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好梅：黑帮屋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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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帮屋往事（上）

作者: 陈好梅
来源：新三届

作者简历

陈好梅，1953年生于北京，当过知青、搬运工，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教师。1990年-2008年在新加坡生活，2008年-2018年在成都生活。

01

1967年夏天，我们姐仨从避难（躲避武斗）的成都回到了北京大姨家。那时我妈已经被电影学院的造反派“揪”回北京一个多月了，大姨决定让我们去电影学院找“组织”。大姐把我们送到了那儿以后就回她的大学宿舍去了，我和二姐则被批准跟我妈住在一起。

那是某座学生宿舍楼一楼的一个房间。这楼共有四层，二楼是女生宿舍，三楼和四楼是男生宿舍，一楼则是鱼龙混杂的：有几个房间住的是老师，有几个住着学生，还有一两个好像是“红联会”的办公室——“红联会”是电影学院的一个派别组织，正处于受压制的一方，另一派是掌权的造反派，叫“井冈山”兵团。

我们这屋住的都是“黑帮分子”，所以被叫做“黑帮屋”。它以前是给黎莉莉阿姨午休用的，所以，屋里的常住人口除了我们母女三人，莉莉阿姨当然是以前的主人和现在的常客。不过她有时住有时不住，视造反派的管理是否严格而定。

这房间大约有14平方米，屋里有一个小书架和几个小课桌，靠门的两边放了两张上下铺的架子床，我和二姐睡在上面，下铺分别是我妈和一个大胖女人；靠窗的两边则是两张单人床，一张是莉莉阿姨的，另一张是后来进来的冯慧德阿姨的。

莉莉阿姨（她那时的头衔是三十年代“黑明星”）的身世很传奇。她父亲是钱壮飞，曾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任机要秘书。1931年他及时将顾顺章叛变的绝密消息告知中共中央，保证了中央机关的安全，后来在长征路上失踪（牺牲）。听说解放后周总理接见他们一家人时，曾为此痛苦自责……
莉莉阿姨在动荡中度过童年，去过天主教寄宿女校、孤儿工读园、还在戏班学过京剧。后来参加了黎锦晖的歌舞团去南洋演出，抗战时又在武汉加入中国电影公司，还去美国学过台词和化妆。年轻时她相当红——别的影星大多娇滴滴的，她却是短跑游泳篮球网球骑马跳舞样样精通，身材也像运动员一样健美，给当年的银幕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她在抗战时期的武汉跟罗静予结婚时由郭沫若证婚，由荷兰纪录片大师伊文思致贺词，可见当时风头之健。
现在想来，莉莉阿姨的长相真很“甜”——圆圆的脸，弯弯的眉毛，嘴唇薄薄的向上抿着，动作也非常女性化，难怪当红时有“甜姐儿”之称。不过在我们小孩儿的眼中，她只是一个年过半百的女人，戴着一副老花眼镜，并无稀奇之处。再加上那时的审美标准是“工农兵高大全”，我们的审美观当然也与时代保持着高度一致，所以不觉得她有多美。

上个世纪50年代，莉莉阿姨和我妈都参与了《智取华山》的拍摄，之后都进入电影学院专修班跟苏联专家学习，最后又都留校成为表演系教师。

前排左一黎莉莉，左四我母亲张昕，左六邸力

当然，莉莉阿姨跟我妈这种延安出来的人做派不大一样。我妈常说她会生活，比如拿紫菜卷着香肠吃，又解馋又不会发胖。记得她喜欢买些没用的小物件，虽然那时候市面萧条，没什么可买的，但只要有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出来，她一定不放过。有一天我们发现新街口百货公司卖一种很小的塑料针线盒，颜色很鲜艳，她知道后赶紧让我们帮她去买。还有一次那里新到货一批上海产的花手绢，她忍不住买了好几条，还送给我们姐俩一人一条。
莉莉阿姨可以说是我们在“黑帮屋”住的那两年接触最多的人了。她的一些家庭生活的余波有时也会在这里出现。比如她儿子找了一个漂亮的女工结婚，有一段时间她和儿媳妇共用一辆自行车，我们就老是看见她来来去去地取车还车。我听她叫莉莉阿姨“妈妈”，觉得有点儿奇怪，怎么还会有人愿意管一个“黑帮”叫妈妈呢？

后来这儿媳妇生了一个女儿，我们跟着瞎起劲儿，晚上躺在床上帮着起名字。莉莉阿姨提出的好几个方案都被我们否定了，其中包括“铁梅”这个家喻户晓的名字。最后，因为那时正在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以我姐提出叫耕耘的“耘”字，被一致通过欣然采纳。那天我们起名字起得兴起笑声不断，结果第二天就被人去告状说，“黑帮屋”里的人怎么那么高兴？半夜三更的还在笑呢！

莉莉阿姨的弟弟是北影厂的著名摄影师钱江，因为莉莉阿姨是“黑帮”身份，所以她儿子的婚事是钱江夫妻出面操办的。那时江青因为要把样板戏拍成电影而启用了钱江，同时却警告他要远离他的姐姐。

钱江家住在电影学院大门外马路对面的北影演员剧团里，他的母亲也就是钱壮飞夫人跟他住在一起，直到病重去世。莉莉阿姨时不时要去看母亲，有时回来就会跟我妈说一两句情况。她母亲去世那天，莉莉阿姨回来说，她的丈夫罗静予（北影厂总工程师）痛哭不已，因为他和岳母之间感情很深。后来我们听说，那天罗静予哭得惊天动地的，北影厂的人议论说，他那不是在哭别人，而是在哭他自己呢（1970年初冬罗静予自杀，那时我们已经离开北京了）!

现在我只想得起来有关莉莉阿姨的几个细节：一是她有一次提到，以前如果不化妆就出门，就觉得自己好像“没穿衣服上街似的”，我听了不能理解，觉得很不屑；二是她有一天躺在她的单人床上看《参考消息》，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什么事情，便自言自语道：“以后要是能去捷克斯洛伐克看看就好了！”说完觉得不对，立刻嘲笑自己说：“还想什么好事呢，你这个大黑帮！”

我那个时候从上铺往下看，正看到顿感失言的莉莉阿姨把报纸举起来看我们的反应。她看得见我妈，我妈却没有看她，正在对我们做鬼脸。我连忙向薛宝钗学习，“浑然不觉”地收回了目光。

记得听莉莉阿姨讲过一个乐子：文革初期她们这些“黑帮分子”每天都要在校门口站队接受批判，外面的许多“革命群众”包括闲杂人等都喜欢过来看热闹。一天她站在我下铺的大胖女人后面，完全被她遮住了，于是在口号声“打倒三十年代黑明星黎莉莉！”过后，她听到有人失望地自言自语：“三十年代的明星就长这样啊？”她说她在后面暗喜，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

另外，有些事情也是我们从莉莉阿姨那儿听说的。比如有一天她神色凝重地告诉我妈，头天晚上北影厂编剧海默被北影厂的造反派打死了，事情就发生在我们旁边的实习处里。海默叔叔曾经是我们大院儿的邻居，可是我们听了这事都一声不吭，除了大睁双眼连表情都不敢有，更没有一句议论。也是，那个时候谁敢说什么呢？

说到这儿想起同是邻居的崔嵬伯伯的女儿跟我们说起过，运动初期海默叔叔和崔嵬伯伯曾经被关在一起，俩人还时不时互相较劲和吹牛：“你那算什么呀？想当年我干革命的时候……”那时我们是把这些当乐子听的，没想到海默叔叔的这种不服软的性格使他无法逃避厄运——后来我从一些报道知道他的厄运跟江青有关。

02

说到打人，那是经常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的。我们斜对面的房间里住着几个“红联会”的学生，其中有一个高高大大却长着一张娃娃脸的男生，是“红联会”广播站的广播员，嘴特别好使，也是从不服软。他多次被“对立面”的人殴打致伤，那时“红联会”就会通过广播发出强烈抗议。然后他得有好几天躺在床上出不了门，同学们轮流过来照顾他。过几天他就又是好汉一条了。有一次我在走廊上看到他，好像是伤得较重，走路摇摇晃晃的，头上缠着绷带，嘴里还骂骂咧咧地叫阵呢！听说他现在得了中风，不知道跟以前的受伤有没有关系。

现在想来也真是荒谬，在那个时代，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居然成了“新常态”，大家似乎对此都见惯不惊，更别说像我这样没头脑的孩子了。

因为打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所以不久后我们的“黑帮屋”就得以增添了一位新的常驻人口——电影学院工程系的系主任冯慧德。她是被造反派推下楼摔断了腿以后被“安排”住到这儿来的。她一住进来就气愤地告诉我们说，她被推倒后一直骂声不断：“你们几个小伙子打我一个老太太算什么本事？”还说他的儿子要来找那些人说理……我们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一个“黑帮分子”的子女竟然敢跟“革命群众”说理，那不是“明目张胆地对抗群众运动”吗？

冯慧德阿姨长得白白净净，比其他人岁数大，当时可能有六十来岁了。我二姐记得她穿着一双漂亮的皮鞋，还曾经笑眯眯地告诉我们说：“这双鞋被抄家的红卫兵当‘四旧’扔了出去，我又当‘四新’捡回来了！”

她的气势也比别人大，说话无所顾忌。比如她劝我妈说：“荒煤的问题也就是认识问题，不会怎么样的”；还说刘少奇：“我看他也不过是认识问题，不会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那时刘少奇早已被打倒了，她这样说也不怕有人去告密！

而且她似乎一点儿也不关心国家大事。有一天晚上她被外面的欢呼声吵醒，坐起来问出了什么事，我们告诉她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了，刘少奇被开除出党了！她听了“哦”了一声立刻又倒头睡了！在当时的我看来，这老太太简直就是一个跟不上时代的糊涂虫。可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她应该是最清醒的人了！

冯慧德阿姨的丈夫齐燕铭跟我父亲有很多共同的遭遇：他也曾经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也曾在1965年的“文化部整风”中被批判；后来也同样离开了文化界，被打发到外地当副市长；还同样在文革初期被文化部召回“说清问题”，之后又都被文化部的“造反派”关起来接受批斗（甚至和我父亲住同一个房间）；最后又都被关进监狱达六七年之久。只不过齐燕铭于1974年被周总理出手相救得以复出，我父亲则在1975年出狱，并判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这么看来，我们和冯慧德阿姨同住一室还真是有缘分呢。

住在我下铺的大胖女人姓王，在后勤管食堂，大字报上说她是国民党军官的三姨太。她对这个说法十分不满，分辨说她虽然是第三个被娶进家门的，但却是明媒正娶的大太太，前面那两个才是姨太太呢！后来有一天那个跟她住在一起的不知是几姨太来找她，我连忙趁机参观了一下，是个长相很一般的老太太。

大胖女人的胖并不是吃出来的，而是一种病，好像是脑子里有什么瘤子，所以她才不方便天天回家，有时候得在黑帮屋过夜。她的胖也不是一般人能想象出来的，这么说吧，她睡在我的下铺，躺下以后就像一座小山一样。记得她说做一条内裤都需要六尺布，也不知道她的布票够不够使。有一天她在打扫厕所时丢失了一件薄毛衣，她说毛衣很旧了不值得惋惜，可惜的是织毛衣花的那老些工夫——一圈好几百针呢！

大胖女人跟其他的“黑帮分子”格格不入，说话行事没一件让我看得上。记得她听到莉莉阿姨的身世以后很不理解：“这些人闹革命就闹革命吧，怎么连孩子都不管了？”你想想我们小时候受的是什么教育，听了这样的话怎么能不投以鄙夷的眼光呢？现在想想，人家说的可不是老百姓的大实话吗？

