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治：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及其三重取向

boyaozhang · 发表于 2022-3-18 10:00:51

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及其三重取向

作者：黄文治
来源：史学研究

基本信息

提要：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包括某区域或地方的党史国史作为对象的历史研究，都是基于地方档案、民间文献、口述史料及其它实物史迹材料基础上的党史国史个案性史学研究。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已成为历史学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与突破口。文章拟从相关资料基础、研究范式与历史学田野调查法应用三重取向，就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进行一定程度的审视与反思，希冀进一步推动党史国史研究趋向更为健康与切实的学术进步。

作者简介：黄文治，男，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博导。文章原刊：《苏区研究》2022年第1期。感谢杂志社授权发布。

改革开放以来，党史国史研究已逐渐成为显学。不过，由于国家层面及省级层面档案馆开放程度极为有限，导致高层、中层方面的档案获取不易，因而国内大量党史国史学者开始转入地域史方面的研究、思考与讨论中。地域史作为一种可行的历史研究方法，近年来已在党史国史研究领域蔚成风气。与党史国史相关的地域史资料得到不断搜集、整理与利用，地方史图景与地方性知识也相继得到发掘、建构与展现，一大批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方面的学者也在不断涌现。

事实上，这种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包括某区域或地方的党史国史作为对象的历史研究，都是基于地方档案、民间文献、口述史料及其它实物史迹材料基础上的党史国史个案性史学研究。然而，这方面的研究处境非常尴尬，学界有学者指责其太学术化或太政治化。可见，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在学界已引起了多层面、多维度的反响。目前，中共党史学界已有吴志军、郭若平等学者极力倡导党史国史方面的地域史研究与思考，【吴志军：《地域史：学术化进程中的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4期，第4—10页；吴志军：《应当注重思考和探究地域史研究的历史哲学基础》，《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0期，第48—52页；郭若平：《中共历史学中的地域史研究再思》，《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5期，第20—26页。】并专门组织过专题学术研讨会进行拓展讨论，【徐进：《“地域史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学术座谈会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5期，第124—126页。】但整体意义上的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到底如何开展才更有深度挖掘的可能？笔者近年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与实践工作，希冀从资料基础、研究范式与历史学田野调查法应用三重取向，尝试对党史国史研究领域相关问题做进一步探讨与补白。

一、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刍论：兼及资料基础与研究范式

正如党史学者郭若平所言，“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研究，这是历史学之所以成为一门学科的本质属性”【郭若平：《中共历史学中的地域史研究再思》，《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5期，第24页。】。正因为历史学具有这种“本质属性”，规定了任何历史的研究都是以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利用为基础的，而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也不例外。就目前情况而言，有四个方面的历史资料来源特别值得一提，即相较国家层面及省级层面档案馆而言，不少市、县级档案馆还能够开放档案；不少民间纸品、图像藏家愿意奉献自己的私藏资料；颇多民间纸品及图像卖手也愿意交换自己的私藏资料；制作与整理基层口述资料比较容易。可以说，这四个方面资料获取优势，为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更为倚重的是地方性资料，比如地方未刊档案、史料汇编、报刊文本、谱牒资料、地方县志、地方文史、杂忆文集、口述史料、日记信函、工作笔记、民间歌谣、图像声音、实物史迹等方面资料（尤其是民间资料）。但面对浩瀚的地方性资料，学者一方面需要做好资料编年工作，以及理清各种资料的生产、留存与发现过程；另一方面需要回到历史现场进行一定量的田野工作，以便更好地把握、理解并透视文献资料所呈现出的历史信息及其背后的历史语境与认知。

这其中，学者尤其不能忽视主干档案资料与搜集到的其它微观资料之间的“互证”研究，二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至于“互证”研究，第一是做好档案资料与档案资料之间的互证；第二是做好档案资料与工作笔记、县志文史、杂忆文集、口述资料及日记信函等微观资料之间的互证；第三是做好工作笔记、县志文史、杂忆文集、口述资料及日记信函等微观资料之间的互证。这三个互证是一个“考订”与“分析”的基础工作，目的是产生“无影灯效应”，发现资料背后的历史“逻辑”，遂达到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本相”与“脉络”。【黄文治：《鄂豫皖苏区道路：一个民众动员的实践研究（1920—1932）》，金琅学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362—363页。】

