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序晔 “文革”忆事

Gowest · 发表于 2022-9-16 03:22:54

“文革”忆事
王序晔

（作者为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工商联原主席）

1967年9月初，我从家中回到学校。同学们大都返校，有的已经前往分配地报到，我也办理了有关毕业生派遣手续，准备前往北京健康报社报到。

9月6日，我辞别同学踏上工作之旅。行李非常简单，随身就是二姐夫赠送的一个大柳条箱，也叫柳条包，全部家当都在里面。柳条箱是用柳条编制的长约80公分，宽约50公分，可提着走的大箱子，当时比较时髦，而大部分人则是行李卷，旅行箱更为罕见。下午3点多钟到达北京站，但不知道乘坐几路公交车，加之箱子有点大上下车不方便，就在站前广场找了辆人力三轮车，前往健康报社。

《健康报》是中央卫生部机关报，创刊于江西瑞金中央苏区，解放后迁到北京，也是国家级的专业报纸，如同《体育报》，社址设在卫生部院内。卫生部（当时）位于西城区后海北河沿，大概是40多号，应该是靠西边。到达目的地后，我观察了一下，后海并不是海，就是一个湖，宽不如大明湖，卫生部就在“海”边上。部机关大门是古典式大门楼，坐北朝南，类似于济南珍珠泉的大门楼，但比它宽大，并排有三个门，中间是大门，两边为小门，后来知道原是清朝醇亲王的府邸。在门口，传达室的一位中年女同志问我：找谁？我说：到健康报社报到的学生。她立刻打电活联系。不一会，一个年轻干部出来接我。一接触，原来是山东老乡，听口音与同班烟台的同学语音相似。我们自我介绍后，知道他是蓬莱人，叫邢玉琢。然后，我跟着他一块进了院子往报社走去。

进了大院是一个大四合院，正对门有一座大影壁墙，后边还有院落，全是古建筑。我们拐进东边靠南头的一个院落，全是青砖青瓦带走廊的老房子，与进门看到的高大宽广、金碧辉煌的感觉完全两样。他说：这是报社办公室，新社址位于双寺胡同，修好了还没搬过去。进办公室后，他向在场的人介绍，这是新分配来的“红卫兵小将”（当时对青年学生的称呼），接着一一介绍。这才知道领我进来的人，是报社掌权的群众组织“延安公社”的勤务员（群众组织的头头，取为人民服务之义，不是“官”，区别于“当权派”），即负责人，然后派人把我送到已准备好的集体宿舍。原来他们接到国家下达的大中专毕业生分配通知后，早就做好了准备。单位发工资时才知道中专毕业生实习工资32元（当时国家机关实行级别工资，按地区类别执行，以中专生为例，北京是六类地区：32元，省辖市四类：30.5元，县级三类：29.5元），福利是随工资每人发放一张理发票（0.26元）和洗澡票（几张及金额忘记了），但记得总额不超过1元。

单位集体宿舍离单位不远，大约二里多路，位于鼓楼西大街东首大石碑胡同1号，距明清古建筑钟、鼓楼不远，在其西南角。这个院子主要是单位家属宿舍和少数集体宿舍。家属宿舍楼是一座二层的方形老式小楼，集体宿舍在院子的西侧平房里，共五间，南头两间是男宿舍，中间两间是女宿舍，北头一间是住户。男宿舍是里外间，我被安排在外间，与杨从荣（四川人，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调回四川）对床，里间住着三个人，经介绍有编辑（记者）施宝华（上海人，复旦新闻系毕业，后为新华社记者）、周孝麟（四川人，四川医学院毕业，后为北京整形外科医院大夫）、贾以仁（上海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北京中医学院教授古典医学典藉，简称“医古文”），他们除施宝华已婚外，全都是前几年刚参加工作的未婚年轻人。北边女宿舍仅有一位女同志完小戎，也是单身（上海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师）。我们这个宿舍还是报社年青人的聚集点，常来的有广军（北京人，蒙族，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后为中央美院雕塑系教师）、钟碧惠（女，后为中央党校出版社副主编）、朱占瑞（女）等编辑，还有四五个年青的工人，我很快就融入了这帮年青人之中，以至于他们的派别也成了我“认可”的派别，他们的观点顺其自然地成了我的“观点”。

单位集体宿舍条件虽然一般，但为个人配备的设施尚可。入住后，每人配备普通桌（二个抽屉的桌子）椅、书架一套，可能是报社的缘故吧。就餐则在卫生部机关食堂，位于宿舍与卫生部机关中间的位置，同在后海北河沿边上。从集体宿舍出来，沿大石碑胡同向南，不远处向西南拐进小石碑胡同，直行到达后海，接着右拐，沿“海边”西行，不远就是卫生部机关食堂，再往前就是部机关及报社机关，继续西行是×机部（没有牌子）机关，过去就是宋庆龄的居所。后来知道这三处庭院原来都属于清代醇亲王府邸的组成部分，宋庆龄居所是王府的后花园。现在这里已成为北京后海风景区的景点，北京胡同与皇家建筑相互辉映，《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成为著名景点。

“文革”前夕，毛主席点名批评了中央宣传部、国家文化部、卫生部。中宣部点名为“阎王殿”，部长陆定一则被“带上”了“阎王”的帽子；文化部指为“才子佳人”部，部长周扬成了 “封建阶级的孝子贤孙”；卫生部则是“老爷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成为专为少数人服务的“老爷”。卫生部被批评为“老爷卫生部”，主要“罪名”是“不为老百姓服务”、“农村缺医少药”等卫生工作偏离为人民服务的大方向等“方向、路线性错误”。《健康报》作为卫生部的机关报，理所当然被批判、被责令停刊，也成为卫生部直属系统的运动重点。当时报社同全国一样分成了两派，整个卫生部及其直属单位同样如此，至于报社分裂为两派的原因，也就是文革中通常所说的“路线分歧”，“延安公社”的头头们肯定向我介绍过，室友们也会说，自己也会问，具体内容已经没有印象了，应该是以对“十七年的老爷卫生工作路线”及其制定者、执行者的态度为划分“造反”和“保守”的标准，但又不全是，而且涉及到具体批判对象，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卫生部、卫生系统的大小“老爷”，态度又迥然不同，所以让我这个新来者、之前只进过三次医院的门，对“卫生工作”一无所知的人，想说也说不清楚，只能跟着年龄相近的室友们“走”，也可以说是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跟着“感觉”走：“革老爷的命、造老爷的反”，就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危险”的外调

