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占春：为了哀悼、服丧与告别的写作——读骆英《文革记忆》

Gowest · 发表于 2022-10-4 23:17:32

骆英诗歌写作注重个人经验的表达，尤其注重集体经验与社会记忆的个人见证。由于禁忌与回避太多，与一代人的亲历经验相关的社会历史书写至今仍然是非常不充分的，可以说，这是记忆丧失的一代，这是被实施了遗忘工程的几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是一个由于记忆丧失而产生了严重精神分裂感的社会。尤其是对目前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最强势一代而言，文革记忆、文革经验的“前传与后记”事实上构成了一代人的核心体验，对亲历者和整个社会来说，“文革记忆”意味着什么？对文革记忆的遗忘意味着什么？在当代诗歌、文学写作和整个社会历史领域都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问题。

不同于人们熟知的那种“青春无悔”之类的认同性表达，骆英的《文革记忆》同他的《知青日记及其后记》一样，提供了一个未被所谓“激情燃烧的岁月”美化过、没有被意识形态语言遮蔽的个人与社会生活的叙事。每一组诗都是一种历史与记忆的重现，每一首诗都是一个小人物的微型传记。在前传中，有父亲、母亲，有叙述人的两个兄长、姐姐，有叙述者的少年时代；《文革记忆》的主要部分，记忆场景扩展到整个银川市，我们能够由此观察到一个基本事实，这场浩劫所波及的绝不仅是“当权派”，遭殃更深、更多的是平民百姓，是无数的小人物，是在意识形态宣传机器煽动下疯狂起来的整个民族。虽然文革结束之际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彻底否定文革并对毛的错误做出了决议，但政治文件的否定是抽象的，文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只对刚刚经历过浩劫的人们有说服力，而对后来那些没有记忆的人，由于对文革的否定是抽象的、概念化的，没有切实、具体的叙事作为否定的前提与基础，文革情结的确有着死灰复燃的时机，尤其在一个缺乏理性能力、遏制理性的增长而又充满社会不公和暴戾之气的时刻。这应该是骆英写作《文革记忆》的初衷：丧失记忆不可能理性思考现在与未来，并据此选择合理行为方式。

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当遭遇了巨大浩劫与长期创伤之后，当遭遇了太深的群体迷狂与太多的死亡之后，在政治伦理和文化表达上应该有一个哀悼期、有一个服丧期，以安抚与治愈人们的内心；应该有一个真实的告别与永久的纪念，让亡灵安息，让亡灵去它们该去的地方，为了不让死魂灵继续作祟、不让死魂灵继续干扰活人的生活世界；应该保持批判性的记忆，以防破坏性的心理能量在压抑中回归，防止貌似被遗忘的邪恶力量在历史中重演它花样翻新的变形记。然而，文革结束之际的哀悼没有完成，服丧期被“向钱看”的要求取消，应该彻底埋藏、彻底告别的东西在明里暗里又返回了集体心态与社会场景之中而危机四伏。社会与个人都在陷入由此导致的一场严重的伦理精神分裂。如果说骆英《文革记忆》的前两章表达了对死去的亲人和亡灵们迟来的哀悼与服丧的话，后两章即“恰同学少年”和“我们都是红卫兵”则旨在开始一场困难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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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冬天，在银川的一个夜晚，读到《文革记忆》的打字稿，未读完“文革记忆前传”就已深深意识到，这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歌，它没有刻意的诗化或经验的幻化，也没有骆英在更内行、更专业的《小兔子》、《第九夜》等诗作中的那种现代性体验及其修辞方式，需要把《文革记忆》的叙述作为一种被社会遗忘工程所实施的集体遗忘的对抗来理解，作为一代人的传记经验来理解。为了保持记忆与见证的功能，骆英的《文革记忆》使用的是普通人的日常语言，一种口述史的话语，甚至保留着无需按书面语纠正的口语式的不完善的句法，因此骆英自己把《文革记忆》视为一种“现代乡谣”，即一种口传叙事。或许可以说，《文革记忆》所叙述的大多是每一个生活于浩劫时期的银川人都能够回忆起来的人与事。在最初的打字稿中，据说叙述人保留了当事人的真实姓名。叙述人在《文革记忆》的口传叙述风格中与阅读行为订立了关于传记经验的真实性契约。这是一个见证者的证词记忆，一种倾诉与指控；这是一个亲历者的诗歌口述史，正如早期人类社会的口述史往往采用诗歌叙述一样。

《文革记忆》的“前传”从叙述人的父亲在60年代初期宁夏双反运动（即“反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运动和“反坏人坏事”运动）中的罹难开始叙述，前传书写了一个家庭和所有成员的遭遇。在这里你听见的是一个人深埋在记忆中的声音，一种已被湮没数十年之久的声音：

父亲死了变成一个游魂因为他并没有坟墓

也许这是因为他打老蒋杀敌人的时候也很残酷

他肯定曾经把长长的刺刀插入敌人的胸膛

那也许仅仅是另一个刚刚穿上军装的乡农

他在用一把药杀死自己的时候据说坚不出声

他翻滚打地紧紧揪住自己的胸口

管教人员把他像狗一样倒拖着走时他不曾踢腿

我猜想那是一种表示忠诚的表现

仅仅十几分钟他就消失于乱坟岗中

因为那里早已由反革命份子挖好了无数的坑

在革命需要战斗的时候他曾战斗

在革命需要牺牲的时候他就牺牲

他以一种冰冷的方式消失于世界

他以一种残忍的程序留给我悲痛

从此他像狗死去了我呢像狗一样开始生存

我决不杀死自己然而我也决没有获得过新生

对每一块墓碑我都会致以崇高的敬意

对每一根白骨我都会尊称为父亲(《枯骨的父亲》三）

作为一种口述史性质的书写，在骆英貌似平淡、克制的叙述中，能够感受到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能够感受到在社会人际之间一种残忍与暴力逻辑的传递、延伸。曾为“西北野战军的团长”父亲有着同样的战斗精神，他曾经同样信仰革命暴力，在父亲的死亡里有着一份牺牲者的隐忍与冷酷。作为革命者的父亲此刻成为革命的祭品。革命开始吞噬革命的儿女。反革命分子在埋葬反革命。革命的历史逻辑变得癫狂而冷酷。叙述者的字里行间隐忍着也透露出那个时代里一种普遍存在的残忍。在关于父亲的第一首诗中曾经写到这一细节：“他们把他埋在荒滩时他还睁开了眼睛”！

