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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北京动手能力强,因组装收音机获奖破格参与人造卫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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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8 00:03: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这位老北京动手能力强,因组装收音机获奖破格参与人造卫星设计

汪纪亮是一位“老北京”,他从小生活在白塔寺一带。同很多“老北京”一样,今年76岁的他,给报纸写过很多回忆文章,向读者描述他少年时期看到的北京城。同很多“老北京”不一样的,他还坚持着自己少年的爱好:爱动手,爱组装电器。正是少年时期的这个爱好,让他从一个无线电爱好者,成为中国第一代“航天人”,参与制造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实践一号”以及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尖兵一号”的研制工作。如今在他家里,还保留着自己组装的一些电器,它们诉说着一段段不一样的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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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荣获航天部五院的嘉奖

因组装收音机改变命运

1958年,还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汪纪亮,有一天到景山公园参加学校组织的劳动。休息的时候,他看到北京少年宫无线电小组正在招生,他去住在景山附近的姑姑家,借了支笔,画了一张电子管收音机的电路图,没几天他就接到通知,他被无线电小组录取了。

在那个时候,一般家庭能有收音机都不容易,更不用说会画电路图,小小少年为何有这般本事?这源于汪纪亮的“家学”。

1939年,他父亲和叔叔开了一家新华电料行,专修日本的电子管收音机,也就是“话匣子”。他母亲也是做扬声器的,汪纪亮从小就耳濡目染,对无线电有着浓厚的兴趣。1956年公私合营后,他们家也成为西四区手工业合作社第五门市部,而生产车间就在他们家楼上。那个时候,十来岁的汪纪亮就能组装“超外差式五管中短波收音机”,“1949年那会,大家使用的还都是矿石收音机”,矿石收音机是最简单的无线电接收装置。

1958年,为了给国庆献礼,他父亲和叔叔研制出一台单管电子管收音机,此后还生产了一百多台。当时《北京日报》还报道了这个消息。

在少年宫的无线电小组,汪纪亮学得得心应手。1962年,在北京六中读书的汪纪亮,自制了一台“六管半导体收音机”。在当时,一些超小型的元件,比如调谱器、变压器、扬声器以及印刷电路甚至收音机外壳,都是他自己动手制作的。这台自制的收音机,参加了当年北京市电子学会主办的“北京市半导体收音机制作展览”,并获得了三等奖。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收音机背后,还有一个美丽的故事。

1960年,汪纪亮进入北京六中学习,他的班主任是教俄语的老师,汪纪亮是俄语课代表。那时中苏友好,学校鼓励中国的学生们与苏联学生通信交友,汪纪亮在老师的帮助下,与莫斯科一位叫安娜的女学生建立了联系,两人通过俄文写信,聊得非常投机,一直通信达七年之久。尽管其中有过曲折和不幸,汪纪亮一家与安娜家人的友谊延续至今。

在北京六中读书时,汪纪亮常去王府井外文书店的期刊门市部,每月他都会买俄文的无线电杂志。他的理论知识在飞速增长。他了解到,苏联收音机的重要元件——三极管已经更新换代,而国内用的还是苏联停产的三极管,即便如此,这样的三极管在北京的百货大楼,一件还要卖36元,“这相当于一个一级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还是学生的汪纪亮自然无力购买,他决定自己动手攒。于是,他给安娜写信,画了图纸,让她帮忙买一些苏联最新的三极管。一个月后,安娜给他寄回了这些元件,“寄东西的包裹条我还留着呢!”这些三极管每件折合人民币才七毛五。有了关键元件,汪纪亮没多久便攒出一台收音机。后来,他改进了设计,利用这些元件,制作了一台更为先进的收音机,就是那台参加“北京市半导体收音机制作展览”的收音机。那时,安娜正好给他寄来了一枚列宁格勒的纪念章,汪纪亮就把这枚勋章粘在收音机外壳上,并把收音机命名为“列宁格勒”牌。

没想到的是,这台收音机,改变了他的命运。

这个展览之后,还是中学生的汪纪亮,在科技圈小有名气,甚至有人找他帮忙攒收音机。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中科院科学仪器厂的领导田巨生(后任航天部五院副院长、国家专利局局长等职),看到了汪纪亮攒的收音机,对机器赞不绝口,觉得这个小伙子适合做无线电专业工业,就托人问他愿不愿意到中科院去。汪纪亮也非常乐意,于是高中没上完,他就成为了中科院的一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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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汪纪亮组装的收音机,收音机前为安娜寄过来的三极管。

卫星发射成功 骑车庆祝捏断车闸

汪纪亮当时去的是中科院科学仪器厂。这个仪器厂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帮助筹建的,主要是仿制苏联的科学仪器设备,后来这些设备也成为“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和生产的基础。

在当时,我国人造卫星的研制并非一帆风顺。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当年11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典。1958年,毛泽东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于是当年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为副组长的581领导小组,并命名为“581工程”,中国科学院将研制人造卫星列为1958年的重点任务。

