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效琦 为讲真话付出生命代价的甘谷县县委书记秦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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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讲真话付出生命代价的县委书记
----在批判“反冒进”和“大跃进”中迫害致死的中共县委书记秦安国

秦安国，男，汉族，山西省沁源县人，1942年参加革命，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山西省沁源县抗日政府秘书、助理员、太岳五专署和三专署民政科员，甘肃省清水县人民政府秘书、副县长、县长、天水专署秘书主任。1956年7月任甘谷县县委书记，1958年9月3日自杀身亡。

秦安国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五十二年，现在在甘谷县，除了极少数的老年人，已经没有人知道秦安国。翻开《中国共产党甘谷县大事记》，能看到有关秦安国的文字就是在《一九五六*七月》一部分有一句简短的记载：“是月，秦安国任甘谷县委书记”。秦安国虽然仅在甘谷工作了两年时间，但他为民众疾苦而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敢于揭示事实真相，敢于冒政治风险采取断然措施抢救人命的高尚人格和人性化做法，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也有人美其名曰：激情燃烧的岁月）不得不令人敬佩，令人唏嘘感叹。

一

秦安国1956年7月到甘谷就任县委书记，一到甘谷，他就深入农村，调查了解当时的情况。这时候，是农民被“自愿”全部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搞集体经济的第二年，事实证明，一旦农民的生产自主权被剥夺，浮夸风、瞎指挥和饥馑就伴随而来。这个时候，急于求成，瞎指挥，高指标，浮夸风，就已经蔓延。一方面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的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在来自上面的层层压力下，不断地要创造升迁（有时候是能够生存）的政绩，完成来自上面压下来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只有弄虚作假，以各种手段欺骗和蒙混只愿意听到“喜讯”的上级领导和部门。

秦安国对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的作风十分反感，他针对当时出现的脱离实际，定高指标，搞不切实际的“三角窝种”“百万井、塘、坝、窑”“电气化”等做法，在1956年11月天水地委扩大会议上，指出高指标是“盲目追求数量，不重质量”，“百万井、塘、坝、窑大部分是废井废窑”，“由于指标过高，过大，影响了作物生长”，“电气化太理想化”。秦安国只是想让人们回到常识，这些今天看来最多也只是指出了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发言，后来成了他“恶毒攻击我们工作成绩”的罪状。而他的这些实事求是的说法，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也可能是他的做法不够左，甘肃省委在1957年3月就派贺进民到甘谷任第一书记。此人积极推行极左路线，使甘谷县在大跃进中成为重灾区。

1958年春季，秦安国看到农民群众生活极度困难，安远区位于北山干旱山区，土地面积多，一直是甘谷的粮食主要产区，但是当时的老百姓已经开始吃所谓的“代食品”，也就是各种可以用来充饥的东西。到十里铺区，这里处于甘谷所谓渭河河谷的金腰带，土地肥沃，灌溉便利，但是秦安国看到老百姓已经在吃树皮。在一些地方，人们大量开始外逃（一直以外流来称呼），据有关资料，在1958年2月，全县外逃人口达到1707户2297人。饥饿的人们大量出现浮肿、干瘦，许多地方饿死人的现象已经出现。据现在还在世的老干部王治业对笔者叙述：“我当时在西坪区当区委书记，西坪有十多个村庄的人吃的是荞麦皮，树皮。有人饿死。我到当时区委的一个干部麦作文家里去的时候，看到老人在舂包谷棒芯，那东西现在连猪都不吃的东西。那时候明明饿死人了，可是谁也不敢说。秦书记召开解放思想座谈会，让干部说实话，成立群众生活安排办公室，我们才敢向上面反映真实情况。我向县上要了五万斤粮，发放到最困难的几个村庄，救活了许多人。”

