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流在大时代的祭坛上

Gowest · 发表于 2022-9-30 04:29:27

在大时代的祭坛上
2011年05月13日
来源：上海知青网作者：刘一流编辑：楼曙光点击数：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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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言

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对象、目的和基本过程

　　那一场上山下乡运动早己灰飞烟灭了。

　　20世纪60年代，这场运动曾经以道德理想主义的光环照耀着青年一代，并且因毛泽东的"再教育"指示而盛极一时，左右了1850万城市知识青年的命运。但随着十年浩劫的结束，这场运动又千夫所指，万民垢病，最后以数百万知青大回城的方式惨淡收场。

　　从历史的轨迹来看，上山下乡运动的勃然兴起，与当年的防修反修，遣散和改造"修正主义社会基础紧密相连，所以，它是前三十前盛极而衰的历史见证；从历史的结果来看，上山下乡运动的全线崩溃，惨淡收场，不但解放了下乡知青本身，还摧毁了国家对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居住权和就业权的垄断，开启了劳动力与人才市场化的新时代。所以，埋葬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大回城"，又是后三十年历史阔步而来的重要篇章。

　　但是，当年强调安定团结"向前看"，没有对这段历史进行理论的批判。虽然有过知青文学，有过反思十年浩劫的研究，但也只停留在批判"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层面上，至于上山下乡运动本身的错误，却完全被忽略了（或者说是迴避了）。以叶辛的《蹉跎岁月》为例，小说主人公受压制打击是因为其出身于反动家庭，这个"紧箍咒"一旦解除，就可以谈情说爱，写诗歌，建水电站，实现其"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革命理想了。其实，这种描写都是虚假的，这些认识极其肤浅和幼稚。

　　正因为缺乏历史的反思，老知青虽然走进改革开放新时代，却始终没有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总以为人生就得搞革命，搞革命就得红旗招展，凯歌嘹亮，豪言壮语满天飞。所以，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当年的上山下乡，总有一股不可仰视的道德光彩，而群氓式的大请愿、大回城，却始终是一种追求私利的行为，即使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难登大雅之堂，难以直视那一个"英雄"的时代。所以，几十年来，"火红的青春"与动荡的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与愤懑彷徨的日子，一直在我们的记忆中共存；政治美学中的"青春无悔"与现实生活中的"青春无奈"一直在我们的脑海中交错回荡。当我们饱受屈辱，迫切需要改变命运时，我们诅咒那一场运动；当我们回归平静、安居乐业时，当年的激情又在燃烧，当年的知青情谊和大地恩情，又冲击着我们的灵魂。

　　1997年，原国务院知青办工作人员出版了《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和《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一次为这场运动勾画出基本的轮廊。但就其立场而言，却是两本为上山下乡运动歌功颂德的著作，尤其是"大事记"，甚至突出某一位"典型"，不厌其烦地记述其全部官职，着重指出其"享受副军级待遇"等等，大有"名为树人，实则树己"的嫌疑。

　　1998年，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和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相继出版。这两本书共计90多万字，详尽地记述了上山下乡的历史过程，披露了20多年来下乡知青的理想、追求、探索和苦难的人生际遇。但在评价上山下乡运动的功过时，仍然陷于极度的矛盾之中，最后只留下一声叹息："在乡下时，希望对这场运动全盘否定，他们认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合理合法地回到生身的城市去；但回城之后，他们中很多人又游移不定了，因为否定这一切，无异于否定了自己。青春只有一次，当人过中年，生活已不可能重新开始的时候，谁愿意否定自己的青春呢？"（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

　　2008年冬天，各地突然出现一股纪念"再教育"指示发表40周年的热潮，有的人挥动着"青春无悔"的旗号，展示其红卫兵式的旧照片，有的人依然弹唱着"晒黑了皮肤，炼红了思想"的曲调，甚至把当年的苦难美化成知青们功成名就的"岁月甘泉"。

　　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这种现象表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进入到"纪念史学"的怪圈。一些曾经亲历其境的人和一些根本不知道上山下乡为何物的人，正竭尽全力地洗涤这场运动的污泥和血水，把它打扮成"英雄时代"的杰作，目的是为自已的青春抹上一道亮丽的光彩，为历史增添一笔"价值连城"的精神财富。遗憾的是，如此一闹，上山下乡运动的真相也就永远地消失了，围绕着这场运动的专制和暴力也被彻底地美化了。

　　因此，我们必须回过头来，重新解剖这场运动，研究其生成、发展、兴盛、衰落和灭亡的过程，还原其历史真相，并且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一  从四个区别中看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对象和起点

　　传统的知青史为了把上山下乡和"就业困难"联系起来，都把城市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和广义的上山下乡混为一谈，并把上山下乡的源头定在1953--1954年，其实是错误的。

　　广义的上山下乡，就是城里人到农村去，这种移民由来已久。如果说古代士子的躬耕垅亩、归隐田园也算是无意识的上山下乡，那末两宋以来知识分子扎根农村，建立"渔樵耕读"的理想人生，巳经成为一个历史潮流，已经算是第一轮的上山下乡运动了。

　　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也曽多次提倡城市居民上山下乡。比如，动员城市游民"移民插社"、"移民垦荒"，动员失业工人和农村知识青年"回乡生产"，动员城市知识分子下乡就业，安排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强迫四类分子、右派分子回乡改造等等，可谓种类繁多，目的各异，不能一概而论。

　　所以，广义的上山下乡是一项历史久远，目标和对象都因时而异的移民活动。与此相比，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却只是一个特殊阶段；所以，要研究这场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就要把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其他人、其他形式的上山下乡区别开来，并且从区分和辩异中认识其独特的面目。

　　（1）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别于城市游民和城市失业工人的"上山下乡"。

　　50年代初期，滞留城市的游民很多，他们大都是失去土地和家园的农民。所以，政府多次组织他们回乡生产、开发边疆，力求把他们吸引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

　　1950年劳动部发布了《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规定"凡由乡村到城市不久或目前在乡村中有亲属可以回乡的失业工人，应由工会根据自愿原则，组织并鼓励他们回乡生产。" 并先后动员了16.5万失业人员回乡务农。

　　1955年到1966年，城市劳动部又以移民插社、移民垦荒等形式动员了数十万人参加农业生产。当年共青团中央引进了苏联老大哥建设共青城的模式，动员城市青年集体垦荒。其中影响最大，传颂至今的，便有杨华率领的奔赴黑龙江萝北的"北京青年自愿垦荒队"。

　　关于这些上山下乡、垦荒移民，知青史都循例写上一笔，似乎他们就是上山下乡的"鼻祖"。但深入分析之后，又一致公认，这些"鼻祖"不外是城市游民或农民而已。这些人的文化程度、职业追求和个人理想，都和后来的城市知识青年截然不同。

　　（2）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别于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工作"。

　　1955年，毛泽东写下一段著名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此文一直被解释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令"，其实是为农村招聘知识人才一事而发，是重构农村知识阶层的号召。

　　当年，许多知识分子（包括知识青年）应聘或分配到农村去，当会计员、办事员、教师、医务人员等等，绝大部分都拿固定工资，都在农村政府机关、乡、社企业、事业单位中工作。他们有稳定的收入，学而致用的岗位，并且因为其专业技能而受到社会的尊重。他们是新一代的农村知识分子。

　　相反，60年代以后的下乡知青却以普通劳动力的身份来到农村，他们虽然头顶着"有文化的"桂冠，实际上却与农民同工同酬，甚至因为体力不足和劳动技能缺乏而远远落在农民后面。所以，60--70年代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50年代中期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是两个根本不同的社会群体，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3）城市知识青年有别于回乡知识青年和农村知识青年。

　　所谓回乡知识青年，是指家在农村，并且寄读于城市的农村知识青年。这种青年在50年代，在城乡二元制确立之前曾经大量存在。至于散落在农村，正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知识青年（即当年的小学，初、高中生），其数量也随着农村教育的发展而逐年增多。例如，知青史上赫赫有名的邢燕子和董加耕，前者一直随爷爷在农村生活，并且在当地读了两年农业中学，虽然有条件进城工作，但进城入户之前仍属农村知识青年；后者虽然在城里念完高中，但户籍和家庭都在农村，是回乡知识青年。他们和自幼生长在城市的城市知识青年是截然不同的。

　　这些农村知识青年和回乡知识青年，也有升学的要求，也有从农村走进城市的愿望。但是，他们家在农村，有父母的牵卦，亲友的关怀，有早以熟悉适的家居环境，有从事农业劳动的技能和习惯，所以他们溶入农村也比较容易，充其量只是一个回归现实生活的过程而已。

　　与此相比，城市知识青年溶入农村就困难多了。他们在农村里没有父母亲人，没有房屋产业，没有从事农业劳动的传统和养猪种菜、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他们的上山下乡，是从城市转到农村，从工业社会转到农业社会，从一个生活方式转到另一个生活方式，这种转变构成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特有的安置问题、使用问题和回城问题等等，它与回乡知识青年、农村知识青年的"溶入农村"不可同日而语。

　　（4）专项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别于50年代的个别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50年代，由于城市秩序的整合和农村生产发展的需要，上山下乡动员连年不断，上山下乡潮流始起彼伏，由此也有部分城市知识青年卷入其中。

　　特别是1957年，一场小上山下乡运动骤然兴起，某些高干子女也欣然下乡了。据说刘少奇之子、张闻天之子、南汉宸之子，张鼎丞之侄，女将军李贞的侄女等等，都在"广阔天地"里转了一圈。而平民出身的王培珍、浦锦文等人还扎下根来，做出贡献，成为60年代早期城市知识青年的旗帜。

　　但是，当年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仍属个别人的行为：其一，当年的动员对象是回乡知识青年或父母、祖业都在农村的城市青年。（如刘少奇宣传当"有文化的新农民"，游说中却多次使用"回到农村"、"回家种地"的字眼，而反对这种主张，游行闹事的，也打着是"绝不回农村"的旗号）。其二，50年代还没有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安置政策，甚至没有形成安置的概念。其三，60年代以来的知青政策和对于知青人数的统计，都只追溯到60年代早期。60年代以前的下乡青年从来不纳入知青政策的范围，不享受知青招工、病退、顶职、回城的待遇。也就是说，50年代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只是广义上山下乡中的个别现象而已。

　　（5）结论

　　所谓"知识青年"，在50年代是一个非常随意的称谓，大概读过一点书又未能成为知识分子的，都可以戴上如此一顶"桂冕"；所谓"知青"，却是60年代以来特有的政策概念和历史概念，它指当年代在政府的组织下移民农村，并享有某些政策待遇（如发放给个人和接受单位安置费、下乡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回城等等）的城市知识青年；它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把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和其他知识青年区别开来的特殊的称谓。

　　所以，《知青史》需要面对的"知青"，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青年，而是60年代以来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知青史》需要研究的上山下乡运动，不是广义的上山下乡，而是一场城市知识青年在政府组织下移民农村的特殊的历史运动。所以，何时出现上山下乡的现象，何时出现"广阔天空，大有作为"的口号，都不是最为关键的。最最重要的问题是：城市知识青年何时以独立的、群体的姿态出现在上山下乡的道路上，这才是《知青史》的起点，才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源头。

　　二  从毛泽东的内部谈话、公开指示和上山下乡运动鼎盛时期的政策看这场运动的动机和目的

　　现在的争论者，大都按照当年的宣传口号或个人的经历来评述这场运动，所以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始终辩不出个其所以然来。其实，要判定这场运动的是非功过，首先要认识发动它的动机和目的；而认识这个动机和目的，关键又在于认识毛泽东的有关讲话。因为，中国人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一个毛泽东个人思想和路线占统治地位的特殊年代，而且当年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是在毛泽东的策划和指挥下进行的。

　　(1)毛泽东对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讲话。

　　如果说，独立的、群体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60年代早期，正式被列为移民运动的标志是1964年1月17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镇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那末毛泽东关于这场运动的第一次评论，则出自1964年10月会见日本友人的内部谈话：

　　"我们现在的青年人没有知识，没见过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所以说他们是吃蜜糖大的……吃蜜糖大的，赶也赶不走，我们赶他们下农村，他们不肯去。我的女孩现在下去了。我曾经给我的孩子说：你下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学习。"

　　另一个公开发表，并且把上山下乡运动推向顶峰的，则是1968年12月22日出台的"再教育"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这两个"指示"相隔数年，历史环境不同，所体现的政治内容各有差异，但却相互连接，准确地勾画出毛泽东对城市知识青年和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观念和立场：

　　第一，从60年代的"防修反修"开始，毛泽东就对城市知识青年抱着否定的态度。文革前，他认为城市知识青年是一个"没有见过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的群体。文革期间，他又向前迈进一大步，认为尚未踏进社会的城市知识青年，也和老、中、青知识分子一样，同是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残次产品，同属一个必须进行彻底改造的社会群体。

