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时珍 一庄不应忘记的往事——采访匡爱国等同志（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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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庄不应忘记的往事
——采访匡爱国等同志
    姚时珍
发布单位 : 益阳市政协

    1964年冬，一个穷乡僻壤的乡村——湖南益阳县（现为资阳区）迎丰桥公社，发生了一庄被定性为全国皆知的反革命事件。事隔45年后，我们怀着一种了解事件全过程，对事件解密的心态，走访了70多岁的当事者——时任迎风桥公社党委书记的匡爱国及当时几位主要见证人。
    当年那一卷卷发黄的“机密”档案卷宗，我们查阅着，用历史的眼光，审视那特殊年代里这不可思议的全国著名的“迎丰桥反革命事件”。我们陷入沉思。
    2009年4月8日，我们和益阳市党史办、资阳区委办的同志乘车来到资阳区迎风桥镇，座谈迎风桥事件的全过程。整整一上午，几位老人心痛地叙述着事情的全过程，讲述着当时的情景。
    这一场采访，我们策划了好几年，一直寻找着机会。我们还听到一些老同志说，匡爱国已不在人世了，采访不到了；一些年轻的同志的说，陈年旧事何必再翻出来……这样更激发了我们采访的激情。
    迎风桥镇离益阳城区约10里路，与沅江市、汉寿县交界，长常高速、益沅公路在此处交汇。修建于1958年的迎风水库让这一大片良田旱涝保收。车子驶进迎风桥镇，我看到路旁的水田已翻耕，正在迎接着春插，田里油菜花香，到处是耕种的农民。
好像“李月辉”
    由于资阳区委办公室副主任，曾在迎风镇担任书记多年的王剑鸣同志精心安排，匡爱国等四位老同志早已接到了镇机关。走进镇机关二楼小会议室，四位老同志忙向我们打招呼。我连忙问，哪位是匡爱国同志？一位70多岁，身着蓝布制服，精神抖擞的老人站起来微笑着应道，我就是。我们沉默了片刻，连忙抢着问候。啊！我头脑里即刻涌现出一个形象，这不就是《山乡巨变》里描写的那个说“小脚女人也是人”的乡支书李月辉吗？
    我们首先询问匡爱国同志的简历。他告我们：1933年8月29日出生于迎风桥乡红星村大屋村组，1950年参加工作，1953加入共产党，1956年担任迎风桥乡党总支书记，1958年——1960年担任迎风桥公社党委副书记，1961年——1964年担任迎风桥公社党委书记。1964年冬因迎风桥公社社教反扑事件被逮捕判刑7年，在西湖农场劳动改造，1967年8月由当时的公社军管小组接回迎风桥家中管制劳动。1979年2月9日湖南省委发出《关于纠正益阳县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问题的知通》（湘发<1979>7号文件）予以平反，3月2日益阳地委发文恢复匡爱国党籍、干籍。1980年2月匡爱国任李昌港公社党委副书记，1982年任新桥河镇党委书记，1984年调长春区委工作，1993年回迎风桥镇退休，退休后一直担任镇机关退休人员党支部书记。
    参加座谈会的其他三位同志：中国银行退休干部，曾在迎风桥公社工作过的78岁的曾旦坤。从1949年起一直在迎风桥工作的，79岁的退休干部鲁桂苏。从1955年起一直在迎风桥工作的，71岁的退休干部陈春生。他们都是迎风桥事件的参与者、见证者。三位老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和匡爱国打了一辈子交道，他是一个为人老实的人，一个性格温和的人，一个一心为公的人。在座谈中，匡爱国平淡地叙述事件经过，对自己遭遇的苦难没有讲一点怨言。面对着匡爱国老人，我感慨万千，心想，这样一个忠厚的、老实的农村基层干部，多像周立波笔下的“婆婆子”李月辉啊。
    调查会后，我们又在市挡案局查阅了有关迎丰公社事件的中央、省委、地委文件，询问了几位市直知情的老同志，了解了迎丰事件的来龙去脉。
    所谓的反扑与反击
    从196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到1966年文革结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我们这一辈人已是不甚了了。来调查之前我略微翻阅了一些材料如《毛泽东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座谈开始时，我们首先讨论了一番社教是什么，四清是怎么回事。匡爱国同志介绍，四清有小四清、大四清之分。小四清是清理公社、大队、生产队账目、仓库、财物、工分。大四清是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解决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四不清”问题。当年指导社教工作即四清运动的中央文件是“前十条”、“后十条”、“二十三条”。社教的过程是进驻工作队、宣讲文件、干部洗手洗澡，建立贫协队伍，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等等。
