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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河北徐水跃进明星回归平淡

发布者: reading | 发布时间: 2022-6-6 10:45| 查看数: 178|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2009年07月10日南方都市报

2009年夏天，河北徐水八四村，祖孙两人在拾麦穗，背后是离村庄不远建起的高楼。在大跃进时代，徐水的地位一度像现在的浦东、深圳，而运动消退，徐水只是华北一个普通的地名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大寺各庄红薯地，因为他这天的到来，大寺各庄改为了八四村。资料图片

进村的入口牌坊醒目地表明徐水县八四村的特殊身份

　　我曾问过张国忠：你说亩产几万斤，能达到吗？张国忠说：是达不到。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喊？他说：这么喊就能喊出大家的干劲来，我们不能泄气，不喊几万斤连600斤也搞不到。我说：你得实事求是！他说：那不行，那样就泄气了，要紧跟形势，不跟形势就完蛋了。——— 作家康濯
　　从河北省徐水县县城广场往东，开车不到十分钟路程，就能看到八四村村委会，村委会对面是“毛主席视察纪念馆”。1958年8月4日毛泽东的到来，不仅使这个原名“大寺各庄”的村庄改变了名称，也使8月4日变成了徐水人每年逛庙会的日子，在当时更让理想的狂热激荡中国。毛泽东视察这个小县两天后，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陈正人到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随身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随后3个月，徐水县经历了从荣誉顶峰到轰然倒塌的巨大落差；随后50年，徐水县从圣地变得默默无闻。起落之间，徐水的命运既取决于时代的命运，也取决于自身对形势的迎合，还有地方领导人的个人性格。
　　获得土地的解放

　　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新中国成立之时，徐水已经解放一年多了。中国现代档案学家傅振伦在《徐水县志》里说徐水“既有农田之利，地又当交通要冲，故历来为兵家所必争。”徐水县城的解放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的拉锯战。日本人投降之后，解放军三度攻克徐水县城。1948年7月那最后一次，《人民日报》的记者写道：“从总攻开始到登城，仅七八分钟，创造了迅速登城之光荣纪录。”
　　除了战斗，徐水解放还有两个主题：一个是粮食，另一个是土地。1948年6月19日，创刊刚4天的《人民日报》报道：这个月4号，国民党军队向徐水七区进犯抢麦，“我当地民兵，奋起阻击，经一个钟头的战斗将匪全部击退，共枪伤匪四十多人，俘匪一人、缴获步枪一支、子弹三百多发、炮弹三发、追下牲口十四头。”根据报纸的统计，徐水民兵和武工队武装护麦，先后歼敌287名。
　　徐水的土改是从1947年年底开始的，中共徐水县委书记王国珍带领干部们去参加北岳区五地委召开的土地改革会议。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并没有马上爆发出来。马亮营一个村民说：“地主是穷人祖祖辈辈的东家，我们是佃户，亲不亲，看当乡人。”徐水县委在1948年提出了一个口号：“民兵和部队相结合，军队打到哪里，分田就分到哪里。”1949年末，徐水土改结束。第二年，县委县政府发布命令说，土改分到的田地、房宅，只要分给谁，就属谁所有，发给土地房产所有证。一张徐水第八区雇农李某领取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影印件上，上面填写着户主姓名、土地长宽、亩数、坐落位置、左邻右舍、发证时间，盖着县政府大印。所有证上还写着：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予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
　　可以想象以食为天的农民获得土地后的喜悦之情，《徐水县志》上说，领到所有证的农民个个都喜气洋洋。他们支援前线，拥护新政权，为新中国的成立载歌载舞。1949年，张瑞从中共徐水县委常委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到徐水县铁工厂当厂长。张瑞被称为“合作社英雄”，曾创办闻名于晋察冀边区的“张瑞合作社”并得到毛泽东的赞扬。他没有想到，自己创办的合作社将来会发扬光大升格为人民公社，进而在华夏大地引发一轮向共产主义进军的狂飙。