　　第二，至于"改造"的办法，文革前的毛泽东认为，是请贫下中农"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补上一门阶级斗争的主课；文革期间的毛泽东则进一步认为，必须通过"再教育"运动，通过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监督、管理、教育和改造来完成。

　　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一场教育和改造城市知识青年的政治移民运动，它和经济建设、城市就业等等没有必然的关系。所以，毛泽东从来没有公开赞扬过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从来没有公开肯定过他们的"贡献"，没有公开褒奖过他们的"伟大"作用。所谓"就业需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缩小三大差别"等等，不过是宣传者的文采，动员者的"外交"词令和知青们聊以自慰的喃喃呓语而已。

　　（2）从"再教育"的后续政策看上山下乡运动的真正目的

　　1968年至70年代早期，是上山下乡的鼎盛时期，也是一切行动服从"毛主席战略部署"的非常时期，所以，这个时期的知青政策也最能反映出毛泽东发起上山下乡运动的真正意图。

　　A.看升学、参军和提干。

　　在那一个年代，由"贫下中农"推荐升学，参军和提干，无疑是步入"接班人"行列的开始，但能获此"殊荣"的下乡知青又有多少呢？

　　据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统计，从1962年至1973年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总人数已达1001万人，能获准升读大、中专院校，走进"上层建筑"的433500人，参军的241000万人，提干的16000人，三项合计共690500人，仅占当时下乡知青总人数的6.89%。后来落实政策，知青回城有所放寬，但升学、参军、提干的比例却始终徘徊在7-7.2%的底线上。可见，在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里，在上山下乡运动的"滚滚洪流"中，能挤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行列的，只能是少数人而已。

　　B.看企业招工。

　　一般说来，下乡知青能获招工，不等同于获得重视和培养，它只是一个得获"恩赦"，回归正常生活的机会而己，但能获此"机会"的知青同样只占少数。

　　据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提供的数字显示，从1962年到1973年，全国企业职工人数增加了2449万人，下乡知青招工却只有249.6万人，占新增职工总人数的10.2%。以当时下乡知识青年总人数的1001万人计算，比例为24.91%。

　　由此可见，在上山下乡的"大熔炉"中，能上升为"接班人"的始终只占7%左右，能获"恩赦"的不足25%，其余68--70%的下乡知识青年将被彻底淘汰。他们将溶化在农村，成为新一代有文化无地位的新农民。而取代他们进入城市，进入工厂，进入大专院校的，则是复员军人，贫下中农子女，和一些出身红五类的青年。所以，在上山下乡运动的背后，又出现一股规模宏大却又悄然无声的进城市、进工厂的潮流。两者结合，就是1000多万知青下乡，1000多万农民进城的历史，就是一场旨在改变城市阶级结构，重建无产阶级上层建筑和政治中心的城乡人口大挪移。

　　三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基本过程。

　　归纳上述内容，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50年代的上山下乡，目标不一，对象不定，它是一种广义的上山下乡，而席卷其中的城市知识青年，相对而言，只是极为个别的现象。

　　严格历史意义上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应当在1961年压缩城市人口和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中产生，1962年正式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1964年开始成为一项专门针对城市知识青年的的政治移民运动。这场运动经过几年的发展，最后在毛泽东的"再教育"指示下走向极盛。十年浩劫过后，随着毛泽东和他的"革命路线"的"寿终正寝"，这场运动也成为昔日黄花，迅速凋谢，终于在1981年全面结束。前后历时20年。

　　具体而言，这场运动又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1）1961--1963年，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萌发时期。

　　1961年，由于自然灾害，工业下马和压缩城市人口，大批失业工人、学生和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支农，揭开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

　　1962年6月，共青团召开了三届七中全会，重点讨论了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支农问题。7月，团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给走向农业战线的团员和青年的一封信》，11月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安排的报告。从此，城市知识青年以独立的、群体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

　　这个时期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先行者，人数约有30万人。

　　（2）1964-1967年，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启动时期。

　　1964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镇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出台，一场旷日持久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式开始。

　　这场新的运动承接了知识青年下乡支农的趋势，以消灭三大差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旗帜、实际上却是一场"防修反修"、改造城市知识青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因为如此，它又在阶级斗争极端化的推动下，迅速蜕变成一场绥靖城市、清洗"修正主义社会基础"的政治移民运动。及至文革初期，红卫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黑七类狗崽子"被驱赶下乡，上山下乡的政治面目昭然若揭，其积极意义也就荡然无存了。

　　这个时期中奔赴农村的城市青年，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一拨人，共计166.6万人左右。

　　（3）1968-1971年，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峰时期。

　　1967年5月，毛泽东表明对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不抱希望，他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后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把持了，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的改造世界观。"

　　1968年夏天，红卫兵运动终结，新一轮上山下乡高潮兴起。10月13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大学两年不办。叫他们统统毕业，下去同工农兵去混……"（引自杜成宪主编《山重水复1966-1976》）12月22日，毛泽东又继中、青年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两个指示之后，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从理论上把城市知识青年划入知识分子的范畴。从此，尚未踏入社会的城市中学毕业生便成为一个有别于工农群众，并且必须接受"再教育"的、非无产阶级的阶层，他们必须中断学业，上山下乡，经历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接受一场淘汰率高达68%至70%的大清洗和大改造。

　　1968--1971年，是上山下乡运动的鼎盛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奔赴农村的老三届新三级，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二拔人，总数约648.29万人。

　　（4）1972--1977年，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衰落时期，

　　由于"913"事件的爆发，上山下乡运动的合理性受到普遍质疑。消极，怨恨，"走后门"，回流城市，逃避下乡的现象日益增多，上山下乡面临着城市知青及其家长的无言抗拒。

　　1973年3月，毛泽东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复信，揭开了落实知青政策的帷幕。这场全国性的政策调整，打击了一批犯罪分子，保障了下乡知识青年的部分权利，但是却没有给城市知识青年带来彻底的解放，就其本质而言，它只是把"一锅端"的上山下乡速决战变成一场持久战而已。所以，70年代中期的上山下乡已经失去其道德理想主义的光彩，最后在自下而上的"轮换制"中沦落成一场每年200万人下乡，100多万人回城的政治闹剧。

　　1972年起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三拔人，共计1000.88万，而当年通过各种渠道逃回城市的人数已高达838.7万。所以，1977年底仍然滞留农村的知青（包括1961--1971年下乡者）共计947.89万人。

　　（5）1978--1981年，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时期。

　　1977年，全国高考制度恢复，应届毕业生参加高考和数万名知青入读高等院校，颠复了城市知识青年必须中断学业，上山下乡的理论。次年3月28日，邓小平又提出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的设想，第一次从工业化发展的角度全盘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方向。

　　同年夏天，全国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毛泽东的十年文革，毛泽东晚年的极端主义政策和政治构想，开始在大批判的浪潮中走下神坛，毛泽东精心设计的上山下乡运动也从此陷入绝境。一些地区，一些城市，已经按照邓小平的设想大规模地召回下乡知识青年了。

　　但是，当时的全国知青工作仍然掌握在"凡是派"手中。这些人漠视民众的呼声，仍然坚持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方向，并且利用1978年底召开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的机会，制订出《知识青年工作四十条》，企图通过取消农场知青的知青身份，剥夺其回城权利等方式营造出一个上山下乡潮流不可逆转的事实。"凡是派"的政策终于激起全国知青的骚动和反抗，一场由云南知青发起的群众革命运动骤然爆发。一个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回城、大解放的时刻不可遏止地来临了。

　　据统计，1978年和1979年下乡的知青约为73.86万，但同一时间内的回城人数却高达650万人。1980年上山下乡全面终止，余下的问题就是最后370万知青的大回城了。

　　1981年10月，各级知青办撤消，有关知青的遗留问题移交劳动部门处理。一场扰攘了20年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划上了句号。

　　下面，我们将按照顺序剖析这段历史，还它以本来的面目。

　　第二章  20世纪50年代

　　广义的上山下乡-城乡劳动力与知识人才的自由交流

　　20世纪60年代曾经推出过邢燕子、董加耕、王培珍等等先进典型，这些人在农业生产第一线有过杰出贡献，而且都是回乡或下乡的知识青年，树立他们的形象，强调他们的人生抉择，无疑是吸引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法宝。但如此一来，60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便和50年代的回乡、下乡拧在一起，形成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关系了。其实，与60年代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相比，50年代的下乡、回乡、支内、支边、垦荒、插社等等，都只是一种广义的上山下乡而已。

　　一  50年代初期的城市移民可划分为政治移民和经济移民，目的是巩固政权和清理城市游民。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也是传统的农业消费城市向工业化城市转型的关键。

　　1949年，我国城市人口大约5000万，人口城市化水平只有10.6%。但城市人口的构成却极为复杂，除了国民党溃退时留下的散兵游勇外，还有各式各样的逃难者、农业消费城市特有的游民。这些人大都没有安居之所，没有正当职业，没有从事工商业活动的资金和技能，因此对他们分流处置成了解放初期城市整顿的首要问题，也成了传统的农业消费城市向现代工商业城市转型的关键。共和国初期的回乡生产、支援农业等等，则以解决上述矛盾为宗旨。

　　具体而言，可以划分为政治移民和经济移民两大类型：

　　（1）所谓政治移民，就是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反革命分子，旧军、警、宪人员，反动会道门头目和流氓地痞等等清洗回乡，确保城市的安定。这类移民大都在强制或半强制中执行。也就是说，被清理回乡的人（戴帽的四类分子或不戴帽的、内控的"阶级敌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农村基层组织的监督管理，都被剥夺了重返城市的权利。

　　这种政治移民曾经有过积极的作用，但后来却被滥用了。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1955年肃反运动中清理回乡的"阶级敌人"和"可疑"分子，1957年下放农村的资产阶级大右派，红卫兵运动中赶出城市的"牛鬼蛇神"，战备疏散中的"十种人"，"五七"干校的下台干部、知识分子等等，都是这种政治移民的对象。

　　（2）所谓经济移民，就是为城市游民、无业人员和逃荒者提供新的生存条件和就业机会。

　　解放初期，还有大量游民和失业者，他们被战乱捲入城市，但又无法溶入城市，而且大都是劳苦大众，是共和国应当关怀和爱护的对象。对这些人，不能采用强制措施，也不可能通过一、两次动员解决问题。所以，从50年代开始，各地政府便组织了多次回乡生产、开发内地、开发边疆的移民运动，力图把他们吸引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去。

　　比如，1950年劳动部便发布了《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规定"凡由乡村到城市不久或目前在乡村中有亲属可以回乡的失业工人，应由工会根据自愿原则，组织并鼓励他们回乡生产。" 由此，先后动员了16.5万失业人员回乡务农。

　　1955年4月，共青团中央代表团访问苏联，恰逢"老大哥"移民垦荒，大规模建设共青城，代表团便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建议学习苏联经验，从城市或城市边缘中动员年轻力壮的青年参加垦荒工作。

　　同年8月，北京60名青年率先组织志愿垦荒队，在黑龙江省萝北县开垦出1200亩荒地，建立了一个名为北京庄的农场。11月8日，天津市青年志愿垦荒队首批52名队员也到达萝北县，在千古荒原上开始了新的生活。据说，他们是团市委从17000多名志愿者中选拔出来的。临行时团市委还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当时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市长黄火青和市委、市政府其他领导人都到会送行，并向垦荒队授旗。

　　随后，北京和天津的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来到萝北，开辟了各类新型的农场。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下，上海青年开发淮北，浙江青年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开发青海的事迹陆续出现。用今天知青史的语言来说，叫做"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曲。" 而当年的北京青年自愿垦荒队。以及带领这支队伍的杨华，也成了知青史上循例要记上一笔的"鼻祖"级的人物。

　　对于上述的垦荒热潮，有些学者过分看重它和苏联"共青城"的联系，甚至认为："把城镇青年送去发展农村的想法并不是毛泽东首创的……那是出自毛泽东未来的死对头赫鲁晓夫的思想。作为共产主义领袖，他们两个都是农民出身，而且都受了民粹主义的影响。1954年初，赫鲁晓夫希望尽快改善不景气的苏联农业，忽发奇想，利用城市共青团员们的先锋精神，动员他们去开垦位于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三千五百万公顷的荒地。""原本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这一事实很快就被忘得一干二净，而毛主席却被誉为下乡运动的创始者。"（见潘鸣啸《失落的一代》）

