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A张敏 郦曼茵女士访谈录（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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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王同竹先生：人亡诗毀两不存 ——郦曼茵女士访谈录（一）RFA张敏


郦曼茵2017年80岁圣诞节（本人提供）


“文革”中“一打三反”历史照片（网络照片）


“文革”中“一打三反”历史照片（网络照片）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8，03，10）



*当今——从修改教科书到修改宪法；忆往——看“文革”史实与终身领袖*

在前面节目中谈到，前不久中国教育部推出新版八年级中国历史教科书送审本，其中删去了原教科书中“文化大革命”一课，将有关“文革”的内容与“十年探索”合并归入第六课，题目是“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把以前课本中“毛泽东错误的认为”中的“错误的”这三个字删去，改为“毛泽东认为”。

近日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正在北京举行。在3月5日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秘书长王晨正式公布了宪法修改草案，其中删除了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并把所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序言。修宪内容还包括，私有财产可以被征用等等。

从修书到修宪，使越来越多人回忆起“文革”历史，回忆起毛泽东作为终身领袖时代自己的亲身经历。

*郦曼茵：习近平如果以前三十年来否定后三十年，那不就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吗？*

现在在美国的退休专业人士郦曼茵女士在“文革”中因南京一起所谓“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刑十五年。

该案所谓“首犯”、俄文翻译王同竹和他的妹夫、数学专才孙本桥，以及朋友、英语专才姚祖彝被判处死刑，于1970年7月被枪杀。

对当年南京这一尽人皆知的大案，现在年轻的人们已经所知甚少。

近日我采访了现在住在洛杉矶的已经81岁的郦曼茵女士，访谈的话题从中国教育部修改教科书谈起。

郦曼茵：“我想，这个事情当然是跟习近平的领导有关系。习近平这个人，我觉得他作官几十年好像也没有什么政绩可言。而且在他上台作了总书记以后，也没有什么理论上的阐述。

但是他第一次讲话引起我注意的就是那个‘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问题。他说‘不能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以前三十年后否定后三十年’。我当时就觉得他的说法不但奇怪，而且根本无法成立。明明这后三十年就是对前三十年的否定，他为什么说不是呢？如果以前三十年来否定后三十年，那不就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吗？

所以，他这个说法，当时我觉得好像是搞调和折衷，既肯定毛泽东时代，也不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当然了，他不否定‘改革开放’，那是因为他一定明白，如果不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来搞经济的话，经济根本搞不上去。那就会国弱民穷，中共也没有继续统治的合法性。所以他不能否定‘改革开放’，他还是必须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来搞经济。只是他在意识形态上要坚持毛泽东的那一套，这个已经由他五年来的一些做法都证实了。

那么，这样来看，他要用一种比较隐蔽的手段来逐步肯定‘文革’，那也就不难理解了。”

*郦曼茵：”文革”是一场浩劫,毛泽东不把老百姓人命放在眼里，根本不在乎死多少人*


郦曼茵：“现在新编教科书的说法，是要把毛的错误……这是中共说……毛是‘错误’，但是要用我们的观点来说，不仅是错误，而是罪恶。他把毛的错误要合理化、荣耀化，要把‘文革’说成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对社会主义实践的一种探索’。可是对于数以亿万计的‘文革’受害者来说，还有对于全中国来说，从经济、文化和教育上都因为‘文革’而受到全面破坏的中国来说，对倒退了几十年的历史来说，‘文革’都是一场民族浩劫。不但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前无古例的，而且在世界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浩劫。

所以，我们绝不能承认这是一种什么‘探索’。这种‘探索’，如果说是要以千万人头落地、不顾人民死活、不顾国家安危……这样来‘探索’的话，这种‘探索’还有什么意义吗？这种‘探索’还是有任何理由可以成立的吗？

西方人确实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是‘理想主义者’，认为毛泽东老是对现状不满，所以就要不断地‘革命’，而他搞‘文革’，也就是因为有这种‘理想主义’是原因。我的一位哲学教授，也是这样看法。

这个话不能说全错，因为毛泽东确实是想一步登天，他总想在他活着的时候让中国进入‘共产主义’，那他就太‘伟大’了，他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是这种思想支配。后来虽然失败了，他还是不甘心。而在‘文革’的时候，他又要把原来的学校都打烂，想另外搞一套，因为他认为原来的教育体系是资产阶级的。

这些你可以说是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可是这样搞法，搞得国家不像国家了，人民受的苦难极深，那简直都是罄竹难书！这是可以原谅的吗？

他的这种‘理想主义对中国人民是祸还是福，已经有明确的结论了。所以他这个人完全不把老百姓的人命放在眼里、记在心里。不论死多少人，他根本不在乎，所以他就是用无数中国人的生命当代价，当白老鼠，作他的这种所谓的‘实验’，所谓的‘探索’。”

*郦曼茵：”文革”是罪恶，运动中被杀害者包括王同竹是国家精英，却被毛泽东视若草芥*

郦曼茵：“习近平现在居然要肯定毛泽东这一点，我觉得是一种大大的倒退。而我们中国人呢，跟西方那些学者的观点基本上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知道毛泽东搞‘文革’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个人原因。他害怕自己死了以后像斯大林那样被批判，所以他就要消灭所有和他意见不一致的人，特别是在党内有地位、拥有一定实力的人，像刘少奇。同时也惩戒那些可能反对他的人，像周恩来、邓小平什么的。因为他让全党全民都神化他，自己也早已神化了自己。所以他认为自己永远是正确的革命化身。凡是在任何问题上和他有意见出入的人，都被他看成是‘反党’、‘反革命’，后来又多了一个‘修正主义’的罪名。

为了消除异己，他不惜用任何手段和代价来作出任何令人发指的事情。

当时在每一次运动中杀害和迫害致死的知识分子，也包括王同竹……本来这些人都是国家的精英，都可以为中国做出很多贡献，可是被毛泽东视若草芥。

王同竹的死和我本人的经历……当然还有许许多多和我们一样的经历，甚至于比我们更惨的经历，都说明‘文革’是一种罪恶。

我就想，凭什么一个独裁者他就可以这样来剥夺有价值的生命？！凭什么独裁者可以用所谓‘探索’的名义，要我们用生命和青春作出牺牲？！

所以我觉得。这种把‘文革’摆到‘艰辛探索’里头的这样的做法，是一个极大的倒退，是历史的倒退，是习近平企图蒙蔽下一代。

这个我觉得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我们大家都来反对，都来揭露，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郦曼茵：“文革”的受害者与牺牲者，自觉的反对者与被荒谬的加罪者*

主持人：“如果简要的说，您和‘文革’是什么关系？”

郦曼茵：“我个人和‘文革’的关系，我并不是糊里糊涂只是因为认识了王同竹，而且成为朋友以后，我帮他整理了一些诗文糊里糊涂的被牵连进去。

因为‘文革’的荒谬，我们在当时已经有充分的认识。我们对于‘文革’，已经是很自觉地加以反对。

当然了，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以什么行动去反对这个‘文革’，也没有真正的‘组织’一个什么‘集团’来扩大我们的影响，或者是做一些什么事情来反对‘文革’，我们还没有能够做到。但是在思想上，我们确实对‘文革’是持一种极大的批判、反对的态度。

所以当我看到王同竹这些诗词的时候，我有极大共鸣。我并不是糊里糊涂读他的诗词、帮他整理诗词。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思想上确实是反对‘文革’的，也确实是反对所谓的‘毛泽东思想’。

因此我当时被捕以后，我觉得判我‘反革命’不算冤枉，因为我确实是反对‘文革’了。当然从共产党来说，一定说我是‘反革命’。我觉得从它的立场来说，这一点没有冤枉我。

因为我跟其他很多被判为‘反革命’的人来说，他们那些（罪状）才叫荒谬呢——报纸上有毛泽东的相，他把报纸给揉掉、撕掉、摔掉了，那也算‘反革命’。或者是日记里头写了几句什么话，也算‘反革命’。或者有两个人在一起说了些什么话，都算‘反革命’……我觉得，比起他们来，我确实已经有自觉反对‘文革’的思想。

只不过，共产党判刑那么重，就为了几个文字上的一点事情就判了我十五年，而且我也没想到，我本来想，大概判我十年也就差不多了吧。结果判了我十五年，所以这个事情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我在‘文革’里头，当然我是‘文革’的受害者、牺牲者，可是我当时的思想已经是比较自觉的了，确实是反对毛泽东的这种做法。”

*郦曼茵：忆“文革”中难忘场面——“破四旧”、邻居全家被斗后自杀、我家被抄……*

主持人：“您现在回想起来，您亲身经历的‘文革’，当然有很长时间您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包括监狱在内，‘文革’的场面，让您永远没办法忘记的，如果请您回忆一、两个场面，您会首先想到什么？”

郦曼茵：“‘文革’一开始，就是所谓‘破四旧’的那个时候，我记得‘八.一八’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是在上海。‘八.一八’的第二、三天我就到常州。是到一个剧团去。

那个剧团要考虑让我教几个学员唱京剧。结果，我的在那里才待了第二天，这个剧团的领导人马上就要送我走，因为我当时打扮得比较时髦。这个剧团的副团长是个女的，她还赶紧给我几件普通的衣服叫我换上，赶紧送我上火车走。

我在一路上去火车站的时候，已经看到常州市在大‘破四旧’了。马路上烧的烧、砸的砸，人群乱糟糟的，喊口号啊……我马上就想到法国大革命的那种场面，这是第一个印象。

回到南京也是一样，我因为可以说是‘乔装’了嘛，所以没引起他们注意到我身上来‘破四旧’，我还戴了一顶帽子，按得低低的。一路上回家也是看到南京这种火光冲天乱糟糟的场面。

过了大概两天，我们后面有一家人家，大概是所谓的‘资产阶级’。一大早‘红卫兵’就来抄他们的家，搞了一天，一直搞到晚上。到底里头怎么折磨那一家人，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不敢过去看，也怕引火烧身。

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邻居们都在窃窃私语，说那一家人全部自杀了。我当时觉得揪心得不得了，就觉得这真是法国大革命翻版了。人命啊、财产啊什么什么都毫无保障。因此，我们从此天天生活很揪心，在很忐忑、很害怕的一种心理当中，不知道哪一天‘红卫兵’……

