接到通知。”

“昨天才有人来认领头一批运来的。”他从王名安五孃手里接过还回去的单子，说。“也是才接到通知。”

“没有坏吗？”

“有药水保着不会坏。”他说。“你好运气好，那两天池子刚腾出来……”

“你们这儿用什么布？”单位上的人问。

“白府绸。”

“我们打算用白缎子……”

“用什么都可以。我们这儿只提供普通的白布……白缎子裹一个五块钱。”

“能打个电话吗？”

“那儿。”他朝紧里边的办公桌摆摆头。

单位上的人过去打电话，他走到右手墙下，从一排木钉上取下一双橡皮手套。他们一块往外走时，他又带上了公文夹。

“这边走。”他在门口走廊上说。

他们朝一边走去，在前面转过拐。刘义和王名安打相反方向顺着走廊往前走。走廊尽头上站着个穿水红色衬衣的十五、六岁的女孩，刚才那伙人中的一个。她面朝院坝站在石台阶边缘哭泣，很伤心的样子，他俩走过也没看一眼。石阶下有一小摊呕吐物，她出声地呜咽，擤鼻涕。从教室里也传来哭泣声，不止一个人在哭，听见脚步声，抬起泪汪汪的眼睛。

刘义和王名安踏上对面那幢楼的走廊。两幢楼房的交接处还有一条横向的走道。两头空荡荡的，一眼望得到转拐处，立着砖柱，转砌的护拦。走廊上光线昏暗，他俩走到左侧那间教室的窗口前，隔着玻璃窗往里张望。

教室里摆放着尸体。一张张课桌拼凑起来靠几面墙壁摆了一圈，中间也摆了几排。尸体一个接一个地摆放在上面，头对脚或者头对着头，穿着裤衩或腰以下搭盖着一截白布。手臂交叉搁在腹部或垂放在身体两侧，也有肢体扭曲无法弄直的。一二十具尸体，都经过了清洗，收拾，有的看上去完整无损，有的缺腿少胳膊或只剩下半截身子。纱布缠着的脑袋、肚皮。战地包扎，上面残留着乌黑的血迹。所有的尸体都肿胀、乌紫，注射、涂抹了防腐剂，暮吞吞的乌黑的皮囊，有的地方表皮脱落露出皮下组织。肿胀、乌黑的脑袋、面孔，侵蚀了五官轮廓。有的下巴光光的，有的长出了胡茬。尸体的脚拇指上套着块金属牌子，有的也套在手腕上。

刘义觉得自己瞥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在街上见过，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家住匡正街小学附近，在河对岸一家五金加工厂上班。但看第二眼又不能确定了。熟悉的特征隐匿不见，所有的面孔都极其相似。躺在靠墙那排桌子的正中，缺了一截胳膊，肘关节以下的部位不见了。不像别的尸体那样乌黑，略呈灰白色，同样肿胀，像充了气一般挺着胸脯。

中间靠近窗口这排档头上的一具尸体格外引人注目。一米八以上的大汉，宽阔的肩膀越过了桌子的边缘，搭着块遮羞布，肚皮肿大，浑身乌黑，斑斑驳驳。头部中弹，枪眼在额头上，像烙铁穿过木头那样留下一个乌黑的小孔。后脑勺被掀掉了一大块，填上了药棉花，垫着厚厚一层纱布，头朝后坐，面孔微微后仰。它大张着嘴，露出乌黑的牙龈和灰白的牙齿，眼球鼓出，像玻璃珠一般发亮，幽冥中仿佛生出种鬼魅般凶恶的视线。

“闻到气味了吗？”王名安小声问道。

“没闻到。”刘义说。事实上，他闻到了，药水味中夹杂着一股异味，若有若无，死尸的气味。

“我在前线见过死人……”王名安同样压低声音说。

几扇玻璃窗紧闭着，打碎的地方用纸贴了起来。里面见不到一只苍蝇。几处地方堆放着冰块，摄氏三十度的高温，但却感觉到一股凉悠悠、冷飕飕的气息。

从那头过来了几个人，听到脚步声已快到面前了。窗口上突然多出几张活人的面孔。一丝阳间的气息。卫校的学生，或设法混进来的年轻人，一声不响地贴着玻璃窗往里张望。其中一个女孩手捂着嘴鼻站在一边。她跟随他们一伙往另一头走去时，也一直这么捂着，靠走廊外侧走。

穿水红色衬衣的女孩还在那儿哭泣，脸调向一边。隔壁教室左手进门的地方，那伙人围着两张拼凑起来的桌子，几张抬起来的脸，泪水未干的眼睛，那个女人还在呜呜咽咽。刘义瞥见撕成条的白缎子、肿胀发黑的肢体。一个工作人员把它托住，另一个用白缎子从脑袋开始缠裹起来。

一连几间教室都摆放着尸体，静悄悄的，门窗紧闭。空气里弥漫着药水味儿。城市的噪音被隔绝在远处的院墙之外，寂静笼罩着这外国传教士留下的古老建筑、宽阔的立着青砖柱的蝉鸣声悠扬的走廊。

刘义发觉王名安没跟在身边，听见后面传来有人呕吐的声音。王名安是不会呕吐的。可是他调过脸去，看见呕吐的人正是他。立在砖柱一侧，身子探到护栏外，砖柱挡住了他的脸。刘义嗅到空气里那股若有若无的气味，也感到翻胃，喉头一阵阵发紧。

王名安跟上来，发青的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没说一句话。

在转拐过去一间开着门的教室里，两名医务人员模样的人正站在紧里边一张桌前给头天晚上运到的尸体做防腐处理，涂抹了一面，把尸体翻转过来。四十多五十岁的人，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卫校的老师，具有专业知识的牛鬼蛇神。另一张桌前，一名戴眼镜的瘦高个儿把注射器的针头插进尸体的肚脐眼里，推进针剂，神情淡漠地抬起头来看了一眼。

他俩前后只耽搁了七、八分钟，急急忙忙赶到后面的防腐池时，寻找彭定亮的工作才刚开始进行。

院坝后面一间宽敞的砖木结构平房，两口池子位于进门左手方，戴上橡皮手套的工作人员手拿一根不锈钢叉杆站在第一口池子高出地面的水泥围台上，看上去比站在平地高大。围着橡皮防水围腰，乍看就像屠宰场的工人，或更像一名水产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水池里打捞海鲜、鱼类之类的水产。围台一侧站着王名安的五孃、跟随她左右的妇女、一个五十多岁的穿和尚领汗衫的男人和单位上的人。其余的人呆在敞开的大门口，或往池子那边看着，或别开脸往外望。

池子上方吊着盏灯，但光线主要还是来自后墙上开的窗口。池子里泡的都是裸尸，不锈钢叉不时打捞上来半截水淋淋、灰褐色或青紫色的躯体。工作人员在围台上来回走动，把尸体翻转或钩拽起来。它们比教室里的尸体颜色更浅，保存得更好，好像经过挑选的品种，不见缺腿少胳膊的，但同样的肿胀，面目狰狞。王名安的五孃把一池的面孔都看过了，还没看见彭定亮的面孔。他们看面孔，也看脚拇指或手腕上套的金属牌，没有一百二十四号。

他们又来到下一口池子。又是一番打捞，翻翻拨拨，尸体像一截截木头被拖拽出水面，它们重重叠叠地挤在一块。超负荷发挥功效。富尔马林水已快漫到围台边缘。发绿的一池水，泛着鳞波，水面上支楞着一截手臂。一具尸体上半截身子露出水面，它被确认不是一百二十四号后，又被沉入水中。王名安的五孃好像不堪重负，她快支撑不住了，脸白得像纸，眼睛里含着眼泪。年长的女人攫住她手臂，在一旁架着她，目光也像她一样往池子里瞄着。

一百二十四号终于浮出水面。它被拖拽起来，平躺在一侧的围台上。王名安的五孃看上去虚弱不堪，浑身好像没有一点力气，可是当尸体拖起来，在围台上摆直后，她却尖叫了一声“定亮——”猛然挣脱开攥住她的手，扑了上去。

她很快被拽开了，听到那声“定亮——”王名安十三岁的小表妹伏在门框上哭了起来，十六岁的大表妹则一声呜咽，嚎哭着跑过去，伏倒在爸爸的尸体上。她也很快被拽开了。母女俩放声大哭。

特殊的形态，相隔阴阳两界，对亲人的哀恸无动于衷。刘义发现王名安的眼睛也湿润了，站在别人后面看着那具水淋淋光裸乌紫的尸体。它浑身肿胀，瞪着眼，张着乌黑的嘴，胸口上开了个窟窿，肿胀的肚皮和生殖器官。它曾经是王名安的姨爹，城建兵团的一名副排长，一周前胸部中弹牺牲在榆林寨的战场上。

寂静中传来汽车的马达声。刘义和王名安跟在单位上的人后面走了出来。汽车还在那头院坝里，单位上的人小跑过去，在前面拐弯处把一辆解放牌汽车领过来。

汽车停在大门外的草坪上，从车厢和驾驶室里下来六、七个人。有人手上抱着卷成筒状的白缎子。单位上的同事、战友，一名革委会的头头也赶来了。







                            四十九




停尸场上处处体现了节俭。搭盖尸体没用整张被单，一张医院病床上用过的被单分成了若干张，小到只能遮羞的地步；人手配备不够，造成了混乱与耽延；统一配备的裹尸布只是普通的白布，等等。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追悼会与出殡的气派与铺张。

灵堂设在单位礼堂里。治丧委员会主席由一把手担任。烈士的遗体从头到脚用白缎子裹起来，搭盖着雪白的被单，覆盖着一面红旗，是党员的则覆盖着一面党旗，遗像悬挂在白色的帷幔上，挽联上写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落款都是各单位头面人物，甚至地、市革命委员会。无数的花圈、挽联，无数的幛——青呢、华大呢、毛毕叽、涤确凉、丝绸、床单，等等。百货公司柜台上有卖的就有人送来。一个大单位的灵堂里往往挂着二、三百幅幛。

吊唁的络绎不绝，亲戚朋友、造反派群众、战友、各单位代表。庄严，肃穆，在遗像前三鞠躬。也有长跪不起的。那是本单位未被三结合的走资派和红色兵团的大小头目。这仪式在厂矿特别盛行。一个个都上了绑，胸前挂着牌子，在红色方面军战士的看守下，在烈士的遗体前跪成一排。

悲痛欲绝的烈士家属往往把仇恨发泄到他们身上。刘义在某单位看见一个烈士刚成年的儿子动手揍本单位一名走资派、原党委书记。他开始还有点犹豫，对方已五十多岁，比他牺牲的父亲的年龄还大，而且绳捆索绑，毫无还手之力。但他经不起别人的撺掇，突然扑上去一顿拳打脚踢，一边还嚎哭着，咬牙切齿，脸红筋胀，好像走资派就是杀害他父亲的凶手。

每天都有出殡。有时一天不止一、两起，甚至两支出殡队伍在街头相遇也时有发生。无一例外的都要游几大街，下游厂矿区、乃至几十里外的县区的也要把队伍拉进城。

刘义站在市文化宫院墙前的人行道台阶上，看着送殡的队列越过街口缓缓开过来。

走在前面的是一辆解放牌汽车，以步行的速度开过来，车头上扎着朵大白花。烈士的遗像镶嵌在相框里，由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端在胸前。相框上扎着朵小白花，向两侧披下青纱带。炭精画像，出自某个业余画家之手，上面的人大约四十岁左右，理着小平头，清瘦的脸，穿着扣上封领扣的军干服。一张放大的多少有点走样的工作证或别的什么证件上的免冠半身像，表情严肃，郁郁寡欢。女孩穿着白府绸衬衣，手臂上戴着青纱，护着刘海，扎着一对短辫子。她也像相片上的人一样瘦弱、严肃，意识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紧绷着一张下巴颏尖尖的菜色的脸，目不斜视。

车厢里放着烈士的灵柩，搁着几个花圈，两侧站着戴青纱的男女。

汽车缓缓驶过后，跟着上来的是语录牌、花圈队。语录牌上写着：“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所不同……”、“无数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前面英勇牺牲……”以及无处不在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是哀悼还是鼓舞？好像他还会遇到什么需要加以克服的困难似的。

花圈三个一排，由本单位的青年男女扛着。一百多个花圈，各单位送的盛开的哀悼之花，一簇簇五彩绽放的小花朵，黑字写在白纸黄纸条幅上的挽联，锡箔拼贴的奠字，在乐曲声中整整齐齐地过去了。紧随其后的是各单位送的幛，或扛着幛的队列。青呢、华达呢、毛毕叽、涤确凉、丝绸……像幡一般挑挂起来，或一张张搭在两人抬着的长竹竿上。二、三十幅飘动的幡（名贵的料子），七、八副搭满布料（其间距要让人数得出来）的长竹竿，令围观的群众叹观止矣。

乐队上来了，奏着雄壮的《国际歌》。有长号、小号、喇叭、长笛、木笛、手风琴、鼓等。队员穿着白衬衫，青下装。一支临时组建的出现在各出殡行列中的乐队。其中有刘义所在那所中学宣传队的几名乐手，吹木笛的还是他们班上一名同学。奏完“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刚好走到小街口上，鼓手干净利落地在最后一个音符上收了手，乐器从嘴唇上拿下来，喘上一口气，甩干小号、喇叭里的唾液，抹抹额头上的汗珠。接着，指挥棒一挥，又奏起了语录歌：“无数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前面英勇牺牲……”结尾的重复句像咏叹调一般反复出现：“牺牲了，牺牲了，牺牲了……”

乐队后面跟上来的是应邀列席的嘉宾、代表。地、市革委会代表，解放军代表，单位革委会主任和全体委员，兄弟单位革委会代表，一个个佩戴青纱、白花，表情庄重、严肃。地、市革委会代表只出现在隆重的送殡队列中，死者的身份特殊或有英雄业绩，此番出面的是地革委常委、红色方面军指挥部头头。烈士的家属走在后面。烈士的遗孀，一个三十七八岁哭肿了眼睛的相貌平平的女人，由两个年轻的女人相伴。烈士的一对儿女，身穿白衬衫十岁的男孩和同样身穿白衬衫的十三四岁的女孩佩戴青纱尾随其后。还有烈士的亲属和生前好友。他们过去了，跟着上来的是本单位和各兄弟单位送殡的群众队列，戴着青纱、白花，四人一排，一支浩浩荡荡望不到尽头的送殡大军。

“牺牲了，牺牲了，牺牲了……”已走到市文化宫大门口的乐队还在反复奏着这首曲子。

群众已从讣告和街头传闻中了解到烈士为何许人，怎样牺牲的。此人当过兵，副排长专业，时任东山矿区保卫科副科长，最忠诚的造反派战士，在武装支援L市的战斗中任连长。他骁勇善战，总是身先士卒，死得也很壮烈。一天晚上，他带领一个班的战士去摸哨，中了红色联盟的埋伏。他们摸黑越过战线，爬上一个坡头，在坡顶的平坝上一束探照灯的光柱突然射向他们，喊话筒里传来一个声音：“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他，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红色方面军二营四连连长的字典里决没有投降二字，牺牲自己生命的决定是在瞬间作出的，或者根本就没作出任何决定，而是出于本能的冲动，即“正义的冲动”。他喝叫随行的战士卧倒，自己则端着冲锋枪面对探照灯一阵猛扫，并且高喊：“无产阶级革命派……”只喊到这儿，便中弹倒地，身上的弹孔像蜂窝眼一般密集。

每一场出殡都好像是对红色联盟罪行的控诉。他虽然中弹牺牲，身上开了不少窟窿，但毕竟得到的是一具完尸。而不久前牺牲的一位烈士的遗体却仅剩一截胸腔和掏空的肚腹。下葬前举行了控诉红色联盟罪行的惨烈的游行。死者在战斗中被俘，红色联盟的暴徒用酷刑折磨他，剁掉四肢，砍掉脑袋，开膛剖腹。这截残剩的躯体搁在一张木板上，由战友们抬着游街，就连见过各种残忍场面的群众也觉得骇人听闻，惨不忍睹。

此时此刻，出殡的场面和气派却使群众迷惑，看花了眼。新生的红色政权不会忘记他们，人民不会忘记他们。所有的烈士都作因公死亡处理，地、市革委为他们修建陵墓，向家属发放抚恤金，安排子女的工作，未成年的子女由单位抚养到十八岁。

出殡的游行在山脚下结束。群众四散开，幛收了起来，花圈随灵车去了新建的烈士陵园。

山背面一处松林覆盖的山丘，离后山转山公路只有几步路。九月初的一天下午，刘义独自一人踏上这条公路。

寂静的山林，树木在阳光下投下凉爽的阴影。打两山之间的岔路口过去，经过一片柑橘林、路旁几间生产队的茅舍，顺着碎石铺的路面往前走，转过一道弯，一旁的低洼地里长着片桃树林，公园的苗圃也辟在这片洼地里。公路与山丘之间隔着块长满水藻的小池塘，堰坎上已踏出条通烈士陵园的路。

没有纪念碑之类的东西，连路标也没有。许多人并不知道这儿有座烈士陵园。一切都是匆匆建造起来的（两年后当造反派失势后它就不复存在）。堰坎那头长着几棵香樟树，往右走有条三合土通道。通道上有的地方已经塌陷，通往陵墓的石阶歪歪倒倒，罅牙裂缝。泥土石头垒的陵墓，在松林里上下排列成行。

坟头上立着墓碑。涂上红漆的碑文。刘义站下来，一块墓碑上的碑文跳入眼帘：“唐文华烈士，一九四六年——一九六八年”牺牲时年仅二十二岁。下一块墓碑：“刘平烈士之墓，一九四三年——一九六八年”二十五岁。