　　其实，潘鸣啸等人都低估了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当年的中国领导人学习苏联经验，却没有忘记中国的国情，没有忘记中国知识人才奇缺的事实，所以，当年的垦荒动员都没有把城市知识青年列为重点；所以，参与支边垦荒的青年绝大多数都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城市失业青年和近郊农民，这些人大部分都没有念过初中、高中、都没有升大学，当专家、工程师的欲望。他们从"狭乡"迁往"宽乡"，从无立足之地到面对无边无际的原野，内心已是无限的满足了。

　　另外，50年代早期的经济移民，都以城市居民的自愿参与为原则。当年的移民者有拒绝的自由，有逃避的空间，有申诉的余地，已经下乡或回乡的，也有重新回城入户的可能。因为，当时还没有人民公社，没有城乡二元制，沒有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区别，所谓户籍迁移只是一个例行手续而已。

　　所以，50年代早期的经济移民，始终没有城市知识青年的专门概念，没有形成专门针对城市知识青年的动员和安置政策，即使在支边垦荒，移民揷社的浪潮中，有个别城市知识青年卷入其中，也只算是个"副产品"或"额外成果"而已。

　　二  1955年毛泽东发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的号召，目的是为农业合作化"争骨干、争知识人"，推动农村知识阶层的重建。

　　（1）20世纪初，中国农村旧知识阶层的解体和新知识分子的城市化。

　　中唐以来，我国的封建社会从初级阶段转向高级阶段，农民对地主（或豪强、士族）的人身依附也转变为一定的契约关系，因此，有过一个农村秩序解体，大批农民外流的非常时期，有过"清明上河图"的都市繁华和人口城市化水平高达13%的北宋皇朝。

　　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农村人口的流动，带来了一个新的商业化时期，既造就了两宋的繁荣，也凸显出农村的空虚和衰颓。为了应对危机，重建农业社会的秩序，当时的读书人在程颐、朱熹、王阳明等大儒的倡导下，纷纷"扎根"农村，参与制订家规、族规、村规、民约和兴办学堂、义田、义庄的活动，建立起一个以家族为核心，以知识分子为骨干，以儒家道德伦理为精神支柱的家族自治和村社自治的新制度。从此以后，"耕樵漁读"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的座右铭，"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耕田读书"成了他们奋斗终身的崇高目标。这些举人、秀才和童生们付出了辛劳和心血，也赢得了村民的尊重，成为近千年来农村的代言人和维系中国封建社会秩序的中坚力量。

　　20世纪初期，科举制度被废除，封建社会解体，这样一个知识分子阶层便失去了生存的基础，迅速地没落了、衰亡了。但是，来自于西方的新文化却和中国村社传统格格不入，人数极少的新派知识分子也无法得到农民群众的认同。所以，民初的农村就像鲁迅描述的那样，代表旧知识分子的孔乙己沦落为咸亨酒店门前的乞丐，代表着新知识分子的"假洋鬼子"却成了阿Q们攻击和嘲讽的对象。农村变成了文化的荒漠，新一代的农村知识青年都易地而居，流落到城市里去了。

　　1926年，彭湃在《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中写道："二十年前，乡中有许多贡爷、秀才、读书穿鞋的斯文人，现在不但没有人读书，连穿鞋的人都绝迹了。"

　　1930年上海《国民日报》一篇题为《乡村颓败了》的文章，也披露了这个可悲的事实，它说："年年大批的毕业学生自乡村跑进都会，不见一个返回乡间……乡村小学教师宁愿来都市为书局报馆抄写……"

　　几乎同一时期，梁漱溟遍走各地，最后在《北游所见记略》中发出同样的慨叹："像今天这世界，还有什么人在村里呢？有钱的人，都避到城市都邑，或者租界……有能力的人亦不在乡间了，因为乡村内养不住他，它亦不甘心埋没在沙漠一般的乡村，早出来了。最后可以说，好人亦不住乡村里了。"

　　（2）农业合作化激发起中国农村重构知识阶层的欲望。

　　1949年，全国解放，农村生产逐步恢复。据统计，当年的粮食总产量只有2264亿斤，但到1951年，粮食总产量已上升到2874亿斤。1952年粮食总产量超过3000亿斤，1953年高达3337亿斤，上交公粮后，农民人均口粮为487斤，平均每人每月40斤以上。在这个大好形势的推动下，一个农业合作化高潮席卷而来，一年以后，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22万个了。为此，中央召开第四次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作出1955年春耕前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60万个，1957年前后基本完成初级合作化并向高级社过渡的远景规划。

　　农业生产的繁荣，农村社会的复甦，推动着农村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一个重建农村知识阶层的历史任务也理所当然地浮出水面。所以，产生了动员知识分子到农村工作的新课题，诞生了毛泽东的经典语录，即知青史上赫赫有名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本意和城市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工作的潮流。

　　毛泽东的经典语录全文是："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泽东的语录出自1955年夏天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是为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撰写的按语。而大李庄乡的先进经验就是把7名初中毕业生和25名高小毕业生分配给各个合作社，解决了缺乏会计和记工员的因难，体现了合作化高潮中"争骨干，争知识人"的重要性。所以，毛泽东的原意是"参加合作化的工作"，是补充农村的知识岗位，重建农村的知识分子队伍，而不是后来的参加农业生产，当有文化的新农民，更不是什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

　　毛泽东的思想还体现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另一篇文章里。那是一篇题为《农业合作社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报道，毛泽东为其写下另外一段按语:"全国合作社，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不过，这里的"当会计"是赤裸裸地指明职业范围，它与后来反复宣传的参加农业生产的"精神"不相符合，于是就被人们偷偷抹去，最后竟完全淡忘了。

　　可见，当年的就业农村，充实农村知识分子队伍，与后来的上山下乡当农民截然不同。前者以农村的人才需求为前提，以发挥知识分子的优势为出发点，它凸显了知识的重要地位，也满足了就业者的物质需求，实现了他们的人生价值；后者却抹去了知识青年的特点和优势，使其等同于一般农业劳动力，甚至变成农民监督和改造的对象。所以，50年代中期"到农村中去工作" 的知识分子大都心情舒畅，安贫乐道，而后来的下乡知识青年却思想动荡，内心彷惶，绝大部分人都没有成为毛泽东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民。

　　毛泽东当年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还强调了一个"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的物质前提，强调了下乡者(包括回乡者)应当以适当的生活条件和适合自己的工作为基础，强调了双向选择和双赢的结果。这个思路是人性化的，实事求是的，可操作的。它体现了国家对知识青年选择职业的关怀、爱护、尊重和负责。

　　当年的"到农村去工作"，形式是多样的。有单位、行业对口下放，有大学、中专（技）校毕业分配，有政府部门出面招聘考核后择优录取等等。如"1956年5月，南阳市号召青年到农业合作社做会计工作，当时报名十分踊跃，最后从100多名报名者中挑选了40多名。"（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当然，更为大量的青年是通过农村亲友介绍、推荐而下乡就业的。这种就业形式曾经延续多年，为农村增添了大量人才，大概直到60年代初期才因为城乡二元制的确立而宣告终结。

　　由于当年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建立在重构农村知识阶层的基础上，所以，当年的知识分子和城市知识青年虽然离开了城市，失去了繁华的生活环境，却得到了另外一种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他们没有在生产第一线中叱咤风云，出人头地，却也在农村的各行各业中埋头苦干，敬业乐业，赢得了社会的尊重。他们没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身份，没有后来人的政治激情和变幻莫测的革命口号，但却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贡献。他们溶化在农村之中，消失在知青史的视野之外，但却是最最成功的一代。他们的人生，他们的经历，才真正体现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政策内涵。

　　可以设想，如果上述的政策能持之以恒，如果我们能扎扎实实地发展农村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商贸事业，为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的下乡就业营造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这个农村知识分子的群体必然迅速壮大，必然会发挥更为巨大的作用。

　　（4）重构农村知识阶层的衰颓和终结。

　　遗憾的是，在日益政治化的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到农村工作的渠道却未能健康发展。

　　从经济方面来说，是因为我国科教文卫投入一直偏低。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1953年至1959年的科教文卫投入，平均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58%。其中1958年下降幅度最为严重，仅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19%。十年文革（即1966年至1976年），国民生产总值累计25951.9亿元，科教文卫投入却只有653.29亿元，平均毎年60多亿，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1%左右。所以，农村的科教文卫经费一直奇缺，农村知识阶层的构建一直障碍重重。

　　从政治方面来说，是因为左倾思想作祟，蔑视知识，排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连年不断，农村知识阶层的建设也备受冲击。例如，1955年的肃反，1957年的反右，农村知识分子也成了打击、排斥的对象；到1958年，讲大话，放"卫星"，吃大锅饭，搞高产田，成了农村的新风尚，农村教科文卫事业的发展便只能画在墙上，构建在共产主义未来的宏伟蓝图中了。

　　从社会结构方面来说，60年代早期的压缩城市人口和城乡二元制确立，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划下一道致命的伤痕。它结束了城乡劳动力与知识人才自由交流的传统，也毁灭了城市知识分子下乡就业，回归田园的历史情趣。从此以后，农村成了一个可以自由地"进"，却无法自由地"出"的禁区，上山下乡和到农村就业也就成为失去迁徙自由，失去把握个人前途的人生"悲剧"了。

　　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的磨炼，中国人从大跃进的狂热中醒悟过来，但仍然是急功近利，目光短浅。就最初的上山下乡而言，就是过分强调投身农业生产第一线，过分沉醉了粮食产量的恢复和提高，忽视了重建农村知识阶层的战略意义。所以，在政府的宣传中，下乡当农民，当突击队员，当生产队长，都蒙上一层耀目的光环，而回乡当教师，当会计员、营业员就被曲解为怕艰苦、怕劳动的行为了。

　　及至60年代中期，阶级斗争极端化笼罩全国，农村知识分子变成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历史，他们的贡献，他们的热诚和光荣，更被全盘否定了。从此以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变成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专用口号。甚至直到今天，知青史的专家、学者谈到50年代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都侧重于参加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知识青年，而把当年"到农村去工作"，投身于农村知识阶层重建的那部分人完全忽略了。

　　三  1957年的小上山下乡运动，目的是在工业化迅猛发展的情况下为农村争夺知识人才，其动员对象主要是"家在农村"的回乡知识青年。

　　（1）1957年的小上山下乡运动不是"城市就业困难"的结果。

　　1957年，我国曾出现过一场小上山下乡运动。传统的知青史认为，这是"城市就业困难"的结果。其实恰恰相反，当年的小上山下乡运动是和城市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同步进行的。

　　根据一：1957年前后，恰恰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功推进、顺利发展的时期，是我国工业化重新启动的历史关键。据有关历史资料反映，1950年至1955年，全国登记失业人数分别为36．6万、37万、24万、43．9万、11．9万、5．4万。1956年，由于家庭妇女参加工作和部分农民流入城市，登记失业人数又猛增至102．5万。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企业职工人数也从1955年的2249万人，增至1956年的2473万人，新增就业职位224万个。1957年，工业化渐入高潮，企业职工又增至3103万人，新增就业职位630万个。以当年9900万城市人口计算，就业率高达31.34%以上，基本上实现青壮劳动力有业可就的目标了。

　　根据二：当年的工业化发展是正常的，政府大办工业，解决市民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的，还没有出现向重工业、向钢铁和煤炭倾斜的偏向，所以有持续发展的可能，有更上一层楼的趋势，不存在就业困难的隐患。事实上，1958年起推行低工资、多就业的政策，全国职工人数已猛增至4532万人，增加了1429万个就业职业，劳动就业率高达40%以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就业困难"的问题。（据回忆，1958年不但有数百万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城市青少年的就业人数也十分庞大，许多在校学生都当工人去了。所以，当时的中学生人数顿时流失20%--30%以上。）

　　由此可见，当年的"上山下乡"需求并非来自城市，并非因为"就业困难"。恰恰相反，"上山下乡"的真正需求来自农村，来自农村与城市工业化潮流争夺知识人才的欲望。也就是说，政府试图通过政治动员的办法，把一部分知识青年（尤其是家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吸引到农村中去，以平衡城乡的人才比例，改变农村的文化结构和促进农业合作化的发展。

　　（2）农村青年文化结构的变化和农村中、小学毕业生的历史尴尬。

　　解放前的中国农村，几乎成了一个文化荒漠。但随着土地改革的胜利，农村的经济已经得到恢复，农民的生活水平正在提高，一个小学或小学毕业程度的青年群体正在逐步形成。不过，这样的文化程度还不算学业有成，还不足以充当农村知识阶层的角色。他们中除了少数人可以升学之外，大部分都只能留在农村，成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新鲜血液。

