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河县“文化大革命”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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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县“文化大革命”纪略
    一、背景
    1949年5月白河第二次解放后，广大穷苦人民斗地主、分田地，不再交纳苛捐杂税，不再受剥削、欺压，对共产党、毛主席、人民政府感恩戴德，十分拥护，党和政府的号召人们无不积极响应。历次政治运动，全县干部群众都踊跃投入。对干部、职工的政治表现，也多从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来衡量。1950～1958年，县内对苏联的工业、集体农庄、教育、军事、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宣传已深入人心。当时，县内妇孺可能不知秦皇汉武，但没有不知苏联和斯大林的。普遍的意识是“苏联的现在就是中国的未来”。50年代末，赫鲁晓夫担任苏共领导后，开始否定斯大林。60年代初，中苏关系严重恶化，由“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变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打倒赫鲁晓夫”，直接称苏联为“苏修”。舆论导向是苏联的变色，是因为出了修正主义分子，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把“防修”、“反修”、“防止中国改变颜色”、“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分子”已提到政治上的头等大事。一时“中国民主革命不彻底”、“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还存在”、“阶级敌人心不死”、“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和条件”等理论成为舆论媒体的中心内容。1963～1965年，全县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县上成立“社教”工作队进驻农村公社、大队、生产队，行业组织工作组进驻企业单位，开展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的“四清”工作。从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言行进行批判、斗争开始，逐步对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尤其是对生产队队长、大队党支部书记、会计、出纳、保管等人员的言行、生活作风进行评价、鉴定。由于是带着问题去找依据，绝大多数五类分子①和基层干部的问题都“有据可查”。于是多吃多占、损公肥己、破坏集体经济、挖社会主义墙脚、腐蚀拉拢干部、对共产党不满、打击报复贫下中农、想复辟资本主义、想重新骑在人民头上、剥削阶级本质的再暴露、帝修反的别动队等所谓依据被揭发出来。通过揭发、交待、批判、斗争的统计数字和运动总结，证明了“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证明了“修正主义确实存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十分必要。两年多的“社教”运动，使全县运动者、被运动者思想上都很紧张，当时不少人说“不揭不知道，一揭吓一跳”。干部、群众都认为现实社会生活中潜伏着修正主义，而且惊心动魄。
    1965年底，上海《文汇报》上开始刊登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1966年报上又刊登了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合写的《三家村札记》的文章。全县机关、学校、厂矿、企事业单位以至生产队每天政治学习时便集体阅读这些批判文章，并组织自办批判专栏。县有线广播上都是统一口径的批判稿。连农村上了年纪的老太婆也跟着广播骂“邓拓、吴晗、娘母仨”（将廖沫沙误为“娘母仨”），“指责”他们不该指桑骂槐，攻击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
    城关机关干部、教师看到原来受欣赏的《怒潮》、《早春二月》、《抓壮丁》、《红日》等一批电影停演，一些国内外著名的学者专家如杨献珍、翦伯赞、吴晗、田汉、夏衍等被点名批判，都感到摸不着头脑，好像中国的现实社会已“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盼望党中央和毛主席尽快扭转这种局面。
    二、教师集训会
    1966年6月，全县中、小学教师奉上级命令停课，而被集中在各区（镇），学习报刊上批判《燕山夜话》、《海瑞罢官》的文章，自己也办“大批判专栏”、写大字报，人人“口诛笔伐”。7月初，县上又根据上级安排，将全县公、民办中小学教师集中到县一中，开办“教师整训会”，指令各公社派贫下中农青年积极分子参加，县委向“整训会”派驻30多人的工作组领导整训会。全县中、小学停课闹革命。同时，号召全县掀起批判“三家村”的群众运动高潮。
