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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渭熊 巴山文革记事二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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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2-4 20:06: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巴山文革记事二则
日期:1/15/2008 来源:观察 作者:陶渭熊
陶渭熊


检验纸弹头的威力

把步枪子弹的铅弹头摇松、取出,再塞上纸疙瘩做弹头能不能打死人?甲说能,乙说不能。这是1968年8月,大巴山脚下的四川省南江县沙河公社,两个重庆知青讨论的话题。为了证明自己的假设,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找一个人试一试。实践检验真理的哲学话题,他们早十多年就开始检验了。

话说1968年夏天,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日子,今天这里抢枪,明天那里武斗;一些人去外地串联,一些人到北京上访;一会伟大领袖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一会“无产阶级司令部”又强调“文攻武卫”……老百姓则提心吊胆,惊恐不安。林副统帅却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

两个重庆知青抢到了真枪实弹后,背着它耀武扬威,好不快活,打飞鸟,射游鱼,击树枝,穿土墙,这些玩意儿都玩腻了的时候,他们知道那花生米似的铅弹头的确非同小可。但那纸疙瘩做的弹头呢?还需要实践来检验。他们想找鸡鸭猪狗来试一试,但它们都是有主之物,万一打死了,主人定会不依不饶惹出麻烦,不如找个地主来试验。地主大家都可以整,如果打不死,该他走运;打死了,该他龟儿倒霉!谁叫他是地主?打死地主还犯法?全国到处都在打地主,打死了就打死了,有谁犯法?……“对!就找个地主。”在这些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造反派眼里,地主一条命还不如一只鸡鸭猪狗。

就这样,他们把沙河街上的地主分子谢泽云找来,拉到场口,喝道:“跪下!”

那地主天天挨批,日日挨斗,被捆绑吊打已是家常便饭,早被无产阶级专政驯化得比牛马还要听话,虽不知缘由,却习惯地、顺从地应声跪下,不知死期已到。

其中一个知青模拟法官口气宣布:“地主份子谢泽云听着:地主份子谢泽云,男,现年47岁,解放前一贯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罪大恶极。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判处该犯死刑,立即执行。”另一知青随即在背后扣动扳机,只听得“砰!”的一声……

那可怜的地主只感觉背后一股强大的力量把他掀倒,向前一扑,但马上又端正过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左看看,右瞧瞧,忽然低头看见自己胸前鼓起碗大一个肿包,一口鲜血喷射而出,轰的一声倒下去,当即死亡……

“你装死!你耍赖!起来!”

“地主不老实,地主花样多!”

他们用脚踢翻他的身体,看见他满嘴鲜血往外涌,两眼园睁,已经死了!

两个知青毫无犯罪感,愧疚感,背着枪大摇大摆地走了,说:“打死个地主,求不腾!毛主席不是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吗?”

果然“求不腾”(四川方言,没什么了不起)!两个凶手至今逍遥法外,没有人过问,更无人追查,甚至连姓名都不知道,有说是本地知青,有说是流窜造反的外地知青。谢泽云的家人有什么办法?上告?你是地主,谁受理?示威?那是翻天,你敢!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伟大领袖就是要消灭地主。土改时没有镇压你,让你多吃了十多年干饭,就已经大恩大德了。

文革中,像谢泽云这样不明不白被整死的地主有多少?有谁能知?

2005年夏,我旧地重游,重访沙河小镇的时候,谢泽云被杀一事,早已消失在烟波浩渺的历史长河中了。年青人不知,老年人也绝少谈起。一场绝灭人性的浩劫,在有意无意的回避中慢慢褪色、淡化、遗忘,惟有那南河的流水日夜呜咽,好像谢泽云的冤魂还在悲鸣。

忘记了昨天,昨天的事有谁保证不再重演?

一个想吃劳改饭的小伙

1971年初夏,就在谢泽云倒下不远处的沙河中学操场上,召开“一打三反”万人大会。几十个被五花大扎的犯人押在台下,等待着拖上台去示众。当台上大喊:“把现行反革命罪犯唐由定押上来”的时候,人群一片骚乱,纷纷向操场侧边的一口堰塘跑去。原来有一个老太婆跳水,幸被救起。那老太婆60多岁,褴褛的一身几乎衣不被体,已被池水浸湿,正跪在地上呼天抢地的大哭:“把我的孙儿捉走了我咋活啊!我无依无靠啊!”样子十分凄惨。