　　所以，从1953年开始，国家便持续不断地对这部分农村青年进行"参加农业生产"的宣传和教育，力图使他们安下心来。例如，1953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指出："农村中许多高小毕业生要求升学，他们的家长也要求他们升学……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由于我国目前必须首先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还不能用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展初级中学，所以，这种要求在目前还不可能完全满足。因此，引导农村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乃是解决他们的出路问题的基本办法。"

　　相反，政府对城市知识青年则另有要求。如1954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社论《巩固和发展城市高小和初中毕业生的自学组织》说："估计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每年都可能有一批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学，暂时又不能参加生产劳动，这样，组织他们进行自学的工作，势必成为今后社会教育必不可少的形式。"也就是说，在政府的思路中，城市知识青年待业的方式是成立自学组织，继续学习提高；城市知识青年的就业方向，则是溶入城市各行各业，成为一个城市工商业的生产劳动者。

　　当然，在动员"参加农业生产"中，为了避免产生某种歧视农村小学毕业生的副作用，往往又把范围扩展到中、小学毕业生，甚至有意无意地把"农村"知识青年和"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和"参加生产劳动"混为一谈。所以，后来的"知青史"学者又可以在1953年的报刊中找到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词句，并且望文生义地把它定为上山下乡的源头了。

　　（2）1957年，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理论露出头角。

　　1957年1月，毛泽东在制定《1956年--195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提出新的设想："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85%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

　　与此同时，他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全国6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

　　为了落实毛泽东的主张，刘少奇马上行动起来。他走遍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和山东五省，多次接见教师、学生和回乡知识青年，鼓励青年当"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他说，知识青年"有文化，但是差两个条件，一不会种地，二是政治差"，所以下乡后"不要当干部，不要当会计，要先去种地，犁田、耕地"，创造一个"会种地，有文化，政治上好" 的条件，最后取得农民群众的支持，实现"……当社干、乡干，当乡长、当县长"的人生目标。刘少奇的讲话后来整理成文，以社论的形式发表在4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并且一度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理论源泉和精神力量。

　　如果说，毛泽东在《1956年-195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提出的的设想，只是勾画出一个"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的大方向，那末刘少奇的"当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则说出了"下乡上山"的真正目的：它和1955年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样，是为了"争文化人，争知识骨干"，培养新一代的有文化的农村干部。然而，领袖们的计划又似乎过分粗糙和急进了。它为回乡青年和下乡青年描绘了一个从农民到"社干"、"乡干"、"乡长"和"县长"的美丽蓝图，但却无法为他们提供一个实现理想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保障。因此，1957年的"下乡上山"动员失去了回乡、下乡知识青年的信任，甚至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大环境中，引发出一系列政治事件，演变成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3）小上山下乡运动在阶级斗争的烽火中进行

　　据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记述：

　　武汉市："对4月8日社论，群众思想上都很抵触，认为这是浪费人才，怀疑这种提法是否正确。初中毕业生抵触情绪更大，认为不能升学去当农民，就是葬送了前途、毁灭了理想，因而思想很混乱，学习也不安心"。

　　郑州市："对几个学校的了解，解决思想问题的占20%，理论上通，实际还有顾虑的占40%--50%，抵触情绪很大的占30%余，特别是干部和高知家长，不满情绪更强烈。"

　　河南潢川县："在该县应届毕业的900委名学生家长中，有200多人因家中缺乏劳力或其他原因不准备让子女上学，有500多坚决要求子女升学，100多人要求升不上学留原校继续学习，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抱正确态度。"

　　家长："一个邮电工人对儿子说，升不上学，下乡生产可苦了，一个强劳力一年只收入100余元，可当上干部一个月最少30元。"

　　学生："上了9年学，是有了一部分知识，但体力很弱，做那沉重的体力劳动是顶不上的……到农村，你有文化不也是锄地？文化有什么用？要是叫我们早种地，既能减轻国家负担，自己也有个劳动能力，不是一举两得吗？如今使我多失望呀！"。

　　于是，不同的意见在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中走向对立。

　　"广东海康县副县长、民主同盟负责人吴林在高中毕业生座谈会上说，高中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是大材小用……他还提出应该让高中毕业生与那些文化水平低的机关干部换班，含蓄地指责政府把知识看成罪恶，让学生下乡劳动其实就是劳动改造，等等"。

　　"广东海康县，在县长吴林的煽动下，有一些学生到报社，抗议该报关于毕业生的报道"。

　　"天津47中学生在校内散发传单，扬言绝不回农村，要求学校设立高中……还制制定了游行路线，准备联络外校学生一起游行，到市人民委员会请愿"。

　　"6月12、13两日，湖北省汉阳县一中有800多名学生（占该校学生总数的2/3以上），听信了今年升学只有5%的谣言，举行罢课、游行，提出许多反动标语和口号，捣毁汉阳县委、县人委机关，绑架殴打革命干部，企图捉拿兵役局长，事后又分头下乡进行欺骗宣传……"

　　然而，一切反抗都是徒劳的。6月底，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号角响彻云霄。8月6日，教育部和团中央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有关部门加强领导，警惕右派分子在毕业生特别是不能升学的学生中煽风点火的挑拨活动。同一天，汉阳县蔡甸镇举行3000人的揭发控诉大会，宣布汉阳一中罢课游行事件是反革命集团煽动和组织的反革命暴乱事件，并对事件中的为首分子予以逮捕。9月7日，主犯王建国等人被判处死刑。广东海康县的吴林，苏州一中、天津47中事件背后的教师，也劫数难逃，统统带上了右派帽子。

　　争论在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中划上句号。15000名知识青年响应号召，奔赴农村，当上了"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并且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领袖们的英明、伟大与正确。不过，运动过后，大跃进来临，大多数"新农民"又乘势而起，堂而皇之地回城就业去了。

　　热闹一时的小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偃旗息鼓，草草收场了。

　　（4）1957年上山下乡动员的实质和前景

　　1957年的小上山下乡运动吸引了一部分城市知识青年，但毕竟只是个别的现象。从运动的整体而言，政府对城市知识青年并没有过多的苛求，因为：

　　其一，当时城市工业化方兴未艾，职工人数一年增加600至1000多万，根本没有必要把大量的城市中、小学毕业生调到农村去；

　　其二，当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068亿元，教科文卫投入只有27.76亿，没有足够能力去解决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带来的安置问题；

　　其三，当时农村仍处在农业合作社阶段，农民以土地、农具和耕蓄入股，并以此参与分配，城市知识青年却一无所有，难以溶入其中，更难以得到农民的认同。

　　所以，虽然刘少奇提出当"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的口号，谈话中却一再使用"回到农村"、"回家以后"的字眼，可见其动员对象仍然是"家在农村"的有农村生活条件的回乡知识青年。同样，当年反对"4.8"社论，参与退学、闹事、示威和游行的学生，也有一个共同的心态，共同的口号："绝不回农村"。也就是说，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不外是一群回乡知识青年而已。

　　不过，关于回乡知识青年的故事也将要结束了--

　　1958年1月，国家颁布了新的户籍管理条例，城市中学都需要凭着城市户口本报名入学了；1961年，全国压缩城市人口，确立了城乡二元制，一切闲居城市的农村人口（包括在城市寄居、寄读的农村知识青年）都被清理回乡了。回乡知识青年的群体终于从历史的大屏幕中消失，上山下乡的"荣耀"终于降落到城市知识青年头上了。

第三章  1961-1963

压缩城镇人口和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

拉开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

　　一  压缩城市人口和城乡二元制的确立，不但结束了农村人口自发流入城市的历史，而且开启了一个城市人口单方面流向农村的新时期。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历史趋势从此形成。

　　（1）在压缩城市人口的浪潮中，第一次出现群体性的、大规模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中国人是在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中迎来20世纪60年代的。

　　1961年初，农村已经严重缺粮，城镇粮食供应也难以为继。为了及时摆脱困境，陈云再三提议进口粮食和压缩城镇人口。对于前一个建议，共和国高层有所犹豫，大概以为有损社会主义中国的伟大形象，但对于压缩城镇人口的主张，却毫无争议地通过了。

　　5月中旬，政治局委托周恩来主持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6月12日予以通过，6月1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批准下达。根据这个规定：（1）我国从1961年起，每年压缩城市人口1000万，精简职工800万，力争3年内回复到1957年的城市人口水平，即9900万人左右。（2）今后"全国城镇只许减人，不许加人，特殊需要加人的必须得到中央和政治局的批准"。（3）1958年制定的《城市户籍管理条例》进入到强制执行的阶段，农业人口再也不能随意入户城镇了。

　　于是，一场压缩城镇人口和确立城乡二元制的浪潮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首先是驱赶逃荒灾民。各个城市都动用了大量警力，沿街搜索，围追堵截，把所有乞讨流浪、露宿街头的灾民塞上汽车，押回原籍。接着是清理所有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强迫他们离开城市。第三步是通过街道和企业，对1958年1月1日以后入户城镇并有正当职业的人口彻查登记，一律取消户籍，遣送回乡。这轮风暴过后，一些四类分子、有历史污点的市民、甚至资本家家庭，就陆续成为压缩清理的对象了。

　　其次是工矿企业关、停、并、转和大、中院校的精简裁并。在这个高潮中，1000多万的工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二百多万学生被迫离开校园。（据历史资料记载，从1961年到1963年三年合计共撤并学校5460多所，压缩学生180万人。其中1961年撤并中等专业技术学校4000所，压缩学生100多万人；1962年撤并1300所，压缩学生70多万人；1963年撤并160所，压缩学生10多万人）。这些压缩下来的学生，来自农村的，由学校直接迁回原籍；属于城市户口的，一部分回家待业，一部分则由教育部门安排到农场去了。

　　于是，在压缩城镇人口的同时，又出现了一支城市闲散人员、失业工人和失学学生上山下乡的队伍，出现了一个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高潮。从知青史的角度来说，就是第一次出现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群体，第一次产生了"知青"这一个特定的政策概念。

　　（2）在团中央的号召下，城市知识青年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上山下乡的道路上。

　　经过各方面努力，1961年压缩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人，精简职工达873万人，但年终盘点，城镇人口仍比1957年多出2700多万人。1962年，中央又多次召开会议，提出加大压缩城市人口力度的要求。然而，由于城市中的农村人口已基本清理完毕，新一轮压缩的重点就自然而然地落到社会青年和应届毕业生身上了。

　　1961年12月20日，胡耀邦在12个省市团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出"就业问题怎么办？""根本的出路是什么？"正式把压缩城市人口和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联系起来。

　　1962年6月，共青团召开了三届七中全会，第一次把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援农业的问题提到共和国的议事日程上。25日，王伟就下乡安置问题作了专题发言，提出13种安置形式，为新一轮的上山下乡高潮勾画出蓝图。

　　同年7月，团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给走向农业战线的团员和青年的一封信》，从此，城市知识青年从失业工人、闲居市民的群体中脱颖而出，以独立的政治姿态出现在上山下乡的道路上。

　　10月，国务院农林办召开了第一次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正式把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纳入国家计划，就安置对象、方式、经费、物资等制定了相关政策、计划和保障措施，并组建了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这一机构后来几经变动，最后成为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加强这项工作的领导。

　　11月8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安排的报告。与此同时，一大批在"大办农业"中名扬全国的积极分子，如邢燕子、王培珍等等，又以知识青年的身份再次出现在舞台上，成为推动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榜样。

　　为了充实这支"领头羊"的队伍，共青团中央还做了一个跟踪调查报道100个知青典型的计划，务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再推出一批先进人物来。一年之后，一个下乡"体验生活"的文学青年，在另一个文学"老年"的举荐下脱颖而出，名扬全国，终于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功臣阁"巍巍乎高哉地搭建起来。一个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潮流"便开始形成了。

　　在这个历史阶段（1961-1963年）中，约有30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为自己、为千百万弟弟妹妹开辟了一条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他们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先行者，他们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洒下了汗水，奉献了真情，但其苍凉的背影，殉道者的形象，已渐行渐远，日益模糊了……

　　二  60年代城市知识青年的特点和60年代早期尊重下乡知识青年人权、兼顾其利益和个人理想的上山下乡政策。

　　（1）60年代城市知识青年的特点

　　共和国的前30年，是国家全能主义的30年。在这个历史环境中，人们只知道有国家的需要，不知道有个人的需求，只承认党的号召，不承认知青的理想和追求，即使是落实政策，也只是勉强承认其生存权利而已。这是一种有悖于人权的思维模式。遗憾的是，今天的知青史仍然无法摆脱这种模式，它们没有认真地、系统地研究城市知识青年的特点，更没有公开承认城市知识青年追求升学，追求工业化潮流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所以，我们有必要提出一些基本的观点，以引起后来的研究者的注意。

