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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平:王申酉昭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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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8-17 00:51:4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原华东师大党委书记施平

    当我阅读王申酉的《亲笔供词》和他的日记和信件的时候,情绪十分激动,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人才啊!我感动得不禁落下了眼泪。我把《亲笔供词》翻印了寄给北京的几位理论界人士去看、去评,他们认为在粉碎“四人帮”以前,对我们国家中的一些根本问题,能提出如此系统的见解,实在是了不起的事。一位权威的政治经济学专家看了后说:“王申酉已能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用自己简洁的语言谈清楚了历史唯物主义,是十分难得的。他所提出的看法和主张,正是我们已经开始实行或尚待实行的政策。”而正是这样一位优秀不凡的好青年在历尽残酷斗争和折磨之后,含冤长眠九泉了。

  1 引子

  ●私人情书上有恶毒攻击之词怎么就会犯杀头之罪呢?

  1978年8月1日,我到华东师范大学(当时叫“上海师范大学”)担任党委第一书记,抓的第一件大事是平反冤假错案。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我说,平反冤假错案,一秒钟也不能耽误。粉碎“四人帮”以后,仍让一些同志继续生活在冤假错案的痛苦中,简直是犯罪行为。这是出自我切身体会之言,得到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

王申酉(1945-1977)

  1979年8月1日,我接到师大毕业的一位研究生写的信,说粉碎“四人帮”半年后的1977年4月初,上海法院判处死刑枪决的师大物理系毕业生王申酉,可能有错,希予以查处。我在查阅学校有关档案中发现,这是毛泽东逝世后由学校捕送普陀区公安分局的。一个月后,学校又补送了正式公文,文中称:“王犯申酉,罪行十分严重,实系一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他死不悔改,在全国人民哀悼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书写恶毒攻击毛主席‘万言黑文’,要求从严惩处,建议判处死刑。”

  我仔细阅读材料,心里盘算再三,发觉所谓“万言黑文”,只是他给恋爱对象写的一封情书。私人情书上有恶毒攻击之词怎么就会犯杀头之罪呢?我派我的秘书李树俊同志,持我的介绍信到区公安分局,要求查阅有关档案,得到分局的支持。李树俊看了档案并带回分局决定处死王申酉时所开列的罪状油印件一份,我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而且感到十分愤怒不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竟还依这些“罪行”来杀一个大学生,公理何在?我下定决心,要把这个案子弄个水落石出,请市委予以平反昭雪。

  开列的这些“罪状”,是些什么内容呢?

  原来,王申酉在情书中,为“彭德怀这位热血老人”呼冤叫屈,为在“文革”中“打倒刘邓”忿忿不平,并说“文革”使“中国倒退了”,他还批评人民公社勾画的改造社会蓝图为“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与马克思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格格不入”;批评闭关自守政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130年前带着兴奋的心情看着印度和中国开始进入世界市场,一起参加世界历史活动。然而130年后的中国现时状态,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天有灵,该会产生多么遗憾和失望的心情啊!”

  在我详细阅读王申酉的材料中发现,王申酉除有个别观点不正确及一些语词不当外,在“四人帮”覆灭前,在当时黑沉沉的中国大地上,有如此精深正确的观察,高水平的先见,是多么难能可贵,他的不少分析和预见为粉碎“四人帮”以后迄今党的政策理论和实践所证实。王申酉在他的日记中说:“别人加给我的罪名,正是我的成就。”以上“罪状”的性质就是如此。据此以反革命罪加以处死,实属莫大冤案,这又一次为“两个凡是”路线的错误提供了确证。

  2 转向

  ●王申酉因肚子吃不饱,萌发了对国家政治现实的思考,他激动地在日记里写道:“我再次呼吁,我要吃饭……”

  王申酉,1945年8月生,祖籍河南南阳,父母都是逃荒来上海的贫农、苦力,解放后翻了身,生活有所改善,父母从小教育王申酉爱党爱国。中学时期,他是一个优秀学生,热爱集体、热爱劳动,但最热爱的是看书。他对衣着、食物全不关心,得到的零用钱都去买书,白天有空就上图书馆,晚上看书到深夜。父亲因为怕他弄坏身体,又因看得太晚费电,常骂他甚至打他,但都改不了他的这个习惯。他伤心透了,在日记上写下这样的话:“我仍狂爱书籍,情愿少睡觉”,“我看书的热情是任何东西也阻挡不了的”。初三时,哥哥王申同送给他一个日记本,他在扉页上写道:“从3月20日起,每天有什么心得体会和事情,我一定同申同哥一样,毫不保留、毫不羞愧地记在这本日记上,并做到笔迹端正。”王申酉一直按照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去做,一直保持着记日记的习惯,不论喜怒哀乐,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在他的日记中没有“禁区”,上自党中央、毛主席,下至学校、家庭、朋友、同学,都没有虚假和掩饰地写下自己真实的心声。

