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乐：一代学人赵俪生在山丹的艰辛岁月

boyaozhang

一代学人赵俪生在山丹的艰辛岁月  

作者：张乐
来源：山丹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解放前，中国高等学府历史课讲得最好的是钱穆；解放后，则首推赵俪生。”这句话在当代史学界广为流传。

谁曾想到，这位和国学大师钱穆相比肩的赵俪生先生，曾在地处河西走廊的小县山丹度过了近一年的艰辛岁月，并险些魂断山丹！

赵俪生（1917——2007），原名甡，字俪生，山东安丘人。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其间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七七事变后赴山西前线参加抗日游击斗争，1939年因病脱离部队，在陕西乾州等地任教，同时接受中共西安城工部指示，从事秘密情报工作。1947年应聘为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之后历任华北大学研究员、济南市政府秘书、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副处长、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1991年离休。



赵俪生著作

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在山东大学（校址在青岛）执教的赵俪生因在《青岛日报》发表了一篇有关鸣放的文章，受到来自有关方面的压力。随后运动愈演愈烈，赵俪生为避其锋芒，主动给高教部打了一份要求调离的报告，随即被作为支援兰大的专家调至兰州大学任教。1959年，已在兰大工作的赵俪生，却被山东大学划为右派。是年冬季，因兰大文科划归西北师范学院（时称甘肃师范大学），赵俪生随之也调至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恰在其时，西北师范学院要在地处河西走廊的山丹县三十里铺村设立农场。于是，有政治“污点”的赵俪生，就“理所当然”地被下放至山丹，开始了他在山丹的劳动改造岁月。


青年时期的赵俪生

农场位置在今国道312线旁陈户镇西门村与三十里铺村之间的一片耕地中，当时还是一片砾石遍布、北风呼啸的戈壁滩。一群手无缚鸡之力、毫无劳动经验的知识分子要在这样的荒滩之上白手起家，开荒建场，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更为严重的是，其时正值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饥荒正在广大的西部农村肆虐。恶劣的自然环境、繁重的体力折磨、饥寒交迫的生存条件，再加严酷的政治氛围，严重威胁着这些来自省城高校知识分子们的生命安全。

果不其然，在这个只有八、九十人的小农场里，不到大半年，就相继死了三人。而体质孱弱的赵俪生，则被大家排成“第四号亡人”，若非后来几件事的机缘巧合，一代史学大家怕是就此籍灭无闻、“转于沟壑”了。

他们于1960年3月下旬抵达山丹。开始时住在村外的庙里，然后自己打土坯盖场房，自己浇水开荒种粮食，还养羊、牛、猪等。他们白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还要参加“批斗会”，并常常在会上被干部们拳打脚踢。最要命的的是口粮严重不足，每月21斤的定量甚至无法满足一个小孩的需求，何况正直青壮年的他们。一名叶姓的年轻助教，因对劳动改造态度消极，被罚一天不准吃饭，但还要正常参加劳动。时间是5月中旬，山丹夜间的室外气温还非常低，叶助教白天因肚子饿，去偷同伴的馒头被发现，挨了一顿打，就饿着肚子睡着在一堆干草上，至半夜时就被冻死了。而第二个死亡的李姓助教，则因为表现积极，被场里树为“标兵”。“七一”前后的某日，场里要盖房子，西北农村地区均是泥坯房，在和泥的时候需要拌铡碎的麦草，这就需要有人光脚上去用力踩。这踩泥是个重体力活，要干干歇歇。但作为标兵的李助教不懂利害，一口气踩了一整天，不换工种，到夜里就急病死了。冬天来了，农场收到消息，说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临届毕业生30余人要来农场锻炼，且校长也要前来视察，场里准备宰一、二只羊来招待。可场部的锅太小，就打电话到新河公社去借锅，这就需要有人去背。大家都在劳动，此时正好有一名姓周的助教因病休息，就派他去新河背锅。新河距场部往返约10多里，周助教把锅背回来了，可还是嫌小。就又打电话到山丹县城去借，县城距场部30余里，周助教只好和另一名同事去县城背锅。其时的周助教已经饿的走不动了，但他依然很乐观，对同事说他身上有粮票，可以到公社食堂饱饱吃一顿。谁知当时正是饥荒最严重的时期，定西饿死人的消息已传到中央，各地都加紧了对粮食的管理。平时只要拿出粮票就能买到饭，可二人从二十里铺到十里铺，再到五里发电厂，均无人卖饭给他们。在距山丹县城一里半的地方，周助教一头栽倒在地，就再没有爬起来。

