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化云：建国初期治理黄河工作的回忆

cecixu · 发表于 2022-6-27 22: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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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至1955年，是人民治理黄河事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在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下，在沿河广大干部、群众和全体治黄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方面开展了大规模的修防工作，实行宽河固堤，开辟滞洪区(此举为后来战胜1958年的大洪水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在总结前人治河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除害兴利的治黄总方针，积极开展各项治本准备工作，还编制了治黄规划。

　　第一次治黄工作会议

　　1950年1月22日至29日，治黄工作会议在开封(注：当时河南省省会)召开。这是1949年6月由华北、华东、中原三个解放区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以来，第一次召开的治黄工作会议。这是一次统一思想、团结治河的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

　　关于治黄的目的和方针，我们在1949年8月的《治理黄河初步意见》中就已经明确提出：“治理黄河的目的，应该是变害河为利河。治理黄河的方针，应该是防灾和兴利并重，上、中、下三游统筹，本流和支流兼顾。”在这次会议上，大家经过认真讨论，对上述除害兴利的治黄总方针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对于如何兴利、怎样起步还有不同意见。根据当时的情况，我认为，防洪固然是重点，但修建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注：人民胜利渠)，作为在下游引黄灌溉的试点也是需要的。

▲早在1946年，王化云就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被称为黄河上的第一任“河官”

　　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与会人员统一了认识。钱正英同志起草的会议总结指出：“在治本问题未解决前，黄河的全面兴利是不可能的。但是，利用可能的条件，试办中型和小型灌溉工程，帮助沿黄群众发展生产，并且通过这种工程积累经验、培养干部，还是必要的。”会议同意修建引黄灌溉济卫工程，认为这是个创举，开辟了利用黄河水资源的道路。经报请水利部批准，著名专家张光斗和黄委会技术干部对引黄灌溉济卫工程进行了精心设计。又经过平原省(注：1949年8月成立，省会驻新乡市，辖新乡、濮阳、安阳、聊城、湖西、菏泽等六个专区和新乡、安阳两个省辖市。1952年11月撤销，行政区域分别划归河南省和山东省)引黄工程处全体职工的精心施工，这项工程终于得以较好地完成了。实践证明，多年前的决策是正确的。

▲引黄灌溉济卫工程被命名为“人民胜利渠”，是建国以来在黄河下游兴建的第一个大型引黄灌溉工程

　　第一次正式提出蓄水拦沙的治黄方略

　　对于黄河的治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众多的主张。但作为新中国的人民治黄事业，我们应该在前人实践的基础上，经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尽快提出新的治黄方略，以推动治黄工作不断前进。1952年5月，在他人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对黄河客观规律的认识，我在《关于黄河治理方略的意见》一文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蓄水拦沙的治黄方略。

　　因为黄河泥沙多，所以有人担心修水库很快就会被淤废。当时，我的设想是：“解决的方法是干流水库要大，支流水库要多，水土保持工作要同时进行。”虽然我也知道修水库需要大量投资，淹没损失也很大，但我认为“它的效益是不可估算的”：第一，防洪问题可以根本解决;第二，发电的效益巨大;第三，可使数千万亩土地变为水田。此外，水土保持也将取得成效，航运亦可得到发展……“整个黄河流域的自然面貌，必将完全改观，其造福于亿万人民将不可估算”。

　　1953年1月，我们向水利部汇报除害兴利、蓄水拦沙的治黄方略，以及近期下游防洪的措施、意见。李葆华副部长非常认真地听取了我们的汇报。他又专门安排我们去中南海，向邓子恢副总理汇报。

　　汇报时，我首先谈了黄河成灾的根源，分析了历代治河方略都是把水和泥沙送到海里，因而均不能达到根治的目的，然后汇报了除害兴利、蓄水拦沙治黄方略的主要内容。当我说到水土保持的措施是在坡上修梯田、沟里筑坝、干支流上修水库时，邓子恢副总理马上指出：“这不是节节蓄水、分段拦泥吗?”我说：“就是这个意思。”当汇报到当前的防洪措施是抓紧在干流上修水库时，他又指出：“修防洪水库虽然是治标的办法，但它又是治本的一部分。这就是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最后，邓子恢副总理认为我谈的意见很好，并要我抓紧时间写个报告。