后来因为各种原因,“581工程”延期。1964年底,赵九章认为研制卫星的时机成熟,于是向周总理写信,再次提出研制人造卫星的构想。1968年2月29日,国防科委第五空间技术研究院(俗称“新五院”)正式成立,钱学森任首任院长,孙家栋负责卫星的总体设计,卫星研制任务启动后,“651工程”(周总理批示赵九章建议书的时间为1965年1月)正式拉开帷幕,中国人造卫星研制终于走向正轨。

在中科院,汪纪亮接触到了很多前沿的科技知识,而他在无线电方面的专长也发挥了作用。

当时,五院分配给他们所在的技术室,下达了一个任务:试制卫星的高低频电缆。室里有人最初对制作卫星电缆有些看法,认为电缆科技含量低。针对这一情况,大家召开了小组会。在会上,汪纪亮为大家做了一个比喻,卫星里的电缆就如同人体的血管,血液在血管里循环,而各种仪器设备之间的信号传输、卫星天线短波信号的发射,甚至供给卫星电源的各种电压,也必须由电缆来连接,这样才能保证卫星各种仪器设备信号正常工作。最终,大家通过了制作高低频电缆的方案。汪纪亮不无自豪地说,“‘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的《东方红》乐曲,就是通过高频电缆传输给卫星的超短波天线,然后发射出去,传播到全世界的。”

1970年4月24日,中国自主研制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在甘肃酒泉东风发射场发射成功,开创了中国航天史的新纪元,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第五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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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 资料图 新华社

50年过去了,回忆起“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的那天,汪纪亮仍然无比激动:“我住在白塔寺宫门口,发射成功那天,单位通知回中关村参加庆祝活动。我刚买了一辆新的飞鸽涨闸自行车,我一路骑得飞快,骑到甘家口一带时,因为上街庆祝的人太多,自行车闸都捏断了。”

汪纪亮说,“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采用的是电池寿命有限的银锌蓄电池,当初设计的工作寿命只有20天,但它实际在太空中工作了28天,才完全停止发射信号,并与地面失去联系,但是卫星的轨道寿命并没有结束,它还在轨道上飞行至今。2019年7月,“东方红一号”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距离地球约400千米的轨道不期而遇。

“东方红一号”研制成功后,汪纪亮又参加了中国第二颗实验卫星“实践一号”以及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尖兵一号”(705-1任务)的研制工作。1973年10月,他接到组装焊接该卫星尖兵一号“红外地平仪”的工作。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他要乘坐飞机到上海的“中国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做辐照实验。为了完成这次任务,汪纪亮无怨无悔,将订好的婚期往后推迟。因为他的突出表现,他受到领导在全厂大会上的表扬。1984年,汪纪亮因为突出的贡献获得航天部五院颁发的嘉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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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纪亮手绘“尖兵一号”卫星中间线路部分控制系统印刷电路板原稿

组装电视机 观看国庆十五周年阅兵

在日常生活中,汪纪亮也将擅长“组装”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1964年,依靠自己的“组装”才能,他早早就实现了电视机梦:他参照苏联无线电杂志上曙光牌电视机的图纸,买来显像管和电子管,根据图纸自己制作其他主要零部件,甚至制作各种变压器,组装成功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台14吋电子管黑白电视机。

在那时能拥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当年十一正是国庆十五周年,国庆节当天,北京电视台要转播天安门广场的阅兵式和游行实况,因为有电视机,左邻右舍很早就来到他家看转播,当时因为一个环节没有调好,电视机只能收到图像却没有声音。这时,他想到,广播和电视台应该是同步转播的,于是,他灵机一动,把自己组装的半导体收音机打开当做伴音,果然,图像和声音都有了,大家一起开心地观看国庆盛典。

1969年7月1日,王府井东安市场重张营业。他在“三洋信托商店”二楼,买了一只新的日本松下的12吋黑白显像管,当时国内几乎没有这款显像管的资料。经过一番努力,他在中科院图书馆的一本杂志上,找到了它的电路图。汪纪亮再次发挥自己的组装技能,制作了各种零配件,还制作了精美的电视机外壳,就这样,一台12吋黑白晶体管和电子管混合的电视机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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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汪纪亮组装的12吋黑白电视机,如今还能使用。

如今,尽管家里已经用上了大尺寸的高清电视,但这台自己组装的12吋黑白电视机,仍然被汪纪亮视为珍宝,时不时拿出来“保养”一下。当记者前去他家采访时,他再一次把电视搬了出来,将近半个世纪过去,电视机不仅外壳干净如新,还能收看到电视画面。他轻轻抚摸着外壳说:“这台电视机对我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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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2-8 00:07:23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位“老北京”因组装收音机改变命运,高中没上完就成了中科院员工

这位“老北京”因组装收音机改变命运,高中没上完就成了中科院员工
2020-09-28 17:12北京晚报

汪纪亮是一位“老北京”,他从小生活在白塔寺一带。同很多“老北京”一样,今年76岁的他,给报纸写过很多回忆文章,向读者描述他少年时期看到的北京城。同很多“老北京”不一样的,他还坚持着自己少年的爱好:爱动手,爱组装电器。正是少年时期的这个爱好,让他从一个无线电爱好者,成为中国第一代“航天人”,参与制造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实践一号”以及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尖兵一号”的研制工作。如今在他家里,还保留着自己组装的一些电器,它们诉说着一段段不一样的过往。