    舆论工具都宣传“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但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的已被我们识破了，有的则还没有被识破，有的正在受到我们信用……。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人人都在暗暗地琢磨，谁是身边的“赫鲁晓夫”。
    教师整训会初期，按照《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评论员文章口径以大字报、声讨会形式批判“三家村”，继而要求联系本单位阶级斗争实际及个人的思想、言行“斗私批修”，“从灵魂深处闹革命”。在工作组“指导”下，教师整训会的批判、斗争政治空气愈造愈浓，调子愈调愈高。由向党交心，到“斗私批修”，再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它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凡出身为地主、富农、中农、小土地出租、市民或旧社会当过职员、店员的教师，人人过关。先是大字报围攻，再小会、大会轮番批斗，由口诛笔伐“触及灵魂”到触及皮肉、站板凳、戴高帽、挂黑牌、抹黑手、涂黑脸、揪头发、戳脸、打耳光、卡脖子、揪耳朵、陪斗碰头、罚跪晒太阳、淋雨、皮鞋踢等等。有的人受辱、被打，忍受不了投河自尽。整训会到8、9月份，凡批判发言都要从《毛主席语录》中找到理论依据，证明被斗者是阶级敌人，是资产阶级分子。由于“无限上纲”揭发批斗，已到了人人自危的程度，昨天揭发别人，今天被人揭发；昨天批斗别人，今天被揪出受别人批斗；昨天是“红人”，今天是“黑帮”。到9月底，44％的公办教师被批斗，25％的民办教师被批判。8、9两月，整训会上的公、民办教师已不能随便走出中学大门，更不准请假回家。“教师里出了大批黑帮分子”的传闻和详细批斗情况早已传遍全县城乡。当时，县上各单位和农村生产队也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批斗会遍及全县。10月初，教师整训会宣布结束，几十名“黑帮”教师、学校领导被留下继续整训，其余教师重新分配，缺额部分从农村积极分子中提拔，从民办教师中补充，绝大部分教师及其家庭成员的心情十分沉重。留县整训的几十名“黑帮分子”，集中在县文化馆一边交待“问题”，一边劳动改造，挖土抬石，修建体育场司令台。10日，县委通知把留训的“黑帮”教师分散到大双公社花湾大队、仓上公社红花大队、卡子公社红旗大队“劳动改造”。凌晨，自背行李徒步出发。“黑帮”教师走到哪里，批斗到哪里，到卡子的20人还没有顾上吃饭，就接受当地的“下马威批斗会”。各人自报姓名，双手高举，头要低下，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竹棍、木棒、柳条来回抽打，边打边骂，有人别出心裁，拉出几个“黑帮”教师跪在马路中间，令举起手低着头，面前点盏煤油灯接受烟熏。有的女教师连不满周岁的孩子也不让抱，放在地上也得高举双手。
    白河县“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从教师整训会拉开序幕的。
    三、破“四旧”立“四新”运动
    1966年8月初，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全县干部、群众才知道中央还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接着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定》里提到共产党里有“资产阶级司令部”，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此，干部、群众从来也不会想到。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同时一些指意性很强的语录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等语录也相继在报刊出现。干部、职工、学生心记口诵。“造反”是封建时代反对皇帝的口号，白河解放后，从未有人敢喊过。于是“造反有理”的口号由试探性地喊，到大张旗鼓地喊。8月中旬白河一中学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设立了“红卫兵”总部。加入“红卫兵”的条件是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得到“红卫兵”承认的革命干部子女（时称“红五类”）也可加入。当时社会上还流传着一份“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传单，进而“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理论也派生出来。所以凡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子女（时称“黑七类”），不管本人表现如何，均不准加入“红卫兵”组织，而且一切社会活动权被剥夺。