　　1953年5月31日，我以个人名义呈报了《关于黄河基本情况与根治意见》和《关于黄河情况与目前防洪措施》两个报告。看了我的报告，邓子恢副总理认为很有见地，遂于6月2日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将我的两份报告转上。后来，他见到我时高兴地说：毛主席对你的报告很欣赏。

　　毛主席四次视察黄河

　　毛泽东主席对治黄工作十分关怀。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次出京巡视，就来视察黄河。从1952年到1955年的四年中，他先后四次直接听取治黄工作汇报，并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毛主席第一次视察黄河是在1952年的10月底。10月29日下午1时半，我与赵明甫(注：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袁隆(注：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黄河河务局局长)两同志去中共河南省委汇报邙山水库问题时，得知有中央首长来看黄河。省委决定，由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张玺、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芝圃、河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我四人去兰封(注：今兰考)迎接。我们于下午5点多钟乘车赶到兰封时，才知道是毛主席来了。

　　当晚7时许，毛主席乘坐的专列驶进兰封车站。郑州铁路局局长刘建章首先下车，引领我们四人登上专列，与杨尚昆(注：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罗瑞卿(注：时任公安部部长)、滕代远(注：时任铁道部部长)、黄敬(注：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等同志见面。杨尚昆、罗瑞卿告诉我们：毛主席这次来河南的重点是看黄河。他们还说：毛主席在徐州时登上云龙山，眺望了黄河故道，并询问了故道的情况;毛主席怕扰民，今晚不去开封，就在火车上住一夜，明天看黄河。张玺说：黄河是重点，我们已经把“重点”(指我)带来了。他还汇报了次日迎接毛主席视察黄河的准备情况。杨尚昆、罗瑞卿均表示同意。

　　因过于兴奋，当晚我怎么也不能入睡，就把黄河的情况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

　　30日清晨7点多钟，毛主席下了专列，向一个小村庄(注：许贡庄，位于兰封县城西北方)走去。在村边，他与一个正在场里干活的中年农民谈话。我们当即赶了上去。听了罗瑞卿介绍我们四人的名字后，毛主席亲切地和我们一一握手，说：“谢谢你们!”然后，他继续和那个农民谈话，问其收成、生活、负担等情况。谈完话，他又到一户农民家里，查看其生活情况。

▲1952年10月30日，毛主席在兰封县(今兰考县)许贡庄同群众亲切交谈

　　回到专列上时，已是8点多了。毛主席问我：“化云”是哪两个字?我说：是变化的化，云雨的云。毛主席笑着说：化云这个名字很好，化云为雨，半年化云、半年化雨就好了。约9时，毛主席和我们共进早餐。

　　饭后，大家来到客厅。毛主席开始询问黄河的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在前往东坝头的途中，毛主席问到了邙山水库的问题。我将修建该水库的两个方案作了汇报。毛主席又问水库的发电量、灌溉面积，我报告了当时的规划数字。毛主席说：邙山水库修好了，几千年的水患解决了，将来三门峡问题也可以考虑。

　　上午11点多，火车到达东坝头。毛主席走下火车，换乘汽车。在第九号坝上，毛主席看了工程和黄河的形势，我向他汇报了坝埽和全河的修防情况。毛主席说：黄河6年没有决口了(注：1947年黄河花园口新堤合龙至1952年)，今后把坝埽、大堤修好，黄河还会不会决口?我说：这几年没有遇到过异常洪水，如遇大水还是相当危险的。毛主席又问坝埽的作用，我们回答是“御溜护岸”。毛主席笑着问：黄河涨上天怎么样呢?我们都回答说：坝埽挡不住，还要修大水库。然后，毛主席乘汽车从杨庄回到东坝头。我报告说：这里就是清代咸丰五年(1855年)铜瓦厢决口处。