在骆英的叙述话语中不仅有悲痛之情，也能够聆听到其中包含着的理性批判与轻微的反讽。在国民内部，一种仇恨、暴力的观念逻辑早已建立起来了。一种通过意识形态概念——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后还有更多的阶级敌人，更多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将国民中的一部分人“非人化”，对他们进行批斗、监禁、杀戮的运动只不过是完成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治观念等式。一旦被称为“害虫”、“阶级敌人”、“牛鬼蛇神”，似乎就剥夺了他们做人的权利，就可以用非人的方式处理他们而无任何道德顾忌。在任何时候，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在观念中的非人化，都意味着暴力、残酷和死亡。

她去收尸时父亲已成为荒滩野魂

她在一座座荒坟中走想找到她的男人的尸骨

坟堆来不及长草数不清也走不完

母亲向每一个坟堆鞠躬喊着她的男人的名字……（《瘸腿的母亲》二）

但这位母亲所得到的回应是“活该”！是人们对“反革命家属”的唾弃。而这些人其实也是极其普通的人，除了政治幻觉之外，也同样是一些社会底层人。文革话语及其宣传机器一直宣传这一观念，“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个流行于浩劫时期的格言似乎是在为人类情感正名，其实只是为一切盲目冲动和仇恨正名，为一切被煽动的仇视他人的行为和出于生物本能的野蛮赋予合法性。实际上，在《文革记忆》的叙述中，我们能够随处见到一些人朝自己并不认识的人脸上吐唾沫，殴打、驱赶陌生人如驱赶“黑五类”的行径，或以偶像化的领袖、阶级或民族的名义把他人视为害虫、垃圾或敌对势力并将之彻底清除的非理性冲动。

通过意识形态化的概念将人非人化，每一个被驱逐、被清扫出合法生存的“害虫”、“垃圾”或“牛鬼蛇神”的悲惨生活与死亡似乎就是合情合理的了。通过一次次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所谓的“阶级性”就这样逐渐取消了“人性”。仇恨取代了仁慈、怜悯与同情心。没有人敢于无视这种区分。没有人敢僭越这一近乎本质主义的区分。但这些分批、分层、分次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只不过同“我们”一样是一些极其普通的人。

我猜想母亲其实是认不了多少字的半文盲

她用鸡毛掸子抽打我时眼露凶光

如今想来那也许是在扮演丈夫的角色

身为反革命分子的老婆就是最低贱的女人

她有四个孩子她希望他们统统上学

她每天挖土卖土从未抬起过头

星光暗淡时她拉着她的板车出门

30多岁的女人像一头母驴套在车上

她从街道上穿过辱骂声四起

她似乎从不洗澡也从无新衣

她步伐很急像走在世界末日的小道……（《瘸腿的母亲》一）

真切的叙述话语中包含着的思想信息比抽象的思想表达更为丰富：几乎是半文盲的母亲知道唯有一种可能让自己的孩子重返社会，只有一种可能性让他们摆脱非人的处境，这就是让她的孩子们读书上学，接受文明教育。而随着文革更大浩劫的到来，这又是一个注定破灭的梦想。但此刻，这就是支撑着一个饱受屈辱的母亲心中的信念。在这个回忆式的叙述中隐含着多少冷酷的逻辑！要生活下去就不得不接受的冷酷，作为情感状态、作为社会与家庭环境的冷酷。就像父亲给儿子留下的记忆总是“怒目粗声挥舞着大巴掌”，母亲也时常“眼露凶光”。然而，活到50岁的母亲早已精疲力竭，在煤气中毒挣扎了几个月之后死亡：

瘸着一条腿头上一个疤穿着新衣装进了棺材

她再也不用到北京上访喊冤了……（《瘸腿的母亲》四）

此时已进入文革。“文革前传”中关于兄长、姐姐的叙述显示出意识形态话语对一代人的不无反讽地渗透作用。大哥是戈壁滩里的石油工人，因为“反革命子女”常被批斗，因为有一点绘画才能所以要在批斗后“在高墙上画幅毛主席像”，“十岁时我陪着他挨完批斗回宿舍大喊大笑/我们高唱革命歌曲但严重跑调”（《石油工人黄玉葆》）；关于姐姐的叙事中引人注目的是她的“泼妇情结在阶级斗争中占了上风”（《测绘工人黄玉瑛》）；关于二哥的叙述是：

文化大革命观念不同我们每天争吵

他造反我保皇都把红宝书举得最高

我们都想不起父亲的模样因而从没有叫过爹……（《地质队员黄玉弟》）

一种反革命家属的命运，与孩子们的革命情结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呢？在社会遭遇与个人情感之间，在内心感知与话语表述之间，有着怎样的可理解的关系或根本就是一种精神分裂语境呢？孩子们遗忘了父亲，关于领袖的画像、语录、颂歌、观念取代了他；孩子们遗忘了自身的屈辱，领袖的伟大与光荣取代了它。这是一开始就丧失了的经验与记忆，这是一代人成长中的精神分裂，人们丧失了自身经验的表达能力、记忆的表达权力与语言。一种与真实性无关的话语与观念被复制到他们的记忆与话语之中。这是一种感知不到其残酷的残酷：他们掩盖起他们的家庭与亲人所遭遇的不幸，他们掩盖起那些远远超过了他们承受力的悲伤。他们不是掩盖、而是根本不知道可以有另一种话语和思维来思考他们自身的命运。无论是被排斥在革命之外还是跻身于革命群众队伍，人们不会有对自身真实境遇的感受，更不会有公开表达。真实感受在任何时候都接近于犯罪。他们或许只能在偶尔不为人知的时刻流露出一些费解的肢体语言，就像在叙事人的大哥身上，“工友们看着他假笑躲着他走/因为他总会突然用大头鞋踢飞脚下的石头。”