  1962年初,王申酉以优秀成绩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无线电物理专业,立志要成为一个科学家。他的精力集中于自然科学,但自高中时起,他还爱上文学,阅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和各种名人传记。大学一二年级时,他的知识面已相当广阔。

  他进大学时是18岁,正在长身体,粮食定量不够吃,而学校的“劳动课”越来越多,他的身体支持不了。他激动地在日记上写道:“我再次呼吁,我要吃饭,由于下乡劳动用粮突然增长(我是付出了巨大蛮力的)……现在我每天只吃15—16两,而菜几乎是没有油水的青菜之类,人们身上的油水恐怕刮到最深刻的地步了……”王申酉因肚子吃不饱,萌发了对国家政治现实的思考,开始窥探复杂庞大的社会领域,他觉得对许多问题不清楚,他朦胧地觉得这是政治领域的问题,他想搞清楚这些问题。

  由于他坚持独立思考,必然与随之而起的“文革”发生尖锐矛盾。王申酉政治生涯的坎坷,从到崇明参加“四清”时就开始了。1965年7月,他们全班学生下放崇明农村搞“四清”。王申酉进大学之初就要求入团。到崇明参加“四清”时再次要求入团,不但未成功,他的“日记”却被团干部摘抄了,受到严酷的批斗。由于当时“文革”动乱已开始,学校已陷入混乱,对他没有下处理结论。他对于团干部竟可以偷阅私人日记,日记上的自我表白也成为批斗材料,十分反感,他对这种社会现象十分迷惘不解。

1970年师大准许王申酉毕业并分配工作,但有关单位看了王申酉的“历史档案”后,不愿接受。王申酉这次受到的心理打击,比受残酷批斗、毒打还要伤痛。他原想会被分配到大西北穷山沟中去做中小学教师,如这样他也愿意去干一辈子。可是现在分配不出去,社会丢弃了他,他感到完全绝望了。  

这年11月,王申酉被学校送往苏北大丰(农场)五七干校监督劳动。自“文革”开始到送大丰劳动前的四年多时间中,王申酉常处于迷惘、彷徨中,心情时而高昂,时而下沉,激烈的思想矛盾和痛苦,使他最后汇集到一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上究竟是怎么说的?“文革”这些现象是马克思主义的本义吗?要搞清楚“文革”及中国近二十余年的发展,必须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话、原意中去找答案。  

他觉得自己太幼稚了,马列理论只知点皮毛,人云亦云,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到大丰后,一场惊人的学习开始了。  

王申酉很清楚,大丰不是为他准备的读书的好环境,他是在监督下劳动,他要为自己争取到读书权利,首先必须在劳动改造上使监督者无话可说。因此他早出工,晚收工,出大力,专拣重活、脏活干。他集中精力通读《资本论》三遍,通读《马恩全集》到第十三卷。在读这些书的过程中,他逐渐觉得眼睛明亮了,敏锐了。他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世界。他首先对“文革”作出了结论,他说:“当我读了马恩列斯大部分著作以后,我明白了,原来他们根本不是马列,马列是正确的,他们不过是挂着马列牌子的封建主义而已。”

王申酉在大丰如此刻苦地大量读马列的书,该得到造反派的表扬了吧?不,相反他由此而不断遭到批斗,说他刻苦攻读马列,是准备在理论上进行反击,迫他交代反革命意图。王申酉坚持不屈,一再进行申辩。后来师大造反派终于把他躲进破旧小屋读马列的这点权利也剥夺了。

1972年6月,他被从大丰调回到学校物理系做清洁工作和在校农场劳动。

不久,又给他戴上了“反革命分子”帽子,在学校监督劳动。

王申酉被处死的罪状就是他这期间写给女友的一封信。这封信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呢?这得从他恋爱生活屡屡横遭粗暴干涉谈起。

