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的诞生

梁守福

〔编者注：本文摘自《乱流浮沉半生缘》一书中有关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第五章　惊涛裂岸（续ｚｋ０８１０ｃ：“三天流血事件”）

二．省委后院起火

    “三天流血事件”就发生在省委大院里，许多机关干部就住在大院或附近。“
三天流血事件”的全过程他们看得最清，不需要向他们宣传是和非，经过几天的思
想酝酿，一场批判省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火焰燃烧了。

    十一月二十二日，以省政协副主席李云鹤为首的１７名省、厅、处级干部联合
发表《紧急呼吁》。在“呼吁书”中明确指出：“以李葆华、李任之、杨效椿等一
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彻底暴露了他们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毛
泽东思想、反对革命的狰狞面目”。并提醒机关干部“再不起来同革命小将、工人
同志们一道坚持斗争，就无法向毛主席交待、向党中央交待、向安徽三千万人民交
待，也无法对待自己的革命责任心了。”

    十二月八日，省委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张永哲，又给省委组织部和省直机关文
化革命办公室干部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希望省直机关干部“勇敢站出来投入战斗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省直机关干部在“呼吁书”和“公开信”的影响下，纷纷起来造反。省交通厅
、省劳动局、《安徽日报》社、省广播电台、省文联等几乎都先后成立革命造反组
织，而且以极为迅速的态势发展着。这时中共安徽省委的权力体系断裂了，省委的
权力意志再也难以通过原有的权力体系运转了。

三．党中央做出明确反应

    “三天流血事件”的前一天，即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谢富治、刘宁一在政协
礼堂接见了“八·二七”代表，谢富治说：“前次（指十一月十二日的接见）我们
有些情况还不够清楚，还不大敢讲呢。……现在我们已经研究过了。坚决支持你们
！”同时，刘宁一为“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命名。
    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２３时至十七日凌晨１点，也就是“三天流血事件”的第
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再次接见“八·二七”的代表，
并与代表们合影。

    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也就是流血事件的第三天，谢富治、刘宁一又一次
接见“八·二七”代表。他不仅肯定受伤学生的大无畏精神，而且明确指出：“他
们（指安徽省委）如果有计划、有组织的这样干，不是一般的错误，是严重的错误
，是错上加错！退一万步，也是省委错误路线的结果”。并严厉地指出：“这是罪
恶！”

    “三天流血事件”引起周恩来总理的关注，送到北京治疗的伤员，周恩来指示
：“要送进最好的医院治疗”。结果伤员全部送进“北京协和医院”治疗。直到六
七年元月十四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在京的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时，还批评李
葆华：“打人总是不好！”

四．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应运而生

    “三天流血事件”之后，“向英雄的‘八·二七’学习！”、“向英雄的‘八
·二七’致敬！”、“‘八·二七’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些颂扬“八·二七
”的标语到处皆是。“八·二七”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所到之处，无不受到最热烈
的欢迎。各种名号的造反组织象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八·二七”在安徽，乃至全
国都是名声大振。全省各地的学生造反组织都想借用“八·二七”这面大旗，原来
“八·二七革命造反队”的称呼太小了。我们感到太小，连当时中央有些领导人也
感到太小。其实，早在十一月十四日，谢富治、刘宁一就说：“合肥‘八·二七’
革命造反队，名字太小，应该改成‘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并当场题
了字。“三天流血事件”后，将原“合肥市‘八·二七’革命造反队”改称为“安
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经过各高校充分讨论，一致同意将合肥各高校
原名称取消，统一冠以“八·二七”的名称，外地区的革命造反组织也更名为“安
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某某分团”。这样合肥地区大、中学校的造反组织，统
称“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组织原则依然按巴黎公社原则选举各级领导
，再由各学校负责人推选兵团负责人。“合肥市大中学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依然
保留，这样做的目的是考虑决策相对集中。“八·二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面
大、较为分散，统一决策、统一指挥，比较困难，容易形成分散主义。保留“红卫
兵造反司令部”作为安徽“八·二七”的核心组织。由我身兼两职，便于协调统一
。刘光裕、李胜利、李文安本来就是“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常委。基于上述考虑
，我的“红卫兵造反司令部”总指挥职务依然保留，同时兼任“安徽省八·二七革
命造反兵团”的政委，推选工大的刘光裕为“八·二七兵团”总指挥，工大的李胜
利、工学院的李文安为副总指挥，安徽大学的吴波为副政委。正式成立于一九六六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办公地点设在省政协。

    “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的诞生，意味安徽省学生造反派走向联合，
肩负起新的斗争使命。