上下都是墓穴，朝两侧延伸。刘义顺着墓前走道往右走。泥地上长着青苔，有人在上面留下了脚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儿的脚印，也可能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孩子的脚印，一大一小的两双球鞋的齿痕新鲜、清晰，过了潮湿、裸露的地面逐渐消失不见。青草遮盖了泥土的赭红色，蕨草卷曲的芽茎从墓碑后探出头，一处坟头上撒着纸花，一处墓前留下烧过纸钱的灰烬（烧纸钱是禁止的）。刘义缓步向前，嗅着松林的气息，读着一块块墓碑。“赵××烈士之墓……”、“张××烈士之墓……”、“陈××烈士之墓……”有生于四几年的，也有生于三几年、二几年的。最大的五十四岁，生于一九一四年，最小的十七岁，生于一九五一年。市民中的学生，也许就是高呼“同志们冲啊”的那个，郑卫红，用的不是父母给他取的名字。

刘义站下来，抬头看上面几排墓穴，它们在寂静中朝他俯视着，某个墓穴里也许就葬着卫校教室里那个面目可憎的大汉，葬着他误认为在河对岸五金加工厂上班的那位青年工人。所有死者生于不同的年代，但却死于同一时期，六八年的六、七月份，而且死于同一地点。这点墓碑上没有记载。

他们出发时高高兴兴的，在乐曲声和汽笛声中站立在船甲板上。他们完全知道自己参加的不是一次沿江旅游。那个在码头上问他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的孩子，很可能等到的不是活着回来的爸爸。他们献出了生命。他们用牺牲换来了红色方面军和新生红色政权的胜利。红色联盟已被彻底打垮，逃亡到 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8-14 23:14


   五十




刘义的记忆中，母亲邹兴容是那年九月间去的乡下舅舅家。

那也是她出生的老家，在河的上游，离城三十五里路，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坐木船溯河而上，到石板溪再走上七、八里山路；一条从渡口过河，顺着石板路走，途经三道牌坊、区镇。这后一条路也是刘义的爸爸当年骑着马走过的路。当年渡口上还只有木船摆渡，一艘过河船载着他和那匹枣红马过了河。刘义去乡下舅舅家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事，他是到了那儿之后才听母亲说起的。

邹兴容的病情在不断加重。她吃中药，也上医院看门诊，打杜冷丁止痛。她仍然不相信自己得的是癌症，但已感到病情在恶化。她睡不好觉，心情烦躁，容易激动。一些过去的事情像梦魇般地缠绕着她，一些她本来以为已经遗忘、被删除的记忆又恢复过来，带着使她感到吃惊的力量。她与现实拉开了距离，越来越多地生活在病痛、回忆与幻想中，她自己真实的天地中。

她梦见刘义的爸爸，醒过来还想到他，活灵活现，就像他一直没离开她，没发生后来这些事一样。她醒来意识到这些事已经发生，心里也没有失落的感觉。她梦到和想到她年轻时的生活，他俩共同度过的那九年时光。以前她在子女们面前说的与现在说的可不一样。以前她说她年轻时追求她的人不少，有的后来还走到了领导岗位上，入了党。她那时年轻幼稚，贪图虚荣，没接受他们的追求，却接受了刘义爸爸的追求，她想起来都后悔，等等。而现在，这都成了以前的旧话，她不再说这种后悔的话。

她可以自我改造，和过去的一切划清界线，重新做人，回到人民的怀抱。她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她靠自己的工资养家糊口，作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她每次运动没犯错误，站稳了立场；她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她不再留恋并且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过去的剥削生活。她不计较别人怎样对待她，不计较陈清媛校长对她的看法。她未能使陈清媛校长满意。未能使领导满意你的努力还有什么用呢？在思想改造期间她还没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她以为自己错了，或错在自己身上，她对自己产生怀疑，认为自己做得还不够，害怕成为一名落伍者，被时代所抛弃。她看看四周，大家都在作最大的努力。妻子和丈夫划清界线，儿女和父母划清界线，朋友同事之间划清界线，自己与自己划清界线，都积极向组织靠拢，得到认可，跟上时代的步伐。落伍者是不能被群众容忍的。就像一场大合唱，人人都按乐谱发出自己的声音。

她交上了一份答卷。可是谁是阅卷的人呢？还是这句话，你要是没得到领导的赏识、认可，你的努力还有什么用呢？她的努力没有得到承认，她的答卷被扔到了一边。领导的眼睛盯上的是别的东西。她不可能成为一个新人。而且，她也不能真正做到“脱胎换骨”。有人称自己做到了这点。可实际上还和原来一个样子，同样的斤斤计较、患得患失，同样喜欢算计人、打小报告、不与人为善。这样的人她并没少见。

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就是说变成一个完全不是你自己的人。她努了力，却做不到这点。她改变不了自己，就像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一样。这是明摆着的，她改变不了自己嫁了个反革命丈夫、和他生活了九年、给他生了三个孩子这一事实，改变不了自己是反属、孩子们是出身剥削阶级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一事实。

水冻于冰但仍然是水。她还是她自己，一个普通的知识妇女，命运多舛，历尽艰辛，承受了别人难以承受的打击，几乎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她与之打交道的东西是铁板一块。她面对命运，已不再存有幻想。过去的事并没被遗忘，它又被重新回忆起来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她发觉自己身上起了变化。肉体在迅速衰退，精神却在崛起。她既害怕又很激动。她渴望看到事情的真相，看到她以前连想也不敢想的东西。她活在自己的记忆中、内心中，没有任何人再能干涉她丝毫。

她后悔自己把那张底片烧毁了。它对她并不仅仅是张底片。她当时要是把它藏在什么地方，或者听了刘芹的话，交给她保管，很可能就保存下来了。但她却因为胆怯把它烧毁了。她是出于胆怯而不是出于觉悟，就像一些烧掉自己的藏书、日记和手稿的人一样。她很清楚，那不是一张普通的底片，从他们家里把它搜出来无异于从一户地主家里把一本“变天账”搜出来一样，阶级斗争新动向，后果将不堪设想。

邹兴容身上的变化从她对待外调人员的态度上也可窥见一斑。那是两个从河南来的专案组人员，向她调查刘义爸爸的一个亲属。那人以前和他们关系密切。外调人员先找到学校，再找上家门。要是以前，邹兴容准会被吓得心神不宁，凡是牵涉到那段历史的事都使她害怕，神经过敏。但这一次面对两个外调人员她却显得很平静，丝毫也不躲躲闪闪，他们想知道什么她就告诉他们什么，而且暗地里还为被调查对象开脱。

这么久的事政府和组织还没忘记，还想弄清楚。他们要的是原封不动的东西（档案上的东西）。可是没有原封不动的东西，有的只是记忆，它已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她说到刘义他们爸爸时用的已不再是原来的语气。他从她记忆的深处慢慢活了过来。一个从废墟中爬出的苍白的幽灵，她对他吹了口气便魔术般地恢复了生机。现在她不再害怕想到或说到他。她意识到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她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体力恢复后就想到了这次乡下之行。病魔已向她敲响了警钟，她今后将卧床不起，她要趁现在走得动的时候，回老家去看看。

她兄弟，刘义他们的舅舅很高兴她去。他们兄妹几人，只有这个幺兄弟还在乡下务农，守着家里那座老房子。听到消息，他放下农活赶到城里来了。他建议邹兴容坐滑杆，约好天日他安排滑杆来接她。但滑杆使邹兴容想到剥削生活，她表示她还没虚弱到不能自己走路的程度，她坚持步行走那三十五里路。

刘义、刘琼陪她去乡下，星期四一早动身。他们过了河，顺着河边走，经过茶厂、刘义他们干活的工地、未竣工的铁路大桥，踏上去区镇的石板路。晴朗的天气，路面干爽。河面上升起灰蒙蒙的雾气，太阳罩在一层薄雾中看上去像一轮圆月，看得见河上隐隐綽绰的船只和岸边像剪影般出现的纤夫们的身影。邹兴容穿着双垫了鞋垫的解放鞋。他们都穿着解放鞋。换洗绷带、药物和刘芹替他们准备的一包糖果饼干装在一个挎包里，由刘琼挂在肩上。路顺河滩蜿蜒，穿过菜地、桂圆林。他们走得很慢，一路说着话，离开城市去乡下做客都感到高兴。

邹兴容说她读教会女子中学的时候，每星期都要在这条路上来回走一趟。她读住堂，每周回家一次。星期六下午上完最后一堂课走，星期天下午返校。她不是一个人，和一个姓欧的女同学一路。那女同学家住镇上，邹兴容不走区镇过，打第三道牌坊那儿插小路，因此她俩总是在那儿分手或碰头。她俩那时只有十五、六岁，蹦蹦跳跳的不知疲倦，三十五里路只要两个小时就走完了。

那时她父亲、刘义他们的外公还在世。他去世的时候她只有十六岁，在教会女儿中学还有一年毕业。她母亲死得更早，死于产褥热，刚生下不久的婴儿也随她去了，那时她只有两、三岁。她父亲后来再婚，生下两个兄弟一个妹。他们的外婆现在住在乡下，住在乡下的还有她的大孃、刘义他们的大姑婆。刘义他们的幺舅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

她父亲是个勤劳、朴实的农民。他们家土改时定的成份是上中农，有自己的田地和瓦房。她父亲开过糖房和酿酒作坊，在那一带有点名气，他要不死，活到土改，定的成份很可能就是富农或地主了。他是在腊月间一天晚上在镇上和朋友聚会喝醉了酒转来掉进水田里冻出了肺炎死去的。因他的早死，她后家成份才保住了一个上中农，没被划入剥削者的行列。

她父亲喜欢结交朋友。当时的乡长、后来被镇压的吴天栋就是他的一个朋友。邹兴容自己最好的朋友则是那个和她一快读教会女子中学的欧姓的女同学。两人的父亲也是好朋友。她家里后来把她许配给了区镇附近的一户有钱人家。她比邹兴容迟一年结婚，她前后二家定的成份都是地主。减租退押时她来找过邹兴容，摸黑进的城，与她先前的样子已判若两人。她借了一百大洋给她，后来就再没见过她的面，听说已经死了……

邹兴容感到庆幸的是她当时没带着几个孩子回乡下安家。要是那样的话，他们一家人可能就活不到今天了。

他们已走了五、六里路，在桂圆林里坐下来小憩后，离开河岸缓缓爬上一道坡。刘义、刘琼没说话，课文里刘文学的故事已告诉他们农村的阶级斗争往往比城市里更激烈，为了生产队的几个海椒地主分子王文学掐死了具有阶级斗争觉悟的十二岁的男孩刘文学，自己也搭上一条老命。

这样的话邹兴容在家里是不会说的。实际上，她也只说了一半，说到她朋友的死时，她微笑着说她当时幸好没听别人的建议带着几个孩子回老家。后来活不到今天的话是刘义在回忆中替她补上的。他相信那就是她想说而没说出口的话。

一路上他们走走停停，在路边太阳晒得干爽的草地上、牌坊一侧一户农家的屋檐下坐下来歇气。岩壁上、牌坊的立柱上、小水库的堤坝上、大队小学的土墙上石灰书写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有过期的字迹模糊的，也有新写上去的。“清理阶级队伍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写在一堵石壁上。近期的标语。“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分别写在一堵院墙和一座瓦房的屋档头上。字迹清晰的、不会过时的标语。

城里也在搞清理阶级队伍，针对的对象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

前段时间大街上出现过“打倒小爬虫，横扫变色龙，彻底粉碎右倾翻案风”的标语口号，还召开了万人大会，刘义已记不清针对的是什么人了。

他们到达区镇十一点，在路上走了将近四个小时。

舅舅到镇上来接他们。他们在镇口附近一户奉教人家里喝茶歇气。舅舅是生产队会计，在镇中学读的初中，能写会算，干农活也是把好手，太阳晒得黑黑的脸，中山服左上兜上别着支钢笔。那户人家有个八十多岁的老奶奶，和他们搭了两句话，便坐在角落上一张旧藤椅里点头点脑地打起盹来。

从小镇到舅舅家五里路。石板路、田埂小路顺着山丘蜿蜒，他们和两个到镇上送了公粮挑着空箩筐往回走的生产队农民一路说着话，不知不觉就到了。转过一处长着柑橘树的坡头，隔着一片山冲，远远地望见座落在坡脚下的瓦房，竹荫中探出一角灰白的墙壁，上方飘着淡淡的柴草的青烟。







                             五十一




那个礼拜六下午，刘义一个人在山弯里一块蓄水田里钓鱼。他从城里带来的两磅的尼龙线，在斑竹林里砍的一根竹节用烟火烤直的颠头闪巍巍的钓鱼竿。四四方方的长着灯心草的蓄水田，他钓了约一个小时了还没有鱼儿咬钓，笆篓还没下水。

刘义以前也在这块田里钓过鱼。那已是六、七年前的事。那时他还在读小学，困难年刚过，到乡下做客。田地下户后迎来的第一个丰收年，他在乡下呆了整整一个月。在田里、堰塘里钓鱼，在溪沟里捉螃蟹，和大姑婆一块上地头摘豇豆、挖红薯，用一头有个篓子的长竹竿摘吊在树枝上的葵瓜。大雨过后的早晨他上敞坝那头小路边的梨树下去拾掉在地上的梨，草地湿漉漉的，一旁的溪涧淌着水，又甜又脆的黄皮梨，一个早晨他能拾上半提兜。现在是梨子成熟的季节，但可惜那棵老梨树一年前在重新划定自留地时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砍掉了。

刘义喜欢大姑婆，她是奉教人，一辈子没结婚，六十七、八岁了人还很硬朗，操家理务，在地头干活。她擅长打谜语，常常把刘义难住。她还记得刘义的爸爸。刘义喜欢她的一个原因是，她在说到他爸爸时就像说到一个普通的人，没把他当反革命看待，丝毫没有别人那种遮遮掩掩、吞吞吐吐的语气。她头脑里只有天主，没有阶级斗争觉悟。

下午四点多钟，刘义不时往对面大路上望。走过了一个牵着牛的农民，一个背上背着孩子的生产队妇女。刘芹要是抄近路，就有可能从这条路上经过。但她也有可能从小镇那边的路上过来。周六下午她没有课，把张惠在张三姑婆家安顿好，吃过午饭从城里动身，这个时候也该到了。想到这点，刘义便收起钓竿，提上笆篓，打一旁的小路爬上坎去。

刘芹已经到了会儿了，洗了脸，穿着花府绸长袖衬衣，高高兴兴地坐在堂屋里和母亲、外婆说话。

舅舅、舅娘出工去了。大姑婆和刘琼一块到坡上自留地里摘了半夹背豇豆，捎带回来一捆捋干净豆叶的毛角豆茎杆，这会儿坐在堂屋门前剥青豆。舅舅的两个孩子一边一个隔着门槛倚在门框上，好奇地朝刘芹看着。

刘芹在镇上碰见一个人。她并不认识他。他主动上前和她搭话。此人五十多岁，瘦高个儿，穿着件中山服，一边嘴角有点歪斜，模样像乡村教师。姓邹，称他从小就认识邹兴容，知道刘芹是她女儿，他还对刘芹说他见过她爸爸。

大姑婆在一旁说她知道这个人是谁，不是什么老师，是一个奉教人，家住镇上，说起来还是邹家的一个远房亲戚。他见过刘义他们的爸爸，没错，也从小就认识邹兴容。谈话就从这儿开始，直到夜幕降临，舅舅舅娘收工后扛着锄头回家，对面山岗隐没在夜色中，堂屋里点上煤油灯。

要是在城里邹兴容是不会这样说到刘义他们的爸爸的，只有在乡下，在舅舅家的堂屋里、走廊上才能这样说到他，说到他们年轻时的那段经历。刘正泽，这遭符咒诅咒的名字，这么多年她就不敢在别人面前提到它……

*  *  *  *  *  *  *




她第一次听到这名字的时候十七岁，还有两个月就从教会女子中学毕业。他在篮球场上认识了她。那个赛季她们几乎每天都有球赛，他总是每场必到，坐在第一排球队座位一侧显眼的位置上。那时广场还没开辟出来，还是一片跑马场和训练新兵的郊区操场。球赛都在行署、当地驻军或学校的球场上举行。她从第一天起就注意到了他，在当地驻军的球场上，他身穿一身淡灰色的西装和一些年轻的军官们坐在一起。

两天后，球队的教练正式把他介绍给她。刘正泽，还提到他的少校头衔。他是到本市来考察工作的。他对她说，他本人也是一名篮球运动员，每到一个地方都喜欢观看当地的球赛。他对她的球艺说了不少恭维话。她发觉他是个很会说恭维话的男人。他送她回学校，在学校大门口和她分手。

当时她身边总有人围着她转，有女朋友，也有男朋友。但他总有办法接近她，她想拒绝也办不到。他已和教练交上朋友，很快和球队的人熟悉起来，赢得了她身边女友的好感。他总有机会出现在她身边，在球场上，在赛前赛后，在回学校的路上，或由别人出面组织的一次有她和女友们参加的野餐中。他送她的礼物，不很贵重，她难以拒绝。他给她和女友送电影票、首场演出的戏票。他带她上驻军的训马场看骑术表演，还和她去了本市最好的一家餐馆。这是第一次，她和一个男人一块去了餐馆，违反了校规，受到在女中当学监的她的三孃、也是她监护人的训斥

她已从他那儿了解到他是农民的儿子。老家在本省北部山区，当地的一个大家族，十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七，哥哥兄弟都在外面做事。他有个叔叔去国外留学，后来参加了北伐，成了共产党。他兄弟七人中，也有两个是共产党，年轻时就离家出走，与家庭断绝了来往。他本人靠半工半读上了师范学院，后来又上了黄埔军校。他向她承认，他来本市的目的，一来是职务在身，二来也是为了与朋友替他物色的对象见面。他没看上女方，但却看上了她。他第一眼看到她就喜欢上了她，一见钟情，她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新娘。

然而她还在犹豫不决。她当时还有别的追求者。她感觉到他真正喜欢她，他和别的男人不一样，和他在一起她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但她对自己并不很了解。她留恋无忧无虑的少女生活，还不想这么快就结婚。事情来得有点突然。他不让她有喘息的机会，在爱情的进军中他也拿出了军人的作风，使她觉得有点缓不过气来。