　　A.60年代，"城市知识青年"的发展和变化。

　　50年代，我国的国民教育水平极低，以1957年为例，当年的高中毕业生仅有19万人，除去10.7万人能继续升读大学，投入社会的也不外8万人而己。所以，不但初中学生，就连小学毕业生也在胸前插上两支钢笔，标榜其为知识青年了。

　　但到了60年代，社会环境就截然不同了。城市已经普及小学教育。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儿童入学年龄也普遍降低。当年的城市小学毕业生都只有12--13岁左右，既谈不上有"知识"，也和"青年"对不上号。所以，60年代的城市知识青年，实际上是指高、初中毕业生，其年龄在15、16岁到20岁之间。

　　此外，由于工业化发展和整个世界的经济腾飞、教育理念也大为改变，中国城市知识青年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都与50年代的城市知识青年迥然不同。具体地说，60年代的城市知识青年，大都是解放以后才进入学校的，他们在红旗下生活，在"知识就是力量"的感召下成长，既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也有着追求知识、渴望成才，进一步提升个人价值的强烈欲望。如果说，50年代早期的城市青年，满足于当一名普通的生产工人，50年代后期的城市知识青年则希望当车工、钳工，当一个能看图纸，能摆弄机器的技术人才。及至60年代，城市知识青年的要求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升高中、读大学，当工程师、医生、教师，逐步成为他们追求的理想和愿望了。

　　平心而论，在那一个教育资源困乏的年代，城市知识青年的目标未必都能实现，但是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理想，却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是60年代教育普及、科学发展和工业化潮流的产物，是值得尊重和鼓励的。

　　所以，60年代初期的城市知识青年，大都把上山下乡支援农业和个人的理想结合起来。有的人认为考不上大学是因为国家暂时困难，招生名额有限，希望一两年后再参加考试；有些人认为自己家庭出身不好，需要在劳动实践中争取表现，以"又红又专"的新姿态重新升读大学。当然，也有的人是为了独立自主，减轻家庭负担；也有些人是希望在支援农业的高潮中经风雨，见世面，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如天津市那一个著名的知青典型，最初就是抱着写小说的目的下乡的，而且正因为有一股再续《创业史》的雄心壮志，才选择了柳青体验生活的地点，在"典型环境"中寻找高、大、全的"典型性格"（据某些老知青在网上记述，当年曾看过她的报告材料，大都是一些如何深入生活，如何发掘先进典型的文学套话）。

　　但是，这种国家利益与个人理想兼顾的局面已经走到了尽头。60年代中期，毛泽东的国家全能主义终于颠覆了传统的观念，剥夺了个人理想生成和发展的权利。在这种日渐左倾的制度下，个人只是"党"和"国家"的驯服工具，个人的前途（升学、提干或者当专家、学者）都只能是"党"和"国家"对于驯服者的赏赐。所以，在后来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知青们的理想和追求，都统统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代名词，而且和大潮流鼓吹的"锣丝钉"论、"扎根"论构成难以化解的矛盾。

　　B.60年代城市知识青年的城市情结

　　我国的工业化起步较迟，而且由于长时间的战争和动乱，发展十分缓慢。所以，我国人口城市化程度不高，城乡对立尚未形成。在这个特定的国情中，城乡劳动力和人才的对流一直存在，农村青年把城市看成拼搏人生的战场，城市人也把农村视为落叶归根的圣土。直到50年代，许多城市人还保留着农村的祖屋，保留着自己和宗族、祠堂、祖坟的联系，不少人还乐于回乡娶妻生子，在两地分居中建立起一种城乡相连的小康生活。如那个不是知青的"知靑典型"邢燕子，其父亲是天津华北搪瓷厂副厂长，母亲是缝纫厂职工，全家20多口人，大部分都在城市。邢燕子却从5岁起被送回家乡，在祖父身边长大，后来又留在当地务农，就是一种三代人城乡结合，两地分居，互相照应的家庭模式。这种模式不但普遍存在，而且为人们广泛认同。

　　然而，这种亘古不变的传统、充满田园诗趣的梦想，却在压缩城市人口的浪潮中彻底破碎了。当年的驱赶"盲流"和限制农民入户城市，最终形成一个城乡二元制的格局，并且在城乡之间划下一道深深的历史伤痕。从此以后，农民失去了进城的自由，城市人也失去了亲近乡土的历史情趣，上山下乡变成了单向的劳动力流动，变成了城市人走向贫穷落后，受苦受难和前途尽毁的同义词，变成了政府大规模清洗政治异己和惩治"牛鬼蛇神"的工具。

　　60年代的城市知青，就是在这个大变局中下乡的，而且由于"扎根论"的日渐兴起，面临着永远无法回城、无法升学、无法实现人生理想的巨大压力。所以，60年代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又多了一份无法磨灭的城市情结，多了一份返回城市，延续其理想的追求。

　　可见，城市知识青年的个人理想和城市情结，是历史和环境的产物。只要这个大环境存在，就不可能在"斗私批修"中减退，也不可能在"再教育"中消亡。它留存在每一个知青心中，贯穿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全部过程，它使城市知青的精神世界永远独立于农村之外，它使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移民永远面对着一个既无法捉摸，又无法消灭的强大的敌人。

　　（2）60年代早期的上山下乡和上山下乡政策

　　A.干部子女带头参与。

　　当然，不管城市知识青年的构成和思想观念产生了什么变化，60年代早期的上山下乡仍以三年自然灾害为背景，以恢复农村生产为目的，它激励着青年人的爱国热情，它是一场干部子女带头，热血青年自愿参与的"精英"运动。

　　据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介绍，"1963年，北京市有248名应届中学毕业生到北大荒去，其中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就有31人。包括朱德委员长的孙女朱玉珍，白龙飞将军的儿子白强；到河南黄泛区农场的有万里的儿子万伯翔，郭沫若的儿子郭士英；到井冈山插队的有张以诚将军的儿子张修静，左齐将军的儿子张乐华，赖春风将军的儿子赖文润，甘祖昌将军的儿子甘锦荣。还有大学党委书记，教育、企业及研究机关的研究员、工程师、文艺界界的名演员，政府机关的厅长、局长、处长等，也都带头送子女下去……"。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还记有：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董良翮，"革命妈妈"陶承的孙女，等等……

　　当然，在这些先进事迹背后，还隐藏着一些鮮为人知的"秘密"：这些特殊"知青"大都不用迁移户口，往往由父母的"大"机关发一张公函，便下乡"锻炼"，再发一张公函，便回城"接班"。他们夹杂在普通知青中间，今天下田劳动，明天登台作报告，后天便消声匿迹，不知所终。但是，在纯朴的农民和同样纯朴的知青看来，这些"公子王孙"能纡尊降贵，走进民间，也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了。

　　B.人性化的上山下乡政策。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所谓自然灾害，农业生产面临困境，城市工业下马等等，毕竟都是暂时的现象。所以，当年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都没有扎根农村的打算。他们都希望支援"任务"完成后就能回城工作或升学，重拾个人的理想。这是一种先公后私，先国家后个人的人生观和道徳观，它为社会所承认，也得到当年政府的支持和肯定。

　　1962年6月25日，共青团召开三届七中全会，专题讨论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书记处书记王伟作了专题发言，提出了上山下乡13种形式：1。萝北式的远距离开荒；2。举办江西共大式的大学；3。经过"抗大"式学校的训练，然后到农村去；4。集体安置在生产队，分散地进行生产，5。到农村投亲靠友；6。在大队下新建核算单位；7。有组织的集体近距离开荒；8。统一分配到原有的国营农林牧渔场或机关农场；9。开办新的国营农林牧渔场，上山，下乡，下海；10。组织到国营农场当临时工；11。农忙季节组织下乡当季节工；12。举办缎炼性农场，组织青年轮流参加劳动……为长期到农村去做准备；13。在全民所有制农场中，建立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单位。

　　王伟的讲话有指导性的意义。正如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所说，"几乎包括了此后近20年安置知青下乡的所有形式"。其实，王伟概括的13种形式，不但具备了插社、插场，集体落户，个别人投亲靠友的雏型，也包括了长期、临时和过渡三大类别。也就是说，在当年的上山下乡潮流中，"投亲靠友"，当 "季节工"、"临时工"，"举办锻炼性农场，组织青年轮流参加劳动"，不迁移户口，或只办理临时户口登记等等，都是合理的，都是革命的行动。

　　更为突出的是，当年10月下旬，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路金栋在苏州汇报会上说道："干一辈子" 只能作为一个口号，一个号召，不要把它当作宣誓口号，如果形成宣誓口号，压力就很大……他还说，有的同志反映说，下去的人仅仅巩固了一半，巩固了一半也不错，要百分之百巩固下来是不可能的……

　　可见，当年的上山下乡思路灵活，形式多样，临时性的下乡，有期限的下乡，不用迁移户口的下乡，都普遍存在。所谓"扎根"，"一辈子务农"等等，都只是一个口号而已。只可惜后来的宣传（包括今天知青史专著）都有意识地把它们掩盖起来了。唯一掩盖不住的，是广州地区的"户口保留证"事件。它成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并且在文革初期掀起一阵风雨，所以，顾洪章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定宜庄和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都有所记述。不过，他们的记述都以1967年11月周恩来对广州两大派的讲话为依据，其内容是片面的，其观点也大有商榷余地。

　　C. 关于广州户口保留证问题。

　　1961年，由于工厂下马，学校关闭，大批工人和学生走进农村。

　　为了使这些下乡者顾全大局，安心务农，也为了使日后的工业上马和学校复课有足够的后备力量，动员单位都对他们作出承诺，答应日后优先抽调他们回城，甚至还拟订出一个回城的时间。1962年，团中央召开三届七中全会，提出上山下乡多样化的原则，便为各级政府兑现承诺提供了政策的依据。于是，1962年9月27日，广州市人民政府便发出了《关于城市人口下乡的户口迁移问题的通知》，决定："从1962年10月1日起，具有本市正式户口的职工、学生和居民参加国营农场（包括林场、渔场、果茶场等，下同和机关、企业自办农场、到农林人民公社插社的，在迁移户口的同时，并由所在街公安派出听发给保留本市户籍的证明，满四年以后需要迁回本市的，准予入户。在未满四年的期间内，如有特殊原因必须提前迁移回市的，经所在场（公社）提出意见，市劳动局批准，可以回市入户。适合学龄的青年，如中途考上本市正规学校的，准予提前迁移户口回城学习。" 与此同时，文件还规定，"对于1961年以来，经各单位和街道动员参加农场和到人民公社插社的职工、学生和居民，可以补发‘保留本市户籍，满四年后需要回来的，准予入户‘的证明……"

　　由此可见，广州的"户口保留证"是历史的产物，是在大规模压缩城市人口，支援农业的特殊环境下产生的，是各行各业支援农业与后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交接期间的，过渡性的政策，是完全符合中央意图的。从发放范围来说，这项政策不仅面对下乡知青，也面对下放工人和支农居民，不能简单地和后来的知青政策相对应；从实际效果来看，这项政策既缓解了城市的临时困难，也为日后的工业和教育发展留下人才储备，是合情合理并且具有积极意义的；从法律精神上说，"户口保留证"又是政府与临时下乡者的有效合同，一旦成交，双方都应信守承诺，忠实履行。所以，文革前就有许多人期满后返回城市，也有不少人在农村找到了新的位置，从此扎下根来。他们的自由选择恰恰证明，户口保留证的政策曾经深受欢迎，并为各地借鉴推广。据悉，当年除广州之外，广东各地都有过类似的尝试。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也披露过，"‘文革‘前天津市政府曾给下乡青年发放过户口保留证，允许4年后回城"。

　　由此也可见，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史--大潮》中说，"1963年周恩来提出把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作15年不变的方针，广州市委的许诺成了空头支票"等等，都是错误的，背离史实的，它不外是后来人道听途说，主观臆测的结果而已。

　　"户口保留证"的单方面毁约，是文革初期的事情。其大概过程是这样的：

　　1966年8月，广东省珠江农场一些领导人借"破旧立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机，组织官办知青造反队，游走于各大农场之间，强迫下乡知青交出户籍保留证明，并且扬言"户口保留证"是陶铸的修正主义政策，80%知青已"斗私批修"、"自我革命"，自觉放弃这个证明了。"知青造反队"的"革命"行动当然顺应了文化大革命的"潮流"，所以"当权派"都大力支持，乐观其成。

　　1967年1月1日，某些已经在"大批判"和"大夺权"中失去话语的省、市领导干部，在"造反队"的逼迫下签名同意取消"户口保留证"。从此"造反队"的"自我革命"大功告成，而另外一场反对废除"户口保留证"的运动拉开帷幕，并且在中国知青史上留下了一个特殊的印记。

