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话说杨荣国

boyaozhang · 发表于 2022-11-22 12:33:11

话说杨荣国

作者：徐庆全
来源：徐庆全知乎专栏

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我十一岁。我并不了解当年的政治大势，但这场运动，让我接触到了《论语》，知道了孔子、韩非子和少正卯之类的历史人物。刚刚可以读书的年龄，《论语》读不懂，就读诸如北京二七机械车辆厂工人理论组的译文本，对照着背诵《论语》。应该说，现在还能够记得《论语》中的话，多半是那时候的记忆。

同时，我也知道了两个人，一个是赵纪彬，他的《孔子杀少正卯考》（我记得是这个书名），蓝封面，竖版，读着不顺眼，文言文的写作也不大懂，翻了翻而已。还有一个就是中山大学的杨荣国。我没有读过他的雄文，只是老师在课堂上选读了片段，但他的名字记忆深刻。一直到后来上学后，才知道，杨是个大学者，还是“三八式”老干部，不仅对了份关注。

2021年1月，我采访原海南省副省长辛业江老人。批林批孔时，辛老在广东工作过，我不免就问到了杨荣国。他给我看了那一个时期的笔记本。我看到了一篇关于杨荣国的记载：“杨荣国同志等外出学习参观情况中山大学黄佳耿同志汇报批判孔子问题的情况”，时间是1973年9月22日。

在那场“批林批孔运动”中，一大批学者被卷入其中，尤以“南杨（荣国）北赵（纪彬）”为突出代表。一贯对孔子持批评立场的杨荣国，因为两篇文章迎合了当年的政治形势，不经意就红遍全国。杨荣国也在全国飞来飞去，到处去演讲。辛老的这篇笔记，基本上勾勒出杨在全国演讲的一些情况。

本文以这篇笔记为线索，参考杨当年的助手李锦全教授所著《现代思想史家杨荣国》内容及有关材料，或可勾勒出当年历史的部分原貌。

“参观学习”变成了巡回演讲

1973年8月7日，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杨荣国，带着两个助手李锦全和黄佳耿外出“参观学习”。

在那个年代，各地运动如火如荼，各地经验也不同，各地互派代表相互“参观学习”也是一种惯例。能够被委派出去“参观学习”的人，倒是一种政治上的认可，杨荣国就是这样的人。

在这场大运动中，杨本人也受到过冲击，但并未伤筋动骨，尤其是在政治上依然是组织信任的人。但是，他的妻子陈慧敏则未能幸免。经过一串串的批斗，陈精神上无法承受，成了精神病患者。迁延到1973年的某一天，陈离家出走后再未回来，后被发现在佛山县的一条小河里溺亡。杨陷入到巨大的悲痛之中，一时情绪低落。

中山大学驻校军宣队负责人对杨有恻隐之心，让他出去“参观学习”。据李锦全回忆，此行并没有安排任何任务，只是以“参观学习”的名义出去走走而已。杨荣国的行程是，先到上海、南京，再转赴北京。

8月7日，赴上海时，尽管事先已与上海方面联系，但上海方面并未安排人接机和安排住宿。他们一行的飞机晚点，到达上海已是夜里12点多了。他们三人只好坐着民航的免费班车到了市区民航办事处，再与上海方面联系。值夜班的人答复说：上海市革委有一个接待小组住在和平饭店，但现在夜深无法派车，如你们有办法可以先到那里住一晚，明天再作安排。

公共交通夜间停运，他们有什么办法？只好在办事处滞留。办事处的一位好心女职员前来询问，得知是杨荣国等人，大为惊讶：“今天《人民日报》发了篇批评孔子的文章，广播电视到处转播，作者署名是杨荣国……”。

在女职员眼里，杨荣国的文章能够被这样重视，是有来头的人。她很快联系了一辆小车，将三人送到和平饭店。

与女职员的重视形成反差的是，上海市委的人倒对杨有些怠慢了。杨的文章即使通国皆知，但他们也得保持大上海在这场运动中的范儿。

对于杨荣国来说，文章在今天发表，也并不知情。但无论如何，这篇文章改变了杨这次旅行的目的：他开始了一个半月的巡回演讲，并为来年年初开始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作了预热。

文章如何写成的？

《人民日报》发表的杨荣国署名文章是，《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这篇文章如何写成的？有什么背景？是此后杨荣国所必须面对的询问。黄佳耿在汇报时也谈到了这一点：