他处处迎合她，讨她的欢心。一次他因工作关系去了Ｌ市，她当天便收到他一封电报。他在Ｌ市只呆了两天，却好像呆了两个月或更长时间，见到她的快活劲都使她感动。她对他说她三孃要她嫁一个奉教人，那个礼拜天早晨她便在教堂里碰见他。他也来望弥撒，一声不响地走过来坐在她身边。从教堂里出来，她把他介绍给她三孃。这是他和她的监护人第一次见面。他对她三孃说，他父母都是天主教徒，他本人小时候也信教，受过洗礼，完了神功，他是后来外出求学才没机会上教堂的。三孃对他的话半信半疑。

他终于向她求婚。她既没回绝他也没答应他。她需要时间冷静想一想。她不辞而别，怀着一颗慌乱的心一个人回到乡下。

他得到消息，第二天一早便赶去了。他找当地驻军借了匹马，从渡口乘木船过河，到区镇三十里路步行需要两个小时，他骑着马四、五十分钟就到了。那条路上和小镇上的人还从来没见过骑马的人，艄公也是第一次替一匹马摆渡。他把马拴在区公所的院坝里，步行走完那剩下的五里路。

“我没想到他会找到这儿来。”邹兴容说，脸露微笑，下意识地往门外山冲那边的大路上看了一眼。“见了他我就躲起来了。

那是六月间的事。当时的情景大姑婆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豆子已经剥完了，她坐着没动，苍老瘦黄的脸上挂着笑容。还有谁比在乡下度过一生的老姑娘的记忆更牢靠呢？她朝坎下调过脸去，眯细着眼，仿佛看见他跟在那孩子后面从对面坡脚石壁下那口浸水井旁边顺着石板路走过来。那时坎下路旁还有个牛滚荡，家里那条老牯牛浸泡在水面泛着一层残渣、牛虻苍蝇肆虐的臭水中，喷着鼻息，露出一对硕大弯曲的犄角。他穿着白衬衫，一条浅色的下装，脚下穿着双马靴。那孩子领着他走过牛滚荡，在坎下碾坊旁边站了下来。

“我从厨房里出来，站在这儿的洗衣台旁边。”大姑婆说。“兴容已向我说起过他，我一眼就猜到他是谁。我当时还不老，对男人的直觉告诉我，兴容这次选对人了。兴全、你们的大舅当时也在场，站在一边呆呆地看着。他很有礼貌地和我搭话。知道兴容在这儿他放心了。他给了那孩子一块大洋，那孩子高兴得脸都红了……”

“他在这儿吃的午饭，呆到下午五点多钟才走。”外婆说。“兴容和他一块回去的。”

“我隔了一天才走。”邹兴容说。“他骑马，和他一块走让他把我揽在怀里那太可笑了。”

大姑婆也证实她没和他一块走。大舅，他当时还在读小学四年级，和他一块去了镇上，让他带上他骑了一段路的马。“

他身材高大，结结实实，长相也周正，是个男子汉，大姑婆说，看得出来他很喜欢兴容。

那次乡下之行无形中就把事情定下来了。但照三孃、她的监护人的意见，他还必须证明自己是个奉教人。于是他开着吉普车赶回老家去，找当地的本堂神甫出具了一张证明书。

邹兴容毕业后不久，他俩就在北门教堂举行了婚礼。主持婚礼的是吴裕堂神甫（他后来调到别的教区去了）。邹兴容当时十七岁，刘正泽二十六岁。两人交换了结婚戒指。从今以后，或好或坏，或贫或富，或病或健，相守至死。

婚后，她跟随他去了重庆、成都、宁夏、北京等地。

她在重庆怀上他们的大哥，在宁夏生的，只活了一年零四个月。那时还没有铁路，旅途上都是坐汽车，一路颠颠簸簸，到宁夏还坐了几天滑杆。后来去北平，现在的北京，才坐上火车的。他在北平呆的时间最久，她则不习惯北方的生活，呆了一年就回老家了。那时她已有了刘芹。

他在宁夏带领一团人。那时他的薪饷并不高。有的团长靠虚报士兵名额吃“空饷”敛财，他却从不搞这一套。有一次上级派人下来调查，事先没露风声，把士兵结合起来当场清点人数。其他各团都查出大量虚报的士兵的名额，惟有他带的团没查出一个，他没吃一个“空饷”。

他调北平后增加了薪水，已晋升为上校。邹兴容回老家后，他每月按时寄钱回家，十天半月寄上家书一封，一有机会便回家探亲。这时他们又有了刘义。她是个不关心政治的女人，不知道此时国民党大势已去，正在节节败退。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他回到重庆。邹兴容也带着两个孩子去重庆住了段时间。

刘芹那时已有记忆。她记得他们住在一幢有花园的小楼房里，出门有勤务兵护送。她很少见到爸爸的面，他总是很晚才回家。她记得一天晚上她醒过来，迷迷糊糊地看见他和母亲站在床头，他把手放在她额头上。她生病了。张副官用吉普车送她和母亲去医院。他们回老家，也是张副官送他们上船。船上拥挤不堪，他一手抱着她一手抱着刘义登上甲板。刘芹坚持说她记得清这些事。她很可能听母亲说的，过后当成自己的记忆了。“但我却记不得爸爸了。”她说。“我只有个印象，他长得很高大。”

说到这儿邹兴容又表示后悔烧了那张底片。她曾经想忘掉他，忘掉他俩共同生活的那段经历。可他和那段经历并非那么容易忘掉。她摆脱不了自己的记忆，就像她摆脱不了个人简历和档案记载那样。无论在她自己还是在别人眼里他和那段经历都是她存在的一部分。一俟明白了真相，她反而敢于去正视了，并让记忆得以复苏。

底片上的他身穿国民党的军服，头戴有国民党党徽的军帽。她是否因为这个才烧掉它？她希望保存的是一张普通的相片。不过即使他身著普通老百姓的服装，她恐怕也未必敢保存下来。因此问题的关键既在于那身制服，也在于他真实的不可隐瞒的身份。

重庆解放时他本来可以坐飞机去台湾的，但他却牵挂着她，牵挂着两个孩子，急急忙忙赶回老家来了。他想接他们一起走，但后来因种种原因没走成，他留下来了，东躲西藏了一短时间，最后在附近一座县城被捕。







                            五十二




他被关在宪政街的老看守所里，允许家属探视。一段时间，还允许家人给他送饭，送换洗衣服和日用品。

“我对他说，有什么问题你都交待了吧。”邹兴容说。“他看着我没说话。我们之间隔着道铁窗，我现在还记得他看着我的眼神……”

“他在里面呆了多久？”刘芹问。

“半年左右。”

“你带我们去过吗？”

“去过两三次。”

“我一点也记不得了。”

“你那时只有四、五岁，刘义两岁多，我怀着刘琼。”邹兴容说。“最后一次是在他临刑前一两周……”

“那时就知道判决了吗？”刘芹说。“那时也像现在这样——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吗？”

“也是这样。”邹兴容说。“见面那天还不知道判决。很可能他把问题交待了，允许他和家人见上一面。这次没有隔着铁窗，在一间小屋子里，有狱吏在一旁监视。他戴着脚镣，没戴手铐……我记不起我们都说了些什么话。他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不能活着出去了……”

“你还记得那个日期吗？”

“确切的日期记不清了，在四、五月间……”

大姑婆说是在一个礼拜天。因为那几天她呆在城里，那天早晨她去教堂望了弥撒。

那一批一共十九个人。那时把犯人押赴刑场还没用汽车，走着去的。从宪政街看守所里出来游几大街，再去公审公判会场。一个个都上了绑，背心里插着斩标，由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押解着。

邹兴容当时没在围观者的队列里，她怀着刘琼，已经大出怀了。

大姑婆在，和六姑婆一道站在大十字口附近的人群中。群众夹道观看，一些积极分子高呼着口号。

他走在第五个上。没有多大变化，显得瘦了些，剃光了头，没刮脸，胡子拉茬的。双手反背在身后，眼睛四下里看着，死到临头仍面不改色。“他是在找兴容，”大姑婆说。“想最后看上一眼。”

“刑场设在什么地方？”刘芹问。

“现在的广场，进去的左手方。”邹兴容说。“那时那儿还是郊区操场坝。”

“我好像有点印象。”刘芹说。

“我带你和刘义去了，坐黄包车……”

“我记不起黄包车了。”

“刘义认出他来了，说：‘那是我爸爸！’哭起来了。你躲在我身后，死死拽着我的衣服。”

刘芹说她多少记得一点。刘义却一点也记不起来了。他脑子里想到现在的广场，那地点早已开辟成篮球场。

他仰面躺在那儿，个子仍然显得高大，这就是刘义能一眼认出他的原因。斩标已取下来了，手臂仍捆在身后，头侧向一边，倒在血泊中。子弹从后脑勺打进去，从左前额上穿出来。进去的地方揭开了一点头盖骨，左前额上留下一个蚕豆般大小的乌黑的弹孔，面部完好无损。他还睁着眼睛，尸体已经冰凉。她蹲下身去，替他合上双眼。

“聂志承也是那批枪毙的。”沉默一会儿，大姑婆说。

“他在上一批。”邹兴容说。

“就在那批。”大姑婆说。“我只看过一次。游街时我见到他，走在一个‘一贯道’后面。”

“他是谁？”刘芹问。

“聂校长，”大姑婆说。“原来教会中学的校长。”

“妈读的那所？”

“我们是女中，他是另一所中学的校长。”邹兴容说。“也是教会办的。”

“说他和洋人勾结，是潜伏下来的特务。”大姑婆说，摇了摇头。

“一年前我在街上碰见他妻子，”邹兴容说。“头发都花白了，她只比我大几岁。”

“她大儿子大概已参加工作了。”大姑婆说。

“听说在一家厂矿子弟校教书。”

“他有二儿一女……”

“他小的那个女还是刘芹的同学。”

“我的同学？”

“聂永梅——”

“初中的同学。”刘芹说。“对，她说你教过她，但……”

外婆上厨房做晚饭去了。刘琼帮她烧火，传来柴草的毕剥声，弥漫开来一股蕨草和杉树枝的火烟味。有关爸爸的事，刘琼不想听，或者说没表现出多大兴趣。他们说话时，她默默地坐在一边，没插一句嘴。这和她在学校、在周围群众中听到的东西多么不同啊。这样的话只有在自己人之间才敢说。对此她不是没有感触。爸爸死的时候，她还在母亲的肚子里。当邹兴容在尸首旁蹲下身去的时候，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差点站不起身来了。她在她肚子里蹬腿，受了惊吓，不到一周就生下来了。她从没见过他。她填家庭成份都跟着母亲填教员，而不像刘义那样填伪官吏。她从没有想过他是什么人，他们说的好像不是她而是别的什么人的爸爸。她对那个素未谋面的、与她在人世间交错而过的罪孽深重的幽灵并不同情。不过她却不能拒绝承认他是她爸爸。她最怕别人提到他。

刚才外婆在厨房里说水缸里没水了，她看看刘义，刘义坐着没动，正听得津津有味。她便起身上厨房去，担上水桶上对面坡脚下那口浸水井里挑水。刘义坐在堂屋门前的走廊上，一边听着爸爸的故事，一边看着她蹲在井边的青石板上一瓢瓢往水桶里舀水，看着她闪巍巍地担着一挑水顺着石板路走过来，登上门前石阶，不望谁一眼从走廊上经过。她已满过十七岁，青春妙龄，却缺乏自我意识，多数时间沉默不语，安安静静，躲在自个儿的内心世界里，有时也出语显示出头脑的机敏。穿着刘芹穿的那种花府绸衬衣，同样的质地，花色略有不同。她俩一块上百货公司买的布料，一块找居委会的张裁缝裁好，她自己在百货公司出租的缝纫机上缝制的。她一连担了两挑水，这会儿坐在灶前烧火，和外婆说着话。大姑婆也端上筲箕走进厨房。

生产队还没收工，舅舅的两个孩子上附近房子里玩耍去了。太阳已接近山巅，蝉在树枝上鸣叫，坡脚一带已罩在阴影中。一抹夕照的金黄落在坡顶上，把青杠林照得通亮。

当时，他们一个亲戚出面收的尸，埋在山上的乱坟堆里。邹兴容生下刘琼后去看过一次，在溪涧一侧的一棵槐树下，石头和泥土草草垒起的一座坟茔。后来新修公园，出了告示通知家属迁坟。她没去迁坟，因为那对她已没有什么意义。她不知道迁往什么地方，也不可能像别人那样清明给他上坟。因此，她至今也不知道他尸骸在何处。

刘芹问通知迁坟是什么时候的事。

“五八年。”邹兴容说。

“你那时的确不可能替他迁坟。”刘芹说。“你甚至没让我们知道在什么地方。”

“我当时只想把他忘掉。”邹兴容说。“他在我心中已不是原来那个人了，我一点不了解他了，他对人民犯下了罪行……”

“要说什么罪行的话那也是时代造成的。”刘芹说。“战争年代，不比现在和平时期……”

“当时，人人都要求进步，”邹兴容说。“我一心一意只想把他忘记。”

“可是，你并没忘记，是吧？别人也不会让你忘记。”刘芹说。

“哦，由他们去吧，事情就是这样。”邹兴容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他已为此付出了代价。”

“——我们的生活也从此打上了烙印。”

“你是说阶级成份？”

“我不是说这个。”刘芹说。“你知道我对自己的出身从不抱怨。我并不觉得生而成为黑五类子女是种耻辱。”

“你是这样。”

“我很高兴你今天把什么都说出来了。”

“有什么好高兴的呢？”

“你还爱着我们爸爸，自始至终你都爱着他，在这件事上他是不是反革命并不重要。”

邹兴容看看她，稍稍有点吃惊的样子，沉默了。坡顶一带的夕照已经消逝。远处响起生产队收工的哨声。

“我们不会拿到外面去说。”隔了会儿，刘芹说。“我们自己说说并不妨碍谁。”

她俩不再说话。两张脸逐渐隐没在黄昏的阴影中，脸上的表情好像铭刻上去的一般，母亲那张苍老的脸。事隔多年，刘义仍记得在舅舅家堂屋门前的这场谈话。他回忆起来仍激动不已。记得什么比经历了什么更重要。就像蜂蜜与花粉的关系，复述的记忆已不仅仅是重复与再现，它按自己的方式把一切转换成词语。
















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8-15 22:45

  五十三




首犯刘玉花，女，现年三十一岁，汉族，家庭成份小商，高中文化程度，被捕前系本市文卫系统职工。该犯一贯思想反动，仇恨新社会，仇恨党和人民。在我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曾有过不满现实的言论，受到组织处分。但该犯没吸取教训，继续与人民为敌，四处散播反动言论，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六七年五月，该犯伙同王××、张××，网罗一批臭味相同的社会闲散人员，成立了×××××。该犯任主席，王××、张××任副主席。他们利令智昏，丧心病狂，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矛头直接指向中央文革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缴获的材料中有大量污蔑、诽谤中央领导人的言论。该犯被捕后仍不思悔改，态度顽抗，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尔。

她自知大限已到，当她从死牢里被提出来时，她高呼反动口号。她立刻便被扑倒在地，几个男人对付她，撕烂了她的嘴，打掉了她的牙齿。她满嘴鲜血淋漓，他们不得不给她清洗干净。她的发音器官再也发不出声音。但为了以防万一，他们还是用一条粗白布捋住了她的嘴，从肿胀的嘴唇间捋进去，在后颈上扎紧，打上死结。她站在刑车上群众看见的就是这个样子。插着长长的斩标，绳捆索绑，由两名解放军战士押解着。

她的尸体在郊外刑场上躺了一天一夜。没结婚的大姑娘，被人剥光了衣服，遭受了玷污。

刘义站在路边的人群中，鞭炮声把他惊醒过来。近在眼前的鞭炮声，噼噼叭叭地爆了阵。一枚红色的炮仗掉到地上隔了会儿才炸开，“砰”地一声，犹如一声枪响。

刘芹那天也去参加了公审公判大会。学校通知了她和另一名姓杨的女老师。两人都是代课老师，共同之点都是出生剥削阶级家庭。刘芹在糖果厂上班的时候，也和别的出生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一块被通知去参加公审公判大会。刘芹不知道这是单纯的受教育，还是有别的什么深奥的含义。公审公判会场上有大量普通群众。有时号召单位全体职工参加，有时也派出像他们这种代表，集合在本系统的队伍里进场。

那天刘义站在军分区的院墙下，等着刑车开过来。群众夹道观看，提前半小时就把街面空出来了。到处有维持秩序的人，开过去两辆三轮摩托车，上面坐着带红袖章的“人保”人员。空下来的街面上仍有孩子在跑动，有的孩子爬到了梧桐树上。街斜对面大众旅馆二、三楼窗口上，歇宿的旅客纷纷探出脑袋和上半截身子。刘义身边站着伙下苦力的人，穿着春秋衫或汗渍斑斑的中山服，手里拿着抬扛抬索，大概赶往某个工地，碰上这种事半道上停下来了。

鞭炮响过之后，车队没有出现。按事先的安排，鞭炮将提前几分钟燃放，在硝烟还未散尽之际，接替它迎来车队的将是欢天喜地的锣鼓声。但事情却脱了节，鞭炮响过之后，锣鼓敲打起来了，却不见车队出现。原因是第一辆车爬上码头后在弯道前面突然熄了火。

各单位群众已在指定地点等待了两个多小时。由革委会一把手亲自挂帅，组织了锣鼓队、具有地方特色的秧歌队、跳忠字舞的队伍。人人手里拿着三角彩旗和红宝书。标语口号早在几天前就上了街。欢迎仪式在河对岸一公里外便揭开了序幕。一路过来，鞭炮齐鸣，锣鼓声阵阵，夹道群众载歌载舞，高呼口号。码头上方公路交汇处声浪和人群攒动的浪潮翻滚，随着车队缓缓涌向码头，在轮渡前打住。一共八辆车子，一辆接一辆驶上渡船，拉响了汽笛，渡船驶离码头。此刻对岸欢迎的队伍已四散开，人群聚集在码头和上方公路上，等着从轮渡上过河。河这边的群众仍然翘首以待。刘义和一伙居委会群众站在公路转拐处临河一侧的一处垃圾堆上，一边是市粮食系统的欢迎队伍。粮食局的科室人员、粮店和面粉加工厂的职工，敲打着锣鼓，一队青年女工身著色彩鲜艳的对襟子舞装，腰上扎着红黄二色的长丝带，脸上搽红，等待车队出现便扭秧歌舞。还有手拿红宝书，身穿普通服装，跳忠字舞的队伍。公路对面一家单位大门外抹斜的三合土坪台上站着一群幼儿园的孩子，穿着节日的服装，手拿三角旗，脸上打得红彤彤的，由两名年轻的女老师带领着。