“我如国家的蟑螂令人厌恶但不会被赶尽杀绝”，身份的非人化、日常生活的去人性化，畸形的政治化，从文革前到文革的发生，是一个逐渐加剧的社会过程。在“前传”中，叙述人讲述自身传记经验的有五首，其中有着太多的贫贱记忆：

黎明母亲去拉土在锅里留下两个洋芋

二哥总是抢先把它吃得一丝不剩

掉下土炕我总是再也爬不上去

吃沙枣太多我总是拉屎脱肛

秋收后再地里捡菜叶我和二哥被农民关在羊圈……（《我的名字叫黄玉平》一）

以所谓的阶级斗争的名义，这个国家对其一部分国民所采用的歧视一点都不亚于种族主义的迫害与隔离政策。只不过被歧视与被迫害的对象可以由国家政权主观臆断，可以“扩大化”，而这却是没有得到清算的政治伦理债务。骆英在这些自叙传中写到，“现在回想起来的日子主要是屈辱”：

要饭时我会抢走食客剩下的汤不顾一切喝光

我还会在银川公园与秃鹫争抢肉骨

我曾经捡吃大便误以为那是一段麻花

那天起我知道吃屎喝尿也并不是世界末日

那天起我明白我只是个贱民在一个伟大的祖国……（《我的名字叫黄玉平》二）

骆英写道：“已经记不清少年时被批斗过多少次了”：少年时代的批斗、殴打、痛打、报复以及“皮开肉绽”（《我的名字叫黄玉平》五）。在非人化的世界里，暴力体验已成为常态。“我不认识死神但我自小就常常擦肩而过/……11岁我独自在贺兰山荒庙听狼嗷叫”。一个孩子，被驱逐与殴打，露宿荒野，饥不择食，结结巴巴，陷入狂吼或沉默，像穴居人，他不会懂得生活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无数的人们，既是无辜的又是罪孽深重的，因为他们迷信政治神话，可是他们就像这个孩子，只能承受非人化的社会后果而无法分享一丝一毫的政治的神秘，他们承担的是无尽的屈辱与暴力，而不是分享生命的神圣。无数人们正在遭遇的非人化生活，都发生在一场唯物主义者的造神运动之中。在前传中只有一个瞬间，生活被升华了，包括苦难、贫穷、侮辱、仇恨、暴力：

……逃学在城墙上读《复活》我觉得人类也挺好

因为《斯巴达克》我认为我就是一个角斗士后代

《基督山恩仇记》让我有了复仇报冤的人生大计

我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因而我有权诅咒（《我的名字叫黄玉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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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记忆》的叙述核心是第二部分：“血腥，荒唐”，是骆英对文革经验的命名，“不堪回首”意味着记忆的折磨与讲述的困难。这里涉及到更普遍性的事件：“毛主席的红小兵”、“红宝书”、“忠字舞”、“芒果”（革命圣物）、“最高指示”、“大字报”、“大串联”、“斗地主”、“破四旧”、“迁赶黑五类”……，接着最核心的部分是血腥批斗和造反派不同派系之间武斗的见证式叙述。

叙述人以当事人当时的口吻叙述说：“十岁我已经成了毛主席的战士红小兵”，参与批斗老校长，“终于老校长羞愧万分在槐树上上吊自杀/我们围着他高喊口号说他自缢于人民自缢于党”。叙述人从“前传”中一个受尽屈辱的流浪儿向他的“红小兵”身份倾斜，终于走在了“造反”的旗帜下，加入了新一轮的造神运动，暴力逻辑就是在这样的一刻建立了起来：

……忠字舞从此成了我表达革命意志的心灵方式

每一次看见日出心中都会响起庄严的“东方红”

在我指向远方时我总发现我紧紧握起了拳头

内心中总升起一个砸烂全世界的凶猛念头（《毛主席的红小兵》）

仇恨获得了政治授权，就“前传”展现的屈辱与贫贱而言，这个红小兵有理由加入仇恨者的队伍。斗争哲学或仇恨伦理取代了社会伦理并成为冷酷的社会原则。“我们手捧红宝书手握钢鞭准备砸烂一切”（《最高指示》），打垮“走资派”；执行“中央决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迁赶黑五类行动”，剥夺掉他们的生存在城市的一切权利将之驱赶到农村和山区（《迁赶黑五类》）；“我们轮流上前发言将刘文彩黄世仁的帐都算在老地主头上”：

……有人推到了老地主用脚踢他的头让他在地上翻滚

马小红是个11岁女孩泼辣无比用手撕挠老地主的脸

我10岁双手也卯足劲用铁拳狠击老地主的胃

老地主无声无息后我们列队高唱毛主席语录歌曲回城

第二天我看见老地主儿女们撒着纸钱抬着一口棺材（《斗地主》）

与之同时，一切古老的、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在“破四旧”之列，一个不愿意剪掉长发的邻居五姨被红卫兵抓来“游街示众”：

短发的女人们在街上昂首挺胸

她们腰扎武装带手捧钢剪捕捉每一个留长辫的女人……（《破四旧》）

革命不断“纯净”革命队伍，“我们打同学打老师争出谁对毛主席最忠”（《最高指示》），一位斗士把毛的名字写脱漏了一个字——

……有人把糨糊倒在他头上并用墨汁在他脸上写满字

有人用钢鞭抽他他满身带血在他的大字报前翻滚

人们往他脸上吐口水时他痛苦地高喊毛主席万岁……（《大字报》）

似乎越是仇恨同类，就是对神灵越加忠诚。革命内部的猜忌与争宠同样“毫不留情”和“你死我活”。《文革记忆》中不止一次写到饱受痛苦或濒临死亡的人们高呼“万岁”，高呼打倒或辱骂的词句。在浩劫时期，语言也遭遇了一场浩劫，而且是最深的浩劫。人们使用语言就像是使用刀子、石头，一概使用着极其简单的、往往是攻击性的或性攻击的词句，使用一种固定的单义的单词。在这场浩劫中人们一概把说话变成了喊口号，几乎无需说出完整、复杂的句子，无需连续性地使用一种逻辑语言。拥戴领袖的群众把语言变成了嗥叫，振臂高呼、口号与标语。“大字报”与标语口号洗劫了文明与诗歌的语言，这是一场语言的浩劫。