大概又过了几天，我好些日子没回我母亲家了，我就想去看看。那时候也没电话，去就去了嘛。我记得是下午，才走到楼梯……我们家是住楼上，一进那个门，楼梯上全是砸烂的、撕碎的、破坏的东西，我连那个楼梯都无法走路，上去以后看到家里面被洗劫一空，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连什么床啊，板凳、桌子都搬走了，好像不让人家过日子了。然后我就看到我妈妈和我的弟媳妇儿坐在地上，看见我来了，也没话说，都呆掉了，都没办法说话了。因为她们刚刚……就是上午，被‘红卫兵’他们搭了一个桌子，站在上面被批斗了半天。而且我的弟媳妇还是个大肚子，还怀着孕哪……

这种种的场面，都使我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我都没法来形容这到底是什么了。”

*郦曼茵：王同竹不该白白死去，人亡诗毁，他应受到怀念，我希望让大家知道他的事情*

郦曼茵：“当然,最让我触目惊心的就是我们判刑那一天。

我在1979年‘平反’以后，我当时的心情跟现在不同，当时‘平反’以后我都不愿意再去回忆那件事情，好像想摆脱这个阴影。

可是后来我到美国以后，时间越长，我越觉得王同竹这样一个人不应该就这么白白的死去。不应该不受到怀念，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有才的人。

再加上我在美国以后读了书，上了大学，读了研究院，所以我对事情的看法当然也就越来越不一样了。我就觉得王同竹这么白白的死去了，就像我写过的那篇文章里所说的，诗毁人亡。诗也全被共产党毁掉了，人也被共产党杀害了。而且好像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什么人知道他，来怀念他。所以逐步逐步的，我就老是觉得‘哎呀，我一直没有做一点事情来纪念他’，我就觉得有点对不起他，所以我老是希望至少把他的事情能够让大家知道。”

在美国的郦曼茵女士在纪念“文革”爆发五十周年时所写的文章，一直没有机会发表。在近日的采访中，我请郦曼茵女士朗读这篇文章，在“心灵之旅”节目中和网页上首发声音与文字版。

王同竹之死
——“文革”焚书坑儒一例          .

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优秀知识分子不计其数，有些惨烈的事蹟已有人记录留传，但还有更多不知名人士的悲壮之死被埋没了。他们的生命本来可以放射出灿烂的火花，却被横遭扑杀；他们的死理应重如泰山，却成为一个统计数字。我所认识的王同竹就是其中一例。他是中共统治初期接受大学教育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先知先觉的反共斗士，因书写诗词而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处死。除了丁抒先生在《风雨如磐的岁月》中提及王同竹之外，其人其事鲜为人知。

“一打三反”是文革十年中的一个小阶段，时间不长，从一九七零年一月到五月，但规模覆盖全国。所谓“一打”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三反”是反对铺张浪费、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但实际上以“一打”为主。这是中共一九四九年建政以来，经过正式的法律程序，以言论罪和思想罪而大批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一场恐怖运动，其特点有三：

一. 和文革群众运动杀人或整人致死不同，“一打三反”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以国家机器的名义，由公检法出面，动用法律程序的大规模杀人；

二.不需要有行动，仅凭思想、言论、或文字就判枪毙；

三.为了达到在短期内大规模杀人的目的，死刑审核权由最高法院一级级下放到地方。这场运动是中共历来杀戮思想犯规模最大的一次，被杀的当然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而受迫害者至少有二百万人。（注：以上引用丁抒先生大作《风雨如磐的岁月》）。

“一打三反”运动大张旗鼓，雷厉风行，从严从重，从快从速。所谓的“王同竹反革命集团成员”从1970年5月被捕到判刑仅花了两个月时间。7月，南京市分两批宣判「现行反革命分子」，笔者为其中之一。宣判那天，我们被押送到五台山体育场的万人「公审大会」。这种公审大会在世界上大概绝无仅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算司法程序之一部分，实质是杀鸡儆猴的恐怖宣传秀。下车之后，我们一个个被公安用麻绳捆了个结结实实，背后还插了一块打著红叉的“现行反革命份子某某某”的大牌子。笔者脑子裡立刻跳出京剧《窦娥冤》裡窦娥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的形象，时光彷彿一下子倒退了八百年。

笔者被两个公安一边一个架着押上台去。由于头部被死劲地往下压，眼睛只看到地面。我使劲朝左右瞄，发现两边“同伙”和我一样，脖子裡都套个绳套。我当时不明白这劳什子是做什麽的，事后才知道，原来有那不怕死的“反革命”在宣判后、临刑前高喊口号，如“打倒共产党”或“打倒法西斯”什麽的，当局才想出这一预防高招。临刑前喊口号本是电影裡所表现的共产党员英雄气概，可是，“英雄”只有共产党能做，反对共产党的就不让做，万一哪个“反革命”学英雄喊口号，两边的公安马上就勒紧绳套，让你欲喊无声，甚至气绝。

笔者不是不知道共产党对异己者的残酷无情，但宣判结果依然让我震惊，当时真觉得后脑勺被大棒重重敲了一下似的。不但所谓“首犯”王同竹被判处死刑，而且他的好友兼妹夫以及三个故交也都被处死。此外，三个和王同竹交情不深但“出身不好”的人，一个被判死缓，另一个获有期徒刑20年，再有就是笔者，15年徒刑。同案的三个插队知识青年以“年轻受骗”而免于刑事处分，还有一个因是中共干部子弟也免于刑事处分。另一个免刑的，就是那个“立功赎罪者”了，他是王同竹在南京交往最密切，也是对王了解最多的人。

宣判结束，在震天的口号声中，我们这些被判刑者又被押上卡车，但不再是十几个人挤在一辆车上，而是两个人一辆，每车上押解的公安却有十多个。接著是游街示众，这种古老的不文明做法，世界上别的地方即使曾经使用过，到 20世纪也绝迹了吧，唯独无产阶级专政却拿来古为今用。

载著笔者的卡车在队列的后方，王同竹作为“首犯”应该在第一辆车上。整个游街过程中，两个公安的两隻大手紧抓著我的肩膀，另两隻大手重重地往下压我的头部，以示强迫低头认罪的意思。卡车开出五台山体育场，从广州路向中山路方向缓缓行驶。由于我在卡车上居高临下，虽然被压低着头，依然可以部分看到一路上被组织来观看的民众密密麻麻地挤满了街道。前引的丁抒先生文章中说，沿途安排的观众竟有百万之众，而且卡车前方两侧还各配备一挺机枪。如此煞有介事地如临大敌，而“大敌”不过是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不啻在恐怖剧中增加了讽刺闹剧的成份。

游街车队一路向南，最后到江东门刑场绕了一圈，判死刑的被立即执行了，免于刑事处分的被释放了，发监劳改的只有三个“出身不好”的人，包括笔者在内。

王同竹是个才高八斗的诗人，他被害时应不超过四十岁。1950年代初，他就读于武汉大学俄语系，毕业后任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俄文翻译，据他说，曾和毛泽东那个脑残的儿子毛岸青同事。1957年，王同竹因书写和发表初试啼声的诗作和短篇小说而被打成右派，由于不认罪，被定为极右份子，发往河北省茶淀农场改造，后来又去了新疆，曾和著名诗人艾青在一个农场。文革时，他趁乱逃离新疆，流落南京。他是那种越受迫害越反叛的硬骨头，他对共产集权有透彻的认识，所以他的反共是彻底的，毫不妥协的。

尽管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王同竹的诗作仍源源不绝。他的格律诗展现写景抒怀的爱国之忱和嚮往山水田园的雅意逸趣（包括很多描述新疆风光的生动作品），更有杜甫式饱含沧桑的浓郁和深沉；他的新诗有徐志摩的清新自然，也有匕首般直刺中共专制要害的疾言厉色。他追求形式美的创新，绝对超越大多数中共允许的当代诗人水平，令对白话诗不甚感兴趣的笔者刮目相看。只可惜他的作品早早就被剥夺了发表的权利和机会，仅在熟人小圈子裡流传，笔者即因读过并帮他抄写过诗作而获十五年有期徒刑。令人跌足的是在他被捕之时，当局搜走了他随身带在皮箱裡的全部诗作手稿，不管反共不反共，销毁殆尽，片纸不留。笔者常想，如果他的作品留存至今，定能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但由于当时的环境，没人敢保存他的作品，即使是阅读欣赏，也只能偷偷而匆匆，年长日久，早已于记忆中消逝。他的妻子是藏人，原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藏语播音员，早在他被打成右派时就离他而去，想来不会保存他反右前的作品；听说过他有个妹妹，好像是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村妇女，也不知道她那裡是否可能存有兄长的作品；他的女友虽然是三个免于刑事处分的下乡知识青年之一，但在平反前仍一直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也不可能留有他的遗作。总之，王同竹的诗作，似雁过不留声，船过水无痕，彷彿从来没有存在过，令人伤痛！

1979年胡耀邦主持平反工作，捱过9年半铁窗生涯的笔者得以出狱。令我吃惊的是，此案不但判刑劳改的都获得平反，连死去的王同竹和他的妹夫、故友等也都获得平反。我当时想：难道共产党已经进步到放弃以言定罪，甚至允许言论自由了吗？还是真如平反书上所说，王同竹诗作中虽有部分反共言论，但那都是反右后所写，而当初定其为右派份子根本是错误的？或许只是因为文革中的反革命案多如牛毛，统统一风吹，不予细细追究了？事实上，文革后中共对异见分子的镇压政策从未放鬆，王同竹的作品，即使放在今天，共产党也一样容不得的。

王同竹只因写诗而被杀，人亡诗毁两不存。我们失去的既是一位反共斗士，也是一位文学天才，不论从反抗共产专制的意义看，还是从文学价值的意义看，都是无可弥补的损失。文革已届50年，王同竹被害也已46年。多年来，笔者一直想写点什麽来纪念他，但每每提笔，竟有千金之重，因为我不能提供任何东西，哪怕是他写的一首短诗，向世人展示这位诗人和他诗作的真实性和价值，真正是悲莫大于此！笔者已年届耆耄，来日无多，再不留几个字，只怕这段焚书坑儒的残酷事实将永埋历史灰烬之中，笔者亦将永远愧对王同竹在天之灵，故有此文。

以上您听到的是对“文革”中因所谓“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刑十五年现在在美国的郦曼茵女士专访的第一部分。在以后的节目里请继续收听其后部分。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 ... 031220181537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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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王同竹并勘误 兼谈我的求学与写作 ——郦曼茵女士访谈录（二）-RFA张敏