可以说，地方性资料搜集的便利，为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不过，在研究范式上，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必须突破传统旧有的研究范式。在旧有的研究范式指导下，以往的地方党史、地方革命史研究，“问题意识”【相较而言，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首要的是以“问题意识”为中心。这种“问题意识”有可能来源于学术史的深入梳理，也有可能来源于地方档案的细致爬梳，更有可能来源于回到历史现场的田野工作。但任何有“问题意识”的研究都是以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解读为基础的。】极为空乏，要么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粗线条梳理，要么是低水平重复叙事，难以深度认识党史国史研究的复杂维度与深刻内涵。旧的研究范式严重削弱了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必须开启新的研究范式。

首先，在新的研究范式下，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取向之间紧密相连。上个世纪90年代初，党史学者张静如曾提议“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按张静如所言，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引入社会史基础也就成为必然。但是，这种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又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的社会史研究。他说：“并不是说把党史改为社会史，而是说对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大的历史事件和有影响的人物的思想及实践，利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成果，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反映。”【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92页。】张静如还多次强调：“我所要搞的不是一般的社会史,而是要研究社会上的大小变迁如何与党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张静如、邹兆辰：《中共党史学是一门历史科学——访张静如教授》，《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2期，第32页。】如其所言，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应该重视引入社会史的基础，且需注意把握地域史脉络与整体的党史国史研究框架之关联与影响。

其次，在新的研究范式下，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也需汲取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民俗学、传播学等其它相关人文社会科学一些可资利用的概念、理论、方法成果，来深挖党史国史演进的地域社会文化结构、动态运行机制及其意义表达。正如米罗诺夫所说：“新术语从其他学科滔滔不绝地涌向历史科学，它们更一般、更抽象和更严谨，其性质与传统的历史概念迥然相异。这一科学术语向历史科学的‘大迁徙’——绝对是一个进步过程。”【［苏］米罗诺夫著，王清和译：《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0页。】各学科与历史学之间的交流与渗透将难以抗拒。

再次，不可否认的是，在新的研究范式下，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更应该回应、证实、证伪一些先验性革命理论、宏大革命叙事及前辈研究成果，注重思想力、解释力的挖掘，最终当然是为提出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化的“概念”或“理论框架”。【社会科学化的“概念”或“理论框架”的提炼与总结，毫无疑问需要建基于更为细微的事实梳理基础之上。历史学真正的价值在于讲故事，在于深描故事的细腻之处，因此，加强历史学的故事化研究，有助于最终提炼出更为概括性、普遍性的“概念”或“理论框架”。但是，目前大多数学者提出的社会科学化的“概念”或“理论框架”实际上比较粗糙，原因就是其依据的事实是非常笼统的，缺乏省思的。学者研究只有细腻展现事实纵深发展的来龙去脉，才能综合考虑各种变量因素，提炼关键性的分析“概念”或动态性的“理论框架”。】

目前，学界开展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已经取得颇多研究成果，但也存在明显不足。原因大概有三方面：一是档案源开放程度不够，二是资料编年与考订非常繁琐，三是学者田野调查着力程度不够。涉及具体的相关研究，往往就会出现党史学者吴志军所言的“问题意识”空乏、层次性脱节、碎片化取向、重复性叙事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之学术水平之提升。【吴志军：《应当注重思考和探究地域史研究的历史哲学基础》，《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0期，第48页。】

