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折翼“雄狮”的坎坷人生路

boyaozhang

折翼“雄狮”的坎坷人生路

作者：周平
来源：阿甘新观察

1967年1月1日，北京西单出现了一张题为《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的大字报，作者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队”。它曾经被传抄、翻印，流传到全国，“美国之音”也曾报道。

大字报贴出几天后，几位作者就被关进了监狱……

这颗小小的流星仅仅闪烁了一瞬间，就消失在浓重的黑暗中，而大字报的作者——我和我的同伴们却为此付出了十几年的青春代价。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如花似锦的岁月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我们燃烧了自己，却没有照亮世界。

许多年过去了，人们关心地问：文化大革命中这张著名大字报的作者后来怎么样了？他们现在在哪里？

1994，迟到的学位证书

春天来了，华盛顿的5月是多么迷人，鲜花似锦，绿草如茵，连泥土也洋溢着春意，空气也弥散着芳香。1994年5月，George Washington大学的毕业典礼在白宫和纪念碑之间的椭圆形广场上举行。这一天是我们到美国后最“风光”的一天，因为所有的博士毕业生都坐在主席台上由校长亲授绶带。这场面本来就够壮观的，再加上这一年学校请到第一夫人Hillary Clinton作为客座讲演人，许多毕业生和他们的家属老早就赶到这里，要一睹第一夫人的风采。她讲演的题目是“家庭价值和教育（Family Value and Education）”，Hillary Clinton不愧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高才生，她那雄辩的口才，清晰，严谨而有吸引力的讲演激起广场上一阵阵欢呼。


周平与丈夫杨恒祥同获博士学位时留影。

作为新移民，我深深体会到家庭的价值和教育的重要，我想起我在毕业论文答辩会上的一段开场白：

“每一个来到这个国家的新移民都有一个‘美国梦’。人们追求自由和富有的生活。我的美国梦就是继续完成我的学业并为我的孩子们提供在美国接受教育的最好的机会。我坚信教育是新移民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光明之路。”

“我选择了科学，因为科学带给了人类现代的文明，在科学面前，没有虚伪和权势，在科学面前，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科学代表了真理，进步和光明。”

“教育给了我自信心，教育使我获得在这个社会竞争和生存的能力，教育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学。教育给了我的孩子们一个光明的未来。”

那一年，我已49岁，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年龄最大的毕业生，但我和我的丈夫祥确实是当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年龄最大的夫妻档。看着这欢腾的人群，坐在身边的祥对我说：“我一点也不感到exciting，我觉得我们只是得到了老早就该属于我们的东西。”

是的，这个学位是我们早就应该得到的，它来得太迟了。

不是我们不聪明，也不是我们不勤奋，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代人没有能够达到我们本应达到的学术高度，这一代被称为中国文化科学史上的断层。作为二次大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在中国大陆的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能出像李远哲、丁肇中这样的科学大师，这不是因为天灾，也不是因为遭受外族的侵略，而是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受过欺骗，我们犯过错误，做过愚蠢的事情，我们承受了历史的苦难，经历过人生的艰辛。我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也没有创造巨大的财富。但我们曾经思考过，曾经努力追寻过。把这段经历写下来，是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责任。

1966，两张写给中央文革的大字报

1964年8月，我怀着当居里夫人的梦想跨进了北京玉泉路甲一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门。正值风华正茂，作为名牌大学的学生，我是多么自负、自傲和自信。我们向这辽阔的天空呼唤：“这世界是我们的！”


考进中科大时的作者学生证上的照片。

然而，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打破了我当科学家的美梦，而且把我从天上摔进了无底的黑洞，连我自己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一夜之间我就成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1966年6月文化革命开始时我是科大二年级学生。1966年12月初，我从外地串联回到北京，听说北京的一些高校和中学的学生被抓起来了，因为他们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我看了那些著名的“大毒草”，如伊林、涤西的《给林彪同志的公开信》，北大“虎山行”的《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在科大校园里也出现了几张大字报讨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讨论毛泽东思想是否可以一分为二。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很有思想，他们的大字报讲得挺有道理，特别是伊林、涤西的《给林彪同志的公开信》，听说伊林、涤西只是两个高中学生，我非常佩服这两位青年人的胆识和他们深刻的思想与理性，他们讲出了当时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这张大字报是文革中最杰出最有思想的文章之一。伊林、涤西二位为自己的远见卓识和讲真话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是我们民族的思想家。

当时我对不少人讲过我同意伊林、涤西的观点。林彪说的“毛泽东思想是顶峰”，“毛主席比马恩列斯都高”，“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些说法是反科学的。我把这些想法和一些同学讨论，许多人认为这样想虽然有道理，但太激进，容易让人抓辫子。但大家都认为因为写了张大字报就抓人是不对的，是违反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观点都比较一致，就商量着要写一张大字报阐明我们的观点。

《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这张大字报，是由近代物理系青年教师朱栋培（581，文革中改名为朱军），近代物理系学生冯正永（644）和我共同起草的，为了不让人抓小辫子，我们在措辞上非常谨慎。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文化大革命要有一个开放自由的环境，要让不同见解的人有平等的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希望中央文革小组把抓起来的学生释放，让不同观点的大字报自由鸣放，不因言论治罪。当时的“雄师”是科大一些师生组织的小型战斗队，人数大约有三十几个，集中在6431〔近代化学系化物专业大二〕、6443〔近代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大二〕这两个班级，这篇文章在“雄师”的全体会议上经过讨论修改，于1967年元月1日在西单墙上和玉泉路科大校园里贴出。

因为多次抄家，这张大字报的原稿我已经找不到了，“雄师”的两篇大字报内容详见《记忆》总第39期，2009年12月20日。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1．讲话风：中央文革以无产阶级司令部自居，每到一处就表态，支持一派，打击一派，造成群众组织的对立；2．抓人风：中央文革叫群众火烧这个，炮打那个，可就是自己碰不得，把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抓起来，开创了文化大革命中用专政的办法处理不同意见的先例，这是不符合“十六条”精神的。元月5日，我们又贴出了“雄师”的第二张大字报《分歧在哪里？》，这张大字报是由我起草，在“雄师”全体会议上讨论修改后发表的。

现在看起来，《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这张大字报有点像一杯温开水，没有激进的观点，但我们强调的是要按照“十六条”办事，就是要依法行事，要有言论自由，不能因言治罪。因为我们的大字报调子比较低，讲得又比较切合实际，在北京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同情支持我们的观点。

有人问，在当时的形势下为什么还要写这张大字报，现在回忆起来，可以用一个“狂”字来描述我们的心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的豪言壮语使我们这些雄心勃勃、精力过剩的年轻人感到我们遇到了大展身手的历史时机，觉得这天下大事是我们的事，该做的事情就要义不容辞地做，该说的就要义无反顾地说，以为我们的大字报能扭转乾坤，改变历史。