郦曼茵1995年59岁在美国获硕士学位（本人提供）


郦曼茵1957年20岁（本人提供）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8，05，19）
*从修书到修宪引更多人回忆“文革”史实与亲身经历，本节目专访郦曼茵女士（二）*
今年5月16日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52周年。在几周前的“心灵之旅”节目中谈到，中国教育部推出新版八年级中国历史教科书送审本，其中删去原教科书中“文化大革命”一课，将有关“文革”的内容与“十年探索”合并归入第六课，题目是“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把以前课本中“毛泽东错误的认为”中“错误的”三个字删去，改为“毛泽东认为”。
前不久，又从修书到修宪，删除了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并把所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序言。
这些举措让越来越多中国人回忆起“文革”历史，回忆起毛泽东作为终身领袖时代自己的亲身经历。
在本访谈录之一部分,现在在美国的退休专业人士郦曼茵女士谈了她对修书和修宪的看法，又讲述了她在“文革”中因南京一起所谓“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刑十五年的经历。回顾了该案所谓“首犯”、俄文翻译王同竹和王同竹的妹夫、数学专才孙本桥，以及朋友、英语专才姚祖彝被判处死刑枪杀当天的情景。
这一案件在当时的南京尽人皆知，但今天的人所知甚少。”

*郦曼茵：近年所见有关王同竹先生的回忆有哪些与我的记忆相符合，哪些不相符合*
在今天的郦曼茵女士访谈录第二集里，郦曼茵女士先谈到她近年所见有关王同竹先生的记述与回忆有哪些与她的记忆相符合，或者不相符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郦曼茵：“我最近搜索了一下关于王同竹的信息。信息虽然不多，但还是有所收获。我发现在网上不同的人写的东西有不少错误。”

王同竹名字的写法——

郦曼茵：“例如，首先把王同竹的名字写成梧桐树的‘桐’，这是不对的，应该是相同的‘同’。”

关于王同竹被处死刑的“罪名”和遇难日期——
郦曼茵：“再一个，就是说王同竹曾经和姚祖彝一起试图逃到国外去，后来就因为这个“叛国投敌”的罪，在南京被杀害了，这也是不实的。王同竹有没有和姚祖彝试图要逃到国外去，这个我一点不知道。不过，王同竹在南京被杀害绝对不是因为这件事，而是因为他写了很多诗词，于是就把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作为一个‘反革命集团’。而王同竹就被作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是因为这样被杀害的。这个好像连丁抒先生的作品里都是这样写（试图逃到外国），这个也是不准确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像有一位先生……大概就是杜高先生，1970年才被释放回到南京。他自己说，他是1970年冬天……甚至说是1970年1月，在南京目睹那个囚车把王同竹等四位难友押赴刑场，这个时间显然也是不对的。因为王同竹蒙难是在1970年夏天，是夏天7月，这是可以肯定的，那是很热的天气。
现在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是7月24日，一个说是7月30日。说实话，我也记不得。肯定是7月，到底是24还是30日我是记不得。不过，根据其他好几个人的说法，好像7月30日比较可靠，但是这一点我不能确定。”

王同竹毕业的学校和被打成“右派”时的工作单位——

郦曼茵：“再一个，是说他早期的事。有好几条消息说他是北京俄语学院的学生，这显然是不对的。王同竹是武汉大学俄语系毕业以后分到配到北京工作，所以他跟北京俄语学院完全没有关系。而且王同竹被打成‘右派’时，并不是俄语学院的学生，而是马列主义编译局工作人员。
所以至少我就发现有这么一些错误的信息在网上。”

关于王同竹的妻子——

主持人：“您的这个澄清和您记忆的说明非常重要。现在关于王同竹先生，他和他的案件在网上实际上文字并不多……”
郦曼茵：“对。我在网上看到的有关王同竹的资料当中，我觉得丛维熙写的最准确、最有参考价值。他所写的跟我所了解的都是符合的、可以互相印证的。
丛维熙写的王同竹的名字，跟我讲的王同竹的名字一样。而且显然丛维熙跟王同竹非常熟悉，是在劳改以前就互相知道了，尽管还不是朋友，他们互相已经有过工作上的关系。
比方说，王同竹的太太是西藏人……可是有人说她是新疆人，这就是那些人记不清了，总觉得是个少数民族。那么丛维熙……还有其他人也可以印证，都说她是西藏人，而不是新疆人。而且说得很清楚，她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别的人就没有这样说。而且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藏语播音员，这是我所知道的。所以我觉得丛维熙的是比较最可信的。”

关于王同竹的才能、形象，说话、文学爱好、早年家庭背景……各方面描述——

主持人：“您确认一下的价值就在于已经有两个以上不同的信息来源了，这样就具有更多的可靠性。”
郦曼茵：“是，是。另外他所描述的王同竹，跟我所见到的王同竹也是一致的。”

主持人：“他怎样的描述您认为是和您记忆中相符的部分？”
郦曼茵：“他所描述王同竹的才能、形象，说话……我觉得跟我所认识的都是一致的。”

主持人：“您认为丛维熙先生所写的回忆录里细节描述和陈述中，给您印象最深、觉得最能和您记忆中王同竹先生形象相符的，或者说比较传神的在什么地方？”
郦曼茵：“我认为丛维熙写的《天堂‘四人行’》对王同竹的介绍是比较详细的。他提供的信息比我提供的还要多得多。因为我所提供的只是王同竹最后一段，特别是如何被杀害的情况。而丛维熙在‘反右’运动以前已经和王同竹有过工作上的联系。后来他们又一起‘劳动改造’，成为难友，成为文学上的知己，有很多详细的介绍。
他甚至还知道王同竹在读中学时家里艰难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很丰富的资料，而且他所提供的好些内容和我对王同竹的了解是可以互相印证的。
第一比方说，王同竹的妻子是西藏人，而网上有人说是新疆人，那是不正确的。因为丛维熙的文章里就讲到，在劳改时一起洗衣服，王同竹不小心把口袋里的那一张藏族姑娘的照片差一点洗坏了。幸亏发现得早，已经泡在水里，他赶紧捞出来。丛维熙还有机会看了一下他妻子的形象，是个穿着藏族服装的美丽的姑娘，这就证明了她是藏族。
不但如此，丛维熙还说了，王同竹告诉他，他跟他的藏族妻子一起还圆了一个文学梦。就是把西藏的一个童话故事叫《公主与铁匠》，好像另外还有一个叫《美女的心愿》，都编译成汉语，在《民间文艺》上发表了，这些就都说明他的妻子是西藏人。”

关于王同竹外貌的描述——

郦曼茵：“还有一个就是对王同竹外貌的描述，和我所见完全吻合。他说道‘王同竹的脸，虽然不失为清秀，但眉宇间深藏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悲楚’。哎呀，我觉得他这个形容是太好了，因为这个形象也就是我所看到的形象，我的印象就特别深刻。”

关于王同竹的作品与译作——

郦曼茵：“第三点就是讲到王同竹以前写的作品，他不是一般的翻译者，而是一个才子型的翻译者。丛维熙说在1950年时，他们请王同竹翻译一篇关于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的事迹，当时那个报纸的副刊提出，要马列主义编译局的王同竹来翻译。可见王同竹那时候已经是比较有名气了，其它单位都已经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翻译。结果他们就请他翻译，然后丛维熙就读到王同竹翻译的叫《铁甲列车》。
丛维熙描写说，此人文笔流畅，是个才子型译者。可见王同竹不是个一般的翻译。
丛维熙还提到，王同竹在读中学时已经开始写诗。他说‘他从小热爱文学，在湖北襄阳中学读高中时，和他的弟弟王同策在学校里编辑一块名为《晨曦》的墙报。同时，他本人在《湖北文艺》、《工人文艺》等文学刊物上开始发表诗歌’。这说明他早在读中学时已经开始写诗。
我说王同竹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并不夸张，也是有来由的。因为他自己也告诉过我，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中国古代的格律诗、古诗等等。这就是说，他在诗歌方面不是随便写写而已，而是确实是有很深的、很扎实的基础，在这方面很有才能。
丛维熙又讲到王同竹的其它文学才能。说他们在劳改队时，有一次要文艺表演，丛维熙就写了一首诗，当时的劳改队要丛维熙来朗诵表演。丛维熙说他自己不能朗诵，自己口齿好像不是那么灵活，他就推荐让王同竹来朗诵。
王同竹在排练过程中就不断地修改那首诗。丛维熙觉得不值得这么修改，可是王同竹还是很认真地修改。
最后丛维熙讲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咱们干嘛对这个表演的事这么认真呢？’王同竹说‘谁让咱们生不逢时赶上‘反右’呢，不然的话，你我都是文化界的A角’，……A角、B角就是文艺界讲的，A角都是比较好的演员来担任……（王同竹说）‘也怨我们老祖宗屈原，给我们留下到自投汨罗江的时候仍然热爱楚国一草一木的相思传统，谁让我是他的子孙哪！唉——’他长叹了一声之后，又附加了几句充满悲凉诗意的自我表达’。
请注意，下面讲的这个‘充满悲凉诗意的自我表达’，也就是王同竹临时加出来的诗句，不是原来他在排练的丛维熙写的诗句。
王同竹加出来的这个诗句一共六行。 他这样说：
‘尽管我经受了
许多磨难和屈辱。
黄土地呀，
我是你根上的叶。
无法割舍
叶对根的依恋’。
这个六行诗在我现在看来，也就是王同竹遗留下来的唯一的诗篇了。因为我还没有看到其它的。而丛维熙记住了，对它的印象一定是特别深刻。即使不是每一字都百分之百准确，应该基本上不会有多大出入。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可贵的一个资料，真是非常宝贵。”

王同竹的生命力与乐观精神——

郦曼茵：“第五就是关于丛维熙对王同竹的感觉。他感觉到在王同竹的生命当中，潜在着一种突破羁绊的力量。因为他有这样的一种生活信念，就是说‘既然活着，就要敢于突破羁绊’，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王同竹……还有孙本桥，他们一起逃离新疆的原因。
我也感觉到王同竹这个人当时在南京的处境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有时候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让他晚上睡一觉，有时候他就睡在什么车站里，或者什么大厦的门前等等。有时可能也不能保证都能找到工作、挣到他必须吃的粮食。所以有时我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他特别憔悴、特别劳累，处于那样一种状态。可是他的精神从来都没有颓丧过，他始终相信，中国的将来……儘管不晓得是什麽时候，他都充满一种乐观，认为这个共产专制是不可能长期这样子维持下去的——这个力量我觉得丛维熙也是看得很准，和我所见也是完全吻合的。”

