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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话说“按既定方针办”——历史术语系列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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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2-6 12:19: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话说“按既定方针办”——历史术语系列之八

作者:徐庆全
来源:徐庆全和八十年代

1976年,9月1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其中一句话特别醒目:“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 且“按既定方针办”用的是黑体字。

此后半个多月,“按既定方针办”,是作为毛的指示广为宣传的。但是,半个多月后,则被认为是“四人帮”反革命的大阴谋、动员令、信号弹。转换如此迅速,有点神秘、诡异,让人摸不着边际。

所谓的“神秘、诡异”,是话语权主导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历史并没有如此复杂。

溯源起来,“按既定方针办”,来源于“照过去方针办”,这是毛的原话。怎么变成了“按既定方针办”?是记录错误造成的。

1976年4月30日,主持工作的华国锋,向毛汇报工作,对部分省份出现的一些情况表示担忧。毛给他写了“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三句话,以对华安慰、鼓励和支持。

1976年7月30日,华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说:毛主席最近有重要指示,给大家传达一下,第一句是“不要招(着)急,慢慢来”,第二句是“照过去方针办”。在华传达到第二句话时,王洪文插话说:不对,第一句前面还有“你办事,我放心”。华说:对,第一句是“你办事,我放心”。由于王的这一插话,在场几位记录者后来整理稿子时,都没有听清华那句“照过去方针办”。当时也没有录音机,主持整理者就按照大概回忆,写成“按既定方针办”。整理稿送给计委副主任顾明审阅,还说明,这句话好像是这样的。但顾明没有改动,便批准发出,文件写道:毛主席最后指示我们:“国内问题要注意。”还指示过我们:“按既定方针办”。

华看到文件后马上说:不对,毛主席说的是“照过去方针办”。我传达的也是“照过去方针办”,怎么变成“按既定方针办”了。但他并没有当成大事追查和通知更正。于是,“按既定方针办”不胫而走(见史云、李丹慧著《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

担任这次会议记录的是陈裴章。他接受阎长贵采访时说,当时“会场乱哄哄”,由于人多,听不清华的话,他只听清“不要着急”,至于什么“方针办”,没听清。情急中自己便顺连其意,写成“按既定方针办”。会后,陈整理华讲话稿,发现记录与原话不一致,即请当时的领导,也是组织和服务这次座谈会的计委一位副主任核实,而他未核实就发文了。事后,他却将责任推到陈身上,批评指责陈。陈性格耿直,脾气倔犟,接受不了这种无理的批评指责,一怒之下夺门而出,离开计委(阎长贵、苌江:《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文史精华》2008年第3期)。

史云和李丹慧都是严肃的学者,《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也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阎长贵等人的考证来源于当事人,史实应当没有问题。可是,我有困惑:

第一,在1976年,毛的话还是“最高指示”。可是,陈裴章发现 “记录和原话不一致”,但顾明竟然不重视整理者的说明而贸然下发,让人难以理解。且不说对待“毛主席重要指示”的态度让人不解,单说顾明曾是周总理的秘书,也不应该这样做——凡在周身边工作的人,都认为是周培养了他们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而顾明居然如此大意?

第二,在1980年“两案审判”中,在审讯姚文元等人时,“按既定方针办”也是重要的内容之一。姚交代说,在9月29日政治局会议上,汪东兴说,现在宣传上要注意,不要去多讲“按既定方针办”。姚觉得汪“对‘按既定方针办’已经有意见了。但当时汪东兴也没有说这句话本身就错了”。参加这次会议的吴桂贤副总理,对此还提出异议,还强调说,“按既定方针办”是华主席在计划会议上讲的。但汪没有否定这句话。

第三,9月16日,“两报一刊社论”通国皆知后,从9月17日至10月4日,为时有半个多月,“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在报刊上连篇累牍的重复宣传,不仅作为“毛主席语录”反复刊登在报眼位置,还多次出现在报纸头版的大字通栏标题中。就连《参加第三届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组成》、《1976年全军田径比赛结束》这样的消息也不例外。同时,新华社内参中反映各地悼念毛的稿件中,也多次地提到作为“临终嘱咐”的“按既定方针办”。华居然听之任之,也并未当回事,为何?