被排为“第四号亡人”的赵俪生是如何躲过一劫的呢？当时一块儿改造的许多人都认为他最没有活下去的可能，一则因为他年龄偏大，当时一块改造的大多是二十多、三十岁左右的青年，而赵俪生其时已是虚岁44“高龄”；其二他体型瘦高，单薄孱弱。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弱质”体质，使他的需求量和消耗量也少，相对于身强力壮的人，就更具“耐耗性”。周的夫人高昭一当时带着六个孩子生活在兰州，虽然生活也极为艰难，但只要家中省下一点点吃的东西，高就会夹在衣物的包裹中，求人捎到或邮寄到山丹。赵俪生每收到兰州来的包裹，第一念头是“自己又能活下去了”。他总是迫不及待地一把撕开包裹，先把其中夹带的食物一扫而光。另外，赵俪生是一个性情达观、手不释卷的“书呆子”，只要手中有书，就可以暂时忘记饥饿和残酷的环境。无论是夜卧地窝子，还是白天劳动间隙，他手中总是拎一本《国语》或《左传》。后来他对人说，读书可以“疗饥”。

当然，赵俪生最终没有命丧山丹，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在这期间发生的两件不幸事件，救了他一命。

1960年的6月某日，赵俪生在浇水的时候，从祁连山倾斜而下的山水中的冰块砍到了他的左腿，腿部流血不止，随后竟感染化脓，肿得像一根粗棒子，即使注射链霉素也无法消退下去。按说这样严重的病情应该立即送医院进行救治，但对于来此改造的右派，场部领导显然是不愿意让他享受这样的优待。赵只好在窝棚中病休，好在他手中有书，就点着一个自制的墨水瓶煤油灯读书。其时，恰逢学院医院院长严华奉命前来农场视察，当他钻进黑乎乎的窝棚中，看到最里面的赵俪生倒卧在病床上，居然还点着小油灯看书，此情此景打动了这位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医生。他检查了赵俪生的病情，当即向场部提出必须立即住院治疗。场部领导刚开始还在找理由推辞，严院长义正言辞地说：“我们在朝鲜战场对外国俘虏尚且有病都治，何况是犯了错误的自己人？”严院长是代表学校领导视察的“钦差”，说话自然有点份量；另外场部领导也怕赵俪生浑身浮肿死在农场担责任。无奈之下，只好把他送到山丹县医院进行住院治疗。住院之后，医生从赵俪生腐烂的腿肉里，撕出来七、八条长长的脓袋，就如剖鱼时从鱼肚子里撕出来的鱼鳔、鱼苦胆似的。事后大夫对他讲，如果再拖下去，这条腿就保不住了。这十五天的住院治疗，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赵俪生的死亡风险。从医院回来之后，因有了医生证明，赵俪生被归入老弱病残之列，场部就让他去放马，从而使他躲开了拼力气的重活，减少了体力消耗，同时也减少了干部们对他的凌侮。马吃草的时候，他可以读读书，还可以在野外找点能够充饥的野菜。但吃完野菜之后，他必须到水渠边把口中残留的菜渣洗涮干净，因为他们每次劳动回来，都要张开嘴经过场干部的检查，一旦发现牙缝间留有绿色残渣，就说明你“偷青掐黄”了，就要遭打挨罚，并被剥夺“吃饭”的权利，这是最要命的。他一般早晨5点半牵马出去吃草，9点把马赶回场部，他也回来吃早饭，然后再去放牧直至傍晚。在放马的这段时间里，他学会了半夜给马添草，学会了给生病的马灌药，学会了为马配种和帮助生产，等等。应该说，放马的这段时光是赵俪生在山丹最惬意的一段回忆。