要开展具有深度性的地域史视野下国史党史研究，尤其要注意以下两点时空观方面的贯通与比较。其一，是纵向贯通。进行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不能忽略地方史脉络与困境，尤其不能忽略明清、民国乃至共和国一脉相承而又相互冲突的地方史脉络与困境，进行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纵向贯通。同时，也要进行宏观性与微观性的纵向贯通，注意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政治与社会的互动与影响。其二，是横向比较。不少学者进行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喜欢选择典型性区域或地方进行研究，但典型性区域或地方往往意味着特殊性，缺乏一般的代表性。在研究的过程中，不可忽略普通区域或地方的选择与思考，需注意典型性与差异性的横向比较。这样，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才能够在贯通与比较基础上进行归纳与推理，在归纳与推理过程中进行更深层次的贯通与比较。历史学者桑兵曾著文称：“治史最要也是最基本的方法为长编考异，即按时空顺序比较不同的材料，以求史事的生成衍化及其内在联系。此法随着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基本的做法一脉相承。”【桑兵：《中国近现代史的贯通与滞碍》，《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30页。】不过，桑兵注重比较与贯通，但反对归纳与推理，笔者不甚赞同。其实两者之间理应并行不悖，即便归纳与推理之中充斥着陷阱，但如不用任何归纳“共相”所得来的“概念”或“理论框架”指称，历史研究即陷入无以言说之险境。

二、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与历史学田野调查法应用

据美国著名思想史、史学史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一书梳理，整个二十世纪以来，历史学面临两次危机与挑战，并经历了两次史学意识的根本性转向。【［美］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第一次转向出现在二十世纪之初，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由原来研究政治史、精英史转向研究社会生活史、平民史，即转向“总体史”研究。这一转向主要表现是法国“年鉴学派”提出“总体史”理念。这种“总体史”，包罗一切，要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客观范围来说明“总体史”。这种“总体史”毫无疑问要摒弃传统史学以王朝、事件本位的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研究的路数，更加注重全人类总体历史的考察，比如社会史、经济史与文化史方面。在这个转向过程中，就必须去发现、扩充新史料，重视民间资料的挖掘。原因主要是传统史学里，难有民众的社会生活资料。官修文献与书面文献之外，民间文献、口述史料及其它实物史迹材料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即被凸显出来。这一转向，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对中国学界亦有相当影响。比如陈瀚笙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傅衣凌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都受到这次转向的影响。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在中国大陆得以确立，但因受到现实意识形态的影响及学术积累、资料条件的限制，历史研究仍然摆脱不了“政治预设”“政治干扰”之羁绊。

第二次转向出现在二十世纪80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历史学存在的合法性基础遭到质疑。“后现代主义”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就是要对现代文明发展的根基、传统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批判性反思。它涉及的史学核心观点是，客观历史与文献表述存在不同，文献表述不能反映真实之历史。这一思潮的史学核心观点有一定道理。就原因而言，一是文献表述的毕竟是部分读书识字之人的历史记忆与历史认知，二是文献表述的是部分历史，并未反映社会的全息与文化的全貌。如此，“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历史学家通过文献表述来重构历史持怀疑态度。为应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挑战，历史研究转向政治史与叙事史的复兴及微观史、历史人类学的兴起。这就必须进行历史学田野调查的家法训练，回到历史现场，重新解读历史文献。在理解文献与田野调查基础上，建构一个历史文化结构、变迁与过程。这一转向目前对中国学界正产生深远影响，比如华南学派学者、徽学研究者及其它区域史方面的研究者，都受到这次转向的影响。

这两次危机与挑战，致使二十世纪及其以降整个全球史学发生了变革与转向，在历史学的多个领域革新了历史学研究者对史学、史料的理解。党史国史领域之研究亦在调适与适应中。传统的实证党史国史研究，基本都是利用官方文献、书面文献，进行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等方面的研究。进入新世纪以来，实证党史国史研究者也在努力适应这两种转向所带来的冲击，遂选择在地域史视野下对党史国史开展深度研究。

鉴于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其本身所具有的“地域史”特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与历史学田野调查法密不可分。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的学者，“需要研究方法的更新，需要明白地域史研究不是单纯书斋里的学问，需要深入开展大量的田野调查”【葛玲：《史料互通与中共地域史研究的深化》，《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0期，第63页。】。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将历史学田野调查法引入党史国史研究领域并进行可敬的学术化尝试。

