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刘绍棠出生在大运河畔儒林村一户普通的农家，从小就出奇的聪明，胡耀邦觉得这个小孩很可爱，他写的作品很清新，语言非常清新，人物非常生动，茅盾说他写一个活一个。反右”斗争开始后，年仅21岁的刘绍棠便成了“代表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反党典型”，戴上了三类右派分子帽子。

凤凰卫视9月28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曾子墨：1949年10月的一份《北京新民报》上，发表了一个中学生写的讲述学生生活的微型小说《邰宝林变了》，接着这个叫刘绍棠，北京二中初二的学生一发而不可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发表了二十几篇短篇小说，很快他引起了《北京新民报》副刊“萌芽”的编辑晏明的发现。晏明特别兴奋的对副刊室的同事们说，神童，发现了神童。

解说：刘绍棠出生在大运河畔儒林村一户普通的农家，从小就出奇的聪明，还不满6岁，就被送往邻村供给店村上小学，每次考试他几乎都考第一名，听课之余，他还大量看课外书，被称为“书迷”。

刘绍棠1949年发表《邰宝林变了》被晏明挖掘

段宝林（刘绍棠大学同学）：他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对这个民间的说书啊入迷，那说书艺人在农村里面到处跑啊，他就跟着他跑，到处听，而且呢这个，他对这个故事情节很入迷，他就因为这个说书啊，他有扣子，就是把观众扣住，就是一个矛盾没解开。

解说：当时村里有一个小饭铺，开得很红火，却一直没有名字，一天饭铺女老板请了外村两个教书先生给饭铺起名，两人酒足饭饱后仍想不出好名字。

郑恩波（刘绍棠好友）：刘绍棠就在那边讲，这好说，这个名字还不好起啊，应该叫柳香居。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叫柳香居好，你怎么来的，就是他引用了唐诗，李白的绝好的诗，绝好的词，拿出了两本书，从那引用了一句话，风吹柳花满店香。

解说：这一年春节，刘绍棠又为店铺写了对联，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金运河银运河，金银运河运金银，这一年刘绍棠不满7岁。

1952年元旦的《中国青年报》整整一版只登了一篇小说，题目是《红花》，作者刘绍棠，前边还有一个编者按语，这篇短篇小说的作者是一个16岁的青年团员，虽然是一篇习作，但写得相当动人，希望作者继续虚心努力学习，写出更好的作品来。

郑恩波：他那个小说无非就是写一个农村的姑娘叫金兰子，在雨季里，下大雨的时候，运河要出水了，要保护河堤。那个时候当然也受到一些建国初期那种政治形势有关系，肃反镇压反革命啊，说有坏人破坏啊。那么在当时也是有这种情况，所以任何事情，你要不能脱离开历史时代。

解说：小说《红花》使刘绍棠获得了全国性的声誉，不到几个月，作者就收到了数十封信，根据读者的要求，《中国青年报》1952年4月18日还以显著的版面发表了刘绍棠的文章，《我怎么样写小说<红花>的》，不仅如此，《中国青年报》还组织了《红花》讨论会，一时间，刘绍棠名声大振，成了文艺界经常讨论的对象。

自从《红花》发表后，刘绍棠就成了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的重点培养对象，1953年2月，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约他谈话，他们之间由此建立了长达几十年的特殊友谊。

曾彩美（刘绍棠妻子）：胡耀邦对，很喜欢刘绍棠就在这个，就说他很爱读书，很爱学习，爱读书，知识非常广泛。

段宝林：胡耀邦就是觉得这个小孩很可爱，他写的作品很清新嘛，他的作品确实是很好，他语言非常清新，人物非常生动，茅盾就说他写一个活一个。

郑恩波：胡耀邦就指定什么康濯、周立波这些人到《中国青年报》去，你们要特别辅导这个作家，这个作者，这是很有前途的一个作者。所以这个时候开始，刘绍棠就得到《中国青年报》的特殊关照。