大胖女人也被造反派打过（据说她贪污），一只耳朵被打聋了。后果是不管什么人说话，她都竖着耳朵使劲儿听，还带着令人讨厌的探究神情追问不休。那种包打听做派和八婆作风使我对她的厌恶日渐一日地增长，最后达到爆表的程度，只要她一开口打听，我就有一种冲动，想要按住她，把她撅成两半儿！现在想想，能对日常生活中的庸俗保持如此深恶痛绝势不两立的切齿痛恨，也只有年轻人才做得到，所谓“一事能狂便少年”嘛！

除了这几个常驻人口，在这里出没的还有好几个黑帮分子。不过她们都在家住，只是白天来这里集中学习或者分组进行“劳动改造”。

比如学院党委副书记申伸。她跟我妈以前就是很好的朋友。我们来北京之前她住在大胖女人的上铺，为了给我们腾地儿才回家住，但是中午还是要过来休息，所以我跟她实际上是共用一个铺位的。

记得我们共用的床头有个钉子，上面挂着一个破木头牌子，歪歪斜斜地写着“反革命分子”之类的字，还画了一个大大的叉。有一阵子，每天她要出去时，就摘下这块牌子戴在脖子上，就像现在的人戴上项链一样。某一天她心情不错，一边哼着歌一边把破木牌擦拭一番再挂在脖子上，被我妈当乐子说了好久。

在我的记忆里，申伸阿姨很亲切，老是笑眯眯的，所以觉得她哼着小曲儿擦木牌子也很自然。对于黑帮屋里的事情，她常常用一句话加以总结——比如说到大胖女人被认为是三姨太时表现出的不忿，她的那句话是：“人家那是明媒正娶”！

申伸阿姨也说过一个乐子。她们有几天在学院后面的一块空地上干活儿“改造”时，老是有几个孩子跟她们过不去，扔个小石子喊两句口号什么的。有一天他们又在喊“打倒黑帮分子”时，一个小女孩突然很严肃地劝告大家：“别再喊了，要是咱们长大以后也当了黑帮怎么办？”“咱们怎么会当黑帮？”那些孩子不解。“可万一要当上了呢？”女孩子拿不准。

申伸阿姨一家的经历也很有传奇性。她父亲申伯纯曾任国民政府新编第十七路军政治处处长，西安事变时是张学良、杨虎城的新闻发言人；1937年加入中共，抗战时期在八路军前方总部做情报工作；解放后任政务院秘书厅主任、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等职。

申伯纯的爱人郭西在抗战期间曾任八路军129师的作战参谋（郭西的前夫安子西是中共山西省委委员，在策反国民党张荫梧起义时被杀害）。我妈曾说，申伸阿姨跟她的继母郭西是以“同志”互称的，大胖女人听后对此又表达了强烈的不解。

申伸阿姨18岁就跟着父亲在国民党鹿钟麟部帮助翻译秘密电报、收听广播、记录战区情况。后来她坚持自己的抗日原则是“哪有日本人我就去哪儿”，因此拒绝了去工厂工作和去延安的机会，最后辗转去了八路军120师的战斗剧社。在那里她演过戏也写过剧本，后来与剧社的导演（北影厂名导演）成荫结婚。


前排右四张昕，右五申伸，右六江韵辉

有同样传奇经历的还有邸力阿姨，她跟我妈一样都是表演系的教师。她跟申伸阿姨长得完全不一样，前者白白净净，容长脸，不胖不瘦身材适中，后者则黑黑瘦瘦矮矮的，脸也很小。

我对邸力阿姨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1965年我们离开北京去重庆前，和前来送行的同学们一起痛哭流涕泣不成声，她过来对我们说：“要坚强啊！”我们那时只有在电影里听到过这样的词汇，想不到还可以用在生活里，于是不能不对她这样的老革命肃然起敬，慢慢止住了哭声。

邸力阿姨那会儿也说过一个乐子（我好像有专门记住乐子的本事）。她说她每天回家，胡同里都有几个小孩跟着她跑，伴以“你是黑帮！”“你是坏人！”之类的指控。可是有一天，那些孩子忽然跑过来叫她“阿姨”了！还记得邸力阿姨说起这件事来一脸慈祥的笑意……

邸力阿姨的丈夫是财政部长吴波，文革初期受到很大冲击。有一段时间周总理特意叫几个战士每天把他接到中南海上班，因为他记忆力极强，各地财政情况全在他的脑子里，他要是被打倒了，全国财政体系就玩不转了。

我那时隐约听我妈她们几个私下说，邸力阿姨对吴波伯伯的处境非常担忧。她们对此好像有点儿不以为然——大家不都是一样倒霉吗？

不过，如果知道他们一家的经历，就可以理解她的担忧了。

邸力阿姨是内蒙古佐旗人，家里很富有。她16岁到北京读书，18岁加入地下党。1934年由于叛徒告密，已经怀孕八个月的她与前夫（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及一些文艺界的地下党人在上海被捕入狱，两个月后在狱中生下儿子。这个孩子失踪了好多年，因为她把儿子托给了一个文艺界的好友，没想到这个朋友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了。解放后她多次到上海寻找，直到50年代初才在杭州找到。

几个月后，邸力阿姨和前夫被营救出来到了延安。后来在延安审干时期，他们被怀疑是特务。她被审查了很久，而她的前夫则被康生秘密枪决了。理由是，江苏省委宣传部党组织被破坏，其他人都牺牲了，他作为部长还活着，肯定是他出卖了组织！

吴波伯伯曾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过要职，所以在延安审干时也曾被怀疑是特务，差点被杀。他被整整关押了两年，让他交代入党动机和目的，受哪个国民党特务机构指派以及有何同伙……

另外，“黑帮屋”零散的过客还包括导演系的吴国英、学院办公室的孙月枝、院长章泯的夫人江韵辉（表演系教师）等等。吴国英是导演系的系主任，个子很矮小。有一天她向我妈建议，让我们每个星期都写一篇作文。我妈听了不置可否，我听了则很气愤——好不容易不用上学了，干嘛自找不痛快呢？现在想来，也许是她看我们太无所事事了才提出这个建议的吧，毕竟是两个该上初中的学生了，整天乱晃荡算怎么回事呢？

孙月枝阿姨比较年轻，她十七八岁就参加了革命，那时可能还不到四十岁。她的丈夫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王炎，她本人在电影学院办公室当副主任。我对她的小儿子印象极深，那孩子不到五岁，圆圆的脸，瘦瘦小小的，特别聪明可爱。他天天跟着妈妈来黑帮屋集合，就有了自己的远大理想。有一天我听到他在门外大声宣布：“妈妈，长大以后我也要当黑帮！”他妈慌忙答道：“你干嘛当黑帮？不当！”他坚持：“我就是要当黑帮嘛！”

03

说完了黑帮屋里的人，该说说相关的事儿了
。
可是当我回想那两年的生活时，发现自己记得的事情并不多，毕竟我们在那里只是打酱油的。而且随着年龄渐长，更因为自己的身份，我不再像住在重庆话剧团时期那样，随时跑去凑热闹看批斗会辩论会，而是学会了“矜持”，对各种类似场景避之唯恐不及。所以现在，呈现在我眼前的，有的只是个别的画面，有的则是听来的只言半语……

总的来说，那两年我过的好像还挺快活的——我们住进黑帮屋时已是1967年初秋，运动初期的“破四旧”和“揪出一切牛鬼蛇神”的红色恐怖已经稍稍退潮，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纷纷陷入“夺权”以后的派性斗争甚至武斗的狂潮中。

具体到我妈所在的表演系，情况好像也还过得去。因为以前表演系的招生是非常严格的，每个班学生人数不多，老师相对来说却不少，有教台词的、教形体的、教表演的等等。这些课程都不能像其他大学院系那样“大拨轰”，而是需要对学生一个一个地调理，这样师生关系就非常密切了。也许正是因此，听说表演系的学生没有打自己的老师的。

所以我妈常说，那个时候她总是觉得文革是一件很奇怪很滑稽的事儿——一方面她们都被“揪”了出来、被冠之以种种可怕的头衔，被编入黑帮队天天打扫卫生，另一方面她又照样好为人师地多管闲事，而她的学生们仍然对她很好。

比如在她被“揪回”北京的火车上，那两个学生就对她照顾有加，睡觉前先帮她收拾好床铺。甚至还嘱咐她说：“回去后有什么想不通的，你跟我们说说就是了，千万别在其它场合说出来！”后来到了北京，其中一个学生甚至劝我妈逃走，他说：“张昕老师，你去哪儿都行，就是别回电影学院！我就说我们在北京站把你给弄丢了！”

还有几个文革前毕业分在北影厂的学生，听说我妈回京了就来看她。他们刚刚在屋里坐下准备“叙旧”，就看到有人进来了。于是立刻正襟危坐，严肃地称自己是来“外调”的。

几个留校当老师的学生也常常来跟我妈聊天。他们的宿舍楼离我们不远，随时可以窜过来。其中一个人结婚时还邀请我妈参加婚礼。因为以前我妈一直反对吸烟，他在公开场合看到她时，还赶紧把手上的香烟藏起来。我妈回来笑道：“现在还藏什么，我还能再训他一顿吗？”

因为我们是临时跑到北京的， 粮票等等都得靠重庆话剧团当权的一派将四川省的粮票换成全国粮票寄来。那边比北京乱多了，两派“革命群众”斗来斗去的不说，有时还得出门逃难，所以我们的粮票总是不能按时寄到。于是除了大姨家不断接济我们外，我妈那些学生也随时把多余的粮票送给我们。有一次我和二姐在街上碰到两个高大的男生，他们一见我们就问：“是张昕老师家的小二小三儿吧？”然后就把身上的粮票掏了出来。回去以后，我妈分析了半天才猜出这两个学生是谁。

顺便说一下，我的身高就是在那个时期疯狂增长的——那时北京的口粮是按比例分配的，每个人的粮食定量中，有20%大米、40%面粉、还有40%粗粮，所以食堂的饭票也相应地分为米票面票和粗粮票。人家给我们的，当然以吃不完的粗粮票为主。我那时不上学不动脑子，又天天吃玉米窝头，结果每四十天就增长一厘米！不管是谁，只要过一段日子看到我都会惊呼：“这孩子又长高了！”有一次我去食堂打饭，二姐走在我后面不远处，听到两个人议论说：“陈荒煤的女儿也太不像话了！”她听了吓了一大跳，后文却是“长那么高！”这才松了一口气。

既然说到这儿了，就回顾一下黑帮屋的日常生活吧。

先说穿。那时大家都穿的很朴素，一个季节有两件衣服可以换洗就不错了。有一次我妈买了几尺布，本来只能做两件小褂儿，可是贪心的她偏偏想要裁出三件来，结果做出了三件又肥又短的衬衣。莉莉阿姨在旁边看着，一个劲儿地摇头：“太肥了太肥了！”我们则一个劲儿地表态：“不怕肥不怕肥！”后来有一天，我在前面走，二姐在后面看了说感觉奇怪极了，我那又瘦又高的身体在那件肥短的衬衣里好像完全消失了一样！

另外还记得，我们常常跟大姨一起翻箱倒柜，找出他们家压箱底的毛料大衣和呢子裤子什么的，用刀片小心地把它们拆成布片，然后送到普兰德洗染店去染成统一的深色，再找裁缝店做衣服。我的一件外套就是这样拼凑的，用旧呢子做里子，毛哔叽的旧大衣做面，虽然又硬又重，但是穿起来还是很神气的。许多年后它越来越糟糕，颜色变得深浅不一衰败不堪，我还是不舍得扔掉。