五．省委领导人东躲西藏

    由于“三天流血事件”唤起机关干部纷纷造反，省委失去行使权力的基础。省
委常委及书记处若干人也是东躲西藏，四离五散。第一书记李葆华十一月十五日下
午离开稻香楼，住进省军区。李葆华虽然兼任省军区第一政委，那是军区必须接受
地方党组织一元化的领导。李葆华并不直接参与省军区的日常军务领导，按中央军
委通知，军区不介入地方文化革命的通知精神，李葆华不能长时间在军区滞留，所
以李保华很快又从省军区转移到离合肥不远的肥东县。“三天流血事件”期间，他
不敢正面接触群众，做群众的工作，而是用放录音的办法制止事态的发展。事实证
明，此方法没有效果。不知为什么，他好像感到肥东也不安全，随后又躲到舒城县
的晓天镇。十二月下旬陶铸要张恺帆找李葆华到北京，也是几经周折在晓天找到的
。这说明省委书记间的经常联系已经中断。

    省长黄岩在“八·二七”事件后，就很少出面，据说“三天流血事件”前，黄
岩就跑到皖南郎溪县的某个农场躲起来了。
    省委书记李世农因身体不好长期养病。
    省委书记任质斌在北京解决被打伤的学生问题。
    省委书记张恺帆因负责文革接待工作，他经常同群众见面，但孤掌难鸣。十二
月下旬他随合肥“工联会”上访团到北京。
    省委书记王光宇在“三天流血事件”时露个面，说了几句不解决问题的话。“
三天流血事件”后，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省委常委王中和朱光“三天流血事件”后，在北京养病。
    省委常委李凡夫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李葆华点名批判。
    从上面情况可以看出，“三天流血事件”后，省委的领导班子自己把自己肢解
了。

六．工人、市民造反风起云涌

    由于省委领导主要成员四处躲藏。省直机关干部公开起来批判省委的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这样的环境为广大民众起来造反提供了有利条件。首先是工厂的工人起
来了，除了“合肥市工人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工联会”）以外，各企业自身
还有五花八门的各类造反组织。原有的保守组织也因失去省委的支持而自行解体。
多数都是反戈一击，站到造反派一边。基层群众的一边倒加速了基层党组织的失权
，这种形势类似原子弹的链式反应。到了十二月中旬省暨合肥市党的各级组织基本
瘫痪。十二月底，合肥晚报社印刷厂革命造反工人联合起来接管工厂的管理权。这
是安徽省第一家夺权单位。由于基层党组织的瘫痪，企业又要“抓革命，促生产”
，工人造反组织必须接管企业的管理权。到了一九六七年元月中旬，合肥市的厂、
矿企业有９０％左右都由工人造反组织接管。

    省委离散了，群众造反了，但省委推行的错误路线并没有系统地揭发批判。在
这种形势下，“八·二七”不能笑看“山花烂漫”，必须对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
干部做争取工作，只有领导干部站出来，才能揭开省委的盖子。因此，争取省委领
导干部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成为“八·二七”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是一场攻坚
战，攻心战。

    “三天流血事件”既有它的必然性，也有突发性。从本质上说。两股相撞的思
潮都是对共产党的忠诚，只是忠诚的具体目标不同罢了。因而不能说参与“三天流
血事件”的人都是坏人。再者，“三天流血”也没有李葆华如何调动工人打学生的
直接证据。连“八·二七”事件那样的证据都找不到。虽然省委常委副省长王中“
三天流血”后，公开表示对“八·二七”的同情，但由于身体不好，能力不强，一
直不受重用，对省委内部的情况知之甚少。这时，我们把工作的重点仍放在张恺帆
身上。我记得“三天流血事件”前，有一次和张的单独接触中说过这样的话：“我
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敢站出来揭发省委，揭发李葆华？如果你是怕人身安全问题，“
八·二七”可以绝对保证你的安全。”张说：“我们省委是一个领导集体，我不能
像你们那样，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当保守组织提出：“打倒张恺帆！”时，我
们只给张恺帆一个警告性的口号：“张恺帆，你再不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
砸烂你的狗头！”从当时张恺帆的内心深处来看，他也很无奈，只好“穷应付。”

    “三天流血事件”后受围攻的领导干部还有张祚荫。他虽然是副省长，但不是
省委常委。我们在他身上一直未花太多的功夫，加之《解放军报》记者的话“听其
言，观其行”的忠告，对张祚荫更不想多花功夫。

    就在我们苦于找不到攻打安徽省委这个堡垒的突破口时，另一种力量悄悄地在
影响我和“八·二七”兵团，他就是原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他通过各种渠道
向我们传递李葆华一九六二年来到安徽后刮“两风”（翻案风，黑暗风）的材料。
因为“单干风”是曾希圣在安徽干的，李葆华来后纠正的，所以给我们的材料主要
是“两风”。根据这些材料，“八·二七”利用其宣传工具《安徽八·二七》报，
向全省、乃至全国的某些省份，大量的、较为系统地揭发省委的问题。这些问题的
揭发对六二年被平反的干部形成一定压力。张恺帆也是其中之一。其实，安徽文化
大革命从“三天流血事件”以后，由于机关干部的造反，不知不觉地将安徽干部间
的宗派斗争引入文化大革命。

