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克寒  文艺争鸣订阅 2016年9期


对于1957年江苏“探求者”文学事件，时下的文学史教科书多以某种特殊的叙述方式简约提及——

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第二十九章在“（20世纪）80年代小说”中述及作家高晓声的文学经历时提到——

1957年初，与方之、陆文夫、叶至诚等人筹办《探求者》文学月刊社，主张“运用文学这一战斗武器，打破教条束缚，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讨人生”，并发表体现这一主张的小说《不幸》，被划为“右派”，下放原籍劳动。

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则在第二十章“面对劫难的历史沉思”论及小说《内奸》时一句带过：“作者方之就是（20世纪）50年代江苏‘探求者团体的成员之一，后被打成‘右派”而对“探求者”，编者加注解释：

“探求者”是1957年6月江苏一批年轻作家陈椿年、高晓声、方之、陆文夫、梅汝恺等人在当时“双百方针”的鼓舞下，酝酿成立的一个同人文学刊物，当时只写成《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章程》和《探求者文学月刊社启事》，《启事》没有发表，刊物更没有成为事实。但反右运动中，因为《启事》里有文学应该打破教条、大胆干预生活等内容，其成员均被打成右派分子。

洪子诚所著《中国当代文学史》，第二十章标为“历史创伤的记忆”，其间“‘复出作家的历史叙述”部分，在“高晓声”注释条中记述：

1957年因为与作家叶至诚、陈椿年、陆文夫等在南京筹办“探求者”文学社和文学刊物，提出要开展不限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多样化探索，成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被迫返回家乡务农21年。

上列文学史著述对“探求者”文学事件的记述，均为补叙性交代，即在“新时期文学”的书写中回顾作家（高晓声、方之）经历时扼要提及，且多采取注解式叙述。这样的处理策略，显示出文学史叙述者并未将“探求者”事件视作1957年中国文坛的一则要事、显例；推究起来，此间隐含着这样的历史识读：在1957年波谲云诡、疾风暴雨般的历史现场，“外省”（江苏）发生的文学事件（“‘探求者案”）不过是大时代中的细枝末节，其影响够不上文学史重笔叙述的分量。此番心迹，我们可从洪子诚另一著述《1956：百花时代》的“简短的前言”中得到印证——在交代该著叙述“范围”时，作者特意申明：

在地域上以北京作为中心。因为从50年代起，文学随着政治，中心已转到北京；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情，常常不过是对北京的呼应或余波。当然，像上海、四川等地这期间的情势，也不是完全可以忽略的：这是本书留下的另一缺陷。

此番说明表现出某种明智的谦逊，而在高度组织化的国家文学体制内，文坛“中心”（北京）与外围（“其他地区”）之间紧密的联动关系，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但将外围“事情”均视为“不过是对北京的呼应或余波”，则内里潜存着对文学版图等级划分的偏识，且必然导致对某些外围事件特殊意义的轻忽与疏漏——这倒是文学史叙述更大的“缺陷”所在！遗憾的是，此种情形不唯洪著独有，而是当代文学史著述的常态，它们固执于某种一统性的史识意念，维持着“一体化”的历史描述，将纷纭繁复的文学史内容装填进想象预设的逻辑框架内——所谓“中心”与“呼应或余波”的说法，正是一统性史识意念与一体化历史描述的个例表述。

在我看来，上列著述对1957年江苏“探求者”文学事件所做的补叙式交代和注释化叙述，表现出对地方性文学现象的淡漠，且正是此类傲慢与偏见隐秘作祟，1957年“探求者”事件至今不为史家关注，且史实在流传中模糊，以致以讹传讹而失真。鉴于此，本文力图追索“探求者”文学实践的案实，勾勒其始末经由、因果脉络，还原其历史本相。

一、动议与发起

在1957年历史现场，“探求者”是以同人刊物为标榜，初具文学社团特性，并热望形成文学流派的文学现象。

陈椿年在《忆记高晓声》中回顾——

1956年12月，我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四期学习时，列席旁听了首届全国文学期刊工作会议，目睹耳闻了周扬和冯雪峰唇枪舌剑的争论。当时各省都在筹办“纯文学”刊物，但这些“省级”刊物多半还没有正式出版，此时此刻召开这样的会议，显然是想通过讨论明确办刊方针。周扬在反驳冯雪峰时明白宣布：‘同人刊物也可以办嘛！‘双百方针就是要提倡不同风格和流派的平等竞争嘛！当天晚上，我就把周扬这几句话当作喜讯，写信告诉了在南京的高晓声和叶至诚，以为办同人刊物不但是政策允许的，甚至是当局所提倡的事。

在另一篇文章中，陈椿年记述：1956年10月底他赴京参加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第四期开班学习，“开学不久，中宣部召开第一届全国文学期刊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如何在办刊中贯彻执行那年初夏提出的‘双百方针，我们这批学员都去列席旁听”，就在会议总结发言中，周扬“明确提出了‘同人刊物也可以办，并说这是为了有利于提倡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自由竞争”。陈“按捺不住喜悦之情，立即写信把这一喜讯告诉了在南京的朋友高晓声和叶至诚”。他自陈：“当时并没有想到，更没有提出‘咱们也来办它一个，我只是以为今后的创作环境必将更加宽松自由了，为此感到由衷的兴奋，忍不住想和朋友分享而已。”

文艺界高层关于“同人刊物也可以办”的公开表态，源于1956年“双百”方针“贯彻执行”而形成的思想“解冻”。今查《周扬文集》第二卷，有《解答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几个问题》一文，文末标注时间为“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开头即云：“编辑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同志们都是编辑，编辑有很多工作上的困难，希望召集一个会争鸣一番，谈谈这方面的问题。”可知该文话题为“编辑工作”，应该就是周扬在第一届（首届）全国文学期刊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查阅该文，确有关于“同人刊物”的意见——

刊物是一家，还是百家？我认为刊物既是一家，又是百家。刊物在“百家争鸣”中是一家，同时在刊物上又要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这样可以使刊物活跃。如果办成圈子比较小的同人刊物，当然也可以，像现在的《诗刊》和将要在上海出版的《收获》，就都是同人刊物。至于同人刊物是否会形成宗派主义和一家独鸣，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如果是协会的刊物（包括各地的分会），我认为是要办成百家争鸣的，不能是谁编谁就独裁。因为协会的刊物要对协会负一定的责任，它一方面要有独立性，协会不去干涉它；另一方面又多少要能代表协会。我个人觉得刊物还是要办得更广泛一点好，这并不会影响刊物的质量。

周扬的讲话反映出“双百”方针贯彻时期，文艺界高层在办刊问题上较为开明的态度。乐闻其声的陈椿年迅即给高晓声和叶至诚写信，将北京信息传递到南京。这是江苏“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筹办的背景与缘起。