一些年龄较大的老师和亲友私下告诫我们：“不要忘了五七年反右派的经验教训。”我那时哪里听得进这些逆耳忠言，在我那科学家的头脑里，文化大革命就像解一道数学方程，如果按照一定的逻辑和原理推下去，就会找到一定的答案。后来我才认识到，文化大革命这个方程不但不能按照常规的逻辑和原理求解，而且它根本就没有答案。我们没有估计到这张大字报的影响和后果，更没有想到对我们的人生会有什么影响。

1967年元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将“雄师”主要成员朱栋培、冯正永和我，还有江明德（626，文革中改名为江晓东）、黄晓光（634）逮捕，科大“雄师”战斗队只有半个月的寿命就垮台了。

1967，从狱中“英雄”到现行反革命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被关押的是哪个监狱，只知道里面关押的全是文革中的政治犯，而且我不是最年轻的。女警察看着我惋惜地说：“年纪轻轻的大学生就蹲了大牢，这辈子可惜了。”这话当时我还不明白，我没有想将来的事，我想的是有那么多人支持我，我可不能当软骨头，历史会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进来以后我慢慢了解到，这里关押有许多名人。和我曾经同一个牢房的有联动头目八一中学的兰小兵、骆小峰。她们当时都是高中学生，因为是高干子女，非常傲，谁也不放在眼里，连女看守都得让她们三分。当她们听说我是“雄师”的“头目”，马上和我近乎起来，说我们“有种”，觉得我和她们是一条线上的，但我觉得我们的思想背景不是一码事。闲极无聊，她们经常夸耀似地讲到高干子女的生活。她们觉得我迂腐，谈得并不投机。因为她们年龄小，又有家庭背景，不久就被释放了。

我还和北大的“反聂英雄”杨勋关过一个牢房，她对“雄师”是蛮同情的，她说我们是秀才造反，成不了事。我说我们不想造反，只是不满中央文革的做法，想给他们提点意见。她说我们太迂腐。她经常在监狱里大骂聂元梓，声音很大，几乎整个牢房都能听见。她告诉我，她知道自己不会有好结果，因为聂的后台是中央文革，反聂就是反中央文革，但她说她一定要和聂斗到底。后来听说她被判了刑，不知杨大姐现在何处。（注：杨勋著有回忆录《心路：良知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04年出版。书中写到她在那些被关押的高干子女获释后，又被从半步桥看守所转押到功德林监狱，以后又转到北京市公安局学习班逼迫认罪，于1969年初“教育释放”。）

公安局的人第一次审讯我的时候，我一直坚持，我没有反对谁，只是贴了张大字报提了点意见，是符合“十六条”的。按照科学的逻辑和思维方法，既然都可以给国家主席和老帅们贴大字报，我们给中央文革贴一张大字报有什么了不起？审讯人员问我是否说过“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我说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否则就不会有发展。他们问我是否说过林彪副主席讲的“毛泽东思想是顶峰，毛主席比马恩列斯都高”是不对的。我说任何事物都要发展，没有顶峰，任何真理都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相对真理，马恩列斯毛都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伟大人物，不能说谁比谁高。他们还问我是否讲过“江青是小资产阶级感情，爱哭”，这是我写在日记上的。我当时年轻气盛，觉得这都是大实话，没有什么了不起，好汉作事敢作敢当。所以就都承认了。我看到审讯人员不停地记录，没有意识到我的狂妄和幼稚已经毁了自己。

1967年3月14日，公安局把我押回科大作为活靶子进行批判，还没到校门口就看到铺天盖地的大标语“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朱军、冯正永、周平！”“砸烂雄师的狗头！”“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到底！”“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在批斗会上，我脖子上挂着“现行反革命分子周平”的牌子被拉到主席台前，我的几个很要好的“朋友”一个接一个慷慨激昂地发言，揭发我的罪行。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呢？

如果光凭一张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不足以定罪，众人也不服，他们必须要找到能上纲上线的材料。1967年1月10日，我在科大的宿舍被“革命组织”查抄，抄走了我的日记本和所有的文字材料。我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写日记，当我看到厚厚的一本“雄师小头目现行反革命分子周平毒草集”，我自己都吓得心惊肉跳。我成了五毒俱全的大坏蛋，全都是能上纲上线的材料：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江青同志，反对中央文革……这些材料，有的是从我的日记本里断章取义摘出来的，有的是有人揭发的，还有的我也不知道是从那里来的。有这一本材料，我这一辈子就别想翻身了。

这世上有良心的好人还是不少，在把我们押回科大批判这天，当局没有给我们准备午饭，是我们班的3个女友李春彦、陆宗伟、王云利给我从饭厅打了一份饭，我见到她们，眼泪忍不住掉下来。那顿饭是萝卜烧肉白米饭，看我狼吞虎咽地把饭吃下，她们3人都哭了。她们告诉我，我妈妈到北京来找过我，公安局不让见，妈妈就回新疆去了。她们说，万庆友、赵曼军、汤文元、杨恒祥、王云利、许大正曾经到公安局要求探监被驳回。她们还想再和我多说一会儿，看押我的人叫她们走了。后来我知道，不是所有批斗对象都像我一样幸运，有的没有人给送饭，就饿了一顿。

我在监狱当了几天“英雄”就投降了，漫长而单调的监狱生活，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早晚各一个窝头一碗菜汤，中午两个窝头一碗菜，除了毛选和当天的《人民日报》，别的什么都不能看。每天看着太阳升起落下，想到青春在渐渐消磨，饥饿、孤独、寂寞和恐惧动摇了我的勇气。我受不了，我害怕了。我怕一辈子呆在这里。我投降了。我学会了说谎，违心地写检查交代、自我批判，希望能得到宽大处理，早日出狱。

回到监狱，想到妈妈和爸爸曾对我抱多大的期望，我高三参加北京市数学竞赛获奖和考上科大，他们曾多为我感到自豪啊！妈妈听到我关进监狱后会多么伤心，多么担心，但是她想见我一面都见不到。他们决不会相信一个二十岁的大学生说了几句话转眼间就会成了反革命。可是专案组给我编了那么厚一本言论集，很多人会相信我是反革命，我无法为自己辩解，一个年轻的反革命就是这样产生的。

1970，有一瞬间闪过了自杀的念头

据说，当时公安局抓我们，是看我们写的大字报口气那么大以为我们有很硬的后台，想把后台揪出来。他们一再追问我们和科大的中、高层干部有什么关系。曾经担任过刘少奇警卫员的科大保卫部长杨少增先生就是因“雄师”案被捕的，科大不少中高层干部也因此受到了审查。公安局不相信几个青年学生没有后台敢写那样的大字报，审查来审查去，才发现我们只不过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学生，“雄师”骨干成员都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子女，大字报是我们自己起草的，主意是我们自己出的，标题是我们自己起的，没有什么人指使我们，也没有后台。这就叫作初生牛犊不怕虎。