68年上半年单位两派搞了一次联合，办公地址也从卫生部院内搬入旧鼓楼大街豁口附近的双寺胡同，这里是文革前确定的社址。但联合徒有其名，两派仍然各干各的。搬入新址安顿好后，“延安公社”开始以报社的名义调查本单位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有疑问的事件及相关当事人，并对有历史问题或受过组织处理的人员进行调查，“头头”们便安排我跟着老同志去外调。有一次，跟着老同志去卫生部郭子化副部长家里，调查中医司吕炳奎（音）司长在新四军时的历史问题，好像涉及到建国后卫生部中医工作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郭部长的家在部机关东院部长宿舍楼的一楼，进到他的书房兼会客室，映入眼帘的是靠东墙摆放的书橱，全封闭式的，分成不同的小格，门上刻着《史记》、《汉书》等二十四史的书名。枣红色的橱子，深绿色的刻字，给了我强烈的震撼。以至于他们向部长问了什么，部长答了什么，也许我听见了，但没有留下丝毫记忆，目光一直停留在哪高大的书橱上，幻想哪一天我也有靠墙而立的满壁书橱…近五十年了，印象虽已模糊，情景仍如昨天。

有一天，老编辑赵莲君，也是同住一院最近的邻居，叫我跟她去外调。我们到达王府井协和医院东边的中国医科大学，已有几位中医研究院的女同志在等我们。会合后便一齐出发，好像是步行到东四附近的一个大四合院内。进到那个人的家里后，坐下后便开始调查，好像是保健工作路线问题。我坐在一角，一开始还在听他们与被调查对象的谈话，但不知什么是“保健”，他们的交谈又听不懂，很是无聊，便开始打瞌睡……直到喊我走才醒来。此事在江西“五七”干校抓“五一六”时又被提起，参与调查的赵莲君编辑被隔离审查，说是“五一六”嫌疑分子。一天参与审查的室友杨从荣问我，你跟赵莲君和中医研究院的人外调过吗？我说：有。他说，有一份揭发赵莲君的材料中说，同她去的人中有一个小青年，进门一句话没说，很快就打起瞌睡，一直到离开，是不是你？我说：是。他又说：幸亏你打了瞌睡，不然也得被审查，当时在场参与调查的人，除你之外都被隔离了。我问：为什么？他说：涉密问题，具体情况没有说。后来离开了干校，也没有机会问赵编辑，至今也不明白，只知道那次瞌睡使我免去了被审查之灾。按杨从荣的话说，瞌睡“帮”了大忙。虽然我在干校“抓‘五一六’运动”中幸免于难，但有一条规矩却使我终生受益：不该问的别问，不该听的别听！

68年3月16日，“延安公社”的头头派我跟赵莲君编辑等人去天津外调，具体情况毫无印象，只记得“天津的路斜，当记者的要脸皮厚”这两条感慨。当时，我们从天津站下车，被“往宿介绍处”安排在与劝业场同在一条路上的招待所里，可能是“滨江道”，调查也在附近。调查时，赵编辑问这问那，有的被调查人十分反感，甚至话中带刺，但她并不在意，直到满意为止。事后我问她，你怎么这么有耐心？她说，这是做记者的职业习惯，否则你采访不到有价值的新闻，更写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由此感到做记者真不容易，还要“脸皮厚”，觉得自己不是做记者的料。调查任务快完成时的一天早上，赵编辑派我买当天下午返回北京的火车票。早饭后，她们去外调，我去买车票。当时，我们住在海河南边，火车站在海河北边。于是我就顺路向北走，认为过了桥不远就是火车站。可是走来走去，就是找不着海河，也没找着公交车，问了数次路，按路人的指示走，结果用了一上午的时间，在居民区转来转去，最终又走回了招待所。赵编辑见到我就问：买到票了吗？我丧气地说：走了一上午又走回来了，连海河也没过。这天津的路是什么路啊，全是斜的。大家都笑了，这不怪你，天津问路不能像北京那样问方向，要问左右。

24日回到北京，发现长安街上贴满了“反击二月逆流”的各种大标语，不知发生了什么。回到单位，才知道是“反老帅们”的新运动，但机关里比较平静，好像没有开展什么“跟风”活动。

文革中的大型活动

67年9月中旬，“延安公社”的头头通知我：20号下午3点，代表单位参加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国庆筹备工作动员大会”。当时我不敢接受任务，提出“让别的同志去，我太年轻”。他说，好多老同志都去过人民大会堂。还是你去吧，把精神带回来就行。接着又交代，进入会场后按入场券上的座次坐下，不要到处走动。我只好答应。

当天，我按时赶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入场后在二楼找到指定的座位，这时我才开始观察早就慕名的人民大会堂，在新闻纪录片中见过的会议大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万人大礼堂”。这里是党、国家及各人民团体举行重要政治活动的场所，五年一次的党的代表大会、每年一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都在这里召开。大礼堂内金碧辉煌，尽显民族风格，虽然高大宽广，后边和两侧为三层，但大厅内看不見一根立柱，从资料上看是“穹窿顶、大跨度、无立柱结构。”特别是弧形天棚像晴朗的夜空，中央一个五角星大灯，四周围绕着五角星小灯，呈辐射状向外扩展，宛如星光灿烂的夜空，深邃壮观。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国庆筹备工作动员大会”，台上设有一排不长的会议桌和座位。

3时正，周总理首先入场，后边跟着康生、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领导人，总理作动员报告。这是我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第一次这么“近”，事实上很远，直面总理，聆听讲话，更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央领导人，心里还是有点“激动”，感到荣幸，特别是像庆祝国庆这类年年举办的活动，竟然要由总理亲自布置，没有想到。至于文革期间“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他们以后的结局那是后话，这仅是当时一个普通的年轻人的感受，毕竟看到了“真人”。

9月下旬，单位通知：26号参加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活动，后来又召开参加人员会议，讲了我们在长安街上的位置和注意事项。当天下午，我随单位的队伍按指定时间到达指定位置。印象中我们的位置在东单附近长安街北侧最里边，也就是欢迎人群的第一层，在我们后边还有好几层，一直排到路边，将人行道与长安街隔开，这样即避免了封闭街道又隔开了行人和车队，有效地防止了不是欢迎队伍的普通群众进入欢迎队伍，更避免了突发事故的发生。因长安街上站满了欢迎队伍，导致南北向通行受阻，为防止拥挤现象的发生，与此相通的所有南北街道与长安街交叉口，则由街道负责维持秩序，在规定的时间内只准行人出长安街而不准进入。同时在与长安街相通的南北街上的各个巷口，早已坐满了住在附近的大妈、大爷们，在规定的时间她（他）们就会封闭巷口，不准闲杂人员、陌生人进入大街，这就是当时的群防群治措施（上个世纪推广的社会治安模式，即依靠群众预防，群众治理，维护街区、生产队的良好社会秩序，至今在社区仍然有效。）。

当时我们单位的人和所有参加欢迎的群众，都拿着双方的小国旗或小彩旗，沿长安大街南北两侧依序排开，组成长长的欢迎队伍。大概5时许，从东边传来口号声、锣鼓声，预示着贵宾车队不远了。不一会周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乘敞篷车由东向西驶来，我们则按统一指挥，开始挥舞小红旗、两国国旗，高呼“欢迎！欢迎！”周总理、谢胡微笑着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很快车队就全部开过去了，欢迎队伍开始有序撤离，家在北京的同志自行回家，我们几个步行回宿舍。