1957年5月初，陈椿年提前结束在北京的学习返回南京，参加《雨花》杂志编辑部工作。5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他去南京杨公井江苏省锡剧团宿舍看望叶至诚、高晓声（其时，叶为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指导员兼省文联创作室副主任，高为省文联创作组成员，两人均住省锡剧团宿舍），三人“神聊”，谈起新中国成立前的刊物“基本上都是同人办的”“都是一伙一伙因信仰、志趣、文艺观相近的文人合力同心办起来的，自然便会形成各自的风格和特色。如今所有的文学刊物都要办成‘机关刊物，都要讲究统一战线大团结”“哪里还谈得上什么风格和特色！陈椿年回忆——

也是在那次聊天中，我提出：“那么咱们就来办它一个同人刊物怎么样？”叶至诚比较成熟、稳重，他的意思是：再想想，再说罢。当时大家都是聊天中的即兴随口之言，也没有再在这个题目上讨论下去，就扯到别的什么话题上去了。但对于“机关刊物”的弊端，大家的看法是相当一致的。

叶、高、陈三人此番“聊天”，直接提到“咱们就来办它一个同人刊物”，虽没进一步“讨论下去”，却是筹办“同人刊物”的最初动议。陈椿年的“即兴随口之言”，无疑让高晓声“有些心动”，他在“另一次见面时”问陈“可有什么具体设想”；陈的意思是：“办一份报纸型的周刊或旬刊，以便扩大发行量，比较容易养活自己”；关于刊物名称，陈“建议可否考虑‘探索二字”。

“成熟、稳重”的叶至诚一开始表态“再想想，再说罢”，过后则分明有了“动作”，5月下旬他告诉陈：“同人刊物是可以搞的，但怎么搞还要再商量。”陈“猜想他这时大约已经向上请示过了”。事实上，叶、高、陈那天“聊天”后，叶、高与方之、陆文夫等人就创办“同人刊物”事，也有过商议，这可从叶至诚回忆中得到佐证，他在《提名杂记》一文中叙及：“在我身边有个热心的参谋：方之。他起名字的本领够可以的，在我们打算办‘同人刊物的时候，能一下子列出《开拓》《新地》《路灯》，以至《瞎子棒》等几十个备选的名称，就是明证。”即此可见，叶、方等人就办刊及刊名曾有聚议。而陈椿年“后来才知道”：关于“同人刊物”，“叶、高、方之、陆文夫四人已经聚会计议过了，‘探求者这个名字也是他们聚会时议定的。”他猜测：“他们大约也曾聚集商议一些别的事情，但我没参加。这倒不是有人故意排斥谁、回避谁，而是叶、高、梅先生（即梅汝恺——引者注）三位都住在锡剧团，那里无形中成了聚会中心。谁去了就随便谈谈，谁不曾去也就算了，是很松散很自由的组合。”

叶、高、方、陆四人的“聚会计议”，应该是初步确定了“同人刊物”取名“探求者”；因此，陈椿年把这四人视为“探求者”的“发起人”，而将此前他跟叶、高两位有关办“同人刊物”的“议论”，视作“酝酿”。从“酝酿”到“发起”的过程，陈椿年如此概述——

陆文夫的《又送高晓声》一文表明，他和方之及叶、高四人，是“探求者”同人月刊的发起人。在这以前我和叶、高二位关于办同人刊物的议论，只能算是酝酿，并没有正式决定什么。他们四人凑在一起就不同了，一致决定要办一份同人月刊，取名“探求者”。所以，方之也是“探求者”的命名人之一。

二、聚议与成立

“探求者”成立时间，当在1957年6月初，地点是南京杨公井江苏省锡剧团宿舍叶至诚家。陈椿年回忆——

约6月初（时在1957年——引者注），叶至诚忽然通知我：“明天下午去我家，大家聚一聚。”参加这次聚会的有叶、高、方、陆、梅汝恺先生、鄙人，曾华是否在场我记不清了，此外还有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位或两位，我也记不清是谁了。聚会由叶至诚做开场白，说了同人刊物取名“探求者”的事，说要办成一本正儿八经的文学月刊，末了公推高晓声和陆文夫起草“启事”和“章程”。这大约该算是“成立大会”了罢？因为“探求者”这个名字已经包含了“探索”的意思，所以我没有意见。但对出版一本正儿八经的月刊有些担心，钱从何来？又怎能维持下去呢？叶至诚说：“这些都有办法！”看到他很有把握的样子，我也就不再多言。

而陆文夫在《又送高晓声》中的有关回忆是——

我和高晓声从相识到永别算起来是四十二年零一个月。所以能记得如此准确，是因为我和高晓声见面之日，也就是我们坠入深渊之时。那日，我和方之、叶至诚、高晓声聚到了一起，四个人一见如故，坐下来便纵论文艺界的天下大事，觉得当时的文艺刊物都是千人一面，发表的作品也都是大同小异，要改变此种状况，吾等义不容辞，决定创办同人刊物《探求者》，要在中国文坛上创造一个流派。经过了一番热烈的讨论之后，便由高晓声起草了一个“启事”，阐明了《探求者》的政治见解和艺术主张；由我起草了“章程”，并四处发展同人，拖人落水。我见到高晓声的那一天就是发起《探求者》的那一天，那是1957年6月6日，地点是在叶至诚的家里。

陆文夫自1949年随解放大军渡江南下后，在新华社苏州支社、《新苏州报》做了八年记者，业余时间写小说，1955年在《文艺月刊》（《上海文学》前身）发表短篇小说《荣誉》，颇获好评，被吸收为中国作协华东分会会员，并出席全国青年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1956年又因《小巷深处》一举成名。1957年春，陆由苏州调往南京，参加江苏省文联创作组。

比较陆、陈两位的相关回忆，兼以其他相关资料做佐证和比照，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探求者”亮出名号、正式成立的历史场景。

1.成立时间：1957年6月初

陈椿年记忆中“探求者”的“成立大会”，在“1957年6月初”；陆文夫更是白纸黑字地清楚写明，是“1957年6月6日”，他“记得如此准确”，只因这个日子也是他与高晓声初识之时。陈、陆两人提供的时间粗看似无冲突，但陆所记载出席者仅有“我和方之、叶至诚、高晓声”，一共“四个人”，而陈则点出：“参加这次聚会的有叶、高、方、陆、梅汝恺先生、鄙人，曾华是否在场我记不清了，此外还有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位或两位，我也记不清了。”揆度而论，正式成立当尽可能召集所有同人，陈的记述应该合乎实情；陆记忆中6月6日的四人商议，应该是确定了“探求者”的名号，按陆、陈两位的共同说法，即是“探求者”的“发起”聚议。综合两位当事人记忆，“探求者”应该是先有1957年6月6日的“发起”聚会，后有1956年6月初的“成立”聚会——这样，“探求者”从1957年5月“动议”（叶、陈、高三人），经6月6日“发起”（叶、高、方、陆四人），终于在6月初（“1957年6月6日”之后）正式“成立”。陈椿年所言“探求者”成立于“1957年6月初”，虽然未能具体日子，却是可信的。