那老太婆正是唐由定的祖母。

原来在离沙河小镇10里处有个二洞桥,桥边有座破茅屋,正是唐由定祖孙二人栖身之处。茅屋之破烂令人悲悯,墙壁开裂歪斜,屋顶大筐小洞,真是“风能进,雨能进,小偷不愿进”;泥土堆砌的灶台上一口破锅,几只缺碗;仅有的一张床上一条破被,却是60多岁的祖母和20岁的孙儿共卧之处。

其实十多年前他们一家并非如此。那时,唐由定的父母都年青力壮,祖父也年富力强,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与世无争地生活在山青水秀的大巴山下,希冀着用诚实的劳动创造美好的生活。然而不幸,1958年毛泽东疯狂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彻底击碎了他们的美梦。父亲、母亲和祖父在1961年几乎同时饿死,剩下婆孙二人相依为命。从唐由定董事的那天起,既刻骨铭心又时时袭击他的,是肚皮贴着脊梁的饥饿,他从来没吃过一次饱饭,他只能在梦中看见干饭,嚐到肉味;只能在路过小镇上的食店时,放慢脚步多看上一眼,多闻一会,“享受”一次饭香肉香。生活给他留下的全部记忆,除了饥饿,还是饥饿。小学还没毕业他就辍学回生产队劳动,但劳动一天得5个工分值7分钱(后来增加为10个工分),一年下来,每人分得稻谷、红苕、包谷300多斤,不但分文未得,还倒欠生产队几十元口粮款!无穷无尽的饥饿使他觉得日子难过,“还不如劳改犯,”他经常这样想,也这样说。由此开始了一个青年农民的直觉思维。他觉得要不是毛泽东强迫大家办公共食堂,他的爹妈和爷爷不会饿死;要不是人民公社强迫大家集体干活,把土地分给自己他不会挨饿。他说:“毛主席光整我们农民,有他在,我们永远也不要想吃饱肚子。”……这是“恶毒攻击”啊!生产队长狠狠训斥他:“唐同定,你龟儿张起嘴巴乱说嘛,你怕那‘不要钱的饭’没人吃吗?”唐由定随即顶了回去:“你晓得个屁,劳改队的干饭一大碗一大碗的,比你我吃得安逸。”从此“唐由定想吃劳改饭”便人人皆知了。

他以为生产队长会告发他,公社干部会逮捕他,但很久都不见动静,于是他暗暗策划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行动。1971年春节过后,家里所有粮食、红苕种、洋芋种都吃光以后,他真的想去吃那碗饭了。他把墙上的标语撕下来,翻过面,歪歪斜斜写了几条标语:“打倒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不让我们贫下中农吃饱肚皮!”……还怕公安局贞破无能,使他吃不成期盼中的劳改饭,竟在每张标语上盖上自己的私章,趁赶场的时候拿去散发。这天方夜谭般的故事实在叫人难于置信,但却实实在在地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巴山下。他当然逃不脱“背箩索”、关监牢的命运。

唐由定到了监狱后有些后悔,强迫他交待与谁共谋、受谁指使,被捆绑吊打不说,每天2、3、2只吃7两,饿得头昏眼花清口水长流,比他在家的日子还要难过。但是他尚有一线希望,他安慰自己:“现在还未判刑,判了以后送到劳改农场日子就好过了。”

在关押大半年,经过无数次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公捕游斗,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以后,他终于等来了宣判。宣判的结果使大失所望:“……现刑反革命犯唐由定本应严惩,但念其贫农出身,家中老人无人照顾,故从轻判处管制5年,押回生产队监督改造。”

生活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吃大碗大碗的劳改饭却没有吃成,又回家吃青菜萝卜。他回家的时候,“欢迎”他的是小儿的童谣:“唐由定,大憨包(即傻瓜),想吃劳改饭没吃到。”他不但要忍受饥饿的折磨,更多了政治的压迫、人格的侮辱和嘲弄。他对生活已经彻底绝望了,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他吞下了老鼠药,僵卧在那风雨飘摇的破茅屋之内,与他的父母和爷爷相聚去了。

唐由定并非缺乏“苦囚禁,乐放纵”的本能,但饥饿竟逼迫他自愿选择了监牢!在那时的中国,有多少个“唐由定”?我不知道,但肯定不只他一个。他们给毛泽东强行的“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人民公社,和“反修防修,不让全国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文化大革命,作了真实的注解。


──《观察》首发

http://beijingspring.com/c7/xw/wlwz/200801152158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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