在效忠的政治情感驱使下，暴力被合法化与升级，并获得了最高神意的首肯。正如迎接圣物芒果的情境：“全城人高喊粉身碎骨也要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人们从文攻变成了武卫纷纷杀红了眼”（《芒果》）。然而一切“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暴力最终都落在了最普通的人们头上。在《文革记忆》中，莫须有的反革命被处决根本就是荒诞剧，像是一种黑色传奇。“刘铁匠”喜欢在打铁时嘴中念念有词，喜欢发牢骚，或许还有点“精神疾病”——

细心的邻居一天天记住了他的反动话语

红卫兵乔装打扮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公安猜他是苏修特务借机颠覆政权

有时候他们认为刘铁匠说的是俄语以为你谁也听不懂

……于是刘铁匠被公审逮捕送往刑场枪毙

游街示众时他还不停地说着王八蛋王八蛋

因为不是政治犯就没有割断他的喉管

大家都就传说他在用俄语背诵着普希金的诗篇

枪响后他坚持不倒公安就乱枪一片

喘着气半睁眼他让我做噩梦许多年（《刘铁匠》）

比起这个有点精神病的刘铁匠来，专政机器、革命群众都带着一点神经质，一点猜忌症，一点幻觉，如果革命处决精神病，革命自身就是神经质的，人民是神经质的，公安司法是神经质的。这些见证表明，所谓的革命实在有着太多的幻觉、太深的神经质属性，远非一场理性的和理想的革命。并非只有当权派在浩劫中倒霉，并非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扬眉吐气。事实上每个人都随时面临神经质的政治暴力的威胁，面临着神经质的专政机器的镇压或神经质的革命群众派系之间相互的暴力伤害。文革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这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只不过是用群众迫害群众。一场现代造神运动所带来的悲惨、荒诞的内部战争。而神灵是嗜血的，更是神经质的。这个社会的集体癫狂不过是他的神经质的一种投射，人民不过是一场现代神经质的造神运动的牺牲品。为了检验是否忠诚，神灵需要信众大规模地献上牺牲品。类似的作为反革命实施无产阶级专政或死于非命的事件在《文革记忆》中并非罕见：“邻居的大儿子”因爱管闲事、仗义勇为被红卫兵密谋杀害，“把他扔进了粪坑”（《哈文贵》）；一个走街串巷卖“大漏勺小漏勺”的老女人，她“经常唱着太阳出来一点点红”，这个不识字的老妇女因此变成了“胆敢污蔑太阳没有照亮全世界”，定性为反革命，被判处死刑（《大漏勺小漏勺》）；邻居瞎子夫妇的儿子因父母护犊情深“不造反也不革命”，公安“决定以群众专政的名义抓他”，然后是他的失踪、越狱，最终“在戈壁滩被风雪埋没”（《瞎子夫妇》）。

浩劫意味着理性的丧失，意味着整个社会陷入革命精神病、斗争神经质和社会精神分裂。在这种精神分裂症的群体性发作中，人的理性能力变成了被压抑的潜意识，非理性的暴力、潜意识中的原始欲望成为被公开展示的东西，性欲、窥阴癖也就能够与革命道德的纯洁要求并行不悖，混为一谈。一切都能够“游街示众”，一个同学的漂亮姐姐就这样成了“游街的破鞋”——

她的身边围满了不同派别的红卫兵

她发誓要睡尽天下男人因为妇女要翻身

她穿着军装戴着军帽留着短发到处过夜

文革的好处是大家都造反因而也就无所顾忌

钢鞭在手都是爷打遍天下永远跟着毛主席

漂亮姐姐常把匕首扎进做爱后男人的大腿

她说有本事也来把奶奶扎一刀

挨刀的红卫兵向造反派头头的父亲告状

造反派把漂亮姐姐抓起来游街示众

她的脖子上被挂了一双破鞋脸被涂花

这是小城热闹的日子万人空巷兴高采烈

她虽然低下头但我敢保她一脸无所谓

我敢说我听见她说奶奶的有本事将老娘的B撕烂（《游街的破鞋》）

精神危机的躯体化在文革浩劫中并不罕见，社会伦理情感的紊乱带来了无数个体的精神危机，并失去了表达自身痛苦的语言。在这场人性的浩劫之中，暴力、死亡、性和尸体都成为展示性和观赏性的东西：“她衣服单薄围观的人撩起衣角看她的乳房/又黑又皱又小又瘦像晒干的牛粪”（《大漏勺小漏勺》）。这样的革命让人呕吐——

……死去的人都扔进西干渠顺流而下

女孩子们阴道里都全被插进一根长棍

赶驴车的老汉喜出望外捞出尸体送来银川

一个尸体两块钱……（《一个尸体两块钱》）

这样的描述令人内心惊怵，而更血腥、野蛮的事件，更令人惊怵的还在后面。而且，暴力的观赏性是我们还要谈到的一个与《文革记忆》有关的主题。应该将《文革记忆》视为文革结束之际短暂的伤痕文学的进一步深化，《文革记忆》不因埋没过久而模糊不清，而因距离的久远获得了既是政治的、历史的又是人性的与伦理的观察视野。旁观者不再被视为无辜的，牺牲品不再只是被“关牛棚”的走资派。“人民群众”在《文革记忆》中得到了更真实的描述，无论他们是作为暴力的受害者还是旁观者。革命、暴力和人民群众的神经质属性被恰如其分地呈现出来。

与其说这是“文化革命”，不如说是一场“文化灭绝”，一场文化癫痫症和精神分裂症，除了“高音喇叭”所传达的“最高指示”，一切其他的声音都是敌人的声音，一切其他的声音、见解、文化都是犯罪。除了大规模的革命现象、事件，《文革记忆》没有忽略一种更普遍的文化精神分裂症的各种表征：图书馆和大学关门了，一切古代的、外国的、甚至曾经唯一友好的苏联文化，也是敌对的，“因而一切都成了封资修的毒草”（《偷书贼》）；“大家必须唱样板戏背诵毛主席语录跳忠字舞”，文工团的提琴手只能拉“北京喜讯到边寨”（《批判无标题音乐》）。事实上在那个年代里，人民群众被监禁起来，完全与世界隔绝，用今天的话说，那是一个有国家的监狱，所有其他声音都是敌对势力，私下里“偷听敌台的人”会受到严厉惩罚：