许多出身不好的学生遭受歧视，十分悲观，自卑消沉，埋怨错投了胎。“红卫兵”终日忙于帮助教师整训会、街道、县级各单位揪斗“黑帮”分子、“四类分子”和当权派。给揪斗对象抹黑脸，染黑手、剪头发（给男“黑帮”剪阴阳头，女“黑帮”剪短发），继而开始了“破四旧”（旧思想、旧习惯、旧风俗、旧文化）、“立四新”运动。“红卫兵”三五成群地到被认为是“黑七类”的家中搜查。凡1966年以前出版的书籍、刊物、家谱、日记、手稿、照片和凡有绘画、雕刻、刺绣的衣服、家具、杯、盘、碗、碟以及名人字画、各种质地的佛像乃至建筑物、建筑装饰、壁画图案、饰件、碑碣等等，或搜去焚毁、或砸烂、或铲除、或涂抹。“破四旧”运动很快由县城波及到农村，“红卫兵”、“红小兵”（少先队组织被取代）在全县范围内大肆抄家，庙宇寺观、坟头碑刻、石雕悉被砸毁，无人敢禁。个别地方把“黑七类”家中的酒、肉、衣、被、皮袄、眼镜、手杖、金银首饰、玉器等亦当作“四旧”之物抄走。被认为是“四旧”的物品展览之后，书籍、字画之类便付之一炬，陶瓷之类用棍棒悉数打烂或摔碎，雕花家具或砸去浮雕或铲去雕花，有的贵重物品不知所终。前后持续两个多月的“破四旧”抄家运动，城乡居民均有惶恐，担心不知何日自家被抄。1966年11月1日，“白河县防修一中”的“红卫兵”下“命令”驱赶县城的“五类分子”到农村落户，并要求“五类分子”“持户口迁移关系到防修一中红卫兵队部登记”。正当这项工作在进行中途，外地的“红卫兵”“革命大串连”活动波及白河，于是全县中、小学和部分机关单位的“红卫兵”连忙赶制黄“军装”、制旗帜，谋划串连路线，有的上北京，有的到西安，有的下武汉，有的上井冈山……。“红卫兵”陆续离县外出串连。走到哪里都有“红卫兵”接待站管住、管吃、管喝、管交通工具。吃饭不要钱、乘车不要票。几十天串连回来，胸前戴满了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带回沿途各地的“文革”传单，以及某领导人是“特务”“叛徒”，某人跳楼自杀、某省被夺权之类的令人怵目惊心的消息。
    在破“四旧”的同时，全县各地出现了更改人名、地名和单位名称的热潮。区、公社、大队、街道、机关单位纷纷改名为红旗、反修、反帝、防修、敬东、卫东、忠东、四新、永红、三忠、立新、新建、文革、三红、心红、忠红等。
    四、语录化、“红海洋”、“早请示晚汇报”
    1966年5月后，学校、机关单位将原每天的政治理论学习时间，改成了“天天读”（毛主席著作）时间。由阅读理解应用，发展到背诵。由背诵毛主席语录到背诵“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林彪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讲话发表后，将背诵“老三篇”、“语录”推向高潮。“红卫兵”在全县路口、交通要道设立“语录站”，检查过往行人背诵“老三篇”或毛主席语录，背不来便就地读，直到会背诵才准通过。各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学校、居民都做语录板、语录牌，挂在醒目的地方。
    1966年11月27～30日，县上召开了2307人参加的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大会以“讲用会”②的形式，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号召全县人民“响应林彪同志的伟大号召，进一步端正对毛主席思想的态度，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脑海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必须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来学，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会后，全县掀起了背诵毛主席著作和“最新最高指示”的新高潮。并开始唱语录歌，开展“红海洋”运动（以红漆、红纸写语录）。“天天读”（毛主席著作）时间，要“雷打不动”。进而演变为“早请示”、“晚汇报”。程式是全体起立面向领袖像，右手高举语录本，由一人领读“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紧接着众人接念或背诵语录。每天晚上全体人员又集合在一起重复一遍，称之谓“晚汇报”。被批判、斗争者，开场白也逐渐有了固定程序：向领袖画像鞠躬然后说“我有罪，我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无论大、小会议，第一项程序是全体起立，向领袖画像致敬，由一人念“让我们忠心地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众人接念“万寿无疆！”领念又说“祝愿林副统帅——”众人接念“永远健康”！
    8月后，人人佩带毛主席像章，有的做一个手掌大小的“”型木板，象征“心”，上贴一“忠”字，戴在胸前。一时全县仿效，门上、窗上、墙上、会场主席台中心都贴上大小“忠”字。当时的宣传意识集中于要人们“忠于伟大领袖、忠于伟大领袖的思想、忠于伟大领袖的革命路线”即三“忠于”。对伟大领袖要“无限忠于、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即四“无限”）。背错了“语录”，写“语录”掉了字，对领袖说了不吉利的话都要受到批斗。对报纸、刊物，谁也不敢撕破、垫座或包东西，因为报刊印有领袖照片和领袖的名字。当时因无意污损、垫座报纸而被批斗、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各地都有。