再说吃。

我们那两年基本没有做过饭，一日三餐大都是由本人去食堂打回来吃的（我姐负责洗碗）。其原因除了我本来就特别爱吃以外，还因为我在家是最小的，因此总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同时我的脸皮也相应的厚一些。这样在那个非常时期，凡是需要抛头露面的工作就舍我其谁了。

那时出门上街对我们来说非常便当， 因为我们的宿舍楼就在学院大门的一侧，一出楼门拐个弯就行了。可是打饭就不一样了，去食堂比出大门还要远一点儿，而且要经过好几座主要的办公楼，然后还得排队。这样对我二姐这样自尊又敏感的人来说，每天在众目睽睽下行走就不大舒服了。试想想，那时本来就没有什么家属孩子在食堂出没，我们的身份又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万一有谁多看我们一眼呢？

所以，打饭这个重要任务只能落在我这个没心没肺的人身上。而且，我也很快地穿上了无形的防护衣，学会了以不变应万变——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面无表情目光直视腰板笔直头颅向上，只要有人多看我一眼，我一定要坚定地把他看回去——这样外强中干的做法倒也很好地保护了我的自尊心。

另外，我们姐俩每个星期都能去大姨家改善伙食，我妈却始终坚守阵地不能或不敢出去。那么她天天吃食堂就有点儿悲惨，毕竟那时候的大锅菜相当差劲。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买一点儿肉末，用莉莉阿姨的煤油炉子做点儿丸子汤之类的简单的菜，还有就是在大姨家炒一些肉末咸菜带回去给她下饭。

04
最后说玩儿。

我们在北京住了两年，一直没有上学，那么我们每天怎么打发日子，又去什么地方打发呢？记得有一段时间，黑帮分子们都是来我们屋里集中学习的，后来才去了更大的黑帮队，那我们姐俩在屋里也没地儿待啊。

所以，除了有时去大姨家或阿姨家，还有去找小学同学玩儿以外，平时我每天上下午都要出门，像上班一样。有时晚饭后还要出去走一圈。我姐不爱动，一般每天只跟我出去一次，也不知道她别的时间怎么打发，估计是躺在她的上铺看书吧。

我去的地方都在附近——夏天上下午各去积水潭游泳两次，冬天则各去溜冰两次，晚饭后还常常去离电影学院更近的太平湖散步（我相信我那个时期个子的疯长除了与不上学和吃粗粮有关，还得益于这种天天的运动）；其它季节呢，就常常是一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都在太平湖公园里呆着了。

太平湖公园现在已经被修地铁的泥土填平了，成了居民区，当年却是一个景色宜人的人工湖公园。岸上是一排排的垂柳，中间一道小桥将两个面积不小的湖连起来，北边有儿童游乐场和一个小小的阅览室，西边还有个小树林。

现在想来，太平湖真的给了我们太多的安慰。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我们天天在那儿看书散步打秋千说废话，如果没有那些革命时代的见闻，它简直可以称得上是我们少年时代的天堂——我就是在那儿真正学会欣赏自然美的，我发现，就像对乐曲的感觉一样，越是熟悉的景色越是能让人发现它的美——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时间段，它呈现出来的美也是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

当然，它并不是真的世外桃源，席卷全国的血雨腥风怎么会留下死角呢——要知道作家老舍就是在那儿自杀的。

除了老舍，还有一些人选择在那儿自杀。在那两年里，我们目睹的自杀者有两个。一个是投水自杀，在水里只露出头皮，远远看还以为是一块西瓜皮。一些半大男孩跳下水去将尸体拖上岸，还用泥土和石块丢过去。另一个是上吊自杀，在小树林的一棵松树旁，但是并不是挂在树上，而是两条腿往下坠着的。还记得他穿着蓝色制服，是个五十来岁的小个子男人。人们远远地围观着，说这个人是对面的北影厂演员剧团的。

第二天我忍不住又去了那里，发现松树下坐着一对恋人——他们怎么会知道，昨天就在同一个地方，有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位父亲、丈夫、儿子、朋友……

在太平湖公园玩儿的结果，还让我们姐俩跟一个“反标”案扯上了边。

那时候我刚刚学会了看外国小说（当然都是苏联的革命小说，不敢看其他的“大毒草”），就每天带一本书去太平湖公园，找一个临湖的长椅坐着读。后来湖边那个小小的阅览室开放了，里面有一张大桌子和一些椅子，提供报纸和“红宝书”之类的。我和二姐经过那儿的时候总要进去转转，还喜欢翻看桌子上意见簿，里面总会有些病句啊错别字啊什么的，再加上一些瞎发的感慨和存心逗趣的内容，我俩无聊分子一旦找到个把乐子就足够笑上半天的。
麻烦就是这样找到我们的。

有一天，那个阅览室的瘦瘦的女管理员走过来跟我们搭话，让我们在意见簿上写点儿意见。可是她这个阅览室实在乏善可陈，什么内容都没有，我们写什么呢？在她的循循善诱下，我们嘻嘻哈哈地写了几个字，诸如“非常好”之类。

过了两天，“井冈山”派的两个头头（都是表演系学生）说要跟我们“谈谈”。他们先是检讨自己平时对我们关心不够，说以后要是有什么批斗会之类的活动会叫我们去参加（吓得我们不轻，后来有一次要召开对我爸的批斗会，我们生怕他们信守诺言，那天早上赶紧躲了出去），最后提出要求，让我们每个人写一份对文革的认识交给他们。

接到这个题目我觉得很麻烦，毕竟从小学毕业起就没有写过作文了。后来想了一阵，不就是抄报纸吗，又有何难？于是抓了一张纸头胡乱写了一篇——前后都是主席语录，中间夹了些豪言壮语。写好后我把它折成了一个一寸见方的小方块带在身上，准备随时遇到他们方便交卷。

我二姐从小做事就比我讲究，爱看书，字也写得好。她比我认真 ，写了之后只中间折了一道。后来遇到这两个人时，她交出的是像模像样的作文纸，而我从衣服口袋里摸出的那个小方块看起来却实在不像样子。

又过了两天，这俩人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居委会大妈家去了。什么理由？怎么去的？都没了印象。只记得从电影学院出去转个弯，就是一排排简易的平房，在一个小院外，那个居委会大妈正在干着什么活儿，屋里有一老一少的两个警察正襟危坐着。我们这才知道，原来我们被怀疑在太平湖阅览室的意见簿上写了“反标”。

那天的事情我都不太记得了，也许我这人只有记住乐子的天赋？反正那两个警察只问了我几句话就把我打发到外面去等着了，我二姐却被盘问了半天。后来我们估计，他们之前已经对比了我们在阅览室和“命题作文”中留下的笔迹，我的可能太儿童体了，二姐的则比较成熟，说不定与那条反标的笔迹比较相像。

回到黑帮屋，我妈知道我们被怀疑，顿时痛哭失声。这也难怪，她从十几岁离开家参加学生剧团，走到哪儿都属于被组织无条件信任的人，所以实在受不了这种打击吧？可是我就不一样了，被怀疑当然不舒服，但是主要还是怕背黑锅，并不觉得被不被信任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妈那儿一哭，莉莉阿姨怕被人听见，赶紧去关房门上方通向走廊的透气窗。只见她拿了个笤帚一捅，窗户就关上了。

后来有一个晚上，我们在上铺已经睡着了，我妈在下铺跟某个造反派学生谈话。说到此事居然又哭了，说她自己不要紧，但是她的孩子受影响她受不了云云，那个学生大声说：“你这样想是不对的！”我被他们的谈话吵醒，一动也不敢动，心里对我妈十分抱怨，觉得她太傻太天真，简直有点儿与虎谋皮的意思。

接下来二姐又有几次被叫去谈话。为了让她承认，那个老警察竟然说那个标语也算不上反动，只是有点儿反动倾向罢了，还说她很聪明。我姐回来直接给翻译成：他认为我老奸巨猾！后来我姐说，那个人太会说太会推理了，有好几次都差点儿被他给说糊涂了，觉得真有可能是自己写的。然后再一想，不对啊，我没有写过！

为了配合破案，我姐还把这几年的学习笔记交了出去——别以为我们这两年除了看热闹啥也没干，我不但看了不少苏联小说，还通读了毛选四卷呢；我二姐本来就喜欢读书和写字，更是做了不少读书笔记。

再后来这件事没了下文。1969年春天二姐独自回重庆下乡插队前，曾专门去位于北师大附近的派出所，想要讨个说法，这才知道派出所早就不管此事了，随着文革的进程和公安系统的权力更迭，那儿的人全都换了，她的笔记本估计也当成废品给烧了。

这件事给对我的影响好像不那么大，因为有一次我去某个地方时，还又一次去翻看人家的意见簿呢，被同去的家人骂道：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只是后来有一件小事令我有些担心。

那时二姐先回重庆了，黑帮屋的阿姨们也都集中在黑帮队“学习”，我一个人在屋里呆着很无聊。然后有一段日子，孙月枝阿姨的小儿子和江韵辉阿姨的女儿小梅忽然成了我的好朋友和玩伴（小梅比他大一点儿，可能是六岁多）。这俩孩子来玩儿的时候，一听我说别动什么东西，那是黎莉莉阿姨的，就大笑着学电话铃响：“铃铃铃！”

后来这小男孩儿一个人也跑来玩儿了。有一次他告诉我，他们家属院出了一条反动标语，有人说是他写的。他神色有点儿黯然地喃喃道：“反正不是我，反正我没写……”我听了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心里有些隐隐的不安：人家会不会认为是我教唆他写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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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帮屋往事（中）

作者：陈好梅
来源：新三届


当年的我

05

因为频繁往来大姨家，另一个光荣任务也理所当然地落在了我头上，那就是负责给大姨和我妈之间传纸条。之所以理所当然，是因为大姨认为我是一个晕了吧唧的糊涂孩子，不像我二姐那么聪明和敏感，说话行事也不像二姐那样冲动。

这事儿的开始与文革的进程有关。有一段时间，电影学院的造反派又不光忙着打派仗了，而是把斗争矛头重新指向那些已经揪出来的“死老虎”身上。有一天，一个美术系的学生来到我们屋，三笔两笔就画了一幅冯慧德阿姨的漫画像，画得很像，倒没有过分丑化。过了两天，大喇叭响了，里面的声音凶巴巴地勒令我妈立刻去某个地方报到，原来也是给她画漫画像。

又过了些天，食堂外面的墙上就贴出了大幅的“百丑图”，电影学院所有的“黑帮”包括院长章泯和其他院系领导人都在上面，他们一个个都是大头小身子，弯着腰打着一面“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黑旗，后面是一群男男女女的“黑帮”们，每个人身上都标出了姓名。我不好意思站住脚细看，只是每次打饭时看上几眼。令我放心的是，那里面我妈被画得还有点儿妩媚， 她穿着一件兰花小褂，就像脖子上戴了一串项链……

接着所有的黑帮分子都被要求在附近的墙上贴出自己的“反动历史”，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要用毛笔写一份简历。那段时间去打饭就有的看了，我乘机捡了好多乐子，只是现在大都忘得干干净净了。只记得大胖女人王XX还挺会写的，先是说到她家当年不知为什么衰落了，之后写道：“然而，坐吃山空终非长久之计，做一些成衣裤颇受欢迎”......