  3 恋爱风波

    ●王申酉知道,他的爱情“生死簿”掌握在学校保卫组的手里。他和吴顺娣的着急心情和恐惧感也随之加剧。

1974年,王申酉已经29岁了。他迫切希望结婚,在学校劳动中认识了女工李善美,李同情他,待之如弟,并给他介绍了崇明农场知青谢芳做朋友,两人感情渐深。此事被学校保卫组知道,保卫组去找谢父母,说王申酉是“反革命分子”,现在监督劳动之中。谢芳的父母十分害怕,强迫女儿与王断绝了关系。后王申酉与另两人恋爱,亦同样遭受破坏。

1976年2月,王申酉又从奉贤调回学校参加人防劳动,由学校保卫组直接监督。此时王申酉已31岁。但他是人,人就有七情六欲,他要爱,要追求人生的伴侣。中学时代的女同学热心地为他介绍了一位身材颀长优美、有相当文化程度的青年女工吴顺娣,王申酉十分满意。吴顺娣有独立见解,两人有共同语言。姑娘为王的才华所倾倒,两人的感情逐渐加深。王申酉在一次给吴的情书上说:“你有没有思想准备,如果坐了牢,你肯为我送衣服到牢里来吗?”“我相信我所想的和做的是为了有利于社会,而不想损害社会,我永远也不承认犯了什么反革命罪。”吴顺娣表示理解他,不害怕什么。

王申酉自结识吴顺娣后,一面因爱情日益加深而感到激动、幸福、快乐;另一方面,过去三次恋爱遭受破坏的残酷阴影,经常罩在他的心上,害怕再遭到同样的命运。王申酉知道,他的爱情“生死簿”掌握在学校保卫组的手里。他和吴顺娣的着急心情和恐惧感也随之加剧。  王申酉决定主动去找保卫组工人师傅当面谈。他找到此人后,把自己和吴恋爱的过程向他详细讲了,反复恳求保卫组不要干涉,不要破坏他们的恋爱和婚姻。谁知此人当天就赶到吴顺娣家和吴的工作单位施加压力,并对王申酉进行人格污辱,使吴顺娣在家里和工厂里都无存身之地。王申酉知道这一情况后,感到很严重。他通过介绍人约吴谈了一次话,因当时无充分时间交谈,他希望吴不要匆匆作出最后决定,表示他将在几日内写一封详细的长信给她,向她全面地、深刻地表白他的世界观和对各种问题的具体看法,以及他对他们爱情关系的想法。为了稳定他所爱姑娘的心,挽救濒于危险关头的爱情,谈话后,王申酉立即赶回学校,集中全部心思写这封长信。他打算三四天内写完,在9月10日下午交给吴顺娣。

10日是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是个星期日,王申酉起了个大早,赶到学校人防休息室,埋头写尚未写完的长信。他以为星期天不会有什么人来。谁知道当他正埋头写的时候,一个监视他的工人突然到来,大吼一声说:“写什么?缴出来!”王申酉一惊立即撕碎信纸,一部分塞进口中,一部分送到水槽里,工人便扑上去夺,没有吃掉的,没被水冲走的纸片都被抢夺了去。这工人大喊:“抓反革命!”保卫组的人来到,立即把王申酉抓了关起来。他们将撕碎的纸片拼起来,作为“反革命黑文”。当天下午就将王申酉押解到区公安分局关押,并于当夜审讯。

    4 “万言黑文”

●在那现代迷信盛行的岁月里,在许多人的脑海尚被冰封的时候,在大批“极右”和提倡三个“正确对待”的时候,就把问题说得如此透彻,没有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没有不顾身家性命的勇气,能办得到吗?!

对王申酉的审讯从粉碎“四人帮”前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后。1976年11月18日那次审讯中,审讯员给了他一支笔、一沓纸,责令他把“万言黑文”的全文重新写出来。王申酉的这封长信是他长期学习马列理论和思索社会问题的思想结晶,所以法庭虽没有把撕碎的剩余纸片给他,凭着他的记忆,仅用五天时间,就把原意写得既清楚又完整,把两万字的原信扩充到六万字。扩充后的信,经与原信核对没有意思的差错,他直接引征大量马列的话,和原意都无出入,许多句子甚至和原书完全一样,好像照抄而来。王申酉写的时候,如行云流水,一泻千里,一天写一万多字,这是多么惊人的速度,多么良好的记忆和扎实的理论根底啊!