    就在省委已无法控制局面的情况下，十二月十二日，《红旗》杂志又发表了题
为“夺取新的胜利”的社论。社论明确要求对前一段犯了错误的各级领导必须“回
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并具体要求他们：“一，诚肯地老老实实地
向群众做检讨；二，对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因为批评领导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伸手派’等等的群众，实行真正平反
；三，对受错误路线蒙蔽的群众和干部，要做政治思想工作，要自己承担责任，而
不是把错误推给群众，推给下级……。”等五项具体要求。安徽省委不但没有按照
《红旗》社论的要求做工作，相反，在省委大院内连续发生了“三天流血事件”，
而伤员又被送到北京治疗，这无疑加重了省委错误的分量。使得中央部分领导对“
八·二七”表示支持。从十一月十二日到二十日的八天之内，先后四次接见“八·
二七”在京的代表，并明确批评省委的路线错误。

    由于省委没有认真做好受蒙蔽群众和干部的思想工作，结果，在“三天流血事
件”之后，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又发生了张洼公社围攻学生，并打伤数人的事件；
接着，一九六七年元月八日，在长淮电影院又发生了围攻、殴打学生的事件。这些
事件，对省委来说，不管与他们的动机是否有关，无疑都是错上加错。

七．我的北京之行

    一九六六年底，我们不见了李葆华，也看到不了张恺帆，安徽几乎处于权力真
空，后来知道他们在北京。有一天李文安向我建议：我们是不是派几个人到北京去
一趟，还得要李葆华公开检讨。只为这件事去北京没有必要，我主要考虑省委瘫痪
，无人主持工作，全省的生产，生活怎么办？加上我也想到北京看看形势，有机会
将我们整理的李葆华在安徽推行错误路线的材料送给中央，找陶铸辩论，他为什么
听了一面之词，就乱发指示，造成“三天流血事件”。顺便看看“工联会”的在京
人员，希望他们早些回合肥。我和李文安，还有“工联会”的梁兴亚决定到北京去
一趟。由于随身带有许多重要材料，不敢坐火车，，决定从省体委借一辆轿车，另
外，由合师院讲师汤志浩领导的合肥地区“红卫军”还搞了一辆苏式吉普车，同我
们一道去北京。十二月三十一日出发，因北去路上雪大汽车不能开，到济南后，车
子丢在济南车站（该车后由省体委另外去人开回），我们转火车，直到元月三日才
到北京。

    我们到了北京后，由于“八·二七”驻北京联络站设在北师大，就往北京师范
大学奔，到达北师大的时间大约是下午三点左右。我和李文安一进师大的大门，就
看到在大门内侧停一辆卡车，车上站的正是李葆华，穿一件绿色军用棉大衣，头上
戴一顶厚厚的棉帽子，面前挂一块纸板做的大牌子。上面写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
子李葆华。“李葆华”三个字都用红笔划了圈圈，打了叉。我当时就问安工宣传队
的同学：“这是怎么回事？”宣传队的同学解释说：“组织这次游街不是以‘八·
二七’为主，我们没有这么大的力量。这是以北师大和其他高校红卫兵司令部为主
。游斗李葆华一是表示北京红卫兵对‘八·二七’的支持，二是因为李葆华在北京
工作多年，这样游斗一下，可以肃清他的思想流毒，也可杀杀他的威风”。听了他
们说的理由，我们刚到，又不是“八·二七”组织的，只有服从。就这样，我们也
跟在汽车的后面，由北师大出发，进入长安街后，一路向东到了天安门，天已黑透
，借着灯光可以看到李葆华被冻得鼻涕拖得老长。这时我想得很多，昨日的省委第
一书记，风光十足，安徽的李“青天”，今天落到这步田地，真可谓是十年河东十
年河西。我由原来对他的气愤，反过来又有几分同情。我想到我将来会如何？一路
上我只顾想问题，不知不觉到了中南海西门。因为六六年九月份，我到过这里送过
材料，有印象。车上的喇叭叫陶铸出来对质，喊了一阵子不了了之。