1967年是反击“二月逆流”的高潮，监狱里关的人越来越多，有不少是相当有来头的大人物。“雄师”一案因抓不到后台，看到我们的认罪态度也较好，监狱里也装不下了，半年后公安局就把我们押回学校，交给专政队，由群众专政。

从监狱里出来的我完全变了个人。我从名牌大学生变成了“现行反革命”，从科学的殿堂沉到了社会的最底层。我迷茫，我想不通。我不知道我怎么错了？为什么错？今后该怎么办？我找不到答案，觉得委屈，我想躺在爸爸妈妈的怀里大哭一场，但他们远在天边，自身难保。爸爸在农场被监督劳动，刚刚动过乳腺癌手术的妈妈还要下地去割稻子，两个初中刚毕业的妹妹也被下放到农场劳动。

我曾经想到过死，仅仅有一次，那是在马鞍山。1970年，科大从北京下迁到安徽，分散在淮南、合肥、白湖和马鞍山，我们系到了马鞍山钢铁厂。“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人人自危，听说在淮南煤矿、合肥、马鞍山，科大已经有几个老师和同学因承受不了压力自杀了，有的卧轨，有的上吊，有的服毒。我作为“雄师头目”是批判重点，经常在夜里被拉出去提审，白天站在台上受批判，还要没完没了地写检查、交代问题。

一天早晨，炼焦厂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6435班的小光自杀了。我大吃一惊！她是我们同年级同系的同学，大家相处了五年，这么年轻的生命一下子就消失了。我很想到炼焦厂去看她最后一眼，但工宣队不许去。张队长在大会上宣布，小光是畏罪自杀，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死了还要批，她的家属是反革命家属。那天上午的批判会就是让他们班上的人发言批判她，我听了半天，也没听出她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只不过平常聊天时，说了江青几句话。当听到说她在1966年“12月黑风”中，支持“雄师”观点，同情“雄师”分子，我感到特别对不起她，是我连累了她。当有人高呼“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的口号时，我实在承受不了。人都死了，还要怎么样呢？

下午，工宣队找我谈话，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的问题比她严重得多。张队长说，你们的性质都一样，都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这些大学生简直是太狂妄了，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你们，你们还胆敢把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胆敢反对林彪同志和江青同志。我说，我没有反对谁，只是贴了张大字报给中央领导提了点意见。张队长大叫着说：“‘只是’！你还‘只是’！像你这样的问题，要不是党的政策宽大，要不是看你们是青年学生，你早就该坐大牢判刑了！你还嘴硬，你还想翻案，你真是死不悔改。今天晚上写一份检查，明天准备接受批判。你要是再不老实，我们就再把你送进监狱专你的政！”

晚上其他同学都睡觉了，我还在昏暗的灯下写检查。那时我们住在马钢一铁厂炼铁炉旁的一个工棚里。7月的马鞍山，夜里温度三十六七度，但我还穿着长裤和长衣、套着雨鞋，因为蚊子太多了。我的脸被蚊子盯了好几个大包，内衣都汗湿了，我拿着笔愣愣地坐着，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聪明文静的女孩子小光的影子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动。我想起了陶渊明的挽歌：“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遇到熟悉的人死去，而且死得这么惨！听说她是从二楼跳下来的，头朝下，血和脑浆流了一地。我简直不敢想像那可怕的场面，昨天还是个活生生的人，今天怎么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人生怎么就这么短？

我走到门外，看那漆黑的夜幕上点缀着无数的星星。安徒生的童话里讲，人死了后就升到天上，变成一颗星星。我想她一定是那颗最明亮的星，因为她是多么年轻美丽。那闪烁的星星告诉我，她已经解脱了，而我还在没完没了地受煎熬。我不知到明天怎么过关？更不知道像我这样有“严重罪行”的人还会有什么未来？

工棚门口有一条铁路是送原料到高炉去的，每天夜里都有火车驶过。我闪过一个念头：只要我往铁轨上一躺，火车一过，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也解脱了……

这个念头一闪过，我出了一身冷汗！赶紧跑到水龙头边，拿凉水把头浇湿，让自己清醒过来。我双手紧紧抓住水管，生怕不能控制自己。我想我不能死，我的生命是多么渺小，微不足道，中国有九亿人呢，我死了算什么！我一死，工宣队会宣布我是畏罪自杀，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死了还要批，我的家属是反革命家属。其他的人只不过多了个饭后茶余的话题，然后被人忘记，而我的爸爸、妈妈、妹妹和我的祥会痛苦一生，我的生命对他们是多么重要，他们是多么爱我，他们不能失去我，而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留恋的也就是他们了。只要我活着，就是对他们的安慰。最坏的结果是把我分配到新疆农场，我就在那天苍苍野茫茫的大草原上和亲人们度过一生。

我回到工棚里钻进蚊帐，汗水和泪水把枕头和席子都打湿了，迷迷糊糊直到天亮才睡着。

第二天，太阳依旧升起来，人们依旧生活着，谁也不知道昨夜发生的事。而我却为昨夜发生的事感到后怕。生命是多么可贵，连动物、花草都留恋生命，无论如何我要活下去。活着就是为了爱你的人，也为了你爱的人。

1972，爱情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为了活着，我必须学会保护自己、适应环境，我必须磨掉自己的任性和傲气，我必须学会忍耐和服从。我知道，我的命运是掌握在工宣队手里的，今天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决定我一生的命运。我必须顺着他们，他们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已经适应大批判了，我是一个活靶子。“革命组织”给我编了一本《现行反革命分子周平反革命言论集》，我像被人耍弄的猴子，脖子上挂着“现行反革命分子周平”的牌子，从一个批判会揪到另一个批判会，好像我活着就是让人批判的。对于这些我已经麻木了，对任何批判没有了感觉，说什么都一样。

我非常不幸，又非常幸运，因为有我的祥——我的同班同学杨恒祥，他是患难与共、生死不渝的亲人，他给了我生活希望，是陪我走过人生坎途的人生伴侣。那时同情我的人不少，但只有他有勇气接受我，和我一起面对。为了我，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当我从监狱里出来，别人避我都来不及，他却常来看我、安慰我、陪我走过了最困难的一段路。别人问他当时怎么会选择我，他回答得简单而实在：“我真的觉得她很委屈，不忍心看她一辈子受苦，我要保护她。”在当时敢于接受我的男人真要有不平常的勇气和不平常的胆量，他并不难找到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姑娘过平平静静的日子，他没有必要找这个麻烦，背上这个包袱。劝他的人不少，但我们终于还是走到一起了。人生难得有一知己，有了他，我此生足矣。

