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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晓斯 那个当街拦车的红卫兵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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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12 22:24: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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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作者在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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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66年10月13日晚在北京站领到的《外地革命师生临时乘车证》,编号0140241。


  尽管时光流逝逾五十载,但那年十月那个夜晚的一幕仍刀刻般地印在脑海里,不曾忘记。

  先是文革风暴袭来,当时我在合肥四中读书,平日肃静的和平堂一夜之间糊满大字报。硕大醒目或横或竖的“声讨”、“炮轰”、“砸烂”之类字眼,举目皆是。此前两年,即我们刚入校时,外斗苏修、内斗阶级敌人的严峻形势,已使我们这些中学生多少感触到政治的极端“突出”:每周两个下午围坐在教学楼前的大槐树下,分组学习,读社论,念文章,有段时间还每天一个章节地读刚出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夏收和秋收季节,学校组织我们去郊区割麦收稻,吃住在农家。还有民兵训练,射击打靶,让我们这群中学生感觉既紧张又神秘。记得1964年10月的一天,我和同学们正在郊区农村帮助秋收,广播里传来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引起一阵欢呼。实弹打靶射中10环的兴奋与脱靶的懊丧,也是那时滔滔不竭的话题。尽管如此,政治运动似乎还只停留在报纸社论和文件学习上,对于我们这些懵懂的中学生来说,这时还完全感受不到“运动”带来的切肤之痛。课依然照常上,考试测验也一样不缺。而文革狂飙突来,不仅迅即打乱这一切,更把包括我们中学生在内的全社会投入“运动”所卷起的一波又一波惊涛骇浪之中。

  1966年5月,“5•16通知”横空出世,文革序幕揭开;6月,高考推迟消息公布;8月,文革“16条”播发。此后,南北各省造反运动此起彼伏,8月27日,安徽省会合肥爆发“8•27”造反事件,组成安徽“8•27”造反兵团。不久,对立一派造反组织成立,前者称为G派,后者则为P派。这是文革在安徽涌起的第一轮造反高潮。

造反是造反派的事,那会儿有资格成为头一拨造反派的,全是学生中的“红二代”“贫二代”,穿着旧军服,扎着宽皮带,套着“红卫兵”袖箍,走街串巷地四处造反。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我在2016年文革爆发五十周年时曾有《御街行•五十祭》一词纪之,其中写道:“古邑城头鼓频传,八二七,井冈山。和平堂前批刘邓,斗张倒李造反。”

文革既起,学校随即停课闹革命,原先在学校住宿的同学也纷纷搬回家住。我也把行李和书本搬回家去,书自然不用读了,闲暇无聊,偶而到学校和街头看看大字报,围观两派辩论斗嘴。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时,我与同住北门双岗的同学路之凡等时常来往,要么结伴去看大字报,要么一块游泳,鼓捣无线电。我行我素,“逍遥派”一个。

 这年夏天,合肥街头已经出现北京和外地学生串联的身影,而各地学生去北京串联的消息也日渐增多。9月初,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组织外地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全国大串联蓦然掀起高潮。很快又听说合肥其他中学和本校有同学已经动身,此前已从北京串联归来的同学还绘声绘色说起串联的经历,我和路之凡心动了。

 说走就走。那时合肥到北京没有直达火车,去北京须得由蚌埠转车。那会儿铁路秩序已乱,无票蹭火车已成大中学生“革命大串联”的天然“权力”。10月12日晚,我俩背着挎包,在合肥火车站没费周折混上开往蚌埠的火车。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外出,既兴奋又忐忑。到蚌埠已是深夜,这里是北上列车必经之处。我们踟蹰在蚌埠站月台上,与一群群四面八方涌来的学生汇聚在一起,等候北上列车。火车一到,上下车门和车窗都成了学生们争先恐后攀爬上车的通道,只看你的功夫如何。几经折腾,我俩好不容易攀上一趟由杭州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

 其时已过午夜,硬座车厢里横七竖八躺满昏睡着的男女学生。我俩小心翼翼地从人堆中挪进车厢,就近找个勉强可以下脚的地方,倚着座椅靠背站着,怀着莫名的激动,踏上进京串联的旅程。

 火车开得很慢,且不时停下,等待前方车站火车开出后才能继续前行。当时各地串联学生潮流般地涌向车站,致使各个车站水泄不通。几乎每到一站,都得捱磨许久才得动弹。

 约莫凌晨二三点钟,早先的瞌睡劲儿过去了,躺在座位底下的学生不时起来伸伸懒腰,各种未曾听过的口音回荡着,车厢顿时活跃嘈杂起来。几个女中学生斜倚在座位上,唧唧唔唔嘻嘻哈哈,听不懂她们说些什么。隔壁座位几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同学站着跟她们搭讪,不时飘来一阵笑声。过一会,我们问她们从哪儿来。女学生们笑了,咿咿呀呀地抛过来一串吴侬软语。其中一个女生见我俩确实听不懂,用一口江南普通话笑着说,我们是从鲁迅爷爷家那边来的呀,说着拿出她们的校徽。原来她们是浙江绍兴某中学的学生,看样子也就十四五岁。这样说着笑着,火车走着停着,颠簸了20多个小时,13号傍晚时分,这列绿皮火车拖着疲惫不堪的串联大军,终于喘着长气驶进北京站。