68年国庆节，我参加了群众游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当时，我和单位的几个同志排在第一方队中间。这个方队是中直（指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和国务院各部、委、办、局）机关方队，群众游行队伍的排头兵。游行队伍由东向西行进，毛主席与其他中央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中间检阅游行队伍，招手致意。但当我们进入天安门楼金水桥东侧时，开始正步走。大家迈着整齐的步子，边走边呼口号，边向天安门城楼中央眺望，却发现毛主席正在走向休息室，结果没有接受着毛主席的检阅，更没有看见毛主席。非常遗憾！特别是我，当天晚上就要离开北京去军队农场锻炼，不知还能不能返回北京，只好带着终生遗憾的心情登上南行的火车。随着火车有节奏的行进声，我在酝酿参加国庆游行的感想。结果用了三天的时间，完成了111句的长篇叙事诗。开头写到：

“同志，你说多么遗憾！

我参加了游行，

却没有看见

伟大领袖毛主席。

遗憾！实在遗憾！

说起来我要哭鼻子。

你不知道，就差一点

我就能看见毛主席。”

……

是的，四五十年前，一个刚参加工作的青年，视一睹伟人为最高荣耀，这不是天方夜谭！这就是时代的铭印，亲历者的情感。

69年6月初，报社军管小组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宣布中央指示：中央各部门要组织干部到“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单位准备组织先遣队前往江西打前站，为全体干部前往干校做准备，希望大家踊跃报名。会后我报了名，但没被批准。从此，单位进入前往“五七”干校的准备阶段。

国庆节前夕，军代表小罗通知我与单位上七八个同志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办的“国庆节各界人士焰火晚会”，参加者为清一色的年轻人，全是军管小组“认定”的积极分子。为此，军代表专门召开所有参会人员会议，传达上级有关精神，宣布此次活动的领队和纪律。我们的任务就是参加，没有演出或参与集体交谊舞的具体任务。当年3、4月间，为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抗击苏联入侵我国领土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鸡西市饶河县南端黑龙江支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岛屿全岛面积0.74平方公里，状如元宝而得名。该岛因1969年3月发生中苏边界事件驰名中外。），发生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以我国胜利而结束。以此为结点，本就因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而陷入“冷战”的中苏关系，更因珍宝岛事件而陷入低谷。国内外舆论、民间盛议“中苏发生战争”的议题，举国上下亦在贯彻中央“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就是在这种国内外形势紧张的环境下，迎来了建国二十周年庆典。因此，当年国庆节庆祝活动期间，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就成为参加庆祝活动的人员，必须做好思想和行动上的准备。所以，军代表十分严肃地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按规定的路线有序退场。

国庆节晚上，参加晚会的人员在单位集合后统一步行前往天安门广场。大家穿着精干，神情严肃，沿着地安门大街南行，经景山后街、西街进入故宫西侧的北、南长街，穿过长安街进入天安门广场，由工作人员引领到达指定区域，并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到处走动。我们的活动区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大家围成一圈站在那里，一边议论一边等候。睌会开始后，除统一燃放焰火外，还有各个区域的演出。在我们周围有跳交谊舞的、演节目的、唱歌的……，浓浓的节日气氛。我们没有演出任务，就一边看焰火一边闲聊，主题还是中苏关系，中苏战争……这种严肃的话题与欢乐的节日气氛，似乎有点格格不入，但形势就是如此，无法绕开的现实。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焰火晚会，而且是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国家级”的焰火晚会，完全颠覆了脑海中“二踢脚”之类的“焰火”概念。国庆节焰火晚会总体时间一个多小时，中间几次间歇。燃放地点除设在前门两侧护城河（后改建为地铁，现为前门东、西大街）岸边的排炮直接发射到广场上空外，设在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舘楼顶，天安门城楼两侧的燃放点，持续向空中燃放。种类繁多、绚丽多姿的礼花一起升腾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相互辉映，争奇斗艳，形成立体画面，把整个广场照耀得五光十色，宛如进入花的海洋。人群的欢呼声，环绕广场的优扬旋律，与空中礼花的音效，尤如一场大型交响乐演奏，浑然一体，整个广场成为一个欢乐的海洋、天然的舞台，向世人展示中国人民的豪气。毫不夸张地说，参加过天安门广场国庆焰火晚会，其他形式的焰火晚会就不值一提了。晚会结束后，大家按原来进入的路线，井然有序地退场，没有拥挤，没有喊叫……不到一小时，我们几个单身汉就回到了位于鼓楼附近的宿舍。

快五十年了，这几场大型活动的场景仍然不时闪现在眼前，特别是1969年国庆节各界人士焰火晚会，在特定国际大环境下有条不紊地顺利举行，使我深感国家的强大是屹立世界之林的基石，更是人民的靠山，国人的福音。

卫生部机关的小 “武斗”

67年秋天，健康报社仍在卫生部东跨院办公。有一天，卫生部进门的大影壁墙上贴出很多新大字报，引起部机关两派的激烈辩论。报社延安公社的人闻讯后，即招呼在家的人去支援部机关的同一派别的人，我也跟着去看。

现场人很多，也很混乱，我也分不清谁是谁，更不知哪些人是与延安公社一派的，哪些人是对立派，只是看、听。突然间人群乱起来，看见有人在厮打，有人在跑，有人在跟着追。人群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我就跟着人群和报社的人围观。报社几个身强力壮的青年编辑似乎也加入了“战斗”，突然一个人迎面向我走来，挥拳打到我的脸上，眼镜被打飞，眼前一片模糊，但我本能地去追那个打我的人。当我认为是那个打我的人时，伸手去抓，“小王，是我！”我闻声凑上前一看，是室友贾以仁。他说：“你的眼镜呐？脸上怎么破啦！”我说：“刚才有一个人打了我一拳，也不知是谁。”小贾见状，赶快领着我去机关卫生室简单处理一下。伤势不重，是打碎眼镜划的。小贾赶快把情况向延安公社的头头们汇报，头头一听，见我“受了伤”，立刻组织人写抗议书和大标语，贴在部机关进门影壁墙上，要求“严惩凶手”等。同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部机关观点相同的一派。部机关与延安公社相同观点的一派也在机关院内张贴大字报和标语，抗议打人的一派，强烈要求“严惩凶手”。也可以说借我被打这一话题掀起了对另一派的“批判”进攻的新高潮。而我对于莫名其妙地挨了一拳，特别反感，从而促使我更加坚定的站在“革命派”延安公社的一边，也就义无反顾地参加“战斗”，加入了“战斗行列”。这就是后来我与广军，完小戎组织“斗恶风战斗小队”的“外在因素”，外来“促进力”吧！