陆鲁山为三人鸣不平，因此走上不归路，并非与那三人同时遇害——

郦曼茵：“最后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关于陆鲁山。丛维熙谈到，陆鲁山没有与王同竹同时遇难。所以我就感觉到，丛维熙所提供的资料是特别准确、特别可信的。因为在网上其他有些人也提到陆鲁山，就稀里煳涂地把他说成和王同竹、孙本桥、姚祖彝一块儿被处死了，其实不是这样的。
陆鲁山从来就没有在我们当时这个所谓“反革命集团”的名单里。我们的《判决书》里也没有陆鲁山这个人，我也从来没听说过陆鲁山这个人。因为其他人我虽然不认识，像孙本桥、姚祖彝，我不认识，可是我听到他们的名字。在批斗的时候、判刑的时候都有他们的名字嘛，唯独没有陆鲁山。所以陆鲁山不是和王同竹同时遇难的。
不但如此，丛维熙还提供了陆鲁山是怎麽遇难的。他说，姚、王、孙于七月被处决之后，陆鲁山本来可以躲过灭顶之灾的，但他的个性决定了他在劫难逃。他不断为这三个难友鸣冤叫屈，于1970年冬天他终于也踏上了不归之路。
所以这就讲得很清楚了，陆鲁山是为了给王同竹、孙本桥、姚祖彝他们鸣冤叫屈，最后自己也遇难了。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非常可贵的，但是也是非常惨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不知道细节，也不知道丛维熙是不是知道细节。但是这个就说明了陆鲁山最后的结局。
那麽，网上有人说在1970年冬天时看到这几位难友被判刑，囚车送到刑场的场面。我过去已经指出过这是不对的，因为王同竹遇难是在1970年夏天，不是冬天。那么这个人提供消息说，他在当天看到……可能说的是陆鲁山的事。因此我觉得丛维熙把这件事情也澄清了。总之我觉得他提供的资料非常非常宝贵，我也非常感谢他！
大体上就这麽多吧。”

关于王同竹的弟弟和妹妹——

主持人：“您在受访时谈到后来平反以后当局给了王同竹的妹妹一千块钱作为抚恤，或者叫作赔偿。我就想，（同案的）孙本桥是不是这个妹妹的丈夫？”
郦曼茵：“我当时认为孙本桥就是这个妹妹的丈夫，因为我不知道王同竹另外还有没有妹妹。但是现在因为我看丛维熙写的好像又讲到他的妹妹叫王同，好像是他们还在‘右派’劳改时跟这个妹妹结婚的。所以我现在有点不敢确定王同竹到底有几个妹妹，是不是我所知道的那个妹妹。
关于王同策， 我也是想，根据这个情况来看，王同策大学毕业比他哥哥总要稍微晚一、两年嘛。然后他哥哥很快就变成‘右派’了，就去劳改了，而且他自己后来也受到冲击。不是说更大的冲击，但是把他从大学里搞到中学里去教书，一直好像到‘文革’以后才把他又调回到大学里。所以我就想，一定也是因为他哥哥的事情。”

*郦曼茵：我的早年爱好、理想和求学之路*
郦曼茵女士在“文革”中因以王同竹为所谓“首犯”的“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刑十五年。她在坐牢九年后，于“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被“平反”出狱。
以下请听郦曼茵女士谈她历经坎坷从中国到美国，直到59岁取得硕士学位的求知求学之路。
郦曼茵：“我这个人从小就爱读书，而且我读书读得非常好。不论在哪个学校、哪个年级，我都是班上的前三名。而且不但读课程里的书读得好，而且还读很多课外书。所以我一直从小最大的理想是做一个作家。可是在共产党之下，是完全没有办法……就是说我的这个理想全部被打碎。
为什麽呢？第一，我‘出身不好’，因此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去上大学。当然了，不上大学你也可以自学成人的，对不对？那我没有自学成人 ，当然我自己要负一部分责任。可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初中毕业以后去读了一个技术学校。那也是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所以我才去读这个技术学校。
假如不是经济原因，我可以去上普通高中，这是没问题的。至于能不能上大学，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为什麽呢？因为我的‘出身成分’不好。”

*郦曼茵： 我的家庭背景——从共产党的观点来看，是非常不好的*
主持人：“能简单介绍一点您的家庭背景情况吗？”
郦曼茵： “我的家庭出身从共产党的观点来看，是非常不好的。因为我父亲抗战时一直是在国民政府的航空委员会里工作。后来他在1947年，或者1948年时就辞职了，不干了。以后他就到上海开一个钱庄，所以他又变成资本家。他由一个所谓的‘反动军官’变成一个资本家，就是这样一个家庭。”

主持人：“我们再回到您刚才的话题。”
郦曼茵：“我先把这个技术学校的事说完了。我学的是电器安装……”

*郦曼茵：我在“肃反运动”里第一次受到打击——但不知档案里暗入另册被记录内控*
主持人：“您那个学校叫什麽学校？”
郦曼茵：“上海电器製造学校。在这个技术学校毕业的那一年正好是1955年。1955年就是‘反胡风’。‘反胡风’扩大为全国性‘肃反运动’，因此大学毕业生也好，中技校毕业生也好，我们统统必须参加这个‘肃反运动’。
结果我在‘肃反运动’里就第一次受到打击。因为我和班上另外两个同学，我们三人曾经开过一次会，商讨过一次想要办一个杂志。结果商讨了半天，因为没有钱，结果也没办起来，那就算了。就因为这件事，把我们在‘肃反运动’里打成‘反动小集团’，从此以后我们的档案里就是‘反动小集团成员’。我们就成为内控对象，我们的一言一行永远就是在他们共产党、共青团的观察之下。那次运动把我所有的日记都搜去。
当我知道他们把我的日记都搜去以后，我那种感觉就好像我这个人被人家剥光了衣服暴露在众人面前一样。我就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写任何东西。因此我从此以后真的不写任何东西了，连日记也不写了。这样你说我的作家梦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实现吗？而且越不写，越不会写了嘛。
后来我工作以后，我当时还不清楚这个‘肃反’的事是暗中已经给我们打入另册了，我不知道。我以为过去了，反正也没有受到其它处分，也没送我们去‘劳动教养’，我以为没事了。”

*郦曼茵：我后来想，这“肃反”对我来说要比成“右派”劳改20年还稍好一点*
郦曼茵：“我还曾经想去考大学。结果因为我得肺结核，所以体检也没通过。
如果我不去读那个技术学校，我读普通高中，普通高中出来应该去考大学。假定我没有生肺结核病，那麽我应该去考大学。我肯定能考取，这是没问题的。1957年是不是正好是‘反右运动’，如果‘反右’时我是大学生，那我惨了，我一定是‘右派’学生，我就要劳改20年，这是一定的事。
所以我后来想，这个‘肃反’对我来说要比成‘右派’还稍微好一点。因为成‘右派’那就惨了，说不定送到什麽‘夹边沟’那种地方去劳改。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根据我的思想、我的性格，在‘反右运动’中我不会保持沉默，我一定会上当的嘛，所以一定会成为‘右派’，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那麽我在中国大陆做什麽事呢？就是作教师。因为共产党虽然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可是其实是把最不信任的人放到学校去教书，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郦曼茵：50岁到美国后来上大学，“六四”后增加政治学副专业，59岁获硕士学位*
听众朋友！在“文革”中的1970年因南京一起包括王同竹、孙本桥、姚祖彝等人在内的所谓“反革命集团案”，郦曼茵女士被判刑十五年。服刑九年后于1979年平反出狱。又过了将近10年，郦曼茵女士远赴美国。

郦曼茵：“我到美国以后，虽然已经50岁了，可是在美国读大学没有年龄限制，你80岁也可以去读大学。哎呀，我真是喜出望外！所以很快我就去上大学了。上了大学以后，我的成绩还是那麽好。结果我就继续上研究院，我就读了一个硕士学位。”

主持人：“您是学什麽专业？”
郦曼茵：“我的在大学里学的是英文专业，后来‘六四事件’以后，我又加了一个副专业，就是政治学。”

主持人：“当时您为什麽作了这样一个选择，增加一门专业？
郦曼茵：”我向来其实对政治方面也是蛮感兴趣的，可是由于我的遭遇，我就觉得还是远离政治比较好。可是到了‘六四’发生了这个事件，真是对我的震动实在是太大了。虽然跟我本人没什麽关係，对我从思想上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我就觉得我还是应该要关心政治，还是要关心中国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思想的指导下，我就又选修了政治学作为我的副专业。这是大学。
后来我上了研究院，读的也是文史哲，因为这些都是我的爱好、志向。因为我在中国被剥夺了这种权利，所以到美国我就读这个。”

主持人：“后来您毕业于哪所大学？”
郦曼茵：“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拿到文史哲硕士学位。”

主持人：”您又在美国工作过吗？”
郦曼茵：“是，是。当然。在美国一开始我没学历，也没专长，一来的时候我在商店里做过收银员，后来又在大学办公室里一边读书一边工作，可以赚取一些生活费。后来我又到中学里去做过助教。中学怎麽会有助教呢？因为中学里有一种叫‘特殊教育班’。都是在某个问题上有些缺陷的孩子们读的，其中有中国孩子，他们需要辅导，所以我就去做这个事。等到我有了学位以后，我就到纽约市律师协会法律图书馆工作，技术人员。一直工作到我退休。”

主持人：“您拿到硕士学位的时候有多大年纪？这还是挺励志的一个故事啊。”
郦曼茵：“我拿到硕士学位时大概59岁。”

*郦曼茵：回忆录已写好，正在修改中。我的哲学教授决定与我合作为我写《引言》*
主持人：“您退休有多长时间了？”
郦曼茵：“退休也有十几年了。”

郦曼茵女士谈到她近年的写作。
郦曼茵：“我心里一直想要把我在中国大陆的遭遇写一本回忆录，我其实已经写好了。可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也一直还在修改当中。但是最近我把其中关于‘肃反运动’当中遭遇的那一段写成英文，寄给我的哲学教授看。他看了以后非常感动，认为写得非常得好。也促使这位哲学教授现在开始研究中国。他本来对中国没什麽了解，他现在读很多有关中国的书。他决定要和我合作，为我关于‘肃反’的这一段写一个引言（Introduction），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事。我也正在做最后的修改，然后我们想要争取出版。”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对“文革”中因所谓“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刑15年现在在美国的郦曼茵女士专访的第二部分。在以后的节目里请继续收听其后部分。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採访编辑、主持製作。
网编：郭度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 ... 05212018154807.html

Gowest

*中国从修改教科书到修宪，近来个人崇拜与禁言打压愈演愈烈，令更多人忆“文革”*

今年5月16日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52周年。在前面的“心灵之旅”节目中谈到，中国教育部推出新版八年级中国历史教科书送审本，其中删去原教科书中“文化大革命”一课，将有关“文革”的内容与“十年探索”合并归入第六课，题目是“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把以前课本中“毛泽东错误的认为”中“错误的”三个字删去，改为“毛泽东认为”。