这次外出，很多人见面后问我们的文章是怎样发表的，意思是打听发表文章有什么背景，有什么来头，有什么负责同志找谈过。

我们告诉他们，没有什么背景，在写文章过程中，经常同省委宣传部联系，《人民日报》的汪子嵩来过，帮助写稿。

汪子嵩时任《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专业背景是研究西方哲学的。他专门前往广东“帮助写稿”，怎么能说“没有什么背景”呢？只是包括杨在内的写作者并不知情而已。

其实，早在1968年，毛泽东就流露出要批判孔子的情绪。在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谈到应该怎样对待郭沫若、范文澜、吴晗、翦伯赞、冯友兰、杨荣国、任继愈、赵纪彬、杨柳桥、周谷城、刘大杰这些学术权威的问题时说：帝王将相这一类，我们不大熟悉，特别是年青人不熟，你如果要问帝王将相，还得请教他们；有少数人去搞，不是讲以后再出帝王将相，而是说帝王将相这个历史要有人注意。他还说：广东的杨荣国，党校的赵纪彬，不认识。他们都是批孔的，听说他们也被关起来了。这次讲话，就是后来批林批孔期间风传“南杨北赵”的起因。

毛的讲话传达后，12月12日，在中央党校的赵纪彬被解除了隔离审查；而在李锦全看来，杨荣国后来“成为批孔的大红人，大概此时已有先兆了”。

到了1970年8月，毛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到要学点中国哲学史。杨荣国很快就受到来自北京方面的重视。

1971年5月，人民出版社刘元彦、王东发两位编辑专程来到中大，要杨修订此前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简明中国思想史》。杨当然视为殊荣，让助手李锦全和吴熙钊负责修改工作。修改稿完成后，先由出版社印成稿本。1972年10月，在北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再修正后1973年7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改名为《简明中国哲学史》。

在修订这本书期间，大概在1973年四五月间，《人民日报》汪子嵩专门来约稿，请杨荣国写《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

汪子嵩专程来点题约稿，是基于此时对中央精神的理解。

1973年5月，在中央党校的赵纪彬接到指令，要他把此前写的关于孔子诛杀少正卯的文章合成一本书，并催促赵说：“快赶，当下急用。”

早在1969年夏，党校负责人曾找赵说：“毛主席在1953年批判梁漱溟时，谈到过孔子诛少正卯。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有争论。中央叫你写个材料，说明自古有几种说法，各见于何人何书。同时也谈谈你自己的看法。”赵写出《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史实明辨”部分，报送中央；1972年又完成此书的“五恶疏证”部分。赵按照指示把合编书稿报送中央。

中央何以急用赵的稿子？与毛有关。

1973年春天，毛送江青一本郭沫若所著《十批判书》，言明是“为了批评用的”，并口吟一首五言绝句给江：“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5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由这首诗引发的讨论中，批孔也被提上议事日程了。赵的书被紧急征用，正是因为这次会议的精神而来，甚至有可能是作为与会者阅读用的。

6月26日，汪东兴通知赵纪彬去参加“关于林彪反革命《笔记》问题的座谈会”，受到江青的接见，并加入对林彪笔记的解释工作。

“北赵”被重用，“南杨”自然进入中央党报的视野。汪子嵩南下给杨点题约稿的幕后背景，也就一清二楚了。

汪子嵩直接参与了这篇文章的修改。文章谈及孔子杀少正卯事，原只有几句话，汪建议多写。汪告诉杨及其助手，关于孔子杀少正卯事，毛前后讲过三次。周恩来也曾问过郭沫若此事，郭检讨说，他的书中没有写此事是个错误。当然，关于上文提到的赵纪彬应中央之命写书的事，汪自然也会谈到。在汪的启发下，关于此事在文章中增加了分量，并按照汪的要求，力求通俗易懂。

杨荣国的稿子为何安排在8月7日发表，也与毛的态度有关。

8月5日，毛把江找去，江记录下毛那首著名的《（读封建论）呈郭老》诗作。毛在谈话中，历数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并明确地以儒、法两家划分。至此，在毛那里，评法批儒已呼之欲出。