好像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接受了传纸条这个任务的。最初是有个星期天我们去大姨家，大姨问我，关于我舅舅去延安的事我妈是怎么写的，我回答说：“不是周总理让姥姥去重庆叫舅舅到延安的吗？”大姨听了又问了一句：“你妈就这样写了？”“是啊！”

大姨不说话了。吃了晚饭后，全家人坐在一起看电视，大姨把我叫到里屋，递给我一张折成燕子型的纸条，让我带回去交给我妈，并嘱咐我不要告诉任何人，也不要打开看（那时我学会了骑自行车，每次都骑车往返大姨家，我二姐不肯学，只能坐公共汽车）。

本来以为只是偶然为之呢，没想到后来这件事成了常态——每到星期天晚上（好像只有星期天大姨才能回家），大姨就关上门去里屋写纸条，然后推开门向我暗示一下，我便装作不经意的样子站起来去里屋领取。

可是我的心里实在有点儿纠结。不管怎么说，俺也是红旗下长大的一代新人，从小受的也是阶级斗争教育，也一心向刘文学小英雄学习呢。那时常常听到有人被冠以“黑串联”、“订立反革命攻守同 盟”之类的罪名，我心里不是不担心的——万一她们真的成了反动派，我岂不是成了帮凶和同谋？

所以终于有一天，我一个人离开大姨家以后，出了黑黢黢的中宣部大院，来到一顶昏黄的路灯下，就停下自行车，擅自把纸条打开来看了一下（然后接下来就欲罢不能了，每次传送纸条，我都会把它看一遍）。

可是我并未看到什么惊天秘密。甚至可以说，我根本就记不起来那些纸条的具体内容。我只大概记得，那些纸条上面写的都是对一些往事的回顾，大部分是她们在抗战期间的经历。比如大姨写道：当时谁谁谁是这样说的，某件事是这样这样的；我妈便回复道：不对，当时谁谁谁是那样说的，事情是那样那样的；然后大姨就急了：你怎么还那样那样说呢，事情明明是这样这样的啊！

这又与我们这个大家族成员的共同历史有关。抗战期间，我的父母、我的大姨张楠和大姨夫王拓、我的二姨张瑞芳等人都曾经是“北平学生移动剧团”的成员。在这个剧团里，既有国民党中统方面派来的团长钟志青，也有中共北平地下党派来的领导人荣高棠（文革前的国家体委主任）；既有我父亲这样的左翼作家（那时父亲已是党员，却一直不知道团里有好几个他的“同志”），也有我母亲那样的进步学生；还有解放后在各个领域担任领导工作的杨易辰（东北局书记）、程光烈（长春市市长）……更有后来大名鼎鼎的军统大特务郭同震（又名谷正文）。

所以你可以想见这个剧团牵涉的人和事有多少了。在文革期间，这个剧团的所有成员都无一例外地被审查，都需要不断地交代历史写材料。可是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每个人记住的事情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很需要“统一口径”（“统一口径”也是当年的罪名之一），这就是大姨和我妈之间来回传纸条的主要原因。

另外，我也模模糊糊地得到了一个印象，好像大姨不愿意提周总理跟我家人的关系。那时候确实有人想要整周总理，大姨也许不愿意为此增添他的麻烦？至于这个印象是怎么来的，我也实在说不清楚了，问了我的表姐表哥，他们回答的也是“可能”而已。

再有，他们还有大量的“外调”人员需要应付。那时只要跟他们有一丝关系的人被“整”，那不管那个人是在天涯还是在海角，他所在单位的造反派都有可能来北京找你外调，让你说清此人在某时某刻做过的某件事情是怎么回事。

外调是挺严重的一件事，你一旦说错了话记错了事情，就有可能使被调查对象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所以大姨他们对此都是非常谨慎的，更何况二姨在上海也受到冲击，后来还入狱两年多，大家肯定就得更加小心了——万一他们几个人的说法不一致，还不一定会惹出什么麻烦呢！

后来我才知道，二姐那个时期也曾经被大姨夫派到中央党校去给大姨“通风报信”。

大姨的原单位是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文革前两年刚刚开始筹建，她在那儿担任机关党委副书记和干部处处长。文革中这个还没有正式挂牌的单位被陈伯达一句话就撤销了，全体人员都被集中在中央党校搞运动。

当时大姨作为有“历史问题”的人进了黑帮队，几个月都不能回家，每天的任务是打扫厕所和拔草——那里是颐和园后面的一个大园子，有的是杂草可拔。后来陈伯达去那儿视察时说了什么（大姨当年参加过“12.9”学生运动，还作为学生代表去质问当时的教师陈伯达），她才可以每个周末回家一次。

二姐被派去执行任务时，应该是比较松动的时期了。可能是为了某次外调的事情，大姨夫急着要跟大姨见面“统一口径”。于是在一个星期二的上午，二姐就转了好几次公共汽车到遥远的北边去送信了。

大姨她们住在一个大教室里，用书柜分隔成几个房间。二姐去的时候看到外面坐着两个人。大姨在里面一边看信一边用手指着外面说给别人听：“我不能回去，请不了假！”“我知道你大姨夫让我回去干嘛，是要跟我商量儿子动手术的事，等我星期六回去再说吧！”

总共没有几分钟，二姐的任务就结束了，当她回去向大姨夫汇报工作时，大姨夫叹道：“星期六就来不及了！”


我的大姨张枏，姨夫王拓

06

说到大姨夫，乐子也很多。这里只说他在文革中跟我家有关的事儿。

文革初期，在外交部某司当副司长的大姨夫也受到冲击，但没有被隔离审查。他家所在的中宣部宿舍离文化部不远，所以他去给我父亲送过一两次东西。主要是一些日用品，可能还有钱和粮票。

我父亲1966年6月中从重庆去北京时只带了一个小箱子，里面有几件换洗衣服， 还有以前的笔记本和文化部整风时写的一些材料。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曾经跟父亲说：大概去北京开个什么会，个把月就回来了。父亲却认为没那么简单，他估计可能得搞上几个月。

没想到他这一去就是九年。刚开始他们几百个文艺界的头面人物都被集中在集训班里，一起挨整和互整（父亲和夏衍、齐燕铭在整风中已经挨过整了），两个月后，随着运动“波澜壮阔”地深入发展，整个社会大乱，集训班解散，各单位造反派纷纷把自己单位的人揪了回去。文化部的黑帮们都被关在文化部旁边的大庙里，接受频繁的批斗。

狂热的“红八月”过后，全国各地各系统的造反派都分成两派并忙着打派仗，也就无暇管理这只庞大的黑帮队伍了，对那些已经被揪出来的“死老虎”也缺乏兴趣。这时应该是1966年秋末初冬了，“广大革命群众”中有相当多人清醒过来，当上了尽量远离斗争中心的“逍遥派”。于是很多单位包括文化部的黑帮分子们得以被放回家，父亲和齐燕铭也得以搬进文化部后楼的职工宿舍——父亲是因为北京没有家，齐燕铭是因为每天挤不动公共汽车。另外夏衍每天也被儿子送到这里来“参加”运动。

这场所谓触及灵魂深处的革命其实常常触及皮肉。据严平的《陈荒煤传》里记载，那时父亲和齐燕铭白天被拉出去批斗、示众，晚上常常被弄得鼻青脸肿的回来。可是即使情况是那样险恶，即使是父亲那样的沉闷性格，他仍然记住了一些乐子（请原谅我仍然用这个词来形容那个荒谬时代里的闹剧）。

比如有一次，齐燕铭被揪到工人体育场批斗，回来后居然兴致勃勃地向父亲描述会场的情景，说“吴晗我简直不认识了，又黑又瘦”；说谁好像要跟他打招呼他装着没看见；说会开得很乱发言听不清，有一个更大的“黑帮”居然在散会后对造反派头头埋怨说“你们怎么搞的，会开得乱七八糟”，结果马上挨了揍……说到这里齐燕铭长叹道：“真是比我还书生气！”

好在那时候对他们的管理还不是很严，父亲有时候还可以出门买东西。所以第二天，父亲就在街上看到了那场批斗会的“百丑图”，图上的齐燕铭弯着腰，两手被扭到背后，头向上仰着被人拽着头发，一双近视眼眨着，像是很惊恐，又像是有些痴呆的样子。父亲回去告诉了齐燕铭，没想到他第二天一早就戴上大口罩，把帽子拉得低低的上街去看“百丑图”，没有找到还很遗憾……

还有一次，造反派逼着齐燕铭交出他保险柜的钥匙，里面是他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时的笔记，还有周总理的讲话和交办的事情。父亲和齐燕铭连夜商量对策，终于想出了要求国务院和文化部的“革命群众组织”一起打开保险柜的主意，还索要了正式的收据。事后两个人居然去买了一条活鱼，回来饱餐一顿庆祝——那时他们为了避免到食堂吃饭经常被现场批斗的麻烦，有时会自己开伙做饭。

多年后父亲对那时数不清的批斗会也有诙谐的总结。他将之分为自费批斗、顺便批斗和争夺批斗等类别。自费批斗是只告诉你到何处去接受批斗，你得自己花钱买票坐公共汽车前往；顺便批斗是人到了会场还不知道是为何批斗，对象是谁？有一次批了半天，主持者才想起问父亲是谁，听了回答后怔了一会儿才说：“这次批判与你关系不大，不过你也听着吧！”争夺批斗则是两派组织互相争夺批斗对象。为了不让对方抢走已经到手的批斗对象，有时一晚上要把他们频频转移三四个地方，常常弄得夜不能寐。齐燕铭还曾为此“赞赏”造反派的组织才能呢。

大姨夫给我父亲送东西应该就是在这个还算是宽松的时期。这本来应该是在北京读大学的我大姐来承担的，但是我大姐这个人特别懦弱，班上有些人又盯着她，所以一叫她干这些事就哭。没办法，这个任务只能由大姨夫和我表哥来完成了。

大姨夫说他送东西的时候遇到了夏衍：“我跟他打了个照面，什么也没说，就跟他挤了挤眼儿！”还有一次他在那里碰到了来揪斗父亲的造反派——那时小屋里总是有好多人来来往往，揪斗的外调的审讯的要求立刻写什么材料的……他立刻假装是他们的同道换了口气：“你给我老老实实交代问题！”

后来父亲提出想见我大姐，可我大姐死也不敢去那儿。后来也是大姨夫跟我父亲说好了，他带我大姐去附近的人民商场，让她远远地站在一边，让我父亲看了一眼。对此事表哥记忆犹新，他说他当时心里很不好受，觉得他三姨夫太可怜了。

现在想来，大姨一家在那个非常时期给我们的帮助和影响真是太大了，除了行动上经济上作为后盾的强有力的支持外，对我们精神上的支持尤其显著——他们一家对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采取的那种带点儿调侃、带点儿不以为然的“轻视”态度（原谅我找不出更合适的词来），真的使我们在心理上放松了不少。

提起这段日子，表哥也想起来了一件事，那就是帮我父亲“转移黑材料”——如此说来，我们那时候已经把“黑串联”、“统一口径”、“转移黑材料”等等罪行都齐心合力地犯了一遍了，如果算上我妈在重庆还烧了一些东西，那就还可以加上“销毁黑材料”之罪。可是天地良心，那时我们真的没想过这些，还觉得自己挺“三忠于四无限”的呢！

表哥回忆说，我父亲和齐燕铭住的那间屋子很小，里面除了两张床和一个小桌两个小凳，还有一个煤炉，连转身都困难。不过他每次去送东西时倒也不需要禀报任何人，直接到小屋去就是了。