一位身穿一字领白衬衫，脸蛋胖胖长着一对金鱼眼的女老师领着他们唱歌，她带头唱道：“金色的芒果唉，闪耀着红太阳的光芒唉……”

孩子们咿咿呀呀的童音紧跟上去，他们接受过训练，跟着女老师接着往下唱：“毛主席，您老人家，永远和我们心连心哟喂……”

女老师具有表演家的气质。与其说她领着孩子们唱，还不如说她一个人在独唱。她面对孩子们，不时调过脸来往公路转拐那头望上一眼，像乐对指挥似的挥舞着手，知道群众都在看着她，兴奋得涨红了脸，不顾童声部已乱了阵脚，孩子们已接不上气，以更加响亮的独唱的声音唱下去：“手捧着金色的芒果哟，遥望着中南海的灯光哟……”

摩托车开过去不久，第一辆刑车从前面街口上转过拐来。群众屏息以待，一张张脸调向那个方向，维持治安的面朝街面贴着人墙站下来。解放牌汽车越过上方一幅横标缓缓驶过来，首先扑入眼帘的人头上方长长的斩标。上面用黑漆书写了一行字：“反革命集团首犯刘玉花”，刘玉花几个字打上了红叉，已接近头顶，遮掩了一半。她抬着头，短发披在脑后，嘴唇用带血的绷带捋着。乍一看就像嘴上堵着什么东西，近了才看清是捋着条布带。她和那个集团的事早已闹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但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中等身材的普通女子，身穿浅灰色的衬衣，双手反剪在身后，由两名身著草绿色军装的解放军战士押解着，两只大手一边一只压着她的肩头。但她的头还是倔强地抬了起来。群众第一次看见用布带捋着嘴的死囚，而且还是女流之辈。以前见过的死囚不是低头搭脑就是已经灵魂出窍。她抬着头，嘴上捋着布带。布带捋得紧紧的，嘴唇肿胀破裂，受到挤压的上半截脸颊变了形，因此你很难看清她真正的模样。她眼角和鼻梁上也挂了彩。她遭受了殴打，嘴被堵起来了。但你仍能感到她平静的外表和翻着眼珠的眼光下骚动不安的灵魂的挣扎。她就这样走向刑场。

群众中没有谁说话，闹闹嚷嚷的大街突然间静得只听见汽车的马达声。

“它来了！”有人嚷道。一张张脸都朝左手弯道上调过去。熄火的解放牌汽车发动起来了，缓缓驶过来，出现在公路转拐处。刚才还懒洋洋的锣鼓声立刻精神为之一振欢快地响了起来。举起了三角旗、红宝书。人群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女工们跳起了忠字舞、秧歌舞。风头正健的女老师唱起了“金色的芒果唉，闪耀着红太阳的光芒唉……”她已全然不顾孩子们了，放开嗓子唱起来，好像在为翩翩起舞的女工们伴唱，与锣鼓、口号声一比高低。她已调转身来，面向车队，眼睛里含着眼泪。群众欢呼，不少人眼睛里也含着眼泪。

车上那张苍老的马脸却平静而庄重。地革委主任、军分区第一政委、“王、张、赵”中的赵，身著簇新的军装，头戴帽檐上红星闪闪的军帽。站在武装支援L市的指挥舰的甲板上他也是这副行头，那时他面带微笑朝岸上的群众和送行的战友们挥手。此时此刻他却绷紧了脸上每一块肌肉，手捧珍贵的礼物，严肃而庄重。他上省城去迎接它，双手从同样庄重的上级一把手手中接过手，不知道几百里路一路过来他是否就这样端端正正地捧着。他苍老瘦黄的脸上已镀上层油亮的色彩，颧骨上升起两团红晕，额头上已渗出了汗珠。他小心翼翼地捧在胸前，就像捧着一个有生命的东西，不敢有丝毫闪失。

珍贵的礼物只是个塑料或蜡制的复制品，搁在一个垫了层绛红色金丝绒的托盘似的盒子里，椭圆形，蕉黄色，大小如鸭梨，这地方的群众从未见过。

一边站立着一名解放军战士。经过挑选的，五官端端正正，身材高矮适中，同样的严肃、庄重，身穿簇新的军装，怀里端着冲锋枪。车厢两侧分别站立着四名解放军战士，手里握着上了刺刀的步枪。

是复制品，不是他亲手抚摸过的那个芒果，没有闪现出一丝光芒，有的群众暗暗感到失望。但他们丝毫没有表露出来。一切有领导替他们安排，见到复制品同样应该感到幸福。有人热泪盈眶，有人表情木讷。刘义身边一个男孩问一个三十多岁模样像他爸爸的男人：“它是真的吗？”男人回答说：“是照原来的样子仿制的。”“一模一样吗？”“当然一模一样。”“芒果是什么东西？”“一种热带水果。”两人小声嘀咕，那孩子还想问什么，但他爸爸制止了他。两人不再说话。

刘义身边那伙下苦力的人默默地看着，仰起太阳晒黑的脸。他们都身强力壮，抬工队的人，没准参加过攻打人民旅馆大楼和保卫张家苑的战斗，参加过武装支援L市。如今战斗的硝烟已经散尽，红色方面军取得了彻底胜利，进入革委会的人毕竟不多，他们属于那种没有个人野心的造反派群众，于是重操旧业，重新拿起了抬扛、抬索。其中一个身穿红色春秋衫、身姿矫健的苦力说：“为啥不给她戴上口罩呢？”他笑着调过脸来。青铜色的油亮的脸，塌鼻梁，几乎像个非洲人，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没有人懂他的意思。没有人理睬他。

××××党的两个副主席和骨干分子在第二辆刑车上。当中站立着王××，剃了光头，绳捆索绑，胸前挂着块牌子，由两名解放军战士押解着，反革命集团主犯，被捕前系本市邮电局职工，二十九岁（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一名主犯张××站在车厢一侧，同样的光头、牌子，同样绳捆索绑由两名解放军战士押解着，被捕前系本市体委职工，二十六岁（判无期徒刑）。他是个俊小伙子，表情镇静，倔强地抬起头。但由于没有斩标的遮挡，手放在他脑袋上，抬起来又被按了下去。站在车厢这一侧的还有两名骨干分子（分别判处十五年和十年徒刑）。

第三、四辆刑车上是刑事犯，强奸犯、流氓犯、抢劫犯、投机倒把犯、破坏军婚犯、还有一名鸡奸犯。刘义瞧见曾明君站在第四辆刑车上，罪名是“枪杀俘虏”。这样的犯人一共有两个，从Ｌ市抓回来的铁杆老保，作恶多端，罪行昭著。一年不见曾明君老了许多，刘义都快认不出他来了，光溜溜的脑袋，童年时代留下的一道疤痕，低眉垂眼，颧骨高耸，脸上的肌肉塌陷。这就是他的凯旋（他被判五年有期徒刑）。

第二辆解放牌汽车车头上立着伟大领袖的画像。车厢两侧站立着地、市革委会代表、解放军代表。身穿华达呢中山服或草绿色军装的三十岁至六十岁之间的男人，也有革委会里的学生代表。刘义他们学校一名高六七级的学生、地革委常委，也在其列。还有二中一名个头高大、一脸青春痘的学生，市革委常委。几百里路他们不可能一路站着过来，车厢里放了供休息用的凳子。此时他们分立车厢两侧，手把车厢档板，一个个表情凝重。

各大单位革委会也派出了代表，分乘后面几辆解放牌汽车，与地、市革委代表隔着一辆宣传车、一辆大客车。大客车上坐着一些老干部、妇女代表和一群脸蛋抹得像红苹果的男孩和女孩。身著白衬衫的红小兵宣传队队员，在交接仪式上，当首长双手接过搁在绛红色金丝绒布上的金芒果时，便手拿红宝书在一旁翩跹起舞。这会儿窗门大开，一张张苹果脸笑嘻嘻地探出窗外。在这支严肃、庄重的队伍中，他们天真的笑脸格外灿烂、醒目。

宣传车上插着一面面红旗，高音喇叭播放着女老师演唱的“芒果颂”。它开过来的时候女高音正唱到“见到了芒果想亲人，亲人就是毛主席……”歌声婉转、抒情，透过扩音器响彻河岸，比女老师快了一节。女老师已是第二遍演唱这支歌，她立刻跟了上去。

大客车、宣传车、一辆辆解放牌汽车开过去了，速度之缓慢旌旗不飘，尘土不扬。女老师的歌已唱完，跑过去抓住一个企图溜开去的男孩。锣鼓声静下来了，秧歌舞停止了扭摆，跳忠字舞的收起了红宝书。打码头那方过来的人群使道路拥挤不堪。

号称十万人的欢迎队伍。车队一路过去，游完几大街后，将把金芒果放置在灯火通明的行署礼堂的台子上，由两名持枪的解放军战士护卫，通宵达旦地供群众瞻仰。







　　　　　　　　　　　　　　五十四




从乡下回来后，邹兴容的病情加重了，伤口疼痛剧烈，打一针止痛针也管不了多久。她的医疗费在不断增加，去学校拿记账单或凭票报销药费都是件劳神费力的事，因此她能忍就忍，实在忍不住了才打杜冷丁止痛。她虽然没有卧床不起，但已脚不出户，多数时间都呆在床上或躺在门口那把马夹椅上。

她睡眠不好，每晚只在下半夜能睡上几个小时。刘义不记得她服用过安眠药，即使眼睁睁地躺在床上彻夜不眠她也拒不服用。她有一串小念珠，张三姑婆送她的，她总是随身携带着，晚上失眠便掐着念珠念玫瑰经。自从那次乡下之行谈到刘义他们爸爸后，她就感到内心平静。她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做了件她有生之年最值得去做的事。现在她胸中有数，已不再把它挂在嘴上。

另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是刘芹有了男朋友。不是通过别人介绍，而是他们自己认识的。目前她还没见过那个年轻人，刘芹本人也没向她谈起这事。她是听刘琼说的。刘琼一天晚上和同学一路在一条小街上碰见他俩。邹兴容了解刘芹的作风，不是确定了恋爱关系她决不会晚上和男人一块转街。刘琼有点耍贫嘴，提到那个年轻人时，她说：“他外表长得不错，但我不知道他肚子里是不是装着一包草。”

关键在于内在的东西。男人就应该有男子汉的样子。她当初选中刘义他们的爸爸，就因为他是一个男子汉。按当时的观点，他本来可以挑选一个条件更好的姑娘，但他却从感情出发，选中她这个几乎一无所有的乡下女孩。要注重感情，不要过多地计较女方的家庭条件。既挑选女方的人才，又挑选工作单位、家庭出身，这样的男人没出息。现在的男人都变得缺乏个性了。有的甚至让组织、单位领导来决定自己对婚恋对象的选择，女方人品不在考虑之列，只要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便毫无列外地被排除在外。这个世界真是搞颠倒了。平心而论，刘芹不是嫁不出去。她有主见，知道该怎么办。许多各方面远不如她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姑娘都嫁出去了，那她还担心什么呢？她应该由她去，自己的路自己走。要是她能再活上五、六年就好了，五、六年能看到许多东西，那时张惠已长大成人。一个母亲并不只是为自己活着。或许她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在她撒手归天以前希望看到刘芹结婚，把这个家撑起来？或许是吧，但也不尽然。

有些事天主会做出奇妙的安排。譬如说张友仙吧，她和那个敖老头的事闹得沸沸扬扬，大伙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支持张友仙嫁人的一派人说，敖老头脾气随和，有钱，身体也硬朗，张友仙嫁给他就有了一个依靠，下半辈子吃穿不愁；反对的人则认为张友仙修女出身，供奉天主，大半辈子都这么过了，现在五十多岁了却为了生活去嫁人有悖常理。张三姑婆和刘芹都持这种看法。邹兴容虽然口头上支持前一派，但心里还是暗暗赞成后一派的观点。张友仙本人呢？她在敖老头死乞白赖的追求下已有点招架不住，她不是坚守而是逐渐丢弃阵地，不再说敖老头要她嫁给他是在可怜她了。她的天平已朝婚嫁一方倾斜。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天主插手了，已准备做新郎的敖老头突然中风，瘫痪在床。他家人请张友仙去照看他，跟着吃伙食，每月工资二十元。一场闹剧就这么完满地收了场。

张友仙现在不用做小生意了，敖老头给了她一个工作的机会。她尽心尽力照顾他，得到他儿女们的赞赏。据说敖老头还没死心，还在叨念着与他失之交臂、他未能如愿以偿的这场婚姻，要张友仙答应等他病一好就嫁给他。七十多岁了，说话已口齿不清，淌着清口水，还有那样的精神，真是难为他了。天主明鉴，张友仙需要的是他提供的那份工作，而不是嫁人。她现在还是现管分子，仍然每星期三下午去派出所学习，一个月交一次思想汇报。

全市人民迎接芒果的这天下午，张友仙把敖老头安顿好，三点多钟回院子里来了。邹兴容坐在门口的马夹椅上，看着她穿过走廊，走进拐角上她那间小屋（她新近找人开了道门，不用再从别人家里进出了）。平常她早出晚归，白天很难见得到人。

院子里的群众都上街去了，剩下来的都是老人、婴孩和牛鬼蛇神。牛鬼蛇神是没有资格迎接芒果的，遇上人民群众大喜大庆的日子他们只有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呆在家里。贺玉珍那婆娘今天也呆在家里，坐在走廊上衲鞋底。她这几天请病假或单位没开工，她这段时间呆在家里的时候多。她往麻绳上打蜡，在头发上擦针，麻绳衲过鞋底的声音清晰可闻。贺玉珍一向以无产阶级自居，自以为有责任抑制和监督牛鬼蛇神。那次因为秦睡龙爸爸被捕的事，她向居委会、派出所检举了张友仙，使张友仙挨了场批斗。现在她男人曾明君被判了刑，她还算是无产阶级吗？贺玉珍可以争辩说，曾明君是在两派斗争中犯的错误，他是在路线斗争而不是阶级斗争中栽的筋斗。毛主席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由此可见两派都是无产阶级，都拥护和捍卫他老人家（区别只在主义与思想的不同），冲突是在内部发生的，没有真正的好坏之分。曾明君所犯错误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属于敌我矛盾。责任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幕后策划挑起武斗的那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身上。曾明君拥护党中央，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运动中。他默默无闻，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他迎来了自己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参与破四旧立四新，在家里办起了红书台，早请示晚汇报，揭发教会的阴谋，批斗走资派，群众有目共睹。他犯了错误，栽了筋斗，但立场没出问题。他杀个人才判五年刑就充分说明了这点。他可能是执行命令，也可能没接到命令就开了枪，究竟是怎么回事没法弄清楚。林副统帅说，好人打（杀）坏人活该，好人打（杀）好人误会。好人与坏人就那么容易分清吗？曾明君出了差错，他是误会了，错把自己的阶级兄弟当坏人一家伙干掉了。他的阶级立场并没出问题。不过，他毕竟被人民政府、新生红色政权判了刑吧？纵然立场没出问题，不属于“地富反右”，至少也该属于“坏”吧？“坏”的范围包括很宽，并不单指乱搞男女关系。不管怎么说，自从曾明君被判刑后，贺玉珍那婆娘就变得灰溜溜的了，再也没有先前那种无产阶级的战斗性。

太阳暖烘烘的小阳秋天气。半小时前邹兴容让刘琼替她洗了澡，换上干净的内衣，懒洋洋地坐在门口的马夹椅上。她的伤口用高锰酸钾清洗过了，敷上膏药，换上干净的纱布。刘琼做事很细心，用镊子仔细剔除里面的腐肉，她一点不觉得恶心，不在乎它是否散发出腐臭味儿。她自己则尽可能不去注意它，就像她不再去注意自己越来越憔悴的脸、越来越多的白发一样。她知道那个窟窿在一点点地吞噬她的生命，用疼痛折磨她。疼痛已发展到整个胸腔、肺部甚至大脑神经。但今天却是个例外，风平浪静的难得的好日子，肋骨那儿一根筋在毕毕地跳动着。

吃过午饭后，刘琼也上街去看迎芒果，但出去不久又转来了，说群众都等候在那儿，不知道芒果什么时候到。她烧水替母亲洗澡。她去井里打水洗换下来的衣服时，桶绳断了，打水桶掉到了井里。秦睡龙下去替她捡上来的。他张开手脚把着滑溜溜的石头砌的井壁、踩着一个个下脚窝下到井里，捡到打水桶爬上来，还把断绳结上，替刘琼打满一桶水。这孩子喜欢帮忙，助人为乐。但自从他爸爸被捕后就好像变了个人，难得在他那张胖胖的脸上见到一丝笑容。爸爸的被捕伤透了他的心，创伤不会因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就像埋在地下的茎块它会发芽生长。学校老师反映他变坏了，原来听话的孩子变得调皮捣蛋。那个老师什么也不懂，她不是在秦睡龙还很规矩的时候就说过他“本质不好”吗？要从那样一位老师身上得到一点关爱就像从公山羊身上挤奶一样困难。现在他已读完小学六年级，像张惠一样属于七０级的初中生。比他们早一年毕业的六九级的学生刚刚进校报到，他们七０级的学生还要在校门外等上一阵子。

刘琼在厨房前的洗衣台上把衣服和绷带洗干净，在门前菜地边搁在两根木桩上的竹竿上晾好，这会儿呆在屋里读一本上海裁减书，坐在饭桌前用米打尺和铅笔在牛皮纸上比比划划。刘琼对裁剪发生了兴趣，书是刘芹上新华书店替她买的。她已学会了在缝纫机上打裤子、女式衬衣。百货公司有按钟点出租的缝纫机，在营业部后面的库房里，一小时租金一角。