这次谈话中，毛明确说到杨荣国的文章：杨荣国说孔子是为奴隶主服务的，这样我才看了杨荣国的文章。

毛是在《人民日报》“情况汇报”（2253号）上看到杨的文章的，8月3日，毛写下批语：杨文颇好。同时转给周恩来总理，周看后转给姚文元。姚及时批准在《人民日报》发表。

至此，在中央层面，批林批孔运动进入酝酿之中。

为“批林批孔”预热

此时，正在上海的杨荣国一行，正按照原计划入住复旦大学招待所。中午在餐厅吃饭时，赶来的朱永嘉就给杨一个热情拥抱。朱原本为复旦人，时任上海写作组负责人。朱急于想了解文章的背景，就把李锦全拉到一边询问。李当然不了解上述背景，也只能如实说出汪子嵩约稿的事实。

朱永嘉介入了，杨一行在上海的待遇立刻提升：安排他们住进和平饭店，并要求复旦方面提供一辆车归“杨老”专用。

随后，朱永嘉就接到了姚文元的电话：“杨荣国已经写文章了，你们怎么没丝毫动静呢？”朱永嘉“坐不住了”，立即布置写文章紧跟。

8月12日，复旦安排杨荣国作了一场关于批孔的报告。朱永嘉亲临会场讲话，并表达对杨的谢意。第二天，杨荣国的另一篇文章《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又在《人民日报》刊出。

朱永嘉提升了杨荣国的住宿待遇，却也没打算热情到替他们付房费。离开上海时，杨一行才发现这一点，只好自己付了“高额房费”。

接着，杨荣国一行到达南京，被安排住在西康路的一处招待所。有了上海的经验，他们先向接待人员咨询房费。还好，这里免掉他们的住宿费。

南京大学安排了杨荣国的第二场批孔演讲。南大校党委副书记主持，江苏省也有人参加，但并未讲话。

大概在上海时，杨写信与北京的汪子嵩联系，提出去北京的安排。但在南京，杨荣国接到汪子嵩的来信，说北京情况复杂，暂时不要赴京。杨荣国遂与李锦全等商议行程，李锦全建议由南京去河南，从开封经郑州、洛阳，顺道参观。北京能去就去，不能去就回程广州。

杨一行到达开封，在开封师院作了第三场演讲。这次演讲，规格明显提高，不仅“院党委副书记，还有市委副书记都讲了话”。

在开封，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使杨一行的规格更加提高了。据李锦全回忆：电话是北京大学李德良打来的，说，由迟群、谢静宜建议，北大、清华两校党委决定，请杨荣国到北京作批孔报告，并告知明天和8341部队副政委郭宗林到河南，邀请杨荣国一同赴京。

杨立即将电话内容通知陪同的开封市教育局副局长。副局长不敢怠慢，立即通知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此前，杨荣国的文章见报后，“纪登奎同志曾找辽宁河南在北京的同志，问他们的省报转载了没有？没有转载的话要赶快转载，不转载的话就要犯大错误”。现在，人就在河南地界，北大和清华又如此重视，刘建勋焉能不近水楼台先得月？

于是乎，在刘建勋的安排下，杨荣国在郑州的演讲首先由“学术报告”变成了“政治报告”——“杨老的报告怎么能是学术报告，是政治报告。”为了造声势，郑州市内拉线连接喇叭筒，现场直播演讲。

这次政治报告，由河南省委宣传部长张耀东主持，刘建勋和河南省委副书记、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维群以及军区佟副政委都出席。

杨荣国的报告结束后，刘建勋和王维群等都讲了话。刘建勋说：“在我们的同志中，虽然没有读多少孔孟的书，但孔孟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每进行一次改革，新旧斗争都很激烈，有些同志总是对新鲜东西看不惯，推行一件新事情，总要经经过几次斗争，几次反复，几次改进。批孔要同我们思想上新旧斗争结合起来。主席提出要反潮流，有的同志就右倾，想阻挡潮流，到后来必然遭到当头一棒。”刘还讲了接班人，重男轻女等问题。他说：“在培养接班人问题上，有些干部群众对新上来看不惯，有等级思想，这就是孔孔子的影响。”

与会的军区佟副政委在讲话中，“提到批孔要同批王新（原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结合起来，把翻案风打下去”。王新原任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运动中受到冲击，“据说开封军分区司令员去开封为王新翻案”。