前不久，又从修书到修宪。删除了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并把所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序言。

近来中国各地个人崇拜和当局对不同意见的禁言打压也愈演愈烈。

这一切让越来越多中国人回忆起“文革”历史，回忆起毛泽东作为终身领袖时代自己的亲身经历。

*简介本访谈录前两部分内容和第三部分主线*

在本访谈录之一部分,现在在美国的退休专业人士郦曼茵女士谈了她对中国修改教科书和修宪的看法，又讲述了她在“文革”中因南京一起所谓“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刑十五年的经历。回顾了该案所谓“首犯”，俄文翻译王同竹和王同竹的妹夫、数学专才孙本桥，以及朋友、英语专才姚祖彝被判处死刑枪杀案件简况。

这一案件在当时的南京尽人皆知，但今天的人所知甚少。

在本访谈录第二部分，郦曼茵女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相关记忆对现在网上不多的关于王同竹案的记述作了一些订正，郦曼茵女士也谈到自己艰难的求学之路。

她这位当年学习电器安装专业的技术学校毕业生，又是怎样与曾经在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现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的俄文翻译王同竹相遇的呢？

今天我们就听听郦曼茵女士讲述与王同竹相遇前前后后直到王同竹被判处死刑，她自己被作为同案判处十五年徒刑的经过。

*郦曼茵：技校二年级时三同学开会商讨办杂志《潮锋》未果，三年级“肃反”被追究 *

郦曼茵：“ 我的出身不好，共产党不让我上大学。 所以我是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上海电器制造学校，我学的是电器安装。

毕业那年正好是1955年‘反胡风’，扩大为全国性‘肃反运动’，因此大学毕业生也好，中技校的毕业生也好，我们统统必须参加这个‘肃反运动’。结果我在‘肃反运动’里第一次受到打击。因为我和班上另外两个同学曾经开过一次会，商讨过一次想要办一个杂志。商讨了半天，因为没有钱，结果也没办起来，那就算了。”

主持人：“杂志的名字起了没有，叫什么？”

郦曼茵：“起了。这个杂志的名字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罪名，因为我们想出的名字叫《潮锋》。这个名字可能也是受到去参观鲁迅纪念馆时候一些杂志名字的影响。那时候他们有《浙江潮》啊什么的。所以我们想叫《潮锋》。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当然啦，它又是潮水，又是潮水的尖锋，像浪一样的。同时它也是‘嘲讽’的谐音，所以这个名字是一个很大的罪名。”

主持人：“在给你们定罪时，他们把这个谐音给破解了？是吗？”

郦曼茵：“对，对。”

主持人：“接下来怎么样？”

郦曼茵：“想要办杂志是二年级，1955年是三年级毕业，就因为这件事，把我们在‘肃反运动’里打成‘反动小集团’。”

主持人：“和您一起当时被处理的，有几个同学？”

郦曼茵：“一共三个。除了我还有两个男同学。那次运动以后，我们的档案里就是‘反动小集团成员’，成为‘内控’对象，我那时才18岁。”

*郦曼茵：“肃反”后被“内控”，我后来的工作、生活、甚至婚姻问题上都受到影响*

郦曼茵：“‘肃反’肃了半年，然后又把我们送到上海市高教局举办的政治学习班学习了四个月，最后才分配工作。我和另外一个男同学被分配到四川绵阳，到技工学校当老师，还有一个同学被分配到陕西咸阳一个技工学校当老师。

我以为没事了。我想强调一下，这个运动看起来不像后来那些运动那么残酷，因为第一，我们也没挨打，也没挨饿，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也没有送去劳教，可是这个‘内控’是非常严厉的一个问题。因为从此以后我们就是被不信任、被注意、被监视的人。实际上这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在后来的工作和生活，甚至婚姻问题上都受到它的影响。所以到了‘文化大革命’前，我就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了，不在‘编制’之内了。

在‘文化大革命’前，我的工作就是南京市一个区的职工业余学校的代课老师，不算正式编制。

等到‘文化大革命’一来，所有学校，包括职工业余学校全都停止了，我就没工作了。”

主持人：“‘文革’学校都停课了，老师还是有工资的，但是因为您不是正式编制，所以没工资，是这个意思吗？”

郦曼茵：“是的，是的。

主持人：“公职怎么就没有了呢？”

郦曼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好像一旦有了公职都是‘铁饭碗’，除非你成为‘右派’了，或者怎么了。我之所以没成为‘右派’，我认为完全因为是1955年我刚刚经历过‘肃反’，完全知道这种运动是怎么回事。所以等到‘鸣放运动’时，我根本就不发言。因此我就没成为‘右派’，要不然我绝对是个‘右派’，因为这个教训我没成为‘右派’。

这时候我在四川工作了两年。你知道共产党的政策经常改来改去，他们忽然又说这个学校不办了，所有的教职员工都要上山下乡去作农民。我当时因为有肺结核病，实际上就是在毕业时体检查出来的，我还是被‘肃反’整了半年多。我后来去工作，那时我的结核病稍微好一点，所以我可以8小时工作，但是不能超过8小时的劳累。”

*郦曼茵：我的恋爱与结婚*

郦曼茵：“这种情况下碰到一个问题，我谈恋爱了，我有一个未婚夫，他被打成‘右派’了。所以这个事情对我的打击非常非常大，因此我的结核病就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学校不办了，他们把所有的教职员工都弄到山里去。我的身体不好不能去，因此就动员我回家，我从此以后就没有公职了。”

主持人：“当时您的男朋友被打成‘右派’，后来情况怎么样？”

郦曼茵：“我这个人就是……人家好多……被打成‘右派’了，就都跟他‘划清界限’啦，离开他啦，这种事太多了，可是我就不是这么个人。打成‘右派’以后，他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不能离开他，所以我们还是保持著这个关系。

但是，他本来在陕西的西北工业大学当助教，后来因为打成‘右派’，好像是‘四级右派’处理吧，也就是说不能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了，就把他调到天津的一个什么工厂去当工人，所以我们两个人就离得很远了。但是我们又不能结婚，因为他的这种处境，这样就拖了有四、五年。

因为我的被内控的状态，我住在南京，没有正式的工作。派出所的那个警察他就处处刁难我。后来我就到街道办事处办的一个写钢板蜡纸的誊印社去工作，我在里头工作得挺好的。可是派出所跟那个誊印社的领导处处找我麻烦，搞得我好一个‘四类份子’那样。

有一次他就把我找去了，说‘你是从四川回来的？’

我说‘是啊’。

他说‘你到四川干什么去了？’

我说‘我到四川是分配工作去的。’

他说‘不是吧。根据我们的纪录，你是到四川劳动改造的。’

我就跑回家，把我的《退职证明书》拿来，我说‘我要是劳动改造的话，我有退职证明吗？我不会有吧？’

我在当时这种被他们像‘四类份子’那样的监视和对待，我觉得非常屈辱，呆不下去。第二是我的肺病始终没好，反反覆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觉得必须离开这个环境，不能再呆在我母亲家里，在母亲家就是这个派出所。后来我就跟别人结婚了。”

主持人：“您跟原来的那个未婚夫就分手了是吧？”

郦曼茵：“嗯。”

主持人：“您结婚时多大年纪？”

郦曼茵：“我那时已经25岁了。我当时跟这个人结婚完全是在一种逃避现实、走投无路情况下。因为他的身分是南京一个非常有名的水泥厂（公私合营后）的‘私方人员’。他父辈是创建了这个水泥厂的，所以他就作为资方人员在这个水泥厂里工作。算被‘统战’对象的，参加工商联啊，什么学习呀，开会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他当时很追求我，他说‘你嫁给我以后，他们看你就是我的老婆了，你以前那些事他们就不会再找你的麻烦了，我觉得好像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就过了几年太平日子，然后就‘文化大革命’了。

主持人：“您有孩子吗？”

郦曼茵：“没有。”

*郦曼茵：“文革”爆发后被抄家、批斗，家庭经济状况骤变*

主持人：“后来怎么样？”

郦曼茵：“本来我先生的工资是比较高的，我们日子过得相当不错。可是‘文革’来了，首先我们就遭到抄家，以后被带到厂里批斗，连我也带去了。接下来就不给工资了，每月只给他40块钱生活费，我们两个人就靠这40块钱过日子。我这个先生从小是养尊处优长大的，从来没过过那么穷的日子。其实本来的话，40块钱两个人过日子也是过得去的，中国大陆好多人五、六十块一个月的工资，还要养大五、六个小孩儿呢。

但我的那个先生一辈子没过过这种40块钱两个人的日子，所以希望我能够再找到一点什么工作，有一点收入。因为我喜欢唱京剧，我在南京也是个小小有名的‘票友’吧。‘文化大革命’以前当然各种戏都唱。‘文化大革命’以后就光唱‘样板戏’了。我就唱《沙家浜》的那个阿庆嫂，在南京还是小有名气。

这样就认识了几个朋友，其中有一个朋友叫郝云鹏。他好像没工作，他怎么日子过得挺好？好像比别人都好，我们都觉得奇怪。当然他太太是中学教师有收入，后来了解他实际上是在做一些包括投机倒把的买卖，什么香烟，或者什么比较短缺的商品啊。还有一个就是到乡下去‘包工’，干一些什么活儿。

投机倒把的事我是不会做啦，但是我想‘包工’的事……他们去给乡下装电灯，于是我就跟著这个朋友去做这事情，因为电的事情我还是会的嘛，我就是学这个的嘛。”

*郦曼茵：从听说“老黄”（真名王同竹）到读其诗、见其人，对他有进一步了解*

郦曼茵：“但是在这之前，这个朋友就提到王同竹，那时候他告诉我们，他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他们都叫他‘老黄’。说这个人是很了不得的人，是武汉大学俄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工作，可是他因为写文章，就变成‘右派份子’。先被送到河北省的茶淀农场去劳动教养，以后因为说他‘表现不好’，不认罪，于是又把他送到新疆一个劳改农场（搞不清还是劳教农场？）。那个时候很有名的诗人艾青也是在同一个地方劳动教养。

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就比较乱了，领导也被当成‘走资派’打倒了，所以就比较没人管了。这个‘老黄’就从新疆跑出来了。

他为什么会跑到南京，这事我也有点不懂。他一没有粮票，二没有户口，什么都没有，他怎么生存呢？他也是去做这种‘包工’，这样就认识了我的那个朋友郝云鹏。郝云鹏就跟我们介绍这个‘老黄’，说他的文采好得不得了。