　　（3）对留城观望者的宽容和尊重。

　　另一个历史的事实是：当年大力动员上山下乡，但却没有把它夸大成唯一的选择，知识青年追求知识，留城自学，进工厂当工人等等，都得到尊重和肯定。

　　1962年7月公布的《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关于当前任务的决议》指出："……对不能下乡和暂不愿下乡的，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协助政府在城市安排他们自学，或从事家庭手工业生产和其他劳动"；11月8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城市社会青年安排问题的报告，"建议了三条安排城市知青的出路。一条是上山下乡，一条是在城市就业，一条是组织自学"。

　　与此同时，各地政府都为城市青年广开就业门路。1962年8月3日，《南方日报》在《广州市中学毕业生代表会议结束》一文中写道："……一部分到手工业、服务业当学徒；一部分担任夜校、民办学校或儿童识字班、简易小学教师。不能从事这些工作的毕业生，可以读夜校、广播学校，或参加街道自学小组进行自修……"，

　　据《中国知青史--初澜》记述，当年的《北京日报》等还专门组织了"服务行业是否低人一等" 的讨论。其实，这种讨论也曾在全国各地展开，目的是吸引城市青年向街道集体企业、服务行业甚至个体劳动的方向发展。从此，城市的街道工厂、民办中小学、民办补习学校和民办函授学校如雨后春荀，迅猛崛起，为城市知识青年的就业和成长提供了多种选择机会。

　　(4)隐藏在知识青年下乡支农背后的社会矛盾和它的发展趋向

　　透过上述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到，60年代早期的上山下乡建立在尊重宪法、尊重人权，尊重城市知识青年个人理想的基础之上，它继承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民主作风，体现了共和国高层关爱民众、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也为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谱写了最为灿烂的篇章。但是，这场支农运动毕竟建立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下，建立在城乡二元制确立的大环境中，所以又不可避免地打上那一个时代的烙印，潜藏着那一个时代特有的社会矛盾和悲剧色彩。具体地说，当年的下乡知识青年既是爱国者，又是城市的失业者和被淘汰者。

　　如上所说，60年代早期的知青是一大批因为工厂下马、学校关闭而下乡的。他们的构成不如参军、升大学者那样单纯。他们中有的是反动阶级子女，甚至是父母被镇压的"杀属"，这些人早就被边缘化了，他们的自修、补习、参加高考和申请就业都纯属一厢情愿的行为；他们中间还有一些犯过错误或擅自离职的"社会青年"，按照劳动部门的有关规定，这些人也不再安排就业（起码不能到国营企业工作）。所以，顺应压缩城市人口的趋势，把这些城市"废料"动员到农村中去，也成了政府扩大压缩战果和净化城市的重要手段。

　　所以，当年的学校和政府机关一方面以高昂的调子动员他们上山下乡，支援农业，并且为这些无知的孩子献上大红花，戴上一顶顶"革命知识青年"的桂冕，另一方面又把他们的沉淪记录在压缩人口和整顿城市秩序的"战果"上。

　　所以，当年的下乡知青都具有双重的身份：从支援农业的角度来看，他们是革命的先锋，连接城乡的桥梁；从压缩城市人口的角度来看，他们又是一群城市的失业者，是备受清理、淘汰的"多余人"。所以，在一些管理正常的公社和农场中，城市知青受到农民的欢迎和领导者的重视；而在另外一些公社和农场中，城市知青却又受到鄙视、排斥和凌辱，并且由此产生出许许多多的恶性事件来。

　　为此，定宜庄在《中国知靑史--初澜》中先后记述了北京延庆农场严重污辱女知青的事件，河北省唐山市柏各庄农场扣压知青口粮，私拆家信，开会批斗，拳打脚踢，甚至骗婚、逼婚的事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云南橄榄坝农场的案例：该农场知青生活艰苦，住房破漏，五分之四的人迫切要求回家，半数以上的人正式提出申请，并且发生过逃跑、偷越国镜和自杀事件。这些事件以乎在向人们说明：大规模的、无选择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没有前途的，它必将导致更多的伤害，引发出更多的社会矛盾。

　　然而，中国人的头脑正在"防修反修"的高温中发酵发热，谁也没有看到事件的本质，谁也没有从中吸取教训。恰恰相反，一个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计划却在共和国高层中逐渐成形了。

　　三  1963年下半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共和国高层中策划。一场支援农业的爱国热潮，将在"防修反修"的政治斗争中转化成全面改造城市知识青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6月，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复苏，压缩城市人口胜利结束，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任务也顺理成章地宣告完成。虽然，一部分人继续上山下乡，仍是城乡劳动力与人才交流的需要，但对于大多数的下乡知青来说，分期分批返回城市，升大学，进工厂，回归正常的生活，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但是，1963年下半年的形势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苏矛盾完全公开，一场互相攻讦、互相否定的论战已经拉开帷幕。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把赫魯晓夫定为修正主义者，把苏联的问题归结为资本主义复辟，同时也逐步建立起一套阶级斗争，教育革命，防修反修和清除修正主义社会基础的理论。于是，60年代早期的支农运动也在政治斗争的烈火中扭曲变形，向着另外一个方向转化了。

　　（1）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蕴酿和"一锅端"上山下乡的思想萌芽。

　　A．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蕴酿的。

　　具体时间为当年6月29日到7月10日召开的中央六个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

　　具体标志是周恩来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并要求各大区、省、市、自治区编制出15年的安置计划。

　　B．知青史和知青史研究者都没有发现，"一锅端"的上山下乡早在这场蕴酿中露出端倪。

　　配合周恩来的要求，8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声称今后的15年内，将分批逐年达到劳动年龄，单就200个左右大中城市计算，每年大约有200万人，除城市就业、参军和自动下乡的一部分以外，估计每年有100万人左右的需要有计划地安置下乡……

　　然而，当年10月18日周恩来又对此作出修改，他说，今后18年内，要有3500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平均每年200万左右）……也就是说，当年需要参军、升学，投身社会，参加工作的人都必须上山下乡到农村去了。

　　对于周恩来提出的数字，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史。大潮》中解释说："提出要有3500万知青下乡的基本依据是：每年进入小学的1500万新生里面，农村约占1200万，城市约占300万，城市最多只能增加就业人数100万，再加上高等学校最多招生30来万，合起来才130万人。高等学校还不能全部从城市招生，还要招收一部分农村学生。所以，大中城市出生的人，大约每年仍要有180万以上的人等待安置就业……"

　　其实，这个解释也值得商榷：第一，就城市而言，当年进入小学的新生必须在9至12年后才踏入社会，所以，当年的300万小学新生人数绝对不等于当年的中学毕业生人数。第二，迄今披露的统计数字也无法证明城市毎年能有300万中学毕业生或需要就业的知识青年。（笔者试作推算：其一，据《中国知青史》引用《中国教育年鉴》资料云:1966、1967年的全国中学毕业生约为402万人，平均每年201万人。剔除农村的中学毕业生所占部分，文革初期的城市中学毕业生每年约为150万人左右。其二，从1966年到1977年，上山下乡成了城市知识青年的基本出路，上山下乡总人数共计1510.25万，平均每年125.85万，加上留城、参军的，每年的城市中学毕业生仍然为140--150万人左右。）

　　可见，60年代的城市中学毕业生或需要就业的青、少年实在不足200万人。周恩来在1963年10月18日讲话中说18年内要有3500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平均每年200万左右），只能有一个解释：当年的最高领导人已经暗下决心，要所有中学毕业生中断学业，"一锅端"地上山下乡去了。

　　C．关于"城市每年只能安排100万人就业"的反思。

　　在上山下乡运动的蕴让过程中，还有一个明显错误却又刻意坚持的观点，即"城市毎年只能安排100万人就业"。

　　从理论上看，当年城市人口大约11000万，如果每年只能增加100万个就业职位，其增长率就只有0.9%。这就说明我们的工业化速度太慢了，太落后了，甚至是死路一条了。这种现象从来不存在，更不应当把它视为15年或18年内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状态。

　　从事实上看，我国的职工人数每年都在大幅度增加。1955年，全国职工人数2249万，1956年增至2473万，增加就业职位224万个；1957年全国职工人数上升至3100万，增加就业职位628万个；1958年全国职工人数上升为4594万，增加就业职位1493万个；60年代早期，由于工业下马，职工人数一度缩减，但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国民经济复苏，职工人数再度攀升，1965年增至4965万人，共增加就业职位1542万个，平均每年増加600万个。可见，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从来不存在一个"城市每年只能安置100万人就业"的问题！恰恰相反，只要没有"天灾人祸"，没有极左政策的干扰，每年增加300--500万个就业职位是完全可以的。

　　奇怪的是，在上山下乡动员的过程中，我们却背离了"社会主义形势大好"的宣传手法，不断地夸大矛盾，强调困难，60年代抛出个"毎年只能安置100万人就业"的假象，70年代又强调基本建设过大，今年内要减小招工，甚至不招工等等，其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为了断绝城市青年留城就业的幻想，促使他们大规模地，自愿自覚地走进农村。

　　（2）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招工为新一轮上山下乡运动的揭幕。

　　A为上海知青远赴新疆而量身定做的"革命"口号．

　　1963年以前，上山下乡的动员都停留在压缩城市人口，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基调上，其目的是解决城市人与农村挣粮吃的问题。直到196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还发出《关于全部完成和力争超额完成精减任务的决定》说：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全国减少吃商品粮人口2000多万，提出63年减800万，今后15年内，每年动员和组织过百万城镇青壮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但到1963年夏天，这个动员下乡的调子就骤然升级了。

　　6月9日，上海召开1963年高等学校毕业生代表会议，给全市高等学校毕业同学写了一封公开信，首次提出"上海青年志在四方"的口号。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进一步号召"本届毕业生，热烈响应祖国号召，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边疆去，把知识献给祖国和人民，把自己锻炼成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做一个能挑重担，能经风雨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招工人员就在这种新口号、新氛围下降临上海，拉开了动员10万上海知青进新疆的的帷幕。

　　当年的招工人员在政府机关的配合下，走上街头，走进学校，打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的横额，奏起了《新疆是个好地方》的乐曲，反复地宣传新疆的美丽和支援新疆建设的伟大意义。他们歌颂了参军的光荣，兵团的风貌，描述了老一辈农垦兵开天辟地的丰功伟绩，也忘不了介绍了甜美的葡萄和浓香的哈密瓜，甚至作出了可以在新疆上技校，当技术人员，当国家干部，可以复员回大上海的承诺。这些浪漫的画卷，美好的前程终于点燃了城市青年心中的火焰，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报名高潮，并且循例地涌现出许多好人好事，如写决心书、申请书，偷取户口本报名，与落后家长展开思想斗争等等，一时间把那南京路上、黄浦滩头闹得个红旗招展，热气腾腾，歌声嘹亮，万象更新。两个月后，15000名青、少年终于踏上西去的列车。年底，又有5000名应届毕业生带着梦想走进新疆。

　　于是，一个美丽的中国神话诞生了：中国的城市知识青年正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于是，一个让世界瞠目结舌的中国传奇出现了：中国的城市知识青年心甘情愿地抛弃学业，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供奉在共产主义的祭坛上！

　　B．文革前上海知青奔赴新疆的目的

　　其实，在踏上这一段人生历程的时候，许多青年还未满18岁，有的甚至只有15岁左右，属于未成年的上山下乡"童工"。这些年幼无知，毫无机心的青涩少年根本不懂得这次"远行"的意义，他们还以为，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也和参军一样，几年后就可以复员，就可以回家，就可以进工厂，升大学，重新融入城市的生活。但是，这些上海知青的幻想马上就要破灭了。他们"在西去列车的窗口上"，看到了小说中描述的穷乡僻壤，看到了饥肠辘辘、衣不蔽体的灾民，看到了天苍苍，野茫茫和"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悲凉画面，于是有人哭了，有人下车逃跑了。有人终于在相互沟通中明白，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不过是当了个军垦农场的职工，而且根据国营企业职工不能擅自离职的原则，他们已经失去了再次选择职业的机会，失去了重返大上海的一切可能了。

　　几十年后，当年的上山下乡"童工"都己白发苍苍，儿女成群，陸续接近退休的年龄，他们才从零星杂乱的回忆中得知，当年的招工是精心谋划的。早在1962年底，农垦部部长王震就在兵团的高层会议中透露过三年内招募10万上海知青的庞大计划。招工开始之时，相关活动也一直备受中央的关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周恩来不但亲自为北京中学毕业生作上山下乡动员报告，还指示上海市委派遣工作团赶赴新疆考察，寻找安置上海知青的基地。而在上海知青远赴新疆的同一时间（即1963--1965年）内，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先后批准建立甘肃、青海、宁夏和陕西农业建设师，并由新疆兵团抽调干部传授经验，帮助组建。与此同时，西藏自治区也组建了扎木农建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在原有十个农建师的建制下迅速扩大，新编了第十一、十二、十三和十四农建师，为接受更多的城市知识青年作出了准备。

