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乔来自历史现场的证言读文史资料札记

Gowest · 发表于 2022-8-1 22:16:56

【作者机构】北京日报
【来源】《北京观察》 2014年第6期 P69-73页
【分类号】 K206
【分类导航】历史、地理->中国史->通史->史料
【关键词】文史资料文献史料历史现场韩复榘翦伯赞存史神史民族大义张学良将军养在深闺人未识
【摘要】文史资料,实即"晚清民国史料";近些年,又加入了"共和国史料"。文史资料已出版多年,文字多达十几亿,乃是一部旷世的巨型文献史料。但我感到史学界对其价值的认识却很不够,利用就更不够。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史资料尚处于一种"养在

来自历史现场的证言读文史资料札记
文李乔

文史资料，实即“晚清民国史料”；近些年，又加入了“共和国史料”。

文史资料已出版多年，文字多达十几亿，乃是一部旷世的巨型文献史料。但我感到史学界对其价值的认识却很不够，利用就更不够。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史资料尚处于一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翦伯赞先生写的《史料与史学·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是一篇比较全面论述中国史料学的论文，所谈到的史料包括经史子集、甲骨文、汉简、碑铭、墓志、档案、宗教经典、戏曲、说部等许多项，甚至谈到了信函、账簿、报刊和传单，但却没有文史资料。已出版的一些中国近现代史料学著作，虽或谈及文史资料，但多是一笔带过，对其价值的估计很不够。黄裳先生曾把文史资料称为“掌故汇编”，虽也不错，但给人估价不足之感。因为文史资料绝非一般随意信笔的掌故，而是郑重写出的史料。总之，文史资料的文献史料学价值确实被忽视了。

全方位存留史料
文史资料之价值被忽视的原因，也许与晚清民国的档案比较多有关。但实际上,档案的史料价值是不能替代文史资料的价值的。档案是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文本，固然可贵，但毕竟不是“三亲”者专门记史，且时有零散之弊。文史资料则是“三亲”者即历史的当事人所书写的专门记史的文献，是历史的人证。这些“历史证言”，在切近历史原貌，还原和证实历史上，很多时候不仅可以和档案相媲美，甚至胜过了档案。比如，在反映历史的曲折过程和人物的性格、心态等方面，就不亚于档案甚至超过档案。所以，不能说文史资料的价值一定低于档案，而应该说各有千秋，可以互补。

我认为，文史资料应该在中国文献史料系列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谈中国文献史料学，应该有文史资料的一席之地。如果具体到“晚清民国史料学”或“中国近现代史料学”，就更应该包括文史资料。忽视甚至弃用这一大宗史料，那将是一大损失。

甲骨文刚被发现的时候，章太炎先生认为是假的，后来知道了它的重大价值。敦煌文书国人一开始也不重视，后来知道是无价的宝贝。八千麻袋明清档案起先几乎要被当废纸来处理，后来才为它建立了专门的档案馆。我想，文史资料也是会经历一个从不够重视到高度重视的过程的。中国文史资料馆的落成，实际就是文史资料的价值开始被高度重视的一个表征。

历史是丰富多样的。有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外交史、文化史、教育史、科技史、艺术史、宗教史、民俗史等等；有一国之史、一地之史、一家之史、一人之史、一座寺庙之史、一座桥梁之史、一幅画作之史、一条道路之史等等。记载这丰富多样的历史有各种历史体裁，如通史、编年史、断代史、国别史、专门史、人物传记、大事记、地方志、家谱、寺庙志、民俗志、山水志、回忆录等等。

文史资料与上述记史体裁不同，它不是单一地记录某个方面、某种类别的历史，而是全方位地记录和留存史料，凡是值得记述的历史，凡是有价值的史料，都属于它的记录和存留范围。若想了解和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历史，无论是国家的宏观历史，还是社会方方面面的中观、微观历史，无论是朝廷政要、社会名流的史迹，还是三教九流、杂色人物的掌故，几乎都能从文史资料中找到有用的材料或线索。