面对农民群众人口外流，甚至死亡的现象，秦安国采取了多项措施，一是成立“群众生活安排办公室”专门负责对生活困难的群众进行救济。二是召开解放思想座谈会，教育干部讲实话真话，反映真实情况。三是办了一个《内部通讯》（发至区科级），专门刊登干部反映的真实情况，交流群众生活安排的经验。四是向天水地委写报告，反映真实情况。他的这些措施对老百姓是有利的，经过他的努力，外逃人口开始回流，仅3月回到家里的就有1319人。但说真话在那个时代是要付出代价的，1958年9月21日天水地委《关于秦安国所犯错误及自杀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列举了秦安国的四大罪状，其中第二条是“五八年春季，甘谷县人口外流比较严重的时候，秦安国擅自批准成立所谓的‘群众生活安排办公室’，并办了一个‘内部通讯’，在干部中广为发行，通讯所登内容及其恶毒反动，有辱骂我党，有污蔑省委领导，有恶毒攻击我们工作成绩的大批材料。他还以解放思想为借口，召开‘解放思想座谈会’，面对座谈会上暴露出的‘粮食问题上我们犯了错误’‘群众说我们变了，干群关系、党群关系不协调’‘反产（原文如此，疑为反瞒产）虚假是普遍的......，人家没偷，说偷了，群众中怎能接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不但不进行任何反对，相反，火上浇油，与右派分子站在一起，向党进攻。他在今年五月给地委的报告中，对粮食问题、人口外流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一句不提，却一再强调粮食问题、人口问题是‘由于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工作作风上的官僚主义所致’。‘人口外流，主要是粮食工作上的偏差造成的’‘去年冬天在粮食问题上的反贪污、偷盗、隐瞒、私分存在着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虚报现象严重’，认为查产查出的七百多万斤粮食只有20-30%是真实的。并提出发动干部主动向‘群众进行检讨，结果使资本主义思想得不到批判，阶级敌人嚣张一时。”

从这个报告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秦安国是一个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人，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唯恐自己对阶级敌人不残酷，很少有人为那些政治贱民说句公道话，而秦安国却公开向地委写报告为这些人争取较为宽松的政策。《报告》第三条罪状就是专门列举这个问题：“秦安国出身一个大地主家庭，地主阶级立场根本没有改变，因而在工作中坚持地主阶级立场，为阶级敌人开脱罪责。今年五月五日，他给地委的报告中，对外流人口规定了三条所谓‘政策’，其中第二条是‘地、富、反、坏仅是外流一事，也宣布只要回来安心生产，劳动改造，一律不问’。第三条是‘属于敌我矛盾，已触犯刑律和未外出前已批准法办或准备法办而畏罪潜逃在外，凡自动回家低头认罪一律从宽处理’。今年甘谷礼辛死了两个地主分子，秦安国闻讯后，毫不犹豫地说：‘其中可能与集资有关，集资要好好考虑’。这就不难看出秦安国是在关心谁，为谁服务。”

二

由于秦安国的所做作为为当时的政治气候所不容，1958年7月5日至10日，在天水地委和甘谷县委一些积极推行极左路线的领导人的策划下，甘谷县委第四次扩大会议，这次扩大会议扩大到县、区、乡、社四级干部，规模大，参加人员多，会上批判秦安国的“马鞍型”和“右倾动摇思想”。会议气氛紧张，许多人在经过当时运动中采用的普遍形式：经过动员的人们，为了自保和表现积极性，马上就会对曾经尊敬的领导现在的异己分子大肆污蔑、攻击。秦安国的爱人党锐时任副县长，在这次会议上，当时的县委书记贺进明甚至要求党锐和秦安国划清界限，脱离夫妻关系。作为秦安国爱人，党锐所受到的政治株连，在那个时代是可以想像的。1980年元月30日，党锐在《对“关于秦安国同志的复查结论”的意见》中说到：“秦安国同志被极左路线逼死之后，我们全家都深受株连，为此，秦安国同志的问题彻底平反后，地委应派专人清理我及子女档案中形成的有关材料并销毁”。我没有收集到当时党锐对待秦安国的态度行动，或许，党锐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对秦安国不得不表示愤怒，进行“斗争”，但她没有像那个时代许多人为了表示政治觉悟高，在面临政治压力下选择离婚的做法。甘谷县委的第五次扩大会议仍然批判秦安国，秦安国在两次县委扩大会议上做了三次检讨，据《报告》称：“秦安国对自己的错误不仅一直抱着蒙混过关的态度”“三次检讨都极不深刻，且在工作上消极疲塌”。

秦安国在甘谷批判之后，8月份，又到天水地委扩大会议上作为批判的对象。这次会议在对秦安国如何斗争和批判的详细情节，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从大量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等等政治运动中的批斗会情形中，我们可以想象到那个场面的残酷性。正是这次会议上，秦安国被正式定为“坚持地主阶级立场死不悔悟的阶级异己分子”，宣布：“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地委决定开除秦安国党籍”。并交给公安机关监管。秦安国终于为说真话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三