那时候父亲的日常生活是不断地被不同的革命群众组织揪斗，并被要求写各种交代材料。那些数不清的问题让父亲感到非常麻烦，时间地点细节说不清楚都不行。父亲担心他的那些工作日记会议笔记什么的万一被革命群众抄走，再写材料时记不清楚，便把它交给了我表哥。那时表哥也就二十出头，并未觉得此事有太大的不妥，他拿回家藏在了壁橱里，只告诉了大姨一个人。

不久后父亲被某一造反派追查逼问，并对他大打出手，结果他只好交代了这件事。那些人半夜三更敲开了我大姨家的大门，拿走了这些东西。为此表姐很生气也很紧张，表哥也受到了埋怨。也是，表姐和表姐夫都在北影厂工作，而北影厂恰恰被说成是夏衍陈荒煤的黑试验田，他们作为父亲的亲戚，其处境当然是风声鹤唳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有一天父亲上街，看到大字报上说，江青和康生说他“很狡猾”，指责文化部的造反派放松了对他们的斗争：“听说齐燕铭、陈荒煤都养胖了，你们为什么不天天斗，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睡觉，你们对他们也要交到下面去，天天批斗，日夜斗。”

父亲预感到，他们“亭子间”的生活快要结束了。果然，革命历史博物馆立刻成立了齐燕铭的专案组，父亲则被“揪”到电影学院附近的新闻电影制片厂。

所以，到了1967年下半年，大姨一家就不用再跟我父亲有什么纠葛了——他终于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关在新影厂传达室旁边的清洁工的小屋里，开始天天斗日夜斗的生活，连被发现有瓶防裂油都要被批判一顿。


我（左一）和二姐与大姨夫王拓的合影

07

就是在这个时期，我责无旁贷地开始了给父亲送东西的工作。那时候他还是可以给家里寄信的，只不过那些信都很短（当然也都被审查过），只简单罗列需要的东西——除了穿的用的，还有写材料需要的纸笔墨水之类，全都得我们去买去送。

对我来说，这件事只是捎带手就可以完成的，伤不了什么自尊——先按照父亲的信准备好各种杂物，然后骑着自行车去新影厂，跟传达室说一声“找陈荒煤专案组”就被放行了。当然这是个小小的关口，但是每到这个时候，我都自我安慰地设想，人家也许以为我是外调人员呢，所以心里总是一片坦然。其实现在想想，谁会以为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会是外调人员呢？只不过那时候的我以为自己既然长得挺高，就足可以冒充一个大人了。

与我表哥不同，我平时去送东西时是见不到父亲的，好像我也没有特别想见他。不过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还是两次见到过父亲，还都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

第一次是在1967年末或1968年初的冬天。

之前我先被传达室的大叔训了一顿。

那天我像以往一样，进了大门对着传达室的窗口打了个招呼就想往里走，却被那位大叔叫住了。他让我进到传达室里，把带来的东西全都拿出来给他过目。按说这件事跟他无关，平时都是送到里院的办公室以后，由专案组的人看过就拿走的，从来就没有任何废话。

但是大叔要看看也无甚不可，我是从来不跟人较劲的。于是我就站在小小的传达室里，看那大叔把包里的东西都拿了出来，杂七杂八的摆满了一张小桌子。

有一样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一根不到一尺长的弹簧——那时在北京几乎人人家里都有这样的装置——将它安装在房门后面，每次开门之后门就会自己弹回去。父亲在上封信里说，他的屋门被打开后老是大敞着，冬天的风钻进去很冷。

大叔拿着这根弹簧把玩着，一边用它敲着自己的手心一边说：“还要这么个东西呢，关个门都懒吗？”接着就此发表各种不满。

我一句话也不说。不知说什么也不想说什么——那时的我一直认为自己比我妈更会应付此类突发事件——我觉得急于解释有气急败坏越描越黑之嫌，远不如气定神闲装傻充愣来得便当。再说我也真的无话可说——本来我从小就以麻木不仁著称，那个时期好像反应更加迟钝，当人家教训我时，我的脑子里是一片混混沌沌，既不生气也不难过，压根儿就无所思也无所感。按说这辈子被人教训好像还是第一遭，我却完全没有放在心上，也许又跟阿Q一样了，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被人训斥的……….
等那位大叔终于没词儿了，我便动手把东西装回包里。当我拿起那根惹起争端的弹簧时，大叔发问了：“这个还拿？”我出于惯性一声不吭地拿起来装进包里，然后一声不吭地推开门走出去。

现在想想，那大叔可能不太好受吧，他慷慨激昂地说了半天，就好像说给墙听了，这不是一拳打在棉花上了吗？

接着出现的场景却令我愣住了。我看到传达室旁边的门开了，父亲端了个簸箕出来，蹲在地上的一堆煤块前，用一把小铲子往簸箕里铲煤。两年多不见他瘦了很多，也老了很多，看上去有点儿陌生，猛然一见都快认不出来了似的……

当时我就站在传达室门外，离父亲也就是两三米远。我一下子懵了，两眼发直地紧紧盯着他，脚下一动也没动，心在紧张地跳着……还没等我作出决定，也就是十来秒钟吧，父亲已经站起来，端着煤回到小屋了。
我又愣了一两秒钟，才终于醒过神来，连忙进院子里去交了东西，然后匆匆回到电影学院。还好屋里一个人都没有，二姐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我这才放下心来， 倒在床上痛哭起来。这是文革后我第一次痛哭，也是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父亲的处境。感谢莉莉阿姨，她在回来拿东西时往我脸上看了一眼，一句话也没有问就出去了，之后也没有告诉我妈和别人。

这件事我没有跟任何人说，知道说了也是徒惹伤心，万一大家一起痛哭一场就不好了。不过我终于知道父亲关在哪儿了，之后每次去送东西，我都会往那里扫上几眼。

第二次见到父亲是1968年的秋天，是和二姐一起去的。那时候她已决定自己先回重庆跟同学们一起下乡插队，第二年初春她就离开北京了。那天我们本来打算去新街口逛商店，我就想顺便先去送东西。我告诉她这事儿很快，放下就走从来就没人过问，这样她才第一次跟我去了新影厂。

可是那天，我们进了大门以后，并没有像往常那样获准往里院走，而是被人带到了大门右侧的一个小院里。那个人收了我们送来的东西，让我们在那里等一会儿，然后就走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父亲忽然走了进来！他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一时好像没认出我们，直到我叫了一声爸。
我因为之前见过父亲一次，也因为一贯能够克制自己，所以还能尽量平静地撑住场面，断断续续地跟父亲交谈了几句，告诉他二姐要回重庆了等等；而我二姐以前最受父亲宠爱，性格也比较冲动，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相逢完全反应不过来。她一直闭着嘴一句话也不说，因为她知道，一旦开口，随之而来的一定是汹涌的眼泪（后来父亲在信里说，他对我姐的不说话感到很担心）……

出了新影厂的大门，我们没有像之前说好的那样去新街口买东西，而是立刻分手各走各的——我又一次回到黑帮屋流眼泪，却不知二姐去哪儿平复心情了。

08

二姐回重庆去以后，过了一两个月的样子，我妈说该给父亲送点儿钱日用品了。我突发奇想，劝我妈跟我一起去。我想既然上次人家让父亲跟我们见了面，那这次是否可以让我妈见见他呢？我跟我妈说好了，如果人家问起，我们就装作是路过那里顺便进去送些东西，让见就见，不让见不提此事就是了。

结果我们没见到父亲。那天还是专案组的某人按惯例检查了一下就把东西收下了，我妈还没话找话地跟他唠了几句磕儿——就像上面说的，在这样的场合中我总是嫌我妈表现得太聪明，而我是宁愿被人当成傻瓜的。

没想到这件事转脸就变了样。第二天上午，我一个人在屋里呆着时，来了两个负责黑帮队的工宣队员。他们对我们头一天的行踪问了半天，包括我妈说了哪几句话等等细节。我知道一定有人说了什么，心里对此的感想只有一个字：“屁！”——请原谅我的粗鄙，这是我在重庆待了两年的丰硕成果，那儿的人表示不屑和愤怒时就会用到这个字。

不过我表面上还是装作很害怕的样子，紧张而专注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中午我妈回来后才告诉我，是她坚持要工宣队来找我求证的，因为新影厂那边报告这边的工宣队说，昨天她去新影厂时，曾经“大吵大闹”要见陈荒煤。不过他们说的应该无人相信，因为我妈从来就不是一个会大吵大闹的人。这一点连工宣队都很清楚，所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件事我实在想不通，造这个谣的目的是什么呢？也许有人对我们姐俩见到过父亲这件事提出过质疑，怕上面有人怪罪，所以要推卸责任？后来我跟大姨讨论此事，想要求证一下我的推测，可是大姨一句话就把我的研究热情给扑灭了，她不屑一顾地回答：“还能为什么呢，欺负人呗！”

现在想想，大姨的解释虽然扑灭了我的研究热情，其实却是说不通的，人家干嘛要这样不嫌费事地曲线“欺负人”呢？要知道这得惊动两个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呢！所以写这篇文儿时，我的研究热情又重新被点燃了，而且好像还有了研究成果——那时父亲其实已经入狱了，但对外对家属都是严格保密的，所以我和我妈突然的出现就肯定令他们“充满革命的警惕性”了。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又一次查阅了严平的《陈荒煤传》，发现里面写到我父亲在1968年11月就入狱了，也就是说，这是我和二姐见过他不久以后的事情。这个日期绝对不会错，因为这是父亲本人提供的，而且当时一大批人也都在同时期入狱。

可是问题来了，为什么直到1969年的早春，我和我妈还要去新影厂送东西呢？这个日期也不会错，因为二姐是那年二三月回重庆的，这件事肯定是发生在她离开北京后。还有，工宣队找我“核实情况”的地点也已经不是在莉莉阿姨的屋子里，而是在二楼了——我和我妈是在二姐走后搬上去的，那时电影学院的学生们都被轰到部队农场去了，学生宿舍空出来很多，我还在给二姐的信中描述过这个房间。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我又是给我妈打电话，又是跟我大姐发微信，还与严平语音视频，结果发现事情更奇怪了。

我97岁的老妈虽然不记得具体日期，但是有一点记得很清楚，就是当时父亲入狱的事情并没人通知我们。她说，本来隔一段时间要给他送点儿钱的，但是后来，父亲很长时间不再来信了，于是我们试着几个月都不再给他送钱，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我大姐则提供了另一件奇怪的事情——她是1968年12月也就是父亲入狱以后才分配到贵州石阡县的县银行工作的，可是在那里她却收到了父亲寄去的一本《毛泽东语录》，里面没有写一个字，但是包裹上的姓名地址确实是父亲的亲笔字，寄信人地址则是北京新影厂。

于是又联想到《陈荒煤传》里的一个细节——父亲在狱中待了七年，都没有见到过一个狱友，即使是放风和去厕所时。只有一次被押去审讯时，看到对面也押过来一个人，还没看清是谁，他就被战士猛地推倒在地上并按下了头。多年后他才知道，在这栋监狱里也关着周扬夏衍齐燕铭等人……

综上情况看来，当时父亲他们这些人的入狱是相当保密、不想让外界知道的。其实在我看来保密与否有何要紧，那时候又不讲依法治国，难道我们这些黑帮家属还能去监狱“大吵大闹”不成？不过你懂的，既然上面要保密，那么下面的人一定会尽职尽力地完成任务，他们的工作效率还是值得称赞的嘛！