可以说，文史资料是一座蕴含着无数矿藏的宝山，是一幅令人目不暇接的历史画卷。试问，以文史资料如此全方位地反映晚清以来的历史这一重大优点而言，哪种文献类别可以与之相比或替代它呢？

文史资料的具体性、微观性
治史如断狱，断狱要证据，证据重细节。有细节的史料是证据力最强的史料。这种史料即微观史料。没有微观史料，光有大事记，历史就好像没有血肉的骨架。

中国传统史书崇尚简洁，微观史料不多。尚书、竹书纪年、左传、春秋，细节都很少。史记、资治通鉴多一些，但在今人眼里，倘能再多些就更好。野史笔记里的细节多，但是否可信要考辨。民国以后盛行章节体史书，眉目虽清晰，也易于了解历史的大关节目，但细节很少，读后有空泛之感，必须参读相关史料才成。

文史资料的一个巨大优越性，就是它是一种强调写历史细节的文本，为揭示历史的真相提倡把史实写细，不惜笔墨，故文史资料具有很强的具体性、微观性特征。从文史资料那篇篇有血有肉的记录中，人们可以真切地了解到历史真相。

蒋介石与韩复榘

试举韩复榘被杀一例。蒋介石杀韩复榘，是民国史、抗战史上的一件大事，但一般史书都只有简略记载。文史资料的记述则相当详尽。如王一民《关于韩复榘统治山东和被捕的见闻》一文（《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记述：韩复榘被捕前，蒋介石曾质问韩复榘：“我问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是你负担！”韩复榘毫不客气地回敬说：“山东丢失是我的责任，南京丢失又是谁的责任呢？”韩的话还没说完，蒋正颜厉色地截住韩的话，说道：“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韩正想开口反驳，身旁的刘峙拉着韩的手说：“向方，委座正在冒火的时候，你先到我办公室休息一下吧。”刘峙装着很亲热的样子握着韩复榘的手走到院内，对韩指着一辆早已准备好的轿车，说：“坐上吧，这是我的车。”韩坐上后，刘峙说：“我还要参加会议去。”说时就把车门关上了。车里的两人分坐在韩复榘的左右，出示逮捕令说：“你被捕了！”韩起初以为这二人是刘峙的副官，看了逮捕令，才知道他们是军统特务。

关于韩复榘被杀的具体过程，孙桐萱《韩复榘被扣前后》一文（《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记述：1938年1月24日，韩复榘在被羁押的小楼里被枪杀。这天晚上七点，两名特务上楼说，何（应钦）部长请你说话，又问韩家里有事否，说：“你写信，我们可以送到。”韩说：“我没有家。”随即下楼，走到楼梯中间，对特务说：“我的鞋小，有点挤脚，我回去换双鞋。”刚转过身，背后就开枪了。韩回过头，只说了声：“打我的胸。”就倒在血泊中。

这种对历史的具体细致的记述，不仅对历史研究有大用处，还可以为影视创作提供可信的历史情节。上述韩复榘被杀的细节，就被影视作品所吸纳。这有助于大众了解真实的历史。

文史资料与史实考证
文史资料对于考证史实很有用处。它可以作为考史的证据，帮助解决一些考证难题，即使难题不能完全解决，也是一种有益的参考。许多历史情况，“大路货史料”里难觅，或是不确切，但在文史资料中可以觅得相关的史料，得知确切的史实。

比如，西安事变情况复杂，涉及的问题和人物极多，要搞清楚西安事变全部、真切的历史殊为不易，即使到了今天，也不能说关于西安事变的问题都彻底搞清楚了。文史资料中有大量关于西安事变的史料。如孙铭九《与西安事变有关的思想准备》、应德田《西安事变之前的张学良将军》、王玉瓒《西安事变捉蒋的一些参考资料》、何克《回忆临潼兵谏》、宋文梅《拘留中的蒋介石》等，数量多达百余篇。这对研究、考证西安事变的诸多问题有极大帮助。

