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田芳: 为什么加入“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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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加入“造反派”

作者：单田芳
来源：子夜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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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上搜单田芳的故事，不少都会谈到单田芳文革期间受到“迫害”，包括文革中牙被打掉，嗓子哑了，还有被下放农村劳动等等，但单田芳的牙被什么人打掉，又是什么原因被下放呢？按照文革叙事的春秋笔法，则通通被隐藏，只留下一个文革混乱，打人，吃苦的印象。不过笔者有幸在单田芳的回忆录中读到关于文革经历的详细记述。

从单田芳的回忆来看，单老当然谈不上对文革的理解有多深入，但从白色恐怖的五十天里工作组安排群众斗群众，到“被批斗”的群众组织起来组织造反派。单田芳的个人文革经历具备典型意义。

以下内容摘录自《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



1966年6月，晴天一个霹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场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书不说了，戏停演了，全要坐下来学习，参加这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我们每天准时八点上班学习，曲艺团的演职员工齐聚一堂，要学习批判三本书，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同时批判他们的《燕山夜话》，开始的时候大家懵懵懂懂，大伙心里都还挺高兴，因为不说书了，放下了千斤担。随着运动的深入，市里和文化局派来了工作组，领队的人是艺术科科长刘磊还有位女秘书王燕，由他们和曲艺团的骨干分子组成工作组，我一看就知道情况不妙，这不是普通的运动，否则不会这么兴师动众。

在批判完《燕山夜话》后，开始了群众斗群众。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就是老艺人、曲艺团业务团长张树岭，也就是去海拉尔找我们那位，说他是封建堡垒头子，又说他欺压同行、垄断市场，十几顶大帽子扣到他头上，还号召他的三亲六故以及子女跟他划清界限，揭发他的问题，张树岭不堪重压，当场晕倒，被送进小号单独看管，小号就是我们曲艺团的食堂，单独看管说明问题严重。第二个被揪出来的是鞍山市茶社的代表崔吉昌，说他是市场无赖，对高级演员阿谀奉承对没有名气的演员欺压污辱，又说他贪污了大笔的钱，每天都叫他登台低头交代问题，大家高呼口号揭发他的所有问题，老崔也是肉人，架不住这顿炮轰，也晕倒在会场，被送进了小号。

当时我就预感到我的情况不妙，迟早把我也得揪出来，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每次运动都漏不下我，一是我父亲的问题（单田芳的父亲因包庇潜伏的特务，被判刑5年），使我受到株连，说我父亲是反革命，说我替反革命喊冤叫屈，说我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又说我拉山头搞独立等等，虽然都侥幸过了关，但看这次有点儿在劫难逃了，每天回到家里我都把会场的情况介绍给妻子，我告诉她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迟早他们也不会放过我，何况咱们还出去跑单干，挣了那么多钱，他们本来就眼红，再加上我父亲的历史问题，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我。

我的猜想果然不错。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来到会场，把车停好一进会场大门就看见醒目的大字，上写揪出反革命黑帮头子单田芳，再往里面一看，嘩，绳子上挂的，墙上贴的，到处都是揭发我的大字报。人哪就是这样，没事怕事，当事情真出现了，反而倒镇定了，我避开大家那种异样的眼光，若无其事地喝着水抽着烟，心中暗想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我也豁出去了。果然会议开始，炮口一下全都对准了我，曲艺团的骨干分子振臂高呼：打倒单田芳打倒单田芳，单田芳站出来，上台！由于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很从容地登上了三尺高台。对比我说书闯关的第一关，反倒轻松多了。接着大家给我揭发问题，陈年旧账翻了个底朝上，言论问题成了焦点，许多到我家经常串门的朋友，也当众揭发我某天某月某日都说了哪些反动言论，有人说我反对大跃进，有人说我反对三面红旗，有人说我反对大炼钢铁，什么污蔑党的政策，攻击党攻击政府，是从骨子里就反党的反革命分子，然后叫我一一回答。当时我一边听着，心里一边在想，尽管他们提的绝大多数都是造谣生事，但也有的说的是真的，全怪我平时嘴角不严，显摆自己知识丰富，摸摸脑袋就是朋友，这回可好，这些所谓的朋友都成了揭发我的骨干分子，揭发大会进行了两天，也把我送进小号，让我们在小号里边冷静思考交代问题。

我心里那气不打一处来，对他们提的问题，抵触情绪极高，但是我又冷静地反思了几天，后悔自己有些言语失当，比方说大炼钢铁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咱们都是说书的，懂得什么炼钢铁，把书说好才是为人民服务，要都懂得炼钢铁早成了炼钢工人了，还说书干什么？”我还说过：“传统书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不让说，没有古哪来的今，没有过去哪有现在？连四大名著都不让说了，简直是荒唐至极。”类似这样的话的确说过，因为我爱交朋友，我家每天晚上都有许多同行去串门，朋友之间无话不谈，我觉得没什么就说了心里话，其实他们也说了。现在要整我就把这些所谓的罪行加到了我的身上，您想我能服气吗？