……可我总做梦有公安破门抓走母亲

也害怕邻居偷偷举报把母亲游街示众

有一天一个邻居真的把另一个邻居告发

公安抄了他的家单位也将他扫地出门

他的女儿是我的同学因此退了学

他们一家去了山区从此再无音讯

母亲还是在半夜爬起来但是只是靠着墙发呆

从此再没见过她打开她的矿石收音机（《偷听敌台的人》）

伴随着对革命暴力的反思，是诗人骆英对社会精神分裂的观察。《文革记忆》还涉及到文革中一些荒唐的生活事件，争相喝发霉腐烂的红茶会相信能够“延年益寿完美壮阳”（《红菌茶》）；人们为了返老还童、精神抖擞、刀枪不入争相在医院排队打鸡血（《打鸡血》）：

……刘小保的哥哥没打鸡血有点心神不宁

主要是他害怕打鸣害怕吃糠咽菜

他因此成为一个不识时务的怪人为全城人议论……（《打鸡血》）

所谓的革命就像是文革时期流行的“打鸡血”一样，确实血腥而荒诞。革命就像是“打鸡血”。唯物主义的革命与迷信的普遍流行揭示出，狂热地投入暴力革命的人们并没有摆脱轻信、无知、非理性，在这样的社会里，什么样的“革命奇迹”不能荒诞地发生呢？什么样非理性的东西不会膜拜为神灵现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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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记忆》的叙述人只是一个红小兵，又是反革命子女，他还不能算是一个主要行为的参与者，但无疑他是边城一系列事件的亲历者和旁观者。《文革记忆》中属于个人见证的部分显得更为血腥、残酷。这些人物要么是银川文革时期的公众人物，要么是叙述人的同学、同学的哥哥、姐姐，或邻居、街对面的邻里，由此，叙述人对每一种暴力与死亡的证词记忆都提供了一种当时当地“看见”的角度，显示了经验的亲历性和记忆的具体时刻及看的方式。这是《文革记忆》作为一种证词记忆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蕴藏在群众之中的不满既没有塑造成满足一定社会群体与个人利益的政治经济诉求，更没有将公平诉求转化为社会建设性的力量，不满、破坏欲、迫害欲在大规模的浩劫中有了一个出口，一种非理性的群体暴力获得了“最高指示”授权，伪装在革命与造反的名义下得到了无法无天的发泄，这场浩劫致使整个社会陷入持续内乱与全面内斗。《掌政桥之战》叙述了1967年8月银川“总指挥部”派与“大联合筹备处”派两派组织之间的武斗场景：

开枪的时候伏击者一声不吭

他们据说是野战部队复员有纪律又冷静

他们一枪一枪的打把另一种造反派要格杀干净

确保一枪毙命这可是捍卫伟大的领袖的革命行动

造反派们冲上来要学黄继光堵枪眼

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誓不后退

女孩子们挥舞着大刀尖声呼叫一个个倒下

她们又哭又喊说绝不放过敌人

那是1967年8月30日所以是秋天高粱刚红

那是1967年8月30日所以是秋天枪声听得很清

文化大革命的战场无人投降因而是伟大的革命

毛主席的战士无人背叛因而能将革命进行到底

有个女孩被捅入阴道时大喊我还没有被男人碰过

她求饶道让我死个痛快让我干干净净……（《掌政桥之战》）

《文革记忆》中的许多证词都在向人们描述极权主义制度下的群众现象，群众登上所谓的政治舞台、群众现象的兴起并非是一些后来者所想象的民主形式，它是对大革命和公民社会的一个恶劣的模仿。群众没有分化为真实的个体与公民，也没有分殊化的社会阶层，除了城乡经济差别之外，人民群众几乎是一个没有分层的同质化概念。“群众组织”根本不是由自由的个人组成的联合体或共同体，人民群众是一个如同沙漠一般同质化的集合概念，但也因此能够在瞬间掀起一场政治沙尘暴。《文革记忆》中银川不同派系的群众组织与武斗昭示出，所谓的人民群众根本没有自己的政治目标与政治权力，没有自由、自主的政治手段。文革浩劫中相互残杀的群众显现的是一种原始本能的爆发，仇恨、暴力、复仇，成为“群众运动”或“运动群众”中的手段，革命降低为氏族社会时期的群体暴力行为，不过是为着向同一个政治神灵表示自己更为效忠。

群众躁动与喧嚣中释放了某些被政权及其执行者压抑的不满，同时也释放了各种形式的私人暴力与群体暴力，人性与欲望中的破坏性、攻击性似乎找到了一个“合法”的渲泄渠道，但这些社会不满情绪没有被塑造成真正的政治能量，《文革记忆》中的文攻武卫决不是现代意义上有着清醒的政治目标与自觉利益诉求的群众运动，在“革命”最激烈的时刻，不过是极权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合流。而今最令一种社会不满情绪怀念的“文革式民主”，仅仅是发泄仇恨的原始方式，是非理性的破坏欲、迫害欲的满足。《青铜峡的枪声》应该能够打破文革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幻觉——

矿工们昏了头要炸黄河大坝水淹银川的造反派

他们建堡垒运炸药一点都不是开玩笑

他们说他们对毛主席最忠因而应该统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们一定要让北京的毛主席听到他们的声音