要了解王申酉深邃的思想,含冤的深重,及以“反革命”罪处死他的荒诞,认真读一下这六万字的“亲笔供词”太必要了。因篇幅有限,我在这里只能扼要地摘引一些内容。

王申酉在长信的一开始就写道:“在1970年正式阅读马列著作前,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别人运用马列著作的词句,自己也在大字报中运用,总当工具一样看待,根本没有意识到它是一门科学。我看到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从这些著作中摘引他所需要的部分为宣传自己的观点和目的服务,像万应的灵丹妙方一样,但同时又什么用处也没有。只是在1970年11月去大丰我校的干校后,我被剥夺钻研自然科学的机会时,才开始真正阅读和钻研马列著作,慢慢产生了真正的兴趣,逐步发觉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一门人类用来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惟一正确的科学。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指导,作为研究方法、立场,才能透彻地解释一切社会现象。

接下来,王申酉以极其简练明快的笔触,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叙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及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发展和失败的过程。他写道:“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一种历史性经济范畴,我们并不像资产阶级辩护士所鼓吹的那样,它是永恒的。但也不赞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主观意见,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可以跳过它或者在它没有最充分地发挥它的历史作用之前抛弃它。”“我们所要做的是深入地研究和考察这种生产方式和固有规律和矛盾,尽可能充分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并减轻它的祸害,缩短它的寿命,限制它的一切破坏作用,创造一切条件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再接下去,他就谈到了对1949年以前中国历史的看法。从明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加快发展;从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详细地回顾了满清王朝这具封建木乃伊怎样在抵触西方资产阶级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后发生解体的过程。他写道:“毛主席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武器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历史环境,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如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提出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发动农民搞土地改革,推翻了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这一切都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这是毛主席不可抹杀的历史功勋”。

接着,王申酉就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独到看法。他认为“五·七指示所描绘的社会蓝图,是一种‘理想世界’”,“消灭分工、消灭三大差别,那是要有物质基础的”。他还认为“要谈论生产,就要抓生产、交换和分配问题,而鞍钢宪法都没有提及,只提取消分工”。并鲜明地指出:“现在,无论什么人,在口头上都承认价值规律这样一条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基本的规律仍在社会主义社会内起作用。价值规律起源于商品经济,只要社会主义以商品经济形式进行,价值规律就一定起作用。”“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利润仍应看作衡量企业经营成就的主要标识,物质刺激、奖金制度仍应看作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手段。”他提出疑问:“主席在三年国家经济困难后还说过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怎么现在又要取消了?”

王申酉批评林彪的唯心主义,他说:“从全部能阅读到的作品中来看,绝大多数是军事著作,除此以外,就是狂热的吹捧文章,对除军事以外的其他东西,大概全是一窍不通。他鼓吹的唯心主义道德教条,鼓吹唯心主义的精神作用,表明他的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是截然对立的。”

在长信的后半部分,王申酉严厉地抨击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种种怪现状。他列举他所获得的大量资料,分析我国工业、农业、文教科技、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现状,接着指出:“我国越来越成为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在谈到“近两年来党内斗争状况”时,他指出:“这场斗争关系着我党我国今后的前途、八亿人民的命运、世界政治风云。”

“到了十分激烈、致命的时刻,稍有一点热血的青年都应关心一下。如国家完蛋,党完蛋,个人还有什么指望?”他赞扬周总理,说他“半个多世纪来兢兢业业地把自己高度的智慧,无穷的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在民主革命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为中国人民立下了光辉的功劳。但他人格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光明磊落,从来不想突出个人,全心全意地把全部力量扑在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上”。他称赞邓小平,说他在“‘文革’初期遭受了极其严厉的批判,大多数是无端的污蔑和攻击,受尽了委屈。很少人能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消沉,不委靡不振。但他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利益,同样不计个人恩怨,以超人的气慨和极旺盛的精力站起来,短短一年就打开了局面……”

王申酉这封长信,全是打倒“四人帮”以前所形成的真知灼见。这些精辟的见解,现在看来,也许有人会觉得并不稀奇。然而,在那现代迷信盛行的岁月里,在许多人的脑海尚被冰封的时候,在大批“极右”和提倡三个“正确对待”的时候,就把问题说得如此透彻,没有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没有不顾身家性命的勇气,能办得到吗?!