徐采石所著《文学的探求》，为我们提供了“探求者”从发起到成立的更多人事信息——

1957年6月初，到连云港去参观的陆文夫和曾华一起回来了。陆文夫刚回南京，就到叶至诚家，大家一拍即合，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具体，商定成立《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筹办《探求者》文学月刊。陆文夫又打电话给在乡下的梅汝恺，要他马上回南京。梅汝恺回南京后的第二天上午，在叶至诚家，七人聚会，公推高晓声执笔写《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的启事，陆文夫执笔写《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的章程，并一致要去请艾煊当头。

按徐采石所叙，陆文夫自连云港返宁后第一次在叶家商议，应该即为陆记忆中的“6月6日”聚会（陆本人回忆，参加者有“我和方之、叶至诚、高晓声”，一共“四个人”）；待到陆邀来梅汝恺，叶、高、方、陈、陆、曾、梅，在叶家“七人聚会”，便是“探求者”正式成立，通过名号，落实“启事”“章程”起草等事宜。

2.成立地点：南京杨公井江苏省锡剧团宿舍叶至诚家

“探求者”从动议到发起、再至正式成立，聚会地点多在南京杨公井江苏省锡剧团宿舍叶至诚家。个中原委，如陈椿年所言：“叶、高、梅先生三位都住在锡剧团，那里无形中成了聚会中心。”但推究起来也与叶在同人中的“老大哥”身份及影响力密切相关。是年，叶至诚31岁，在“探求者”同人中居长；兼以身为著名作家叶圣陶公子，且为人“比较成熟、稳重”，自然在朋友圈内颇有人望。聚会地点在叶家，正反映了叶至诚的亲和力与影响力。

3.刊名：“探求者”

同人刊物定名为“探求者”，显然是经过事先商议而确定，最终在成立会上获得一致认可。从陈椿年回答高晓声可用“探索”之名，以及叶至诚回忆方之开列《开拓》《新地》等“几十个备选的名称”，可见对于同人刊物的称谓曾有广泛商量，热烈讨论，至1957年6月6日叶、高、方、陆四人聚会，确定以“探求者”为刊名，此后成立大会（1957年6月初）全体赞同——通过刊名，亮出名号，实为‘探求者”成立之标志。

4.“启事”与“章程”

“探求者成立聚会时议定：由高晓声起草《“探求者”文学月刊社启事》，陆文夫起草《“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章程》。“启事”与“章程”无疑是刊物与社团的重要文本，前者要义在于倡明缘起、宗旨、主张等，以向社会明确告白，后者的主旨则为组织规约与制度设计，以作为管理与运作规范。起草“启事”和“章程”，反映了“探求者”以创办同人刊物，结成文学社团，进而形成文学流派的雄心。

高、陆草拟“启事”“章程”之后，“探求者”同人是否有过讨论并做出修改？至今未见当事人对此有任何记叙，而依常理推测，即便没有专门组织的正式讨论，高、陆两位也可能在同人间征询意见。陈椿年回忆：“1957年6月间一个闷热的夏夜，其时‘探求者成立不久，高晓声来约我去玄武湖泛舟纳凉，同船的还有叶至诚和梅汝恺先生。”此回由高邀约的玄武湖四人“雅集”，是否意在小范围讨论高氏初拟的“启事”？陈氏回忆不见具体记叙，但想来会有相关议论。而有确凿记载的是：方之、陆文夫去上海寻援（后文有述），“他俩带上一批‘启事和‘章程的草案到上海后，先后拜访了巴金、阿章、唐克新、姚文元等人”——方、陆带上“草案”赴沪，显然有征询意见的意思；即此可见，“启事”和“章程”实际均未最后定稿。故此，数十年后陈椿年依旧叹日：“两稿均未最后敲定，即遭批判雷霆。”

《“探求者”文学月刊启事》和《“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章程》正式面世时，“探求者”已被“打翻在地”了，两个文本是被作为“罪证”刊载于《雨花》杂志1957年10月号的，其意自然是“供批判用”。“启事”开宗明义：“我们是一群年轻的文学工作者。我们的政治、艺术观点都是一致的。现在，我们结集起来，企求在统一目标下，在文学战线上发挥更大的力量”“我们这个杂志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入结社创办的。我们有自己的宗旨。”“启事”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质疑与否决，“我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更不认为它是唯一的方法”，“我们认为现实主义在目前仍旧是比较好的创作方法”；二是阐释“同人刊物”对文艺发展的重要性，“我们还认为，自愿合来办杂志，和用行政方式办杂志比较起来有很多优越之处”，“我们期望以自己的艺术倾向公之于世，吸引同志，逐步形成文学的流派”。“章程”计有11条，涉及刊物性质、同人义务、同人权利、组织建构及运作机制诸方面。

5.曾华是否出席“探求者”成立会

徐采石《文学的探求》中记叙：“探求者”成立于“1957年6月初”，“在叶至诚家，七人聚会”——“七人”当中，自然有曾华。但当事人陈椿年则在《关于“探求者”、林希翎及其他》一文中称：“参加这次聚会的有叶、高、方、陆、梅汝恺先生、鄙人，曾华是否在场我记不清了”；而在同文别处再谈及曾华时，陈又言：“他也是‘同人，但直到机关开大会批斗我，我才识其面闻其声，在这以前根本不相识。后来从高晓声口中得知，他是部队转业干部，调来创作室，听说有个‘探求者，他想参加，就一道成为‘同人了。”“批斗”肯定在“探求者”成立之后，陈称其本人与曾华“在这以前根本不相识”，则是“根本”否认曾华参加了“探求者”成立会。陈的叙述前后有不一致处（“记不清”与“在这以前根本不相识”）。其他当事人的回忆也未见相关说明。因此，曾华是否出席了“探求者”成立聚会？“探求者”成立聚会是6位同人还是7位同人出席？至今仍为悬疑。不过，曾华乃“探求者”同人，则是毫无疑问的。

6.艾煊与“探求者”

徐采石《文学的探求》中有言：“在叶至诚家，七人聚会”时，“探求者”同人“一致要去请艾煊当头”，因为“艾煊温和沉静，一心为文，热心扶人，与他们心有灵犀一点通，请他担任《探求者》的主编最为合适。”揆度内情，同人们邀约艾煊“当头”的考量，应该与他的官方身份不无关系：其时他任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兼任省文联党组副书记、秘书长，正是他负责组建了江苏省文联专业创作组——据叶至诚回忆：“探求者”同人中，“一九五七年初，除去陈椿年仍旧在《雨花》当编辑，其余都编入了江苏省第一批专业作者队伍。”请艾煊“当头”，既以此表明办刊结社的合法性，也包含争取领导和官方支持的动机。