在河南讲完后，杨一行在李德良、郭宗林的陪同下赴京，立即受到热情安排。北京方面安排了四次演讲：北京和清华大学各一次，国务院科教组会议一次，工人体育场一次。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由北大党委书记、8341部队副政委王连龙主持。杨演讲结束后，王连龙讲话，“他讲了批林批孔是大方向，要批深批透”，“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我们内部有些同志，讲过尊孔的话，写过尊孔的书，还是内部问题，在批孔中受到教育，提高认识，觉悟过来，不要把这看作是革命反革命的问题，批孔要同革新与保守的斗争联系起来”。

在工人体育场这次，有七八万人参加，由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的丁国钰主持。杨演讲后，丁讲话，“说要通过批林批孔，同孔孟的影响，同旧的思想作斗争。当前要正确认识干部上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问题，在思想上通过批孔解决”。

9月8日至11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全国教育系统批孔座谈会”。杨荣国在会上作《儒法两家的斗争和孔子反动思想的影响》的报告。科教组负责人迟群在会上提出，要把批孔作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项大事来抓。

杨荣国在北京是四次演讲，已经将中央要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信息，传达到社会上了。

9月14日，杨见到了汪子嵩。汪“谈了这篇文章的现实意义，就是在社会变革时期有个站队问题”，汪并说，“杨在人民日报发的两篇文章，主席都看过，姚文元同志也看过，提了点意见，不多”。

说起来，毛决定开展批孔运动，是由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引起的。但在开展批孔时，中央曾有指示，不涉及到郭沫若。汪子嵩跟杨和助手谈到了这个情况：“在这次批评中，不要把矛头指向郭老。《光明日报》9月11日发表了北京的两篇文章，指导思想是批郭老的，虽然没有点人名、书名，但矛头所指是清楚的，也用了书上的原文。就是说姚文元同志看到后，当天就提出了批评，说这样做是错误的，并且规定，以后《人民日报》发表批孔的文章，事先都要给他看。”汪并说，他“已经给广东、上海打了招呼”。

在北京，中央有关方面还安排他们参观了毛家湾林彪住所。留给他们的印象是：“看了以后，确实体会到，林彪是烂透了。他那所房子很大，一万三千平方米，占了一所医院。在他的房子里，没有一个毛主席的像，没有一条马列的语录。墙上挂满了所谓字画，充满了封资修。孔孟的东西多得很。”

北京之行结束后，又加了一次辽宁之行。前边说到，纪登奎给河南和辽宁打招呼，要求转载杨的文章。主政辽宁的陈锡联不甘落后，立即请杨一行到沈阳宣讲。

杨在沈阳的报告，也如同在郑州一样，搞得轰轰烈烈。黄佳耿的描述是：“听报告的很多，沈阳市四十多万人，334个会场，还给52个县拉了线（有线广播）。主持人在讲话中说：“批孔不是学术之争，是政治斗争”“要把批孔同学科学领域的都批改结合起来，带动起来”。

在沈阳，杨一行还和辽宁大学师生座谈一次。辽大师生反映，“批孔中，文、史、哲等课程的教学体系，值得考虑。照原来那样讲不行了”。

结束沈阳之行后，他们又到了天津。此行多半是王曼恬邀请去的。王是毛的表侄女，时任天津市委主管文教的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她主持演讲会并设宴招待。“一些负责同志陪同吃饭时说，开展批孔，对肃清旧思想，继续革命有好处”。

杨一行三人，大约在9月21日回到广州。这次巡回演讲，杨荣国在全国有了很大影响。李锦全说：“由于他的名声和影响，这次在北京及回到广州后的几个月期间，他受到各路诸侯欢迎，从东北到山东、湖北、湖南以至广西、云南，各省领导都闻风而起，高规格邀请他来作批孔报告，成为全国闻名的大红人。”以至于赵纪彬曾当面开杨荣国的玩笑：“你知道吗？现在我们那儿厕所里都贴着你评法批儒的宣传材料。”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被转发到全党，“批林批孔”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1月22日，中央又发一个二号文件，框定了“批林批孔”三个单元的“学习文件和文章”，所列的9篇文章中，杨荣国的独占了三分之一，有《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三篇文章列入其中。

杨荣国也随之成为全国耀眼的“学术”明星。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杨就病了，到1978年8月去世。我不了解在那个历史时期的“揭批查”运动中杨的命运。话说也就到此为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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