    5 平反

  ●经由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查,终于最后作出结论,认为王申酉是一个好青年,没有死于“四人帮”横行时期,而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被处决,是不幸事件。

王申酉进监狱不久,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后,十分喜悦,满怀着不久就可释放的希望,向监狱提出了八点书面要求。在第三点中说道:“在‘四人帮’问题暴露前,我深信我即使有活着的机会,也决不会有再回到社会上的可能了。但‘四人帮’打倒后,我心中产生了希望。我确实从内心为这场斗争的胜利感到高兴,日夜兴奋得无法宁静,深切地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遗志为人民立的大功,我深切地感到社会主义祖国前途光辉。每当我看到报上报道的社会主义祖国到处蒸蒸日上的新气象时,心中无法平静,反反复复阅读,高兴。……我渴望还能有机会回到社会上去,……我一定一个人发挥两个人的力量,好好的为社会主义贡献我全部力量。“但他的这一宏愿,终于在”两个凡是“的一声枪响中被化为泡影……

在我调查清楚了王申酉被冤杀的情况后,在市委书记夏征农同志以及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陈沂同志支持下,按党章规定的党员可以越级向上陈述意见直到中央的权利,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要求给王申酉平反的报告,并附上判处王死刑的九条依据。最高法院(大概是中纪委转送的)批回上海市法院复查处理。后来,我又向新任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同志和市委常委会报告,请求给予平反。后又经由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查,终于最后作出结论,认为王申酉是一个好青年,没有死于“四人帮”横行时期,而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被处决,是不幸事件。并责成中共上海市委做好王申酉同志的平反昭雪工作。1981年4月3日,由市委书记钟民同志主持,夏征农等同志到会,在上海展览馆电影院召开了为王申酉平反昭雪的全市性大会。

我代表市委王申酉案件调查领导小组,报告了此冤案形成过程,并代表师范大学和师大党委,对王申酉同学的被冤杀表示沉痛的悼念,向王申酉同志的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普陀区法院宣布的判决书中说:“现经查明,王申酉在‘文化革命’期间,因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而遭到政治迫害。原判决认定王申酉自1971年以来散布反动言论,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并唆使其弟王解平进行反革命活动等,均是颠倒是非,与事实不符,应予否定。关于王申酉于1976年9月10日写给友人一封表达自己政治、理论见解的长信,其内容不存在所谓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制度的问题。据此,原审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王申酉死刑立即执行,纯属冤案,应予平反。”

大会上夏征农同志在代表市委的讲话中说:“王申酉是一个好学上进、有理想、有抱负的好青年,长期遭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可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两个凡是’观点的影响,因而在处理王申酉这类案件时采取了错误的指导方针,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加上审查不严,草率决定,严重违反政策,冤杀了王申酉同志,铸成了无可挽回的错误……”

王申酉,从他遭受迫害到冤杀,直至平反昭雪的全部过程,到此结束了。王申酉冤狱的平反,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得到贯彻的一个胜利。

丁东在书房

  知名学者。1951年生于上海市,1982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山西社会科学院退休后定居北京。主要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致力于民间思想的整理研究和口述史学。著有《冬夜长考》、《和友人对话》、《尊严无价》、《午夜翻书》、《思想操练》、《精神的流浪》、《教育放言录》、《文化十日谈》等书,编有《顾准寻思录》、《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反思郭沫若》、《背影书系》、《王申酉文集》等。

  推开丁东先生在燕山南麓的家门,厢房两侧凝重的书架伫立,访者瞬时如置身于某处书院。“今年才彻底搬家过来,这些编织袋里很多书我还没整理。”丁东说,他们夫妇俩藏书有万余册。他步履矫健地领我上到三楼,宽敞的三开间书房里,有三面宏阔的书墙。原木坡顶上垂吊的灯球柔光漾溢。此外仅一书桌,一圈沙发,可以想象平日前来燕山下围坐聚谈的各界访客。

  丁东曾于2009年12月20日在南方都市报“名家特稿”版上发表题为《共和国阅读史:从主流到非主流》的长文,详细回顾他从“主流”起步又转入“非主流”的阅读经历。这一经历为他的人生和思想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

  “思想家道统的线索,比政统的线索更深刻”

  1972年开始,丁东就在山西省委调研室工作。若干年后,他离开山西省委、离开政坛,似乎与阅读带给他的省察不无关系。他转而进入山西社科院,不坐班的编辑生涯给了他某种精神流浪的自由。丁东说:“那时我和谢泳、高增德、智效民、赵诚等经常一起讨论,算是一个研究知识分子的流派。”他们围绕20世纪的思想、学术、教育等方面的一系列讨论,成为后来对话体《思想操练》一书的基础,此书因形式新颖、言辞坦率及在思想学术史上恢复真相的努力而为人瞩目,“对这书表示赞赏的人不少,包括像周有光这样的百岁老人。”丁东说。