“探求者”们紧锣密鼓筹备办刊组社时，艾煊身在苏州，他于1957年3月请“创作假”离宁修改小说稿去了，因此对“探求者”的筹建与成立一无所知。同人聚会时商定：“为了郑重起见，先让梅汝恺写信告知艾煊，再让陆文夫回苏州面谈，请艾煊考虑。”而据陆文夫回忆，他确实去苏州见了艾煊，时间当在他和方之赴沪寻援未果回苏州家中（详情见下文）。数十年后，陆文夫动情叙说——

我也不太了解艾煊的作品是怎样煎熬出来的，只是在尝到他煎熬出来的浓汤时才感到惊奇。1957年初，当我读到他的《大江风雷》的初稿《红缨枪》时便惊奇不已，那深厚的生活、人物的命运、理想的光辉、优美的文笔是我那时所读到的当代长篇中屈指可数的。……可是艾煊太慎重了。他不肯立即发稿，而是把初稿打印，广泛地征求意见。意见还没听完，他就被《探求者》拉下了水。直接去拉的是我，轻轻地一吊就使他滚进了泥塘里。也怪他自己太不懂得保身价了，一个不小的官儿竟和《探求者》那帮毛头小伙子如兄若弟。这以后艾煊就很难热起来了，有顶帽子在头上呢！《大江风雷》几经修改以后终于出版了，出版时已是1965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又来了，谁还敢为有过帽子的人加温呢？

陆文夫此番叙述实未明言艾煊是否同意参加“探求者”社团，此间的比喻式交代多少有些含糊（“拉下了水”，“轻轻一吊”“滚进了泥塘里”）。倒是高晓声在纪念艾煊的一篇文章《往事不堪细说》中，比较清晰地说明了艾煊与“探求者”的关系——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人们只说艾煊可惜了，并不肯说艾煊冤枉了。其实，即使“探求者”真做错了，艾煊也并没有参与过“探求者”的任何谋划。而是如我般一批所谓“青年作家”（当时批判的话）一切都商量好了之后把他拉来参加的。在交代的时候，“青年作家”如实说明了，结果却可以“莫须有”定案。而“莫须有”也竟有一股威慑力量，它逼得“青年作家”去寻找艾煊也是右派的可信证据。我也居然找到了的。因为我们请他参加的时候，他虽然不曾同意，也并未拒绝，却同大家谈了一通如何在灵岩山和一位高僧论佛的话。由此可见其思想之右到了何种地步。

高氏回忆涉及艾煊与“探求者”关系之要义有三：一、艾煊不是“探求者”的发起人、谋划者；二、对于参加“探求者”，艾煊“不曾同意，也并未拒绝”；三、艾煊被作为“探求者”同人处理，是以“‘莫须有定案”，被“冤枉”的。

艾煊“不曾同意，也并未拒绝”，大约就被认定为默认，用陆文夫的说法，就是被“拉下了水”。1957年10月9目《新华日报》刊载《“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的启事和章程》以供“批判”用，其“编者按”有言：“今年六月初，本省有一群‘年轻的文学工作者——陈椿年、高晓声、叶至诚、方之、梅汝恺、曾华，后来又拉到了艾煊，共八人组成了一个叫‘探求者的文学月刊社。”可见，艾煊后来确实是被作为“探求者”同案犯，一并处理、发落的。据此，“探求者”同人共有八位，即：叶、高、方、陆、陈、梅、曾，加上被“拉下了水”的艾煊。

7.成立聚会中的“文艺主管部门人员”

陈椿年记忆中成立聚会的出席人员，除了“探求者”同人，“此外还有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位或两位，我也记不清了。”同人聚会有文艺主管部门人员出席，想来出于两层考虑：一是要争取上级支持，二是要表明结社和办刊不是“非组织”行为，而是接受了“组织”的领导和监督的。在《记忆高晓声》一文中，陈椿年将“组织”对“探求者”筹办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表述得更为详细——

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很关心这件事，派文艺处指导员周正良同志来做“联络员”，直接参加我们的一切活动。周正良同志曾任苏南新专的辅导员，下乡剿匪反霸时还是我的组长，彼此都是无话不谈的熟人。省文联党组书记钱静人也多次要叶至诚汇报《探求者》的活动情况。总之，《探求者》的全部活动都是在党组织完全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没有背着组织搞任何名堂。在这一过程中，也从未听说有哪一位领导、哪一级组织，批评反对我们筹组同人刊物的事。

所以，方之日后声言：“当时，在筹办《探求者》的初期，我们是经过领导同意的，而后来有人批判我们是搞阴谋。其实，那时我们也才二十七八岁，还不懂阴谋怎么搞法，甚至还没学会说假话”，“《探求者》文学社团和刊物”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举办”的。

三、寻援与流产

1957年6月初“探求者”正式成立后，同人们旋即积极活动，直接目标是创办同人刊物（即《探求者》）。他们多方寻援，主要活动有——

1.找领导，要求解决问题

“探求者”同人当年均为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热情洋溢，血气方刚，又适逢自上而下鼓励“大鸣大放”的“双百时期”，青春朝气恰遇“解冻”时代，激发出初生牛犊般豪情，为实现文学理想，面见领导，以真理在手的气概，直陈意见。他们从江苏省文联领导一路找到中共江苏省委领导那里，陈椿年回忆——

一次是在会议室里和党组（即江苏省文联党组——引者注）钱书记谈，参加者有叶、高、方之和我。钱劝我们别搞正儿八经的文学杂志，愿意在《江苏文化报》上辟出整版的篇幅，一周一期，让我们搞这个同人刊物。他的建议比较符合我原先想办成“报纸型”的念头，却又嫌它容易受报社的限制，所以当时我抱“中立”态度，没有发言。但方之和高晓声都激烈反对，叶至诚则“嗨嗨嗨”的在一旁笑着缓和气氛。双方谈不拢，我们四人便去吃馆子。吃罢回文联，四人一道在会议室里铺席子睡午觉，又睡不着，七谈八谈地讲些省里文化界的鸣放情况。记不清谈到哪件事上，方之提议：下午咱们一道去找省委谈意见。我们三人都同意，要解决问题，只有找省委。于是，约在下午三时许，四人一道到了省委。出面接待我们的，是当时分管文教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我们公推方之主谈，因为他是团市委宣传部长，能说会道。方之便侃侃而谈，那位书记则十分客气，十分礼贤下士的样子。谈完了，在回途中又公推我执笔成文，在《雨花：》上发表。于是，七月号的《雨花》上就出现了四人署名的《意见与希望》，现在成了一份“旁证”。