后来,华有解释:当时主席逝世,我们都很忙,忽略了这个事。乔冠华在联合国的讲话稿,讲了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在二日看了把这个字改了。张春桥又批了“暂时不要传达”。我考虑也有道理,不要引起纠纷,因此,告外交部只许核心小组知道,并告黄华。

史料记载说,华在审阅乔的讲话稿时,不是“把这个字改了”,而是删掉了“按既定方针办”的话,并批示说:“此发言有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话,我查了一下原件,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有华的批示在,10月3日,主管宣传的姚文元即对《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说:“‘按既定方针办’,记录不一样,现在不再公开宣传。新华社报道要尽量避开这一提法,或不要当成主席的语录引,可以由粗体字改为淡体字,少用到逐渐不用。”

实事求是地说,“按既定方针办”,在报纸上已经连篇累牍地宣传半个多月了,如果公开纠正,让全国人民云里雾里,肯定会引起比较大的震动。采取“粗体字改为淡体字,少用到逐渐不用”的方法,逐步淡出,倒是一种如华所言“不要引起纠纷”的比较稳妥的方式。

如此看来,当时,无论华还是姚,都没有把这件事当成什么大事。

可是,粉碎“四人帮”后,“按既定方针办”却成为“四人帮”“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大造舆论”的重大罪证来批判的,也是通国皆知的,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在我看来,华在10月2日审阅乔冠华发言稿时纠正这句话,是与“隔离审查”“四人帮”的部署连在一起的。

关于部署解决“四人帮”的时间表,我综合各种记载有过梳理:9月21日,叶剑英和华见面,开始部署;9月29日,李鑫见华,确定以讨论《毛选》五卷为借口实施。至此,解决“四人帮”的部署完成。

这一部署,当然是不动声色的;拎出“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来,当然也要不动声色:先是汪东兴在9月29日会上提出不要去多讲“按既定方针办”,但并未否定;后是10月2日华批示纠正,但也未当大事追究。但对于“按既定方针办”背后的政治考量,则开始酝酿。

就在10月2日当天,华找外交部的韩念龙、刘振华,要他们通知已在美国的乔冠华,删去“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在场的耿飚问华: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华说:

“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毛主席留下的字条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政治资本”云云,已经提升到政治高度了。“四人帮”篡改毛主席指示的罪名,呼之欲出了。

两天后的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梁效”署名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就是这几句话,后来被坐实为“四人帮”要篡党夺权的信号了。当年的叙事逻辑是:10月2日,华已有了批示,说这句话不是毛的话,10月4日,《光明日报》就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不是把华当作“修正主义头子”吗?这不是要篡党夺权吗?

其实,“梁效”的这篇文章从修改到发表,经过了不短的时间,根本不是对着华来的。关于这一点,当年主持《光明日报》的莫艾有回忆。如此上纲上线,是那个年代非此即彼、非友即敌的逻辑。

于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几次会议上,与会者就把“按既定方针办”上升到“四人帮”的罪行了。

1976年10月7日,也即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华接见山东湖北等南京部队等领导人时,提到“梁效”的文章。他说:“陈锡联同志从唐山回来,对我说,我们都是叛徒了”。

在会场的陈锡联接着说:《光明日报》四日发表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讲修正主义头子指的谁是谁是很清楚的。“四人帮”砸不烂不行,筹备四届人大不是主席指示也成问题。

10月12日,华、叶等与上海马天水等人谈话时,在场的倪志福、吴德和陈锡联等人,都把“梁效”这篇文章拎出来,华也随声附和。于是,在这次会议上,为“按既定方针”定了大批判的调子。

此后,如同当年宣传这个方针一样,报纸上的大批判文章同样连篇累牍。像我这个岁数的人,至今记忆犹新。

不过,在揭批查结束后,对“按既定方针办”就不再批判了。但作为一个历史术语,有时候还会被人提到。

譬如,1980年6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

彭真也提过这个词,不过他的看法与当年的耿飚看法一致:“按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没有什么原则上的区别,只是咬文嚼字。

当年“梁效”的主笔范达人,在晚年写出的回忆录里说:“按既定方针办”不是记录错误,而是华“玩了一次文字游戏”。从学者的研究和当事人陈斐章的回忆看,记录错误不容置疑。但是,说华是“玩了一次文字游戏”,有些轻佻,不如彭真的“咬文嚼字”文雅。

说到底,“照过去方针办”还是“按既定方针办”,按字面解释的确没什么区别,区别在于是对谁说的,是谁的话语权问题。这是接班权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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