所以，那个无中生有的事件也肯定不是“欺负人”那么简单——也许有人认为我妈突然出现在新影厂是想要摸清什么底细，所以他们要反过来调查一下？更可能为了不要引起我们的警觉，人家才杜撰了这么一个调查的理由？

这也可以解释我大姐为什么会收到那本“红宝书”。要知道那时候语录本已经很普遍了，可以说全国上下人手至少一册。那么父亲为什么要寄出这样一个礼物，又是谁去帮他寄的呢？最奇怪的是里面一个字都没写，是他想要传达什么消息呢，还是有人想要欲盖弥彰？

09

说起那段日子，我虽然是闲人一个，却跟贾宝玉一样每天都“无事忙”着。

一是去火车站送人成了常态。先是在1968年底送我大姐去贵州，后是在1969年初送我二姐回重庆。大姐走之前，想到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到她，我忍不住又痛哭了一场；等到二姐走时，我和表哥表姐夫一起去火车站送她，倒是忍住了没哭。

然后又开始一个个地送16、17岁的小学同学们去内蒙古去黑龙江建设兵团“战天斗地”。依稀记得火车站里到处都是乱哄哄的人群，那些上了车的同学都挤在车窗前，有流泪的也有亢奋的，火车开动的时候，车上车下的人一通挥手叫喊，然后我就打道回府了。

再然后大姨大姨夫也下干校了。大姨夫先走的，外交部的干校在湖南，他有时写信回来，有一次还写了一首长诗；大姨去的是天津附近的塘沽农场，后来来信说她在那儿养鸡。我记得她曾经写道，每天晚上没事时就打开小半导体收音机听，心里一片茫然……

那时候满大街都是准备离开北京的人，我的同学们走前个个凭证买了五块钱一个的大木头箱子，还发了棉大衣。大姨怎么准备的我不太清楚，只记得有一两天让我去帮着收拾东西。

那些天中宣部宿舍大门外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看起来颇为壮观。废品收购站的人为此加班加点，简直忙坏了。人们的脚下堆着各种杂物和一捆捆的书，都等着被当成废品卖掉。尤其是书，家家都有好几捆甚至十几捆，我注意了一下，以理论书籍居多，有的是成套的马恩列斯全集，还都是精装版。

有一天我们排在队中，看到两个年轻人顺着队伍挨着帮儿地看过来，到了我们这儿发现了几本他们想要的，就和我表姐夫商量要买下来。表姐夫一听特别高兴，让他们随便挑随便拿，还一个劲儿地说年轻人爱看书多好啊，多挑几本多挑几本，送给你们送给你们！后来听说，那时有的人趁机收了很多书籍甚至文物，上海有家人买到了两架便宜的钢琴，差点把楼都压塌了。

接着，电影学院的学生们也都走了，好像是全都去张家口附近的部队农场劳动（听说他们在那儿呆了好些日子才分到各个电影厂或剧团）。他们走后我们那一栋楼空出来很多地方，于是我和我妈搬离了莉莉阿姨的房间，去了二楼的一间宿舍。那里原来是几个“井冈山”派的男生住的，有四张架子床和一个歪歪倒倒的小桌。

我们在那儿又住了半年。刚刚搬进去时，我除了因为百无聊赖继续通读《毛选》四卷以外，最好玩儿的事情是接收和研究各种剩余物资。

那间宿舍的主人看起来就像是匆忙撤退的，留下来一大堆破东乱西，都堆在架子床下面的橱柜里——床下有两扇小门，里面可以储存杂物。我这人一贯喜欢收拾东西，搬进去的第一天就把里面的破烂儿都掏了出来。扔了几双旧鞋烂袜子之后，剩下的被我归类欣赏。

一类是打派仗时的照片，上面是那几个熟悉的表演系小班儿的男生，他们一个个被打得头破血流，全都缠着纱布闭着眼。这些照片有正面拍的也有侧面拍的，估计是当时留下的证据，准备以后“向对立面讨还血债”时用的。

另一类是各种零散的文字资料，有小报、检查材料、批判稿等等。因为时间久远我记不得具体内容了，只记得津津有味地读了好久才读完，然后才统统扔了出去。

现在记得最深的是一个硬皮本子，那是几十年前的旧日记，作者是某个国民党抗敌演剧队的女演员。内容很简单，每天一小段记事而已，其中包括她的恋爱史。好像是她特别爱一个人，那个人却不怎么爱她，她就很痛苦，说有一天晚上穿了皮大衣在街上边哭边走……这本日记在很多页上都被画了道道加了批注，看来造反派学生们曾经认真研读过，想要从中找出什么蛛丝马迹，以给她们的演剧队扣上“假抗日真反共”之类的罪名。

虽然读到的具体内容现在都忘光了，但我却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当时又一次痛下决心：这辈子无论如何也不要写什么日记！

除了行为上保持着一贯的“无事忙”以外，我那个时期在思想上却成长了不少。现在想来，正是因为那时处于无学可上无组织管辖的状态，倒使我处于一个相对清醒的旁观者的位置，由此竟慢慢达到了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脑子去想的“危险”境界。

比如有一次去找小学同学玩儿。已经进入中学“复课闹革命”的她们兴致勃勃地告诉我，现在做队列时，听到向左转就喊毛主席万岁，向右转则喊打倒刘少奇。我觉得这也太幼稚可笑了，不禁脱口而出：“简直是形式主义！”

另一次去找大院的小伙伴玩儿，看到她正在写要交给老师的日记。我拿过来翻了一下，发现其格式全都一样:“毛主席啊毛主席，今天我本着您什么什么的教导，做了什么什么……”

其中一天的日记是这样的：“毛主席啊毛主席，今天我本着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教导，吃饭时没有坐在桌子中间，而是主动坐在旁边吃的”，我看了哈哈大笑：“毛主席才没工夫管你这些小屁事呢！”

又有一次，我和两个小学同学去新街口百货公司，看到布店里卖一种花布，上面歪歪倒倒地布满了京剧《红灯记》里李玉和用的信号灯，周围佐之以密密麻麻的小字：“红灯记红灯记红灯记红灯记……”我不禁又一次脱口而出：“难看死了！”当时不仅是这俩同学，连那个中年店员都转过头来惊讶地看着我，令我意识到自己确实说了非常可怕的话——《红灯记》可是“江青同志”亲自抓的样板戏啊！从那时起，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真得学会管住嘴啦！

除了以上那些不经意的表现，后来最让我佩服自己的还是，经过那两年的旁观和考察，在我这个不到十六岁的“没头脑”的人心里，已经基本上把江青定位为一个野心家和政治疯子了。

我的考察包括她在全国各地装模作样的公开亮相、她在各个场合不负责任带来严重后果的公开讲话（比如她提出的文攻武卫导致的武斗之风，之后却轻描淡写地说什么“小青年玩枪”），以及从大字报上看来的她那“偶尔露峥嵘”的歇斯底里的大发作……还包括我知道的几个案例：当年只要去过上海藏书楼查资料，因此知道她历史的大学生们都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连说一句江青原来叫什么名字的人都成了现行反革命……对此我的想法很简单，那你到底有没有这段历史，叫没叫过这个名字呢？

后来的日子里，我看到的东西和掌握的材料越来越多，终于有一天把对江青的种种不满端出来跟我妈全盘探讨了一次。我妈听了非常郑重地告诫我：“这些话你决不能说出半个字，哪怕以后对你的最亲近的爱人！哪怕以后江青倒了！”我无法置信：“江青怎么可能倒呢？”“是啊，她怎么可能倒呢？” 我妈对我的提醒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早就知道，那个时候的文字狱有多么厉害，祸从口出又有多么可怕；更不必说我听说过的那些亲人之间互相揭发带来的灭顶之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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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帮屋往事（下）

作者：陈好梅
来源：新三届

10

回想住在黑帮屋的日子里，我们听得最多的就是高音喇叭的声音，那是每天每日经久不衰的。除了电影学院自己的广播站，马路对面的北京邮电学院也不消停，老是哇啦哇啦的。

刚开始是两派“革命群众”的口水仗，具体内容记不得了，现在只记得双方广播员的音容笑貌。

在我的印象里，“红联会”属于被打压的一派，所以他们在广播里总是发出各种抗议和呼吁。他们的广播员除了那个常常挨打的男生，还有一个姓李的女生，是表演系小班儿学生（1960年，表演系招了一批初中毕业生进校，学制6年，被称为“小班儿”。到了1966年，他们本应该毕业，却被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留在了学院，成了运动的生力军）。她个子不高，但劲头十足，穿着打扮也与那个时代要求的朴素和划一格格不入——总是把自己浓密的头发编成一条粗粗的独辫儿，穿着质料很好的天蓝色双背带工装裤在校园出没，十分打眼和养眼。

听说她家是大资本家，前苏联大使馆就是她家以前的宅邸。按说出身不好的人都应该谨小慎微才是，她却一点儿也不在乎。有时碰到了我妈她们这些黑帮分子，她会用银铃般的声音大声招呼“莉莉老师”“张昕老师”；还曾送来了一床特别厚实的旧褥子给我们铺，并说让我们穿她的衣服。我妈说，你看看你的个子！然后我们站在镜子前比了一下，看到我比她高出一大块，她才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我发现，这些小班的学生都不高。可能因为他们进校以后就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些形体课台词课又都很费力气，结果正该长身体的他们就错过了窜个子的机会？

关于李XX，我们从别人口中听说的一个乐子是，工宣队刚刚进校时，要求学生们都住在学校不得回家，她却擅自跑回去了几次。当人家质问她时，她的回答是很不讲理的：“愿意！管着吗？”这句话我后来也喜欢使用，潜意识里有一种向她学习的强烈愿望。

李XX 现在活跃在电视剧舞台上，当然只能演各种各样的老太太，演技相当精彩，可惜她们这届学生最好的时候都糟践在动乱时期了。


母亲（前排中）和她的学生们在一起，其中好几个是当年“小班”学生

与“红联会”对立的“井冈山兵团”广播站，广播员也是表演系小班儿学生，男的，很帅很神气。不过他神气得实在有点儿过头，就显得太使劲儿了——一举一动都那么风度翩翩，一颦一笑都那么恰到好处。用我妈形容另一个学生的话来形容他是很贴切的——我妈说那个学生器宇轩昂地从食堂出来，“一手端着一碗粥，一手托着几个包子，包子尖儿朝上，那样子，就跟托着真理似的！”

有一次他来我们屋不知找谁，黄军装笔挺，大皮鞋闪闪发亮。我和二姐正坐在架子床旁边的小课桌前吃饭，看他昂首阔步地进门，被那股气势所慑服，不禁立刻跳了起来。他很有风度地点头示意我们坐下继续，然后背着手，若有所思地、很有节奏地在我们屋里踱步，往前走两步，又转身往回走两步……现在想想那个场面该有多么可笑，两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诚惶诚恐地看着，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小伙子端着架子来回走着……

这几个广播员都受过正规的台词训练，声音好听不说，还极有表现力，或严肃或凌厉或讽刺或挖苦或模仿或夸张，没有他们不拿手的。不过风格却不一样，女声是高屋建瓴气势压人式的，男声则喜欢抑扬顿挫拿腔拿调。那些广播稿也写得相当有文采，损人都不带重样的。有一次两派互掐，“井冈山”那边播出了一首四个字一行的长诗来讽刺“红联会”的广播员李XX，还真是绘声绘色押韵合辙呢，可惜因为时间久远，我只记住了“晃根独辫儿”这一句。