张惠在秦睡龙家门口和他下翻翻棋。院子里的香蕉树今年夏天被房司派来的人砍光了，说是要在院坝里修建房子，但却迟迟没见动工。砍掉香蕉林的院子光秃秃的给人一种陌生感，一眼就望得到对面的砖墙和神甫那边院子里房屋的屋脊。各家的菜地还在，院子里杂草丛生。从邹兴容坐的地方看得到张惠和秦睡龙，而在有香蕉林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两人一个背靠砖墙一个背对院坝，棋盘摆在一张矮桌上。张惠是个安静的孩子，不喜欢热闹的场面，对芒果好像没有兴趣。两个孩子身上有某种东西吸引了她，邹兴容往那边看了一眼，突然悟到他俩有个共同之点，那就是两人的爸爸都在狱中服刑。有多少劳改的人，就有多少这样的家庭。不能简单地用劳改犯和劳改犯的家属一言蔽之。张惠爸爸的情况有些不同，已经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她也像张玉卓那样，为了孩子和他离了婚。张惠从来没有问起过他，好像她明白是怎么回事。她两岁多失去父亲，现在她十三岁……

邹兴容由张惠的爸爸、她的第二个丈夫想到彭志清。他已来看过她两次。来看过她的还有河对岸生产队刘义他们的二孃、她的一个远房表妹。她嫁给了一个朴实的农民，给他生了五个孩子，而且都是坐在一张竹椅上生下来的。一个朴实的家庭。“她来看我，”邹兴容想到。“背着我偷偷地抹眼泪……”

学校的老师却没有一个来看她。谢老师、刘老师、曾老师，这些平常关系还算过得去的也没有一个来。不久前谢老师在街上碰见刘芹，问到她邹兴容的病情，说她好久就想来看她，但一直抽不出时间。刘老师也对刘芹说过这样的话。这当然是假话，要是某位领导或丈夫是什么干部的老师生病了，她们早就抽出时间去看望了，跑还跑不赢呢。从某种角度讲，她们都是些好老师，工作兢兢业业，每月拿八元的工资就在那所学校里任教，没有一句怨言。但她们也总是看领导的眼色行事，没有一句怨言也不是出自内心，骨子里斤斤计较，心胸狭隘。她们看问题运用阶级分析观点，时刻提醒自己站稳阶级立场，领导不喜欢的事她们不做，领导不喜欢的人她们背过身去。她们来没来看她也好像是某种检验似的，领导知道得一清二楚。仔细想来，她并不怪罪她们，她们的阶级觉悟和阶级观点都是很实用的，眼睛盯着眼前的一点利益，生怕失去一点已到手的利益。　　

学校领导没有一个来看望她，连一句问候的话都没有。好像学校给了她记账单，替她报销百分之七十的医药费就很对得起她了。陈清媛校长没来看她，或许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每次只给两张记账单太小气了，怕她提起这事使她当面难堪？或许，她可能担心她会利用她的来访提出申请补助？可是怎么会呢，领导光临，她怎么会拿这样的小事来为难她？她邹兴容不是一个不顾脸面的人，陈清媛校长应该知道这点。说她会为了那样一些小事难堪也未免太小看她了。她缺乏的是对一个革命同志的关心。她一次也没登门看望，表达的还不仅仅是漠不关心。在陈清媛这类领导的眼里，反属已类同于那五类人了，要是有第六类人的话，她是会很乐意把邹兴容老师划进去的。

邹兴容想着这事，听见远处大街上传来鞭炮声、锣鼓声和隐隐约约的欢呼声，听上去就跟欢呼最高指示下达一样。芒果到了。她现在再不用手拿三角旗站在欢呼的队列里和同志们一块呼口号了，再不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却要装着喜欢的样子了。疾病和面对死亡给了她这种权利。感谢天主，现在她还能思考，还没糊里糊涂的失去思维能力。见不到芒果她不会感到遗憾，那不就是种热带水果吗？这么隆重的仪式为了什么呢？就为了迎接一个水果，很可能还是一个仿制品……她隔着院坝看看那两个孩子。两人停下来，竖着耳朵听。她猜张惠还想下棋，秦睡龙想出去看芒果，结果他说服了她，和她一块上街去了。棋盘还摆在那儿，打算看了回来接着再下。

贺玉珍还坐在走廊上衲鞋底，好像她以拒绝去看芒果表示对人民政府和新生红色政权的抗议似的。但秦睡龙和张惠出去后，外面的锣鼓声、欢呼声越来越响，她开始有点坐不住了，在竹椅上挪动身体，头侧向一边。她从来就是个不甘寂寞的女人，她会出去看芒果的，不会错过这历史性的时刻，邹兴容想到。果然，就像一个磁力越来越大的磁场，她终于被吸走了，拿着曾明君衲了一半的鞋底跑了出去。

这当儿，张友仙从她那间屋子里走了出来，像聋子一般对外面的喧闹声充耳不闻。她脸含笑意，手里拿着纸笔，径直走过来，和坐在马夹椅上的邹兴容打招呼。

她来找刘义替她写思想汇报。

“刘义出去了。”邹兴容说。

“刘琼呢，她替我写一样。”张友仙说。

刘琼已替她写过几次思想汇报。但这会儿她从屋里出来，说：“等会儿吧，我去看了转来再替你写。”

她已迫不及待，边说边迈下檐坎，穿过院坝，朝大门小跑而去。

“她去看啥呢？”张友仙看着跑开去的刘琼，问。她打小街一路过来，避开了大街上的人群。

“芒果，”邹兴容说。“他老人家赠送给工人阶级——工宣队的礼物。”









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8-16 22:02

　五十五




十一月初，刘义和几个逍遥派同学一块去县砂石厂筛砂石。县城离城三十多里路，工地位于河的上游，从县城街上过河去走上七、八里路。

工宣队已进驻学校。通知六六、六七、六八三个年级的学生回校复课闹革命，但响应者寥寥。逍遥派学生这两年已在各自谋生，打零工，挑抬下力，或在家里糊火柴盒、拣猪鬃，等等。一个女同学和一个男同学已经结婚。另一名男同学死于白血病。刘义、邹正洪和王名安那伙主义兵参加了葬礼。有消息说，将来的分配会搞两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工厂。也就是说不会有人再升学了。王名安那伙主义兵因对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将被现在掌权的他们那派革委会安排去工厂，而站错了队的思想兵和完全没有作出贡献的逍遥派将被安排去农村。在那个同学的葬礼上，那伙主义兵中有人不无得意地透露了这一内部消息，在场的逍遥派同学听着没说话。刘义不知道这消息是否可靠。目前王名安那伙主义兵已安排到离城几十里外一家军工厂劳动。

他们在居委会弄的介绍信，隐瞒了自己的学生身份，自带铺盖卷，在农民家里搭铺，吃伙食团。邹正洪已是第二次来县砂石厂筛砂，一切由他出面安排。

伙食团的会计以前是匡正街的老师，地主出身，四清中被清退出校，在这偏僻的地方找到一份零工。赵老师四十五、六岁，单身未婚，一张冷冰冰郁郁寡欢的脸，整日价好像沉浸在梦幻中。她装着不认识刘义，或许她真的也记不起他了。

工地上还有个地主出生的比赵老师年纪还要大的女人，带着两个儿子筛砂石。女人矮小的个儿，精瘦黧黑，花白的头发在后脑勺上绾了个发髻，穿着肩上缀了一大块补丁的灰布对襟衫。两个儿子，一个二十岁左右，一个十五、六岁，脸都晒成了蟑螂色。这是刘义见过的两个最沉默寡言的年轻人。二十岁左右的那个长着张瘦长的脸，瞪着双下眼皮上露出眼白的眼睛看人。这一家人的三角架靠近刘义他们。大儿子摇筛子，女人和小儿子在坑里刨砂石，一撮箕一撮箕地端上架。女人喜欢唠叨，不怕把自家底细抖搂出来。她的地主出身就是她自个儿说出来的，作此披露时还面带笑容，看上去很温和。她说她一直没有正式工作，丈夫死后，她就带着两个孩子，靠四处打零工维生。大儿子十二、三岁，她就带着他跑了一个个工地，锤道渣啦、挖土方啦、挑砖、检炭渣啦，凡是干得下的活她母子俩都干，她还收过荒，替人看守过工地。小儿子到年龄也加入进来。两个孩子都很听话，大儿子二十一岁，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她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两个孩子都没读什么书，都只有初小四年级文化。

每天这一家人最早到工地，傍晚最后一个收工。歇稍时一个工地上的人都坐下来了，他们那蓬筛子还在摇动。女人换下了大儿子，自个儿上砂石，慢慢摇动筛子。寂静中，只听见摇动砂石哗哗的响声，隔会儿听见“哗”地一声响，筛好的砂石荡进砂石堆里去了。

船来了，大伙合在一起上载。各蓬筛子前放一个盛上河沙的撮箕，船工每挑一担砂石便往撮箕里丢一块鹅卵石，然后当面清点，以鹅卵石的多少计算各人应得工钱的份额。女人老老实实按规矩办事，而别人却偷偷地往撮箕里丢鹅卵石。因此不管她和两个儿子怎样努力，算下来的工钱却并不比别人多。女人明知这事，但却佯装不见，未置一词，而且坚持不往撮箕里扔鹅卵石。

工地上有不少居委会的青少年。因不久前河边甘蔗地里发生了一起强奸案，居委会的女孩都离开了工地，剩下的都是男孩子们。他们住集体工棚，一间生产队的旧房子的木板楼上。六六级一班一个同学和他们住在一起。一天晚饭后在伙食团前的敞坝里，他对刘义他们说，他们晚上公开干那种事儿，在昏黄的灯光下，互相帮忙，要不了几下就完事了。那个同学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兴奋异常，刘义他们听着没说话。

刘义在县砂石厂干了半个多月，一个朋友帮助他和邹正洪进了市航运公司，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大渡河战斗队”所在的那个单位。

那个朋友替他和邹正洪搞到一张居委会介绍信，证明他俩是居委会的待业青年。正规的介绍信，用的还是两人的真名。市航司这次招的是放筏学徒工，干得好的可能留下来，可能放筏子沿长江漂流。

朋友叫谭昌义，二十一岁，中等个儿，长着双爆鼓眼，衣服喜欢像披风那样披在肩上，说话做事颇有派头。刘义在河对岸工地上认识的居委会青年。他对刘义说他的志向是当一名将军。他看不起武斗，认为那不是真正军人干的事。他盼望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只要有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台湾国民党的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只要有战争就会有人从普通士兵升为将军。这在他看来就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清楚。他认为刘义能正确理解他。

谭昌义在第一批招工时就进了航司，现在是航司抬工队一名合同工。报道那天，在航司的会议室里，他拍着刘义的肩膀，和他走到一边，说：“我已从侧面了解到你的一些家庭情况，等会儿填表的时候你打算怎样填你的家庭出身？”

刘义回答说就照他一向填的那样填“伪官吏”。

“这么填肯定不会要你。”谭昌义说。“这儿所有的人都是劳动人民出身。”

刘义没想到这点，他老老实实填出身肯定不会要他。

“——填工人。”谭昌义说。

“万一查出来……”刘义犹豫不决。

“太老实了成不了气候。”谭昌义说。“又不是入团入党，谁来查你？”

“我或许可以照我母亲的成份填教员。”刘义说。

谭昌义拧着眉头，掂量了一番。“这不是个好成份，填贫民。”

刘义填上贫民，结果被录取了。邹正洪也被录取了，他早就学会了隐瞒自己的出身。

对刘义来说，这是第一次，他谎报了成份，对家庭出身表现出不恭。不过，贫民却救了他，使他顺利过关。

新招的学徒工除居委会的待业青年外，还有职工家属和像刘义他们这种隐瞒了身份的学生，年龄大的二十七、八岁，年龄小的十五、六岁。一被录取便集中起来学习，整顿思想。大渡河战斗队的头头之一，航司革委会一把手，给他们作当前形势的报告，揭露、批判保皇派兄弟的罪行，颂扬大渡河战斗队的丰功伟绩。

大渡河战斗的光荣还在于它有人出任地革委常委。此人筏工出生，刚过而立之年，人挺帅气。他上航司会议室来露了次面，身穿海军蓝呢大衣，有随行人员陪同。

公司革委还为他们这批新工人召开了一次批斗会。对象是航司红色兵团头目和几名牛鬼蛇神。红色兵团头目不到三十岁，铁杆老保，从L市抓回来的。指控他的各项罪名中有道德败坏、奸淫妇女一条。批斗会上他始终低垂着脑袋，支楞着一对发红的大耳朵。

公司二把手周某主持批斗会和政治学习。他四十出头，筏工出生，矮壮的个儿，颧骨高耸的青水脸，一口焦黄的牙齿，说话声音洪亮。在公司领导中他以立场坚定著称，对老保恨之入骨。一天晚上在二楼一间会议室里，他召集各小组的记录员开会，发表讲话以前，他架着腿坐在进门一侧靠墙的地方，在一个笔记本上写写划划。下面小街上一伙孩子在玩耍，在窗口下跑来跑去，吵吵嚷嚷，显然影响了周某的注意力。他停下来，倾听了片刻。接着，他插上钢笔，手里攥着笔记本，脚步噔噔地穿过房间，猛然一下掀开窗板，上半身探进窗外的黑暗中大声喝道：“哪些狗×的老保在那儿闹！！”

他明明知道是一群孩子，却要用“老保”这个词。一切可恶的东西都是老保。陡然升起的一股无名火，非老保不能表达其愤怒。他身子探了出去，声音大得半条街都听得见。“狗×的老保”尤其响亮，突然高上去，咬牙切齿，一声怒吼。那伙孩子正好跑到窗下，不啻头顶上响起一声炸雷，顿时鸦雀无声。

他砰地一声把窗板关转去，返身穿过房间，不看谁一眼在凳子上重新落坐，打开笔记本，抽出钢笔。那伙受惊的“老保”在黑暗中四散开。

与会者面面相觑，惊讶之余似乎也很欣赏他这一手（此人在造反派失势后因在武装支援L市期间虐待俘虏被判刑五年）。

思想整顿结束后，他们便带上行李、铺盖卷，搭乘客船去下游三、四十里一处工地。

木材顺河漂流，大水天在回水沱里把它们收集起来，水一退便搁在河滩上。他们干的工作便是用撬杠把搁在河滩上的原木一根根掀下河，由老师傅领队，分成班组，按出勤日计算工资，每天一元二角八分。

工地有伙食团，有常住职工宿舍。他们这批新来的年轻人住在两间铺了层楼板的大房间里，睡通铺。刘义很快发觉，这批伙伴与他在别的工地上遇到的伙伴迥然有别。居委会的待业人员，里面什么人都有。第一天晚上，一个小个儿青年上了厕所转来，刚一掀门，搁在门上方的小半盆尿水便泼到他头上。几个人闹着玩扒掉一个伙伴的裤衩。一个小青年半夜从被窝里跳起身来，因同睡一张铺的伙伴对他做了什么事格格地傻笑。一个二十多岁、长着一脸雀斑的青年来公司前就与人结了怨，星期六下午坐客轮回城时，刚上码头就被人扔了一石头，正中眉心，顿时鲜血长流。他捂着伤口跑进离码头不远的航司办公室。结果却没查出谁扔的石头。他也很快调离了小青年集中的“造漂组”，到搬运组抬洋松去了。

撬下河的原木漂浮在河边的围栏里，由放筏工把它们扎成筏放走。放筏工三人一组从城里乘船下来，背着行囊，带着救身衣，扛着扎筏用的纤绳。扎好一张筏子大约需要一周左右时间。由挑选出来的小工用竹钩把一根根浮木钩过去。小工手脚麻利，手拿一根一头有铁钩的长竹竿在浮木上跳来跳去，像踩着大琴键一般，浮木在他脚下起起落落。岸上的人常常停下来观看。有时原木旋转个不停，他踩上去没法站稳，掉进冰冷的河水里，这便引来一阵幸灾乐祸的笑声。

放筏工人中有个揭帽右派。此人已人到中年，瘦高个儿，以前是剧院的一名编导，现在和别的放筏工已看不出什么区别了。留着小平头，蓝卡其中山服翻过来穿，饱经风霜的下苦力者的脸，说他是右派、剧院编导，刘义都有点不相信。他现在已是一名前领江。起程那天早晨下着蒙蒙细雨，刘义站在河岸上，看着木筏撑离河岸，他身披塑料雨披身手熟练地和伙伴们一块扳着桡，木筏斜斜地漂向河心，向下游雨雾迷蒙的河湾漂去。

原木都掀下河后，他们又换了个工地。这次离城二十里路，在一处小镇附近的河滩上，住宿在农民的茅草房里。

来工地前，休假两天。母亲坐在门口的马夹椅上见了他脸露笑容。刘义还记得她坐在冬日的淡淡阳光中，这笑容在她见到他的那一瞬间在脸上绽开。但没想到这却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她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这天下午，大约三点钟，公司派人来通知他回家。

那人三十多岁，穿件灰卡琪棉短大衣，从河坎上走下来，找到带队的师傅。刘义在另一个组，看见老师傅向他招手，拿着撬杠走了过去。

“你妹找到单位上，要你立刻回家。”那人问清他的姓名后，说。

“什么时候的事？”

“上午十点左右。”

“没说什么事吗？”

“你母亲去世了。”







　　　　　　　　　　　　　　　　五十六




邹兴容死于二十二号凌晨五点左右。她睡刘义那张小床。六点半钟，刘芹起床做早饭的时候，发现那张床上有种异样的寂静。当时刘芹还没想到她已经去世了。头天晚上七点多钟她还吃了半小碗蛋炒饭。张惠喂她慢慢吃下去，她眼睛总是落在她身上，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异常。她还问到刘义什么时候回来。几天的危险期已过，刘芹估计她又要拖一段时间，有两次都认为她快不行了，但她又挺了过来。刘芹当时并没意识到那寂静意味着死亡。她是撩开帐子才发现她已经死去的。

