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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18 1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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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革”政权的建立和后期的发展1 m2 a, E# P' e/ {. m: x
1.“文革”政权的建立 1968年9月,两派组织的枪支被解放军收缴后,武斗基本平息。这时本县利用会议、广播等一切宣传工具,大造“大联合”的舆论。县上举办了各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求两派组织的头头都要“斗私批修”,为“大联合”创造条件。
% v- j# h5 _5 q# T# e! W+ q9 B% O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由军队主持,两派组织的头头和部分县级领导干部参加,讨论、确定安塞县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在会议上两派组织为争抢席位而竭尽全力。9月10日安塞县革命委员会成立,设委员35人、主任1人、副主任7人。主任由军代表田广义担任。同时,设立县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组长田广义,副组长刘志敏,成员魏效青。革委会下设政工、办事、生产、政法四大组。
: k9 l; m* V$ j7 w P# W 1968年10月14日至19日,安塞县原辖14个人民公社和有关机关单位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取代了人民公社委员会的职权,设正、副主任,取代了社长、副社长的职权。公社革委会成立后,全县180多个生产大队相继成立了生产大队革命委员会。是年,全县“文革”时期的政权组织已全部建立,并按照“左”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运转。
$ t' R! o- U: }. a5 U# ?; l0 X 2.“清理阶级队伍” 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先“清理阶级队伍”。也就是要把“文革”初期受到冲击的所谓“隐藏得很深、伪装得很巧妙”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统统揪出来,重新“清理”,批判、斗争。2 V: x0 {* \: t$ Z( q, Q
1968年9月20日,县上召开干部下放劳动大会,将原县委、县人委、县公检法(时称“三原”)的全体人员分别下放到本县的苗店子、陈家洼、大西洼村参加劳动,“改造”思想。两三个月后,又全部集中到县拐峁农场,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进行“斗私批修”,一直到1971年结束。
0 C d( B2 K+ {: l1 [( o. } 1969年2月22日至3月2日,县上举办县、社两级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县、社两级委员会一些成员进行处理。1 }; t( c* G( w# w7 s# H9 I/ ~( u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不少人被强加上“走资派”、“叛徒”、“特务”的“罪名”,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如有“不轨行为”,便施以“无产阶级专政”,捆挷、打骂等逼供讯现象时有发生。对原“三原”人员全部进行排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问题不大的给予“解放”,对没有“解放”的,一边强制劳动改造,一边“斗私批修”、“交待问题”。被定为“走资派”、“叛徒”、“特务”的人,有的集中看管,名曰“牛棚”;有的罚作劳役,专人监管;有的被挂牌游街。
( x) C5 |+ O# P# T 此外,全县各机关单位、厂矿、公社也分别进行了“清理阶级队伍”,开展“斗私批修”。对“清理”出来的所谓“混入革命委员会的不纯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右派”进行组织处理,不少人被下放到农村,实行劳动监督“改造”。
$ i* w2 ?& O9 A3 s' m' X1 z 1969年安塞共有党政干部315人,经过“清理阶级队伍”,公社书记、社长以上干部99人中,被定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反革命分子”的15人;“有重大政治问题”和“犯有严重错误,不宜任职”的22人,占总人数的39.7%。一般干部中被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的6人;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11人;隐瞒家庭地富成份和“重大历史问题”的19人;家庭成份和社会关系复杂或本人“犯有严重错误”的19人,占一般干部人数的25.5%。
+ S7 ~" G! \- t0 M2 _- h 1969年3月16日至28日,县教育部门举办中小学教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期间从教师队伍中揪出各类“阶级敌人”31人,全部下放到农村劳动,实行监督改造。这次学习班决定废除校长负责制和班主任负责制,建立起所谓以贫下中农为核心的“三结合”领导班子来管理学校。将教学班编制为连、排、班,设立专职政治工作人员。同年,将县中学下放为社办,公办小学下放为大队办。# q! B& V" A/ X9 f& s& h
1969年,全县组织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78个,队员2217人。这些人参与了各单位的“清理阶级队伍”和“管理”日常事务。# T n1 }! Z0 H
“清理阶级队伍”始于1968年冬,终于1971年。其间,全县11名干部、职工自杀,农民12人自杀。“清理阶级队伍”的结果,使本县出现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不少人长期带上了各类坏分子的帽子,接受“改造”,其家属子女和亲属也因此受到株连,招工、招干、参军被拒之门外。
/ j4 W6 M: p, Z4 _! J4 I 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文化大革命”期间,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冠之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干部下放劳动,称之为走“五·七”道路。1968年9月14日,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由其工作部门政工组负责兼管知识青年的安置和管理事务。+ o0 U* ^; P) }" G" v