    1967年初，又兴起见面说话、打电话、问路、到粮站买粮、到商店买货，都得用“语录”作开场白。到粮站买粮先说“为人民服务，我买这个月的粮”，再把粮本递上。开票员用领袖语录对答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或“备战备荒、为人民”，然后问“油灌不灌”？买货时到商店先说：“抓革命、促生产”。营业员对答“语录”：“要节约闹革命。你买啥？”。一时成为风气。与此同时，全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街道的空白墙壁上用红油漆书写大幅毛主席语录，有的以黄色油漆涂底，用红色油漆写字。红色语录字愈写愈大，一时红色油漆脱销。愈写愈多以表示对领袖的“三忠于”、“四无限”程度。红色的旗帜、红色的语录标语、红色的“忠”字、红色的“红卫兵”袖套、红色的“语录袋……”时称要创造一个“红彤彤的世界”。“红海洋”运动直到中央发出禁令才得以止息。月后，全县又开始跳“忠字舞”，唱着流行的《心中的红太阳》、《万岁，万万岁》歌曲，边跳边唱，无论有没有舞蹈才能，哨子一响，都得列队舞蹈。一些舞姿欠佳者互相睥睨着对方的舞姿，欲笑不敢，实在忍不住，或以擤鼻涕将气放出，或以手帕揩鼻掩口，权作遮盖。因为组织者再三强调“跳不跳忠字舞是对伟大领袖的态度问题，跳得好不好那是技巧问题。”
    五、“夺权”、造反派分化
    1966年8月下旬，北大“红卫兵”赶走驻校工作组，揭露工作组整群众的消息见报以后，认为工作组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了群众斗群众，大方向错了。由此，白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转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白河的教师开始揭露县委派驻教师整训会工作组的部分人员迫害教师的情况，同时要求工作组、县委、县人委领导承担责任，进行平反。12月初，陕西工业大学“红卫兵”串连到白河，贴出了“炮轰白河县委”的大字报，全县震惊。接着开始向县委“造反”，各机关单位在运动初的积极分子有的冷静下来，有的受“反戈一击有功”的启示，又成为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积极分子。这样一来矛盾的中心集中到县委、县人委和各部、局、委的领导者身上。时称“当权派”成为革命的对象。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对运动定调除中央文件外，平时都要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社论或评论员文章。元旦社论是当时必读文章。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点明这一年是向“牛鬼蛇神”、“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总攻的一年，敏感的“造反派”头头一直在琢磨着字里行间的意思。“元旦社论”发表不几天，社会上传来了上海“造反派”夺权消息，一时全县各机关单位开始夺权。“造反派”接管单位公章，命令单位领导“靠边站”，甚至宣布“罢官”。这时，上至县委书记、县长，下至生产队的队长、会计、保管、出纳都被日夜批斗。这个单位斗了，那个单位斗，有的单位“打借条”“借”当权派批斗。被斗者有的腿站肿，有的被骂被打，口鼻出血，有的被斗晕过去，甚至有的肋骨被打折。在对待“当权派”功过、是非上，“造反派”内部发生分歧，于是开始分化，不同观点者各自成立“战斗队”。十几个人可以成立一个“兵团”，一个人可以成立一个“独立思考”战斗队，几个同观点的“战斗队”联合成立“司令部”、“总部”等名目的派性组织。有称某机关红卫兵总部、红卫兵团、战斗队、造反派、战斗兵团、精兵队等等，刻图章的应接不暇，做红旗的门庭若市。揭发批判“当权派”的大字报满街都是。贴大字报的盛期，县城一天搅浆糊面粉常逾百斤。日可收联络站、战斗队、司令部、总部的传单、小字报盈寸。任何人都可以上对国家主席下至一个风流妇女，大鸣、大放，不需负丝毫责任。初，以大字报形式辩论，继而发生互相覆盖对方的大字报。甲派刚贴上大字报不到一小时，被乙派的大字报盖过。乙派贴的大字报浆糊未干，又被甲派大字报覆盖。口头辩论的形式，逐步升级上桌子辩，高音喇叭辩，再由辩到骂。甲派骂乙派是“保皇狗”，乙派骂甲派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骂仗逐渐升级。为证明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派，于是两派都想到：谁对阶级敌人、“当权派”斗得最凶、最狠，谁就是“响当当”的“革命派”。这个时期领袖语录只引用而不背诵了，“忠”字牌不戴了，“忠”字舞不跳了，“天天读”不读了。两派集中精力攻击对立派，磨擦时起。从社会到家庭，由于观点的不一致，父子决裂、挚友反目、兄弟成仇，甚至夫妻离婚的事也有发生。1967年7月，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两派心领神会，于是武斗的气氛逐渐酿成。
