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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革”前期的动乱
; [ B9 R, V, Q7 v/ z- e 1.“文革”起步 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发表《评“三家村”》的文章。不久,全国各大报刊、广播电台不断选载或播放大量批判文章。安塞县广播站也应时播放类似批判文章。
5 j3 J" |: j2 c* }' @( D) d 同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同月28日,中共安塞县委按照上级指示,召开专门会议,组建了“文革”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4人组成,县委常委、县长石如珊任组长。
" O. o9 e5 |2 z, F& R8 F 6月初,《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等社论,点火于基层,鼓噪群众“造反”,“文化大革命”全面铺开。; L$ ^2 Y7 s$ `. }- q1 M5 k9 A
是年7月下旬至8月下旬,安塞县召开教师集训会,全县中、小学教师和安塞县中学高中部学生参加,县上派出工作组介入。教师集训会始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方式,结合对“三家村”、“四家店”的声讨,上挂下连,开展“兴无灭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观点”。6 D* I7 |: G9 v m$ ?
8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确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对象、方法、要求。于是,安塞县教师集训会的内容由抽象转入具体,鸣放加剧,由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观点”转为“炮打司令部”。不久,批判、围攻的对象逐渐扩大,大字报、小字报铺天盖地,批斗之风日渐升级。
' ~. f" u3 ~- w- Z: W8 Z6 ^' R4 h 2.“红卫兵” “红卫兵”组织最早见于北京大、中专学校,后风靡全国。安塞县“红卫兵”最早出现于1966年8月下旬。首批“红卫兵”从安塞县中学学生中挑选产生,不要“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子女。“红卫兵”先经过选举,再通过审查,认为表现好的方可参加。“红卫兵”以臂戴“红卫兵”袖章为标志。随着“文革”的发展,加入“红卫兵”舍弃了选举、审查手续,范围逐渐扩大,直到可以自行组建,随意加入。/ ~. ~& N% {% k, G }( [2 M! x
是年8月18日,林彪在讲话中煽动学生起来造反。10月,陈伯达在讲话中对“红卫兵”的破坏活动加以吹捧,致使“红卫兵”的破坏活动有恃无恐。安塞“红卫兵”在全国各地的影响下,先出现了“红海洋”化。即手捧“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臂戴红袖章,高唱红色歌曲。
2 d3 w# V Q3 d' t 不久,“红卫兵”的行动转向破“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是时,“红卫兵”冲向社会,到处更地名、毁庙宇、扫古籍。安塞首次行动是集合了县中学数百名师生,到20里外的龙泉寺,砸毁了寺中的泥塑神像。后又砸毁滴水沟的大石佛(陕北的第一石刻大佛)。( \8 U: s/ j2 O# R7 J9 @
“红卫兵”的第三件事是1966年9月初,经中共安塞县委批准,安塞中学首批“革命师生赴京代表团”经过选拔产生,开赴北京接受毛泽东主席的第七次检阅。 f; L/ x9 m) g6 A7 _+ z5 u
3.大串联 1966年9月中旬,安塞学生开始结伙外出串联。安塞县中的大部分学生及公社小学一些年龄较大的学生大多都卷入了“串联”的行列。“串联”学生所到之处,吃、住、行均由当地政府接待、安排,大多数设有专门的接待站。安塞县从县城到乡村,各级都设有接待站,并有专人负责接待。本县“红卫兵”的“串联”活动,延至1967年3月份基本结束,历时半年之久。. J1 _2 m1 c1 F" b1 j: F
4.“造反派” 1966年冬,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一部分学生来安塞串联“点火”,煽动“造反”,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随着外出“串联”学生返回安塞,大字报开始上街,各类自行组建的“造反派”组织在学生中出现,并迅速增多。“造反派”组织的名称都由组织者自行命名,人数多少不一。以后,以观点结合,有的组织发展到数百人。在安塞,影响较大的“造反派”组织有“炮声隆隆”、“飞雪迎春”、“炮打刘邓兵团”、“炮打政法兵团”等。在不断产生的“造反派”组织间,围绕揪斗“走资派”的问题发生争执。以后发展到就谁是“造反派”,谁是“保皇派”进行“大辩论”。“大辩论”导致“造反派”内部的分裂,形成对峙势态,长达一年之久。先是口头辩论,继之以互相围攻,最后发展到拳脚相加。在县中学、县影剧院内的数次“大辩论”中,一些人为拳脚所伤。受伤者被同派人抬上街头,游行示威。随着矛盾的加剧,最后形成了势不两立的“联总”和“红联”两大派别,致使武斗步步升级。