1968年11月,县上成立了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1973年10月11日,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县委副书记李海满任组长,胡步生、刘振夫任副组长,成员由8人组成。同时,各公社成立了相应的组织,由一名党委副书记负责,青年、妇女、教育专干和知青小组北京支援的干部为成员。
4 B& K; c' N1 t 1968年底,安塞县中学初、高中毕业生中城镇户口的学生全部到农村插队落户,农村户口的返乡参加劳动。1968年12月到1969年元月,北京市朝阳区、海淀区景山中学等初、高中生1926人,分别到安塞插队落户。沿河湾、真武洞、招安、王窑、郝家坪、砖窑湾、高桥、谭家营、西河口、楼坪、化子坪等11个公社分别承担了北京知青的插队、落户任务。对知青的劳动、生活、学习管理,由“三管小组”(即队干、贫下中农、北京带队干部三个方面)负责管理、组织。
: U" C3 F. u/ V7 c. r! z; U) H# U# f6 Y0 c 1975、1976两年,安塞接收了延安地区文教卫生系统知识青年到沿河湾公社杨家沟、李家湾、阎家湾等村插队。在此期间,安塞在外工作干部子女有不少回原籍插队落户。1970年《红旗》杂志第10期刊出了《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做好知识青年的再教育》的文章,推出了安塞县郝家坪公社肖官驿大队革命委员会作知识青年再教育工作的“经验”,并在全县推广。后肖官驿大队革委会以此“经验”出席了陕西省青年再教育先进代表大会。/ H4 v8 G( U0 u3 a
4.干部下放劳动 除本县干部下放劳动,走所谓“五·七道路”外,还接收外地一部分干部到安塞插队劳动。1969年,西安市原公检法系统一部分干部到安塞沿河湾、真武洞、化子坪、镰刀湾、郝家坪、坪桥6个公社的一些生产大队插队劳动。1971年春,原中共延安地委、行署及直属机关党政干部“五·七干校”,迁入安塞砖窑湾(现为地区农校所在地)。是年秋,将该校所有人员分配到本县岔路坪、苗店等村插队劳动。6 a. B4 N3 D$ f a) `
5.“一打三反” 1970年1月31日,2月5日、6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简称3·5·6号文件)。县上据此召开专门会议,安排“一打三反”运动(即所谓“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并先后向商业、粮食、砖窑湾公社派出工作组,摆开“一打三反”的阵势。县上抽调一大批干部、工人,组建了各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老大难”单位,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一打三反”的对象不同程度地受到大会批斗、打骂、体罚、挂牌游街示众、抄家等。通过逼、供、讯获取“罪证”,确定“性质”,戴上政治帽子,然后分别予以处置。
$ D$ s& w9 t7 [% s/ t9 I$ [ 在“一打三反”中,全县共揪斗各类人员1250人,定案处理1112人,占89%。其中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宣布予以解放的916人,占82%;被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75人,占6.7%;69人以“罪行严重”予以拘留;18人以捕风捉影所得“罪证”,被确定为“敌特”。落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现金122546元,退赔占56%;粮票59945斤,退赔占79%。2 J, @" ]3 B% _6 C3 d r; `, _* Z
6.“三批一清” 1971年11月开始,用两个月时间在全县开展“三批一清”运动〔即批林(彪)、批陈(伯达)、批资产阶级派性、清查“五一六”分子〕,从县上到生产大队层层举办学习班。23个县级机关单位,按系统划为19个摊子进行。县上共有职工、干部990人,参加运动的775人,占77%。内有党员213人,团员152人。对264人进行培训后,作为积极分子参予本单位的“三批一清”。共揭发各类问题149件。其中被认定为重大案件的2件7起,重点10人;被认定为反革命案积案6起,案件共涉及329人。其中有4起结案,排除嫌疑256人,6人确定为表现不规,3人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 `- O, \+ ^; m, I
7.批林批孔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11月,中共安塞县委向全县干部职工传达中共中央(71)68号文件,至此批陈(陈伯达)整风转为批林整风。1974年按照中共中央(74)1号文件精神,批林中注入批孔(孔子)的内容。批林批孔先在县委、县革委会中进行,逐步扩大到县直各单位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批林批孔以举办“理论骨干”培训班为先导,然后全面展开。将全县32个部门单位和14个人民公社划为5大片,每片由1名县革委会副主任或县委常委负责,实行片片举办学习班,层层发动,人人“口诛笔伐”。参加学习班的人员有公社干部,企业、事业单位干部,北京支援干部,省地插队干部,生产大队党、团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民兵连长、妇女干部、知青小组成员等。批林批孔以批判“克己复礼”、“中庸之道”等为名,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批林批孔中,又插入了“评法批儒”、“评水浒”,上挂下连,影射、攻击中共中央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在报纸上刊登后,在全县干部职工,特别是学校进行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导致学生不服教师管理,学校纪律松弛,将教育战线引入歧途。! B0 {4 T4 X2 Q& G/ a/ n6 ?
8.“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提出以“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为纲。安塞县按照这一指示精神,对各行各业进行了全面整顿。各项工作始步入轨道,经济形势出现了好转的势头。1976年初,“反击右倾翻案风”刮到安塞,使广大干部、群众又陷入无所是从的境地。是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批邓(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愈演愈烈。全县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唯生产力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条例》等。继而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的理论。于是进行“反复辟”、“反回潮”的所谓斗争,工作再度陷入无政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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