我这个人对‘右派’份子向来特别钦佩，特别有一种‘情结’。我一听‘右派’份子，我首先就同情了，再加上他说这个人非常有才学，我说‘你能不能把他写的东西带给我们看看，到底有多好？’

后来他就带了几首他写的诗给我们看。哎呀！我觉得真是了不起，真是非常非常好的诗。因为我也懂一点诗，我学过格律诗，对于怎么样才称为格律诗，怎么样才是好的格律诗我也懂一点。我觉得，这个人不但格律诗写得好，也写新诗，我觉得耳目一新，跟一般人在报纸上发表的什么新诗都不同。

有一次我跟着郝云鹏到农村去安装电灯，就有这个‘老黄’，后来才知道‘老黄’其实是他的假名，他真实的姓名叫王同竹。他喜欢郑板桥的话‘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因为我们在农村装电灯，还可以呆那么几天，所以白天晚上都有时间在一道聊天，甚至对他比较有进一步的了解。”

*郦曼茵：我曾带他和他的女友到我家坐坐，我帮他抄写过诗作，并无太多进一步来往*

郦曼茵：“他到南京就有过一些接触，这事情得从他打成‘右派’开始。他在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工作时结婚了，太太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藏语播音员，也是个很漂亮的藏族姑娘。可是他被打成‘右派’后，就跟他离婚了。他到南京后认识了一个年轻姑娘，那时王同竹大概近40岁。那个年轻姑娘是个插队落户‘知青’，他们两人就谈恋爱了。”

主持人：“这是哪一年的事情？”

郦曼茵：“大概是1968年吧。”

主持人：“那个姑娘插队还在农村吗？还是回城了？”

郦曼茵：“她当时在农村，那时还谈不到回城。但是她插队落户就在南京近郊，所以经常回家。可是这个姑娘的父亲是个工人，他晓得他女儿谈恋爱是这么一个年龄比较大又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来历的这么一个人，他父亲就反对，不让她跟他在一道。

可是你想，年轻姑娘嘛，你越不让，她就越要叛逆，越要跟他在一道。可是他不能上她家去，因为她家不让他去。他们两人等于就没地方去，要不就整天在外头逛。

所以有一次就想到我家来坐坐，我也挺同情他们的，就把他们带到我家来坐坐。这样也认识了我的先生。

我先生根据王同竹的谈吐……也看过王同竹写的诗，觉得这人是个很罕见的才子，也蛮同情他们的。但是后来在稍微多接触以后，我先生就觉得他在政治上好像有些观点太危险。我先生是个很胆小怕事的人，他说 ‘哎呀！我们不能够再请他到我们家来了。他的这个观点有点太危险，我们还是不要跟他太近乎吧’。就这样，他也就到我们家来过一、两次吧。

另外我对他还有一个帮助，就是他还在不断地写诗，但是他因为居无定所，有时候就在什么车站过一夜啊，有时候也不知道在谁的家里过一夜。他也没个很好的本子来写诗，抓到什么纸就写在什么纸上，什么香烟盒的皮啊，都写在上面。我就做了一件事，用一个本子把他的那些诗都抄录整理起来，我就给了他。我没有留著，基本上来往也就这么多，没有太多更进一步的来往。”

*郦曼茵：我和前夫离婚是在我被捕前不久*

郦曼茵：我和我的前夫……就是那位统战对象，我和他离婚是在我被捕前不久，原因也纯粹是因经济方面的。我们两个人在经济上受到很大的压力，我又找不到工作，他就认为，如果他和我离婚，我就不再是什么资产阶级的、资方人员的家属，我就可以找到工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办了离婚。实际上我们仍然还是很好的朋友，只不过是为了生活而不得不这样做。
可是不久以后，我就被捕什么了嘛。”

*郦曼茵：忆我被捕的经过——公安警察用“黄鱼车”驮着我从苏北农村到扬州*

主持人：“您被捕的淮确日期是……”

郦曼茵：“ 1970年5月10日，我记得这一天。我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已经跟他们都没有什么来往，因为我这时在苏北农村一个生产队的工厂找到一个工作，在那儿待了几个月，这样我就跟他们没什么接触联繫，什么都没有。

1970年5月10日是我被捕的日子。那天早晨也不知是休息没上班呢……反正是早晨，春天嘛田野里都是开的油菜花，很漂亮。我就在田野里散步，欣赏那个油菜花。然后就往回走，我住在一个老乡的家里。

走到半路上就遇到大队支部书记，他说‘你跑哪儿去了？快来！快来！跟我走。’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就跟他走。走到我寄宿的那家人家，就看到南京市两个公安人员，他们叫我带着牙膏、牙刷、毛巾这些东西，叫我跟他们走，然后就把我带到扬州。

因为我是在苏北，离扬州还要北面一点的地方。当时他们是用什么带呢，那时候他们公安都没汽车，就是用自行车……我们叫‘黄鱼车’，就是后头加一块板，一个人踩自行车，后面就可以坐一个人。

两个公安，一个警察载着我，还有个警察就跟在后头，也是骑这个车。我也是坐这个车。不过他们一前一后，我夹在当中就是了。自行车走得很慢，等到了扬州已经是傍晚了。      

*郦曼茵：没逃过公安的眼睛——我随身带的朋友的信被收缴，我又被从扬州送到南京*

郦曼茵：“路上还发生了一件事。当时我口袋里有一个朋友的一封信。这个朋友是被迫下乡去的，那是他从乡下写来的一封信，里头当然就有一些不满的言论。我觉得我（自己的处境）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不能让公安看到这封信，所以我就想把这封信毁掉。

可是我在路上我完全没法把这封信掏出来撕掉，因为后面有一个公安盯着我。后来我说‘我要小解’，他们就停下来。两个公安是男的，也不能跟我进去，所以我心想，我到了公厕就可以把这信毁了。

其实因为我在车上已经用手摸摸口袋，后面那个公安已经盯上我，他们毕竟是专业嘛。当时我要进公厕前，他们就说让我把口袋里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不然的话他们就要搜身。在这种情况下，就没办法了。我斗不过他们，所以那封信就落到他们手里了。

因为这事情，他们就认为我不老实，所以他们当天晚上就把我送到扬州市的看守所关了一夜。到第二天早晨，他们来带我继续回南京。

我为什么知道他们是因为路上的这个事情把我送到扬州市的看守所？第一，他们进看守所时办手续办了半天，不像是事先讲好的样子；第二，第二天早晨我们不是直接回南京，先到一个很漂亮的……扬州有很多古时候传下来的私家花园，后来就作为招待所什么的，到这个招待所里接两个人，就是王同竹的‘知青’女朋友和她的同学。也不晓得她们两个人是从什么地方被带到扬州的，然后就在那个招待所里住了一夜。”

主持人：“在您被捕的时候，您有没有听到王同竹的信息，他是不是被捕了？”

郦曼茵：“我没有听到信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跟他们没有什么来往。但是我一被捕，就清楚一定是王同竹那边出事了。以后把我们带到南京，把我带到雨花台的公安分局里关押了半天，傍晚就把我送到南京市娃娃桥看守所。

*郦曼茵：我被捕后第二天的提审。我抄诗的小本子和公安手中的大提箱*

郦曼茵：“第二天就对我提审了。到底为什么逮捕我，我也不清楚，我就让他们问我吧。

他们首先问我‘你知道你为什么被捕吗？’

我说‘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做过什么犯法的事？’

我说‘我没有。’

‘你有没有做过什么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

我说‘这个就难说了，谁也不敢说没做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不过我好像没有有意去做’。

然后他们就开始一个劲问我都认识些什么人，在南京有些什么朋友，然后就问到郝云鹏，然后问到‘老黄’。这时我就知道了，问题就出在他们那里。但不是王同竹把我供出来的，一定是那个郝云鹏。

然后重点就问‘老黄’，‘老黄叫什么名字啊？’

我没说，我说‘我们就知道他叫老黄。’

其实我知道他本名叫王同竹，但是我觉得我不要说出来比较好，说明我跟他的关系不是很密切，这样我就保护我自己。

‘你见过他写的诗没有？’

我这个人也是不大会说谎，我就说‘我是见过的。’

然后他们就说我不老实。他们就把我给王同竹整理诗的那个小本子拿出来了，我就明白他们什么都知道，我就承认了。

这时我就想起来，头天早晨在扬州看守所去接那两个女孩子的时候，同时有两个皮箱。公安人员还叫我过去提那个皮箱，我是他们逮起来的犯人，所以就让我劳动，把那个皮箱从门口提到车上。皮箱重得不得了，当然是叫我提一个了。我这个人最没力气，我的臂力最差，根本提不起来。非常困难才能离地一点点，马上又要放下去。这个公安人员还笑，就不让我提了。

我想起来，那个箱子里是什么？全是王同竹的作品，都是纸啊，所以特别重。我就晓得，所有东西已经都落到他们手里了。我也没有进一步可交代的。”

*郦曼茵：从被捕到公判不满两个月，王同竹、孙本桥等被判处死刑，我被判刑十五年*

郦曼茵： “然后就批斗。把我们带到全南京各个区、各个县，甚至农村去批斗。大热天，被批斗了多少场我都记不得了。

到7月……几号我忘了。最后那天是在南京市‘五台山万人体育场’开公判大会。我们被公审已经习以为常了，从五月份被捕以后，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当中已经公审至少有十几场。但是那天……要么就是7月24日，要么就是7月30日。

公判大会把我们五花大绑，绑得紧紧的，根本身子就不能动。两边还有两个公安人员押着我们，把我们的头摁下来。除了看到地上，根本什么都看不到。

站在台上，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所谓‘公判’，然后就是一个一个读名字，从王同竹读起。谁谁谁判死刑，谁谁谁判死刑……唉呦，好几个人判死刑啊，包括他的妹夫孙本桥。孙本桥这个人我当时就知道他是个数学天才，现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人提到孙本桥是个数学天才，而且年纪也比较轻，人长得很高大、很强壮的样子，实在是太可惜了！活生生的。

还有几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是王同竹的朋友，好几个人都被枪毙了。我当时真的是觉得我脑袋上……每报出一个人来，就好像有一个大棍子在我的头顶上砸一下似的。我真的是不能相信，就为写了几句诗，就这样随便的枪毙掉了。

给我判了15年刑。”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对现在在美国的郦曼茵女士专访的第三部分，在以后的节目里请继续收听其后部分。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 ... 07092018145417.html

Gowest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8，07，14）*中国修书修宪，个人崇拜与禁言愈甚，令更多人忆“文革”*