　　徐水来个大人物

　　1958年8月4日，徐水县大寺各庄虚岁16的郑德伸看到村里的干部一早就忙碌起来，把一些旧屋子的土坯墙拆掉，用碎土坯把通往县城的土路修得平平整整。他问，这是谁要来啊？村干部说，这回要来个大的！
　　在村里粮食加工厂负责发电和碾磨粮食的郑德伸很快见到了这位大人物。已经66岁的他说起51年前的那个下午，仍然会语速加快。下午4点左右，郑德伸正忙着加工粮食，一大帮穿着蓝衣服的人进了加工厂，站成两排。“裤袋里都鼓鼓的，有枪。”然后，他就看见毛泽东大踏步地出现在自己面前。“我一眼就认出毛主席了，跟照片上的一模一样。”
　　毛泽东问郑德伸：多大了？16。为什么不读书呢？不爱读。将来准备做什么呢？开飞机。旁边有人说：雄心壮志。郑德伸说，他当时不知道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毛泽东知道，他20多岁时就提出要在中国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毛泽东早期文稿》454页)1958年的毛泽东自信满满：“前人乌托邦的理想，将在我们的手中实现。”徐水，因为在1957年的杰出表现被毛泽东视作理想实现的起点。
　　1957年冬天，徐水县委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徐水的运动固然是响应中央号召，但是其饱受旱涝之苦的辛酸史是更大动力。翻阅徐水县的历史档案，仅1931年至1940年十年间，就有四年发大水外加一年大旱。刚刚34岁的张国忠在这一年就任徐水县委第一书记，他大搞群众运动的才能在兴修水利的运动中得以展现。徐水组成了一支“平时10万人，多时13万人”的劳动大军，经过一冬一春，徐水在境内三条河流的两岸修建了51座蓄水库，在平原利用洼地等建成了127座平原水库。这些水库被极具想象力地命名为“葡萄串”和“满天星”。徐水的成就经《人民日报》社论放大，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随后向中央报告了徐水兴修农田水利的情况。1958年3月21日，毛泽东批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
　　在毛泽东视察徐水之后，邓小平、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一一到访。此外，还有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区3560个单位、95738人到徐水视察、参观和访问。印度、缅甸等49个国家的大使、代办、专家也来了，另外还有24200多人预约，说也要到徐水看看。徐水不得不紧急打报告让仰慕者错开时间。
　　叶圣陶拜访过徐水后写道：“草棉宛如木芙蓉，秆粗叶大成林丛。”黄炎培也写了一首《红徐水》，徐水真的红了。

　　我歇不住！我要赶英美！

　　在徐水体验生活并任县委副书记的作家康濯作为《人民日报》的特约记者写道：“(8月4日)这是徐水人民幸福的一天。”但刚上小学五年级的袁金祥没觉得这一年有多幸福，他们家去年刚买的一个大板柜在春天的时候被村子里拖走了，“高级社还要更高级，先把财产‘共’一下”。袁金祥和16岁的姐姐每天都要去看曾经属于自家的柜子，“要也要不回去，心里生生的疼”。不光是衣柜，农具牲口全部都被没收至合作社。袁金祥所在的正村乡韩家营村在1958年春天开始并户。“我家有三间土坯房，将每间单独隔开，三间住三家。后面那家人的房子当厕所，前面是我大爷大娘家，当幼儿园。”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并社”指示，要将农村中平均规模容纳164户的合作社并成千户以上的“大社”。这个“大社”被视作共产主义的雏形，也是人民公社的前身。8月上旬，毛泽东河北、河南、山东走了一圈之后回到北京。在随后举行的北戴河会议上，《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获得通过。决议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实际上，从上年10月起，“大跃进”已经作为方法和口号鼓动着人们的热情，整个国家陷入狂热，大跃进可以视作经济建设上不切实际的盲动，而人民公社则是政治体制上的“大跃进”。
　　毛泽东离开徐水的当天晚上，大寺各庄农业社宣布成立人民公社。第二天，徐水县委召开了全县共产主义思想文化跃进大会，县委书记张国忠讲话的题目简明而有鼓动性：《向共产主义进军》。他说自己讲得不一定对，但是共产主义公社就是“大车牲口要归公有，粮食很多，有新房，有胶皮、机器……一共(“共产主义”)就富了，共好了(亩产)是2500斤。”张国忠代表徐水县委要求全县都要成立人民公社，向共产主义过渡。
　　康濯采写的《毛主席到徐水》《徐水人民公社颂》系列报道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看起来徐水的老百姓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是从心眼里拥护。大寺各庄村民郑大中的母亲献出全部一千多斤存粮，“献煤的、献几百斤上好面酱的，多得很，并且立即就送到食堂里去。”自留地早已消失，树木、苇田甚至过去入社时候牲口大车的投资，也都在纷纷要求全部献出，有的人甚至是非要献出不可，他们说：“快让我献了吧！这是我的一块病，献出了，病就好啦！”夏天里你走进人民公社的供销部还没开口，售货员就会抢先招呼：“同志，热啊！快歇歇！喝瓶汽水，还是来瓶桔子汁？”徐水全县31.8万多人，已经有31.2万多人吃食堂。全县1554个食堂，6882人做饭，许多食堂还正在建小灶，好给社员改善伙食呢。
　　另外一方面，徐水人干劲十足。腿肿了的老汉田老忠坚决不入幸福院，他说：“我歇不住！我要赶英美！”遂城人民公社谢坊村有个“卫星猪场”，目标是把猪养到5000斤；一亩山药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皮棉亩产50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想要亩产12万斤小麦！康濯也被这个设想震惊了：“我实在不相信世界上曾有任何人听说过这种事。”但是主持试验田的刘廷奎胸有成竹：先让伏天的太阳照晒翻开的土，然后深掘七尺，把地下的红土层翻上来同好土和匀；施底肥30万斤；种籽先进行人工培育，刚出芽的工夫播下，防止粪大烧芽；土地叠成堆形，利用沼气养育；人工降雨浇灌，用最多最好的化肥分批追补；播籽1000斤，每平方公分一粒；每棵长80粒小麦，就是亩产12万斤。

