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思蕴 程应鏐与他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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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应鏐与他的孩子们



－－作者：任思蕴



1938年至1940年，程应鏐在西南联大历史系学习，期间因沈从文推荐，负责编辑昆明《中央日报》的副刊《平明》，常与一些热爱文学的青年来往，这些人中，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宗蕖，“当时写充满了梦一样的东西的散文”。

1986年，程应鏐与沈从文、张兆和摄于北京。

1960年，与母亲、妻子和儿女摄于上海。



1945年抗战结束前，程应鏐夫妇的长子念祖在昆明出生。程先生为此写了一首诗－－《真儿初生有作》，其中两句是“汝生才两日，我心即恢拓”，他内心想必是很欢喜的。抗战胜利后，他们辗转前往上海谋事，陆续又有了长女程炎、小女程怡和小儿程念祺。



我见到程怡和程念祺姐弟，请他们谈谈父亲。程怡一开口，就说：我爸爸一生一直喜欢的，一是他的书，二是他的孩子们。



值钱的书都卖了



在姐弟俩的记忆里，小时候，“妈妈不大在家，爸爸白天也不大管我们”。1957年反右风暴来临，程先生夫妇在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先后被打成右派，做父亲的一直受审查，做母亲的一次次下乡劳动；及至十年动乱，更不可能正常地照顾孩子。



程怡带着弟弟成天在外面玩，穿着补过的衣服，脏得不得了，手也玩得又脏又皴。她印象很深的是，爸爸一回家，就抓着他们的手放到热水里。手皴裂了，热水上去是很痛的。“我弟弟使劲地叫，洗完手，爸爸会给我们抹上厚厚的蛤蜊油，这件事情他就算做完了。”后来，程先生老了、病了，程怡给他洗，就会想起小时候被爸爸抓着洗手的样子。



那段时间，家里的衣服、被子也都是程先生洗，他们的妈妈总不在家，那时身体也不好。程念祺说：我爸爸在外面派头很好，人家觉得他很大男子主义，其实不是，他平时在家看看书，事情也都是他做。

打成右派后薪水骤降，三年饥荒来了，家里更是捉襟见肘。哥哥姐姐在学校包饭，程怡和弟弟在家经常饿肚子。当时家在师范新村（现延长路上的上工新村），附近有闸北公园，刚开始闹饥荒时，有一次，保姆把家里的粮票席卷而去，将近半个月，程先生只能带他们俩去闸北公园的餐馆吃晚饭，可以买些不要粮票的议价米饭回家，第二天给姐弟俩烧泡饭吃。



为了补贴家用，妈妈的首饰陆续都被变卖了。有个小小的翡翠鼻烟壶，程念祺小时候常听妈妈对他说，等他长大这个给他，后来也卖了，换了200多块钱。李先生晚年写过文章回忆：“我和应鏐风风雨雨的一生，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险滩，经历了一个又一个考验。……物质的匮乏，让我卖掉了妈妈和哥哥们给我的所有首饰。我们唯一不缺的是相互间的爱和信任。”（《我当上了小学老师》）



接着，程先生开始卖书，陆续把他喜欢的书卖出去，好让他喜欢的孩子们有饭吃。据李先生回忆，“文革”时，已经“家徒四壁，连曾引以为自豪的四壁藏书，为了四个孩子的吃、穿、上学，早已变卖得差不多了”，也因此，对抄“四旧”都少有顾虑（《在那荒诞的年月里》）。



过年过节或者星期天，古籍书店的人骑着自行车到家里挑书。唯一一次，卖出一套书后，买了一套《册府元龟》进来，其他时候都是只见出不见进的。程怡记得爸爸还有一本宋版书，在云南地摊上买的，后来也卖掉了。



但孩子们是很开心的。“我就等在旁边。”程念祺说，“爸爸卖了书会带我们出去吃一顿。到洁而精吃砂锅，或者去成都饭店，总是点那几个便宜的菜，鱼香肉丝、宫保鸡丁、麻婆豆腐。”



1969年，程怡和弟弟一起去黑龙江插队。家里能卖的书已经基本卖完了，真是山穷水尽，连置备行装的钱也没有。程先生想把一套胡刻本《昭明文选》也卖了，拿到古籍书店，店里人劝他：“你还是拿回去吧，现在卖，三文不值两文的，你也办不了什么事。”他想了想，又拿了回去。后来，是舅舅寄钱来，每人150块，解了燃眉之急。