全城恐慌中62师解放军拖出来大炮

矿工们说我们是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先锋谁敢对阵

他们打跑了解放军的劝降者并以黑墨涂脸……

解放军的炮火又猛又准基本没有浪费

矿工们的尸体又多又重基本立即毙命

很多人来不及喊毛主席万岁就已经死去……（《青铜峡的枪声》）

毛发起的是群众运动吗？毫无疑问，他要的是运动群众为己所用。毛借助“运动群众”向执政集团示威，稳固了他一度受到质疑与削弱了的权力。所谓的群众运动既没有群众的自我组织形式，也不允许有群众自发性的观念产生，不允许一丝一毫地言行怀疑或挑战至高权力与至高权威。每一个“群众组织”、“造反组织”都誓死捍卫最高领袖，每个“群众组织”都更为激进地指责其他“群众组织”不够革命，对最高领袖不够无限忠诚。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残杀极其类似于宗教原教旨主义的行径，指责、杀戮其他教派为叛教者、异教徒或修正主义者。不仅毛本人，整个革命意识形态都不能容忍人民群众这一概念的分化，“人民”是一个同质的东西，从属于最高领袖和统治阶级的权力意志。群众从未分化为不同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群体，从未能够从不同社会群体的观念与利益出发，自主地构建社会组织，提出自主性观念、权利与利益诉求，群众从未能够拥有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语言，而所谓的群众运动不过是最高领袖操纵的木偶戏。在《文革记忆》第二部分，大部分诗篇写到了死亡、枪决、以及更残忍的方式处死，这是以革命名义出现的私刑，以革命名义出现的原始的血腥祭礼，是献给伟大神话般领袖的忠诚祭品。

马思义是西北地下党后来是造反派的领导

他孤身一人被困在吴忠仪表厂的厂房顶上

敌对派围栏他许多天他拒不投降

他的战友们日夜兼程从银川赶来救他

敌对派枪法没他好但他不忍开枪杀人

最后他被击中脑袋尸体被拖在街上

人们高兴的朝天放枪围着他欢庆

有人剖开他的肚子往里面塞满砖头

人们拖着他在大街上游行像拖着一条死狗

人们喊文攻武卫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他的头发已经花白已被他的血浸透

他肚皮朝上有人说他的屌真小

大街上有人冲他吐唾沫有人叫小孩冲他撒尿

我想他的尸体应该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利品

马思义的尸体后来去向不明人人可疑

有人说是狗吃了有人说是被人肢解（《马思义》）

革命是激进的，然而它的观念却又是僵化的，文革因其思想僵化而激进，绝非因为思想活跃、多元、民主而革命、而激进。如若有人对发生的一切暴力提出质疑，提出思想的探索，那一定会在瞬间沦为革命的敌人。任何群体或群众的自发性组织都一定是反革命组织；任何个人自发性的思想意识都是反动意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观念体系，除毛之外一切都是修正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念或理想，毛路线之外的任何探索都是反革命。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的命运就是一种明示。“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就是这样一个残酷的地方案例：

吴树章吴树声成立了共产主义自修大学

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是红色恐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

他们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在一起研读马列

他们写信探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暴力血腥

伟大的公安截获了信件也有人说是告密

那年代可是全城轰动的重大反革命案件

熊曼丽是一名电工因而她抢先触电自杀

大家说她又漂亮又聪明就是太好读书

鲁智利是名车工被判死刑枪毙

因为他要喊口号因而被先割断了喉管

吴氏兄弟被押在车上游街示众

我们跟着跑希望看见他们被执行死刑

他们被按着头脖子上挂着罪牌有血红的大叉

他们去死全城沸腾如遇到了重大节日

我太小被挤在人群后只听见枪响

人缝中我看见他们嘴啃地血水正流进泥里（《共产主义自修大学》）

吴氏兄弟的小组企图对恐怖、血腥的现实进行反思，但僵化而激进的革命吞噬掉了自己最优秀的儿女。革命意味着一种历史意志，赋予历史以意义和希望的意志，革命是一种向历史性和人类未来的可能性开放的态度或激进意识，然而，文革意识意识形态始终是一种极端封闭的意识。解放、进步、革命云云，不过是这些西方社会历史观念的暴力剩余物。文革到来之际，恰值执政集团从“崇拜组织”即由宗教领袖与信徒构成的准宗教组织艰难地转向社会管理组织即“官僚机构”的缓慢进程中，在一种宗教膜拜组织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屡屡导致巨大的社会灾难、因而被迫转向世俗化的时刻，伟大领袖难以忍受他自身的平凡化，难以忍受官僚体制下其他管理型的官僚分享权力并显现出更有经济与社会治理才能。战争出身的崇拜组织及其卡利斯玛式的领袖发动一系列的准宗教战争或群众膜拜运动，以便重新夺回已被平凡化的权力或将要失去的宗教崇拜。最高领袖将在这样的膜拜组织式的群众中，寻求或恢复他在统治集团内部失去的统治优势。而群众暴力，则是他显示其自身动员社会的威力、是他向统治集团的成员收回权力的一种示威。

如果说法国大革命是以民主理想第一次取消了国家与权力的肉体化身（绞死国王），文化大革命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塑造出国家与权力的绝对化身，并使之神一般“万岁”。革命释放了暴力与非理性，却在制度上产生了一种准君主制式的倒退。“历史或是革命都需要英雄也需要无赖”（《陈学儒》），确实有一些平民百姓在这种暴力运动中出人头地并提高了自身社会地位，一个运输司机出身的造反派头头，成为革委会副主任，但又很快沦为“走资派的阴魂”，“我曾常常站在街边看陈学儒率领队伍鸣枪出行/后来也看见陈学儒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陈学儒》）；另一个造反派的枭雄刘青山曾经“因为枪准手狠轻易击毙对手首领获得胜利/ 可后来他同样被逮捕判刑似乎病死在监狱”（《刘青山》）。在这场徒有其名的革命中，参与其间的主要是盲从、盲目性和有意识的恶、破坏性与残酷性，并没有什么人从所谓的革命中获得解放，仅仅是被压抑的恶、被压抑的仇恨暂时找到了释放形式。戴着革命面具的是本能冲动。本能因为戴上了革命面具而获得了暂时满足的授权。

恶、暴力、残酷性、毁灭性冲动，革命重演了神话的把戏。在恶、残酷与破坏性获得革命的突然授权时，暴力行径变成了对秩序压抑的一种本能回应。它在意识形态的煽动下瞬间魔法般地变成了所谓“革命力量”。群体暴力变成了权力暂时需要加以利用的能量。文革中后期对这样一些人开始了清算，然而这不过是一些替罪羊式的审判。