　　颓然跌落的王冠

　　徐水急急忙忙朝共产主义进发的时候，沿途却发现还有比自己更“接近”共产主义的单位。于是，就在张国忠号召全县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后不久，长达几十万字的《关于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加速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远景规划(草案)》出台。根据这个规划，徐水县在不远的1963年就要进入共产主义，“全国全世界第一”。
　　现实却并不乐观。见过毛泽东的郑德伸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名字被写成了“郑德生”，他自己又改成“郑德申”，但人还是那个人。大寺各庄因为毛泽东8月4日的到来改叫八四村，并且立刻成立了人民公社。郑德申不明白，为什么村子换了个叫法，乡亲们就活得不明白了。
　　为了将那些放上天的卫星变成现实，徐水人跟中国其他县城的人们一样无所不用其极。红薯本来是一尺五的间距种一颗，变成了一寸五一颗；小麦种子以前是用手点的，现在是把一口袋种子放在地头，然后用一块木板平推到地里。“过了几天，小麦发芽把土都顶起来，根就不着地，全死了。”大田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高玉生为了能高产，用狗肉汤浇灌作物。在郑德申看来，这并不算出格。社员们挖坟地，将挖出的棺材板搭成人字形，盖上一尺五的土种红薯。“人站在旁边都能感觉到肥料的热力，别说庄稼了。没长出大的，也没蔫，反正就是没动静了。”
　　人民公社供销部很快施行了新的售卖方式，货架敞开，社员拿了商品后凭自觉往箱子里投钱。“那不是瞎搞嘛，很快供销社就没钱进货了。”公社不仅高估了人的自觉性，也高估了人的积极性。袁金祥说：“白天地里干活，晚上挑灯夜战，谁有这么大精力啊。”1958年的袁金祥刚刚12岁，晚上要跟几个孩子推水车。推到后半夜，就专门叫个孩子敲击水车的闸板，查夜的人远远听着有嘎达嘎达的声响，觉得没问题。“连小孩都知道弄虚作假，觉也没少睡，地也没多浇。”但是千万不能被监工发现，真要被发现，一脚就踹地上了，绳子一捆就送农场去劳改。要么就是被辩论，袁金祥说：“说是辩，其实只准别人辩你，不准你辩别人。一堆人把你围在中间，推过来再推过去，称为‘滚煤球’。个个都冲你吐唾沫，你还敢不服从，不好好干活吗？”
　　50多年后，袁金祥认为徐水在大跃进中至少存在浮夸、强迫等问题。1958年10月18日，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在徐水劳动的工作人员向毛泽东写出了一份报告，报告说徐水县主观主义、强迫命令、虚假现象不少。毛泽东将报告转批给河北省委领导，末了写道：“此件，你们带回去，我不要了。”失望之情，弥漫于字里行间。这年的11月2日至10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徐水是“独立王国”，“急急忙忙往前闯”。毛泽东说，以后不要宣传徐水了。
　　徐水头上“共产主义试验点”的王冠颓然跌落，但事态越发严重。第二年徐水人每天的口粮从六两到四两再到三两。夏天的一天，袁金祥和伙伴去食堂打饭。队长说，看你俩挺机灵的，去树上摘树叶吧。刚开始是榆树叶、槐树叶，后来还有杨树叶，在水里把苦味泡走掺着粮食吃。“1959年下半年就开始死人。我爷爷是1960年饿死的，在生产队里看瓜，饿得受不了吃好多甜瓜，然后就拉稀，一拉稀就不行了。原本体质相当好，一米八的大汉。”人们开始吃谷糠，“吃到肚子里拉不出屎，用铁丝弯成钩子往外掏。”袁金祥说自己印象深刻，1960年的一天，他所在的韩家营村死了7个人。人们努力让自己能活下来，办法就是“偷”。郑德申说十个人里面，“有五对都是贼”。袁金祥说：“人人都是贼，偷集体的东西不丢人。谁偷得多谁家就活得好，谁不偷谁家里就死人。”
　　徐水县档案馆的资料冷冷地记录着：1959年，徐水因营养不良等原因导致患浮肿病人数达2447人，因浮肿病死亡329人。到1961年1月达到最高峰，全县病亡1642人。这一年，徐水县人口呈负增长趋势。