江苏省文联领导（钱书记）“建议”在《江苏文化报》上辟整版“一周一期”以供“探求者”办“同人刊物”，实际是个应景性的调和方案，一方面顾及、保护青年作家们的文学热情，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官方的为难与审慎，设身处地着想，这在1957年上半年波谲云诡的历史现场，也是可以理解的。方之、高晓声的“激烈反对”，既反映出年轻“探求者”的锐气，也显示出其内心的焦躁。因为“谈不拢”，“探求者”们直赴省委寻求“解决问题”。但面见省委领导似乎还是没有结果，除了感受领导“十分客气，十分礼贤下士的样子”，办刊问题终究未能解决。于是才有“公推”陈椿年执笔著文一事。文章刊于1957年7月号《雨花》杂志，标题为《意见与希望》，署名“叶至诚高晓声方之陈椿年”四人。如今，该文与《“探求者”文学月刊社启事》《“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章程》一起，成为“探求者”最重要的三份文献资料。

2.赴上海，多方寻求支持

因为办刊事宜在江苏终未落实，“探求者”们转向上海寻援。叶至诚记述：“在省里弄不到经费，方之说，他和陆文夫都是华东作协的会员，可以到华东作协去想想办法；办杂志人力上感到不足，方之说，陆文夫认识不少上海的青年作者，肯定有人愿意参加进来的；他自告奋勇和陆文夫一起去上海……”由此可见，“探求者”在省内寻求省文联和省委支持，主要是落实办刊“经费”问题；方、陆两人去上海活动的目的，一是谋求华东作协的“经费”资助，二是争取上海方面的“人力”资源，有发展同人以壮声势的考虑。

陈椿年回忆：方、陆两位赴沪他当时并不知情，“只在事后听叶至诚告诉我，他俩带上一批‘启事和‘章程的草案到上海后，先后拜访了巴金、阿章、唐克新、姚文元等人；巴金明确表态不参加，也劝我们别搞了，阿章和唐克新等人的态度暖昧，只有姚文元表示乐意参加‘帮忙。”方、陆拜访巴金一事，巴金在写于1979年12月《悼方之同志》一文中有记载——

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开始前不久见过方之同志一面，他的面貌我现在怎样努力回忆也想不起来。我只记得他和陆文夫同志一起来找我，谈他们组织“探求者”的打算。当时我只读过方之的短篇小说《在泉边》和陆文夫的《小巷深处》，觉得还不错，认为他们是有希望的青年作者。他们想在创作上多下功夫，约几个志同道合的业余作者共同“探求”。他们说已找某某人谈过，得到那位同志的鼓励。我了解他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们也曾这样想过，这样做过。这两位年轻人在创作上似乎有所追求，有理想也有抱负。我同情他们，但是我替他们担心，我觉得他们太单纯，因为我已经感觉到气候在变化。我劝他们不要搞“探求者”，不要办“同人杂志”，放弃他们“探求者”的打算。我现在记不清楚他们当时是不是已经发表了“探求者”的宣言，或者这以后才公开了它。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他们没有听懂我的话，我也说不清楚我的意思，他们当然更不会照我的意思办。

方、陆上海之行，时间肯定在1956年6月初“探求者”成立之后，其时距疾风暴雨般的“反右运动”掀起，已为时不远。年轻作家们犹自沉浸于理想追求中，年长而富有人生阅历的巴金“已经感觉到气候在变化”。上海文学界的反应，尤其是巴金的态度（“明确表态不参加”，并劝说“放弃”），使“探求者”们多少有些失落而失望，方之甚至表现出不满，这位热情洋溢的共青团干部愤愤而言：“巴金不是党员，我们别去听他的”“嘿，他怕什么？他怕，我们又怕什么？”而巴金的含蓄之言，陆文夫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听懂”：他没有从上海径直回南京，而是回了趟苏州家中，独处沉思，琢磨巴金的“话外音”，“于是写了一封信给南京市文联”，表示“‘同人杂志，总觉得有小集团嫌疑，与提倡的集体主义思想有抵触，我想来想去，还是退出，不参加的好。这封信救了陆文夫一条命，后来追查时，他虽然受到处分，但没有被打成‘右派。陆文夫后来说：‘巴金的觉悟比我高，也许他已经听到了些风声，但不能明白表示出来。”

无论是在江苏省内还是在上海，“探求者”们奔波寻援的努力结果，远未达到他们的心理预期。方之的愤懑实则是在撒气，陆文夫的信更显示出畏难与退缩，他的声明“退出”实际表明“探求者”内部的某种分化。热情受遏，同人们普遍有种挫败感，未免意气消沉。时隔20余年，方之犹然喟叹：“举办《探求者》文学社团和刊物”，“后来，由于经费上和人力上的种种困难，这件事半途就烟消云散了，只留下几张草拟的《启事》和《章程》。”而叶至诚的回忆依然散发出无奈的声腔：“后来，‘探求者由于经费和人力上的种种困难，奔忙了半个多月，终于烟消云散了。”方、叶两位均用“烟消云散”形容“探求者”办刊结社事实上的夭折，并且，他们各自明示的主因也一致：“由于经费和人力上的种种困难。”

据此，我们能够说：就在“探求者”遭受批判之前，它本身已经处于“休止”状态——个中境况，叶至诚以一则比喻形象说明：“尚未成形就流产了的胎儿。”

四、挨批与发落

就在“探求者”们为实现文学理想而筹划、奔走之时，“反右运动”已悄然启幕，疾风暴雨般的斗争业已启动。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文章称：“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6月8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是为“反右运动”响箭鸣鼓的标志。年轻的“探求者”们犹自沉浸于追求文学理想的热切中，但“等到方、陆二位从上海归来，形势已经陡变”，“省文联的‘反右斗争已是箭在弦上，‘探求者的事就像一辆快速行驶的汽车突然熄火，中途搁浅，只有听候处置了。”

1.陈椿年首先遭到处理

陈椿年在“反右”开始即遭“隔离审查”，原因在于——他和北京的“林希翎案”有牵连。陈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第四期学习时，与林希翎结识而交往，且从林处“借到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做了“摘录”。“反右”初起，风吹草动，陈得到了讯息——

1957年夏，北京各报揭批林希翎约半个多月以后，有一位关心我的大姐曾在夜间骑车穿越半个南京城，赶来告诉我，上面已内定我为“右派”，她劝我早做准备。果然。7月20日省文联党组钱书记召集全体“探求者”开会，要各人说清情况，并说：“别的问题不在今天谈，性质不同嘛！”我便心领神会，知道“别的问题”指的就是我和林希翎的关系，而“性质不同”就是说我是“右派”，其余“探求者”应和我划清界限，以利他们过关。我和这一领导意图不谋而合，在书面发言中首先承认自己是“探求者”一案的策动者，末了声明我在北京的其他问题与“探求者”一概无关。这以后，我就被隔离审查，接受批斗了。