应该说，田野调查（Fieldwork）在社科研究领域并不新鲜，其名称叫法多样，比如有实地调查、现场研究、田野工作、田野作业、田野考察、野外考察、实地考查、实地考察等。田野调查，大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人类学家提出、倡导和实践，后被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科领域学者广泛采用，并最终成为这些学者赖以搜集资料、开展研究和建构理论的方法。而历史学的田野调查法，是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融合之产物，它将历史学的历史文化结构、变迁与过程的研究导向田野实地，使学者回到历史现场，感受具体的历史情境与地方史脉络，综合运用跨学科的田野调查法研究变动不居的历史文化结构、变迁与过程。

不过，历史学的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及其它社科类田野调查存在不同。历史学的田野调查主要任务是去“田野空间”发现文献资料。历史学者所考察的是“田野现场”的过往“历史”，“田野现场”的“现在”是历史的延续状态，透过“现在”发现“历史”才是历史学者的基本任务。其他社科学者则相反，他们所关注的重心是“田野现场”的“现在”，“历史”是了解“现在”的途径。两者落脚点明显存在差异。

那么，历史学田野调查法对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到底有怎样的助益作用？历史学者刘永华曾在某高校主办的“地域徽州：经济·文化·社会研究生暑期班”讲座中，就历史学田野调查法拓宽历史学资料的诠释空间和解读方式进行了四个方面的总结：“第一，历史学开展田野调查可以拓宽文献的种类，由于现在大量的文献主要是存在于各类图书馆及网络中，尽管获取方式十分便捷，但是种类依然有限，开展历史学的田野调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部分文献的不足，发现流落在民间的历史文献，拓宽研究者的视野。第二，田野调查中所得到的口述史料和实物史料多是文字记忆与民众的历史记忆，这些材料的利用对历史学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第三，田野调查还可以获取历史信息的增量，历史文献或许对某些历史事件有过记载，但因为载体主要是文字，难以直观感受历史的真实，因此田野调查可以在历史现场感受文本语境，获得更实际的历史体验。第四，在田野调查中观察和体验到的收获可以使研究者了解文字传统之外的世界，更立体的认识历史事件，研究历史。”【刘永华：“历史学田野调查法”讲座记录稿，安徽师范大学，2017年7月24日上午。】笔者认为，其观点同样适用于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领域。

关于田野调查法，刘永华在上述暑期班讲座中将其总结为三种模式：“社群导向模式”“专题导向模式”与“历史问题导向模式”。不过，就历史学而言，比较实用的还是“历史问题导向模式”，该模式“以关键历史问题的研究为中心，锁定核心史料群与访谈对象群体，围绕关键历史问题与核心史料群开展田野调查”。【刘永华：“历史学田野调查法”讲座记录稿，安徽师范大学，2017年7月24日上午。】主要原因是，“在通常情况下，对历史过程的重构，无论如何也无法离开文献。历史学本位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复杂文明社会开展的田野调査，既以重建过去的事实为目标，不可避免地是围绕文献的搜集、历史过程的重构而展开”【厦门大学民间文献研究中心编：《田野学步——厦门大学历史系本科田野调查报告集（2004—2010）》，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导论。】。不过，要深度把握、理解历史文献的社会生产与文化意义，另外两种田野调查模式即“社群导向模式”“专题导向模式”可以配合采用。如历史学者郑振满所言，这两种模式可以帮助历史学者获得一种“文化体验”，并“在这种体验中去捕捉解读文献的‘灵感’，去培养对历史过程的洞察力和问题意识，也可以说，我们是要通过对‘共时’的感受去发现和解决‘历时’的问题”。【郑振满、黄向春:《文化、历史与国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7年第5辑，第19页。】

历史学田野调查法同样分为准备、开始、调查、撰写调查报告与补充调查等阶段。就具体的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而言，可以是以某区域或地方的党史国史作为对象的历史研究。笔者以1957年发生在安徽省肥西、舒城、六安三县交界的“韩朝”案及其司法实践课题研究为例进行简要探讨。【黄文治：《安徽“韩朝”案的历史与司法实践(1955—1957)》，《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4期，第17—37页。】在研究过程中，笔者进行过比较深入的历史学田野调查，曾获得一些亲历体验。