　　在返回兰封途中，我们和毛主席同坐在一节车厢里。毛主席又详细地询问了治黄情况。我向毛主席报告说：我们黄委会的查勘队正在金沙江上游通天河查勘，希望能把通天河的水引到黄河里来，以解决华北、西北水源不足的问题。毛主席笑着说：通天河就是猪八戒去过的那个地方;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儿来也是可以的。

　　下午1点多钟，我在餐车与毛主席共进午餐。饭后，毛主席对我说：黄河是条悬河，在东坝头看不出来，我还想再找个地方看看。我回答说：黄河从哪里走，哪里就高。东坝头是决口的地方，大堤外是黄河故道，所以堤内外悬差不明显，到柳园口(注：开封城北9公里处)就可以看出来了。毛主席问：那里比开封高多少?我回答说：现在水面比开封城里的地面高35米。

　　下午2时许，我们随毛主席乘汽车来到柳园口。在大堤上，毛主席顺手拔了一根草，问：这是什么草?袁隆同志说：这是葛巴草，种了葛巴草，不怕雨冲溜来扫。毛主席说：这种草喂牲口也是好东西。

　　毛主席站在黄河大堤顶上，向北眺望，只见黄河在高高的河床里奔流;回头南望堤外村庄，好像坐落在凹地里。毛主席说：这就是悬河呀!

　　回到开封城里，毛主席看了铁塔，对这一古代建筑颇为赞赏。然后，他登上龙亭，俯瞰了开封市区。到住处时，天色已经很晚了。

　　31日清早5点半，我们来到毛主席的住处，得知他已离开这里，登上了专列。于是，我们立即赶到开封火车站送行。张玺、吴芝圃让我继续陪同毛主席视察引黄工程。毛主席说：不用了，那边还有人。毛主席送我们到车门口，嘱咐说：你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当天，毛主席登上邙山，察看了邙山水库坝址和黄河的形势。过黄河后，毛主席在平原省党政军负责同志和黄委会赵明甫同志的陪同下，首先来到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渠首闸。毛主席详细询问了工程建设情况和灌溉效果，并亲自摇动启闭机摇把。当看到黄河水通过闸门流入干渠时，毛主席十分高兴地说：一个县有一个就好了!

▲1952年10月31日，毛主席视察黄河人民胜利渠，在渠畔同牧羊人谈话

　　在视察灌区的过程中，毛主席把渠灌比喻成阵地战，把井灌比喻成游击战，形象地指出了井、渠结合的发展方向。来到黄河水入卫河的交汇处时，毛主席高兴地说：到小黄河了。

　　1953年2月15日下午4时，中共河南省委通知我：立即随潘复生(注：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南军区政治委员)同志从开封去郑州。因为有了上次见毛主席的经验，所以这次一接到省委的通知，我就明白是毛主席来了。

　　16日上午10时许，专列在郑州车站停稳后，毛主席就下了车。我和潘复生同志急忙迎上前去。一见到我，毛主席就问：邙山水库为何不修了?我当即向毛主席汇报了由修建邙山水库改为修建三门峡水库的理由和情况。我们边走边谈，从第一站台登上天桥，又从南边下来往东走再转向北。

　　在第一站台上绕行一周后，我随毛主席登上了专列。毛主席问我带图没有，我立即将图展开放在桌上，向他汇报了三门峡水库与邙山水库的比较，以及对整个黄河进行治理的方案和打算。毛主席听了很感兴趣，并不断给我启示。

　　当我汇报到要在黄河干流上修建一批大水库时，毛主席关切地问道：能用多少年?根据当时不完备的资料估算，我回答说：即使不做水土保持及支流水库，也可以用300年。毛主席笑着说：300年后就是你的重孙了。毛主席又问：如果修支流水库，做好水土保持，能用多少年?我说：1000年是可能的。毛主席继续问：那么1050年怎么样呢?我说：到那时再想办法。毛主席笑了，说：不到千年就解决了。接着，毛主席问我：三门峡水库的四个方案，你认为哪个最好?因为我当时积极主张修大水库蓄水拦沙，然后再搞水土保持，所以就回答说：修到360米的方案最好。