她睡觉时穿着那件薄薄的对襟花棉袄，上半截身子露在铺盖外面，在灯光的阴影中半睁着眼。刘芹喊了声“妈”，没人应。她已嗅到了死亡的气息，床上已没有一丝温热。她又接连喊了两声，弯下腰去摸了摸她的手腕，脉搏已停止跳动，手已冰凉。她替她合上眼睛，叫醒刘琼、张惠。

刘义回忆起来，母亲死前一段时间，一到晚上嘴里总是发出“啧啧”声。她躺在黑暗中，眼睛闭上或紧盯着上方，不停地砸动舌头，好像有什么东西噬咬着她的脑髓，“啧啧啧啧”，也好像惊叹、嫌恶、不堪忍受。这比呻吟声听上去更让人发怵。她一动不动，事实上她已不能翻动身体了。“啧啧啧啧”刚一静下，又响起来了。一连几小时，她不能说话，也听不见外界的声音。刘义记不清这是他去航司之前还是之后的事。她后来安静下来了，但那啧啧声已耗尽了她的精力。

她得的是乳腺癌，而不像她自己坚持认为的那样是乳痈。她的死只是迟早的问题。然而尽管如此，还是使人感到突然，家里一点准备都没有。在最初的伤痛之后，刘芹想到应该通知哪些人。她一步也不能离开。她让刘琼充当跑腿的角色。上课的时间快到了，刘琼首先应该去她代课的学校替她请假。

院邻中张友仙第一个过来帮忙。她和刘芹一块，替邹兴容擦洗干净，换上干净的衣服。张友仙第一次看到她胸口上的窟窿，说她能忍耐这么久已经是个奇迹了。她替她清洗干净，填上药棉花，用干净的绷带包扎起来。没准备寿衣，内衣外面给她穿上她最好的一件灰卡琪外套。她四肢已经僵硬，穿衣服很困难，张友仙托起她的上半身，一边替她穿衣服，一边像哄小孩似的和她说着话。“兴容，你学校老师看你来了，快把衣服穿上，噢，就这样，很好，你是个爱好的人，去见天主的时候应该穿得整整洁洁的，来，这只手，我来帮你……”

她躺到了屋子中间一扇拆卸下来的门板上，枯萎的头发梳理过了，头下垫着个用棉花、旧被单做的薄枕头。张友仙说她死得很好，还像生前的样子。凹陷的脸颊，眼窝上罩着层黑晕，眼帘没完全合上，露出一线眼白，嘴唇也微微开启。一切痛苦结束后的死的宁静。当一张洁白的被单搭上去之后，张友仙在胸前划了个十字，说：“我们这种人怎么不死呢。”

张惠上铺子里买回来一截青卡琪布，刘芹在张友仙的指点下替她做了双寿鞋，剩下的布做成佩戴的青纱。

刘琼去学校请了假转来，刘芹又叫她去航司通知刘义。刘琼一个上午都在跑腿，她去了航司，又去通知邹兴容学校的领导，接着又去木材加工厂通知彭字清叔叔。但后者不在单位上班，因工作关系几天前就上附近县城一家加工厂去了。

刘芹找到居委会一个年轻木匠做棺材。他是邹兴容的学生，听说是给自己以前的班主任做棺材，表示乐意帮忙，不收费。家里有现成的材料，一扇搁置不用的门板和几张旧木板。吃过午饭，年轻的周木匠带着徒弟一块来了，进屋去看了遗体，在门前院坝里摆开场地，动手做起来。

学校领导没有露面。刘琼通知陈清媛校长的时候，她只是“嗯”了一声，表示知道了，随即转身走进民小那间庙宇殿堂作的办公室。她表达的意思已经很清楚。她没来吊唁，寄托对一个革命同志的哀思，甚至也觉得没有必要给这个革命同志送去一个花圈或一匹幛。刘琼通知她的时候，办公室里还有别的老师，谢老师、刘老师也场，都把脸调开去，没人和她说话，也没人来吊唁。

刘芹叫人去通知乡下的舅舅。她把一切安排就绪，已是下午两点多钟。这时年轻的周木匠已带着徒弟在院坝里动手改棺材板了，木料不够，她上张三姑婆那儿找来两张旧床上拆下来的木板。见还没人送一个花圈来，她又亲自上花圈铺去订做了一个，拿回来放置在家门口右侧的窗台前。中间一个锡箔纸剪贴的“奠”字，挽联上写着“邹兴容母亲大人逝世享年四十四岁”。

邓久连表叔过来看了，赶了五元人亲钱。他现在已是那所诊所的所长。院子里的邻居、亲戚，有赶五元人亲钱的，也有凑份子的。

刘芹的男朋友没有露面。

六姑婆过来了，和刘芹一块站在房间进门的地方，她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对刘芹说：“你没叫人通知神甫？”

“通知神甫干什么？”刘芹说。“临终圣礼？现在说这个已经迟了。”

“你们应该早两天通知，看在老教友面上，神甫不会拒绝。”

“哪个神甫？”刘芹问。

“唐毅中神甫吧。”六姑婆说。她提到某个老教友，她去世之前，唐毅中神甫替她办了临终告解。

“神甫可能是作为朋友去探望她。”刘芹说。“他现在敢搞这个？”

“对信得过的老教友他敢。”六姑婆说。

“妈没想举行临终圣礼，她已十多年没上教堂望弥散了。”刘芹说。

“她没上教堂望弥撒是有原因的。”六姑婆说。“离开学校——她死前这段时间——她又皈依天主，心中又有了信仰。”

“她一直都信。”刘芹说。“她心中获得了安宁……”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六姑婆说：“你可以让神甫替她做台弥撒。”

“教堂都不存在了还做弥撒？”

“不一定只有在教堂里才能做弥撒嘛。”六姑婆说，似乎也有点拿不准替亡灵做弥撒是否可以在教堂以外的别的什么地方做，想了想，补充道：“只要天主能听见他的声音……”

“神甫替别人做过弥撒吗？”刘芹问。

“嗨！怎么没做过。”六姑婆眨着眼睛说。“我不敢说几个神甫都替别人做过弥撒，但唐毅中神甫肯定替别人做过……当然，必须是信得过的老教友，他不是谁都答应的。”

她对此不能十分肯定，可以说是她自己想当然，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要是在别的什么时候刘芹会笑起来，但这个时候她没有笑。她听见她说：“可怜的人，她总算再没痛苦了。”

她看着她长大的，或者说两人一块长大的。她虽是她六孃，但年龄却相差无几。沉默片刻，刘芹又听见她说：“兴容这辈子很苦，幼年丧母，两个丈夫，一个镇压，一个劳改，一个女人家拖着四个孩子……”

她眼圈儿红红的，含着眼泪，在胸前划了个十字。

“她不是一个可怜的人。”刘芹说。

“没有比她更可怜的了。”六姑婆说。

“她有过幸福的时候。”

“她幸福？”

“不错，她和我们爸爸一块生活的时候。”

“你们爸爸？他是个反革命……”

六姑婆说，往四下里看看，没有外人在场，说到“反革命”她压低了声音。

“可他也是她丈夫，他俩在教堂里举行的婚礼。”刘芹说。

“他毁了她的一生，”六姑婆说。“也毁了你们。”

“可是我们妈并不后悔嫁给他。”

“她不后悔？”

“她不后悔。”

“她对我们可不是这么说的。”

“她是怎么对你们说的我不知道。”刘芹说。“要是你们听到什么，那可不是她的心里话。”

“你真是你爸爸的好女儿！”六姑婆说。“兴容亲口对你说她不后悔？”

“是的，她亲口对我们说的。”刘芹说。“在舅舅家做客的时候……她嫁给他，和他一块生活了九年，生下了我们，她并不否认自己的生活，她到死都还爱着他。”

六姑婆不说话了，吃惊地看看白被单下的遗体。静悄悄的，她保持了沉默。死亡会带走许多秘密，但她却把这秘密留下来了。她不否认自己的个人生活。她不后悔，她有过幸福，它像一束阳光骤然照亮了她暗淡无光的生活。她还是她熟悉的那个兴容吗？那个兴容是不可能有幸福的。

刘芹说完这话沉默了，她微微涨红了脸，一时把丧母之痛也抛到了一边。

“这话你可千万别拿到外面去说。”隔了会儿，六姑婆说。她眼光仍然落在遗体上，似乎相信了刘芹说的话，语气里流露出长辈的关心。

刘芹想说母亲的生活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没有一点价值。她有灵魂，有痛苦。此刻，她看着遗体，说：“她很苦，这是真的。”

“她是自己不想活了。”六姑婆说。

“不，她一直想活下去。”刘芹说，“她从没放弃希望。她才四十四岁。我去定做花圈的时候，看见写出来的‘享年四十四岁，’才想到她死得多么年轻。”

刘芹说着哽咽起来。“她从没向谁诉苦……”

“她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六姑婆说。

“她不相信，她一直认为自己得的是乳痈。”

“你听她说，”六姑婆说。“事实上，她心里明白。”

“但她很固执。”

“去省城动手术要钱，她对我说过这话。”六姑婆说。“她拖着一家人，学校卡她……”

“他们现在还没来一个人。”刘芹说。

“那个觑觑眼校长不是个好东西。”六姑婆说。“兴容是学校的老职工，再怎么说花圈也该送一个。”

沉默了一分钟，六姑婆问：“抚恤金怎么说？”

“现在还不知道。”刘芹说。“大概一个供养人口发一个月的工资。”

“你也算供养人口吗？”

“我可能不算。”刘芹说。“十八岁以下的。”

“那刘义也不能算，他满过十八岁了。”

“他可能也不算。”刘芹说。“不过他还是学生，到时候我会去找上级领导——城区公社。”

刘芹回过头来看见刘义，他穿过院坝径直走过来。此时大约五点半钟。

刘义回忆，看见母亲的脸，他没有流泪。一切都解脱了，他只感到死亡带来的宁静。

他是后来看见她换下来的那件薄薄的绛红底色的花棉袄，眼泪才止不住夺眶而出。









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8-17 22:37

  五十七




王名安、邹正洪（他和刘义一块从工地上赶回来）和另外几个同学参加了葬礼，守了一晚上灵。

一盏百瓦的灯泡吊在走廊上方。天黑后，木匠把工作场地移到了走廊上。他们坐在走廊的另一侧，升了个火炉。刘芹、刘琼她们呆在里面房间里。刘琼最好的两个朋友叶诗珍和苏容也来了，但没呆多久，十点以前刘琼送她俩出去。

刘琼、张惠第二天还有许多事要做，打过十一点就上张三姑婆那边去睡了。刘芹和他们一块守灵，上厨房去做了夜宵。

王名安谈到武装支援L市，谈到前线的见闻，翻车，卫校的尸体，盛大的出殡仪式，等等。说到老保他语气里已没有仇恨。他说到的是过去的事，过去的老保，过去的造反派。他感觉到时间的流逝就像化学反应改变分子结构那样了改变了原来的生活节奏和秩序。老保存在的时候，他们主义兵有事可做，充满了战斗的激情，而现在随着红色兵团和红色联盟的先后覆灭，他们反而有种失落感，觉得无所事事了。他们没有多少胜利的喜悦。和老保们算账，清理阶级队伍，已不再是他们份内的事。

他们那伙主义兵同学已离开那家兵工厂，回到学校。学校现在是工宣队掌权，一位四十多岁、矮小个儿、能说会道的女人取代了年轻的校长的位置。他这个校长没当几天，校革委会现在得听令于工宣队。一些老师又出来工作了。不是上课，而是协助工宣队干事务性的工作。俞儒文老师还在养他的鸡，新近增加了品种，一种和来航鸡一般大小的小黑种母鸡，并且拿到学校操场上放养。学校的牛鬼蛇神仍然每天扫地、打扫厕所，走资派去了五七干校。

对主义兵的未来王名安仍满怀信心。他们前途之索已套牢在现今掌权的革命委员会那架马车上，因此还是那句老话，在分配上搞两个面向，他们主义兵将会分配去工厂。

棺材在晚上十一点多钟便赶制出来了。刘芹付工钱，对方坚决不收。师徒俩已尽了力，但看着做出来棺材却没有人说话。翌日清晨入的殓。刘芹把那串小念珠放在她身边。铁钉钉牢了棺材盖，咚咚的敲击声打破了四周的寂静。

刘芹事前已找居委会一个搬运工借了辆架车。棺材由王名安、邹正洪几个同学捧出院门，放到架车上。花圈和抬杠、抬索也放了上去。寒冷、干燥的早晨，瓦背上方已露出灰蓝的天色和薄薄的鱼鳞状的云层。守了一夜灵，一个个都僵手僵脚的，嘴里出着哈气。

棺材不重，一个人都拉得走。他们走石板溪那条路，出了城，顺着河边公路往前走，到石板溪赶轮渡过河。张惠和秦睡龙跟了去，过了河在岔路口把棺材卸下来后，他俩拉着架车从原路返回。

她葬在舅舅家瓦房对面的山坡上，那天傍晚刘义他们呆在走廊上瞧见那抹夕阳照耀的青杠林旁边。邹家的祖坟山。黄褐色泥土和石块垒起的一座新坟。她静静地躺在黑暗中。坟头上搁着花圈，风在树林里低语，荒草摇曳，青杠林金黄的叶片簌簌抖动，随风飘落。

他们和生产队掘墓穴的农民一道在舅舅家堂屋前的走廊上吃的午饭。转来，走区镇那条石板路回城，登上码头，穿过匡正街小学一侧的街巷时，天已擦黑，街灯已亮。刘琼在张友仙的协助下已准备好简单的丧宴。

刘义的记忆中，那个最高指示下达仅相隔几天。他和邹正洪已回到工地。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来一个动员，广大农村的同志应欢迎他们去。”收工后，他俩顺着河边大路往小镇漫步，公社广播站的高音喇叭在刚刚降临的夜幕中一遍遍地反复播送着。

没说到工厂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只字没提两个面向。

往回走的路上，邹正洪问：“你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刘义说。

“我们现在是航司的工人，”邹正洪说。“航司并不知道我们是学生。”

“会查出来的。”刘义说。“一个都跑不脱。”

那批招进来的学徒工中一共有七个学生，听到消息后，一个个都沉默不语。“放不成筏子了。”一个二中高六八级的学生手枕着头架着腿躺在地铺上说。“哪怕让我放一次筏再走也好！”

当然不会让他放一次筏再走。几天后，他们七个都接到通知回单位报到，在工地上就结算了工钱，带上行李、铺盖卷。

航司革委会赠送他们每人一盏马灯、一套毛选。

刘义回到家里四点左右。刘琼一个人在家，在饭桌上裁剪一件蓝布罩衫。“张三姑婆的，”她说。“她让我学手艺。”

桌上摆着裁剪书、划粉、市尺，她手里拿着把廉价的裁剪刀，脖子上搭着软尺，刚刚把衣服的前片剪下来。刘芹下午没上课，上城区公社领抚恤金去了。

听到广播，她们就知道他会回来。刘琼和他都属于下乡对象，她想知道他有什么打算。

刘琼把话题引到她最好的朋友叶诗珍身上，她已报了名，第一批走。

“你呢，也打算走？”

“我不打算走。”刘琼说。她提到她朋友，好像就是为了说出自己的决定。见刘义没开腔，从温水瓶里倒水喝，她接着说：“叶诗珍参加了主义兵，还是个小头头，想起带头作用；她觉得无聊，想换换空气，也是其中的原因。我另一个同学苏容也打算走。”

“你知道你们学校走什么地方吗？”

“高平县，老山区，听说你们学校也有名额。”

“第一批什么时候走？”

“大概一周后。”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刘琼说：“王名安到家里来找过你。”

“什么时候？”

“昨天下午。”

刘义想到王名安肯定非常失望，他真想听听他现在对两个面向还有什么话说。

“他可能来动员你和他一起走。”

“噢，我还不能肯定他自己想不想走呢。”刘义说。

“叶诗珍也来动员我和她一块走。”刘琼说。“两个好朋友落户在一块，她觉得这很理想。她不打算跟集体走，她打算去她母亲老家插队，在下游四、五十里的乡镇附近，她有个舅舅在那儿当生产队长，大队支书也是亲戚。她说她能替我弄到一张落户证。”

“你改变主意后可以上那儿落户。”

“我不会改变主意。”刘琼说。她放下裁剪刀，拿起尺子核对前片的尺寸。尺寸准确无误，她把它叠起来，放在凳子上，拿过剩下的布料，调了个头，在桌面上铺平，用尺子擀伸展。她穿着件自己缝制的白底子现蓝花的中西式罩衫，里面套着母亲那件薄棉袄，白里透红的肤色，橡筋绳扎着对短辫子。

“我不会改变主意。”她重复了一遍，没抬起头。“第一，我不喜欢农村，你看看舅舅生产队就知道当农民是怎么回事，谁喜欢去建设谁就去建设好了，我只想呆在城里；第二，这是主要的，像我们这种家庭的人，下去容易，出来难。”

刘义不得不承认她想得很周到，她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他自己还没想到这点。

“会动员的。”他说。

“怎么动员？”

“现在还不知道。”

“我不怕。”刘琼说。“再怎么动员我都不会去。”

刘义却不敢这么说。来一个动员，不是说来玩的。他现在还没作出任何打算，走着瞧吧，事情往往由不得你自己。

“呆在居委会干什么呢？”他说，一想到居委会，他再坚定的决心都会动摇。

“呆在居委会总比呆在生产队强。”刘琼说。

“不会安排你工作。”

“我可以打零工。”

“零工也不会要你。”

“我还可以在家里搞缝纫。”

“会割资本主义尾巴。”

“照你这么说就完了，非得去当农民不可了。”刘琼说。“我看问题可没有你这么悲观。”

刘义在短暂的沉默中想到从东门码头那方一路过来看见的不容乐观的标语口号。“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大有作为！”“一辈子扎根农村！”“为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青春！”“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是检验一个青年是否革命的试金石！”“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等等。