又如中山舰事件，史学界一般认为是蒋介石有意制造的，但学者杨天石以西山会议派邹鲁的“反间计说”为线索，利用档案、蒋介石日记和文史资料，写出了《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对此事件的起因提出了新说。此文被胡乔木誉为是“一篇具有世界水平的文章”。杨天石曾著文说，他之所以能写出这篇文章，除利用了没公布的档案外，还与参考了曾扩情写的《蒋介石盗取政权和蓄谋反共》、《包惠僧回忆录》等大量文史资料分不开。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军重新占领西安，此照片为国民党宣传人员第一时间拍摄了蒋介石被扣留的山崖，山崖上留下了国民党军政人员所书写的“蒋委员长蒙难处”。

又如，关于行业神崇拜，正史里没有记录，文人笔记里也少见，但文史资料里却有不少。因为文史资料要记述行业史，这就涉及行业创始人问题，于是就记下不少行业祖师崇拜的情况。我写过一本《行业神崇拜——中国民众造神史研究》，很多史料都是从文史资料里爬梳出来的。绍兴师爷崇拜谁为祖师？遍觅群书不得。查文史资料，陈觉民《绍兴师爷的兴衰》一文（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云：“绍兴师爷的起源，有人说是肇始于清朝雍正时候的邬先生。邬先生是绍兴师爷的祖师，这是越中老幕友所公认的。”由此知道了绍兴师爷所崇拜的祖师是何许人。

人物史料渊薮与人物心态史料
文史资料的内容，大量的是写人物的，它是晚清以来人物史料的一大渊薮，是反映这个时期人物面貌的可靠而真切的史料。

好的人物史料，一是要真实可靠，二是要真切鲜活。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记录魏晋风度的好史料，魏晋人物的音容、语言仿佛活在纸上。但其材料来源多为笔记杂书，非刘义庆“三亲”所得，故有些人物故事难说是百分之百的真史。历代正史中的人物史料，除司马迁等少数史家写得比较真切生动外，多数是干巴巴的，有的甚至像履历表。这与旧史书的体例有关。

1928年10月谭延（左一）在行政院长任上与同僚合影

文史资料里的人物史料，则符合“好的人物史料”的标准。即：一，真实可靠或基本可靠（当然，也有一些因记忆有误或观点原因导致不完全真实的情况）。文史资料的撰写者都是“三亲”者，他们有条件写出真史，在周总理“要真实，要实事求是”的号召下，他们更是立意要写出真史。二，真切鲜活。其重要标志之一，是文史资料里有许多可以窥见人物心态的史料。

梁启超说，欲了解历史，须了解古人之心。确实，不了解历史人物的心态，对历史人物的了解就是肤浅的。我国传统史著重记事，不重记心，留下的心态史料不多。荆轲的“风萧萧兮易水寒”，陈胜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都是反映历史人物心态、性格和思想的绝佳史料，但这类记载实在太少了。

文史资料是比较注重记录人物心态的，因而存留下了很多心态史料。这些心态史料对于研究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心态史料的可靠性不同于一般史料，极为强调来源的可靠，换句话说，心态史料必须出自“三亲”者特别是历史人物身边人的手笔才可信，因为只有他们才最了解历史人物的真实心态。文史资料的撰写者正具备了这种条件。