陈椿年与林希翎的交往，使其自身卷入1957年政治雷暴的中心，案件由京城牵连而来，他骤然处于风口浪尖，谁都无法保他了。对此，他本人心知肚明——

看来党组在当时是把《探求者》一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所以想把除我以外的其余人全部保护过关，至于我，大概是要被供奉到“运动”祭坛上去了。事到临头，我也乐得大方些。我听着其余人一一检讨过关，自己有意留在最后发言，以这样的次序表明我知道自己成了“重点”。我注意到高晓声也养病不成，从医院里被“请”回来了。他在发言中客观地叙述了《探求者》的来龙去脉，承担了草拟启事和章程的责任，但没有做检讨。发言以后，他就斜靠在椅背上垂下眼皮吸烟，一副听天由命的神态。我在发言中承担了“策动”的责任，叙述了“同人刊物”这个念头从何而来的经过，也没有做检讨，末了说：“至于我在北京期间的其他问题，和《探求者》无涉，不在这里赘述。”表明我知道应该把一切和《探求者》分开，两不牵扯，便于其他人“过关”。钱书记听罢，黑着脸沉默半晌，起身离座说：“好吧！今天的会就到此为止。”径自往会议室门外走去。其余人也纷纷离座走开，只有我一人坐在位子上不动，目送他们离去。我注意到高、叶等人回头朝我望望，那是一种告别的眼光。

这是有关“1957年记忆”中一则生动而叫人心酸的历史细节。陈椿年随即“被停职反省”，“搬出宿舍”，“住到机关二楼一间小屋里，软禁起来了。”接下来，就是连篇累牍的“批斗会”。数十年后，陈的回忆印象最深的，是落难中感受到的温情：省文联领导钱静人，虽然无奈把他“送上‘运动的祭坛”，却“仍然‘心慈手软”，耳闻目睹“那几位积极得出奇的人物对我的辱骂，觉得有悖常理罢，从此就改为对我开小会‘说理斗争”——“那真是和风细雨，大家心平气和地围桌而坐，也允许我申辩、澄清事实。我这个被批判者有一次香烟‘断炊，陆文夫、方之和高晓声都一齐把他们的烟抛给了我，一点儿都没有‘同仇敌忾的样子。听说，有人便背后打报告，反映他们的立场和思想感情都有问题。”“抛出”一个陈椿年而保护其余“探求者”成员“过关”，是省文联最初的“策略”。为此，省文联钱静人书记“一片苦心”，动员其余“探求者”深夜到陈椿年软禁地外贴“大字报”，“以便表明‘探求者已和‘右派划清了界限，以求从宽发落”。

陈椿年被作为林希翎的“帮凶”遭受口诛笔伐，最早见诸报端的公开批判是1957年8月10日的《新华日报》（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它在头版右下位置刊发重要新闻，标题为《省文联反击林希翎的帮凶陈椿年》，副标题是《他在北京要林‘站得更高，瞄得更准，打得更有力回宁后到处奔波筹办‘同人刊物，准备挤掉（雨花）》，报道开头两节如下——

江苏省文联在8、9日连续召开了文联、美协、音协、对外文协机关工作人员和专业作者座谈会，揭露了《雨花》文学月刊编辑部右派分子陈椿年（共青团员）支持、鼓励右派分子林希翎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罪恶活动。

会上，先由陈椿年交代他与林希翎的关系。作为右派分子林希翎主要支持者之一的陈椿年，在交代时态度很不老实，把自己积极支持林希翎向党猖狂进攻的活动说得轻飘飘的。当交代他和林希翎的交往，对林的反动言论说得多，而对自己的反动言论则交代得极少。他的态度激起了大家的愤怒，纷纷地提出严厉的责问。

报道最后写道：“虽然这次会议是对右派分子陈椿年的初步揭发，但已激起到会者的愤怒，一致责令陈椿年必须彻底交代，真正向人民低头认罪。会议将在今天继续进行。”

8月22日《新华日报》又在第3版右上位置刊发报道，标题为——《林希翎反党活动的帮凶陈椿年煽动大家搞‘狂风暴雨》，报道开首称：“江苏省文联自8日以来，连续召开了近十次的大小会议，经过大家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陈椿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更为明显，他的反动言论有了进一步的暴露和揭发。”在对“林希翎一陈椿年”的交往举要“揭露”后，报道集中揭批陈椿年的“一套系统的反动谬论”，并进此“暴露”其“真面目”：“煽动大家搞‘狂风暴雨”一‘阴谋篡改《雨花》办刊方针”“口头上拥护实现社会主义实际是支持资本主义复辟”。

陈与林“单线联系”的私人信件，被作为“罪证”抛了出来。上引《新华日报》报道中即有摘录陈、林私人通信的内容，而限于篇幅，仅作零星引用；但在《雨花》杂志上，两人通信则被大幅转用。该刊1957年9月号登载9篇文章，置于刊物前端，犹如集束炸弹，猛烈批判江苏文艺界的“右派言论”，开头三篇分别题为《狼嗥和应声虫的帮腔》《军师的谋略》《阴暗人物的阴暗面》，均集中揭批陈椿年。首篇（即《狼嗥和应声虫的帮腔》）署名“静人”，作者应该就是时任江苏省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的钱静人，即前文提及的“省文联党组钱书记”，即此可见，该文章是代表组织所做的批判。钱文开头即将陈、林私家通信予以“曝光”：“臭名传遍全国的人民大学的右派分子林希翎，不久以前交出了《雨花》编辑部的右派分子陈椿年在本年三月十四日给她的一封信”，接着便将“原信抄摘几段”，篇幅长约千字；随后，作者怒斥：“从这封信的几段里，我们看到兽性的呼唤多么强烈！”该文将陈椿年言论喻为“狼嗥”，而将“探求者”同人喻作“应声虫”，指认陈“及时抓住了一批具有右派思想的青年作者想办同人刊物的机会，就乘势积极策动，提出一套经过装饰的反动政治主张，并尽力推荐林希翎参加为‘同人之一”，“在陈椿年的策划与参与下，这批具有右派思想的青年作者，就组织了一个‘探求者文学月刊社，拟出了启事和章程，计划到京沪一带去拉人参加。”

细辨《新华日报》相关报道和“静人”等的声讨文章，显见：陈椿年是被作为“探求者”的“策动者”抛出来的，其余同人则被名之为“具有右派思想的青年作者”而没被明确唤称“右派”，这表明领导层最初的处理意图确实是区别“性质不同”而分别对待的。因为与林希翎案的关联，陈椿年便被理所当然的作为“探求者”的“首要分子”论处了。