    匡老介绍，当年的迎风桥公社管辖20个生产大队，224个生产队，4658户，两万零两百人。全公社有干部1662人，党员307人。1963年8月，中共益阳地委决定益阳县迎风桥公社为全地区社教的试点。8月30日，由地委书记周继舜任队长、地委办主任陈立达任副队长的400余人的工作队进驻迎风桥公社，开展四清运动。
    工作队进驻后按当时中央文件要求，扎根串联，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开算帐会、批斗会，沿用了当年土改运动中农民斗地主的方法对付公社、大队、生产队各级干部。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生产队干部靠边站，成了批斗清算对象，干部洗手洗澡，人人过关。干部中存在的许多一般性问题被工作队夸大事实，上纲上线，作为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处理，甚至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弄虚作假。11月30日，工作队撤离，迎风桥社教试点宣告结束。三个月里，100%的公社干部、94%的大队干部、86%生产队干部被认定有经济问题或其他问题，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被清出的利用职权贪污、多吃多占的粮食181600公斤，现金75369元。被认定为阶级异己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有严重问题的干部394人，占干部总数约25%。认定为阶级异己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有严重问题的党员135人，占党员总数的44%，被行政开除的干部15人，受行政处分的干部3人，撤消职务的14人，被开除党籍的46人，留党察看的7人，受党纪处分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22%。
    工作队的作法使迎风桥公社许多基层干部和一部分群众产生了严重的不满情绪、对立情绪。
    1964年2月19日、20日为传达益阳县委扩大会议精神，迎风桥人民公社召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大会的预备会。预备会参加人员为公社干部与大队党支部书记。匡爱国传达了县委扩大会议精神。公社党委委员黄月藻在发言中把衣服一脱说，前段运动搞逼供信，搞狠了，过头了，发了一通牢骚。一些大队党支书也在会上出怨气。匡爱国在会议结束时说，有意见、有怨气只能讲到今天为止，明天开大会不能再讲了，保证开好三级干部大会。
    2月21日至26日，迎风桥公社三级干部大会召开，参加人员有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全体党员，四清运动中成立的贫协组织负责人，一共360人。会议按照预定主题召开：传达县委扩大会精神，学习中央双十条，总结四清运动成绩，掀起春耕生产高潮。会议前四天传达精神，学习文件，总结四清取得的成绩，后两天落实1964年生产计划，组织开展生产评比竞赛。会议中匡爱国于21日作了大会动员报告，23日主持召开全体党员会议，24日又在大会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反复强调正确认识形势，正确对待自己，搞好团结，坚定革命意志，挑起硬担子。
    由于匡爱国被抽调参加县委四清工作队，24日他作报告后就离开公社。26日大会由党委副书记、社长张锡祺作总结报告。张锡祺肯定这次会议开得好，收获大，与会人员情绪越开越高，思想越开越明，干劲越开越大。
在座谈会上匡爱国同志说，实事求是地分析，这次三级干部大会上多数干部在认识四清运动后农村形势的新变化，明确阶级观点、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两个95%，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密切干群关系，挑革命硬担子等问题上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但也有少数如左家塘、瓦子塘、鲜鱼塘、老案塘等大队的干部有怨气，认为前段四清运动整狠了、过头了，经济退赔多了。有的干部认为当基层干部吃亏，运动中成为挨整的对象，有不愿当干部的情绪。四清运动中成立的贫协组织负责人在前段运动中配合工作队比较积极，认为会议上干部的怨气是针对自己来的，感到有压力，因此讨论中有一种对立情绪。即使如此，只要对会议全过程作客观分析，应该说，肯定四清运动是会议的主流，抵触情绪与怨气是会议的支流。