  90年代丁东重返北京,他和谢泳之间持续的两地对话未曾中断。“我们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专栏对话录进行了五年,话题涉及知识分子命运、学术研究、新闻出版、文学艺术、公共政策、教育体制等。”之后该栏目成书便是《文化十日谈》与《教育放言录》。

  在北京,丁东开始介入杂志编辑、出版策划和学术活动。第一本学术书是1995年他与孙珉合编的《世纪之交的冲撞———王蒙现象争鸣录》;两年后他编的《反思郭沫若》“汇集了对郭沫若主流评价外的不同声音”;《怀念李慎之》是他在非典流行期间牵头做成的一件事,“当时每个撰稿人还荣耀地自掏了一百块钱集资印书”;丁东还与其他六位学者热心参与夏中义主编的《大学人文读本》,这是针对一直以来大学人文教育的缺失而寻找的价值谱系,试图为渴望“精神成人”的学子展示一道“人文世界的思想宽银幕”。

  他最有分量的工作是民间思想的整理研究和出版。丁东很赞成何家栋先生的观点:“思想家道统的线索,比政统的线索更深刻。”他认为:“这些年,思想学术界正逐渐形成共识,顾准、林昭、遇罗克、王申酉,这些思想者构成了一条被掩埋的精神线索。这些艰难产生的民间思想,不只是思想史的一部分,还是中国知识分子性格史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演进历程的一部分。”丁东慨叹,这些具有独立思考精神和前瞻性思想的先知在毛泽东时代的命运极其不幸,有的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现在把他们挖掘出来,把他们的名字擦亮,为人所知,他们就可以成为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资源。”为此,他把顾准的日记发掘出来,与顾准的弟弟陈敏之合编了《顾准日记》;他和徐晓、徐友渔编辑了《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他找到80年代初王申酉平反时为之倾注心血写出长篇报道的资深记者金凤,那些文稿如今已发黄、发脆。因当年某领导“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指示,王申酉这位杰出思想先驱的遗著一直埋没着,丁东的奔走终于促成《王申酉文集》的出版。

  为好书、好作者出一份力

  作为国内口述史的积极倡导者,丁东说:“我搞口述历史,或者推动一些回忆录的出版,都是想继承司马迁那些古代良史的精神,把当代历史中被遮蔽那一部分记载下来,传播开去。”他认为口述史的工作具有抢救的意义,因为“再重要也不能把口述者关进保险柜啊。”“做口述历史,应当让本人审定,尊重本人对文字的修改。”丁东随之谈到对历史的真实记录何等艰难:“有些是口述者出于个人原因不便说、不想说而只能透露八成的;再到传媒和出版这步的把关可能又过滤掉一层的,这样到世人面前的只剩下一部分了。”

  丁东很乐于发掘好书、好作者。《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一书,便是他介绍好友赵诚与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结识,并在黄老辞世后得以完成;备受好评的作家传记《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在启动写作之初,丁东就向著者陈为人直言“要写就写真实的唐达成,写出他命运背后的东西来”,稿成后他帮忙联系多家国内出版社都功亏一篑,最后几经曲折才问世。从此,已逾天命之年的陈为人一发不可收拾,从马烽、胡正、周宗奇、李国涛、韩石山、钟道新、赵瑜一路写来,直到今年夏天,《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和《马烽无刺》两本书在内地出版社面世,这时他已经完成了十一本作家传记的手稿,称得上出色的传记作家。这样的发掘例子还有很多。

  丁东为王小波的作品也出过一份力。当年丁东多方奔走游说,可惜像《黄河》、《十月》、《中国作家》等杂志,或因对其作品中的性描写颇为踌躇(因为当时正赶上《废都》被禁),或因其他缘故,都没能发表王小波的作品。尽管丁东促成了王小波、李银河夫妇研究同性恋的专著《他们的世界》出版,但他至今仍为王小波生前的寂寥叹息不已。

  北窗外,苍莽的燕山亘古如新。“我想,我是为历史工作。”丁东望着满屋整肃的书脊说,“这就是我的人生,我的全部生活意义。”

  特约撰稿、摄影:沈木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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