    直到元月九日左右，得知李葆华住在北京饭店。我和李文安、戴勤发（清华串
联队的）在北京饭店找到李葆华。张恺帆也在那里，还有三个秘书，其中一个叫胡
松涛，是省公安厅派的秘书。见到他们以后，当时住地很乱，很多安徽人，特别是
蚌埠、怀远一带的农民，他们也打着某某造反司令部的名义找省委批钱。张恺帆被
他们搞得没办法。我和李文安商量一下，由我们出面处理。当时中央已下发了反对
经济主义的文件，并在报纸上广泛宣传，这些人为什么还要这样干？我和李文安、
戴勤发三人顶到了第一线。我们先亮出“八·二七”的牌子，再宣传中央的政策，
要他们回到本地区解决问题，不可直接到北京来要钱，大家都这么做，不就乱套了
吗？另外告诉他们，以前省委任何人批的都不算数，都得听中央的。这一番话是李
文安说的，口气非常硬。外地人不认识我们，还在吵，这时李文安把我抬出来了：
“你们知道他是谁？他就是全国有名的梁守福。”李文安这一手很有用，围在走廊
里的人一下子不吵了。这时我用比较缓和的语气做些工作，人退走了。一个下午，
加上晚上，一共应付好几批，晚饭是秘书给我们弄的。当天晚上，我们和李葆华、
张恺帆坐在一起聊天，张恺帆说：“你们早几天来就好了，今天不是你们几个来，
我还不知道被他们围到什么时候呢？”张恺帆为了缓和气氛，还问了我们的年龄，
而且告诉我们，他比李葆华大两岁，他五十九岁，李葆华五十七岁。李葆华话不多
，因为他并不知道我们真正的来意。我让李文安告诉他们，我们是想让你们回去，
一面接受群众批判，一面还要工作。省委已经瘫痪，你们老在北京，省里出问题，
责任还是你们的。这时李葆华说：“我们也准备这两天就回去，但周总理还准备接
见我们，做做工作。”这时我说：“你们老这样接待批钱也不是办法，不如找个地
方躲几天再说。”张恺帆同意这个办法，他们准备搬到香山饭店去，这个地方离市
区远，一般人找不到。我们商量好后，我还补充了一句：“你们一定保密。”当晚
因太迟，没有走，我们在地毯上睡了一夜。

    大约元月十二日，我和李文安、戴勤发来到香山饭店。这次我们没有睡地毯，
而是给我们三人开了一个房间。平时吃饭，他们吃的是省委干部的伙食标准，而我
们吃得的是七角钱的伙食标准，两个伙食标准的饭菜悬殊很大。有一次晚饭后，我
和李文安与张恺帆走在路上，张小声说：“你们的生活太差了，我想给你们点补助
，用我自己的工资”。我们回答说：“这比学校里的伙食好多了，谢谢你的好意”
。

    元月十四日接到中央的通知，说晚上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在京的各大军区、省军
区、省委常委以上的负责同志。李文安说：“我们也去试试”。结果我和李文安也
去了，但到门口，胡松涛主动介绍我是造反派司令，被门卫拦下。但后来听说，会
议开始后，还出了个笑话，王中告诉周总理，安徽还有个司令没进来。周总理说：
“快请他进来”。后来有人说，是造反派司令，周总理笑着说：“那就算了，今天
的会与他们没有关系”。

    我们三个人在房间里一直等到大约十五日凌晨三、四点，他们才回来。我们问
张恺帆接见的内容，张说：“今晚是林副主席和周总理接见，林没说什么话，主要
是周总理说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自杀的问题。对李葆华批评得比较厉害，要他
立即回安徽接受群众批判。同时，还要把安徽的工作抓起来。批评了“三天流血事
件”打伤这么多人不好。

    我在北京期间和李葆华的接触以后成了反夺权的程明远在周总理面前说我“被
李葆华收买了”，“搞修了”的口实。

    元月十五日决定由李文安、戴勤发和李葆华、张恺帆等人坐飞机到南京，再由
安工派车到南京将李葆华、张恺帆接到安工住下。我因听说元月十八日，周总理接
见各省、市在京的造反派头头，留下未走，又到北师大同宣传队同学住在一起。后
来听说原定十八日接见改期，何时接见另行通知。我于十八日同安工宣传队一起回
安徽。其实我们在离京的第二天，周总理就在北京体育馆，接见了在京的安徽群众
代表，并作了重要讲话，我们在蚌埠转车时，看到蚌埠许多基层干部几乎是排着队
，戴着高帽子，有的嘴里还咬着稻草，胸前挂个大牌子。这牌子各式各样，有的甚
至是钢板做的。因为游街的人太多，他们也不以为然，有的还在笑。我看到后，非
常气愤地对宣传队的人说：“太过分，把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丑化成儿戏，有气出
一下可以理解，老是这样游是对人格的不尊重。”当时宣传队的同学很同意我的看
法。当我回到合肥后，情况好一些。但也几乎成为一种时风，谁的一两句话也阻挡
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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