    但是这次正常召开的公社三级干部大会被认定为迎风桥公社反扑社教的反革命事件。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匡爱国同志介绍说，这次三级干部大会后一些小道消息传到了益阳地、县委领导耳中，后来一位留守的工作队成员将会上一些干部的怨气向县委作了汇报。中共益阳县委与地委在未对三级干部大会全过程作客观调查的情况下，根据反映的部分干部在会上的不满情绪与抵触情绪作出结论，认定这是对四清运动的翻案。1964年5月下旬，中共益阳地委、县委组成“迎风事件专案组”进驻迎风桥公社，开展大范围的调查，搜集整理材料，6月中旬写出了《益阳县迎风桥公社社教运动后出现的问题调查报告》报送中共湖南省委。7月21日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候补书记苏钢路经益阳，专门听取了汇报，作出了“迎风桥问题实际上是对四清运动的反扑，要严肃处理”的指示。7月22日，中共益阳地委监委和县委监委组成联合调查组再次进驻迎风桥。
    8月8日，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与夫人王光美来长沙，专门听取了迎风事件的汇报，调阅了相关材料。10日晚，刘少奇在接见湖南省委常委时指出，迎风事件是现行反革命事件，是对四清运动的反扑，必须坚决反击。
    8月11日，中共益阳地委作出了解散中共迎风桥委员会的决定，对公社党委成员匡爱国、黄月藻、张锡祺、周建秋、廖长生、廖伏生等6人作出了处分决定，这就是迎风桥流传很久的“匡黄张周反革命集团”。8月12日，由中共湖南省委、益阳地委、益阳县委抽调以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为队长，地委副书记为副队长的510名干部组成工作队（其中包括上次社教试点工作队成员）进驻迎风桥公社，直到1965年4月撤离。
    8月14日，中共益阳地委正式向省委报送《关于益阳县迎丰公社以党委书记匡爱国为首反扑社教运动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湖南省委于8月15日作出《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的严重教训》的批示。批示说，迎丰公社事件，绝不是什么“思想认识”问题，也不是什么一般出“怨气”，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1964年8月19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并中央的信中说：“湖南和江苏的两个文件，拟转发各地，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审阅批发。”湖南的文件就是中共益阳地委《关于益阳县迎风公社党委书记匡爱国为首反扑社教运动的情况与处理意见》及湖南省委批语。毛泽东于8月27日在刘少奇8月19日的信上批示：“请印发到会各同志”。9月2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两个文件。中央批示说，迎丰事件是严重的反扑四清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必须按现行反革命事件来处理。
    对迎风桥反扑四清运动的反击力度是可想而知的。被第二次进驻的工作队打倒的干部有一大批。匡爱国念了一连串数字与名单，其中8人被逼自杀，社长张锡祺自杀未遂。在反击中还进行了上下左右株连的所谓追查。追查组对长春区委书记郭玉堂说，你是匡爱国的顶头上司，匡爱国反扑社教，你知道是包庇，不知道是官僚主义。郭玉堂被撤消区委书记职务，工资降两级，留党察看两年。益阳县委书记张振江、县长肖庆云也受到审查。
    匡爱国、黄月藻于8月11日被拘留，9月10日被逮捕。匡爱国告诉我们，宣判大会会场设在左家仑小镇上，是万人大会，人山人海，站岗的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有一个班，拿梭标的公社民兵有一个排。台上大喊，把匡黄张周反革命集团押上台来，上台后拍照，宣判结束。匡被扣上手铐，用绳子绑着推上囚车送进监牢。
    匡爱国说，我的老母亲先天晚上杀了一只鸡煮熟，第二天送来左家仑，但与我只能远远相望，无法送到我手里。我的弟弟在左家仑邮局工作，买了几个包子想送给我路上吃，不但包子送不到我手里，他自己后来以同情反革命老兄为由被开除工作，老弟媳妇也一同被开除，后来俩人离婚。我弟弟在家打单身被管制劳动10多年。
    匡爱国被捕后他一家受到株连，抬不起头，生活困难。1979年他被平反，接到通知去县城拿平反书，这时，他身无分文，只好向一位老朋友借了五毛钱。后来，匡爱国想方设法还了朋友的五毛钱。
匡爱国的“罪名”
     匡爱国告诉我们，1964年11月20日，县人民法院正式作了判决，宣判书因我保管不善，被老鼠与虫子咬坏，只能凭记忆回忆当年定的“罪名”：
    1、我买了公社企业一个旧柜子，四清中被认为是侵占公物，要我退回，工作组派人来抬柜子。我说，这么多人来抬柜子，像扬幡一样。一个公社书记连一个旧柜子也保不住，还有什么搞手。
    2、由于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公社照顾了400斤返销粮指标，工作队认为是多吃多占。我有些想不通，认为是组织研究定的，与其他困难户一样照顾的，不是多吃多占。