解说：15岁那一年的夏天，刘绍棠回到了家乡儒林村，开始总结自己两年来的习作得失，这个孩子确定了自己今后的创作方向，写农民，写家乡，他从鲁迅、孙犁和苏联的肖洛霍夫的小说中悟出一个道理，那就是在创作上一定要有个人特色。

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正开始准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刘绍棠生活的村庄里出现了几个农忙临时互助组，这种农忙时节人力换工，牲畜伙用，农具互通的新气象引起了刘绍棠的兴趣。

郑恩波：就是刘绍棠念高一放暑假，在家里儒林村里，晚上特热，拿个席子到那个沙坡上去睡觉，家里睡太热了，在那儿睡觉。这个时候他就晚上就听见那村里布谷鸟，就布谷布谷就布谷，就记得那个鸟叫，他这个时候就受到，灵感就来了，受到那个启示，你看那个《青枝绿叶》那个小说里，布谷布谷光棍好苦，就是从这来的。然后他就写了这个《青枝绿叶》，写农业合作化的。

段宝林：《青枝绿叶》啊，当时柳青就请了那个好几个大作家，一个是周立波，得斯大林奖金的周立波，还有沙汀，老作家，很著名，这些很著名的大作家，还有康濯，这个四个老作家帮他审阅，而且每个人都跟他谈话。

解说：《青枝绿叶》先是以整版篇幅发表在《中国青年报》，后被当时抓编教材的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赏识，编入高二上学期的语文课本中。这件事更使得刘绍棠在全国大中学生中间成为众人皆知的新闻人物。后来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又以《青枝绿叶》为书名，出版了刘绍棠的短篇小说集，其中收纳了《摆渡口》和《大青骡子》。这本书的第二本样书被他呈赠给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

郑恩波：突然间问他，你读过哈代的《苔丝》没有？刘绍棠说我还，当时还说没读，后来胡耀邦又转话说，你将来我希望你写一个《苔丝》那样的作品，你写的那个《摆渡口》，后来拽出来一个党支部书记，你干嘛一定要写个党支部书记啊，你不写党支部书记，写那俞青林那小伙子不挺好的嘛，所以胡耀邦的思想和一般八股文很浓的一些领导不一样。

段宝林：给他设计了一个成长的道路，就是说最好啊你啊要了解全中国，有一段时间你要到东北去体验生活，然后一段时间到西北，一段时间到南方，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全面的了解农村的情况，扩大自己的眼界，写好作品。

解说：《青枝绿叶》发表之后，这个头顶着高粱花的农村少年才算走上文坛。团中央安排他到河北省深县农村深入生活，16岁的刘绍棠在校内外担任许多社会工作，经常参加文艺界和其他社会活动，在同学中是个特殊的人物。

段宝林：他这个机遇啊，也是最有新中国的特点，他这个神童，要是在别的国家，他不一定就能够成长得这么好，能够这么快的出名，并且写出这么好的作品来，他是得到好多大作家的帮助，大作家对他的帮助啊确实是很具体的，怎么去生活，怎么去写作，你这个作品哪儿有什么问题，应该怎么改。


刘绍棠仰慕肖洛霍夫 准备专写自己家乡风貌

解说：1954年秋天，作为儒林村的第一个大学生，18岁的刘绍棠扛着行李卷走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

段宝林：他刚到北大的时候啊，我们的系主任杨晦先生，其实杨晦也是个作家，他写过很多那个剧本，五四以来的，他也研究朝语。他就跟我们说，在迎新大会上就说，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只培养研究家，批评家，学者，不培养作家，所以这一点呢对刘绍棠是很不利的。

解说：在北大，刘绍棠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同班同学段宝林就还记得1955年元旦晚会上刘绍棠给大家讲了一个叫做《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故事。