1958年9月3日，秦安国处于被公安局监管之中，自杀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奢侈。他趁人不注意，跳进了一口深井，达到了自杀的目的。或许，在他看来，这是他最好的选择。

死，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在跳井之前，他已经不止一次地自杀过。1958年7月，甘谷县委开始对他的批判的过程中，他想不明白自己到底错在什么地方，那时候的他还是自由的，于是，他到乡下去，我想，他应该是在一次去印证自己的观点，从那些在饥饿中挣扎的老百姓中，从那些疯狂的大跃进行为中，一个只要是有着起码的生活常识的人，都可以肯定地说，他提出的那些看法只不过是反映了真实情况，他采取的那些措施是一个有着良知的领导人应该采取的正确的应急措施。然而，这是个不要常识的时代，是“喝令三山五岳，我来了”的旷古未有的疯狂时代。这就注定了秦安国的悲剧。他回到县城以后，从卫生所要了10片安眠药，一次服下去，他以为他就会永远安然地沉睡，再也不用为老百姓的苦难而忧心，再也看不到那些为了升迁和生存而颠倒黑白翻云覆雨的官场丑恶，再也不受无休止的批判，再也不会无颜面对家属亲人，但他在沉睡不醒后被人发现进行抢救，又活了过来。8月份到天水地委扩大会议上，他在小会议室又一次服毒，服务员发现后又一次救过来。这个时候，他已经厌倦了生命。他的心死了，两次自杀都被救，他最后通过跳井打通了由生到死的那扇大门。

可能他意识到在说真话就意味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恶毒攻击”“恶毒反动”，在无视道德底线，残酷暴虐地剥夺民众，不择手段地适应最高领袖好大喜功的要求以求得生存和升官的官场生态中，他是无法适应和生存的，所以，只有一走了之。我想，或许他是对的。像他这样的人，即使躲过这一次，他能躲过反右倾吗？他即使躲过反右倾，又能躲过文革吗？

他的良知和对人的同情使他无法去违背常识和人性，不顾百姓死活地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大跃进”，他只有选择死亡。我想，如果他活着，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会更痛苦，因为，甘谷老百姓真正的苦难，在他自杀的那个时候才刚刚开始，真正大量死亡的时间还没有到来。他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尽力抢救了许多百姓的生命，但是今后他再也没有机会去为老百姓做这些事情了。再说，经历了数月的高强度批判之后，他已经身心憔悴，他可能需要休息了。

四

1963年，天水地委对秦安国进行了甄别，认定秦安国没有错误，但以跳井自杀为由，宣布党内除名。

1980年元月，天水地委宣布恢复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名誉，对家属子女档案中形成的有关材料，一律清理销毁。对此，九泉之下的秦安国不知有何感想。

秦安国的死使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他虽然贵为中共的县委书记，而《罪与罚》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虽然他走向死亡，而拉斯柯尔尼科夫通过宗教的感召，走向了新生，但他们的内心世界的那种面对丑恶的社会现实，经受着良知与道德惩罚的心灵煎熬，他们所处的做好人难，而做一个恶人却要承受良心惩罚的罪与罚的时代特征，却是那么相似。他们一样面对着无处可逃，无路可走，无处不在的绝望。他们一样有着做好人对不起家人，做坏人对不起社会的两难选择。他们同样面对着生和死，善和恶，上帝和魔鬼的考验。但是，秦安国和拉斯科尔尼科夫又在许多方面截然不同：1。行为方式的巨大差别。秦安国以自己的行动造福百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人称道的善人和清官，达到了传统人格的最高境界，而拉斯柯尔尼科夫为了达到个人发财的目的而杀死了素不相识为富不仁的老板娘，战胜恶人的结果是他也成为恶人，或者说，在毁灭他人的同时也毁灭了自身。2。救赎方式的巨大差别。秦安国以毁灭来救赎了自己的灵魂，证实自己的清白，并以此来逃离丑恶，而拉斯柯尔尼科夫救赎的方式却是通过宗教的感召来达到救赎灵魂的目的，并获得新生。这是文化差别造成的，抑或是时代差别造成的？

参考材料：

天水地委1958年9月21日《关于秦安国所犯错误及自杀情况的报告》

天水地委1963年2月12日《关于秦安国同志的甄别结论》

天水地委1980年元月22日《关于秦安国同志的复查结论》

《中国共产党甘谷县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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