值得推荐的体验步骤有：第一步，在历史文献阅读与学术前史梳理过程中，确定研究“韩朝”案的选题。第二步，到安徽省档案馆、三县档案馆、安徽省党史办、三县党史办、三县文化馆搜集“韩朝”案的地方档案、文献。这些地方档案包括省委、省军区、省公安厅、县委、县公安局、县法院的官方文书；地方文献包括省志、县志、镇志、村史及期刊报纸、文史资料等。第三步，在消化“韩朝”案地方档案、文献及了解学术前史基础上，形塑“问题意识”，制定田野调查方案。第四步，根据田野调查方案，有身份介入“田野空间”进行参与观察，并围绕关键性的“韩朝”案历史问题对核心史料群与访谈对象进行深度访谈。第五步，根据田野调查方案，有身份介入“田野空间”进行民间文献（比如文书报告、工作笔记、日记信函、口述史料、谱牒资料、图像资料、生活小报等）及实物史迹（比如场景、场所、器具等）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有些资料对选题研究有用，有些资料则无用，尽量照单全收,随后进行鉴定、归类与使用。第六步，根据搜集到的民间文献、访谈实录及实物史迹等，进行田野笔记的创作。田野笔记是学者根据自己的观察、思考、体悟，对田野过程和田野研究心得的记录。第七步，在田野笔记基础上撰写田野调查报告，并且及时回访，补充“韩朝”案遗漏的历史信息，最终修改、完善田野调查报告并定稿。

经过此田野调查七步走，笔者在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之间来回穿梭，通过观察、访谈及口述，最终获取“韩朝”案发生与司法实践过程中历史深部的细节、情境与认知。具体而言，有以下四个方面：其一，获得“韩朝”案研究的多元资料；其二，获得“韩朝”案研究的关键性民间记忆；其三，获得“韩朝”案文献记录的情境体验；其四，获得“韩朝”案之外一些重要历史信息，等等。基于以上步骤，笔者既可以获得更真实的历史真相，也可以获得更贴切的历史感悟。

不过，在田野调查整个过程中，如刘永华所言，也要注意四点技巧：“第一，选择合适的调查点，明确调查目标，结合文献分析调查的可操作性，交通、食宿、人际关系、田野资源等都需要考虑其中，食宿地点要考虑东家的人脉关系，这对后期调查中资料的获取可能产生积极影响。第二，在访谈中要注意语言使用，一定要多使用平实的语言，便于受访者理解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还要注意察言观色，避免出现冲突。第三，不要依从主观认识判定受访对象所提供信息的对错，应该如实记录，随后由团队成员一起结合史料等相关材料进行讨论、甄别。第四，文献搜集时要注意进行文献系统性的保护与记录，包括文献收藏地、收藏人、文献使用人、文献使用的经济、社会、文化语境等。要按照文献原有的顺序，系统、全面地进行复制。”【刘永华：“历史学田野调查法”讲座记录稿，安徽师范大学，2017年7月24日上午。】

通过上文个案梳理，笔者似乎可以对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之田野研究，进行几点总结：在田野中，需跨越“学科”藩篱,培养“同情之理解”；需搜集地方档案、民间文献、口述史料及其它实物史迹资料；需把握档案文献的历史信息与民间记忆、民间认知之关联；需体会档案文献的历史语境，把握整体的系统性及脉络化；需把握地域史脉络与整体的党史国史研究框架之关联与影响。

不过，就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的历史文献资料而言，文献调查对象主要包括地方档案、民间文献两块。但就某个区域或者地方来说，文献往往具有难以逾越的缺陷，比如片段性、主观性、误读性及虚假性情况都有可能存在。文献之不足，可以运用实地观察所得到的经验、灵感与体悟及口述访谈调查所获得的访谈实录、实物史迹等资料加以补充。不过，郑振满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要打通、开放，但也有必要各有家法，历史学“要解释典籍的意义、制度的变迁，做田野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读文献，回答历史学本位的问题”【郑振满、黄向春:《文化、历史与国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7年第5辑，第20页。】。可知，历史学的田野调查，一方面注重文献挖掘与文献研究；另一方面强调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并重，主张将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