试举一条谭延的心态史料。谭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被人称为“伴食画诺”的“活冯道”。他主持行政院会议时，经常闭目养神，对讨论的问题从来不置可否。对这个身任要职的“大人物”的庸人行为，一般人很难理解，不知他究竟抱着一种怎样的心态。陶菊隐《记谭延》一文（《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给出了答案。原来，谭延处世，有“三不主义”守则和“二字秘诀”。即“一不负责，二不建言，三不得罪人”；一个“中”字，一个“混”字。1929年春，唐生智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时，谭延向唐流露了两句真心话：“古人所称‘允执厥中’，‘中’字是人生的第一妙诀。此外，还有一个‘混’字，是人生的第二妙诀。”谭延所奉行的这个“中”字妙诀，其实与古代哲学中的“允执厥中”并不搭杠，不过是一种模棱两可，首鼠两端的庸人哲学而已。“混”字，则可谓他不负责、不建言的心理基础。了解了谭延这“三、二心态”，也就懂得了他为什么被人称为“伴食画诺”的“活冯道”。陶菊隐提供的这条心态史料，对研究谭延其人真是大有用处。

关于存留“文革”史料
存史，是文史资料的主要功能之一。所谓存史，自然要存全面之史，而非片面之史。治、乱、兴、衰的历史都要存，正面、负面的历史都要存，这才是完整的史料。唯有如此，才能真实、完整地反映中华民族的历史，反映中华民族虽历经坎坷却仍然勇猛精进的伟大历程。

鉴于不少国人患有粉饰之病，畏惧“报忧”，故应特别强调文史资料应担负起存留中华民族坎坷历史的责任。这是民族大义，是向子孙万代负责。存留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史料，特别是存留“文革”史料，是体现这种民族大义的重要表现。“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存留“文革”史料，应具有文天祥所表彰的这种正气。

近年来，为“文革”翻案的思潮颇为汹涌，“文革”史在一些人笔下已不是浩劫，而是一场“革命的狂欢”。这就需要正本清源，让世人了解真实的“文革”史。“欲灭其国，先灭其史”，对这句古语，人们有多种解释，然在我看来，实也可以解释为：“欲乱中华，先灭‘文革’史”。倘若真的把人们的“文革”记忆都抹去了，“虚无”了，“文革”是一定会卷土重来的，只不过会换另一种形式而已。

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文史资料的记史范围早已从晚清民国史扩展到了共和国史，怎么能不记述“文革”史？资政、育人是文史资料的重要功能，而“文革”史对于当代中国人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怎能不下工夫记述？如今许多年轻人已不知“文革”为何物，或竟相信那真是一场“革命的狂欢”，老一代怎能不负起把“文革”的血色真相告诉后代的责任？

“文革”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如何了解“文革”？光是看《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看不大明白的，因为那里只有结论，没有史料。《文革简史》之类简括的史书也只能给人一个囫囵的印象。文史资料中的“文革”史料，则能告诉人们许多真切的“文革”真相。

“文革”时期上山下乡的知青

对于“文革”的高层大事，党史学界记录的比较多，了解起来不算困难，但要了解中下层“文革”史，特别是底层微观史实，就离不开文史资料一类书了。

《同安文史资料》第25期有一组记录福建同安县“文革”的史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县的底层“文革”史是什么样子。如李蔡林《“文化大革命”期间同安的“文攻武卫”》一文，让我们看到了江青的一句“文功武卫”在南方边陲县镇发生的可怕效应；曾清泉《“文革”清队中汪前村的大冤案》一文，又让我们了解到“文革”中冤狱遍地，即使一个小村子也难逃厄运。

但不知怎么，现在文史资料中的“文革”史料越来越少了。难道真无事可记了吗？不。那漫长的十年浩劫，值得记述的事还不知有多少呢！对于“文革”史料，从舆论宣传上讲，应该宜粗不宜细；但从历史研究上讲，从史料学上讲，则应该宜细不宜粗，这是历史学及史料学的天性。文史资料不是报纸电台，不那么“敏感”，它具有存留“文革”史的天然优势。处理“文革”史料，应注意两个区别：一是舆论宣传和存史的区别，二是撰写“文革”史料和出版“文革”史料的区别。该写该存的要写要存，但不等于都能用于宣传，都适宜出版。总的处理原则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

作者系北京日报编委、原理论部主任，第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

责任编辑刘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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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乔 来自历史现场的证言读文史资料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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