     3、匡春喜在四清中自杀，工作队规定亲属不准哭，不准放鞭炮，棺材不准走大路。他侄子来找我，对“三不准”有看法，我回答太不实事求是，从来没有这样规定的。
     4、四清运动后有些基层干部不挑担子，出现一些新问题，如有人的贩卖小牛，有些劳力外出到沅江搬木，有的生产队出现砍树等，我在三级干部会上讲了这些问题，被认为是支持劳力外流、否定四清取得的成绩。
     5、在传达后十条时，有一条是工作队要依靠原有组织，不要包办代替。念到这里时台下议论起来。我放下文件说，有的工作队没   有依靠原有组织，我也有这个看法。这句话被认为是煽风点火。
     6、我说过，四清运动洗手洗澡，人人过关，迎风桥洗的开水澡，香铺仑是洗的温水澡，李昌港洗的冷水澡。当时李昌港进驻的省委工作队，搞“和平四清”，自觉革命，提出不但要揭发干部的过失，也要为干部评功摆好。
     7、认为我庇护、支持了黄月藻。
     从上述“罪名”来看，无论如何也无法构成反革命罪，但却被判7年刑。多冤呵！
     采访结束时，我们还问了匡爱国一个问题：作家周立波也到了迎风桥，你知道吗？匡爱国说，周立波不是工作队员，他是1964年底社教时，到迎风桥民主二队体验生活。白天去民主二队，晚上回公社和我睡一个房间。大约住了一个月。周立波言谈很少，没有和我谈论过当时的四清。听了匡爱国的介绍，我想，周立波是打算写《山乡巨变》的续篇吧？如何写呢？主人公李月辉、刘雨生后来命运如何呢？根据考证，周立波终于没有动笔。王蒙在1997年说，周立波没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实地观察与作者的责任感全面地、深刻地反映生活的真实。
     补充一点背景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农村开展的四清运动，来龙去脉研究资料不多。《毛泽东传》里专门有一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写得很详细。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提出“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他还提出，社教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前十条”。这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又下发“后十条”，并组织开展“双十条”的宣讲工作，四清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了。当时总的估计是，农村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有问题的党员和干部超过三分之一。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刘关于农村社教运动问题上的意见分岐公开化，刘提出四清是解决几种矛盾的交叉，毛提出重点整党内走资派。2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的会议上，两人发生当面的意见冲突。1965年的1月14日，二十三条定稿，实际上是毛刘争议的一个结论，否定了刘少奇的一些意见，也是对前段四清运动打击面过宽的偏差的一种纠正。这次党内最高层的分岐埋下了发动文革的种子。1966年8月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说刘1964年形“左”实右。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同斯诺谈话时，斯诺问：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答：那就早罗。1965年1月，23条发表。（以上均见《毛泽东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可见四清运动是在当年党内分岐与斗争十分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开展的。
迎风桥公社这样一个远离京城的穷乡，为什么引起中国共产党最高层关注，成为一个全国出名的反革命典型，必然性是什么？偶然性是什么？ 45年后的今天可以得出答案了吗？一位老同志对我说，在当时左的思想路线指导下，抓一个“反扑典型”有必然性；迎风桥成为这个典型有偶然性。迎风桥事件留给我们最深刻的东西是什么呢？参加座谈会的同志都认为，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特别要防止干部的“风牛马”作风，即跟风、吹牛、拍马，不实事求是。

    2009年4月25日
    作者简介：姚时珍 女 一级作家 湖南益阳市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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