今年5月16日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52周年。在前面的“心灵之旅”节目中谈到，中国教育部推出新版八年级中国历史教科书送审本，其中删去原教科书中“文化大革命”一课，将有关“文革”的内容与“十年探索”合并归入第六课，题目是“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把以前课本中“毛泽东错误的认为”中“错误的”三个字删去，改为“毛泽东认为”。

前不久，又从修书到修宪。删除了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并把所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序言。

近来中国各地个人崇拜和当局对不同意见的禁言打压也愈演愈烈。

这一切让越来越多中国人回忆起“文革”历史，回忆起毛泽东作为终身领袖时代自己的亲身经历。



*简介前三集节目内容*

在本访谈录的前三集中,现在在美国的退休专业人士郦曼茵女士谈了她对中国修书和修宪的看法，讲述了她在“文革”中因南京一起所谓“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刑十五年，回顾了该案所谓“首犯”，俄文翻译王同竹（35岁）和王同竹的妹夫、数学专才孙本桥，以及朋友、英语专才姚祖彝被判处死刑枪杀案件简况。
这一案件在当时的南京尽人皆知，但今天的人所知甚少。

在上集节目中，郦曼茵女士谈到她这位当年学习电器安装专业的技术学校毕业生，是怎样与曾经在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现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的俄文翻译王同竹相遇，之后不到两年，在“文革”“一打三反”中于1970年7月末的一天被押到南京五台山体育场“公判大会”判决。



*郦曼茵：我们被五花大绑，宣判后被軍用卡車拉着游街示众，头被低摁……当时心情*

以下请继续收听郦曼茵女士的回忆。

郦曼茵：“那天‘公判大会‘……要么就是7月24日，要么就是7月30日。把我们五花大綁，绑得紧紧的，根本身子就不能动。两边还有两个公安人員押着我们，把我们的头摁下來。除了看到地上，根本也什么都看不到。

站在台上，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所謂‘公判’，然后就是一个一个读名字，从王同竹读起，谁谁谁判死刑，谁谁谁判死刑……包括他的妹夫孙本桥，我当时就知道他是个数学天才，而且年纪也比较轻，人长很高大、很强壮的样子。还有几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是王同竹的朋友，好几个人都被枪毙了。

每报出一个人来，我当时真的是觉得我脑袋上就好像有一个大棍子在我的头顶上砸一下似的。我真是不能相信，就为写了几句诗，就这样随便的枪毙掉了。

給我判了15年刑。



宣判以后把我們又都押上了軍用卡車，两个人在一辆卡车上，另外每个人的两边都有两个公安摁着我们的头頭。我们因为被摁着头，看不见后面。但是后来根据丁抒先生（文革史研究专家）的文章，說是后面还架着机枪。

有好些辆车，因为好些被判刑的人，所以就成為一个车队，从五台山体育场出來，沿着广州路，到中山路，到新街口，然后一直向南，目的地是江东门刑场，那是执行死刑的地方。

这一路中共当局已经组织了很多群众在马路上观看，大部分都站着，还有一些年纪老的人甚至还得弄把椅子坐在那里。两旁边人行道上、街道上都挤满了人。我被摁着头，但因为卡车比较高，所以我还是能够看到一部分人群。而且我能听到人群当中有些评论，有的人就指指点点，说‘这不是谁谁谁嘛’……我都听到我自己的名字。就是游街示众，一个非常古老的方法，可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还是沿用这种古老野蛮的方法。”


主持人：“您还能回忆起当时自己在想什么吗？”
郦曼茵：“我当时在车上，一个感觉就是觉得共产党的残忍暴力大大出乎我的想象之外。再一个想法就是想到我的家人，我的兄弟姐妹，他们今天一定也被迫来出席这个公审大会，同时也被迫让他们在街道上观看。以及我的一些朋友啊等等，肯定他们都在那里，他们是跑不了的，是被迫要来的。所以我当时就对他们感觉到非常抱歉，非常愧疚，要让他们也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我认为这总归是因为我引起的。就是在这样一种心情下。”



*郦曼茵：軍用卡車在群众中缓行，把王同竹等人送刑场执行死刑，我被送到监狱*

郦曼茵：“这个车队开得很慢，往江东门刑场去。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到了江东门，只是这个卡车停下来，大概是停了至少有20分钟的样子。我估猜这个时候也就是王同竹他们被押下卡车，把他们押到刑场去。当然刑场离卡车停的地方我想肯定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们也不可能看到或者听到行刑当时现场的样子是什么样，我们无法看到。

总之我们大概停留了20分钟的样子就转回来，直接到南京市第一监狱，也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叫‘老虎桥监狱’，就是我服刑的地方。



当时一直审判我的公安人员还找我去谈话，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就很坦白地跟他们说‘我没想到你们会判得这么严重’。然后他们就说了一番话，而且还说‘有一个人根本罪行没有你严重’，因为我还替王同竹抄写了诗词，人家根本什么也没做，说是‘他就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所以对你还是很宽大的’。那我跟他们有什么话说呢，就这样子我开始在老虎桥监狱服刑。”


*郦曼茵：沉重的劳改和两次险些病死的经历*

主持人：“您的朋友们被枪杀、被判刑，您自己是被判了15年这么长的刑期，在监狱里最初的时候，您脑子里在些想什么？”
郦曼茵：“我当时在想，共产党真厉害。它要是给我判10年，我出来也就45岁都不到，还可以学点东西，做点事。它给我判15年，我出来就差不多50岁了，中国人当时的感觉就是年已半百了，就让你根本什么事也做不成了。

记得我刚刚入狱时不停的流眼泪，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眼泪。他们干部找我谈话我也流眼泪，我自己晚上睡觉也流眼泪。而且我经过这两个月的批斗，判刑以后身体搞得一塌糊涂，骨瘦如柴。

这个‘老虎桥’也是个劳改队。我刚进劳改队时，真是希望让我休息两天，可是当天进去就叫我去劳动。劳动重得我根本就受不了，一天要站八个小时。我们做的是铜的自来水龙头，是出口外销的，里头要绕上石棉线，然后用锤子把石棉线砸进去，水才不会漏。我就做那个活儿。

我真是受不了。我果然倒下了，而且吐血了。我有肺结核的嘛，那是要休息、要营养……这我现在不死定了。结果他们就叫一个监狱里的犯人医生，她还是个华侨，长得很漂亮，她就来给我看病。她说‘哎呀！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像你这么瘦，你连大腿上都没有肉。’她不晓得我这两个月来怎么折腾的，她就给我开了一些治肺病的药，我还真命大，就没死掉。可我这样还照样要去劳动，在劳改队里哪有休息这回事的。

然后就在‘林彪事件’之后……”

主持人；“林彪事件是1971年9月13日。”
郦曼茵：“我们就从南京转监了，转到南通一个叫‘新生布厂’的劳改队，是做衣服……针织内衣，那里的劳动就没有那么重。在那个地方，一呆就呆了差不多有七、八年吧。这个当中我又有一次差点死掉，大出血。我前面有一个女犯，也是大出血，结果死掉了。我的症状跟她几乎是一样，他们一看赶紧把我送到医院去开刀了，我又没死掉……”



*郦曼茵：我有个很强烈的信念：一定要熬下去，毛泽东定死在我前头，中国会有所变化*

郦曼茵：“判了15年，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反正共产党是这样，你就是刑满了，基本上不会让你回家的。它就是把你弄到一个什么农场去就业，虽然是自由之身，可是跟一般老百姓还是不一样，所以当时我一直就是这样一个打算。

但是我被捕以后，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念，就是我一定要熬下去，毛泽东一定死在我前头，他年龄要比我大得多。他一死，中国一定会有所变化，这就给我一个信念能够活下去。



就是毛泽东死的那天……那时候正是唐山大地震嘛，我们统统睡到外头棚子里去。我记得睡了两、三夜吧……毛泽东是1976年9月9日夜里死的吧，第二天就叫我们都回去了，说不睡外头了。那时候我们搬回监舍里去住，并不知道毛泽东已经死了。

一直到那天叫我们去开会，一走到会场我就听到了哀乐。哎呦，我（心里）说‘好了，毛泽东死了’。就开那个追悼会，大家都在那里，大多数犯人都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哎呀！我心里想‘他们也真能哭得出来！我也不明白’。

可是我哭不出来呀，我心里高兴啊，但是我又晓得四、五个干部都在走来走去看着我们呢，我就把头低着，两个手蒙着脸，心里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后来真的有男队的犯人，说是‘因为毛泽东的死幸灾乐祸’而加刑的。

在毛泽东去世以后，我们的劳动也从8小时延长为10小时，说是‘因为毛泽东去世巨大损失，我们要创造更多的财富来弥补这个损失’。”



*郦曼茵：我拿到平反《判决书》，哭着朝天上喊 “王同竹啊，你在哪里呀？！”*

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文革”结束。1979年郦曼茵女士在坐牢近十年后获平反出狱。

1980年7月王同竹案得到平反。在现在能查到的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80年7月14日签发的《刑事判决书》上写着：“现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军管刑字第210号《刑事判决书》对王同竹、孙本桥、姚祖彝的判决，宣告王同竹、孙本桥、姚祖彝无罪释放。”



他们三人在被枪杀了10年后得到“无罪释放”的判决，怎样才能执行“释放”呢？

郦曼茵女士说：“我告诉你，那天我拿到平反的《判决书》以后，我真的哭出来了。这个一纸《判决书》意思就是说，他们也应该是被释放的了，因为是‘平反’了嘛！可是人都不在了，怎么‘释放’啊？！当时我朝天上喊 ‘王同竹啊，你在哪里呀？！’

后来我听说，被杀害了的人……给他们每人的家属一千块钱人民币。”



*郦曼茵：平反后七年不给我护照，只好通过“权宜婚姻”来美，这辈子被共产党耽误了*

郦曼茵：“ 我平反出来是1979年。我本人虽然在1979年底获得平反，可是当我申请护照要到美国探亲的时候，他就是不发给我护照，就是怕我到了美国以后会继续做对他的政权不利的事情吧，就是不给我护照。

为此呢，我后来不得不和有美国绿卡、但是几乎没有文化知识的我现在的丈夫结婚，这样我一直到1986年底才来到美国。也就是说，这个当中耽误了七年时间。我到美国来时已经50岁了，如果我能够早一点出来，跟50岁才出来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感觉我这一辈子都让共产党给耽误了。我后来为了要到美国来，而跟我现在的丈夫结婚，真的是一种‘权宜婚姻’。

‘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到美国好容易呀，只要中国放，美国都收的。可是我没有护照，根本就不行了。