 随着人海挤出车站,就被一派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的阵势镇住了:北京站出口处,一群佩戴“红卫兵”袖箍的学生一面挥舞鼓槌使劲儿敲,一面高呼着口号。大红彩旗上写着巨幅标语:热烈欢迎外地革命师生进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之类。我俩随着出站人流漂移,被冲向不远处的“外地革命师生进京联络站”。队伍排得很长,候了一两小时,终于轮到我俩,拿出学生证登记,告知被分配到永安里小学住宿,每人还领到一张红色纸质的“外地革命师生临时乘车证”。

 此时已是深夜,永安里小学怎么去?人家说离北京站不远,我们边问边走,很快走上长安街(这会儿刚在破四旧中被改名为东方红大路)。街上灯火通明,马路比我想像中还要宽许多,不时有从未见过的长着两根“长辫子”的电车驶过,像是长着一对翅膀似的,让人觉得新奇。正当我俩东张西望、手足无措时,只见一个清秀俊俏的女学生朝我们走来,她一幅标准的红卫兵装束,身着褪色军服,纤细的腰间系着宽皮带,军帽后沿露出两根短辫,臂戴红底黄字的“红卫兵”袖箍,胸前别着鲜红的毛主席像章,看上去不过十六七岁。走到近前,她大方地以一口纯正的京片子打招呼,问我们去哪儿。得知我俩要去永安里小学后,她略带欣喜地说,正好我家也是那个方向,咱们同路。我盯着她问,上哪儿搭车呢?这位稚气未脱的女孩朝我招招手,一脸镇定地说,跟我来。

 我俩滿腹狐疑地随着她,居然走到长安街的路中央,见到由西向东的来车,她便迎面跑上前扬手拦车。眼瞅着一辆辆汽车疾驰而来,女孩毫无怯色,不一会儿,一辆空无一人的客车竟然被她当街拦下。这会儿,我俩早已被女孩的举动惊得目愣口呆,只见她命令般地朝我俩招了招手,迭声喊快上车。在车上跟她聊天,才知道她是北京某中学红卫兵,一个多月前去南方串联,今晚刚回北京。真是人小见识大呀。十多分钟后,车到永安里,女学生喊司机停车,然后叮嘱我俩,下车后直行走到头,拐个弯就是永安里小学。事后想想,如果不是遇着她,那晚我俩不知怎样周折才能找到永安里小学呢。只是事发突然,或许也有少年男女避嫌之故,我们彼此竟然连名字也没问。

 当时,永安里小学住有数百名外地学生,吃住都在学校,白天可以乘车去各大专院校看大字报,也可以在街头争抢人们从汽车或楼宇上洒下的各式传单。待到10月18日那天,清晨5时紧急集合,早饭也没吃,每人发一盒饼干(凑巧的是,饼干居然还是合肥生产的)。我们排着队被带到长安街人行道一侧分排坐下,最前几排全是军人。正午刚过,高音喇叭里传出“东方红”的乐曲,毛泽东乘坐敞篷汽车由西向东缓缓驶来,记得还看到了刘少奇等人。这即是文革中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


 10月的北京,已近深秋,寒意十足。几天后,我拿着母亲的信去朝阳门外北京针织总厂找到从未见过的四姨,她见我衣着单薄,拉我到附近商店买了一件绒衣,后带我回她住的朝阳门内竹竿胡同家中。第二天,我便去永安里小学接路之凡,之后我俩就住到四姨家中。住在四姨家方便多了,她家对面就是文化部,隔不远是外交部,早晚散步过去就可以看大字报,拿回许多花花绿绿的传单。

 这是我第一次串联也是第一次去北京的经历。大约待了一个月,去了北大清华等名校,也去了故宫北海,王府井西单。后来路之凡先回合肥,我在四姨家多待了一些日子。至今仍能记得这样一个插曲,某晚,住在四姨家一墙之隔的另一四合院的俞平伯先生家里电灯坏了,喊我表弟帮忙,我和表弟随即去他家查看,帮老人换了电灯泡。那时虽小,也知道俞平伯先生是位鼎鼎有名的红学家,曾出版《红楼梦研究》等红学专著。那会儿,四姨和俞先生均被红卫兵抄过家,也算是“同病相怜”吧。印象中俞先生孤寂寡言,彬彬有礼,落泊之下,不失名士风范。

 十月的那个夜晚,特别是与那个北京女红卫兵的长安街之遇,烙刻着我对文革的最初印记,惊骇新奇之余,伴随着茫然与无措。

 行文至此,忽发奇想:当年那个叱咤长安街,当街拦车的女孩不知在哪里?茫茫人海中,已无从寻觅。或许每天清晨,她正和着轻快的乐曲,与众多老年伙伴们在北京某个广场中翩翩起舞,引吭歌唱。不知她是否还记得这一奇遇,愿她安康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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