　　可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招募10万上海知青的活动，不但深思熟虑，形式创新，而且来头不小，后台很大，它是毛泽东"防修反修"，大规模清理、遣散和改造城市知识青年的"彩排"，是新一轮政治大移民的序曲和前奏。

　　以三年经济困难为背景的支农运动走到了尽头，另外一场声势浩大的，目的和意义截然不同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就拉开了帷幕。1800多万城市知识青年将陆续走上祭坛，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去演绎那一场毛泽东时代特有的，充满政治色彩和人生感悟的历史悲剧了。

第四章  1964-1967（上）

上山下乡在"防修反修"浪潮中

演变成一场改造城市知识青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4年1月17日，建国以来第一个关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丶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隆重出台。

　　2月16日和2月28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继续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热情关怀回乡下乡的知识青年》，先后从城市和农村的角度作出动员和接纳城市知识青年的号召。

　　3月21日，粮食部发出《关于城市下乡青年粮油供应工作的几项规定》；4月6日，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发出《关于在高寒地区安置城市下乡青年冬装补助问题的通知》

　　为了配合这场运动，展示新的思想和新的气象，中央特意成立了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并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内设立了指导全国安置工作的办公室，全国各城市的压缩人口办公室也在一夜之间换了牌子，变成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与此同时，共青团中央和农垦部也相继制订了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和接受下乡人员的有关规定。

　　于是，一场规模巨大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算是号角齐鸣，粮草先行，轰轰烈烈地启动了。

　　一  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防修反修"、"争当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革命嘉年华中正式拉开帷幕。

　　1964年，是城市知识青年最为兴奋的一年。

　　这一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批判"苏修"的大块文章频频见报，每一篇都义正词严，铿锵有力，每一篇都让青年学生心潮激荡、热血沸腾，巴不得马上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用李铁梅高擎红灯的方式证明共产主义事业光芒万丈，后继有人。

　　这一年，"政治气氛浓浓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宣传教育空前强化。人民公社被描述成朝气蓬勃的新天地，都市生活被丑化成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污泥浊水。年初，《人民日报》报道了"上海知识青年活跃在天山南北"的消息，刊登了中学生们熟悉的诗人贺敬之（其作品《回延安》曾选入中学课文）歌颂上海知青奔赴新疆的长诗《在西去列车的窗口》，喊出了一大堆诸如"江山啊，在我们的肩；红旗啊，在我们的手" 的豪言壮语；年底，一部表现高干子女参加边疆建设的话剧《年青一代》风靡全国，场场爆满，为城市知识青年指出一条"逃离"城市、"逃离"资产阶级"包围"和"腐蚀"的革命道路。

　　这一年，"好人好事多多的"。《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第一次联手推出董加耕的事迹。树立了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一个先进典型。董加耕的特点是比前人多了一本雷锋式的日记，多了一些"身居茅屋，胸怀天下；脚踩污泥，放眼全球"的政治誓言。而撰写政治日记，正是当年最时髦的行为，是宣示忠诚的基本动作，也是道德理想主义者自我修养的必备形式。所以，对于董加耕的宣传，又远胜于年前出现的邢燕子、王培珍、周明山和侯隽了。

　　随后，一大批国家级、省、市级的知青典型粉墨登场，构成一个城市知识青年英雄辈出、繁星闪烁的辉煌时期。这些明星的事迹连篇累牍地刊登在报纸上，这些明星的肉体真身又频频出现在各个城市、各个学校的演讲会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个光芒四射的政治名词，刹那间从"九评"中的抽象概念变成活生生的人物，而且活生生地站在青年眼前了。当年的追星一族兴奋了、激动了，热血沸腾地上山下乡追星去了。

　　这一年，毛泽东也似乎有信心、有诚意把十七、八岁的娃娃打造成革命事业接班人。12月26日，老人家举办生日家宴，特意邀请了邢燕子和董加耕，并把他们安排在自己两旁（其实邢燕子和董加耕分属干部和农民子女。真正的城市知识青年，尤其是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的城市知识青年，是永远没有资格入座的），那一天，能同时获此殊荣的"民间代表"还有陈永贵和钱学森。这就是说，在毛泽东心目中，上山下乡与农业学大寨、制造原子弹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它将是一场防修反俢、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斗争。

　　于是，头脑发热的城市知识青年又兴奋了若干时间。他们以为，终于等来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终于盼到了一个挤身于无产阶级革命家行列的伟大时代！

　　然而，就在这场革命"嘉年华"中，上山下乡的理论和政策也来了个根本的改变。比如：上山下乡从"支援农业"上升为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措施，上升为城市知识青年革命化的唯一道路，上升为移风易俗，缩小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重要环节；上山下乡的形式也从多渠道，有期限变成"扎根农村干革命"，永远"战斗"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了。

　　总之，"新张开业"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己经在政治浪潮的冲击下扭曲变形了。

　　二 1964年5、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是阶级斗争极端化的起点，也是上山下乡从改造"客观世界"的精英运动转化成改造"主观世界"的政治移民运动的关键。

　　（1）1963年7月至1964年7月的九篇论战文章奠定了十年文革的理论基础。

　　文化大革命的口号是"防止赫魯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所以，它的源头来自60年代早期爆发的中苏论战，它的理论基础来自1963年7月至1964年7月的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大块文章，它的转折点就在1964年，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定稿之际，在当年5、6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三陵会议上。

　　正是在这一场论战中，我们把赫鲁晓夫推进现代修正主义的行列，把苏联的问题夸大为"大量地出现了同无产阶级敌对的资产阶级的猖狂活动"，甚至断言："赫鲁晓夫修正主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苏联人民用血汗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种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骂战方式痛快淋漓，相当解恨，但倘若附诸实行，用以来观察、处理国内的关系，就马上变成一种极端主义的谬论了，它使前30年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提升到阶级斗争极端化的阶段，也使共和国从鼎盛走向衰落，从辉煌走向动乱。

　　（1）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关于"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手里"的讲话，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发展为阶级斗争极端化的转折点。

　　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立国，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现象时有发生，有时反而同仇敌忾，巩固了政权。比如50年代的肃反、反右斗争，锉伤了上百万的群众和知识分子，但却也确立了政党中心主义和国家全能主义的格局，奠定了社会主义道路不可逆转的政治方向。

　　1962年10月，毛泽东重申"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3年8月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共产党领导人藏厚雄人，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新的估计。他说："现在农村还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掌握在敌人或同盟者手里"。此话轰动一时，但认真推敲，也还没有脱离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常有轨道。因为，生产队毕竟不是政府机关，生产队长也不算国家干部，而且"掌握"了生产队领导权的"同盟者"也不能算是阶级敌人。

　　但随着中苏论战的白热化，毛泽东的估计就走向极端了，1964年6月8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 于是，大权旁落的已不是生产队，而是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机关。于是，中国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转化成一场全方位的反复辟斗争，转化成一场关系到共和国生死存亡的大决斗了。

　　（2）1964年的阶级斗争极端化揭开全面否定文化、教育战线的"革命大批判"的序幕。

　　众所周知，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一贯猜疑、敌视。1962年广州会议，周恩来、陈毅为知识分子"脫帽加冕"，改称其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我们的伟大领袖却始终不发表意见。

　　一年之后，毛泽东终于打破沉黙，对文艺界、知识分子发起批评，他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段话语气很重，但探索其精神，还承认对方是"共产党人"，还承认"咄咄怪事"属于党内矛盾。

　　1964年6月，"三分之一权力落在敌人手里"的理论出台，毛泽东的批评就急剧升温，变得更为强硬了。

　　6月27日，他说："……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非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8月20日，毛泽东开始全盘否定文化系统的工作。他说:"文化团体也要赶下去。文化部可以改为帝王部，最好取消。"

　　10月，毛泽东干脆把文化、艺术、教育、学术界摆在敌我斗争的位置上，公开宣判了他们的政治死刑，关键词就是：资产阶级控制了这些部门。他说："资产阶级掌握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可顽固呵！尽是他们的人，我们的人很少"，"整个文化系统不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整个文化部都垮了。"

　　从此，一场关于文化艺术和学术领域的大批判、大讨伐拉开帷幕，一大批小说、电影和戏剧作品受到围剿，一大批史学、哲学、经济学的名家也被推上政治异端的审判台，如吴晗、翦伯赞的"让步政策"、"非阶级观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冯定的"平凡的真理"；孙冶方的"利润挂帅"、" 物质剌激"等等，神州大地，已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搂" 的地步。

　　C．1964年的"教育革命"逐步展现出毛泽东改造青年一代的意图。

　　当年的十三陵会议，重点是讨论《九评》的社会主义社会十五项原则和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六条标准，研究青年一代的思想问题和政治动向。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尚没有公开毛泽东的全部讲话。所以，我们只能从毛泽东提倡"教育革命"的言论中看到他对青年一代的评价。

　　1964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一，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以诙谐逗趣，妙语连珠的方式，吹响了"教育革命"冲锋号。

　　他说："学制可以缩短。学制缩短以后，中学毕业生只有十五六岁，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队生活……""现在课程多，害死人……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现在的考试……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3月10日，毛泽东又在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一的来信中作了批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搞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地得到发展。"

　　7月3日，毛泽东给陆定一写信，发出了"七三指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

　　7月5日，毛泽东终于在与毛远新谈话中，点出了"教育革命"的核心内容：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透过这段谈话，人们终于明白：毛泽东的"教育革命"，不是为了更新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是为了开展"阶级斗争"的教育，解决青年一代脫离三大革命运动，"不了解农民"，"不了解工人"，不懂得"仇恨"和"感恩"的"重大"问题。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的"7.5谈话"赢得了特殊的政治地位，它由毛远新整理成《谈话纪要》，交给毛泽东审阅，并在他的同意下印刷发行，一时间大会转达，小会传播，成为一份比公开文件更具权威的"圣谕"。

　　9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把毛泽东"7.3谈话"的精神发挥到极致。它说："高等学校文科脱离实际的倾向十分严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影响相当普遍。有些学生不听党的话，不跟着党走，而是跟着资产阶级专家跑。他们可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而且由于文科毕业生将来会掌握国家的上层建筑，就有使我国有发生‘和平演变‘的危险。"

　　于是，9月19日文化部发出《高等艺术院校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1965年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组织高等学校理、工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一个到阶级斗争中去锻炼、改造的高潮已在高校学生中形成。推而广之，到农村中去，和贫下中农相结合，"恶补"阶级斗争的"主课"，也就成为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根本目的了。

　　三 1964年，毛泽东亲自为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定下调子

　　196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终于借助会见日本友人的场合谈及城市知识青年，并为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定下调子。他说：

　　"我们现在的青年人没有知识了，没有见过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所以说他们是吃蜜糖大的……吃蜜糖长大的，赶也赶不走。我们赶他们下农村，他们不肯去。我的女孩现在下去了。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

　　（1）毛泽东"10.16"谈话的要点。

　　毛泽东的"10.16"讲话是在1964年阶级斗争极端化的大环境中产生的，其内容也深深地打上那一个时代的烙印，具体而言，有五个要点：

　　A．在毛泽东看来，阶级斗争是青年必修的一门主课，城市知识青年"没有见过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就是不懂得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懂得"仇恨"和"感恩"，只能算是一个"没有知识"的群体。

　　B．在毛泽东看来，教育的"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向工农学习，与工农结合。17年的教育制度拒绝了这个原则，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而他们培养出来的城市知识青年，就是一群脱离三大革命运动的残次产品。他们虽然"读了十几年书"，但也只能是"越读越蠢" 而已。

　　C. 在毛泽东看来，现在的青年人长在红旗下，过着优越的生活，"是吃蜜糖大的"，但是却害怕艰苦，害怕劳动，"赶他们下农村，他们不肯去"，这就是上山下乡阻力重重的根本原因。

　　D．在毛泽东看来，解决城市知识青年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请贫下中农"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在农村的三大革命运动中补上一门阶级斗争的主课。

　　E．在毛泽东看来，在上山下乡动员中，一定程度的强迫措施--"赶"，将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手段。

　　毛泽东的"10.16"讲话当年没有公开发表，但其内容已广泛流传，而且在国人中形成共识。从此，"没有知识"、书读得越多越蠢，成了社会舆论攻击城市知识青年的武器，上山下乡也从"支援农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正式转变成一场强制性的、改造城市知识青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