    六、武斗
    1967年夏，两派群众组织都在批斗县级领导，都不愿承认自己一派是“保守派”。因为全国各地都在骂“保皇狗”。有一派通过头目会议讨论认为，要不当保守派，只有打倒梁湛山（县委书记）才行。要批倒梁，一定要查到“文革”前梁的讲话、指示，从中分析批判才有力有据。于是又紧急暗中安排布署，于1967年8月2日凌晨，以“造”县委当权派“反”为名，抢了县委档案馆98卷档案。当天县城的大幅标语是：“8·2造反好得很”，“8·2造反是革命行动”。下午到第二天满街又出现了“8·2造反是反革命行为”，“抢劫国家档案是反革命行动”，“8·2违背中央十六条”的大幅标语。两派对“8·2”事件的性质进行了长期、激烈地辩论，并伴随有互相辱骂的语言。此事牵动了全县城乡，连小学生也卷入辩论热潮中。这时双方除约定时间、地点辩论外，油印传单和大幅标语如《辱骂不是战斗》，“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说不要脸的话”之类的相互攻击从未间断。9月3日，县委财贸政治部的档案又被系统内一派抢走，辩论变为互相漫骂、中伤。批斗“当权派”，有的批，有的保（暗保）。把“当权派”“借”走，藏匿、转移，使对立派批斗不成。情绪激化，双方都有武斗准备。12月29日凌晨，白河一派联络平利、安康同观点的派性组织，开着卡车，荷枪实弹抢了县武装部武器库，同时散发了“欢迎军队支左、不支派”、“评发枪与借枪”之类的传单。另一派发现对立派抢枪，立即沿汉白公路组织了武装拦截，没有成功。
    12月29日早上，县上第一次广播时，向全县披露了抢枪的消息，全县震惊。拦截的一派在县城布岗盘查行人。抢枪的一派开车至界岭，停车打开枪械、弹药箱，除部分枪只零部件外，几乎全是砖头。原来人武部鉴于外地已发生抢枪事件，将仓库枪械拆散，分散埋藏，一部分已转出弹药库。
    “12·29”抢枪后，两派对立情绪大增，武斗时有发生。1968年2月2日一派非法武装“接管”了县广播站，县人武部生产办公室向两派做说服工作，要求双方把武器交回来，并协商成立两派大联合委员会。4月6～8日，两派小范围的谈判联合时，一派两次打了另一派的谈判代表，另一派便抬着被打者游行抗议，使两派联合谈判分裂。双方都在暗中研究对策并做大型武斗准备。4月13日，手工业管理局内有一派在开会研究准备武斗对策，被一派将会场包围，并上房用砖瓦袭击开会者。屋内扔出一炸药包以便夺路逃跑，幸未伤人。这时，房上向院中投一手榴弹，也未死伤。开会者30多人从大门冲出，多数向城里跑去，逃至县中队请求保护。另一派200多人从后追赶，将县中队包围。中队战士将请求保护的20多人送到战士集体宿舍。战士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正在交涉时，有一人将一枚手榴弹投入战士宿舍内，顿时大乱，未伤者冲出宿舍，被外面的包围者抓住毒打。这次事件致残2人，重伤10余人，重伤由人武部拨款送往郧县治疗。“4·13”事件后，武斗气氛日益浓厚，一派成员陆续带上钱、粮票到湖北郧西的夹河、羊尾、老官庙一带躲避。其中有干部、职工、教师、居民。县内所有机关单位、厂矿、学校基本无人上班上学，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4·13”事件拉开了武斗序幕。这时两派基本形成了一派在县，一派流落在郧县、丹江口、西安、宁陕、安康等地。
    4月底，在县派声明要“保卫白河”、“保卫山城”，积极准备武器。便派人到安康向同观点的组织要枪。对方说“你们白河武装部有现成的枪不抢，向我们安康要枪？”白河去安康的人回县后，经过多次策划、摸底，布署于5月2日百余人拥到县人武部门前，以“要转移封存的武器、弹药”为名，由“谈判”到起哄，掘土三尺抢了武装部转移的步枪277支、半自动步枪5支、冲锋枪2支、手枪6支、机枪17挺、重机枪3挺、小口径步枪34支、猎枪45支、82炮1门、60炮2门、炮弹18发、子弹3800余发。5月29日，又在小河口汉白公路拦截了郧阳军分区转移武器的吉普车一辆，截留了手榴弹100枚及部分枪械零部件。为了控制舆论工具，1968年6月3日，又里应外合接管了邮电局电话房。6月11日接管了县物资局，无偿提走炸药751公斤、电雷管2000发、火雷管1975发、导火索500米、生铁1502公斤，用于制造手榴弹、炮弹和“飞行炸药包”。6月16日，接管了县药材公司、小河口国营旅社、食堂，给武斗作后勤供应。
    在此阶段，县城的小河口、下卡子、天池岭、烈士亭、上河唐家棚、南岭子等处设立了岗哨和火力点，昼夜值班防守。指挥部、后勤供应设在白河一中。
    1968年7月，一派应安康同观点组织的调度，派出50多人的武斗队去镇坪县参加武斗。8月初，一派探听到有部分对立派人员驻湖北郧西县羊尾镇，于是便主动出击。8月6日，数十人荷枪实弹渡江进袭郧西县羊尾镇，搜捕到对立派群众30多人，押解回县游街示众，并关进公安局已建起尚未使用的新监狱。部分被关押者被刑讯逼供，多人被打伤，其中城关镇建筑工人张昌义无端被人用棒打死。
    逃散在郧西、郧县的另一派逐渐奔聚到郧阳，所带现金、粮票告罄，生活无着，探听到白河土产公司在丹江口存有尚未卖掉的龙须草绳2.8万斤，经过策划，经白河人武部副部长孙某同意，由派性组织出面卖掉。又卖百货公司的卷烟、水果糖，得款8175元，每人借给5～30元作为向西安、安康方面靠拢的生活费。这派迂回到西安、安康、汉中、石泉、汉阴后，外籍人回家赋闲，白河籍一部分人，又投靠安康同观点派性组织，并参加了安康的武斗。