这辈子不用再求人



程炎读初中时功课很好，因为父母的“问题”，考高中没能录取。她的档案被扣在上海师院附中，家人想去查，对方问：你还来找我们？言下之意是，你还有资格吗？



程先生只好去找他的同学、当时的上海教育局局长孙兰帮忙，尽管“他的自尊心很强，一般是不求人的”。孙兰出面后，程先生想让程炎明年再考，觉得明年就不会遇到这种阻挠了。但到第二年，程炎就报名去新疆了。此前，大哥程念祖在1963年考上了北农大，因为那一年政策有所松动，而且他第一志愿填北农大，回避了北大。



大哥没有碰到升学的问题，程炎却碰上了。到了程怡和程念祺时，大家已经都没书读，都去上山下乡了。他俩一个读了一年初中，一个几乎初中也没念，就去了黑龙江。



1977年，程怡已经按政策回到了上海，在商店里工作。“文革”时期中断的高考制度终于得以恢复，她报考上海师范大学，而且语文考得特别好。和她一起考的还有几个小孩，都过了分数线，但都没能录取，因为都是右派的孩子。78年，程怡不想考了，她觉得自己总是碰到这种事情，考一次，受辱一次。“想想看，我爸爸他是个读书人，可是一次又一次，自己的孩子却不能正常受教育，他心里别提多窝囊，多难过。”



1978年底，程先生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改正错划右派。次年，程怡和程念祺一起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据说这是程先生晚年最幸福的事情。两人都清楚地记得爸爸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这辈子不用再求人了。



在程怡心里，若谈读书的事，哪怕是随意聊聊，爸爸也是一位可以像好朋友一样一起讨论问题的人。有一次，她看黄节先生的《阮步兵咏怀诗注》，《咏怀八十二首》里“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这首，前面一段写着，嵇康死了，所以阮籍才会有那样的悲愤。她问爸爸：“这话不对啊，我看陆侃如先生的《中古文学系年》，嵇康死了半年后，阮籍就死了，除非你能证明阮籍的这82首咏怀诗都是在半年里写出来的。”她有点小小的得意，觉得自己“真的抓住把柄了”。程先生笑她：“哎哟，你好像还真能看出点名堂来呢！你再去仔细看看，嵇康到底什么时候死的，有明确的说法吗？”程怡再去看书，发现嵇康卒年确实没有明确的说法，不同的考证，要相差8年。



程先生的学生虞云国说，这看上去是讨论文学史的细节问题，却有先生心境的观照。“他的日记里，在57年以后读阮籍，是把自己的遭遇、心境与古人对照起来的。”程怡觉得爸爸太能忍，遇到有些人、有些事，实在太不像话，他也不发火，什么也不说，忍着。她很不以为然，对爸爸说：“你充什么忠厚长者啊？”把程先生气得不得了。



野性



程先生年轻时写的文章里，自认为：“我的不羁的性情，家里人都知道。从小倔强固执，遇事不容旁人干预。”（1940年《母亲》）他的“忍”，仿佛也不是天性如此。



数次政治风波里，有几件事，程念祺记得特别清楚。



一件事是听说的。57年反右派开始，程先生被污蔑。他在楼上办公室一拍桌子，楼下办公室的日光灯“哐啷”一下就震落了。程念祺当时还在读小学，听了这些议论，幼小的心里，“对父亲甚至很佩服”。



另一件事发生在“文革”中。1963年程先生写《南北朝史话》，1964年写完，但因时局不能出版（按：此书“文革”结束后才出版），预支的300元稿费也没有要。造反派却无中生有，说北京出版社来信，要他交回预支的稿费。程先生自“文革”开始后就受尽欺凌，每天要写交代，还要面对此种无事生非，心里是非常恨的。



“爸爸和历史系的魏建猷、张家驹两位先生一起，给造反有理兵团写了一张大字报。写完了，也没贴。是妈妈在旁边一直催，让他们赶快贴，赶快贴。”总算贴出去了，引起轩然大波。“造反派聚在这张大字报旁大骂，还用毛笔批道：不许右派翻天。爸爸看到了，走过去，掏出钢笔，在上面写了‘留下你的狗名’。”



这当然是要吃苦头的。造反派把他揪去，让他站在高凳子上挨批斗，打得脸上出血，还把红油漆浇在他头上。回到家，程念祺看到爸爸这幅样子，“呆掉了，都要哭出来了”。“我爸爸笑笑，说，这帮王八蛋，把我搞成这样。”程先生指挥儿子去漕河泾买了四瓶去油渍油，又让他去把张伯伯叫到家里清洗干净，说张伯伯住校外，这个样子，下了班如何回家。叫来了张家驹，程先生又让程念祺来来回回地到学校老虎灶去拎水。这件事情是程先生挑的头，他说：“是我害了你张伯伯。”