“组织游行了？”他问。

“最高指示下达有不游行的？”刘琼说。“各机关单位的人，学校主义兵没参加。”

刘芹回来了，见了刘义，说：“我就知道会把你们给下了。”

“我报名上山下乡。”刘义开玩笑说。

“你们自己拿主意。”刘芹说。“不管你们作出什么决定我都支持。”

刘义把工资交到她手里。刘芹只领到两个供养人口的抚恤金。“照说你还是学生，应该算一个。”她对刘义说。“但他们说什么也只承认两个，说这是学校的意见。”

按邹兴容生前一月工资三十四元计算，刘芹领到六十八元抚恤金。







                              五十八




王名安他们那伙主义兵一个个都很失望。他们没参加游行，学校工宣队和革委会也无法把队伍组织起来开上街。最高指示下达后，他们一整天都呆在寝室里，心里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据王名安说，就像兜头挨了一闷棒，打晕过去了。

事实是，两个面向纯粹是他们自己头脑里一厢情愿的产物，地、市革委并没作出任何承诺，他们完全因自个儿的想象而心怀不满，大失所望。

一部分同学还是去报了名，第一批走。但王名安却不想走。两年多的革命已使他变得坚强、有主见，什么风雨他没经历过呢？“我不会走，”他对刘义说。“别人要走尽管走好了，我决不会走。”

他开始觉得武装支援L市之前那几个参军走了的同学很聪明。他当时要是努力，也有可能去当兵的。他也觉得那几个在翻车事件中受了轻伤、现在却上医院弄到伤残证明企图争取免于上山下乡的同学很聪明。他自己的情况却使他不能办理病残、特困或其他免于下乡的项目，他只有凭自己清醒的头脑和决心硬顶下去。

尤其使他觉得不满的是，他觉得是学校要他走。当初学校推荐的升学名单中没有他一份，现在却要他下乡去当农民，他是不会轻易就范的。

他劝刘义也不要走，还以他独特的越来越右倾的观点做刘义的思想工作。他对刘义说，当初升学的时候要看出身，推荐名单上没有你一份；入团、参加红卫兵也要看出身，你纵有满腔的革命热情也只能当一名逍遥派，是这样吧？而现在却不看出身，来者不拒，单从这点也可以看出问题来。他要刘义把稳形势，多一个心眼，一旦作出错误的决定，后悔就来不及了。从来就是有好事就会有关卡；有关卡就会看成份、出身。现在这事没设关卡，大门敞开，可转来的时候情况就会不一样了。这和刘琼的看法如出一辙。他提到“转来”，可问题的关键是还不知道那是何年何月。为何要到下乡去苦苦煎熬？一个人有多少青春年华？“一辈子扎根农村”的不负责任的口号令人寒心。前车之鉴是六四年下放的那批知青，他认识几个，他们现在上不沾天下不沾地，处境悲惨。

王名安以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对待最高指示，他说：“对这个指示我有自己的看法。”他这么说当然知道刘义不会检举他。

像王名安这样有头脑的人在学校主义兵中不止一个。校革委会中就有人带头不走。此人是高六六级一班的学生，革委会中唯一的单身男性，身边聚集了一批态度顽固的跨年级的男生，把学校隔壁公园茶馆和山上公园茶馆作为他们躲避动员、交流经验的基地。王名安拉刘义去过两次。他们再不是以前那样的忠心耿耿的主义兵，考虑的是个人利益。刘义在这伙人中见到了曾经在教堂前站在架车上揭露教会阴谋的那个高六七级的学生，还是那么引人注目，口若悬河，不过说的内容已与先前大不相同。

动员由工宣队、学校老师联手进行。唱主角的是工宣队，几个挑选出来的老师充当配角，给他们带路或在一旁敲边鼓。联合了居委会和学生家长单位。第一、二批自愿报名的一走，便声势浩大地展开，挨家挨户上门，家长办学习班，停发工资，什么时候思想通了、子女愿意下户口了什么时候走人。这一招最绝，使动员工作成效倍增。

发生了游街示众的事、在十字街头示众或被工宣队打耳光的事。刘琼被工宣队一个大老粗打了一耳光。“我不怕动员。”她说到做到，不管受到怎样的威胁，她始终不松口。

工宣队把刘芹找去。刘芹表明态度，她支持两个弟妹下乡，相应号召，他们去不去是他们的事，她只是他们的姐姐，不是家长，她替他们作不了主。工宣队这次还算讲道理，没让她参加学习班。

刘芹背后却支持他们不要去。她与工宣队周旋。刘琼被抓去关了一个晚上，她出面把她领回来，她对工宣队说她会做她的思想工作，让她自己去下户口。结果她却让刘琼去了已下乡的叶诗珍生产队躲了起来。

刘义却没经受住动员。就像其他任何事情那样，想象又走到了前头，风还没到自己就先折腰。事实上，动员之剑还没落到他头上，他就已缴械投降，报名下乡。

回想起来，刘义当时已满过十八岁，可就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那样，不知道选择为何物。也许存在某种称作宿命或在劫难逃的东西。对那样一个彬彬有礼的年代，你能说什么呢？

明摆着的是，家里有两个动员对象，不走一个工宣队不会善罢甘休，走掉一个也许还能保住另一个。在刘义看来不走比走更困难，他作出了比较不那么困难的走的选择，完全是因为神经质的胆小怕事，而不像后来刘芹称赞他的那样是为了减轻刘琼身上的压力、使她能留下来而作出的自我牺牲。

王名安得知这一消息后起初表示吃惊，然后又以惋惜的语气说：“你頂不住了，很可惜，我们又少了一个人。听说邹正洪也打算走。这不能怪你们，你们始终就是逍遥派嘛。要是能让愿意走的人走，不愿意走的留下来就好了！”

王名安的父亲已参加了学习班。他有个姐姐也属于上山下乡对象。他本人已被抓进派出所去关了一夜。他还不肯轻易认输。他还会顶上一段时间。

刘义跟集体走，他和邹正洪那天上午约好一块去学校报名。

报名的地点设在四合院通操场走道一侧的办公室里，里面有几个别的年级的学生，他们被工宣队启用的班主任唐敏之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

吴安宁老师打操场那方的过道上走过来。还是那样一副落魄相，身穿褪色的蓝卡琪棉短大衣，头发蓬乱，提着菜篮上街买菜。他没被工宣队启用。

校宣传队副队长、高六七级的朱某从办公室里出来，走到门口站下来了。他在样板戏汇演中扮演郭建光的角色而名声远扬，身著军装，头戴军帽，一身郭建光的打扮，身边还带着个同样身著军装的宣传队的女生。他已办完手续，手里拿着唐敏之开出的介绍信，借此机会对一些仍然赖着不走的革委会成员表示自己的不满。“响应主席号召没有价钱讲，”他说。“我们说走就走，不像有些人，口头上说一套，实际行动又是另一套。瞧他们怎么带的头，他们的积极性到哪儿去了？革命没革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他们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亮！”

神采奕奕的帅小伙子，说完哈哈笑了几声，和女友一块走开去了。

唐敏之班主任隔着办公桌和几个初六七级的学生说话。他理了发，脸刮得干干净净的，穿着件深蓝色的对襟棉袄，手肘搁在桌面上，笑容满面。一边放着钢笔、印章和一沓介绍信。

刘义、邹正洪没招呼他。他看了他俩一眼，继续和那几个学生说话。“你们可以先去看看，坐车三个多小时就到了，时间还来得及。有的同学就是先去看了转来办的手续。”

三个男生一个女生，进校时还是孩子，现在已是少男少女。对六七级这批学生，刘义很少注意，没有一个面熟的。身穿花格子线呢罩衫的女生是个已发育成熟的漂亮的女孩，表情有点呆板，与身边一个矮个儿男生小声交谈着。他们显然都是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才走进这间办公室的，但却在具体的大队、生产队的落实上拿不定主意，犹豫不决，顾虑重重。

刘义、邹正洪走过去看墙上贴的地图。毛笔勾画的一张草图，标明了县、区、公社的位置。从石板溪过河，到昌州县六十二公里，昌州县到罗隆区十六公里，罗隆区到阳平坝公社十公里，到沙湾公社八公里。地点都用红圈标画，罗隆分别伸出两根黑色的丫枝，呈45度角把阳平、沙湾两个樱桃般大小的红圈连接起来。陌生的名字。一辈子扎根。

邹正洪说他去过昌州县。他爸爸在兴平硫磺厂劳改的时候，他去过一次，途经昌州县城。

介绍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资料粘贴在一根齐眉高的绳索上。刘义想到当初大字报就是这么粘贴的。批判“三家村”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字报，用绳索在操场上牵成串。大字报的海洋。一切都是打那时开始的。“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就看他对大字报的态度。”态度个个都端正，写了又写，墙上很快贴不下了，便粘贴到牵在操场上的绳索上。

资料介绍了各生产队人口、产量、土地面积、社员分配情况，等等。第一二批落户在沙湾公社，把好的生产队都挑光了。他们这批走阳平公社，也可以走沙湾公社。刘义一边读着油印的文字，一边听着唐敏之班主任继续对那几个犹豫不决的报名者作解释。他担当这一角色可谓细心周到。乘车去作一番实地考察转来再办手续在刘义看来是件不可思议的事，那需要有冷静的头脑和商人的眼光。他宁可闭上眼睛，糊里糊涂地挑选一个。他选中了阳平湾大队青杠林生产队。

邹正洪赞成他的挑选，两人落户在同一个生产队。

那三男一女走到一边商量去了，他俩在办公桌前站下来。没有多余的问询，解释。唐敏之班主任装着不认识他俩，对自己的学生决心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也没有一句勉励的话。不过没问姓名、班级就把介绍信开出来了。铅印的介绍信，抬头引用了语录，戳上了公章。

兹有我校初六六级（四班）学生刘义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自愿落户到昌州县罗隆区阳平坝公社阳平湾大队青杠林生产队，希望有关单位给予支持，此致敬礼，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到派出所下了户口再交转来，由学校统一办理粮食关系。”唐敏之班主任不看着谁，说。

“东西上哪儿领？”邹正洪仔细看过介绍信后，问。上面自然没像串联证上那样有家庭出生那一项，不过档案会转到公社去的。

唐敏之班主任打开办公桌抽屉，一人递了张大红的光荣证给他俩。“凭这个上百货公司领。”

他俩户口簿都抄在身上，从学校出来，两人一块去了西城派出所。

派出所的同志很支持。在天井右上角户籍科办公室里，他俩很顺利地从一个三十多岁身穿便服的女民警手里办理了户籍迁移手续。刘义看见户口簿上常驻人口自个儿的那页上戳上了一个“注销”的蓝色棱形印章。

“我们现在不再是这座城市的居民了。”走到街上，邹正洪说。

“但还不是农民。”刘义说。

“不后悔吗？”

“没什么好后悔的。”

“我一点没有即将开始一种新生活的感觉。”邹正洪说。

“算什么新生活呢。”刘义说。

“你注意到咱们的班主任了吗？他好像不认识我们。”隔了会儿，邹正洪说。

刘义说：“这完全可以理解。”他想到的是唐敏之班主任在民政局办公楼后院出的那次洋相，他不再认他的学生完全在情理之中。

邹正洪好像猜到了刘义的想法，干笑了两声，说：“还有针对他的那些大字报。”

“肯定的，他不会忘记。”

“你写过吗？”

“人人都写。”

“我也写过。”邹正洪说。“当时还以为可以把他打倒，或戴上顶帽子什么的。”

刘义想到当时沉默寡言、好像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的邹正洪竟然有如此居心，不禁哑然失笑。当时谁也没有就这个问题交谈过，大伙各自为阵，在工作组的统一指挥下，向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班主任和科任老师猛烈开火。

“现在形势又对他有利了。”邹正洪说。“一个不倒翁，看上去很高兴。”

“工宣队信任他，他干着那份工作，他完全可以看作是他大笔一挥把我们打发下乡去当农民的。”

他俩笑了起来。刘义觉得自己对班主任并无恶意。他是说着玩的，心里想到“注销”有点不好过。学校送走了他们这几届学生，又会迎来新的几届学生。学校不会变，班主任也不会变。唐敏之班主任不管参加了哪派组织（你就很难想象他会是一名逍遥派成员），他都是学校的人。他代表的是学校。学校的秩序是颠覆不了的。

两人把户籍迁移证交回办公室，唐敏之班主任看了一眼，放进抽屉里，交待了出发日期、时间地点。他办公桌前又站着几个等待注销的年轻人。

市百货公司设立了“知青专柜”，正对着大门，“知青专柜”几个字贴在玻柜上，上方牵着“热烈响应……”的大幅标语。

递上光荣证，女服务员在背面戳了个章，一人发给他俩一床棉絮、一副帐子、一口红漆木箱。

一共价值二十五元，将在二百三十元安置费里扣除。









作者: 路边毛茛    时间: 2006-8-18 22:59

　五十九




刘琼挨工宣队耳光和后来去同学叶诗珍生产队躲避动员也可能是刘义下乡以后的事。刘义的记忆中，他走前那几天她呆在家里。工宣队、学校的老师也还没有上门动员

依照刘琼自己的安排，她将继续学缝纫。当然得等动员过后一切平静下来之后。她现在已能照着裁剪书裁剪男女下装、女式衬衫、两用衫、中西式罩衫等款式，并且能在缝纫机上缝制出来。学缝纫她可谓无师自通，上海裁剪书和一个她在百货公司缝纫出租处认识的市服装厂缝纫女工便是她的老师。

刘芹打算替她买部缝纫机。一部上海产蜜蜂牌或蝴蝶牌缝纫机售价一百四十几元，十至十二张购物卷。抚恤金加上刘义拿回家的工资，目前她手头已有一百一十几元，再隔四、五个月最迟半年她就可以攒足这笔钱。那时风头已过，刘琼就可以在家对外搞缝纫了。

居委会的张裁缝是街道服装厂的职工，也在家里私人接件，而且活路多得做不赢。有手艺就会有顾客上门，这是搞缝纫的一个有利的因素。不利因素是割资本主义尾巴。但要生存也就顾不了这么多了。刘琼既然能顶住工宣队的压力，届时也就不怕经受工商行管所的打击。她对搞缝纫满怀信心。

刘芹已向刘琼、张惠表示她近两三年不会考虑结婚，而且以后就算结婚也打算让男方上门。有消息说，他们的房子不久就要拆迁，到时他们将分到两间房子，刘芹即便安家也有自己的房间。总之她会照顾好几个兄妹，决不会丢下他们不管。这也是母亲的心愿。

对母亲欠下的债务，刘芹承认偿还，她向债主们保证一分不会少，不过要缓一段时间，等刘琼把缝纫搞起来之后。刘芹对还债没有一句怨言，甚至很乐意这么做。她觉得自己现在能更好地理解母亲了。她为自己常常为了钱的事与母亲发生争吵而悔恨不已。现在想来，母亲乱花钱或许也是为了求得某种心理平衡吧？她没有神经错乱，没有怨天尤人，默默地忍受一切。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理解有两个反革命丈夫、一生背负着反属名分的担子有多么沉重。

使刘琼、张惠放心的是，刘芹已了断了和那个男朋友的关系。她对刘琼说，那人不错，是粮食局的干部，了解他们家里的情况，表示不在乎刘芹的家庭出身。这事本来是成得了的，两人都在展望未来的生活了。但刘芹这个时候却说到他们爸爸，说到他和母亲年轻时的那段生活。“也是他自己问起的，我们爸爸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愿说他仅仅是个被镇压的反革命，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他也是个普通人，一个男子汉，有自己的生活和爱情。我什么都对他说了，他听了很吃惊。他本来只想了解档案之类的东西，想听到我有鲜明的立场，对家庭出身有正确的认识，没想却听到了这些。他说我思想落后于时代，我用欣赏的语气谈到那样一个爸爸。他口头上能接受我的出身，但却不能接受我对自己出身的态度。”

“他不会检举你吧？”

“检举他倒不会。”刘芹说。“他本质上是个忠厚的人，我把他吓跑了。”

“你以后再不要说这种话了。”

“只要有机会，我还会说的。”

晚上十点多钟，他们坐在屋子里。刘义的行装已准备停当。牛皮纸包好的铺盖卷和红漆木箱搁在桌上，新买的草席也用牛皮纸包裹好，两头扎上细麻绳。日用品之类的东西装在刘义串联时用过的那个挎包里。刘芹坐在灯下替他补一双袜子。刘义脚下穿着新买的解放鞋和尼龙袜，但旧线袜还是要补好带走。他的春秋衣裤该缝补的地方都仔仔细细地缝补过了。

明天早晨八点半的车。刘芹学校还有几天才放寒假，她没空送他，再说她也不喜欢那种热闹的场面。该说的话在家里已经说过了。刘琼可以送他，家里有个代表就行了。

“我也要去送哥哥。”张惠在一旁说。

“你该去睡了。”刘芹对她说。

“你们都没睡。”

“我们有事。”

“我知道是什么事。”张惠说。“你们瞒不了我，我不会拿到外头去说。”

“让她去吧。”刘义说。“她知道也没什么。”

“你们埋的那天我就知道了。”张惠说。“妈也知道。”

“妈不可能知道。”刘芹说。

“那晚我和她睡一床铺盖，我知道她是醒着的，哥哥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候进来她都知道。”

“妈一直没提起过这事。”刘芹说，看看刘义。

“她不知道我们做什么。”刘义说。

“我想妈是知道的，她看到了你们留在外面的书。”刘琼在一旁插话道。“她猜到你们埋了什么，她知道家里没有金银财宝。”

“可她一直没提起这事。”刘芹又重复了一遍。“抄家时，她也不像知道这事的样子。”

“她不会做在表面上。”刘琼说。“她希望哥哥能把书留下来。”

他们沉默了。外面刮着风，寒冷起风的夜晚，就像埋下去的那天晚上一样。不同的是没有香蕉林叶片哗哗作响的声音。香蕉林已不复存在。院子里已静下来了。张三姑婆家里的挂钟敲响了十一点。