    这个时期县内武斗升级，与当时社会上盛传“文攻武卫”的口号分不开。同时还有一种新鲜的解释：“好人打坏人一应该，好人打好人一误会，坏人打好人一自我暴露，坏人打坏人一以毒攻毒”。武斗初期，只有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两派才接受。两派武斗进入狂热阶段后，对于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最新指示”都采取带着一个攻击对方的观点，再到《语录本》上查找一条或几条领袖语录作理论依据。发展到后来，普遍出现一手拿着“红宝书”，一手拳打脚踢。嘴上喊着“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下边是推推搡搡、拳脚交加；有的嘴上喊“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紧接是大打出手。直到后来在武斗策划时，头头布置说：“我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时，你们开始动手”，“我喊不要打时，你使劲给我打”。所以“打”总是“好事”，打错了也问题不大。在这样的宣传鼓动下，大小场合武斗盛行。
    七、打“尖子”运动
    1968年5月以后，白河两派对安康两派分别依附很紧。都想把安康同观点的“造反组织”作为自己的靠山。安康两派也分头向同派联系，拉同派势力。5月底，安康一派出现了杀害对立派群众和“四类分子”的做法，并在与各县同派联系会议上作了“经验介绍”。白河一派头目从安康回县后，便召集全县各区、各机关同观点的负责人会议，介绍了安康做法，并发挥说四川、紫阳等地把四类分子杀光了，连子女也杀了，斩草除根。又说：“我们不能再右了，太右了，要吃亏，就要掉脑袋。”“现在公、检、法（机关）瘫痪了，我们不管谁管，对‘尖子货’要发动群众搬它几个。”会上有人建议把“尖子货”送到县上来统一处理，讨论结果是“矛盾不能上交，就地处理，杀鸡给猴看”。
    6月14日，大双公社一干部回去传达了县上派性“打尖子”会议后，决定召开群众专政大会。6月17日，会上将富农分子赵某先用木棒打死。接着群众之中有人借机泄平日小事纠纷中的私愤：有婚姻不成打死对方的，有知道某人隐私的，还有父母为保护儿女不受污辱被打死的。群众大会上，派头头表扬了凶手，要“向他们学习”，各生产大队要“普遍开花”。7月5日～8月28日，大双公社先后以木棒、石头打死、石灰包呛死“四类分子”3人，一般群众3人。地主分子李某被打死后，一凶手逼一杀猪匠与李之子将尸分为六段，令李之子拖回家中。
    6月14日，一派“司令部”派出70余人的武斗队前往茅坪、西营、冷水区帮助“打尖子”。茅坪区当地派性武斗队到各公社去，走一处，打一处。县武斗队到西营区后，让各公社把“尖子”带到区上，挂牌子照像后再打。有的用木棒打头致死，有的用石头将头砸裂，有的将女性小腹踢打出血致死。7月10日县生产办公室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一派头头决定将全县杀人的照片放大，在会展出，并听了外地煽动武斗的录音报告。会后，全县又一次形成了杀人的高潮。同时县、区、社武斗队散发了“群众专政好”、“打尖子好得很”等标题的传单和油印小报。
    从1968年6月17日到9月初，全县5个区30个公社中，有26个公社，以“打尖子”为名，打死82人。其中地主分子19人，富农分子14人，反革命分子28人，一般群众21人。后经“路线教育学习班”查明，县、区、社参与策划者16人，直接凶手170多人。事后，除对主要报复杀人的凶手判刑外，其余都以检讨、批评教育结案。
    从1967年底到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两派共动用国家、集体现金178324元（一派用123738元，另一派用49624元）。非法提取国家粮食、粮票589.6市斤，摊派粮食、粮票10507.9市斤。用于支付武斗工资、差旅费、宣传费、购置费达13万多元。
    八、革命委员会产生
    1968年元月2日，全国各报纸纷纷发表《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打倒派性、增强党性》、《围歼派性，砍断黑手》等抨击派性、呼吁停止武斗的社论。有的“社论”直接点出：“许多事实告诉我们，凡是内战迭起，持久不断乃至武斗的地方，十有八九是坏人在兴风作浪。他们用各种各样的伪装作掩护，甚至披着造反派的红色外衣，躲在幕后煽阴风、点鬼火、射暗箭、放冷枪。在这种情况下，不论那一派革命组织的群众，都要自动起来揪出坏人，斩断黑手。把各自组织里混进的坏人揪尽了，联合对敌了，派性没有市场了，坏事就会变成好事”。这些报刊社论影射了武斗的策划者，涉及到给派组织头目的形象及定性问题。由于当时没有权威措施，同派“战友”一直高喊“风雨同舟”，“誓死忠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忠于伟大领袖”，因而白河的武斗没有停止下来。这时中央命令各地人民武装部和驻军开始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白河县人武部在本身也分两派的情况下，仍遵照省军区、军分区的指示，动员上交武器，促进两派联合。1968年初，虽几次促使两派谈判，达成联合协议，由于“大气候”影响，“联合协议”对两派都没有约束力。