毕业分配的时候，祥被分到贵州，后来到了安徽农场，而我被分到宁夏西吉县。工宣队故意这样做，想把我们永远分开，他们连我唯一的爱也要夺去。我要特别感谢645的许小昆同学，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他因为和几个朋友对毛泽东思想和文革有疑问而被扣上“反对毛主席”的帽子，列为全校第一号批判对象。他当时被分到了安徽农场，我怀着一线希望去找他，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交换一下。当时他被整得很惨，但仍然很同情我的遭遇，一口答应下来，替我去了宁夏西吉县。然而工宣队仍然没有让我去安徽，而是让我去了河南。后来许小昆也到了美国，如果有机会碰到他，我要当面谢谢他成全了我们一家人。

1970年分配到河南的大学生都到湖北沉湖去劳动。在沉湖农场，所有的人都知道女生连队里有一个“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个子不高，思想反动。很少有人敢和我讲话。我总是被派去干最脏最累的活，我的床是在靠大门冷风直接吹进来的地方，演样板戏时，总是让我演栾平，我的绰号就是“栾平”。在农场，我拼命干活，很少讲话，我想用劳动的汗水来洗刷自己，求得人们的谅解。后来我明白了，我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我的“罪孽”已烙在我身上，一辈子也赎不了，洗不掉。运动一来，我就会被拉出来批斗。我已经习惯了人们鄙视和冷漠的眼光，也习惯了运动一来就去当批判对象。

我的问题没有结论，没有“帽子”，但比戴“帽子”更可怕，我的档案里塞满了材料。我就像生活在屠刀下，任何人任何时候想要整我，都可以置我于死地。

祥的家庭出身好，但因为他是“雄师”头目周平的男朋友，也受到特殊对待，从安徽农场出来后其他同学分到了城市、工厂和科研单位，而他则被分到安徽省临泉县杨集公社中学当司务长。

1972年元月，他听说我要到驻马店报到，就冒着大雪，从杨集步行了五十几里到新蔡县乘汽车，比我先到了那里。当我们又重新见面时，我依偎在他那温暖的怀抱里痛哭了一大场，想把这些年所受的委屈都倾泄出来。这些年来，我像一头受了重伤而无家可归的小羊，我是多么需要爱，多么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肩膀。我感到有了依靠，有了家。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经过了马鞍山和军垦农场那些恶梦般的日子，我们再也不想当力挽狂澜的英雄，再也不要搞阶级斗争，我们渴望安安静静地生活，过平平凡凡的人生。

1970年代，生于西平县的儿女

在古老辽阔的豫东平原、京广铁路线上有一个叫做西平的小县，1972年元月，我被分配到这里。

我生在重庆，长在北京，虽然也下乡劳动过，但从来没有想到要在农村安家。刚上大学的时候，科学院力学所的崔季平老师曾经向我们介绍过我们的专业：物理力学。他说这门学科是钱学森教授在我国首次创立的，他的目标是要从物质的微观结构去了解材料的宏观性质，这种方法可以用于寻找制造火箭、飞机和航天飞船的新材料。这是一门正在蓬勃发展的新学科，科大的学生是我国科学技术的生力军，好好学吧，将来有许多工作等着你们呢！在我的梦想里，我们以后的去向不是研究所就是大学，或是火箭、导弹基地。欢送高年级同学毕业的时候，对于那些能到新疆原子弹基地或西昌火箭基地的师哥师姐们总怀着几分神秘和敬意，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去从事那崇高而神圣的事业。

可是现在，祥在杨集公社中学当了司务长，我来到举目无亲的小县城。从临泉县到西平县直线距离不太远，但没有直达汽车，他要步行到新蔡县乘汽车到驻马店再转火车到西平，当天都到不了。

县里管分配的人对我说：你这科技大学的学生不去搞尖端到小县城来作什么？县里刚建了个化肥厂，你到化肥厂去吧。

1972年我被分到县化肥厂，一年后我们结了婚，祥也调到这个厂，我们在这里安了家。


周平与杨恒祥结婚照。

化肥厂后面有个旧仓库，我们搬土铺地，用高粱秸围了墙、糊上白纸，又用高粱秸铺了个炕。我们还有一个桌子、两个木箱，一箱子是书，另一箱是四季的衣服，我们把这个旧仓库布置成了一个简陋而温暖的家。

在西平几年，我们过得安静而平凡，遇到了一群善良友好、充满爱心、充满人情味的西平人，他们给了我们温暖、爱和友谊。我也体会到河南农民贫苦的生活。到厂里工人家里做客，最好的待客饭就是芝麻叶蒜面条。在农村，白面是很珍贵的。西平县是芝麻和小麦的主要产地，但夏收收下的麦子大部分要交公粮，农民只能留下很少一点。他们一年的口粮主要靠秋季的玉米和红薯，白面只占15%或更少。我在北京从小吃大米白面长大，却不知道生产小麦的农民很难得吃到白面。

我们和厂里的工人处得很好，勤勤恳恳地工作，像惊弓之鸟一样小心谨慎地活着，从不在公开场合谈政治观点，也很少和别人谈及我们的过去。但我们是有知识、有思想、有头脑的人，不说话可以，不读书、不思考真办不到。我们找一切可以找到的书，文学、历史，古代、现代，中国、外国。我们有说不完的话题，从原子分子谈到孔子孟子，从史记谈到相对论，从蔡文姬谈到居里夫人，从父母谈到孩子，但有一件事他绝口不提，那就是“雄师”。他知道我受的伤害太深，希望时间能医治我心灵的创伤。

我深深敬佩具有远见卓识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都学经济，抗战时他们在重大商学院结婚，马寅初先生是他们的老师和证婚人。他们都有很深厚的中西文化功底，妈妈能写一手苍劲的柳体，而爸爸写一手娟秀的赵体。小时候一到暑假，妈妈就叫我们背唐诗和《古文观止》上的文章，他们希望我能当新闻记者。我很喜欢文学，但更喜欢科学，高中毕业时我选择了科学，高中毕业我不但考取了科大，而且获得了当年的北京市中学生数学竞赛优胜奖，父母才发现我们家还有一个很不错的科学家候选人。

爸爸是搞教育的，文革中爸爸几次痛心疾首地说：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都不上课，这个国家将来还得了吗？八年抗战打仗那么激烈，学校还在招生，学生还在上学，八年抗战后，中国还出了李政道和杨振宁。爸爸说得一点也不错，李、杨不正是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学出来的吗？1975年，爸爸被“解放”后还没有安排工作，他就买了录音机和英语教材到农场中学教学生学英语。那一年中国出了个“不学ABC一样干革命”的“英雄”，中学英语老师个个提心吊胆，爸爸却要自己找上门教英语。我们姐妹劝他说他，说你闲着没事就在家里呆着，干什么都行，千万别教英语。他却固执地说：“你们看着吧，过几年你们都要来找我，学生们都会感谢我。”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那些年，是爸爸妈妈用他们的爱抚慰着我的伤口。爸爸妈妈一直鼓励我们坚持学业务、学英语，并给我们买了英语和大学的教科书。他们说知识永远是无价之宝，装在自己脑子里，谁也拿不走、谁也偷不了。虽然我认为自己毫无希望，但为了工作需要，那些年我们自学完了大学化学系和化工系的主要课程，英语学习也没有间断。几年后，我们都成了名副其实有理论基础、有实践经验的化工专家。