后来，卫生部机关传来消息，打人者看见我是生面孔，误认为是部属医学院校的红卫兵，他刚挨了一拳，接着就给了我一拳。又是误会！文革期间，对于大中专学校里年青的学生，就是人们常说的“红卫兵小将”非常敏感，有人欢迎，有人烦。欢迎者说是“传经送宝”，增加了“革命的推动力”；反对者则视学校红卫兵为“洪水猛兽”，一看见学生摸样的陌生面孔，特别是“警惕性”高的人，用百姓的话说就是“多疑”的人，就怀疑、推测，由此引发了不少“不必要”的麻烦，就像我在陶庄镇上被人拦截一样。所以文革期间我基本上不去外单位，唯恐被人扣上“串联”的帽子。结果参加工作后，还是被人误以为是“串联”的红卫兵……惹来无谓的麻烦，也算是时代的现象吧。

报社机关的“文斗”

报社的两派，夺权的一派是 “延安公社”，说是“造反派”，就是维持单位日常运转、接收我报到的那派，我“跟着”并被“划入”的这一派是以中青年编辑、印刷厂青年工人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参加工作二三年的年青人大都在这一派。这派的“头头”，官称叫“勤务员”，有中年党员丁道胜、华钟甫，青年邢玉琢、谭鹏等。另一派是被“延安公社”称为“保守派”的“红色造反联合大队”（大意），简称“红造联”，主要头头有中年编辑李文端、工人曹国良（音）等，幕后指挥则是中层干部、总编室主任王秀明（女）。他们是以中年编辑、印刷厂中年工人为主体的群众组织。报社分裂为两派，这是文革中的普遍现象，从中央机关到百姓家庭，全国皆然。当时的两派都自封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派”，指责对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孝子贤孙”。具体到单位，则是对报社 “十七年执行的路线”及工作评价，和对文革前领导班子和主要领导，即社长、总编李复、张木千的定性不同而成为对立的两派，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持打倒态度的“造反派”，反对打倒或“小打大帮忙”的“保守派”。据我观察“延安公社”要“打倒”这两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立场坚决，“红造联”则不是，但他们对“老爷卫生部”、单位有历史问题的人却没有原则分歧，差异在于斗争的“态度”和“方式方法”。至于我个人初来乍到，对单位运动中的情况全凭他人介绍，更没有亲身感受，只能跟着感觉走，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正式加入“延安公社”，平时参加“公社”的活动是“上班”。后来我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由“跟随者”变为“战士”，为此“延安公社”还给我发了的袖标，意味着正式接纳我为“延安公社”的“战士”（当时的称呼）。

我被国家正式分配到报社，本是正常的事，可在那个“派性”肆虐的年代，一切“以派划线”，再加上反对“夺权”的群众组织被排除在机关日常管理之外，不了解单位夺权后发生的正常工作，错误地认为我是“延安公社”擅自从部属院校要来的“红卫兵”，又加上接待我的邢玉琢同志同是山东人，三番五次地对我进行攻击、污蔑，尤其一帮中年女工的“泼妇”态度，更令人无法忍受。太多的巧合，无端的猜疑、莫名的攻击，又加上在卫生部机关两派冲突中无故挨了一拳，更使我十分烦恼，本不想“参战”，也不得不加入打“派仗”的行列。再加上整日无所事事，也想找点事干，就和广军、完小戎三人组成 “斗恶风战斗小队”。

我们这个“战斗小队”的任务是专门“打击”“红造联”组织中冲在前边的人，尤其是几位“冲锋陷阵”的中年女工，专门“气”她们，“引导她们犯错误”，消磨她们的斗志。为了充实“打派仗”的“炮弹”，便让与我们经常往来的几位年轻女工搜集素材，然后我们三人商议题目和内容，由我用杂文体写出初稿，完小戎修改定稿，广军（美术编辑）负责抄写，根据需要顺手插上漫画，有时年轻的王姓美术编辑也来帮忙，几位年轻工人负责张贴。“流水线”制作大字报，“效果”还真不错。把那几个女工气得到处“骂街”，还找不着对象！因为别人不了解我这个新来者的文风，再加上完小戎他们的润色，“编辑们”更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只能乱批。可她们的“乱骂、乱批”，又给我们提供了“攻击对方的炮弹”。如此“文斗”持续了一二个月，“延安公社”的“头头”和群众都很“满意”，认为这种“不带脏字”、图文并茂的大字报是“战斗力”很强的武器，要继续“战斗”下去。可我们的兴趣却在一天天减弱，再加上广军的恋人因与外国留学生“关系密切”被以“里通外国”的名义逮捕入狱，正在谈婚论嫁的完小戎也发生感情变故，两人均无心继续“战斗”，我也“斗志不足”，“战斗小队”就此偃旗息鼓撤出“阵地”。

军事管制

军事管制是国家在战争或特殊情况下，对特定地区或单位，甚至国家权力实行军事接管，即由军队掌握权力。1967年春天，军队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形式开始进入大中专学校。接着又对一些重要单位，如兵工厂，后来又对一些群众对立严重，迟迟没有联合，也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实行军事管制，简称“军管”，即由军代表主持日常工作，组织两派联合，成立领导机构，继续开展文化大革命。

196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对卫生部实行军事管制，由军管会（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简称）主持卫生部的工作。7月中旬，军管会由X军军长孙正率领进驻卫生部。8月25日，中央决定对健康报社实行军管，军管小组入驻。军管组由孙昌裕（天津驻军）代表率领，共三人，其中年纪较轻的罗汉贤代表一直跟到干校。

军管组进驻后即开展工作，并于月底组织两派实行了联合，成立了单位的领导机构“健康报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大联委”由军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工人代表、两派的头头组成，下设办事机构，如政工组、专案组、后勤组等。实际上军代表掌握权力，“大联委”在军代表的组织领导下开展工作。“大联委”成立后所有人员回原科室上班，由于我是新来的，则被安排到政工组，主要任务是参加大批判。政工组由军代表罗汉贤同志负责，他是年轻人，很快与我们这帮单身汉“混熟”了，也算交上了朋友。其他两位军代表人也很平和，并不是想象中的军人 “威风凛凛”，令人“望而生畏”，也许这是我这个刚踏入社会不久的小青年的“不成熟”看法吧。

9月初，全国除台湾外所有省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上下都在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所以，军代表组、大联委的工作主要是做两派的疏通工作，消除派性，消除隔阂，实现思想上的大联合。军代表则为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做准备。

69年6月初，单位开始准备赴江西五七干校、军代表罗汉贤随行。干校仍然实行军管，报社又派了一名叫“齐鲁”的军代表负责，而与我们同住同吃同劳动的只有罗汉贤代表，也成了我们这帮年青人中的一员。70年11月下旬，卫生部 “五七干校”开展“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结果卫生部军管会主任孙正成了卫生部及其直属系统的“五•一六”分子的总头目，被揪了出来。这种巨大反差，使一般群众大有“城头变换大王旗”的迷惑，中央派出的军代表，领着清理阶级队伍的军代表，现在成了被斗争的对象，不可思议！也许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复杂性”的时代特征吧！