段宝林：他记得滚瓜烂熟，哎呀就像说书一样，表演得，记得非常熟悉，因为他这个人吧，从小在农村，他这个个性啊，就很随和，很注意，很尊重大家，不是那种孤傲的人，绝对不是孤傲的人。虽然他很有成就吧，但是他学习还是很努力的。

解说：当时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有四大一级教授，他们是教音韵学的王力，教古汉语的魏建功，教先秦文学史的游国恩，教文艺学概论的杨晦。

郑恩波：学的功课当中又有古汉语，这个很枯燥，很难学，所以刘绍棠觉得我这样待下去，将来以后我实在是我怎么办，我想当中国的肖洛霍夫，我想写《静静的顿河》那样的作品，这不影响太大了吗？所以实际上刘绍棠在大学那一年里没好好去在中文系好好投入，拿出全部精力去好好念书。

解说：当年的北大图书馆也是刘绍棠的创作室，他代表作之一的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就是写于北大图书馆。

段宝林：在上课之前他就坐在那儿，坐在那儿闭着眼睛在那思考。我们班上有一个原来团支部书记叫张红，是个女同志，部队来说，她说你们看，作家又在那构思了，我一看他在那闭目在那想。他很有特点，他不用自来水笔，我们都用自来水笔很方便，他不用自来水笔，他用蘸水钢笔，那么上课的时候呢，也用蘸水钢笔。我们北大很大呀，从外文楼到文史楼就要走好几百米，他就拎着一个小的一个墨水瓶，拎着墨水瓶，带着蘸水钢笔，带着笔记来去上课。

解说：在教授游国恩的眼中，刘绍棠是个浪漫派，想要做学问必须转变作风，刘绍棠一心想着创作，对于学校的其他活动，并没有太大的兴趣。这时候，丁玲主管的中央文学研究所正办得红红火火，对刘绍棠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

郑恩波：他这个时候就1955年夏天，他就跟学校提出来，我还是走吧，离开北大，但是学校里是坚决不放，坚决不放，杨晦就跟那儿找他谈了三次话，说不行，你这怎么行呢，这么好的学生，你走不行，说你实在要走的话，我给你保留学籍，你什么时候想回来都可以，你岁数小啊，才十八九岁，你回来时候我给你保留学籍，你再重念可以。后来再加上胡耀邦也说了话，这样他才离开了北大。

解说：北大教务处在开给他的退学证明上还保留了他回北大复学的权利，只是刘绍棠再也没有重返北大继续学习。

1956年刘绍棠加入中国作家协会，4月被团中央批准专业创作，由于仰慕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刘绍棠便准备走肖洛霍夫专写自己家乡风貌的道路，希望以自己的作品描绘出自己家乡京东北运河农村20世纪的风貌，留下家乡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

段宝林：他这一辈子好像就是要学习肖洛霍夫，要做中国的肖洛霍夫，肖洛霍夫写了一部书叫《静静的顿河》，是一部世界名著了。他说我要写一个《静静的运河》，虽然当时就二十岁吧，但是他决心那个，要做那个乡土文学的大作家，他并且向那个外国的文学学习。

解说：由于被团中央批准专业创作，从此刘绍棠不拿工资，全靠稿费收入养家糊口。

刘松萝（刘绍棠儿子）：然后呢他到团中央以后呢，因为他当时那个发表作品也并不困难，然后稿酬也挺高的，所以是他跟胡耀邦说就想不拿工资，然后专心去创作。就是说他一生吧，都是挺独立的一个人，就不是特别地想靠那个，比如说单位组织这样的。

解说：1956年，刘绍棠从事专业创作后，回乡挂了一个乡党委副书记职，以便体验生活，当时刘绍棠创作势头正顺风扬帆，不免有些年轻气盛。

刘松萝：就是谈到他在乡里看到的一些不正之风，他对那个下层的那个基层的那种政府的一些，就是说有时候失控的东西，他一直印象特别深，所以后来他写那个《田野落霞》就反映了这个情况。《田野落霞》后来也被批判了，它其中提到了县长、乡长那些人，很那个跋扈。