郦曼茵：“当然啦，你想一个读到研究生水平的人，跟一个几乎没什么文化的人在一起生活，这种生活是一般人很难想象的吧。像我们这种婚姻，可能99.5%都离婚了。可是我觉得，第一呢，我把心思全部放在求学呀这些事情上；第二呢，我觉得我要是这样做，从道义上说不过去；第三呢，我也是觉得因为他不如我，我如果跟他离婚以后，我没问题，但是他为了跟我结婚，也花了一些钱啊什么的，如果我离开他的话，他会处于很不利的境地，除非我有很大的一笔钱来补偿他，可是我也没那个钱。所以我就觉得我不应该离开他，就一直维持到现在，也就过来了吧。

这个其中的悲苦、喜乐、无奈…等等，也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够说清的，但是我觉得，这样做还是比较对的，比较好，所以我就这样做了。他还是一个比较善良、比较老实的人。假如他人不好，那我可能也就义无反顾了。对不对？”



*郦曼茵：王同竹诗毁人亡，我希望更多人知道他，我懊丧自己拿不出他一首诗*

我问现年81岁的郦曼茵女士，为什么现在重提50年前她所认识的王同竹和自己被牵涉其中的王同竹案？
郦曼茵：“在1979年平反以后，我当时的心情跟现在不同，我都不愿意再去回忆那件事情。当然王同竹他们都不在了，还有其他几个人也是牵连到这个案子里来的，也是判了刑的人。他们真的没做什么，只是跟王同竹是朋友而已。而我反而倒是真还做了一点什么，帮助王同竹整理了诗词嘛。所以我当时平反出狱后，我是不愿意跟所有这些人来往，想摆脱这个阴影。

可是后来呢，我到了美国以后时间越过越长，越是觉得王同竹这样一个人不应该就这么白白的死去，不应该不受到怀念。再加上我到美国以后还去读了研究院，所以我对事情的看法当然也就越越来越不一样了。我就觉得，王同竹诗毁人亡，诗也全被共产党毁掉，人也被共产党杀害了，好像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什么人知道他、来怀念他。

他在‘文革’当中被杀害，也应该是受到大家怀念的一个人。所以逐步逐步我就老是觉得‘哎呀，我一直没有做一点事情来纪念他，就觉得有点对不起他’。

所以我希望把他的事情能够让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他是非常有才，而且他是坚决反共的。”


主持人：“您前面说到，王同竹先生是诗毁人亡。现在能找到的有关他和当时一起被枪杀的同案人的材料很少。我在网络上没有搜索到王同竹先生的照片。您和您所知道的朋友手中有没有王同竹先生的照片？”
郦曼茵：“我在南京时看到过王同竹自己带的……就是他当年在马列主义编译局时穿着西装、穿着大衣照的几张照片，那个时候年纪轻，形象还是蛮好的，其它我也没看到过别的照片。

我自己一直很懊丧，就是我拿不出王同竹的一首诗来。我在认识他之前，是先读了他的诗词，后来才认识他的。我读到他诗词的时候被深深地打动，印象非常的深刻。第一，我觉得他的诗写得太好了，比一般歌功颂德派的诗人在报纸上发表的那些诗歌……简直没法跟王同竹写的诗词来比。不论是诗词艺术技巧上的那种深厚的功底，还是那种思想的深刻和情绪的强烈，那种表达形式上的优美，感染力很强……我觉得一般我根本就没有读到过这样的诗。也因此我一直为他的诗词随着他的受害而没有留下片纸只语而感觉非常心疼。”



*郦曼茵：我给王同竹抄写整理诗词，出于知音欣赏，付出十年铁窗代价,我没后悔过*
主持人：“回忆当年，还有什么是您特别难忘的细节？”
郦曼茵：“当然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情节，就是我帮他抄写诗词的事情。因为这也是我的主要‘罪行’嘛。我不但抄写了，而且还按照他创作的时间加以排列。当然我知道做这件事要担风险的，后来我就因为这件事情、这个主要的‘罪名’而判刑15年。

其实，我觉得即使我没有为他抄写诗词，单凭我和他认识，而且有所来往，也还是会要判刑的。那我当时为什么要为他抄写诗词？我认为这些诗词不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有很高的价值，因此我为他抄写诗词，真的完全是为了帮助他保留诗作。从中国传统来说，那就是知音之间因为欣赏作品而很自然的一种表现。如果让我再选择一次，我还是会义不容辞的为他抄写、整理，我到现在还是这样想。我为此付出十年的铁窗代价，但没有后悔过。”



*郦曼茵：王同竹那时已从根本上认识到马列主义的谬误，他的觉悟和认识比较超前*

主持人：“王同竹有非常好的俄语水平，他又有文学创作方面的天分，尤其是在马列编译局工作，他也大量接触马列主义的一些原著。在你们的接触中，马克思主义这一套理论，他又是怎么看的？你们的谈话中……您还能回忆起和我上述所说的内容相关的细节吗？”

郦曼茵：“我可以讲一点关于这方面。在我们接触中，王同竹对于俄罗斯文化、文学艺术，当然都表现出非常熟悉。他能够唱很多俄罗斯的歌曲，在俄罗斯方面……他曾经谈到普希金、莱蒙托夫啊，这些肯定对他写新诗方面是有影响的。

中国的传统诗那就更不要说了，他熟读中国古典诗词。

关于他所工作的……所翻译的马列主义著作，这方面我就觉得他那种觉悟、他的认识，比我们这些普通的人真是要深刻得多。那时候我们只是想到共产党的好多做法是不对的。我的主要的批评是对毛泽东，我认为是毛泽东胡来，也许中共的其他人不像他那样，我这种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而他那时候已经能从根本上认识到马列主义本身的谬误。他对于这个马列主义当时已经很轻蔑地叫它‘马肋牛排’，马的肋骨，牛的排骨，他就认为这个东西根本就是不可取的，根本就是谬误的。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他真是比较超前，因为我们到后来才有这样的认识。”



*郦曼茵：我被判刑后认识共产党的残忍性，过去我还是低估了*

郦曼茵：“再有一个，判刑以后我就对共产党残忍性的认识……我觉得我过去还是低估了。我们只是私底下有一些反共的思想和言论，或者写了一些什么，并没有其它行为，竟然就遭到让共产党格杀勿论的程度，我确实感到震惊，感到无法相信。

现代国家的法律对‘颠覆政权’、‘反对当局’，那也必须要有行动。只有中共，你有一点对它不满意，或者不同意，它就能要你的命。它为了巩固政权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比方我本人，我是感到我这一辈子都让共产党给耽误了。哎呀，我也不要用‘毁’了那个字吧，因为我也没给它毁掉就是了。至少处处我都是受到它的辖制、阻挠，三天三夜都讲不完。所以我自己也正在写中国对我一生影响的回忆录。”



*郦曼茵：中共政权可能一段时间确实有一点进步，可是很快它就又回到老路上去了*

郦曼茵：“还有一件事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被平反了，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派了两个法警到我劳动改造的那个南通市‘新生布厂’劳改队来接我回南京。我们是坐长江轮船从南通一直到南京。是晚上上的船，在船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到达南京。

下了船以后，我就听到大喇叭里在放歌。我们过去一直都听到的是放所谓的‘革命歌曲’，可是我这次从船上下来，也就是十年以后回到南京，第一次听到的歌声却是一个美国影星和歌星的歌，这个人的名字我都叫得出来，叫奈尔森.艾迪。哎呀，我简直就不相信我的耳朵！我说‘是不是这个世界真的变啦？’‘是不是共产党真的变啦？’

当然后来的事情我就发现，唱歌可以唱美国的歌，其它什么生活享受方面都可以向西方学习，但是意识形态是不可以变的，政权是不可以变的。我当时听到这个美国歌手的歌声以后，我的疑问当然就得到了事实的解答。



每当我想到王同竹的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没有在‘文革’当中受到杀害，而能够活到‘文革’之后的话，他的作品可能会在1980年代获得出版的机会。当然除了太敏感的反共的作品可能不行，但是一定还是有很多作品可以获得出版机会。他的作品我可以肯定，一定会获得广泛关注。

但是呢，过了那段时间以后，我想他一定会再一次受到压制。因为中国其实在‘改革开放’……也就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89年‘六四’屠杀发生之前，这段时间我觉得还是比较开放和进步的。但是，从‘六四’以后就开始倒退了。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习近平，虽然在物质财富上、甚至在科学技术上，中国确实是大大进步了。可是在意识形态、言论自由、教育等方面，那是越来越倒退了。

教育部不许大学教授传西方的学说，那些比较敢说话的大学教授，现在好像都被中共从大学里踢出去了，甚至从中国踢出国门了。所以，这个现象跟‘改革开放’之初完全是一个大倒退。



我曾经在《世界日报》发表过一篇文章，主要是说，今天的中共比他们当年要推翻的所谓‘国民党反动派’还要反动得多。什么叫‘反动’呢？那就是逆时代潮流、和老百姓的民心背道而驰。就是压制民心，欺负老百姓，把老百姓的口堵起来。就是贪污腐化，只晓得自己荒淫无度、恬不知耻的那种生活，完全不顾老百姓上访、诉冤，他们不但不理，而且是进行打击压制……

种种现象说明，他们已经反动到极点了。所以它现在已经必须依靠政治镇压来维持。镇压异议者，镇压维权者，镇压说真话的人，镇压有正义感和良知的律师。甚至镇压为他、它卖过命的上访老兵。一个政权到了这样草木皆兵的程度还长得了吗？

中共这个政权可能一段时间确实有一点进步，可是很快的它就又回到老路上去了。

一个政权在退步，而人民却在进步。所以我觉得不用太久吧，进步势力是一定会胜过反动势力的，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郦曼茵：如果我们不对毛泽东进行深入批判的话，那么共产党就可以继续蒙骗人民*

郦曼茵女士说：“我是想在我们结束这个谈话之前，我有一个建议。因为你们自由亚洲电台对于保存历史真相……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也非常感谢你们，我相信将来历史也会感谢你们，做得非常好。

因为虽然当时邓小平的时候已经下了结论，说对毛的评价是‘三七开’，是一个什么‘伟大革命家犯了错误’等等，但他还是不准批的嘛。‘文革’不准批，毛也不准批。而现在习近平是越走越远了，甚至于把毛的罪恶都说成‘艰辛探索’了。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批毛……当然有很多人已经写了很多批毛的文章，但是我们始终没有一个真正有规模的、有系统的、深入的批毛。我很希望有人能够牵头来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太重要了，如果我们不对毛泽东进行深入批判的话，那么共产党就可以继续蒙骗人民。”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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