后来是个清算的年代……

比如说那个打死一个同学的同学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

真实他们没有仇恨只有对毛主席的忠诚

那是一场人与人的斗争是一个让人红眼的年代

……挨打的人高呼致毛主席万岁打倒保守派

口吐鲜血昏迷不醒还说毛主席的战士决不投降……（《凶手的后来》）

这是《凶手的后来》里所讲述的故事，被打死的学生20岁而被处决的“凶手”也不过是21岁的热血青年。

这是暴力与死亡、身体与尸体。这是残酷、暴力与节日狂欢之间美妙的循环。《文革记忆》没有回避这一点，尤其是在社会大舞台公然上演暴力节目时，这是死亡的节庆，这是革命的死亡节日，这是革命的狂欢，也是暴力与死亡的狂欢。暴力、死亡、身体与尸体的观赏性，这是革命年代里唯一激动人性的、反复上演的残忍剧目。“犯人面朝城墙在我们脚下跪下来/远处的人疯跑而来害怕错过开枪的刹那”（《城墙下的刑场》）；群众暴力、不同的造反派之间的武斗也成为一种观赏性的邪恶节庆的狂欢，“学生们在房顶暴石如雨誓死捍卫伟大领袖/矿工们高呼造反有理磨亮了钢刀梭镖/全城的人观战不吃不喝助威呐喊”（《被砍死的红卫兵》）；如果“没有了死人可看全城人不知道怎么办”（《浴缸里的死尸》）。

那年代看枪毙反革命是小城的一大消遣

我们会跟着游街示众的刑车跑抢先占一个好位置

那其实只是在唐徕渠边的一片荒滩

沙枣树总是很香成熟时一片金黄

解放军战士会插上一面小红旗以示刑场

犯人们双臂反绑低头下跪后脖子上插着长长的木板

枪口会抵近犯人的后脑勺我们也会围得很近

最过瘾的是同时枪毙很多人那叫好看

有一次跪满了十七个人有男有女排成长列

指挥员一挥旗枪声在一秒钟响起一秒钟平静

公安们手持短枪会把死人们一个个翻过来检查

他们手持镊子夹着棉花放在死人的鼻子上看有无呼吸

有时候他们会用脚使劲跺死人的胸脯

或者一枪枪再把死人一个个打一遍

他们在血泊中走允许我们喊叫“再打几枪”

因为我们都看见有一个女尸胸脯一直在动（《今天枪毙反革命啦》）

一般而言，社会暴力与个人暴力无疑都隐含着彼此冲突的观念、情感与情绪，然而文革浩劫中的暴力并不通向对感知的陈述，也不通向观念的反思，更普遍的情况是，人们怀着同样的观念相互残杀。也就是说，情绪与暴力的链接悲剧式的绕过了人们的真实情感、感知与观念，暴力、仇恨仅仅与人们顽固的强迫性观念相链接。在十年浩劫中，没有人准确地知道多少人死于非命，多少个人、家庭及其子女成为暴力与专政的牺牲品。好在《文革记忆》为善于遗忘的社会提供了一种珍贵的证词记忆。

4

作为银川文革的见证人，骆英在《文革记忆》中叙述了这个边地城市、一个自治区首府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都是作为一种证词记忆书写的。文革记忆既包含着个人家庭史的“前传”又包含着文革后的记忆，一代人的故事“恰同学少年”也出现在与文革记忆相关的叙述中，出现在作为一个诗人和一个企业家的骆英的成长史中，因此整部诗集又可以视为一部彼此相连的叙事。就像骆英曾经在《知青日记及其后记》中采用了一种延续至“后记”的传记式的书写，其意义是显然的，那就是说，文革及记忆不是一种可以孤立起来看待的一段时间，或只要遗忘掉它就能够继续健康的生活下去的纯粹过往史，在作为《文革记忆》“附录”的叙述里，诗人所书写的那些人物多半继续受到文革的深远影响和内心折磨，可以从中看到男男女女怎样被那样一段非人的岁月所摧毁，他们和她们的青春、爱情、梦想和整个生命。当然，诗人也写到了属于这一群体与个人的自我救赎。在此意义上，无论是作为一个诗人的骆英，还是作为实业家的黄怒波，都置身于一代人的命运之中，在残酷、野蛮、荒唐的岁月结束之后依然在进行着一种卓绝的抗争，进行着精神、道德与物质生活上的自我救赎和社会救赎。或许，这一点构成了骆英的《文革记忆》双重意味的书写：对残酷、混乱、暴力、血腥、贫贱岁月的见证，对民族文化、经济、政治浩劫的证词记忆，对延续至现在及未来的自我救赎与社会伦理精神救赎的探索。

骆英对《文革记忆》的书写增加了一个“前传”和“后记”，显得意味深长，在前传叙事中，能够发现叙述者将暴力逻辑追溯到父亲作为野战军团长的生涯。的确在文革之前，已经有着地方的和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已经有着数度暴力政治的预演。当然这一暴力的历史逻辑可以追溯更久远的整肃与整风运动，如果没有忘记的话，人们能够从1921年《湘江评论》发刊词得到更深的思想渊源，这个发刊词就是文革大批判文风的一个样板：“天不要怕，地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死人不要怕……”《文革记忆》中也写到：“我不怕鬼因为是看着死人长大的一代”（《被砍死的红卫兵》）。那么，什么东西继续伴随着一代人的成长与衰老？这正是骆英在《文革记忆》后两部分尤其是在“我们都是红卫兵”中提出的问题：文革“后记”延伸到何时？对一代人的记忆而言，“你死我活”、“究竟天下谁怕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曾经是响彻这片土地的呼声，这些革命行为与话语塑造了一代人的心性，标识着一代人的心态。骆英的《文革记忆》的最后部分指出一种比文革更持久的社会心态史：“我们都是红卫兵”。“一场文革改变了我们的生存状态人人都是爷/或者说人人都被损害过那么人人都有权损害别人”（《红卫兵基因》）；《举报者》所描述的“大家相互提防谁都是他人的地狱/……举报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安全的底线与特征”的伦理溃败依然没有改变；“红卫兵基因”还留下了写匿名信的“痞子情节”，不过现在可以用互联网的方式，“这是一种游戏规则中华民族特有的痞子情节/既然我们砸烂过一切我们就有情节一直砸下去”（《痞子情节》）；“我们是造过反的人决不能按常理出牌/一个民族走过邪路它就会有邪恶的一代”（《邪恶的一代》）；“中国人都是爷因为中国人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爷的作风》）；甚至非理性地渴望着“把走资派再一次打倒把剥削阶级掀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唱红歌》）；似乎这一切文革式的冲动都可以不受质疑、不受谴责，不受追责。无论在经济生活还是在政治生活中，人们继续把对他人的恶意想象、恶意推断视为当然，动辄所谓不可告人的动机，将行为及其规范视为浮云，却将所谓反动本质视为不可改变的东西。本质主义是革命形而上学，恶意想象与恶意推断是革命的法哲学，仇恨与暴力是革命的基本信条也是永远无辜的手段。