接着我们有了一个健康、聪明、可爱的女儿，孩子的出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当初生的女儿第一次躺在我的怀里吸吮乳汁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母爱的崇高与伟大，无私与奉献。有母亲的孩子是多么幸福，有孩子的女人是多么幸福，我愿把所有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献给我的孩子。那时我们两人的月工资只有85元，还要负担家里的老人，但仍然想办法保证孩子的营养，奶粉、糖、鸡蛋、鱼肝油……这些在乡下很难见到的东西，我们都想尽一切办法买给孩子。

如果“四人帮”一直不垮台，春天迟迟不来，我们就会在西平的小屋里平静地度过我们的一生。我再也不做科学家的梦、再也不想当居里夫人了，能和心爱的人相依相守，我很知足了。但一想到孩子，我觉得对不起她。当孩子睡着的时候，我会坐在她的身边，一动不动地看上几个小时。看着女儿细细弯弯的眉毛、乌黑浓密的头发、圆圆的脸庞、红润的小嘴，孩子永远是最美最好的。我经常设计孩子的未来，我能给她什么呢？我教她学唐诗、古文、英语、科学，但我既没有钱又没有权，既使她有机会上大学，也会因为我这个母亲的“历史问题”给刷下来。

化肥厂的门外是庄稼地，我呆呆地看着那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回想着往事。到这时候我才明白，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会出这么多的“反革命”，有知识、有思想、有良知、敢于讲真话的人就和我一个下场。为了年轻时说的几句真话，我不但要付出我的一生，还要付出子女的未来。记得高中班上有几个学习成绩很好的同学没有考上大学，就是因为家庭有问题，当时我觉得很可惜，现在同样的命运会落在我的孩子身上。我好几次做噩梦，梦见女儿因为我的“历史问题”被赶出学校的大门。我看着在野地里玩泥巴的女儿，心里涌出一股无可奈何的惆怅，难道孩子也要在庄稼地里度过他们的人生，再也没有机会做科学家？没有机会见到外面的世界？我好不甘心呀！

1976，夫妻同考研究生

我的儿子是1976年10月出生的，那一个月在中国历史上多么重要。那一个月里，我边看边听边想。我意识到，这些年来我并没有甘心，没有认命。

儿子满月以后，1976年11月，我给当时已经迁到安徽的科大党委写信要求平反。但几个月过去，石沉大海，没有任何音信。我们往化工部某研究所调动，也没有任何消息。我决定回科大去一趟，这次回科大不是想当反江青的英雄，也不想追究十年前的谁是谁非，更不想找谁算账，我要寻回我少年时代的理想，圆我科学家的梦，我想回科大继续上学！

1977年国家要恢复高考并招收研究生，我和祥着手复习课程准备报考。这次回科大，我是想打听一下招收研究生的事并借几本书。

我先找到同班同学何天敬。从马鞍山分手一晃7年过去了，如今大家都已经过而立之年。1973年他在进修班补完了大学课程，后来教课并且做理论研究，他给了我一份科学院研究生招生目录，还答应借给我几本书。

何天敬带我找系里管政工的陈干事，干事说：刘达书记在1973年重新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科大毕业生的档案调回学校，把文革中工宣队整的材料全部撤销。我说我的没撤销，曾经有两个单位要调我，但档案退回来了，要求学校把我的档案调回重新作结论。陈干事说：“你的情况比较麻烦，因为是北京市公安局抓的人、办的案，得由他们正式平反。但现在没有中央文件，谁也不敢作主。”我又去找了学校管政工的负责人，他们都表示同情，但因为中央没有文件，他们什么也不能做。

我找到化学物理教研室主任辛厚文老师，老师亲切而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大家都认为你们当时没有错，现在更没有错。“四人帮”刚垮台，许多事情要重新认识，重新评价，但这需要时间，不要急，耐心等待。我说听说学校要调一部分业务骨干回校充实教学和科研队伍，我们都很想回校继续学习。辛老师坦率地说：“你们64级同学只学了两年基础课，没有接触专业。这次主要想调61级以前的毕业生做业务骨干。文化大革命这十年耽误掉一整代人，不然的话你们也该是研究员、副教授了。但现在你们还需要补课。你们如果愿意继续学习，可以报考研究生。”他又补充一句：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我不管什么“雄师”不“雄师”。辛厚文老师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之一，在当时没有人敢对“雄师”明确表态，作为一个系领导，他能毫无顾忌地向我讲这些，我十分感动。

我又在学校和安徽省委找人，人们很耐心地听我的故事，对我表示同情，但没有一个人能帮我解决问题。

回到西平的小土屋里，我和祥谈到科大之行的所见所闻。我们被关在这间小屋里太久，外界的事像新鲜的空气涌进这宁静的小屋。我们意识到，一个历史机遇已来临，这个机遇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谁能抓住这个机遇，谁就抓住了明天、后天，抓住了未来。平反不是要一张纸，要自己给自己平反。我们已过而立之年，要每天工作8小时，女儿4岁儿子1岁。要准备考试困难重重，但我们没有退路，只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了大运动量、高强度、长时间的训练。许多年以后，当我回忆起这段难忘的日子，自己都不相信人怎么会迸发出这么高的能量，经过十年的风雨，我的脑子居然还那么好使。从1977年6月到1978年4月，我们做了几千道题，记了几千英语单词，用的草稿纸有十好几斤重，在8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3年的工作量。没有老师，只有靠书本和两个人的大脑，互相讨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半夜祥把我叫醒，告诉我某道题他想出解了，拧开电灯两人又研究，他给我补充，我给他补充，直到得出满意的答案才继续睡觉。

我们这样没明没黑地干，厂里的工人觉得好奇怪。朋友们都劝我们：你们两个大学生在厂里好好干，将来一个技术科长，一个实验室主任，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常言道人过三十不学艺，都有两个孩子了，总不能把孩子扔下去上学吧？

但我心里不认命、不甘心，理想的种子少年时代就在我的灵魂深处扎了根，尽管狂风暴雨，冰天雪地遏制了它的正常成长，但遇到春天，它还会顽强地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多少有理想有抱负有才华的青年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1977年恢复高考和招收研究生，人们才从十年的迷茫和混乱中清醒过来，几千万老五届大学生、老三届中学生及其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重新捡起书本，老师重新走进教室。那一年的高考真是非比寻常，父子同进考场、夫妻同上课堂、抱着孩子的父亲、刚生孩子的母亲都来参加高考，多少人想要抓住这个机会寻回自己青春梦想。