　　（2）毛泽东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定位，导致社会舆论和宣传方向的急剧转变。

　　如果说，60年代初期的上山下乡是一场少数人自觉参与的精英活动，大都以鼓励、赞扬、肯定成绩，夸大其历史意义的方式来动员，那末从毛泽东讲话发表开始，上山下乡便明确定位成一场改造城市知识青年的政治移民运动了。所以，动员的形式也变成了"赶"。具体地说，就是夸大城市知识青年的缺点，渲染他们中间的"流氓"、"阿飞"现象，甚至抓住一些人的家庭问题，上纲上线，施加压力，造成一个不上山下乡不足以改变其面貌的大趋势。

　　比如：1963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号召"本届毕业生，热烈响应祖国号召，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边疆去，把知识献给祖国和人民，把自己锻炼成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做一个能挑重担，能经风雨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言语间充满赞扬和期待，第二年4月6日，团中央提交一份《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就在称赞城市知识青年的同时指出其"缺乏艰苦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等等，开始逐步突出世界观改造的主题了。

　　毛泽东的"10.16谈话"出笼后，这种改造城市知识青年的调子又提升了八度。及至1965年元旦，路金栋对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广播讲话就充满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了。他说："党号召你们走革命化的道路，下乡上山同农民相结合，为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贡献自己的力量。而资产阶级和社会上一部分落后势力，包括你们中间一些人的家庭在内，却向你们散布‘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引诱你们走另一条道路，同革命化背道而驰。引诱无效时，他们又采取各种手段阻拦你们，向你们施加种种压力……

　　与此同时，路金栋还批评了知青中的升学梦和"镀一镀金"的思想，甚至用"不革命"和"反革命"的帽子来恐吓和威胁。他说，"由于同工农相结合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又由于脱离了工农而返回到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道路上去，这样的知识分子，过去有，今天有，将来也还会有。因此，你们不仅要记住毛主席指出的‘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反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民众相结合‘这个唯一的标准，而且还要记住‘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了‘ 这个中肯的告诫……"

　　其实，60年代的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时代，60年代的城市知识青年大多数来自工农家庭，他们本来就是工农的后备军，本来就要和老一辈的工农群众相结合。没有理由说上山下乡就是革命，留城工作，进工厂当工人就是不革命；更没有理由说"扎根农村"才算革命，回城就是"压迫老百姓"，就会滑到反革命的队伍中去。路金栋们无限上纲，夸大其词，甚至搬出陈年本本旧教条，以"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帽子相威胁，目的是强化"赶"的功能，但这种越来越强烈的政治压力已使城市知识青年感到惶恐和迷惘了。

　　四 1964年的大、小三线建设和城市人口战略大转移为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极端化火上添油。

　　以上山下乡的方式大规模改造城市知识青年，是这场运动的基本目的，但每年近百万的青少年下乡，又必然影响城市的安定和工业的发展，所以其可行性尚待证明。不过，在那一个特殊的年代，这种"证明"也应运而生了。那就是大三线建设和城市企业、人口战略大转移的战略构想。

　　（1）大三线和城市人口战略大转移的产生。

　　60年代，是一个冷战的时代。而我国，则由于台湾海峡的局势和中苏关系的日益恶化，多了一份战争的敏感和想象。

　　1964年4月25日，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的一份报告指出：国家建设中战备漏洞很多，具体而言，约为四点；其一，全国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60%以上的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其二，全国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和25个人口五十万至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区，防空问题尚无保证；其三，主要铁路、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缺乏应付袭击的措施；其四，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有限，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所以很有必要对沿海城市、地区的工业布局予以战略性的调整。

　　这份报告迎合了当年的冷战思维，迎合了"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分析，因此也深深地剌激了毛泽东的神经，并且在老人家的脑海中翻腾激盪，迅速形成一个建设大三线的伟大构想。

　　5月10日，毛泽东聆听国家计委汇报，得知铁路建设能力有限时，感慨万分地说："酒泉和攀枝花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

　　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找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谈话，提出要搞一、二、三线战备布局，特别强调建立四川攀枝花钢铁生产基地。他说，大家如果不同意，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西昌通不通汽车？不通，我就骑毛驴下西康。搞攀枝花没有钱，我把工资拿出来。

　　6月6日，毛泽东再度发表讲话，重申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强调"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他的讲话终于得到与会人员的共鸣。由此，"三五"计划的重心转入备战，一个建设大、小三线的战略布局开始产生。

　　（B）大三线、城市人口战略大转移与上山下乡运动的结合。

　　所谓大、小三线建设，带出另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对沿海地区、大中城市的建设实行停（停建新项目）、缩（缩建在建目）、搬（将一些单位全部搬到三线）、分（将一些单位一分为二，部分搬迁）、帮（即一、二线企业对口支持三线单位）；那就是"伤筋动骨"，来一场沿海地区、大中城市企业、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战略大转移。

　　但平心而论，这种"大转移"毕竟只是一个工业布局的问题，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风马牛不相及，但奇妙的是，在那一个极端主义的年代，却也终于联系起来，并且由于领导层的信口开河，随意发挥，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推进器了。

　　第一个把大三线建设和全国人口大挪移联系起来的是周恩来。他在1964年5月28日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觉得，主席提出这个战略思想，我们从中可以引申出许多认识来，中国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人口也不平衡，经济发展更不平衡，以后就是要逐步走向平衡……要走向平衡，那是一个大的经济斗争。"

　　第一个把大三线建设和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合起来的是谭震林。1965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农林口总负责人的他谭震林提出一个"把安置工作和中央新精神结合起来"的新思路，并且作出个惊人的构想。

　　他说："从工业来讲，京广铁路以西是第三线，而农业都是第三线。" 所以，"要把知识青年安到那里去。"他还说："去年我国的原子弹一爆炸，赫鲁晓夫一下台，我们就特别引人注目了……我们有那么多山，丢个万把特务下来是有可能的。丢下特务来就捣我们的乱，这里杀人、放火，那里爆炸。所以我们要占领山头。谁去呢？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去，像江西办垦殖场那样，把山头通通占领。福建、浙江、江西和苏南、皖南以及河南、湖北、四川的山头都得占领。这叫第三线，我们要加强这个三线。"

　　谭老板的"高论"荒谬绝伦，本来不值一议，但是在那一个荒谬绝伦的年代，居然也变成了真理。因为，这种谬论体现出"一雷天下响，全国齐呼应" 的时代精神，有利于树立"大三线"建设的绝对权威，有利于在"大三线"的战略思维中大规模地疏散城市人口，大规模地清洗"修正主义社会基础"。谭老板也一鸣惊人，刹那间成为推行"新战略"、"新思路"的得力干将。

　　4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确认了这个"占领山头，开发山区" 的新方向。

　　同年8月26日至9月14日召开安置工作座谈会，研究和制定"三五"期间的全国安置规划。农垦部副部长肖克受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委托，以专题报告的方式把谭老板的思想铭刻在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丰碑上。他说："上山与下乡相结合，两方面都要安排。但从全局来说，主要是上山。这是安置工作的战略布局，也是农村中备战的主要方向。"因为，"全国有宜农荒地9.8亿亩，宜林山地26亿亩，宜牧草原15.4亿亩，这些地方都等待我们的青年去开发、去建设。"从此以后，"下乡上山"更名"为上山下乡"；上山下乡也脱离了请贫下中农"叔叔"、"伯伯"、"兄弟姐妹"当老师的大方向，转变成一个占领山头，建造人肉烽火台的浪漫构想了。

　　几十年之后，顾顺章在《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引用当年的统计资料，描述了这场百万知青上山干革命的图画，依然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甚至流露出一股大跃进时代特有的兴奋和冲动：

　　"如九江地区创办56个小型社办林场，安置916名青年"……

　　"四川达县地区先后办起610个林牧场，有15700名下乡人员进场劳动"……

　　"如广东梅县建立了59个上山队，安排6200人，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垦复山地4297亩，其中造林3565亩，培育苖圃200多亩，改造山坑低产田475亩"……

　　"又如福建平和县山区由点到面发展到497个耕山队，队员扩大到7574人，其中青年占7.5%以上，耕种农田1.8万亩。几年里攻下300多个山头，营造林木53300亩，茶、果9800多亩"……

　　"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提出……凡是有山的，一个团支部去占领一个山头，从耕山队搞起，毎个团支部搞100亩粮田、1000亩林地。如果1万个支部这样办了，全省就可以攻占1万个山头，这比办国营农场好得多"……

　　但是，这场"攻占"山头的"人民战争"能给"耕山者"带来什么实际利益呢？城市知识青年能在这一轮"大跃进"中学而致用，赶上风靡世界的工业化潮流吗？无论是当年的资料还是引述者的研究，都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只能在上述的资料中，在推介福建平和县经验的一大堆"成绩"后面，找到了一个"生产的粮食自给有余" 的短句。

　　那就是我们经历过的年代---一个只谈奉献的年代！一个为了"磨炼"而"磨炼"的年代！

　　然而，这个年代创造的"磨炼"才刚刚开始。随着形势的发展，它还将大浪淘沙，荡涤整个青年队伍，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开辟出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新纪元！

第五章  1964-1967（下）

清洗、遣散和改造"修正主义社会基础"

——第一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兴衰荣辱

　　当上山下乡定位为支援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侯，它吸引的是一群热血青年，推行的是一场精英运动。然而，当上山下乡转化成一场思想改造运动时，它就必然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在城市知识青年的群体中，谁最落后？谁最反动？谁最迫切地需要下乡改造？

　　于是，上山下乡的对象开始改变了，它终于从一场少数青年献身国家的精英运动，蜕变成一场遣散和改造"修正主义社会基础"的移民运动，并且从此扯大旗，当虎皮，在"革命"的口号下行使着绥靖城市，清洗异己的政治任务了。

　　一  改造"修正主义社会基础"的理论加速了城市学生队伍的分化，促使上山下乡向"反动阶级"子女全面倾斜。

　　（1）把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扩大到青年一代的政策，起源于1957年。

　　1957年的一场反右斗争，把人数不少的大、中学生卷入其中。这些人大都来自富裕家庭，所以又引起人们对家庭出身和阶级"烙印"的种种联想。从此，阶级和阶级斗争成为学校工作的重要内容；寻找阶级根源、挖掘家庭影响，成了青年工作中的惯用手法。所以，1958年起，所有机要部门和重要岗位都开始拒绝招收反动阶级子女。大学中的军工、外事、财贸、新闻甚至教育等专业，都列为"机密专业"，都对反动阶级子女关上大门。1961年，教育部又发出通知，重申"各级师范学校……今后，凡学生家庭属五类分子的一般不予招收"的原则。

　　当然，在若大的青年队伍中，"家庭属五类分子"的只占极少数，他们的沉沦并没有影响大局。青年，在国人的心目中，在青年一代的自我感觉中，仍然是一个团结、统一、朝气蓬勃的整体，仍然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和共和国未来的希望。但到60年代中期，中苏论战风起云涌、"防修反修"的呼声遍及全国，所谓"五类分子"子女、反动阶级子女、资产阶级子女、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青年等等，都在政治旋风中搅成一团，这个打击面就骤然扩大了。

　　（2）阶级斗争极端化的理论人为地分裂了青年一代。

　　1964年6月，毛泽东作出1/3权力落在敌人手里的分析，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子女和"拜倒在资产阶级专家、教授脚下的青年" 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列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了。

　　据知青史透露，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为了迎合毛泽东的思想，对青年现状作了一个爆炸性的分析："修正主义在青年中间的社会基础有两个，一个是怀着阶级报复思想的五类分子子女，一个是轻视劳动，拜倒在资产阶级专家、教授脚下的知识青年。""我国现在资产阶级分子100万人，以平均一个资本家4个子女计，全国就有400万资产阶级子女，如果每个资本家都有一个子女接班，就出现100万资本家的继承人，尤其严重的是还会扩大阵地"，甚至认为，由于修正主义的影响日益严重，有社会主义觉悟的青年仅占20%左右。于是，"修正主义社会基础"的概念开始流传，它不但包括了"五类分子子女"，还包括了所有资产阶级子女，包括了出身于无产阶级，但却"轻视劳动，拜倒在资产阶级专家、教授脚下"的"只专不红"的青年学生。而且，按照两头小中间大的毛氏政治统计学估算，既然"有社会主义觉悟的青年只占20%左右"，那末，20%的青年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继承人和殉葬品，60%的青年就是动揺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骑墙派"。换言之，80%的青年都是不可靠的了。

　　由于这种荒谬的分析，青年工作也陷入阶级斗争极端化的旋涡。青、少年学生和队伍也开始两极分化了。红五类子女成了"依靠对象"和教育革命的"中流砥柱"，出身呃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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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流 在大时代的祭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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