凡此种种，程念祺一直觉得，尽管父亲看上去文质彬彬，完全是个绅士，实际上却很有点野性。从1957年9月起，程先生的日记称《严谴日记》。他当时“认罪”态度已经好了，承认自己是右派，时时严厉地自谴自责，所谓“严谴”。多年以后，程念祺才看了《严谴日记》，看了，又觉得做儿子的是不该看的，看了实在难过，知道爸爸那时实在可怜。

程应鏐夫妇与张家驹夫妇、魏建猷夫妇。



程先生41岁被打成右派，他的妻子也受牵连成了右派。程念祺是这样形容妈妈的：决不自轻自贱；从不世故；性格中有与生俱来的顽强的“自我”。所以，她不计后果地宣称：“如果程应鏐是右派，我也是右派。”在社会主义学院里，负责改造她的人启发她向自己的过去告别，也就是“要在思想上和丈夫划清界限”。她觉得自己“没有这样高的觉悟，也不愿委曲求全”，并且“不能讲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的话”。这就算改造失败，她被打发到了乡下。



程念祺说，“文革”中爸爸碰到事情，妈妈是从来不劝着他的，反而老是在旁边怂恿。师院附中的红卫兵很厉害，会打人，魏建猷先生到程先生家里躲红卫兵，甚至要呆到晚上近11点。红卫兵跑到程家楼下来，要找魏建猷，他丝毫不见爸爸有一点慌张。至于妈妈：“更凶，更厉害，她就在楼下拦着红卫兵，不让他们上去，说，我和你们师院附中的红卫兵没有关系，你们是夜闯民宅。”



“李先生是个性很强的。”这一点，程先生的学生们也异口同声。所以，程先生既为妻子每受自己牵连而倍感自责，更要担心这般孤勇刚烈，会招致更多无妄之灾。在日复一日的“改造”中，他自己的确是慢慢学会了忍，他妻子却一直活在那个顽强的“自我”里，没被改造过来。这“自我”，令他欣赏，尽管也令他担心。



程念祺说，妈妈性格真是很拧。“她在家里是乱来的，爸爸一般都不响，一笑了之。等爸爸真的急了，吼一声，妈妈就不响了。”还说：“妈妈既不漂亮，也不会持家，有时还不讲道理，但是爸爸和她一直感情特别好。”正如李先生自己所回忆的：五十多年相濡以沫，即使在那荒谬的年代，我们相互支撑，从未背叛过对方（《我当上了小学教师》）。

1947年是程应鏐夫妇来到上海的第一年

1980年代初，在上海师院历史系前。



老友见怜



程先生写于“文革”时的交代记载：“五七年以后直至六?年摘去帽子，我除了和我的母亲，姐弟通信，和一切朋友的音问俱断。”



1962年，他们全家搬到上海师院（位置在今天的上师大）东部宿舍。这之前的住处远离单位，对周遭的态度体会不深，一搬过去，第一天，一些孩子就用土块朝程先生丢，一边喊着：“老右派，程应鏐。”

程先生不断被批判，如陷孤岛，唯一的退路是书。68年以前，他在一个生产队里劳动，白天送蔬菜、拉砖瓦、拉粪车，到了晚上，“和妻子一灯相对……唯一可以排闷的，便是读书。从中学开始便已和我结识的《资治通鉴》便成了我的精神情侣，慰我寂寞。常常是坐在破沙发上，翻到哪里，就读到哪里，读下去，忘记了一切”（《至乐莫如读书》）。这样的日子，生活过得“昏沉而宁静”，因为“人们都远远地避开我，仿佛避开洪水猛兽”（《永远的怀念－－沈从文先生》）。



朋友也不是没有。程念祺说：“爸爸这个人呢，还是有些好朋友的，他当了右派，真正的好朋友，他常常提到的那些，还有燕京的同学，都没把他当外人，还是对他很好。”



在上海师院，程先生和魏建猷先生、张家驹仍保持了私人往来。57年他被批判，发配到资料室，历史系决定让魏先生接替他当系主任。魏先生专门到程先生家告知这个安排。这件事后来程先生对程念祺讲起过两次。程先生去社会主义教育学院接受改造，“学业”结束回来那天，中饭也是在魏先生家里吃的。魏先生并不在乎他是个右派。