　　“不跟形势就完蛋了”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对于浮肿病并非不知道。徐水“反五风”运动中的一份揭发材料写道：“1960年10月，灭病办公室根据掌握的情况，向市委汇报了浮肿病人1200多名(实际人数还多)，张知道后，就大批办公室，并追问各公社党委书记，因公社原报83个浮肿病人，追逼到只有3个浮肿病人为止，并让办公室把浮肿病改为其它病这才罢休。”
　　徐水档案馆保存的1961年5月5日张国忠的一份材料中，记录着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的个人情况：张国忠，男，现年37岁，河北省定县西阳村人，1939年入党，1940年参加工作。1958年至1960年11月任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市(地)委委员。在徐水县众多退休老干部的口中，对这位书记统一的评价是：工作一开始还比较务实，有一股子闯劲，也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在1957年兴修水利建设中发挥过很大的作用，但是，好大喜功。
　　张国忠为什么对死亡视而不见，掩耳盗铃？只因他已经被“形势”绑架。当时在徐水挂职锻炼给张国忠当副手的作家康濯回忆：我在徐水县那一段，写了一些报道，《人民日报》都发了。有些稿子我写得数字低见报时数字变高了，这是人民日报给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打电话往高里加的。尤其在产量问题上，我曾问过张国忠：你说亩产几万斤，能达到吗？张国忠说：是达不到。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喊？他说：这么喊就能喊出大家的干劲来，我们不能泄气，不喊几万斤连600斤也搞不到。我说：你得实事求是！他说：那不行，那样就泄气了，要紧跟形势，不跟形势就完蛋了。
　　为了让徐水县委县政府的干部们和他一起紧跟形势，张国忠的干部政策向年轻人倾斜。有人揭发张国忠的工作作风说，张国忠的干部政策，“一是年轻好看没麻子；二是所谓能干，他经常在干部和群众大会上喧嚷：‘老干部是绊脚石，没好的，是无功受禄。’”于是，在张国忠担任徐水县委第一书记任内，七个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平均年纪不够30岁，平均党龄6年。
　　另外一方面，张国忠对于胆敢质疑其政策的干部、群众采取高压政策。1958年9月20日，张国忠在《关于全党全民总动员，鏖战一年变乾坤的报告》中，公然指责县长李焕章“对亩产千斤缺乏信心”，组织县、乡、社干部参加电话会议，大家“辩论”了一个通宵。这所谓的“大辩论”慢慢在农村演变成了绑、打、吊、罚、送劳改等办法。有县委领导干部召开会议讲：“我县建了三个农场，每个农场都需要1000多人，赶快逮捕，往农场送。哪个乡完不成任务，劳改党委书记。”
　　面对到来的三年困难时期，1960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要求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这一次，徐水仍然紧跟形势，但张国忠没能跟上。30日，中央、河北省委和保定市委组织了900多人的工作组到徐水协助工作。工作组一到，就宣布张国忠停止工作。整整20年后，徐水县委撤销了对张国忠的处分，因为“不应过于追究个人责任，在当时政治形势和左倾路线影响下，中央、省、地委各有责任。”