历史是这样的多变、复杂、诡异，但依然沿着自己轨迹前行。

清理阶级队伍

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清除混进本阶级队伍中危害本阶级纯洁性的其他阶级成员。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专用词语，就是要把混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党组织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也就是通常说的“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分子）、坏（坏分子）、右（右派分子）”，“消除出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保持无产阶级队伍的纯洁性。

68年11月初，军代表组和大联委召开报社“清理阶级队伍动员大会”，号召“广大革命群众”、“擦亮眼睛，把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统统揪出来！”“暴露在阳光之下，无处藏身！” 18日召开“清理阶级队伍誓师大会”。19号晚上，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问题”的文件，一场声势浩大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在全国展开。

“清理阶级队伍”的内容，具体讲就是对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形式“揪出来”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包括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特务、叛徒、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简称）、不思悔改的右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等等，进行审查，处理。这部分“有问题”的干部、群众，从类别上看大体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建国后历次运动“清查”出来的，而且已被处理过的各类历史上个人或家庭有“污点”、罪行的人，通称“死老虎”；二是文革中新发现的历次运动中没有被揪出来的人，也就是“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通称没有被发现的“活老虎”；三是新产生的阶级敌人，如现行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属新生的老虎。上述三种类别的“阶级敌人”都是隐藏在人民内部、党组织内部的人，有的仍然属于内部矛盾，只有少数是“顽固的阶级敌人”，对于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犯了严重错误的人要“斗争、批评、教育、团结”，而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则稳、准、狠地打击，决不姑息。

报社“清理阶级队伍”，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历史上有“污点”的人，如年轻时参加过“三青团”、“复兴社”（中统的外围组织）的人；家庭出身不好而文革又受到冲击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干部；老党员中历史上“偏右”的人，即“表现不好的人”，也就是“立场不坚定的人”；现实表现“有问题”，正在接受审查的人，如，群众组织的派头头等。报社需要清理的“阶级敌人”，当时并没有明确的具体对象，也许有，但我们不知道。需要进行调查的人不少，也就是“内查外调”。外调对象和线索及需要核实查清的问题，全由军代表组和大联委决定。参与外调的人员更是由军代表组选定，全部由“出身好”、“历史表现好”、“现实政治立场坚定”的青年编辑和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工人组成。我则和丁镇万（山东蓬莱人）、孙师傅（北京人）、王师傅（东北人）三位工人负责外调，从68年11月下旬开始，一直到69年5月初结束。历时半年，先后到东北、华北、西北、华东等区域省市城市、农村、单位、监狱、劳改农场调查。

调查对象大都没有印象了，主要是有历史问题的人，现行问题的人是少数。我们调查过的人只有一个是年轻人，其他的都是“历史有问题”的人。记得有山东蓬莱人、延安公社头头之一的青年编辑邢玉琢，安徽萧县人资料员丁文蔚、江苏溧阳人老编辑张恩荣、上海人自称“红色资本家”的地下党员、编辑室主任柳哲萱。调查范围一是单位，如原工作单位、居委会、生产队、档案馆、监狱、劳改农场；二是被调查对象的亲属；三是被调查对象历史问题的参与人或证人等。

为什么抽调我参与外调，具体原因不清楚，我想首先看中我的政治面貌和出身；团员、贫农，这在当时可是“红色”招牌；第二“四清工作队”外调的经历；第三，新参加工作，与单位所有人员没有成见，更没有恩怨，外调中可能有认识上的偏见，但不会参杂个人成见。参加外调，对我来说是极大的考验。不但要查清事实真像，还要对文化大革命、对历史、对组织，对被调查对象负责，目标只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查清问题。被调查对象资料员丁文蔚，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曾参加过“复兴社”（“中华民族复兴社”的简称、国民党的外围组织、半特务组织）、“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简称），其家庭成份填报的是“中农”。对此，我曾“唯心”地认为解放前能够上大学，而且参加过“复兴社”、“三青团”等反动组织的人，家庭出身“肯定”不是中农，至少是“富农”。可是到萧县调查后，丁文蔚的家庭成份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他从小跟其兄在南京读书。这与我“设定”的调查结果大相径庭，但还是基于事实，放弃了要为“丁文蔚重定成份”的“目标”。

第一次外调是1968年11月下旬，我与丁镇万俩人前往河北茶淀农场（正式名称是清河劳改农场，里边设有重刑犯监狱。）找劳改就业人员调查，调查谁不记得了。茶淀农场应该是内地最大的劳改农场，地处河北省宁河县茶淀公社境内，隶属北京市劳改局管理，是北京在河北的“飞地”（现属天津市滨海新区）。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在茶淀车站下车，当晚住在茶淀镇上。第二天搭乘汽车到农场总部换了介绍信，然后步行十余里前往被调查对象所在的“东引河农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各种不同“待遇”的“劳改犯”及“在场就业”的刑满获释人员“不同标准”的生活、劳动“就业”场所。在去东引河分场的路上看见用铁丝网围起来的一处独立的场所，问及管理人员，这是关重刑犯的监狱，他们劳动时，有的刑具并不撤除，由荷枪实弹上着刺刀的“武警”在四周看守。

到了目的地，远远看到一排排平房，青砖青瓦，无人值守，像是职工宿舍。进去后，才看到还是不一样，来往的人多数穿着补丁衣服，神情“压抑”，并不像自由人那样的气质。里面也有小孩，管理人说：这是“黑”找“黑”的家庭，就是同是劳改释放人员组成的家庭。我们问陪同人员：他（她）们被释放了，为什么不回家？他（她）们有的没有家，有的有家不能回，有的不愿回，害怕“受歧视”。在这里就业，大家都一样，过得“舒心”。调查结束了，在返回的路上，我俩感慨良多，第一次接触刑满释放再就业人员，里面有不少知识分子，甚至高级知识分子，他（她）们的“身体自由”了，但“思想”仍在监狱里，只不过是“无形的监狱”。

年底至春节前，我又和孙师傅赴西安、郑州、开封、萧县、徐州外调。这几次外调，除到萧县是调查丁文蔚外，其余一概忘记了（调查笔记、报告底稿按规定，全部上缴不得保留）。只记得开封的风沙大，招待所的窗台上、床沿、桌子上全是一层细细的黄沙，还有萧县的贫穷。我们到萧县后已是傍晚，经过旅客住宿管理机构介绍，住进旅馆，实际上是大车店。可是晚饭时间已过，没有吃的，街上也没有饭店，仅有卖烤地瓜（红薯）的，只好以红薯代替晚餐。早餐还要预定，否则就要挨饿。还好我们找到了丁文蔚的老家，他所在的生产队介绍说：他从小在南京跟他哥，很少回家，并建议我们去南京找他哥的单位，只好空手而归。