程炎在新疆阿勒泰，关节炎很严重。程先生寄钱到北京，托熊德基先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在张家口买一个皮筒。熊先生把钱又寄回来，说现在买不到好的皮筒，自己有个旧的，就送给他了。而熊先生寄来的皮筒是新的，实际上是他买给老友的。



1963年，因燕京的老同学周游（《北京日报》首任总编辑）向吴晗推荐，程先生开始写《南北朝史话》。他回忆说：“当时，谁都不会发表我的文章，更不会出我的书。由于老友的见怜，要我在一套《中国历代史话》中选作《南北朝史话》。”（《南北朝史话·后记》）



后来周游先生也被打倒了，程先生很关心他，有一次程念祺去北京，嘱咐他打听一下周伯伯的消息。程念祺迂回辗转地打听到了周伯伯家里地址，尽管知道爸爸和他关系很好，但是，由于从小的处境，要去敲这种高级干部的门，还是比较忐忑的。敲开门，周先生问：“你是谁？”“我是程应鏐的儿子。”他马上变得很热情，开心地朝妻子喊：“罗雯啊，应鏐的儿子来啦。”



当程怡开始在华东师范大学上古典文学课程时，她逐渐体会到，在人与人的交往方面，爸爸和韩愈是很像的－－彼此有倒霉时，有风光时，而老友之间的交情不会变。“从爸爸身上，是可以看出中国传统读书人的秉性的。”



程先生晚年生过几次病，程念祺陪伴他时，才听他讲起一些往事。比如，有一次他上街，在车站，突然有人拍拍他肩膀，叫：“老程！”回头一看，是谭其骧先生。这是57年以后了，谭先生遇到他，还是那样热情。



从反右到“文革”结束，二十年恍如一梦。程先生记得牢的，都是这些小事；这样的小事，他一辈子记得很牢。



故乡



1984年，程先生69岁，在《甲子新春试笔》诗中写：“三十四年渡海客，可堪更忆故乡人？”从1947年到达上海，到1994年去世，程先生在上海度过47年。他是江西人，讲话一直带着江西口音，也常常回忆故乡。



程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蛮子》。蛮子是他家族中的一个小弟弟，样子有些粗野，但程先生直觉他“心很深，小小的灵魂一定有点不平常”，并且，“他那倔强朴质的乡下人的性子，很使我喜欢”，所以总是企图亲近他。乡间担心日本人要打过来，人人如惊弓之鸟，大人也不许孩子再唱“打倒日本”一类的军歌。蛮子却很固执地要唱，挨了母亲打，抽咽不止。程先生替他擦眼泪，鼓励他尽管唱，他们“就此要好起来了”。



蛮子后来到上海来，在程先生家吃饭，一个脚就架在凳子上。程先生看着他，只是笑。孩子们觉得这个“蛮子叔”很奇怪，后来看了爸爸写的文章，才明白他是想起了在故乡看到过的蛮子小时候的样子。程念祺说，只要是老家来的人，程先生见了都是很高兴的。



程怡小时候听爸爸讲赵匡胤，程先生念成“赵quang胤”。程怡到了大学里也这样念，同学们哈哈大笑，说她念错字。“怎么可能错呢？爸爸就这样念的啊。”后来才知道这是江西话。江西话里，k打头的字会念成q打头。程怡的奶奶姓“况”，她就自称姓“quang”。陈寅恪先生也是江西人，“恪”念成“que”，可能也和方言发音有关。



程先生缠绵病榻时，医生嘱咐他最好唱唱歌，气道能通一些，对身体好。据说程先生声音很好听，唱歌却不擅长。他遵医嘱，躺在床上唱，只会唱两首歌。一首是用日文唱的劝降歌，这是他年轻时在八路军宣传队里，两个日本俘虏帮助他们进行反战宣传时教唱的。另一首就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完全用江西话唱。



程先生是1916年出生在江西省新建县大塘乡的。他的家在土库，是一处栋宇连绵的豪门府第，他5岁即入读的私塾就设在家中的望庐楼。程家祖上有过“一门三督抚”的显赫，太高祖程矞采及同族的程焕采、程楙采皆官至总督或巡抚，盛极一时，始建土库。程先生正是从如此高门巨族里走出来的“程家大少爷”，尽管他对这些，并不曾在意过。而对故乡本身，他始终怀着深深的眷恋。在他笔下，有故乡的山水、清风、雾霭、星光，有渺小却坚忍的乡人。他在家国沧桑时远行，四海漂泊，这些离乱中带不走的，都随着他的记忆，到了远方。



转自《文汇学人》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3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