　　“运动”不再复归平淡

　　6年之后，时任徐水县委书记的张柳也被停止了工作，同时还有县长王锡英。“文革”来了。《五·一六通知》发布的第二天，2000余名干部群众在徐水县城集会游行。
　　1967年1月16日，张柳被红卫兵“请”到徐水中学，戴上高帽接受批斗，随后游街示众；2月15日是正月初八，这天造反派在县体育场召开批斗“走资派”大会。张柳再次被批斗，先强迫弯腰后跪地，造反派再踏上一只脚。批斗后，照例是汽车拉着游街示众。5月3日，徐水县革命委员会成立。革委会主任夏振祥在成立大会上做报告开宗明义：同徐水县内张柳、王锡英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长期英勇斗争。徐水县档案馆里，揭发张、王二人的材料厚厚一个卷宗，其中不乏“(王锡英)娶儿媳妇大摆酒席，认干亲，到现在还与东汉村的干女儿来往”之类的句子。
　　1967年元宵节前两天，崔庄公社两派群众为了拥护《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都到徐水县城游行。辩论中，互相指责对方是“保皇派”，引得拳打脚踢，棍棒、红缨枪、大铡刀齐舞。《徐水县志》记载，这是徐水县内首次发生武斗。第二年情形越发不可收拾，2月南张丰公社发生武斗，打死1人，开武斗死人之先例。7月到9月，更是连番恶斗，死了20个人。其中大营村的大规模武斗，双方集中500余人，有攻有守，武斗长达7个小时，14死1伤。1968年一份《关于徐水县武斗期间非法造枪的情况报告》称，当时非法制造土枪、土手榴弹的单位主要有农机修造厂、八四机械厂、化肥厂、砖厂、南张丰公社西张丰大队和南亭公社刘祥店大队。虽然报告对于具体枪支数目均以“×××”代替，但一份收缴自制武器的表格表明这些武器流传之广，仅林业局一个单位就有自制手枪6支，炸药120斤，炸药瓶4个。1969年后徐水的武斗渐渐平息，但是1976年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一轮运动，徐水武斗之风又起。1976年7月26日，商平庄村的武斗死了2个人。
　　袁金祥1972年回到徐水工作，他认为徐水武斗绵延不绝，是因为徐水临近北京，总是“闻风而动”。“但是徐水只能闻运动风而动，如果不搞运动，它就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徐水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抱怨，如今“上一次国家级媒体越来越难了”。检索1961年至2001年40年间《人民日报》的电子版，新闻标题里提到“徐水”的只有两次。当“运动”二字的政治意味渐渐消逝，徐水渐渐回复为中国北部的一个普通县城。
　　1984年2月20日，徐水县23个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改为乡人民政府，辖区不变，305个生产大队改成了村。徐水人熟悉的东西渐渐远去，新事物扑面而来。12年之后的1月4日，徐水县人民法院宣告毛纺厂破产还债。这一年，徐水县玻璃厂“先破后股”，磷肥厂兼并了陶瓷厂，河北一家集团兼并了徐水县刘伶醉酒厂。时至今日，虽然徐水县政府一些工作人员抱怨“六个办公室合用一个电话号码”，但是街头上窜来窜去载客的个体电动三轮车诉说着市场的力量和希望。开出租车的小李是“80后”，他抱怨着这些三轮车如何抢了全县286辆出租车的生意。问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他瞪大了眼睛：那是什么东西？在他的出租车内，挂着两个小吊饰：一个是封塑的毛泽东相片，另一串是金光闪闪四个塑料字“恭喜发财”。两个吊饰缠绕在一起，司机懒得解开。

　　采写：本报记者李月刚
　　摄影：本报记者孙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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