郑振满还认为，“历史学家的田野调查，不仅是为了拓宽史料来源，更重要的是为了转变史学观念”，“要对历史文献有正确的理解，需要回到具体历史情境中，思考文献如何反映历史事实”。【郑振满、郑莉、梁勇：《新史料与新史学——郑振满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12年第4期，第159页。】至于具体做法，他认为，“在田野调查中，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重建历史现场，尽可能了解文献所处的历史情境。其次，我们要学会从在地的观点解读历史文献，理解文献对当地人的意义，而不是自以为是、望文生义。最后，我们要学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现‘活的历史’，找到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究竟哪些人、哪些事、哪些思想观念、哪些社会制度是最重要的？哪些因素最终决定了历史进程？”“关键要看这些历史因素是否深入民间的日常生活，是否对今天的现实生活仍有深刻的影响”，“就是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桥梁，启迪了我们的学术思维”。【郑振满、郑莉、梁勇：《新史料与新史学——郑振满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12年第4期，第159—160页。】

这种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的对读与互证，不仅有助于学者更准确和深入理解历史文献，同样有利于学者理解田野调查中获得的田野资料，通过这种获取有效信息的对读与互证，加深历史文献与田野资料的深入理解。

可见，历史学的田野调查在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领域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学者在一个内部具有共性的地域，哪怕进行的是某个个体、社群、社区、县域，甚至是某个区域或者地方的研究，都适合运用田野调查法。历史学的田野调查经常采用文献调查、实地观察和访谈调查等方法，有助于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不过，如果这些方法再配合典型调查、抽样调查、统计分析（包括数量化、图示化、空间化、网络化及动态化分析）等其它社科类研究方法，历史学田野调查法将在更广阔的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三、问答哲学与问答逻辑

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其“地域史”的质的规定性，是研究可行的优势，但亦暗含陷阱，需要警惕与反思。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应在关照历时性与共时性、宏观性与微观性、典型性与差异性之间的关联与影响过程中，尽量做到地域史之间及与宏大叙事、宏观研究、整体史之间进行对话，避免研究过程中出现“问题意识”空乏、层次性脱节、碎片化取向、重复性叙事等问题，进而推进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的概念化、理论化及整体性构建。

不过，这种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其最终目的又是什么？在当下这个浮躁纷扰的学术环境里，追问这个问题似乎变得更为紧迫与必要。据柯林伍德所言，历史学乃是一门回答问题的科学，这是历史学的“问答哲学或问答逻辑”【［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译序第4页。】。依笔者所思，构筑整体史、知史论人及鉴往致用，或许是这种“问答哲学与问答逻辑”三个层面的本真目的。

其一，构筑整体史。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的目的，毫无疑问是为发展史学，是为学者个人及后继学者推展后续研究打开一扇门户，进而导向有血有肉的整体史归宿。克罗齐说：“历史当然是一切都应改革的，历史无时无刻不在力图使自己变完善，就是说，它在丰富着自己和更深入地探索自己。没有一部历史能使我们完全得到满足，因为我们的任何营造都会产生新的事实和新的问题，要求新的解决。”【［意］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1页。】这种基于“新的事实”和“新的问题”，要求“新的解决”的历史研究，最终必然导向有血有肉的整体史归宿。

其二，知史论人。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的目的，要以人为中心，以认识人性为基准。人性无所谓好坏，而重在认识。当我们“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91页。】进行历史研究，强调时间与过程、重视空间与结构，自是当然，但也要避免去主体化的简单结构主义，要以贴近“人”和“问题”角度来体认历史，努力使民众群体与个人成为历史表现的中心与主体。历史学者余英时说：“历史研究并不是从史料中搜寻字面的证据以证成一己的假说，而是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已凝固的文字中，窥测当时曾贯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包括个体的和集体的。”【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本）》，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自序第15页。】因此，历史研究其实是人认知人性及个体、群体生命史的必经路径。

其三，鉴往致用。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目的，一般又不仅仅只为发展史学与知史论人，它应该还有更高层面的思想意义。梁启超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二十五·下）》，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顾准亦说：“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9页。】梁启超、顾准所言，笔者深为认同。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其实也是社会与政治运动的向导，更是鉴往知来、经世致用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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