那次考试考了两天半，考完以后我们全身像散了架一样。6月份我们都拿到了复试通知书，我们的复试成绩也很好。如果按分数录取，我们都应该没有问题，那一年有好几个“雄师分子”都在录取名单里，这时不知哪里传来一股风，说“雄师分子”暂缓录取。幸而研究生导师、系里和学校招生办，特别是王其武、马兴孝、伏义路几位老师都坚定不移地表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使我们重回科大上学。

1978，我们的“夫妻研究生”生活

1978年8月，祥和我都接到了正式录取通知书，祥考上了中国科大的研究生，我考上了新乡师院的研究生，我们靠自己的勤奋和智慧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我们高兴得抱着孩子在床上打滚，为了我们一家四口在一起，经当时的科大副校长杨海波批准，同意我转到科大的师资进修班，这样我们可以同时在科大上学。

化肥厂沸腾了，西平县震惊了。那一年，研究生还是一个刚出现的新名词。乡亲们听说化肥厂的旧仓库里一下出了两个“状元”而且还是“夫妻状元”，都觉得挺新鲜，特地跑到旧仓库来看看这对“夫妻状元”什么样。乡亲们说我们是鲤鱼跳龙门、凤凰登枝，只有我们心里明白，我们只是回到十几年前我们的地方。

1978年深秋，我们离开西平县去中国科大上学，厂里的领导和许多朋友都到火车站为我们送行。当火车驶离西平站时，我心里涌起一股深深的依恋。西平是我们家庭人生旅途的第一站，我们在这里生活了7年，这里有我们的青春和爱情，我们在这里生儿育女，筑起了简陋、贫困而温暖的家。西平是一个避风港，西平县的亲人们保护着我们避开了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给了我们友谊和关怀。我忘不了，当我生孩子时，秀梅、继芬冒着严寒用架子车把我们娘儿俩从医院拉回家。当我的奶水不够时，厂里的女工用她们的乳汁哺育了姗姗和海海。1975年西平发洪水时，万良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白面拿来给姗姗熬糊糊吃。逢年过节时，工人们请我们到他们家里作客，吃芝麻叶蒜面条和豆腐脑。我们的两个孩子都是在西平县出生的，今生今世，他们的履历表上永远会写着他们是中国河南省西平县人。

苦难是人生的宝贵财富。十几年的炼狱，十几年的血与火的煎熬，生与死的抉择使我成熟。上苍又一次给予了我机会，让我继续追寻我的梦。

科大，我的母校带着十年累累的伤痕，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78年秋天，恢复高考后招收的77级本科生和78级研究生来到科大，使这所冷落多年的校园重新欣欣向荣和生气勃勃。

这一年招收的新生中，年龄最小的是科大少年班的学生，他们不到15岁就跨进科大的校门；年龄最大的是78级研究生中的老五届学生（老五届是指从文革前入学，文革中毕业，1966到1970年的大学毕业生）。我们已过而立之年，几乎成了时代的弃儿，但仍然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也是同龄人中的幸运儿。大家都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这些老五届学生大都有了孩子，很多人告别了爱妻幼子到这里来重新过学生生活，二十多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睡觉，端个碗到学生食堂里吃饭。和少年班以及77级的学生比较，我们成熟得多。生活磨掉了我们的狂热和浪漫，我们不再做居里夫人和诺贝尔奖的梦了，比较冷静而现实地看待人生，有着对子女和家庭的责任感。

我和祥虽在同一个校园里，但住不同的楼、上不同的课，平时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星期六晚上一块去看场电影都是一种享受。我们的工资是105元，每月给孩子各寄二十元，我们两人除了吃饭几乎不花任何钱，因为我们还要攒钱去看孩子。女儿姗姗在四川姥姥家，儿子海海在江苏奶奶家，即使一年看一次，这一大圈的火车票也要好几百元，这些钱只有靠平时一点一点地攒。尽管我知道姥姥姥爷、爷爷奶奶都会给孩子们全部的爱，尽管两家老人经常来信详细介绍孩子的情况，但孩子们仍然需要父母的爱。分别时两个孩子眼泪汪汪的小模样一直牵着我的心。那时和我在一个宿舍里的几个女同学都是这个情况，大家一聊天就说起自己的孩子。

那一年寒假，考完最后一门大家连一分钟也不多呆，纷纷跑回家和妻儿团聚去了。我们两个人无家可回，又没有钱去看孩子，冷冷清清地在学校里过了个年，寒假谈的想的全是两个孩子的事。

到了暑假，我们把一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买了火车票并给孩子买了点见面礼。我们先到丹阳接海海。到丹阳已是下午，最后一班下乡的车已经走了，天还下着雨，亲戚劝我们在县里住一夜，但我们实在等不及了，踏着泥泞，连夜赶到了奶奶家。十个月不见，海海长高了长壮了。他看到我们扑过来，我在儿子结实的脸蛋上使劲地亲，紧紧地抱住他不放，生怕他又跑了。奶奶叫我们在家多住几天，但我们已迫不及待地要见姗姗。

我们三人回到成都姥姥家正是下午，姗姗在幼儿园还没放学，我们就跑到幼儿园去接她。当姗姗看到我们三个人站在她的面前，惊喜地扑上来。祥把她抱起来，甩到天空说：“长这么大了，我都快抱不动了。”我们一路走回家，两个孩子的小嘴不停地说，好像要把这一年积攒的话都倒出来。回到家里，我们拿出给孩子们的礼物，姗姗穿上新的百褶裙更漂亮了，海海穿上海军衣更神气了。两个孩子穿着新衣服高高兴兴地去打螺陀转了。

整个暑假，我不愿离开孩子一分钟，像要把这一年我亏欠他们的都在这个暑假补起来。我为孩子们做饭洗衣、洗澡理发，教他们写字画画，陪他们游戏玩耍。姗姗还不到6岁，外公外婆已教她念很多唐诗，也会写不少字。每天一早姗姗就在院子里念：“鹅，鹅，鹅，曲颈向天歌……”“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些流传千古的名句，从姗姗那清脆的童声涌出，更增添了诗意。外公外婆叫她一周背一首诗，一天描两页红模子。外公外婆经常抱怨，现在的年轻人不好好练字，他们一定要教孙子孙女练好字。他们认为，书法和唐诗是中国文化的精华，是孩子启蒙教育的基本功。我们带他们去杜甫草堂，给他们讲杜甫的故事，带他们去武侯祠，给他们讲三国的故事，讲诸葛亮的故事。我们教孩子们心算，加减法从一位数到两位数，数学是锻炼思维的体操，心算快的孩子将来一定逻辑清晰，思维敏捷。