2.“探求者”先被集中学习后遭隔离审查

据叶至诚回忆：“宣布审查‘探求者之前，专业作者集中到省文联学习。我们毫无不祥的预感，方之和我同住一个房间，同睡一张着地铺的草席；他兴致勃勃地说，反正学习嘛，我们可以多聊聊。”却没料到——“学习”迅速转变为“批判”，紧接着宣布对“探求者”实行“隔离审查”——

一天，召开文联委员会扩大会议，把我们几个也叫去了。会上从主席起，一个接一个地发言，都说“探求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们就像听了宣判一样回到宿舍。方之和我坐在草席上默不作声。很久很久，他忽然冒出一句话：“你是老大哥，我总归跟你走的。”仍旧充满了对我的信任。我乱极了，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本来我也是跟党走的，可是现在……你跟我走，我跟谁走呢？我再也忍不住，哭了，方之也哭。哭了一会儿，方之又说：“这中间只有我们两个党员，应该把责任担起来。”我说：“主要是我的责任。”……之后，我们就被宣布隔离审查了。

从被要求“集中”“学习”，到被“批斗”，再至“被宣布隔离审查”，对“探求者”的组织处理表现出循序渐进的升温过程。陈椿年说：“‘探求者只是一个刚具雏形便遭来灭顶之灾的文学社团，实际生存期仅一个月。”

在挨批被斗的疾风暴雨中，高晓声表现出向来拥有的沉着。陆文夫回忆——

在批判斗争进行得十分激烈时，高晓声突然失踪，谁也不知道他往何处。我们都很紧张，怕他去跳崖或投江。那时候，南京的燕子矶往往是某些忍辱而又不愿偷生者的归宿之地。叶至诚很了解高晓声，叫我们不必紧张，高晓声是不会自杀的。果然，过了几天高晓声回来了，负责审查“探求者”的人厉声责问高晓声：“你到哪里去了？”

“回家。”

“回家做什么？”

“结婚。”

——被“审查”时居然不告而别回家结婚，来去自在，若无其事，这做派既大胆又有喜剧性，既表现出对政治运动及批判斗争的傲慢与轻蔑，也显示出我意已决、任由处置的沉着，乱云飞渡，一派从容！或许是，所有的后果，哪怕是最坏的结局，高晓声均已想到、想好——我且把自己的个人大事料理好，该来的就来吧，我受着就是了！这份洒脱，委实是一种独特的品质与节操。

自1957年7月下旬就遭“软禁”的陈椿年，进入9月竟然“无人问津”了，“整天无所事事，又不得任意走出大门”，以至于“坐在那间小小的隔离室内，在灯下伏案看基佐写的《法国大革命史》”，打发寂寥时光。落寞之中，一日，他迎来了一位老朋友——

大约在10月里某一天晚上，楼下忽然一阵响动，而且灯火通明。我走下几级楼梯，俯身再往下一看，只见原先一间办公室的房门大开，空空荡荡的屋子里，两个总务人员动手在架一张床，一旁立着高晓声，怔怔的，呆呆的，手里还拎着一个旅行包。我一看便明白：高晓声“出事”了！因为几个月以前软禁我的时候，为我架床的也是这两位总务人员。

从此我们常有机会私下交谈，但每次交谈也只能三言两语，以免兼管看守我俩的那位门房发觉这两个“右派”在“密谋”什么。记得第一次是我问他：“你怎么了？”他叹口气：“也戴上帽子啦。”“怎么会呢？”他苦笑笑：“我不戴谁戴？启事和章程不都是我写的吗？”“可那是大家公推的呀，又不是你自己主动要的！”“吓！现在还能说这些吗？！”……另一次，我向他询问其余“探求者”的情况，他支吾了一小会儿，吝啬地说：“叶至诚大约不会戴帽，可能受个处分吧，方之、陆文夫也差不多。”我追问：“还有呢？”他又支吾了一阵，不耐烦道：“政策你不懂吗？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赎罪嘛！”我这个“过来人”一听便心明肚亮，知道他也充当一回别人立功的原材料了。

总体说来，大难临头，“探求者”同人表现出足以彪炳后世的人格光华。前文引述中，陈椿年“首先承认自己是‘探求者一案的策动者”，并主动“声明我在北京的其他问题与‘探求者一概无关”；方之危难之际犹不忘“党员”身份，欲“把责任担起来”；叶至诚认定“主要是我的责任”……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高贵的人格。陈椿年的刚直、无畏，高晓声的从容、淡定，叶至诚的忠笃、厚道，方之的热切与担当，实在是1957年沉重历史现场晶亮的个性表现，其华灼灼！

3.公开批判与最终定性

对于“探求者”的公开批判与最终定性，是全国“反右”运动高涨的必然结果。从江苏省文联到中共江苏省委，起初对年轻的“探求者”们是力保的；“省文联党组起初是打算保护其余‘探求者们过关的”，也没有对“探求者”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团体一网打尽的处理意见，“但后来此事惊动了康生，康生说了话，定了性，‘探求者们就在劫难逃了。”

1957年8月初开始的对陈椿年的集中声讨，已然涉及对“探求者”文学社团的揭批，如前所引《雨花》杂志1957年9月号（9月1日出版）上《狼嗥和应声虫的帮腔》一文，即从批判陈椿年进而批判“‘探求者文学月刊社”，锋芒所向集中于“探求者”的“启事”，作者声称：“现在，我们把这个‘启事的宗旨中所提出的有关政治的主张，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货色”；而在文末又总结道：“综上所述，‘同人忽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混淆新旧社会及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不同本质，忽视马列主义的思想指导，抹杀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抽象地提倡道德建设和探索人生，这些无一不是为资产阶级思想滋长大开方便之门，无一不可作为右派分子向党和人民进攻的思想支柱。”时至1957年10月，对“探求者”的公开批判及定性“顺理成章”地见诸报刊。10月1日出版的《雨花》10月号有署名“本刊记者”所做的“综合报道”，题为《在文艺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第一部分“省文联反击右派分子陈椿年”，内称“省文联于8月8日至31日连续举行了十多次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包括省文联、美协和音协筹委会及本刊编辑部的全体工作人员，会上用充分说理的方法，严厉驳斥了陈椿年的反动谬论，驳斥时也让陈椿年本人辩论，但最后他不得不在义正词严的驳斥面前，低头认罪。”第二部分“关于‘探求者文学月刊社”，内称“因为参加‘探求者作为‘同人的，大多数是专业文学创作者（包括南京、苏州和无锡），省文联决定于八月份起调他们在南京集中，八月初先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批判，经过较充分的调查研究，肯定了他们的这个同人刊物的性质，从而对他们做公开的揭露，对他们进行辨明大是大非的原则性的斗争。”