68年年底报社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我被调整到“专案组”工作，主要任务还是外调。69年1月中旬，我和一位工人师傅去河北查档案，顺道外调。当时天津是河北的省会，原来的省会是保定，省委、省政府及一些省直部门在天津，但仍有一些机构在保定，省档案舘就在保定。我们第一站是保定，查阅历史资料，好像是解放前的事，什么人什么事没有印象了，在保定查到部分档案，然后到定县，石家庄（当时已有一些省属单位在该市办公）、南宫县外调。南宫县属河北邢台专署，与我省的德州地区毗邻，位于华北平原的南部，也是盐碱区，到处是黄沙，与开封没有多少区别，除此之外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一月下旬，我和孙师傅从西安经郑州到达徐州外调。当时天很冷，火车车厢下边都挂着长长的冰凌，特别是停在铁路上的货车。我们到达徐州后，就去车站附近的旅客住宿管理处登记住宿，但到达后发现无人办公。询问附近群众，才知道徐州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我俩赶紧回火车站。在候车室又询问车站值班人员，才知道以徐州铁路局铁路工人为主体的群众组织“火车头”和另外一派打了起来，规模很大，很厉害，说不定还要打，劝我们赶快离开。我们俩一商量，决定走。我一想还是到薛城避避，一是还有车；二是近，便于返回；三是情况熟悉，相对安全。孙师傅赞成我的意见，立刻买了最近的车次，到了薛城。

当时薛城火车站在现火车站的北边，下车后沿车站街向东不远就是薛城区招待所。我们在招待所住下，找人问了一下情况。当时，虽然我说普通话，但仍然带着浓浓的“枣庄腔”。对方听出我是枣庄人，消除了戒心，向我们介绍了徐州武斗的更多情况，并劝我们明天赶快回北京，说不定徐州武斗会漫延到薛城。因为薛城归徐州铁路局管辖，铁路上的群众组织“火车头”又是武斗的主力。我和孙师傅商量后，决定明天一早返回单位。虽然离家很近，但也不敢让孙师傅一人回北京，于是就向家里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并要母亲把棉裤给我寄到北京。事后听母亲说：都到了薛城也不回来，不给他寄棉裤，让他冻着。可与父亲一商量，这么乱，不回来也好，又赶快把棉裤寄给了我。回到单位后，军代表听了我们的汇报，非常赞成这一决定。并嘱咐我，以后出去外调，安全第一。

春节后，我又和王长德师傅一块赴东北三省外调，这是第一次去关外东北。从北京乘17次特快，第一站到达哈尔滨，入住市第三招待所。为了赴东北，我专门在大栅栏商场买了一顶黑色狗皮帽子，可是只用了几次就一直放在箱子里，直到八十年代后才送给大哥。单位又借给我们一人一件羊皮棉大衣。在哈尔滨住下后，招待所里很暖和，比北京还暖和。可外边冷得很，街上行人都穿着很厚，包裹得严严实实，根本分不出男女老少。当时招待所的伙食还可以，但高粱米、苞米（玉米）渣子吃不太惯，还好没有几天我们就南下长春。

到了长春后，王师傅是长春人就回家居住，我则住在他家附近的一家叫“抗大旅社”的旅馆里，好像是斯大林大街旁边一条小巷子里。斯大林大街现在改为人民大街，是从火车站开始横贯市区南北向的一条干道。在调查之余，王师傅又领我顺便看了伪满州国的“八大部”办公旧址。从外边看好像是火柴盒式的建筑，外墙好像贴着大理石墙面，已经改为他用。接着我们又南下四平。

四平市给我的印象很深刻，这是因为在解放战争期间，第四野战军为解放四平，打了四次才得以完全解放，是林彪与后来和平起义的国民党名将陈明仁的一次典型的城市攻防战，史称“四战四平”。我们住下后，立刻直奔“四平战役纪念碑”。纪念碑好像在十字路口，记载着四平战役的概况，战争的惨烈，历史作用等。也使我对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国民党政权的失败又有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在四平期间，我们又去了白城子。白城子离四平不太远，我们坐敞蓬大卡车去的，到了目的地已经是下午了。这是一个小集镇。我们好不容易找了一个旅社，要了一间两个人的房间。进去一看，大吃一惊，坑上的蓆子“油光闪亮”，被子褥子都黑乎乎的，被头更是油黑色，这可怎么用？王师傅是东北人，他不以为然地说：东北农村都是这样，这里不是哈尔滨、长春，将就一夜吧！凑合一夜可以，但是怎么对付虱子呢？当时出差，最头痛的两件事：就是东北的虱子，南方的跳蚤。因此出发回到单位（家）里，首要任务就是赶紧找出换洗衣服，去澡堂洗澡换衣服，把出发时所穿的所有衣服全部用开水烫一遍，甚至两遍。到了晚上，我们也没有用旅馆里的褥子、枕头，直接躺在蓆子上，枕自己书包，盖自己的大衣，夜里实在冻得受不了，才用旅馆的被子翻盖在身上，就这样凑合了一夜。第二天抓紧调查，连夜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们从四平抵达沈阳，住在火车站附近的铁路招待所。吃饭时，招待所通知：所有旅客到院子里集合，一块学跳“忠”字舞，不参加学习者不供应饮食。我们两个只好跟在后边“比划”。当时，不少地方学习、工作前，甚至吃饭、睡觉前都要“跳忠字舞”，朗诵毛主席语录，但北京还没有如此，只是在开会、学习前一块学毛主席语录。

在沈阳结束调查后，我们又南下盘锦农场外调。从沈阳乘火车在沟帮子车站下车，辗转找到被调查对象所在地。印象里这里和东北农村差不多，一个村庄与另一个村庄相距很远。当时没有什么公共交通工具，全靠步行，偶尔搭乘马车。3月下旬返京，结束了长达半个多月的东北外调。

69年4月1日，党的“九大”召开。9日我与山东老乡丁镇万赴江南外调，几乎一天一个地方。第一站是到达南京，完成外调任务后，步行登上了长江大桥。我第一次看见南京长江大桥时，那是1966年10月份南下串联，站在轮渡船甲板上看见露出水面的桥墩和施工现场。南京长江大桥是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第一座双层铁路、公路两用大桥，也是继武汉苏联人修建的武汉长江大桥和重庆的白沙湾长江大桥之后长江华东段第一座跨江大桥。这在当时被视为“自力更生”的伟大硕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各种媒体广泛宣传，还专门出了一本书，好像修建南京长江大桥的工人或技术人员中还出了一位“九大”中央委员。第二天，赶赴镇江、扬州外调；第三天又回到江南溧阳。到溧阳主要是调查中年编辑张思荣的历史问题，一是家庭成份；二是他在校参加“三青团”（国民党的青年团，蒋经国创办）的情况，特别是参加“三青团”后有无反对革命的行为。对张思荣印象深刻的原因是我和他都是在干校后勤组的，他负责打扫厕所和种菜，高高的个子，常常挑着木桶，收集粪便，为人随和。接着又去了无锡、苏州、上海。