1968年3月底，《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革命委员会好》的社论，其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这时全国大部分省革委会已成立，5月1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两派联合的趋势渐已明朗，同时省上派部队来控制安康，驻安康部队又派小分队来白河协助县人武部敦促两派联合。虽然少数派性强烈的人向解放军官兵挑衅，部队战士一直采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克制态度。在军队的帮助下，5月18日，白河县第一个公社级革委会长征（凉水）公社革委会成立，由全面混乱到治理走出了一步。7月，中央连续发出了“七·三”、“七·二四”布告，号召两派克服派性，上交武器，实行两派大联合，停止武斗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时期广播、报纸、军队宣传的中心是停止武斗，两派联合，成立革委会。至此两派的武斗情绪略有降温。8月中旬，传来安康两派上交武器，拆除工事的消息，派性斗争欲望很强的人精神开始萎缩。9月初，在军方的斡旋下，白河两派开始联合，上交武器。经过谈判、协商成立“三结合”的县革命委员会。由原县级领导、军方代表和两派头目组成。两派以对等的人数、相同职务进入县革命委员会。9月9日人选定妥，13日在运动场召开成立大会。县革委正、副主任9名，常务委员16名，委员12人。县革委会中设政工组、生产组、政法组和办事组。4个组代替了“文革”前的党、政、群团、工交财贸、文教卫生一切职能部门。9月中旬以后，各区、公社及企事业单位、学校都一律仿照县上办法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没有军方代表，则由民兵代表或贫下中农代表顶替。
    10月初，两派按照县革委第一号公告精神，上交了武器、印章，宣布“平山倒旗”，和一切县内外派性组织脱钩。到10月中旬，外出人员基本都已回县，学校陆续恢复上课。暂无课本就一边学习领袖著作，一边参加劳动。
    九、清理阶级队伍
    全县各级革命委员会和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后，正值中央发出“抓好斗、批、改”，“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号召，要求进一步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把活学活用领袖著作推向新高潮，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清除混进革命队伍中的投敌、叛变、自首分子、五类分子和顽固不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整党实行“吐故纳新”，纯洁阶级队伍。
    1968年10月16日，县革委会通知原县委、原人委、原公安、检察院、法院全体人员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称“三原学习班”，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先审查出家庭出身好、历史清白、对政治运动积极主动的人组成专案组，将干部、职工的档案重查，旧案重翻，找出疑点，或启发诱导知情人提出疑问、或由办案人猜情度理设置疑问。如某人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敌战区混过事，则有可能是汉奸；解放前在国民党军、政界混过事有可能是“上杠”的反革命分子或是国民党潜伏的特务；如果在解放前参加了共产党，被国民党逮捕过，则有可能是叛徒变节分子；如果在解放前三年已是地主、富农家庭的成员有可能是漏划地富分子；如果是解放后的领导干部，则怀疑是刘少奇的“黑爪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是有一技之长的技术人员，可能是“反动学术权威”或“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交待不清，自然穷追不舍。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全县铺开，要求深挖阶级敌人。这时“文化大革命”前期受冲击者又一次被检举、揭发、批斗。全县各地都开展深挖，由点连线、由线连片，几乎达到人人过关的程度。内查外调的人员或专案组全县皆是，有的跑遍全国各省。挖出的“阶级敌人”由各单位、各区、社逐日用电话报数给县上政法组统计，一时全县叛徒、汉奸、漏划地主、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到处都是。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清出“阶级敌人”7873人，其中移送专政机关60余人，交群众管制582人，自杀23人、外逃15人，其余7000多人都被大小会批斗过。仅“三原”学习班609人中，被揪斗253人，自杀2人，受政纪处分43人。问题弄清了的宣布“解放”。有些干部的历史无法查清、或虽查清而专案组信不过的便“挂起来”，不作结论，不任用、不“解放”。1969年底又开展了干部、学生、居民下放工作。县上除革委4个组外，没有其他机构。当时推广灵宝县革委会“精兵简政”的经验，县革委4个组用人甚少。原县委、原县人委、原公检法部门多余出来了大批干部，无法安置，便令带家属下放农村。又按上级指示，将全县500多名城镇“老三届”、“知识青年”下放农村“广阔天地”。同时又号召县城居民向外地学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将360多户1439名县城居民下放农村。