解说：1956年春天，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刘绍棠带头发言，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发表了一通意见。

刘松萝：主要是认为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他觉得作家在创作的时候，被政治束缚得比较厉害，在题材上，在表达上，束缚得比较厉害，所以提了一些意见。

郑恩波：他就说话就有点儿犯上，对人家不恭，或者引起了人家的意见，也有人就把这事儿就反映到团中央，有一个书记就提出要给刘绍棠处分，怎么这样呢？但是后来送去了，报告送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呢就把这个事儿给压下来，就没有处理刘绍棠。

解说：随后胡耀邦便把刘绍棠找去谈话，他肯定了刘绍棠的一些观点，又批评他不应当在大会上不冷静。

曾彩美：就认为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能用延安轻骑兵的那种，轻骑队的那种方式，比较粗暴的那种方式来反映意见。

郑恩波：胡耀邦给绍棠讲，以后你见了这种事儿，你少说话，不能这样，你怎么是这样呢？刘绍棠就觉得自己受冤枉了，话不是和他有出入就说了一下，和他顶撞了两句。所以刘绍棠后来讲话的时候，我在耀邦同志面前讲话是百无禁忌，从来我不跟他讲话，我不感到自己呼吸困难。

解说：胡耀邦见刘绍棠这么不接受批评，也发起火来，这次谈话不欢而散。末了，胡耀邦仍严厉地告诉刘绍棠，今后你少参加那些活动，一年要读1000万字的书，向我汇报。

刘松萝：胡耀邦后来就是不让他老参加好多活动，发表好多言论，其实这样说也是正确的，现在回想起来是正确的，一个是保护他，一个是作家他的活动要少一点，创作要多一点。

郑恩波：少年得志啊，有时候讲话就很狂，这是事实，刘绍棠自己都承认，我那时是狂，所以有时候讲话很没有分寸。那么这个胡耀邦就跟他讲了，你还有一点你不要骄傲，你这个人容易骄傲，这么就劝他。绍棠自己讲，他说我不觉得耀邦同志怎么特别喜爱我，他从来没当面表扬过我，但是他明显他也不严厉地批评我，就这样，然后就告诉他，这次谈话以后就告诉他，你要关心政治。

解说：1957年春天，毛泽东提出“大鸣大放”的口号，文艺界也变得十分活跃起来，刘绍棠年轻，许多座谈会都请他参加，他自己也毫不客气。

刘松萝：他在1957年说了一些话，也写过一些小说，比如《西苑草》，对当时那个教育制度批评过，《田野落霞》，对农村的不正之风和腐败也批评过，但是这些都不足以划成右派。

郑恩波：其中主要的他认为呢，解放这么多年了，已经不是唱小放牛的那么个年代了，国家的形势变了，经济发展了，人们紧接着就需要文化要有一个提高，老是搞那种普及的都是不行了，应该有所提高，因此毛泽东文艺思想也应该发展。


胡耀邦约谈刘绍棠 问其是否曾有自杀念头

解说：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5周年时，刘绍棠发表文章，提出毛泽东文艺思想应当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对于已经过时的“策略性理论”不应守旧地、片面地、机械地执行。

曾彩美：《浅见》他就说不能对，就是毛泽东的那个讲话，不能片面地理解，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应该有所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比如说关于普及和提高的问题，他说在延安时代，那时候人们都要团结抗日，人民的文化水平比较低，这时候呢需要普及文化。那么解放以后，随着经济文化的水平的提高，就需要，文艺创作也要随着提高，你老是停留在很低级的阶段的话，它就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主要是这个。

刘松萝：现在想起来我父亲当时的那个做法，他讲的那个事情就是修正主义，在试图修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修正毛泽东思想，这个实际上是很不得了的事情。