两派互掐最热闹的时期，“红联会”的几个青年教师（都是我妈带过的学生，后来都留校成了同事）都分别被“井冈山”广播站撰文挖苦过，那个广播员大显身手，一会儿学这个一会儿学那个的，你简直可以将之作为广播剧来欣赏。后来“红联会”的一个人写了一份声明播出，其中有一句是：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留校的青年教师……

除了打口水仗，两派也小小地武斗过（好像有其他高校的人参与其中），当然比起重庆的大规模动用武器的武斗来，他们的武斗也就是打群架的水平。记得有一天小班儿的一个“红联会”的男生过来跟我妈等人说，明天你们请个假别去黑帮队了，我们准备去打“井冈山”那边的人，大棍子都准备好了！我妈听了还说了他几句。

说来奇怪，好像跟我妈关系好的学生大都在“红联会”这边，他们有时来黑帮屋找我妈说话也没有什么顾忌。

不过“井冈山”那派的学生也没怎么为难我妈。有一个叫朱XX的，长得肌肉发达膀大腰圆，在那边负点儿小责。我妈曾经劝他说，你可千万别去武斗，你的手重，把人打坏了怎么办？他回答道：“您对武斗有修正主义的看法……”

双方的派仗打了一阵子以后，斗争矛头又转移到“阶级斗争的大方向”上来了。其表现是，当权的“井冈山”广播站几乎每隔一两天便突然播出紧急集合号，接着就会高声宣布，又有一个阶级敌人或疑似阶级敌人被“揪出来”了！同时还配上一篇气势汹汹汪洋恣肆的批判文章和一个很有创意绝不重样的标题，我对文字的敏感也许从那时起就被培养出来了。然后那个人就得去（不知是自己去还是被抓去）不知什么地方报到和接受审查了。所以，那时候只要听到那急赤白脸的集合号，我们就知道又有一个人倒霉了。

那时造反派还经常随意进行抄家。这不同于运动初期“反四旧”时的抄家，而是针对那些刚刚“揪出来”的“牛鬼蛇神”的。因为在广播里我曾经听到，他们在某某人家里抄出了多少斤挂面和点心，这些是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铁证云云。

跟运动初期不同，这些被“揪出来”的人不再是有点儿权利的“走资派”，也不再是有点儿特长的“反动权威”，而是普普通通的教师或工作人员，他们有的是历史上有过什么不好的事，有的是说过什么被人抓住把柄的话。

有一个表演系的普通工作人员，她被“揪出”的原因是“反对江青同志”。后来她悄悄告诉我妈，她只不过问了一句：江青原来是不是叫蓝苹……

还有学院办公室的一个秘书还是主任什么的，听说她参加过解放战争，身上多处负伤，这样的人应该没什么历史问题的。可是有一天开大会，她正坐在下面跟人聊天呢，忽然台上的人大呼小叫地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宣布又“揪出”了什么什么分子！她听到自己的名字一时反应不过来:“啊？还有我呢？”然后，她一站起来就昏了过去……

有一个不知哪个科室的工作人员，说是有历史问题，被大喇叭点名后的第二天还想出门买菜，被拦住后问道：“那配给我的芝麻酱还没打呢，过期了怎么办？”结果他的“配给”一词又受到批判——一听就是敌伪时期的词，可见……

有一个被“揪出”的教师，一天遇到我妈，说天气真冷，然后摇头晃脑地引用起毛主席诗词来：唉，冻死苍蝇未足奇啊……

这场号称“涤荡一切污泥浊水”的阶级斗争就这样愈演愈烈，被“揪出”的阶级敌人也越来越多，黑帮队的规模很快地发展壮大了。于是干脆腾出来了一个摄影棚作为集中地，我妈她们每天去那儿集中学习，我们也就可以常常自己在屋里呆着了。

记得管理“黑帮队”的某个学生还挺乐呵的。那是摄影系的一个男生，我有一次不知为什么事去那里找我妈时看见过他，长相不佳，眼小嘴大面黑，老是笑眯眯的。

杨绛先生在她的《干校六记》里，曾经将那些好心的造反派叫做“披着狼皮的羊”，意思是虽然他们外表张牙舞爪，但心地却是善良的。我觉得这种人在那个时代很多，尤其是到了后来，很多人已经不再相信揪出来的都是什么阶级敌人了。

这个学生应该也属于此类——他这个黑帮队的管理者很快就成了我妈等“黑帮分子”的好朋友，1969年去农场后还给我妈写过几封信聊天，有一次还夹寄了一张相片。我因为看惯了表演系学生的帅气漂亮，早已成为外貌协会的会员，看了相片就说这人可真难看，结果我妈对我的以貌取人表示了强烈的谴责。

11

到了1968年夏天，工宣队进校以后立刻占领了宣传阵地，从此我们就再也无法通过高音喇叭知道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各种动态，再也享受不到两派广播员悦耳的声音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绝妙好文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略带北京土腔的女声，那种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声音真是要多难听就多难听。同时播出的也都是一本正经毫无文采的官样文章和各种通知，连每天早中晚固定时间播出的乐曲都不一样了——以前播出的虽然也都是革命歌曲，但艺术上还是经过选择的，或大气磅礴或杀气腾腾或喜气洋洋或深情脉脉，总的来说都还算好听，现在则播出一些特难听特让人烦的曲调。

记得有一首叫公社社员热爱谁谁谁的歌曲，那叫一个甜得发腻土得掉渣儿恶心人没商量，听得你浑身起鸡皮疙瘩！偏偏那个广播员对它情有独钟，从早到晚一有空就反复播出，以此没完没了地折磨着你的耳朵和神经。

我妈那时为此感叹说：可见我们的学生还是受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影响很深的，坚持的还是艺术标准第一啊！我听了心里暗想，在内容达标的前提下，艺术第一不是挺好的吗？

这样看来，我在这点上倒是跟我父亲英雄所见略同。怪不得伟大领袖分析什么人最容易走上右倾道路时，专门指出过作家的后代。我当时还不大明白，现在知道了，当你受过文学的滋养，就不大容易接受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只不过父亲多年来一贯或大声疾呼或小心谨慎地强调什么人性啦艺术性啦，其结果是把他自己害得不轻；而我不过是个半大孩子，人微言轻的没人管——其实也不敢言，只是心里想想罢了，焉敢说出口来？除了无处不在的文字狱，其它那些祸从口出的例子我知道的也不少呢！

回过头来说工宣队。在我的印象中，工宣队是以一种中央嫡系部队的高姿态进驻各个高校、后来又进驻各个“知识分子成堆”的文化卫生科研单位的，其初衷是收拾派性斗争留下的烂摊子。虽然他们对稳定当时的混乱局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但后来也留下了另外的烂摊子（纵观整个文革，最后给“全党全国”造就的不就是一个无比庞大的烂摊子吗）。

说他们是嫡系部队一点儿也不假，那可是伟大领袖亲自指派的，比文革初期的工作组权利大多了。据我所知，最早的工宣队是1968年7月底派往清华大学的——那里正像全国各地一样，又是夺权胜利又是武斗频仍的，一直消停不下来（可是不懂领袖是咋琢磨的，事先并没有告诉清华大学的任何人，结果工宣队进校时遭遇掌权的“井冈山兵团”的抵抗，伤亡多人）；接着8月5日就传来一个“特大喜讯”：说是领袖将外国来宾赠送的芒果转赠清华大学工宣队了，几天以后还接见了工宣队代表。

这下全国上下又发起一片高烧，那几个芒果先是被涂上蜡，后来更是做了些假的，装在玻璃盒中，被各地的发烧者众星捧月式的捧着上街游行。听说外地有个青年农民在路旁看了说：“这不是个假家伙吗？”结果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不知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那个说出真相的小男孩儿有没有这样的待遇？

我这个人天生就不爱激动，那个时候看到人们欢呼雀跃的，心中实在不明白所为何来，心里想的跟那个青年农民一样：不就是几个水果吗，还是假家伙，至于吗？

不过等到工宣队进入了电影学院，我就发现这种高态势多么管用了——不管之前两派革命群众闹得多凶，现在也没有人敢对工宣队的绝对领导权说半个不字。

于是新气象很快就出现了，工宣队分别给各个院系班级开会解决问题。有一次的小组会就在我们窗外的草地上举行，我得以旁听了全过程，中心内容是两派各自诉说他们的委屈。然后，两派终于实现了从各系到全院的“无产阶级大联合”。记得有一天广播里传出兴奋的声音：“山在欢呼海在笑，导演系的大联合委员会成立了！”我妈为此笑道：“就为一个小小的导演系？这是什么山什么海啊？”

工宣队进校后，取而代之管理黑帮队的工人师傅应该有好几个，可是我只记住了一个叫王超的年轻人。王超二十多岁，圆圆的脸，个子不高，在一般人里面算是长得还不错的。两派大联合以后，由表演系的马精武导演了一部话剧《白求恩大夫》，王超还上台过了一把瘾，扮演一个小战士。他只有一两句台词，说白求恩医生手指受伤了，然后就一脸痛苦地冲下台去。尽管如此，却还是能让人一眼就看出是业余演员，跟台上的其他人一点儿都不搭调。

王超最初是和一个梳着大辫子的女工宣队员一起来我们屋的，他们的任务是到各个宿舍楼查房并登记名单。看到这屋里住了两个十五六岁的外地孩子，他们觉得很奇怪，就把当权的造反派学生叫来解释。可是不管怎么解释他们也听不明白：陈荒煤是谁？他的孩子为什么要住在这儿？直到最后他们也没有搞清楚，只得疑疑惑惑地走了。

过了几天他们又来了，手里拿着一些半半拉拉的信纸，问我妈这些刚刚交上去的父亲的来信为什么都是半张，言下之意是还有半张去了哪儿。其实以前父亲在信里说过，他是用写材料剩下的纸头给我们写信的；再说他的信寄出来之前都要受专案组审查，除了罗列要我们送哪些东西，难道还能写“反标”不成？

凡是遇到此种场合，我妈总是扑棱扑棱地采取不合作态度，只说让他们去问专案组。我们在旁边干着急，等他们一走就问我妈为什么不说父亲的信里有解释。我妈说管他呢，等他们都看一遍不就知道了吗？

过了一阵子，电影学院所有被“揪”出来的人都被分了组，一个是我妈她们的“黑帮组”，里面都是“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另一个是“待查组”，里面人员比较杂，犯什么事儿的都有。那个因为问江青以前是不是叫蓝苹结果成了反对江青的人也分在了黑帮组。她觉得自己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就去跟工宣队说她应该在待查组的。没想到王超居然劝她说：“黑帮组里都是老干部，跟他们在一起对你会有帮助的！”

这样看来王超也快沦为“披着狼皮的羊”了。后来他处理了几件跟我们有关的事，都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一是帮我们讨要生活费。在那之前，有一天重庆话剧团新成立的“革委会”忽然寄来一封信说，今后他们将扣下我妈妈的工资，每个月只寄十五块钱生活费。虽说那时我们倒是不用给在监狱中的父亲送生活费了，但是我们一家四口人按照北京的最低生活标准也不应该只有这一点钱啊。

那时上邮局取钱得有身份证明，比如户口本工作证什么的。我们是外地户口，要取钱就得找工宣队开证明。有一天我妈去开证明时，王超看了汇款单，问这是什么钱，知道后不满地说：这点儿钱怎么够用呢？结果从下个月起，我妈又收到她的工资了，估计是他们发文给重庆了吧。