暑假很快过去了，我们又要回学校了。临走的前几天，外公外婆已经在给姗姗做工作，说爸爸妈妈要回科大上学，学好了就能留在学校工作，就可以把姗姗和弟弟接到科大去上学。姗姗没有去过科大，但在她那小小的心灵里，那一定是个很神秘的地方，因为大人一提起科大都很严肃很崇敬。离别的时候，她眼泪汪汪地粘着我，我们上车后，她再也忍不住大声哭起来：“我也要和你们一起去！”海海也在车上哭叫着：“我要姐姐来！”外公过来把姗姗抱起来，姗姗含着眼泪和我们挥别，车子开走了，我呆呆地望着越来越远的姗姗，一直到看不见……

火车上，海海紧紧地拉着我说，今天夜里他不睡觉，他怕妈妈走了。但天一黑，他就睡着了。半夜火车到了蚌埠车站，我吻了吻熟睡的儿子，离开了车厢，祥送他去奶奶家。

回到学校我们拼命地学习，工作，想把成绩搞好，早日毕业把孩子接来。

科大读研，李政道的同学当老师

这次回科大我上的是物理师资进修班，物理教研室麦汝奇告诉我们，从大连请来了一个李政道的同学给我们讲四大力学。第一次上分析力学课，只见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坐在前排，他那饱经风霜的脸又黑又粗糙，穿一套不合身的新制服，同学悄声告诉我，这就是谭家岱老师，是李政道在浙大的同班同学，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到农村劳改了二十几年，刚从农村回来就到科大给我们上课。我心想听老贫农讲分析力学大概别有一番风味。

他往讲台上一站开始讲课，我们顿时鸦雀无声。他讲课时严密的逻缉、清晰的思路、熟练的数学推导，把我们都镇服了。他每学期给我们开一门新课，最喜欢的是苏联物理大师郎道的体系，系统地给我们讲了分析力学、数理方法、场论和量子力学。后来不少研究生和77届本科生都慕名跑来听他的课，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当时的科大以及全国能开出像他这样水平的课的老师确实不多。

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到谭家岱老师宿舍去看他，他住在教员宿舍筒子楼里一间，房间里堆满了书。我们小心翼翼地问他过去的经历，他一边抽烟一边慢慢地回忆。抗战时期他和李政道是浙大物理系的同窗，李政道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后来去了美国。1956年他刚三十出头时，就在大连工学院被提为正教授，年轻、业务好，非常自负。1957年，他给上头提了几条意见，结果被划成了右派送到农村劳改，老婆跟他离了婚。我说，这二十多年的劳改，您没忘记物理，我们都很钦佩您对物理学深刻的理解和高深的造诣。他说，那主要是年轻的时候基础打得扎实，后来劳改的时候没有别的书看，自己脑子里就想个题目，算一算解解闷。

有一年李政道到科大访问，谭老师陪同参观。他们两人虽然年龄相仿，但看起来像相差了十几岁，李政道精神奕奕、神采飞扬，他旁边的谭老师神情黯然，我完全能体会他的心情。我想，如果当时李政道留在国内而谭老师去了美国，那历史又会是怎样呢？

1979，平反及我提出的三条意见

1979年的某一天，我收到通知去参加平反大会，会场上见到不少老年和中年老师，我大概算里面最年轻的了。平反文件一个一个地念着，台下一片轻轻的抽泣声。谭老师的右派问题也得到了改正，恢复了他的原工资级别。

我也在会上接到了两份平反文件，一份是为周平平反的文件，一份是为“雄师”平反的文件，后面有29人的名单。看着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我的泪水湿透了这张纸。这每一个名字的后面都有一个血泪斑斑的故事，还有许多人的名字没有列在这名单上。看着这些熟悉的名字，十几年前的往事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1967年元月14日一个寒冷的夜。那天夜里，一辆车子到科大校园里捕了5个“雄师骨干分子”，有人在寂静的操场上大叫：“抓人了！”许多学生、老师、工人、家属闻讯赶到了校东大门，车子被堵在离东大门的不远处就挪不动了。愤怒的人群在车子外面质问：“凭什么抓学生？”“写一张大字报就抓人？这不符合‘十六条’！”这时我听见车里有人说：“科大反中央文革的势力太强，简直成了反革命老窝了，太嚣张了！”双方僵持了大约两个小时，最后调来了警察才把堵在路上的人群驱开。车子缓缓开出玉泉路科大校园，但仍然有上千人拥挤在道路两旁和校门口，在漆黑的冬夜、在凛冽的寒风中默默为我们送行……这是多么悲壮的一幕！

不是小说，也不是电影剧本，明月为证，天地为证，在场的几千个科大人为证，那是1967年元月14日发生在北京玉泉路科大校园的真实一幕，是人心、民意、是历史……

我拿着平反文件到了校平反办公室，一个慈祥的老人接待了我。我说很高兴历史终于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但我还有几点要求：

第一，平反文件讲我们的大字报是“反对”中央文革，“反对”这个词不对，因为我们的大字报没有反对任何人，对一个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民主生活，是符合宪法的。不能因为有不同意见就是“反对”。我没有先见之明，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去反对大人物。那个老人看我一本正经很认真的样子，笑说，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咬文嚼字了嘛。

第二，我说受“雄师”问题牵连而受到迫害的远远不止这29人，有许多人虽然没有参加“雄师”，但因同情“雄师”观点或者元月14日去拦过车也受到了迫害，校党委也要为他们平反。我递给他一份名单，上面有我和祥所能回忆起来的人名。据我了解，受“雄师”一案影响，科大、清华、北大、北航、地院、北大附中、京工附中以及其他大专院校共有大约上千人被牵连。他接过名单说，科大的人我们会尽快调查了解作出结论，其他学校的人他们自己处理。

第三，我的8本日记本被抄走，我要求把日记本归还给我。他说，事隔那么多年，这些材料已经找不到了，很抱歉。

这8本日记本是我从小学四年级到大学二年级写的，日记本是爸爸妈妈送给我的礼物，他们让我把“最重要的、有意义的和值得纪念的东西写下来，长期地写下去，将来就是你的生命史”。日记记录了我从童年、少年到少女的成长足迹，记录了我的理想、追求和梦想，日记里没有虚伪和掩饰，是我内心世界的自白。但在文革中，我的日记却被整页整页地抄在大字报上供人们批判，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内心世界会被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成为罪状。从那时起我再也不写日记了，现在日记再也找不回来了，青春、梦想都永远地消失了。

曾经沧海难为水，文化大革命中这惊心动魄的事件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如今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时时刻刻没有忘记那些关心、同情、爱护、保护过我的朋友和亲人。有些人和我并不相识，但因为“雄师”事件，他们有的比我还要惨、有的精神失常了，有的身体致残、还有的下落不明。我时时告诫自己，要不懈努力，做一个真正的人回报这些朋友和亲人。这也是这些年来我一直想写这篇文章的真正动机。我要向那些具有同情心、有良知、因为支持我、爱护我、保护我而受到伤害的朋友们表达我的敬意和谢意，向那些屈死的冤魂献上我的哀思和怀念。