. p7 v5 E9 `+ @6 o# o* J 1967年6月中旬,“安塞县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成立。同年7月,该组织更名为“安塞县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联总”),制印章一枚,并设有临时常委,组合了各观点相近的组织为一派。“联总”以县中学学生为主体,间有各单位的部分干部、职工参加。1967年6月24日,“安塞地区农民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成立。同年8月26日,更名为“安塞地区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红联”)。“红联”制有印章一枚,集合了观点相近的“造反派”组织为一派。人员有县中学的部分学生,县委、县人委、公检法、邮电、税务、文化等单位的干部、职工和县城周围真郊、徐家沟等生产队的农民。两派观点不同,互相攻击,但在搞打、砸、抢和揪斗“走资派”上是一致的。( B6 v y# |% E Y! Y% y, B! F
林彪在一次讲话中高呼“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等口号,使“造反派”的“造反”日益加剧。在这种形势的左右下,安塞和全国一样,县中学学生“造反派”组织开始以大字报围攻校领导,后发展到揪斗“走资派”,矛头指向各级党政领导。随着揪斗的逐步升级,发展到被批斗者,头戴“走资派”标志的纸糊高帽,身贴各类诬蔑性的纸衣等。揪斗时大多采取体罚。被揪斗者排队站在会场前面,低头、弯腰,以示“认罪”。间有脚踢手打,以至站高凳子、头顶物、罚跪等体罚。除会场揪斗外,还有游街示众。揪斗的办法也日渐刷新,出现有车轮战、拼刺刀等。
* w8 u H& g4 S 揪斗当权派开始后,本县各级党政部门的负责人先后被定为“走资派”,受到“炮打”、“火烧”、“油炸”,随时听命于“造反派”的传讯、摆布。随着“文革”的深入,部分党政干部和教师也被以各种“罪名”受到惩罚。个别县中学教师以及干部、职工因畏惧无限上纲和体罚侮辱而自杀,各级党政工作部门相继瘫痪。196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文革”由县城逐步波及各公社以及乡村。不少基层负责人被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坏分子”,受到揪斗和体罚。到1967年下半年,整个城乡都为“造反派”所左右。
+ J* n1 I2 B1 O 5.非法夺权 1967年1月,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的鼓动下,北京举行了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游行集会。接着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开夺权之先例,称之谓“一月风暴”。受其影响,1967年1月29日,安塞县人民委员会被“造反派”夺权。接着安塞县各级党政权力相继被“造反派”夺取,使全县混乱局面加剧。 D( Q* ^# n* h8 j
6.三支两军 1967年3月,中共中央为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把“文化大革命力继续引向“深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下达了“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指示。3月13日,安塞按照上级指示,在安塞县人民武装部的主持下,吸收县委、县人委的部分领导干部参加,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代管县委、县人委被夺权后的事务,并实行军事管制。办公室主任由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李开俊担任,副主任由郭华(军代表)、毕可昌(原县委副书记)、房嘉瑞(原县人委副县长)、张思堂(原农工部长)担任。
# A" q! L$ ~7 t- n) l! r 7.武斗 1967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江青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致使全国“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武斗急剧升级。先由拳脚、棍棒,逐步发展为真枪实弹。
0 ^6 U' O! G; w" e7 d! Q 1967年冬,安塞县两大组织开始筹枪备弹,组建武斗组织。从是年12月31日起,安塞县境内较大规模的武斗发生四次。此外,两大派武斗人员还参与了县境外数次武斗。) o& x; \5 u! @