在上海主要是调查中层干部、编辑室主任柳哲萱的历史问题，即他在解放前入党后又接手其父的五金商店继续经商。他本人说，是经组织批准后才接手的，但也有人怀疑他擅自经商而脱离党组织的领导。再加上他在接受群众“批判”时，自比恩格斯为“红色资本家”，还有其家庭到底是什么成份，在上海毫无疑问是私营工商业者，但农村老家给定没定成份、什么成份？我们在上海找到了张的母亲了解情况，但由于语言问题，我们只能听懂一半的内容。接着我们又南下杭州，前往柳的老家宁波余姚继续调查。

到达杭州后，我们被介绍到西湖东岸的华侨饭店住宿，这里环境很好，与西湖一路之隔。在余姚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柳在农村的老家，时间全耽搁在问路上。宁波人的话像“鸟语”，根本听不懂，比上海话更难懂。调查时，我们也不再口头了解，就直接由生产队提供证明。若被调查人有文化就直接写出来，经我们认可后由生产队盖章即可。几经波折，取到了材料，总算完成了任务。

宁波调查结束后，我们又去了杭州西北方向的安吉县农村外调。坐长途汽车直达安吉县城，印象里途中经过山区然后到达安吉。后来知道安吉在天目山环抱之中，属于山间盆地。在安吉外调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但入厕问题着实让我们两个北方人不知所措。当时我们要上厕所时，可到处找不到厕所，只好问当地人。他们指给我们，可是一看，我们犯了难。只见当地人指的厕所是半开放的敞开式，三面用木板围着，一面向外敞开，顶部是木板屋面，下部是便池，完全不像北方的旱厕所。便池好像是一个大木箱子，约有半米高，上部是一条很宽的木板，中间用木板隔成两部分，看样子是供男女分开使开，可我们不知道男女怎样区分，更不知怎么使用。只好又问当地人，说不分男女，坐着入厕，谁来谁用。虽然我们看见一边坐着女的，一边坐着男的，好像还在拉呱儿，但我们感觉太不方便，只好等没人时赶紧跑过去，又赶快离开，比上海小巷子里的开放式小便池还令人难堪。

5月初，我们结束了近20天的南方外调回到单位，这时单位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暂告一段落，已转入“整党”阶段。当时的“外调”主要查证历史问题，少数是现行问题。我和丁镇万还承担了调查“延安公社头头”邢玉琢的问题。邢玉琢是蓬莱县城东关人，其父是大队书记，他毕业于蓬莱一中。我们主要是到公社和学校了解他的表现和其家庭情况，都反映没有问题，其父还到旅馆找过我们。一见到我们，表情很不自然，当一听丁镇万是蓬莱口音，我是山东人，他就放松了许多。我们也安慰了他一番，让他放心。

下乡劳动

1968年9月中旬，军代表组宣布组织报社的青壮年职工到农村参加劳动，地点是怀柔县沙峪公社沙峪大队。要求群众自动报名，我和室友们、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了名。其实，不要费多少精力动员，大家都希望换换空气，特别我们这帮年轻人。当时与我年龄相近的年轻工人有七八个，平时大家接触就多，下去劳动更符合我们的心意。我们乘卡车前往沙峪大队，到了之后才发现这里是纯山区，就在长城脚下，大概是现在“慕田峪长城风景区”的位置，位于北京市正北方。当时正值秋收季节，我们的任务是协助生产队秋收，具体干什么已经忘了。只记得干活时，抬头就能看见长城，但我们没敢去登长城，因为生产队负责人告诉我们，这里的长城大都建在悬崖上，不认识路的人很难找到安全的路，没人带路很危险。

在沙峪大队劳动期间，除跟社员一块劳动外，我们是自行开伙，集体宿舍，平时与社员接触不多。当时虽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但这里的气氛很平静，社员们和我们一块劳动时很少提及文革的事，我们更不提及，在加上我们参加劳动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所以就多劳动、少说话。国庆节前夕，劳动结束，回到北京。

69年6月份，军代表组和革委会又组织单位第二次下乡劳动。当时，“清理阶级队伍”已告一段落，“整党”开始。卫生部系统开始筹备“五七干校”，除少数同志在忙着整理材料外，大部分同志没有事干，“批斗会”、“大字报”早已停止。实际上军管后，单位主要是学习，“批斗会”基本没有召开过，也没有发动群众贴大字报。单位的运动气氛是平和的，大部分同志的任务是学习。即使像我们专案组成员完成外调任务后，也没有新任务，结案是军代表组和革委会的事，与群众没有关系。所以，第二次下乡劳动一开始大家都踊跃报名。

16号我们来到北京昌平南邵公社官高大队参加麦收。官高大队位于昌平的东边，属于邻近山区的村庄，应该是半山区。我们的任务，首先是帮助生产队割麦子。我的家乡都是拔麦子，没见过割麦子，更不会割。干活时，我跟在一个中年农民后边学习割麦子，他叫我“先生”。“先生”是农村对有文化、特别是戴眼镜的人的“官称”，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知识分子”的尊称，如老师、医生。不会割麦子，不是不能割，而是不懂怎么割得又多又快又好（干净）。那位农民割麦子时，左手一揽有三四十公分，而且速度很快。而我呢，只能用手抓着割。农民一人包揽四五行，我只能揽一二行，还远远地落在后面，而弯着腰顶多坚持几分钟，时间一长就受不了啦。后来，他们就不让我割麦子啦，而负责协助运输。麦子收割完后，又开始播种。播种是技术活，我们只能干辅助性的农活。20天的劳动很快结束，回到单位后大家都在开始准备去“五七”干校。

我们的婚礼

69年7月初，我和远在德州工作的恋人路英华商定结婚，各自向本单位提交申请报告。当时结婚，工作人员必须向单位申请，要写明对方的出身、政治面貌、工作单位等，如果没有单位批准手续，民政部门是不会办理结婚手续的。双方单位批准后，我向室友们宣布：回山东结婚。室友们为表祝贺，送给我一个搪瓷脸盆做贺礼，我则买了些糖块请大家吃喜糖。接着我离开了北京前往德州。10号一早，我们各持单位介绍信和简单的《婚前体检表》，到德州市（当时属德州专署驻地）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手续，领取结婚证（如图），即赴济南。在济南大观园照相馆拍结婚照，这也是我们第一张合影。

第二天，我们乘火车回枣庄。在山家林车站下车后，看见三叔家的序保大兄弟在车站门口迎我们。见面后我们要走，他说：二嫂，你坐上地排车，我拉你走。我们很惊讶，怎么还坐车子？他又说，大爷安排的。总不能让新媳妇自个走到家吧！我明白了，赶快劝她坐上地排车。就这样，我家用地排车把新娘子接回家。