赵俪生在山丹县医院留影

1961年2月10日，赵俪生突然接到爱人“速归”的电报，场部也接到学院通知，要他收拾东西回家。他当即冒着严寒，匆匆向50多里外的山丹火车站跑去。其他留守人员牢骚满腹地说：“赵俪生的老婆想他了，捏个词让他回家过年哩。”

其实，兰州发生了巨大的不幸，正在等待着他。

赵俪生夫妇共生育五女一子，1961年赵在山丹劳动改造时，他的二女儿赵纪正在兰大附中读高三。赵纪品学皆优，不仅各门文化课成绩优异，而且美术、体育都极为突出，曾是甘肃省长跑记录的创造者，学校领导把她当作报考清华为校争光的一张“王牌”。2月2日，兰州下了一场小雪，寒假住校的赵纪跟着两位室友上皋兰山去拾“地衣”果腹，谁知这一去竟连殒两命，赵纪和另一名同学从山崖上跌落而不幸遇难！

挣扎在回家路上的赵俪生对此一无所知，饥寒交迫的他随时都有可能倒在去往山丹火车站的茫茫荒野中。也许是求生和归家的意志战胜了死神，在即将倒下前的一刻，他终于挣扎到火车站，并顺利爬上了一列春运加开的拉人的闷罐子货车……2月12日清晨6时，天还没亮，刚起床的高昭一听见敲门声，开门一看竟吓了一跳，一个身披破羊皮、她不认识的骷髅架子似的鬼状人物对她说：“我回来了!”高昭一后来回忆到：“我不免失声，那怎么会是我的丈夫呢？！赵俪生是学术界有名的漂亮人物，才去不到一年的时间呀！怎么会如此！……”

事后，知道事情原委的人们都说：“那是用女儿的命换回了老子的一条命啊……”

回到兰州后的赵俪生，面对中年丧女的巨大悲痛，一时之间竟没有多大反应。哀莫大于心死，刚从炼狱回来的他，需要漫长时间的恢复……此后，赵俪生又回到兰州大学任教。校长江隆基亲自带领党委、校委领导听赵俪生讲授《中国通史》达两年之久，并评价道：“听赵俪生上课是莫大的享受。”但随后不久，运动又起，江校长被迫害致死。而赵俪生也备受磨难，甚至一度被“劝退”而被剥夺工作权利，后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才又走上讲台。好在乌云终会过去，赵俪生在八十年代迎来他学术的春天，在史学教、研方面大放异彩，名师高徒，蜚声学界……


赵俪生在授课

今年冬天，我前去寻访当年的农场旧址。在三十里铺村，我访到一名曾任大队干部的83岁老人。老人腿脚已不是太灵便，蜷缩在旧沙发上打盹。当我说起60多年前的“师大”农场，老人说：“知道嘛，里面全圈的是右派分子……”，我问你进去过吗？老人面色一凛，瞪大眼睛望着我：“全是右派，谁敢进去么？”老人的老伴很是热心，央两位60多岁的邻居带我前去旧址。在距村子东约2里的国道312线北边，两位老人指着一片闲置的耕地说：“喏，就是那儿。”冬日的田地空空荡荡，萧瑟肃杀。东边几座废弃的塑料大棚，在北风中哗哗地响。向北全是耕地，一块一块错落有致，了无生机，一直延伸到长城脚下。长城那边，连霍高速上疾驰的车辆川流不息。当年那批来自省城高校的知识分子们在此生产生活的痕迹，竟无一丝孑遗。

唯有呼啸不止的刺骨寒风，裹挟着粗粝沙尘，掠过这片沉默的大地。

师大农场原址现状


https://mp.weixin.qq.com/s/ljRshQQWJ8etg7z1OD-J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