1967年12月初,安塞“联总”派人从延安、绥德等地搞到步枪4支、子弹百余发,带回安塞。“红联”认为对己不利,积极求助于延安“同舟战友”“一二·八”来安塞拔钉子。12月27日派人前往联系。30日,延安“一二·八”主要负责人带领20余名武斗人员来到真武洞,与“红联”武斗组织徐家沟民兵连一起,研究行动方案。31日凌晨4时,“红联”方面对“联总”采取包围,武斗遂发生。这次武斗持续两小时之久,“红联”派伤1人,“联总”派死1人、伤2人。安塞“红联”遂占领真武洞,与占据延安的“联总”形成对峙局面。& A( |$ u2 v. U3 y
延安“联总”出于巩固占据延安的目的,于1968年3月20日凌晨,出动大小汽车22辆,武斗人员300余人(内有安塞“联总”4人),由延安“联总”的主要头目带领,开往真武洞。上午8时,形成了对真武洞“红联”的进攻态势。这次武斗为时不长即告结束。安塞“红联”先抵抗,后退出。安塞“红联”死1人,被俘7人。延安“联总”于当日下午3时撤离真武洞,撤出时砸了安塞县委、县人委机关。
. f) H, L( j1 [& d* @! | 安塞“红联”于1968年3月20日真武洞枪战失利后,主力转移到安塞县沿河湾公社范家沟一带。4月17日上午6时,安塞“联总”武斗人员40余人,乘虚开进真武洞,俘获“红联”武斗后勤人员4人,截获“红联”4万元的存款单和7000元现金。住在范家沟的“红联”负责人得到情报后,即对“红联”武斗人员进行动员、部署,开往真武洞,包剿“联总”武斗人员。“红联”于当日中午12时,赶到真武洞,展开攻势。“联总”自觉不敌,当即丢下俘获“红联”人员逃跑。“红联”遂停止攻打,再次占领真武洞。这次武斗时间短,未造成伤亡。
! {8 v# [+ c' O8 J" C q' ^ 1968年4月17日武斗后,安塞两派武斗组织都惧怕对方暗算,“联总”武斗人员又迁往延安,与延安“联总”结营行动;“红联”武斗人员仍转移到范家沟一带活动。7月份,在中共中央“七·三”、“七·二四”禁止武斗布告下达后,解放军开始进驻延安,延安武斗基本结束。安塞“联总”武斗人员在延安已无立足之地,遂于7月30日召开会议,确定了“打回安塞,占据真武洞”的行动方案。31日,70余名“联总”武斗人员返回真武洞。其后,一边建筑工事,一边扩建武斗人员。另一派“红联”于8月15日、16日连续在本县招安公社碾盘沟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攻打真武洞的决定。17日上午12时,“红联”武斗人员200余人开到真武洞,展开进攻的态势,于夜间发起攻击。时“联总”武斗人员增加到120余人,对“红联”的攻击组织还击,双方对峙6天。“红联”死2人、伤2人,“联总”死1人、伤1人。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8118部队进驻安塞,收缴了双方的武器,武斗遂结束。
& L$ G/ x- v2 D" h 除在本县境内武斗外,两派武斗人员分别参与了县境外的武斗。“红联”分别于1968年3月15日和6月中旬参加了攻打延安和志丹县的武斗。“联总”于1967年12月16日到1968年7月18日,分别参与了攻打延安城内“联指”、延安杨家岭、南三十里铺、阳山、梁村山崾崄和防守延安兰家坪、增援榆林“红公鸡”(榆林“造反派”组织)在青化砭石绵羊沟村的武斗以及攻打富县茶坊、延安南三十里铺的武斗。
: w8 m0 B& w/ ~: d! I+ d3 N2 p 8.打、砸、抢 从1967年11月到1968年8月,安塞“联总”、“红联”两大派组建武斗队前后和武斗期间不断进行打、砸、抢,使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 x! }, X0 K7 A* [: ^. v 双方在县境内搞到各类武器127件,消耗现金15余万元、粮食1.75万公斤、布匹1000余尺、衣物1000余件。其中“红联”动用县人武部、县武装中队坚壁的武器以及各公社民兵武器共98件;“联总”动用各公社民兵武器和公安局武器共29件。“红联”先后到县支行、基层营业所强行提款9次,计人民币26万余元。除被“联总”抢走4万元外,武斗结束交回10万元,其余12万元全部耗尽。“联总”凭抢到“红联”的存折,先后在基层营业所强行提款2次,共计39000余元,武斗结束交回1万元。“红联”多次到商店欠证(布证)强行提取布匹2000余尺,武斗结束交回1000尺;多次到粮站欠票(粮票)强行提粮15000公斤;多次到商店欠证(布证)强行提取衣物500余件,武斗结束全部耗光。“联总”多次到粮站欠票(粮票)强行提粮2500公斤;到商店欠证(布证)强行提取衣服500件,至武斗结束全部耗光。
3 h3 O: ^* |$ X' a& \1 c) D 在制造武斗事件中,“红联”多次破坏公路交通,致使交通运输受阻。“联总”两次破坏电话线路,隔断了电话、电讯。还于1967年12月21日砸坏公、检、法的档案柜,散失各种档案材料1528件。
T/ G' H) ] T6 k “文革”结束后,本县在清查工作中共查出“文革”中参与武斗和打砸抢事件的有189人,其中8人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 t: g. R5 n5 w5 P* T5 X6 c9 j4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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