我们在小号待了一个月，到了1966 年9月，秋高气爽的时候，突然我们这些被关在小号的人又被放回大队中，工作队也宣布撤离了，还有人说整人的材料都属于黑材料，一定要退还本人当众销毁，于是我们这些挨整的人管这些整人的人要黑材料，整人的人拒不交出，双方剑拔弩张，形成了严重的对立。

有一天休息日，我正在家里头看书，突然评剧团的好朋友李少岩来了，他带着慌张和惊恐的样子对我小声说：“田芳，你听说没，北京都造反了。”我听罢大吃一惊，这句话不亚于晴天霹雳，我问他你听谁说的？他说北京来了不少学生，搞串联，到处讲演，大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不是造反是什么？尽管他说的如此认真，我还是不敢相信，心里怦怦直跳，难道说世道变了，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造反，难道还有人敢挑头推倒共产党？当天晚上，我带着全桂到多日不去的市中心广场，但见左一圈右一圈，人头攒动，多达数万之众，有不少北京来的学生，正在登台讲演，号召群众组织起来，大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老实说对这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感到非常茫然，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他所指的革命无罪是革的什么命，他说的造反有理指的是造什么反，不但是我，我身边所有的人都不太理解，于是我们每天晚上都去听这些学生的讲演，但有一条我听明白了，据说中央有一股黑势力，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挑斗群众斗群众，唯恐天下不乱，造反就是要造这帮人的反，革命就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接下来不久各单位各团体，所有的党政部门，工矿企业，像雨后春笋般成立了名目繁多的战斗队，比如说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横空出世战斗队，房产局武工队，钢城飞虎队，成立战斗队成了一种时髦，我们曲艺团也成立了好几个战斗队，整人的人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被整的人成立了红色文艺造反队，还有一支中间队伍，他们既没整过人也没被人整过，对立的双方都管他们叫中间派，这三十多人也成了对立双方拉拢的对象，都想扩大队伍以壮声势。

晚上没事，我跟全桂私下里闲谈，她问我：“这究竟刮的是哪股邪风？怎么这么乱，现在书不说了，戏不唱了，各行各业都上街造反了，生产谁抓啊？日久天长怎么得了？"我说：“谁知道啊！”我虽然说不出什么道理，但我感觉到这场运动非同寻常，通过历次运动的经验，凡是运动都是整人的，谁知道究竟要整倒哪些人？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不是一件好事，我跟我老伴儿说：“我真想坐到中间队里，什么战斗队也不参加，但是整咱们的人坚持不退黑材料，迟早有一天还要对咱们下黑手，不通过造反队抢回那些黑材料，肯定没有好果子吃，我参加战斗队这也是逼上梁山啊，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吧。”我说的这些都是心里话，但有一线之路，我也不会参加什么造反队的，因为没有了退路，只好豁出去了。

……

我们造反团有两位团长，大团长是陈强(原京剧团花脸演员)，二团长叫冯世福(曲艺团的评书演员)，有一天我们接到鞍钢总部的命令，派出十个人去抢黑材料，其他的人在文联大楼里听信儿。

到了午夜时分，被派出那十个人回来了，还背回几麻袋黑材料，当他们把麻袋打开，把这些黑材料往地上一倒，嚯！真多啊，堆得跟小山似的。我翻了几本看了看，原来都是文艺界被整的那些人的材料，有话剧团的，也有京剧团的，于是我问他们：“你们这些材料是从哪儿弄回来的？”去的人回答说：“总部有，人领我们到公安局仓库去了，这些材料都是从公安局仓库里翻出来的。”正在这时有人惊叫一声：“看哪！这还有单田芳的材料呢？”我听吃了一惊，心说怎么还有我的材料，这是哪弄的谁搞的？赶紧伸手把那材料拿过来，仔细观看，一共有三大本，每本都有一寸多厚，那上面有我的编号和名字，我心头突突直跳，两手冰凉，赶紧把黑材料打开观看，闹了半天，都是同一个人检举我的黑材料，上面有年月日、星期几、几点到的我家都跟我谈了些什么，下面的落款是“李明白”三个字。

……

一个身材高大的披着棉大衣的解放军军官出现在我们面前，他的身后跟着几个战士。那军官四十岁上下，身材魁梧声音洪亮，一张嘴就是男中音，他怒目地看着我们，几乎挨个给相了相面，指着我们说：“五一六五一六五一六。”我心里糊涂极了，啥叫“五一六”，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词，虽然不了解这个词的意思，准知道不是一句好话，那军官对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就像灰尘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你们现在已经身犯重罪，应当彻底坦白交代，谁胆敢反抗就是死路一条。”

……

剧痛传遍全身，我忍不住喊了一声：“啊!”顿时鲜血从鼻孔中流出。他就打了我这么一下，好悬没要了我的命，然后他奔我身旁去了，我利用这个机会蹲在地上，墙角正好放着个草垫子，我顺手抓了一把草，把鼻子和嘴全堵上，鲜血顺着草滴滴答答往下淌，当时我光顾疼了，两眼发花，也没看清，下面的人是怎样挨的打，正在这时一个解放军从外面走进来，对那学生说：“住手，住手，你们是从哪来的？为什么上这儿打人？赶紧出去出去。”就把这帮学生撵走了。我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知道他们这叫演戏，明明是解放军放他们进来的，唆使他们揍了我们一顿反过来又装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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