    1968年9月后，全县在“斗、批、改”时期，响应当时中央报刊号召“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和贫下中农必须占领上层建筑领域”。县政工组抽调工人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贫宣队）分别进驻需要“斗批改”的机关、学校。同时把学校卫生院所、商店下放贫下中农领导、管理。教师、医生的工资制改为生产队记工分、分粮加补贴。农村“赤脚医生”到医院当大夫，医院医生到生产队当“赤脚医生”。学校请工人、贫下中农上讲台。到1969年7月，全县94所公办中、小学下放由当地贫下中农管理。其中有33所中心小学下放生产队管理。教师、医生工余背上口袋到生产队要每月的口粮。
    1970年后，下放的“知识青年”、干部、居民陆续回到城镇。“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的冤、假、错案，1979年7月开始复查，甄别。97％以上的人都得到平反、纠正，补发了工资。
    十、尾声
    1971年，中央通知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铺张浪费（简称“一打三反”），全县层层设立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抽调办案人员。各机关单位、公社举办“一打三反”学习班，除每次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外，新添了“文革”中两派的头目。交待、揭发、内查外调的重点是两派中的骨干。凡与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指革命委员会）、抢劫国家财产、盗窃机密、打砸抢、贪污、挪用公款联系的人和事都要核查定性。成立的革委会结合两派的群众组织代表，担任了县革委会副主任、常委、委员者，一经清查，多撤职、免职。原来被“造反派”命令“靠边站”的干部陆续进入各级领导班子。有人感叹说“你上台，我下台。台上台下谁都倒过台”。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过武斗的，抢劫过档案、武器、物资的，挥霍浪费、贪污钱粮的说出经过，检讨之后予以结案。
    9月13日，“文化大革命”的副统帅，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的《党章》中被确定为党中央最高职位的接班人林彪因急于抢班夺权，杀害毛主席的阴谋败露后，驾机叛逃，机毁人亡。消息传到白河，人们惊吓莫名。在这种精神背景下，县上开展了“批林整风”，批林彪的杀害毛主席、武装政变实施方案《571工程纪要》。在批林整风当中，插进“马振抚事件”（河南省某县，公社中学一女生不愿学英语自杀）、“张铁生事件”（考大学交白卷）、“黄帅事件”（抵制教师的正确批评、教育），上边舆论导向要求全社会都来支持这类学生，一时全县各级学校难于执行传统教育手段。中、小学基本无法上课，学生打闹、不交作业，教师也不敢管教。“学朝农”活动在全县展开后，学生文化课减去2/3，师生都去国有荒坡，搭草棚上课，带开荒种地。接着是全县推广“小靳庄”经验，“评法批儒”，学校开展学习“朝阳农学院”活动。把课堂搬上山，边种地、边上课。全县各机关单位、生产队的“评法批儒”活动，统一口径写批判文章、发言，把儒家头面人物骂一通，把历史上的法家人物歌颂一番，把《三字经》、《女儿经》等不为青年人知晓的封建社会私塾启蒙读物重新印出来让人阅读，然后批判。为何如此，无人探究，只是遵从。同时县、区、社机关干部、职工抽出1/3组成“路线教育工作队”分驻各公社、大队、生产队，整顿农村基层组织，以阶级斗争为纲，批“资本主义现象”、“割资本主义尾巴”。许多生产队的一个劳动日价值只有1角钱。当时还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批一茬换一茬，有些生产队，几乎成人男子都当过生产队长，却没有能改变“吃粮靠返销，用钱靠贷款”的局面。1976年8月，接上级指示全县又层层通知批“三株大毒草”（即《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文件发下人们阅读之后许多人感到困惑，以水平低、看不出三个文件的错误、批不了为由，拖而不批。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消息传来，全县人民无不额手称庆。从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重新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白河也开始治愈十年浩劫的创伤，走向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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