1980年代，漂洋过海重新开始

1981年我们毕业后留在科大工作，把两个孩子接来，一家人才团圆。祥于1984年以公费访问学者身份到美国Delaware大学化工系进修，第二年得到了博士后的位置。经济上有了保障，他就叫我去探亲。

当时我们都已提升为讲师，分到了两间一套的房子，再加加油，副教授和三间一套也不远了。我们已近不惑之年，如果把现有的丢掉，到美国从零开始，前途未卜，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而且姗姗已经上初中二年级，初中高中这几年对于她是多么重要，如果带她出国一两年再回来，怕她学习会跟不上，如果留下她在国内，我不放心。

正在犹豫不决之际，一本书改变了我的人生。我读到美国女作家尢恩森写的《宋氏三姐妹》，该书前言中有一段话深深地震撼了我：“人们称宋耀如是世界上最杰出的三位女性的父亲，正是他的学习决心和他要为女儿提供他所获得的教益的愿望，使她们达到了各自的历史地位。他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如果没有他的大胆进步的思想，那他的女儿们就可能缠足裹脚，在中国沿海一个小渔村里默默无闻地渡过一生。但宋是一个不受制于传统习俗的男子汉，他要主宰自己，不管上帝给他安排了什么样的命运，他的理想－－让自己所有的孩子都在美国受到教育。”（这段话摘自该书的中译本。）

这个伟大的父亲造就了中国近代史上三位最杰出的女性。这段话促使我下定决心，宋耀如的理念后来一直成为我的人生目标和追求。

促使我下决心的另一件事是，1984年，科大校园里有三位中年教员相继英年早逝，一位是36岁的助教，是清华毕业生；一位是43岁的讲师，科大毕业生；一位是47岁的副教授，留苏副博士。他们的死因都是长期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在追悼会上，看着悲痛欲绝的遗孀和失去父亲的年幼孩子，大家心里充满了悲伤和对未来的忧虑。那时我们的生活实在太清贫了，早晨起来只吃一个馒头喝一碗稀饭，哪里还有什么能量搞科研！和我一起工作的讲师王明老师说：“哪一天我能早晨喝一碗牛奶、吃一个鸡蛋，中午吃一块大猪排，晚上吃一个苹果，我就能出科研成果。”这段话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1985年10月，我把姗姗送回成都外婆家。我说：“好好念书，妈一定接你到美国去上学。”我牢记着临行前对女儿说的话，愿付出一切去实践我的诺言。那一年，姗姗刚刚12岁。

1985年年底，我带着海海飞往美国。我是多么的依恋这生我养我的母亲，这悠久古老而又饱受苦难的土地，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人生的足迹，在京密水渠、京原铁路、湖北沉湖农场、西平县化肥厂，我撒下过青春的汗水。为中国的诺贝尔奖，为中国的火箭、卫星和宇宙飞船的发展作贡献，一直是我少年时代的梦想，我有能力作出贡献，但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为国效力的机会。我们的黄金年华已一去不返了，不惑之年却离乡背井，飘泊异国，因为我不愿后代像也这样辛苦地活着。带着无奈、带着惆怅、带着无尽的思念、带着心灵的伤痕，祖国，请原谅我离开了你。

当飞机离开地面的那一瞬间，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悠悠飘向那遥远陌生而又充满神奇诱惑力的新大陆。

我们一家人都到美国后，为了给孩子准备学费，祥找到乔治城的一家中国餐馆送外卖，我在水门饭店（Watergate）附近一家美国餐馆当waitress。为了减轻我们的压力，姗姗14岁起就到快餐店打工，刚刚11岁的海海也到楼下的人家里帮助做家务。我和姗姗的工作都在室内，最让我们担心的是祥，不论下雨下雪，他得开着车走遍乔治城的大街小巷，如果不小心吃张停车的ticket那一天就白干了。可是他说干这活花时间少效率高，一周干三个晚上不耽误白天上学。

姗姗说：“爸爸你不要打工了，我好好念书争取拿奖学金。”祥把孩子紧紧搂住说：“别说傻话了，我们不作那个梦，我们没有绿卡，你只有三年的时间，能在三年内在人文学科方面赶上美国学生的中等水平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只要你们上进，爸妈一定全力支持。”

人是靠着希望、为着爱而活的，我们有一对聪明、可爱又努力上进的儿女，他们是我们的希望和生命。我们坚信，凭着我们的智慧和勤奋，一定能在新大陆开出一条路。

冬去春来，姗姗上十二年级了，我们的积蓄也够她上三年私立大学的学费了。我们鼓励她报考最喜欢的学校：“只要你考得取，我们一定支持你上。”我们想得很清楚，钱以后还会有机会去挣，但孩子上学的机会失去了就很难弥补。二十几年前，我们的机会已经因为文革永远地失去了，今天不能因为钱而让孩子失去她的梦。

1991年3月的一天，姗姗打电话到学校来，第一句话就是：“爸爸妈妈，你们不要打工了，我拿到奖学金了，我可以自己供自己上大学了！”到美国仅仅三年，还没有绿卡的姗姗以全额奖学金被著名的C大学录取。我们把录取通知书反复看了几遍，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我们全家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哭了。

1991年9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全家人到Dullas机场送姗姗到加州上学。我们只送给她一本日记本，在扉页上写着：“崇尚真理，独立思想”。姗姗满怀信心地登上了飞机。

望着她洋溢着青春活力的身影，我想，这像神话又像一场梦。那个在西平农村小土屋出生的小女孩今天终于跨进了科学的殿堂。你生于忧患，长于贫困，我们没能给你一个美好的世界，但你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你有勇气面对人生的挑战；我们没有金钱财富，但你懂得了知识就是力量，人类文明是无穷无尽的财富源泉；我们没有官爵地位，但你懂得了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靠奋斗去争取自己的未来；你饮过黄河长江的水，冲击过波多马克河的浪涛，渊远流长的东方文明哺育了你，绚丽辉煌的西方文化沐浴着你。如今，你要展翅飞翔了。飞吧，我的勇敢的小燕子，载着你的理想，载着几代人的希望，飞向那辽阔的天空，去追寻你的梦想。

2005，为了不忘却的纪念

雄师一案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我已步入花甲之年。近几年同班同学已经有几位过世，有些事再不写下来就太迟了。一些年轻人看了以后觉得不可思议，有人怀疑我是编的故事，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一切都是历史事实。雄师一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有记录，可以查阅。我保留有中国科技大学党委1979年给我的两份平反文件的原件；最近我得到了"中央文革向何处去"的原文，该文在全国不少地方都被转抄过；1966年到1967年在北京玉泉路科大的学生老师和员工许多人都还活着，他们都是历史见证人。

我们这一代能留给后人的东西不多，留下这段历史，使我们的后代不再经历这种人为的悲剧，这大概是我们这代人最后的一个历史使命和留给后代的遗产。

注：作者周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6431校友。


https://mp.weixin.qq.com/s/0DJCEzRwyVxGA6PKJRhqN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