郑恩波：要打刘绍棠右派啊这个事呢，周扬是保刘绍棠的，周扬，当时是谁不想保刘绍棠的，是中央有个首长，现在我也不好提及他的名字，我也不知道这位老先生在世还不在世，就非打他不可。后来那个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长叫杨述，后来调查哲学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当政治部主任。他和周扬就说，说北京市，那个人就问周扬，你们和杨述，北京市有一个青年作家叫刘绍棠的，怎么怎么样啊，你们太疯狂了，怎么把这个人给打成右派啊。

这杨述说，和周扬一致的口气，我们回去找他，谈一谈再说吧，这就搪口就过去了，结果回去以后，周扬就马上告诉刘绍棠，你赶紧走，乡下去，在北京待什么啊，让他赶紧回去，刘绍棠就自己感觉这是爱护。但是后来不行，1957年6月18号，正式开始批判刘绍棠了，他走不了了。

解说：刘绍棠的言论遭到了郭沫若、茅盾、周扬等文艺界领导的严厉批评，毛泽东在他的文章中也先后多次提到刘绍棠。

曾彩美：毛泽东在著作当中据说有四次五次提到刘绍棠，比如新社会培养出来的刘绍棠出了一本书就大反社会主义，这个一说谁要是哪个出版社要出版他的书，那就得考虑考虑了。

郑恩波：正好这个时候胡耀邦率领一个代表团到东欧访问，那么这个情节他不在，刘绍棠整个被打成右派这个事情，他不在，那么后来他要是在的话，也可能对刘绍棠说几句保护的话，说不了了。

解说：“反右”斗争开始后，年仅21岁的刘绍棠便成了“代表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反党典型”，戴上了三类右派分子帽子。

郑恩波：1957年反右的时候，批判刘绍棠开过三次大会，其中第三次是在团中央礼堂开的，说共产党对刘绍棠是用人奶养成一个狼子，狼子野心啊，这个话，你说人犯错误是可能的，但是不要讲这种话啊，说的太绝了。

解说：当时的北京，频繁的政治运动把刘绍棠、王蒙、从维熙和邓友梅等青年作家打成了所谓文坛“四只黑天鹅”。

郑恩波：难兄难弟，1957年反右的时候都把他们打成右派，三类右派，四类右派，五类右派，六类右派，那么后来呢，都同时平反，又回到了这个北京作协当专业作家。那些年份里，他们之间是互相支持，互相鼓励的，所以刘绍棠有一篇文章里讲到，改革开放初期新时期以来，四只黑天鹅的长空比翼，带动着整个中国文艺界，文艺发展的格局。

解说：反右开始后，刘绍棠遭到一系列的批判，又被剥夺了写作权利，无法重新发表作品，被迫“下乡劳改”。1958年3月，刘绍棠被划定为三类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回乡劳动，以观后效。几天后忽然接到通知，胡耀邦要找团中央具有代表性的右字号人物个别谈话，每人30分钟，刘绍棠便是其中之一。

刘松萝：胡耀邦好多说话的方式吧，有点像他作为军人时候说话的方式，就是说他跟他那下级说，你是不是想过自杀，那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坚持不住了，是不是想过自杀啊？

解说：晚年的时候，刘绍棠曾在一部书的题记里这样写道，当时主持“反右”斗争的一位领导人在一次讲话中说要将“右派分子”杀一批，关一批，我自知难逃监狱刑场这一关，曾经准备自杀，不愿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1958年3月受到处理，胡耀邦问我可曾有过自杀的念头，我没有说实话，这是因为已经传达和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对于“右派分子”一个不杀，基本不抓。

那个时候共产党员不管是何原因，自杀就是叛党，我虽已被开除党籍，但在胡耀邦面前仍然自以为是共产党员，也就以曾有自杀的念头为羞耻。后来胡耀邦问刘绍棠，你知道你为什么犯错误吗？

刘松萝：我父亲他当时在回忆中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把那个郭沫若、茅盾，毛泽东在他们给我安上那东西，编制在一起来敷衍胡耀邦，然后胡耀邦很不耐烦地把这个打断了。