“再等一会儿就动手。”刘义听听窗外的风声，说。

“这次我可以一块去。”刘芹说。她已补完最后一针，打了结，咬断线脚，把袜子翻来复去地检查了一遍，折叠起来。

两年过去了，瓦坛已与四周的泥土相生在一起，并往下沉了一截。刘义已探明它的位置。他把种在上面的白菜秧和血皮菜拔掉了，用掏耙松了土。院子里的人都看见他翻弄菜地，临走前打算种上别的东西。他已把坛口附近的泥土刨向一边，把菜地重新加以整理，坛口的位置现在已退到重新整理过的菜地的边缘上。他也考虑过了把坛子起出来后，如何用泥土填平那个坑，如何做到不露痕迹。

与两年前的那个夜晚相比，他这次可以稍稍大胆一点，不必像如同经历一场噩梦那样胆颤心惊。他马上就要与那些书见面了，等待已久的时刻就要到来，一种暗暗的喜悦之情袭上心头。他把时间提前到上半夜，而不必像那天晚上那样下半夜才动手。他也不必担心弄出点声音，只要不被人当场逮着就行。一切都会顺利的，没有人能阻挡他。他大可不必像上次那样因不小心弄出点声音而吓出一身冷汗。

“书你都带走吗，哥哥？”刘琼问。

“不，只带几本走。”

“其余的都留在家里？”

“都留在家里。”

“交给我保管。”刘琼说。“我也有机会读一读书了。”

刘义已想到带走两本契诃夫的集子。一本里有中篇小说《农民》，书名可能就叫《农民集》，汝龙译。另一本里有《没有意思的故事》。《变色龙》、《带哈巴狗的女人》可能在另一个集子里。他记不清是两本还是三本集子，还有《草原》，找出来，都带走。契诃夫的书耐读，他可以反复阅读。书他不会轻易借给别人，一次只带两三本。呆在乡下草房里安安静静不受任何干扰地阅读的前景使他觉得未来也有其美好的一面，不再那么暗淡无光了。

十一点一刻，他打开门，来到外面走廊上。院子里的人都睡了，黑灯瞎火，隔壁邻居家已传来打鼾声。寒冷的、刮着风的夜晚，但瓦檐上方却天色明净，点点寒星闪烁。教堂的屋脊和钟楼在夜色中黑糊糊静悄悄地矗立着。从神甫那边院子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房司的家属，一对年轻的夫妇。刘义不久前还见过那个矮个儿女人挺着个大肚子，她来找刘琼替她裁两套婴儿穿的衣服，自己拿回去缝。

刘义穿着在工地上穿的一条劳动布裤子，一件破旧的中山服。一身干净的衣服已换下来搁在床上。他从屋里来到外面的冷空气中，禁不住打哆嗦。就像那天从候车室里出来走上站台那样哆哆嗦嗦地抖过不停。神经质的激动。他深吸了一口气，在走廊上站了会儿，等哆嗦停下来后才转身推开房门。

“是时候了。”他对刘芹说。“我一个人就行，等会儿需要帮忙的时候我再叫你。”

“小心点。”

“知道。”

他戴上帆布手套，在床头角落上拿上事先准备好的尖嘴掏耙、錾子、舀土用的破瓷碗，来到走廊上，轻手轻脚地带上房门。隔壁院子里的婴儿还在啼哭，但不像刚才那样哭得接不上气了。黑暗中不知什么地方一扇窗子在啪啪作响，一只猫在街对面的瓦背上凄厉地嚎叫。他迈步走下檐坎，从门缝和窗口透出的灯光朦胧中勾画出菜地的轮廓。

他找到要找的位置，弓着腰，把錾子和瓷碗放到一边，开始用掏耙刨土。事前他已把坛口一侧的泥土掏松。他把松土刨到一边，很快便掏出一个坑来，露出坛颈的一侧。他蹲下身去，换上錾子，继续往下掘土，坛口下方一截凸起的坛肚也逐渐被掘了出来。方案他早已拟定。在坛侧掘一个足够大的坑，再撬动瓦坛，使之脱离相生的泥土，挪到这边掘好的坑里来。新掘开的坑口散发出泥土和腐烂物质的气息，錾子掘着瓦片、石块，他伸手掏出来，扔到一边。他手脚已感到暖和，耳朵里嗡嗡作响。他一边掘土，一边往上刨土，坑口很快堆起一堆松土，他用掏耙刨到一边。

靠墙的地方不知什么东西跑过，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顺着墙脚朝厕所那方跑去。他往下掘土时，听见隔壁院子里的婴儿已停止了啼哭，嘴里含着奶头还在抽噎。温暖、明亮的房间。神甫的卧室、书斋。自从离开河对岸的工地后就再没见过两个神甫。他们去了别的工地，神甫和牛鬼蛇神。唐毅中神甫已不再住在那个出租的窝棚里，听说已搬到一个教友家里去住了。他又在替虔诚的教徒做临终告解，天主指点他，与他同在。猫还在瓦背上嚎叫，踩着瓦背挪了个地方。转拐过去一扇窗口突然亮起了灯。　　　

刘义停下来，扭头看去，胸膛里怦怦地跳动。与贺玉珍相隔一家的何家，一对下苦力的中年夫妇，儿女众多。万一有人上厕所他在这儿就会暴露无遗，刘义寻思，他是往前几步穿过菜地跨进家门，还是往后躲进院坝黝黑的深处？他等待着。这时房门开了道缝，刘琼探头看了看，接着屋里的灯拉熄了。

何家没人上厕所。一个孩子使用马桶。尿床的孩子，两天前还因为尿湿了铺盖挨了顿打，这会儿在大人的督促下起床，睡意矇眬哼哼唧唧老大的不情愿，撒完尿又爬回床上去了。接着大人也使用了马桶，熄了灯。

一切又静下来了，隐没在黑暗中，风掀动一扇窗户，猫叫声随着距离的拉开逐渐小下去了。刘义已缓过气来，统绒服里燥热的背心已凉下来了。他继续往下掘土。一会儿屋里的灯又拉亮了。他已习惯了黑暗的眼睛觉得那投射出来的光线格外明亮。坑底已快平着坛脚，他单膝跪在坑口边缘，弯下身去用破瓷碗舀起掘松的泥土。

钟已打过十二点，新的一天就这样在黑暗中开始。八个半小时之后他就将登上去乡下的解放牌汽车。两年前的那个晚上他把坛子埋下去后就登上去北京串联的列车。他觉得时间已过了很久，远远不止两年。现在他就要见到它们了，很快就会见到他打算带乡下去的契诃夫选集，读到那首使他魂牵梦萦末尾一句为“小屋似多情意……”的诗的全文。他尽量集中注意力，不让自己分心。坑已掘得够深。他用錾子揭开坛口上的土层，拿掉转头、已腐烂的乒乓球拍，封口布已朽烂不堪，但还固定在坛口上。他把四周的土刨开，让坛颈露了出来。

他用錾子把坛肚两侧的泥土撬松，扳动坛颈，有松动感。他又继续掘土，把坑底的松土舀到一边。刘芹掀开门出来，在走廊上看了看，然后迈下檐坎走过来。

“怎么样？”她弯下腰，悄声问。

“快了，”他说。“需要撬棍。”

“我去拿。”刘芹说，转身走开去，拿来他从工地上带回家放在床脚下的半截钢钎。

他用它撬松泥土，从一侧擦下去，撬动了坛子。

几分钟后，在刘芹的胁助下，瓦坛从坑里起到地面上来了。

他把它抱进家门，转来把泥土填进坑里。这比往外掘土容易多了。但他心里很着急，拼命往坑里填土。填到一半的时候，他听见屋里传来说话声。或者说这声音他早已耳闻，刚才还是小声嘀咕，嘟嘟囔囔，这会儿夹杂着叹息声变得大起来了。

他丢下掏耙，朝屋里走去。在掀开的门后，几张脸抬起来看着他。坛子放在屋子中间，上面的泥土已清除干净，封口布揭下来了，地上摊着几本从里面取出来的书，蹲在一侧的刘芹手里还拿着一本，但那已经不是什么书了。塞在坛口处的从《译文》上拆下来的活页变成了黑乎乎的像腌菜一般的东西。

“全完了。”她看着他说，放下那软塌塌的皱成一团的东西，又把手伸进坛子里去。“完了，进了水……”

他看着一时说不出话。它们本来应该是他放进去时的样子。它们呆在黑暗中，被隔绝在时间之外，等待着重见天日，回到他手中。事情只能是这样，他一直是这么想的，等待着这一天，这几乎就是种信念。现在他终于等来了，但却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变成了这样。一副死亡的悲惨景象。没有一本完好的书。一本本取出来污秽不堪，散发出沤烂朽木和污泥的气味，坛底积了层污水。

“啊，可恶！”刘芹抬高了声音说。“怎么会是这样？全都毁了！”

“只好倒进厕所里。”刘琼说。“太可惜了！”

刘义呆立不动。这一刻，他体验到的远不止是失望。一种生活本身所固有的被剥夺了某种珍贵东西的感觉模糊而尖锐地涌上心头，刚才还令他激动、令他渴望、欣喜的一切顷刻间便化为乌有。那个坑就让它留在那儿吧，他再没心思把它填平了。







                                六十




刘义到达广场八点钟。他背着铺盖卷，拎着红漆木箱，刘琼走在他身边，肩上挂着挎包。

黑压压的人群，嗡嗡的嘈杂声和高音喇叭声。车头挂着大红花的解放牌汽车面对广场口一字排开，一辆插着彩旗的宣传车停在车队前，高音喇叭播放着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车子还要转来吗？”刘琼问。

“大概要转来。”

“我可以送你到生产队。”

“不用。”

“你瞧那些送行的都往车上爬。”

“去生产队有什么意思。”刘义说，往车队那方看着。

他俩不再说话。刘义感到头昏脑胀，皱着眉头，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没睡好觉，梦见那些书，每一本都完好无损，搁在书架上。而事实上，他把它们全都倒进了茅坑。用撮箕端着来回跑了三趟。一场恶梦，就像倒掉了一个死婴。事情也许只能这样。冷静下来后，他还是把那个坑填平了。他心里的那个坑却没法填平。他干完这一切已打过两点，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睡了一觉，刘芹把早饭做好，快打七点叫醒了他。

他穿过人群，看见一张张沮丧的脸。父母姊妹，有的哭红了眼，有的也强颜欢笑。好像去天涯海角，谆谆告诫，临别赠言。在招呼上车了。他们学校的车在左手边，一共三辆，下了篷的解放牌汽车。邹正洪在三号车上招呼他。他走过去，看见他一个妹也来送他，神情忧郁地站在车厢下。他隔着车厢挡板把箱子递给他，接着又递上铺盖卷、挎包。

“你可以回去了。”他对刘琼说。但刘琼站着没动，往四下里瞧着。他绕到车尾，攀着后挡板，踩着下面的挂拖，翻进车厢。

他看见刘琼朝人群外走去，再远一点，他看见张惠。他们走的时候她还躺在热被窝里起不来，这会儿赶来了，生怕迟了一步，小跑着过来，身边跟着秦睡龙。

刘琼接住他俩，说了几句话，眼睛朝这边看着，然后一块儿过来，走到车厢下。跑热了，发红的脸蛋，嘴里出着哈气，把他喊答应了，看着他，总算及时赶到，没白跑一趟。秦睡龙拧着眉头，表情严肃，就像来送自己家里的人。

他们在车厢下站了会儿，身边站着另外一些送行的人。邹正洪的妹一直站在那儿，没说一句话。他们站了会儿，上附近的人群里转悠去了。后来，当车队离开广场的时候，刘义看见他们站在一侧的篮球场边的三合土走道上。

车上有三个同班的女同学。一个女同学的哥哥送她去生产队。一个六六级三班的女同学也在车上。有知名度的女思想兵，身体发育已相当成熟，白白净净的瓜子脸，头上拴着块色彩鲜艳的丝质围巾。她是第一批下乡的知青，落户在沙湾公社，下乡几天就回了城，这次搭车回生产队。

各人身边放着行李，有人就坐在行李上。车厢里的人或隔着挡板和送行的家人说话，或默默无言地往车外张望着。少数几个傻里傻气的在胸前别着光荣证。负责这次欢送工作的是学校一名青年教师和一名工宣队队员。青年教师是教政治的，主义兵小头目，他拿着名单逐车核对人数，身手敏捷地在车厢尾部翻上翻下，然后坐进他们这辆车的驾驶室。

汽车发动后，他们班上一个姓赵的同学和两个校宣传队伙伴翻上车厢来了。穿着两个兜的战士服，戴着顶旧军帽，胖胖的一张脸，在宣传队和送殡的队列中吹木笛的，翻上车来就一手抓住篷架坐在车尾挡板上。他还不是知青，户口还没注销，他和两个伙伴搭便车去昌州县城。

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发动起来。他们学校走在前面，跟上彩旗飘扬的宣传车。送行的人落到后面，有的跟车走上几步也站下来了。刘义看见他们三个站在那儿，与附近的人群隔开了一点距离，默默地看着，刘琼朝他挥了挥手。

出了广场口，汽车往左拐，朝市中心方向开去。人民旅馆大楼几层窗口都有人往下张望。住宿的旅客，不是坚守大楼的思想兵。街道两旁站着看热闹的群众。也有单位组织的欢送队伍，拿着三角彩旗，敲锣打鼓，撒着纸花，车队经过时高呼口号。“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持号召！”的横标在梧桐树的丫枝间缓缓移了过来，打车篷架上方掠过。“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大有作为！”又迎面而来。车队已过了第一个十字路口，街道一侧出现了军分区的院墙，梧桐树下密集的人群。军分区大门外站着一列解放军战士，车队经过时高呼：“向知识青年学习！”“向贫下中农学习！”车上一名六七级的学生喊了句：“向解放军同志学习！”引来了笑声。

到下一个十字路口往右拐，进入电影院那条大街，汽车缓慢行驶。影示广告牌上写着近期上映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当日上映《红灯记》、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的纪录片。再也看不到样板戏了，再也看不到银幕上出现的红色娘子军、李玉和和李铁梅了，再也看不到西哈努克亲王和他的夫人了。闹哄哄的人群，欢迎仪式最热闹的一段街面。店铺都关着门，电影院至百货公司大楼前人群最密集，一些没上广场送行的家人和朋友都等候在这儿，中间让出一条狭窄的走道。刘义看花了眼，他倚着车厢板壁在铺盖卷上坐了下来。

汽车到了前面十字路口往左拐，车速逐渐快了起来。一幅幅横标和房屋的瓦檐从头顶上掠过。当初他们学校就是在这段街面上欢送六*年下放的那批知青。那次他们步行穿过街道，接受群众的欢送，从地委招待所聚了餐出来，三人一排，戴着大红花，游完街在广场上的车。他们游街时还强装笑脸，女知青们牵着手躲避鞭炮和扔到她们头上的一拨拨纸花，制造出喜庆的场面。可一上车，过了轮渡码头，全都哭了起来。哭鼻子的知青。里面有守夜人方中亮，刘义脑子里掠过他那天晚上对他说的话。

汽车在前面左拐弯，开了段路又往左拐，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原来的十字路口。他们身后是四散开的人群。刘义坐在车厢里，听见四周闹闹嚷嚷的声音。车往来路上行驶，欢送的队伍已经散去。

过了广场口，刘义站起身来。车队在前方山脚下岔路口分成两拨。一拨往右，走六*年那批知青走的那条路，在前面码头过河；刘义他们和另一所学校的一共六辆车往左驶向通往石板溪轮渡的公路。

车过市郊疾速行驶起来。城市落到了后面。车上的人手把车厢挡板或篷架默默地张望着，一张张脸那么年轻，全然不顾迎面寒风的吹拂。

*    *    *    *    *    *    *    *    *




我们在石板溪等了一个小时渡，刘义回忆道，到昌州县差十分打十二点。送我们去生产队的青年老师从驾驶室里出来，站在车厢下抬手看了看表。车子在县城附近的三岔路口停了一刻钟，班上那个同学和宣传队的两个伙伴下了车，步行进城，上厕所的人转来后，我们继续往前赶路。公路顺着河谷蜿蜒，路旁出现了铁索桥、小水电站石垒的堤坝、轮幅巨大的慢悠悠旋转的水车，远处云遮雾绕的山峰在两山之间的豁口处一闪而过。我们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区域，眼前所见的是农民的茅草房，穿得破破烂烂的头缠包头帕的农民，神情呆板的农村妇女，怀里抱着烘儿打着赤脚的孩子。汽车往前行驶，朝着罗隆区，朝着我们不可知的未来。

一张发黄的黑白相片。上面的少年理着短发，穿着件看不出什么颜色的学生服，敞开的领口里没露衬衣，瘦瘦的颈脖，饱满的面颊、下巴，孩子气的脸上挂着不易觉察的笑，面对镜头，但视线却稍稍侧向一边。这少年就是我。一张早已遗忘的、因偶然的机会翻出来的相片。背面用钢笔字写着：“刘义摄于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记不起因什么原因摄的了。

吸引我的是那笑容和眼光。他好像是另一个人，有不同于我的经历和感受。我久久地凝视着，他逐渐从我视线中消失，回到他摄下这张相片的那个时期。我和他之间相距遥远，他称着未来的东西对我则是过去。我看见他呆在闹哄哄的人群中。一九六六、六七、六八年的人群。他徜徉街头，读大字报，看大辩论，观看游行，站在市文化宫前观战的群众中，作为大出殡、游街示众、迎芒果等盛大仪式或活动的旁观者。他既是我又不再是我。于他是感受和体验的东西，于我则是记忆。

你独自游荡着，糊里糊涂的，生活在幻想和奇迹中，也靠了幻想和奇迹才活了下来。你真是个幸运儿，刘义，你活下来了，告诉人们你的真实的经历。







                                                 2001.8.17。第二稿

                                                 2003.1.14。第三稿

                                                 2005.8.31。第四稿，电子稿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版主。作品因题材关系，暂时还不能出版，但却已问世。赶上互联网时代，真是一件好事、幸事。在论坛上发表严肃文学作品，在乎的当然不是点击率，能有一两个知音就足够了。

Go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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