　　汇报过程中，我心里老是希望毛主席能把三门峡工程定下来，但毛主席只是慎重地表示：回去再研究。毛主席问黄河能通航到哪儿，我说能通航到兰州。他又问：兰州以上能不能通航?我说：目前还没有考虑。毛主席还询问了从通天河引水的情况。我说：据查勘的资料，引水100亿立方米是可能的。毛主席说：引100亿立方米太少了。

　　后来，我们又谈到了水土保持问题。我说：西北黄土高原上沟壑很多，差不多每公里就有一条较大的沟，这样就要修几千个小水库、几千道坝。毛主席说：不是几千个，要修几万个、几十万个才能解决问题。

　　在火车上，毛主席与我谈了近3个小时，问了很多问题，而且问得很详细。谈到修水库的坝址时，毛主席问我是否都去看过。听到我说都去看过，毛主席很高兴。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毛主席所问的问题我都回答清楚了，只有一个问题没有答上来，就是“黄土高原有多少条沟”。

　　专列抵达驻马店车站时，毛主席才提出让我们返回。罗瑞卿对我说：主席对黄河很感兴趣。毛主席高兴地把我们一直送到车厢门口。

　　1954年冬，赵明甫同志在火车上又一次向毛主席汇报了治黄工作，主要谈了水土保持和规划问题。汇报结束后，毛主席指着汇报时所用的图说：这图是否可以给我。赵答：我们送给主席。

　　1955年6月22日，毛主席在中共河南省委，再一次找我谈黄河问题，主要是询问有关黄河规划的情况。毛主席很关心引黄灌溉导致的盐碱化问题。我说：光靠在渠道两旁植树不行，主要还得靠排水。

　　治黄史上的里程碑

　　1955年7月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审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由于治理黄河问题是国家的大事，为全国人民所关心，且黄河综合规划所涉及的不只是五年(仅第一期工程就安排到1967年)，所以会议决定把它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外的问题专门进行审议。

　　7月18日，邓子恢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作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报告提出了“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治黄任务，以及“对水和泥沙加以控制，加以利用”的基本方针，并对黄河综合利用规划及其第一期工程的各项内容作了详细介绍。报告最后说：“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提议，请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采纳黄河规划的原则和基本内容，并通过决议，要求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全国人民，特别是黄河流域的人民，一致努力，保证它的第一期工程按计划实现。”

　　邓子恢副总理的话音刚落，怀仁堂大厅内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1000多位代表为黄河的美好远景而欢欣鼓舞，许多代表称赞该报告“激动人心”。

　　会议期间，代表们还参观了设在怀仁堂西休息室的根治和开发黄河的展览，从而更全面、更直观地了解了黄河的过去、现状和美好的远景。

　　毛泽东主席在百忙中也抽空看了展览。有人建议把这个展览拿到国外去展出。毛主席说：现在还是纸上的东西，不要拿出去了。毛主席的指示，充分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和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经过代表们的认真审议，7月31日，大会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

　　1955年的黄河规划，是我国几千年治黄历史上第一部全面的、科学的综合规划，也是我国大江大河中第一部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流域规划。这个规划的通过，标志着人民治黄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全面治理、综合开发的新阶段。

　　写于20世纪80年代

　　本文选编自河南省政协《河南文史资料》第111辑。图片为编者所加。文字有删减。作者王化云(1908-1992)，河北馆陶人。第一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二大代表。1946年参加治黄工作，曾任黄委会主任、党组书记，三门峡工程局副局长，水利部副部长，河南省政协主席等职。

　　来源：中国政协文史馆 https://www.huaxia.com/c/2021/01/07/50386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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