王培洁（刘绍棠好友）：就是说你就是骄傲，是吧，你别的没有，说你从今以后，你要把骄傲这个事情给我戒掉。

郑恩波：刘绍棠就愣住了，哎呀，骄傲是个思想修养问题啊，大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这是政治问题啊，怎么我这么大的罪行，耀邦同志就称我是一个骄傲问题呢？他呆若木鸡。

解说：刘绍棠一听，不禁愕然，别人认为是大反社会主义这样严重的政治问题，在胡耀邦这里成了个人骄傲，他直了眼睛张大了嘴。胡耀邦点了一支烟，态度平和了一些又对刘绍棠说，你连我也看不起，不爱听我的刺耳的话，喜欢听那些吹捧你的人的话。

曾彩美：1956年作协不是反映了他的情况，反映了他们在会上大反领导，胡耀邦也不太满意，所以就有点批评他的意思，说不仅不来，就说原来约定你主动来，你主动来找我谈两三次话，结果他一次也没主动，每一次去都是通知到他，他才去。那请也不来就是1956年，也是关于青年创作会议的那个，因为有关会上的情况，刘绍棠觉得自己就说受了批评，他就不愿意再去了，也就唯一的一次。

郑恩波：胡耀邦就讲，就是提到了，找你不来，不找你不来，你就更不来，就提到了1956年是怎么怎么回事儿，就让他以后，你每年起码要有三次要找我，主动找我，我要跟你谈话，每年三次。刘绍棠就这次谈话以后，他一次也没找，他为什么呢？我怕别人说高攀高枝，攀高枝，没有必要，他没找他。

刘松萝：我父亲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我从来不认为耀邦多喜欢我，在耀邦同志看来说我有两点可取之处，一个是努力写作，一个是不向他谋取私利。所以我觉得我父亲是很清醒的，他知道他们两人的关系很好，但是他也知道他自己的位置是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解说：临别时胡耀邦问刘绍棠，还有什么委屈和要求，给他三分钟时间。刘绍棠希望胡耀邦不要把他开除出党，能不能改为留党察看两年，此时刘绍棠已被开除党籍，说话时已经泣不成声。

曾彩美：天塌下来了你想想，原来这是天之骄子，现在一下子开除出党，简直就不能接受，你知道吗？所以你看他不要求我能不能够，跟胡耀邦说我能不能够留党察看，不要开除我。他当时一个观念就觉得，如果没有党的话，不是党员的话，根本就没有方向了，就没法活了就是。

刘松萝：因为我父亲他从小，他基本是被骄纵的一个人，被别人都基本是宠着他，受到这样的打击其实是很难承受的。

郑恩波：结果后来临走的时候，胡耀邦就跟他讲，你呀，好好干，问你想怎么办，绍棠讲我五年以后还是，从哪儿跌倒的我从哪儿爬起来，胡耀邦说好样儿的，这就对了，你20年以后还是条好汉。

解说：最后这句话刘绍棠记了20年。


刘绍棠受到乡亲照顾 在儒林村度过十年动乱

曾彩美：这个1958年那一次对他的那个教育很大，为什么？因为被清除出党，被开除出党之后，好像就没人管了。那么胡耀邦就给他鼓励，就说你应该从哪摔倒从哪爬起来，应该充满信心。

解说：在这个时期刘绍棠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已经在《人民时报》上刊登广告，定于10月1日国庆节出版，但是1957年8月刘绍棠被划右后，这部已经制版的手稿从印刷厂被退了回来。

刘松萝：那本书那个广告已经在王府井新华书店那个大幅广告都已经刷出来了，但是就不能出版了，然后以后那个稿子又被退回来，装在一个木盒里退回来了。然后他就很沉痛，为那个手稿写了一个祭文，就埋在枣树下面了，他当时被批判的时候很烦燥，就坐在小院里枣树下喝酒，然后又下放劳动，然后好多原来的朋友也揭发他，这种打击其实是挺大的。