还有就是我大姐的大学毕业分配去向和二姐回重庆下乡的事，王超也过问了很多次，比如去什么地方之类的，还要求我二姐下乡以后给他写信汇报。我二姐那时候才十六岁，去乡下后倒是常常来信汇报情况，一封信得走上十来天才到。她那时忙着适应插队生活，早已把这事给忘了。可王超没忘，老是追问为什么还没来信，我只好写信去提醒。于是我姐写了一些豪言壮语寄给王超，他收到后很高兴，跟我妈说他终于收到信了。后来我们分析，可能他这辈子很少收到什么人给他写信吧？

到了1969年夏天，我和我妈一起随电影学院的大队人马去郊区帮农民拔麦子时，王超还写过一份表扬稿表扬我。具体内容不详，大喇叭播出时我正好回城帮大姨收拾行装准备下干校。等我回到乡下，从我妈那儿知道这件事时，心里是十分不爽的——那时候最怕引人注意了，甭没事儿表扬我！

12

接着工宣队开始收拾众多的牛鬼蛇神——逐个给他们开批斗会。这里我的记忆有点儿乱，不知道我从广播里听到的那些批斗会是否都是那个时候召开的，不过至少有一多半是吧。

说起批斗会，除了我在文革初期的重庆看过话剧团蓄谋已久和即兴式的两种批斗会以外，还真的没有见过真正的大规模的批斗会。记得那时有一个从北京来的高中生告诉我们说，重庆的批斗会真的是“温良恭俭让”，哪儿像北京啊，下面的人一喊看不见，就抓住批斗对象的头发往上一拉！

在黑帮屋时，我觉得最蓄谋已久的批斗会应该就是对我父亲的了，之前大喇叭多次兴奋地广播通知，下面的人也忙着准备发言稿。当然这个感觉肯定与我们的心怀鬼胎有关——我在上面说了，跟我们谈话的造反派说过以后要多关心我们呢！因为怕他们信守诺言叫我们去参加父亲的批斗会，我和二姐那天一早就心照不宣地躲了出去，等批斗会结束了才回去。那天中午我去食堂打饭时心里十分别扭，只好又一次以“矜持”为武器，迈着坚定的脚步完成了这个任务。奇怪的是我妈居然也被获准不参加这次批斗会，好像理由是怕我爸见了她情绪受影响，不能专心（对不起不知道用什么词合适）回答问题。

其它的批斗会倒是听过不少，但都只剩下零零碎碎的记忆，反正一般是先后都高呼口号以壮声势，然后是揭发批判有问有答，中间伴以高呼口号震慑一方罢了。

我妈说，有一次在对全体黑帮的批斗会上，造反派让他们一个个地说自己的问题。轮到申伸阿姨，问：“你是什么问题？”她字斟句酌地谨慎措辞：“现在看来确实是犯了路线错误，是走资派问题，不过以后还要看党的政策怎么界定和划分”……结果当即口号声大作：“走资派不投降，就让它灭亡！”

轮到了孙月枝阿姨，还是问：“你是什么问题？”她干脆利落地回答了三个字：“走资派！”于是随着一声“下去！”她就过关了。后来申伸阿姨对此反思和总结，说自己太多废话了。

我们还听到过对两个谈师生恋的师生的批斗会。那女生跟前篇说的广播员一样，也是个子不高，也是出身于大资本家（后来他们那届的人都说很感谢当年招生的老师，没有因为他们的出身不好将他们拒之门外——在1960年，出身不好对上大学的影响还不太大）。

那次批斗会还有公安局参与，之后男方被判开除公职劳教三年。我姐说她记得这次批斗会是两派一起举行的，喊的口号都与批斗内容关系不大，比如“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万岁”之类；那个女生的声音很冷静，表态内容也与批斗内容无关，比如说以后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等等。

这个女生现在也活跃在电视剧舞台上扮演各种各样的老太太。她接受过电视台的专访，我因此得知，她后来和劳动教养释放后没有公职的老师结了婚，度过了艰难的日子。丈夫在她工作的剧团当美工（临时工），后来回到电影学院成为某系的系主任。再后来丈夫中风后她照顾了多年，像对一个小孩子那样一点点地从头教从头学……

两派大联合后，批斗会多了起来，因为大家终于腾出手来了，也因为之前揪出了太多的牛鬼蛇神得给个交代。所以有一段日子，几乎天天都有批斗会可听。我觉得他们对那些牛鬼蛇神很有耐心，批斗会都是一个个挨着来的，不再像运动初期那样大拨轰。

我现在不记得听了哪些人的了，毕竟我也常常蹿出去混日子。但是还记得当时的担心，那就是想着不知道哪天开对我妈的批斗会。日子一天天过去，眼看剩下的还没有被批斗的人越来越少，我想是不是因为我妈毕竟不再属于电影学院了，也就不开批斗会了呢？

结果事与愿违，对我妈的批斗会终于放在最后举行了，压轴。不过那时我们已经练出来了，毕竟前面已经有了那么多同样的事情垫底，所以倒真的不太在意，只把它当作例常生活的一部分，连躲出去的想法都没有出现。

那天下午，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批斗会的内容，而是从广播里传出来的我妈说话的声音跟二姨张瑞芳那种惊人的相似。那天我姐躺在上铺睡着了，醒过来听到吓了一跳，迷迷糊糊中，还以为人家把二姨也“揪”到北京来了呢！要知道她们姐俩平时说话一点儿也不像：我妈声音比较细，人家打电话找我爸时，常常对她命令说：“去找你爸来！”而我二姨的声音比较厚一些。

不过听到后来，我们又不禁对我妈总是不合时宜的反应感到不满了——人家问你什么就答应什么呗，为什么非得“对抗革命群众”，纠缠细节呢？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比如人家说她执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她就坚决不承认，说自己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在我看来这都是一样的大帽子，你戴上哪一顶有什么关系呢？可是不行，她非得挑那个顺眼的戴。于是人家就不答应了，来回地在这个问题上批判了一阵子以后，最后又问一遍：“你到底执行了什么路线？”我妈终于改口道：“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承认？”“刚才我没想通！”“那现在怎么想通了？”“现在我也没想通！”主持人没办法，只好又带领大家喊了一阵子口号。

我妈回来后，我们争先恐后地告诉她她的声音跟二姨有多么相像，并对她的执迷不悟自作聪明表示不满。但是她忙着告诉我们的却是对马精武叔叔的感激之情：当主持者忽然上纲上线地质问她某个问题时，她一时不知道指的是什么事，马精武叔叔——这个以前的学生现在的同事立刻在下面搭茬了，他表面上是批判实际上是提词儿地指出：你们当时不是说什么什么来着吗？

13

批斗会都开完了以后，工宣队就开始逐个“清理阶级队伍”了。一些问题不大的人被“解放”出来，回到了“革命队伍”中。记得莉莉阿姨的材料报上去很多次都不被批准，所以就迟迟解放不了。我听说她年轻时好像跟江青闹过些小矛盾，是在一个什么剧团，坐船去什么地方时，江青要把便壶放在船头的地方，靠近她的铺位，莉莉阿姨不干......

我妈也在等待“做结论”中——说起来很可笑，当年我妈跟电影学院没有任何工作关系，只是被造反派“揪”回去的，按说她有什么问题也应该是由重庆话剧团来定案才对。可见人家工宣队领导还是很负责任地接受了电影学院的烂摊子，对“黑帮”们的态度也是一丝不苟的。

工宣队在为我妈定案时遇到了麻烦——我妈作为电影学院表演系的主任教员，和其他几位主任教员一样，都算是执行了所谓“资产阶级文艺路线”，这本来算不了什么大问题。可是因为我父亲的问题，工宣队领导却想要给她扣上一顶执行“陈荒煤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帽子。这其实说不通，大家都是一样的教书，她怎么可能执行一条跟别人不一样的只跟父亲有关的路线呢？

可是不管说不说得通，最后在她的结论中还是写上了这一条，只是没有了陈荒煤三个字。我妈说会上宣布后，她们系里的教师李慧颖阿姨追出去问：“都是一样的教学，为什么别人没有这一条呢？”所以后来人家就说了：“为什么张昕还这么嚣张？还不就是因为一些年轻教师支持她！”

除了教学问题，工宣队遇到的最大麻烦还是我妈她们那个北平学生移动剧团。

据我妈分析，他们这个剧团和其他抗日时期的剧团的不同之处在于，别的剧团的成员解放后做的大都还是戏剧方面工作，只有他们剧团里面有很多人都进入了政府部门，有的还担任了较高的职务；又因为他们共同度过的青春岁月，使他们保持了深厚的友谊，那时候只要有人从外地来京，大家就要在荣高棠叔叔家聚会。所以，富有想象力的造反派就怀疑这是国民党派到延安去的一个埋藏得很深的特务集团。

那时找她“外调”的人很多，有一个工宣队员还因此说她：“你看看有多少人找你外调，可见你的历史有多复杂，怎么就没人找我呢？”

有一次两个外调人员带着我妈走错了房间，结果我妈看到，那个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幅大地图，上面赫然标明的是“北平学生移动剧团路线图”，那条他们曾经走过的路线（包括京津地区和河北山东等地）被画得像一个大问号似的。

为了写这篇文，我让在北京的大姐去问我妈一些细节，结果通过微信，我妈把以前常说的那些事情又说了一遍。在她的头脑中，记忆最深的还是那些荒谬可笑的东西。

比如她说她们的剧团实际上是地下党领导的，有一个工宣队员就这样质问道：“那算是什么共产党领导啊，你们喊过共产党万岁吗？”另一个导演系的人甚至提出：“你们连宣传统一战线都算不上，要是宣传统一战线，就应该演一个戏是歌颂共产党的，再演一个戏是歌颂国民党的……”我妈很无奈:“我们没有歌颂国民党，也不可能歌颂共产党，更不可能喊共产党万岁，但是我们宣传的是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后来我妈觉得跟他们扯不清楚，就干脆把当年唱的歌词都写了出来，拿去给工宣队领导看，说你看看有你们说的那些问题吗？结果人家很生气：“都像这样我们还怎么做工作？什么时候才能做完？”我妈回答:“工作不是越细致越好吗？这些歌词不也是材料吗？”她还说，那时表演系的一个年轻教师看到这些歌词，说这不是我们以前唱的革命歌曲吗，就当即唱了起来。

最后，通情达理的工宣队鉴于剧团的事情搞不清楚，决定单独为我妈做结论，把她的问题归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说当时她的年龄很小，在剧团里又没有负什么责任，就不再管剧团那段历史了。我妈说她看到那张“结论”上，赫然写着一行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就忍不住问:“那我这算是坦白还是抗拒？”人家可能早已领教了她抠字眼的本事，就懒得理她，让她赶紧签字了事。

那时黑帮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每个人的结论下来后，立刻要写一个报告，说清自己的问题和认识。我妈拿到结论后就到黑帮队里面的小屋去写，写到晚上还没有写完。后来有人来说，张昕老师你别写了，你们那个剧团是特嫌问题，结不了案。

我妈还提到了军宣队——这个物种我虽然知道，但在记忆里却毫无印象，可能是因为人数少，我从未跟他们有什么交集。她说有一次军宣队头头要她交待这辈子都参加了哪些组织，她就从头数，有民先（抗日民族主义先锋队之简称），有共产党……那个人认为她故意隐瞒历史，大声喝止道：“你是真傻还是假傻？”我妈也大声回答：“我从来就不傻！”

不过在她的记忆里，军宣队的小战士单纯极了，可爱极了。她说他们刚开始完全是用充满“阶级仇恨”的眼光瞪着这些黑帮的，等到后来看了她的简历，就对她好极了。

总之，我妈算是被“解放”了。接下来我们去看了看阿姨，再搬到大姨家住了两天，就又一次离开北京回重庆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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