为配合对“探求者”的批判，《雨花》1957年10月号将此前未面世的《“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的章程》和《“探求者”文学月刊社启事》，作为罪证和盘托出；“编者按”云——

本省文艺工作者陈椿年、高晓声、叶至诚、方之、陆文夫、梅汝恺、曾华等在今年六月初发起组织了“探求者”文学月刊社，并拟定了“章程”和“启事”，而在这“章程”和“启事”中，提出了他们在政治上和艺术上的纲领。现在把他们的“章程”和“启事”发表在下面，希望大家对它进行讨论和批判，以便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

也为了配合对“探求者”的揭批，该期《雨花》发表《对“探求者”的“政治观点”的探求》（谢闻起）、《歧途上的探索——评“探求者”的“艺术主张”》（苏隽）两篇长文，均达八千字左右篇幅。前者认定：“‘探求者的政治纲领以及艺术纲领，绝不是‘促进社会主义的纲领，而是一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是一个促退社会主义的纲领。”后者指责“探求者”们“对党的政治原则与文艺方针，做了大胆的否定、勇敢的鞭笞”，“他们的共同的思想基础”，“不是社会主义，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们的“艺术倾向”是“与社会主义文学相背而流的一股暗流，暗流里面是污水。”

1957年10月9日，《新华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论《“探求者”探求什么？》。党报社论显然具有对“探求者”做组织定论的性质和意味，文中特别指出：

人们若问“探求者”的性质怎么，我们只能说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反党、反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

他们为什么会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呢？从为数不多的这几个人的政治面目也可以看出问题。有已被揭发的右派分子，有被开除党籍的分子，而主要的是一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结合，他们没有改造思想，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他们不把文艺事业看成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为人民服务的事业，而是看成个人成名成家向上爬，发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去在“文学史上留名”的事业；他们狂妄自大得什么也不放在眼内，自以为发了几篇文章，出了一两本书，就大大地骄傲起来，连党的组织也不放在眼下了。其中的几个党员，公开声称党是不懂文艺的。所以他们背着党组织进行反社会主义的同人活动，并公开与党中央挑战，宣称：“我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这就是他们的一条日益发展的严重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这条反动路线就是与党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不相容的。于是他们就把党的领导看成对他们的“教条束缚”而要加以“打破”，反对党的监督和批评，反对党的文艺路线，这也就是党的方针、政策在文艺界不能贯彻的重要原因，在整个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时期，他们趁机大肆活动，起了配合作用，这不是偶然的。

同日《新华日报》头版右下刊登有关“江苏省文联举行常委扩大会”的长篇报道，报道黑体标题为——《批判（探求者）反动的政治和艺术主张》，报道内容主要是：《（探求者）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探求者）否定阶级斗争，企图使文学为资本主义服务》《（探求者）否认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宣扬资产阶级文艺方向》《开展文艺界两条道路的斗争，狠狠地反击右派，狠狠地改进工作》《（雨花）政治方向一度向右转，是由于主编右派思想作怪》《党尽可能挽救一切可挽救的人，问题在于他们是否想过社会主义关》。而同日《新华日报》第三版则以半版篇幅登载《“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的启事和章程》，标题上方冠以定性结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纲领”，标题下方以方框亮出“编者按”，按语日：“‘探求者在他们的启事和章程里，提出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见解和艺术主张”，“现在，我们将‘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的启事和章程全文发表，让读者们看看这些人的面目和用心，以便对它进行深刻的、彻底的、系统的批判。”

比对《雨花》杂志和《新华日报》的转载，前者将“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的“章程”置放于“启事”之前，而后者则将“启事”调放于“章程”之前，此间饶有意味，或许是：党报素有的政治敏感与嗅觉使其认识到“启事”比“章程”更多政治与艺术内容，因而也更具有“反动性”，更应引起关注，且更须进行“深刻的、彻底的、系统的批判”。1957年10月9日的《新华日报》，可谓是对“探求者”的集中揭露与批判；此后，10月问，该报继续刊登相关批判文章，如：10月11日第3版“新华”副刊登载尹子文章《“探求者”的“志”和“道”》、魏簪的《“探求者”的卖瓜者言》，10月13日第3版全文转载《雨花》杂志1957年第10期谢闻起文章《对“探求者”的作者观点的探求》（转载时添加了小标题），10月15日第3版刊登左小卒文章《“探求者”们“独立”到哪里去了？》，10月22日第2版“新华”副刊发表刘冬文章《送“探求者”入殓》，10月24日第3版头条刊登陈中凡文章《文艺反映阶级斗争一斥“探求者”》。

五、平反与“归来”

1976年，“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江苏省文联党组对1957年的“探求者”案进行了复查，复查结论为——“《探求者》文学月刊社，当时是在贯彻党的‘二百方针的情况下公开酝酿筹组的。该社草拟的‘章程和‘启事的内容，没有右派言论，不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因此，定《探求者》为反党小集团、右派小集团，是属于错案，应予纠正。”1979年3月26日至4月6日，江苏省文学创作会议在南京举行，会间宣布了省委宣传部同意江苏省文联《关于（探求者）问题的复查结论》的批复，同时宣布撤销当年对艾煊、叶至诚、方之、高晓声、陆文夫、梅汝恺、曾华的处理决定。叶至诚代表当年的“探求者”做会议发言，在简略回顾了当初“探求者”文学月刊社酝酿成立的因缘、经过后，他对历史错案获得平反昭雪意表感谢，并表达了“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继续学习，继续探求”的决心。其后，1979年8月，江苏省文联通知时在青海西宁的陈椿年回南京讨论其“右派”改正结论；1980年，陈椿年调回江苏省文联。

《雨花》杂志1979年4月号（4月20日出版）首条刊登“本刊编辑部”文章《“探求”无罪有错必纠》，首次披露“探求者”案平反——

二十二年前，我省文艺界发生了一大错案：一些年轻的文学工作者——“探求者”被打成“反党集团”。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粉碎了“四人帮”，实行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地纠正过去一切错案、假案、冤案的今天，“探求者”的错案也得到了纠正，进行了平反。

本着有错必纠的精神，现在，我们重新研究了“探求者”错案的全部材料，认为应当而且必须给“探求者”公开平反。“探求者”的“探求”无罪，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该文认为“探求者”22年前提出的“政治见解”，“表现了年轻人”的“锐气”，“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他们的“艺术主张”，“纯粹是艺术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自由讨论，通过艺术实践来见解这些是非问题”，把他们的“艺术主张和‘反党反社会主义捆在一起，并以此定罪，是根本错误的。”文章归结“探求者”错案的“教训”有三点：第一，“要严格区分艺术问题、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之间的界限，“采取不同方法解决”；第二，“要发扬艺术民主，决不能搞‘长官意志论”；第三，“必须建立和健全文艺领域内的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