段宝林：刘绍棠呢也把党看成是母亲，所以他有一句名言嘛，他说我被错划成右派，我对党呢还是很那个，因为这就像党是我的母亲，他打错了，但是我可以原谅他。这一点呢正好是有些人，就是反对他，就用这一句话，说你看，他对这个共产党完全是盲从的，是这个共产党反右明明是很坏的，他就说党好。其实我说这种人吧，就是对党是不怀好意的，他就不理解一些在党的教育培养之下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对党的感情，刘绍棠说这个话有什么错呢？可是我们的一些当代文学的研究家就因为这句话，就说他是极左，拥护党怎么是极左呢？

就把他排斥在当代文学的文学史之外，所以你看现在出版的这当代文学史，他是最有新中国特点的这个作家吧，都把他排除在外，这很不应该。

解说：1962年春天，刘绍棠被正式宣布摘掉“右派”帽子，胡耀邦知道消息后把他找到自己家里谈话。

曾彩美：谈话主要就是给他讲，要像司马迁一样地发奋读书，著书，发奋著书。

解说：胡耀邦曾经拜托北京市委给刘绍棠安排个工作，可事不凑巧，为了度过经济困难时期，刘绍棠的户口本上职业一栏仍只能填上“无业”。当时刘绍棠住在北京自己买的一所房子里，靠稿费生活，并大写其长篇小说《狼烟》，同时管片警察常来看他。

曾彩美：因为有这么一个右派人物，摘了帽子也好，不摘帽子也好，他们都是要了解动态，有时候我们晚上，晚上我们一般都睡得很晚，他在写作，我在那儿缝被子，都没睡觉，深更半夜地敲门就进来。所以他后来就是这样，他就说明人不做暗事，他反正写的稿子我都搁在桌上，你们要看要检查你们就检查。

解说：但1966年6月以后，文革开始，刘绍棠想起家乡的一句民谚，小乱进城，大乱入乡，他收拾行囊回到了家乡的土地，重归大运河畔的儒林村。

郑恩波：刘绍棠在村里他威信很高，刘绍棠这个人很随和，他没有架子，和谁都拉的来，尤其是和大娘，老大娘和小孩，这个人嘴毫无城府这么个人。所以后来有一次干活，有人就说他干活怎么这样呢，就是说你们不执行政策，连割草都不好好割怎么的，后来就那两个人，什么右派啊，我们不知道他，我们知道他是怎么长大的，我们是村里几辈子就出来一个念书人，好不容易出来这么一个作家，我们知道该怎么对待他，就这样讲。

解说：在儒林村，刘绍棠受到了来自乡亲们的保护，有一次刘绍棠劳动的时候，挖土地因为不够一米，管事的人要找刘绍棠的麻烦。

郑恩波：过来就要跟刘绍棠不客气，结果后来村里有一个人就过来，这个事刘绍棠跟我说过，一个小伙叫什么名我忘记了，就过来，怎么的，哥们，要动硬的吗？告诉你这刘绍棠不行，人在这儿呢，你试试看，结果拿铁锹就把铁锹掰折了，意思就显示一下儿你要动真格的话，你瞧瞧看，我这铁锹把，我都能把铁锹把獗折了，你瞧着怎么样，结果那人吓得溜溜地走了。

解说：在乡亲们的照顾下，刘绍棠在儒林村度过了十年动乱，1978年胡耀邦主管全国的平反工作，刘绍棠给他写信。

曾彩美：他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汇报了他这二十年来的情况，而且有一个材料让他转给华主席，后来胡耀邦不是回了一封长信嘛，就肯定了他这些年在农村还是很有作为的，而且出了作品。

刘松萝：他在信里边儿说，你在信里说你生活过得还可以，说这个我不相信，说不过这是为人民做了好事的人，不可避免的遭遇，说我只能说到这里，我不能再说更多的东西了，非常有感情的，然后他说你回家的时候，说星期日我在家，你要愿意来欢迎你。