九十年代以来，在终止了政治改革、不惜以暴力维护特权家族利益的框架下实施的“市场经济”与国企改革，在短短几年之内高效率地完成了公共资产、资源与资本向权贵家族的转换，一种基于极其不公正的经济利益瓜分与权利差异所构成的社会群体分化已经基本完成，既没有了昔日的普遍贫困，也没有共同富裕，“无产阶级”或人民群众之类的概念已不能掩饰社会分化与社会经济分层状况。在政治改革缺席的情况下，社会分化为极小的富人集团和庞大的底层，而非八十年代改革之初人们所期待的，作为稳固社会基础的庞大中间阶层的形成。同样因为政治改革的缺席，社会分化并没有构成相应的政治力量合理分化及其组织形态的出现，庞大的穷人阶层没有自己的政治组织及其利益代言人，毛式话语既是特权阶级的政治控制手段又是新穷人阶级贫困的政治想象。在“我们都是红卫兵”里，骆英采用了政治反讽对这一状况进行警醒：

……他们说他们是共和国的长子次子以及私生子

他们因此说属于先富起来的红一代

他们要子子孙孙富下去而且确保天不变色

我是个富豪也同他们的立场一致观点相同

可我在听好歌时听出了“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民工在我的楼前打标语喊口号 “要血汗钱”也让我心焦

我知道文革的威力今天轮到我被害怕打倒

我知道垄断的利益集团正在点燃红卫兵的火药

问题是同归于尽还是皆大欢喜或者是乌有之乡（《垄断的利益集团》）

在骆英反讽式的叙述中，他没有回避中国新富豪与权贵阶层的利益一致的现实，然而一旦涉及政治权利，脆弱的知识阶层、新富的民营企业家与穷人一样属于政治贱民。经济分化后的不同阶层在政治上无权这一点上又有着相似的身份及其命运，这就是经济精英出于安全考虑与身份危机意识移居民主国家或获取双重身份的内心动机。但民营企业家和被丑化为卖国的“公知”却能够在毛式政治运动家的煽动性中再次沦为新穷人仇恨的对象。政治权力或煽动家一再有效地玩弄替罪羊游戏，而在这一寻找替罪羊的政治仪式中热衷于扮演攻击者已根深蒂固地成为“群众道德”的一部分。这一游戏如此成功，以至于经济上贫富分化、政治上专权与无权的两极竟然匪夷所思地合谋起来，这就是薄熙来和重庆，这就是“乌有之乡”的伟大革命梦想：

民族的记忆无法抹去因此人们开始怀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那种生死的痛快那种让当官的下跪情节那种把富人抄家砍头的情景使人迷恋

人们打招呼时会像阿Q劈手咔的一声表示属于革命阵营

人们上网时会在乌有之乡为四人帮写悼词怀念江青

马立诚说有八种思潮想回到过去再来一次阶级斗争

我在福布斯榜上有钱有名这个时代会不会惹祸上身

想象着被抄家破财游街示众一贫如洗我突然发笑

……我知道那八种思潮都是要重写历史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应该把他们先干掉

夜半我爬起来在月光下找我的袖标看看还红不红

镜子中我面无血色眼神呆滞不像一个革命者了也不像一个贫穷的人

乌有之乡我是为富不仁的革命对象还是一个腰缠万贯的红卫兵（《乌有之乡》）

在文革事实上局部预演的时刻，骆英忧心忡忡的回顾了他的《文革记忆》。他留给读者的思考、重启的和新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在这个有限的评述中无法全部触及。或许应该说，骆英所提供的最敏感的警示，不只是浩劫本身，而是“我们都是红卫兵”这一沉重、混乱、严酷的道德遗产，这笔遗产无疑是极其负面的社会伦理资产。或许，骆英写作《文革记忆》的忧虑还在于，关闭公共话语与思想领域对文革的反思，禁止关于文革浩劫的公开叙述，而又面临着严重的社会不公与重重社会危机，而且在政治改革近乎停滞的状况下，当“垄断的利益集团”一度与“乌有之乡”联起手来，岂不是在为文革式的暴力招魂？

“我们都是红卫兵”，骆英并非是在危言耸听，在文革结束之后的几十年间，是什么人在说话？什么人陷入沉默？人们在会议室、在讲台上、在文件里、在报纸电视上使用着什么样的语言？像文革浩劫一样，语言依然是斗争工具、攻击武器、宣传机器，而非公开传播理性、认知、思考的媒介，语言经过了宣传机器的压轧、削减、固化，我们拥有的不再是千年诗歌经验的语言，不再是引入近代先进社会思想的新白话的语言，温情、多义、闪着感性微光的汉语变成了谩骂、诅咒，引入了多元价值与观念的白话文变成了白痴般简化的语录体。当文革浩劫结束之后，民族语言所遭遇的浩劫依然没有结束。直到诗人能够为社会发明出那个表达纯粹负面经验但却能够给予意义以生成空间的语言。语言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葬身与复活之地。对作为诗人的骆英来说，这种自我救赎从他在文革中成为一个“偷书贼”时就开始了——

……我有了我的世界尽管我是一个偷书贼……

我会在深夜静静的想我将成为诗人

我会在野蛮后做一个文雅的梦

谢谢那个年代的那座图书的文化宝库

它让我作为人有一种尊严的冲动（《偷书贼》）

每一个阅读《文革记忆》的人，或许都会像它们的叙述者一样，希望“在野蛮之后做一个文雅的梦”，唤醒我们作为人的“一种尊严的冲动”。

作者简介：海南大学教授，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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