当时，全国上下提倡“革命化的婚礼”，单位上不论谁结婚都是这样，有条件的穿上新衣服，没条件的换件干净的、最好的衣服搬到一块就算结婚了。同事们为表祝贺，有送像章的、语录的，大多数凑钱买件日用品当作贺礼，新婚夫妇则买点糖块分给大家，以表感谢，这就是在外地工作的年青人的“标准的革命婚礼”。

我们步行到达北山的家后，看见父亲和大哥在酥菜。我忙问：怎么还酥菜？父亲说：总得有个娶媳妇的样吧，不能叫你们进门就吃咸菜。我们一家人吃了顿饭，就算办了“喜宴”，这可真是“革命化的婚礼”。一个多礼拜后，父母亲才把爷爷、姊妹们等直系亲属都叫来，相互见见面，又到陶庄镇照相馆照了全家福合影。亲属虽然不全，那可是我们家四世同堂的唯一合影，珍藏至今。

婚假期间，我们回滕县老家看望亲属，也是宣示我们已经结婚。之后，又拜访了在枣庄的老同学以叙同窗之情。当说起在学校时没有发现我俩谈恋爱及如何谈上恋爱等闲话时，不禁感叹：若不是文化大革命停止分配，我们还不会有这个姻缘！是的，当时的中专学校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学生不准谈恋爱，但那时的氛围，几乎少有人谈恋爱，大家都在认真学习。即使有的同学有这个意思，也就是有好感、谈得来，还没有发展到谈情说爱阶段。一是当时的氛围，也就是大环境，大家都在努力学习，顾不上；二是政治环境不容许，第一学年相互熟悉，没有条件；第二学年开展“忆苦思甜”，“反修防修”教育，接着参加“四清工作队”，更不敢，也没有氛围；第三学年进入实习，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高潮”不断，“造反、串联、夺权、复课、军训……”一直到67年，学校的形势渐趋平稳，同学们又回到了所在班级，又没有功课，才有了表达“爱情”的土壤，我们才有了“表达”的机会，直到分配后才确定关系。正如我在老伴60岁生日时，让孩子用我写的生日祝词制作了一块匾，算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在祝词中表述了我们同窗4年，参加工作后两年等待，婚后又是南北相隔，千里相望，才终于团聚的感慨：夫人在北我在南，泉城学子乘一船。同科同行同甘苦，携家携子携千年。

第二首：两小无竹马，寒窗度年华。而立同携手，不惑共齐家。千年修一船，齐眉古佳话。互谅相扶持，安康伴花甲。

业余生活

我参加工作后，在北京前后约两年半，除军管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有硬任务，其余时间里都是宽松的。由于报纸已经停刊，单位分裂为两派，“革命”活动也不是天天举行，所以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非常多，再加上当时一无（广播）收音机、更无电视，图书馆关闭，除公园外的其他娱乐场所也全部关闭，娱乐活动也少之又少，所以我的业余时间十分充足。打发业余时间最省事也不会惹麻烦的活动就是逛北京城，夏天在后海学、练游泳，有时和室友们一块游香山、八大处、颐和园等远郊开放的公共风景区，再就是找书看。

逛北京城最为方便，一个人漫步在街头巷尾，信步走去，走到哪是那，不想走了就回宿舍。首先是逛我们住处四周的鼓楼、地安门、德胜门等地方的北京胡同区；然后去离住处最近的天安门广场、北海公园、景山公园、中山公园、劳动人员文化宫等景点，还有王府井、大栅栏、东单、东四、西单、西四等既是商业中心又是老北京的著名街区。之后是远处的天坛、紫竹院、北京动物园，凡是开放的街区、景区，只是能走到的，大都逛了个遍。有时也逛商场，像王府井百货大楼、东单商场、西单商场、大栅栏商业区等。我逛商场，极少买东西，就是看，也许是学商业财务的缘故，有时也琢磨各个商业片区、不同商店（场）的异同，售货员的服务态度、技能等。

当时北京胡同并不像现在成为景点，当时就是居民区。我们居住的大石碑胡同地区现在成了北京胡同的著名景点，可在当时与济南的背街胡同没有什么两样。总体感觉一片灰色世界，灰瓦、灰墙，穿着非蓝即黑或灰色衣服的行人。当时，最时髦的夏秋装是用产自日本的白尼龙（锦纶）化肥袋子做成的长、短褂子。因为料子太软，穿在身上人不动，褂子动。人一动，褂子就抖，群众给起了个名叫“哆哆嗦”。别笑！那可是稀罕物。单位就曾统一买过，而且限量卖给大伙。我穿着“哆哆嗦”回陶庄时，有人还打听从哪里买来的。虽然大街上一片“灰色”，但天比现在蓝，云也比现在白。间或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庭院，独立在“灰色”之中，倒也有一番风情。

毕业前，我基本不会游泳，虽然在校时上体育课到济南皇亭游泳场（青龙桥北护城河西岸）学过几回，但没有机会练，所以68年的夏天便跟室友们在后海学游泳。后海当时的自然功能有两个：冰场、泳场。冰场，就是提供天然冰块的场所。一到冬天严寒时，工人就在后海边上搭起架子起冰块。当时冰箱是奢侈品，只有工作必须的单位才可能有。后来我去的卫生部五七医院的冰箱是苏联专家援华时留下的，用于冷藏疫苗和药物。北京冬天起冰块，据说历史悠久，皇宫里夏天降温和保存食品就是用后海里起的冰。工人起的冰长方形，大约四五十公分长、三四十公分宽，起出来放在架子上，然后一块运走。而到了夏天，后海就变成市民的游泳场，我和室友周孝麟、广军、杨从荣，有时女同事完小戎也跟着去游泳。我们游泳的地方在后海东边，远离居民区和机关，在原卫生部机关食堂附近，离我们在大石碑胡同的宿舍很近。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中午或下午去游泳，单位不搞活动则可以玩上一下午。他们都会游泳，只有我跟着学，跟着练。一个夏天，虽然泳技不算太精，但游上十米八米的没有问题，在水里游着玩也问题不大，这算是在后海附近住的最大收获吧。

找书看，是我的主要业余活动。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找书看不成问题，向编辑们请教写作的经验更不成问题。一开始向室友们借书看，后来向住在同院的老编辑借。与我们宿舍几步之遥的赵莲君编辑，其丈夫原来也是出版社的编辑，据说是研究鲁迅的专家，因“五七”年反右，被调到某中学教语文。他们家藏书不少，我就向她借书看。

69年9月份，大家都在准备下干校，赵编辑家也在忙着准备。有一天，她喊我，说有一批书要卖掉，问我有没有需要的书。我一进她家，看见门口堆了很多待处理的书，就去翻看。发现有一些关于鲁迅的书，大都是解放初期出版的，全是竖排本，于是拣了一二十本感兴趣的书。这些书一直保存着，但由于数次搬家，现在只剩下不足十本（见图），存在书库里。这些书，特别是学术性的书大多翻看了一下，看不太懂，只有《鲁迅传》认真看了一遍。.

http://www.zzzx.gov.cn/wsbl/wy/201607/t20160708_2940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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