曾彩美：后来就真到他家去了，到他家去呢也是气氛很轻松，谈了一些事情以后，当时好像就是中午要吃饭了吧，吃饭让他跟家里人一块吃，刘绍棠有个习惯吃饭前得先去卫生间，胡耀邦真是一点架子都没有，围着桌子周围那个就站在那个椅子后面嘛，就那么等着，等着他上卫生间回来，大家再一块吃饭，很随便而且很亲切，这个他回来以后给我们讲得挺生动的。

刘松萝：然后他见到胡耀邦以后，那胡耀邦第一句话说，说我从来不认为你是右派，谁谁谁也不是右派，你就是骄傲，他是这么说的。然后我父亲就跟他说，说您还记得，我父亲跟胡耀邦说，您还记得说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那个说法吗？那个胡耀邦说，他歪着头想了想说，我说过好多话，好多都记不住了。说不过这话像我说的，说只有我才敢说这样的话，在那个时候。

解说：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大部分作家才刚刚开始尝试“伤痕文学”，运用文学形式对“文革”进行批判揭露之时，刘绍棠便以一篇《蒲柳人家》，用淳厚的乡土风情和鲜活的文字接通了文学与传统文化的脉络，给读者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曾彩美：跟他那个离群索居，过的这种日子的话，是在他一个是划右以后，一个是到农村去，到农村去也没有正式的工作，也没有恢复名誉，因为你不让你发表作品，那人家不看你是什么人，是摘帽右派，在那种情况下他很少跟人来往，到后来他重返文坛以后，他已经是站起来了，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好。

解说：慢慢的刘绍棠还和以前的朋友恢复了来往，他曾经在自传中说过，50年代的老朋友中他读浩然的作品最多。

曾彩美：你看对浩然他主动联系，因为浩然原来在通州那时候，这些人都被打倒了，只有浩然一个人能够活动，这样的话，他在大会小会点了名就批判刘绍棠。但刘绍棠在这方面不计较，别说你过去骂过我，我现在，因为文革以后，浩然反而不得势了，他没有，他也没报复，他主动地去团结他。

解说：在1978年，浩然的人生不如意的时候，刘绍棠拿着老母鸡领着林斤澜和从维熙一起去看浩然。

郑恩波：走背字的时候，不得意的时候，在北京的作协也受到了遇到了麻烦，受批评的时候。那么在这样情况下呢，浩然就到他家里去了，去告诉他人呐都是历史的人，过了一段时期，人们认识了历史以后，你浩然还是浩然，人家还是会瞧得起你的，从此你要振作起精神来，不要这个很消沉的呆在家里。浩然曾经就说过这个话，我在那个走背字那种背景下，我虽然能振作起来重新写作，刘绍棠给了我绝大的鼓舞力量，这是刘绍棠去世以后，三月十三号的北京晚报的头条消息，就是刘绍棠去世以后，报纸上发的第一篇悼念文章是浩然的《绍棠走了》。

解说：刘绍棠辍笔22年，重新回归文艺队伍时已是43岁的中年人，五光十色的文坛，刘绍棠虽然幼年成名，却已都是历史。文革后，他4年创作出27部中篇小说，刘绍棠的名字在许多文学刊物上频繁地出现，形成新时期刘绍棠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中风左瘫7年多后，刘绍棠去世了，著名作家苏叔阳曾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送绍棠长别离》一文中说，当代文学史上会为绍棠写上也应足一章的，他的名字会比他的生命更久长，更久长。

曾子墨：刘绍棠去世后葬在了大运河畔，家人在当地买了很多树苗种在墓前却都没有成活，后来妻儿将光明胡同老宅里一棵松柏的幼苗移植到了墓前，结果都活了下来，郁郁葱葱，长得有两个人那么高。妻子曾彩美说这是一种灵性，因为刘绍棠曾经是那个四合院的主人，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对他有感情，而这也是他顽强一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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