汪纪亮手绘“尖兵一号”卫星中间线路部分控制系统印刷电路板原稿

因组装收音机改变命运

1958年,还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汪纪亮,有一天到景山公园参加学校组织的劳动。休息的时候,他看到北京少年宫无线电小组正在招生,他去住在景山附近的姑姑家,借了支笔,画了一张电子管收音机的电路图,没几天他就接到通知,他被无线电小组录取了。

在那个时候,一般家庭能有收音机都不容易,更不用说会画电路图,小小少年为何有这般本事?这源于汪纪亮的“家学”。

1939年,他父亲和叔叔开了一家新华电料行,专修日本的电子管收音机,也就是“话匣子”。他母亲也是做扬声器的,汪纪亮从小就耳濡目染,对无线电有着浓厚的兴趣。1956年公私合营后,他们家也成为西四区手工业合作社第五门市部,而生产车间就在他们家楼上。那个时候,十来岁的汪纪亮就能组装“超外差式五管中短波收音机”,“1949年那会,大家使用的还都是矿石收音机”,矿石收音机是最简单的无线电接收装置。

1958年,为了给国庆献礼,他父亲和叔叔研制出一台单管电子管收音机,此后还生产了一百多台。当时《北京日报》还报道了这个消息。

在少年宫的无线电小组,汪纪亮学得得心应手。1962年,在北京六中读书的汪纪亮,自制了一台“六管半导体收音机”。在当时,一些超小型的元件,比如调谱器、变压器、扬声器以及印刷电路甚至收音机外壳,都是他自己动手制作的。这台自制的收音机,参加了当年北京市电子学会主办的“北京市半导体收音机制作展览”,并获得了三等奖。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收音机背后,还有一个美丽的故事。

1960年,汪纪亮进入北京六中学习,他的班主任是教俄语的老师,汪纪亮是俄语课代表。那时中苏友好,学校鼓励中国的学生们与苏联学生通信交友,汪纪亮在老师的帮助下,与莫斯科一位叫安娜的女学生建立了联系,两人通过俄文写信,聊得非常投机,一直通信达七年之久。尽管其中有过曲折和不幸,汪纪亮一家与安娜家人的友谊延续至今。

在北京六中读书时,汪纪亮常去王府井外文书店的期刊门市部,每月他都会买俄文的无线电杂志。他的理论知识在飞速增长。他了解到,苏联收音机的重要元件——三极管已经更新换代,而国内用的还是苏联停产的三极管,即便如此,这样的三极管在北京的百货大楼,一件还要卖36元,“这相当于一个一级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还是学生的汪纪亮自然无力购买,他决定自己动手攒。于是,他给安娜写信,画了图纸,让她帮忙买一些苏联最新的三极管。一个月后,安娜给他寄回了这些元件,“寄东西的包裹条我还留着呢!”这些三极管每件折合人民币才七毛五。有了关键元件,汪纪亮没多久便攒出一台收音机。后来,他改进了设计,利用这些元件,制作了一台更为先进的收音机,就是那台参加“北京市半导体收音机制作展览”的收音机。那时,安娜正好给他寄来了一枚列宁格勒的纪念章,汪纪亮就把这枚勋章粘在收音机外壳上,并把收音机命名为“列宁格勒”牌。

没想到的是,这台收音机,改变了他的命运。

这个展览之后,还是中学生的汪纪亮,在科技圈小有名气,甚至有人找他帮忙攒收音机。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中科院科学仪器厂的领导田巨生(后任航天部五院副院长、国家专利局局长等职),看到了汪纪亮攒的收音机,对机器赞不绝口,觉得这个小伙子适合做无线电专业工业,就托人问他愿不愿意到中科院去。汪纪亮也非常乐意,于是高中没上完,他就成为了中科院的一名员工。

1964年汪纪亮组装的收音机,收音机前为安娜寄过来的三极管。

卫星发射成功 骑车庆祝捏断车闸

汪纪亮当时去的是中科院科学仪器厂。这个仪器厂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帮助筹建的,主要是仿制苏联的科学仪器设备,后来这些设备也成为“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和生产的基础。

在当时,我国人造卫星的研制并非一帆风顺。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当年11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典。1958年,毛泽东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于是当年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为副组长的581领导小组,并命名为“581工程”,中国科学院将研制人造卫星列为1958年的重点任务。

后来因为各种原因,“581工程”延期。1964年底,赵九章认为研制卫星的时机成熟,于是向周总理写信,再次提出研制人造卫星的构想。1968年2月29日,国防科委第五空间技术研究院(俗称“新五院”)正式成立,钱学森任首任院长,孙家栋负责卫星的总体设计,卫星研制任务启动后,“651工程”(周总理批示赵九章建议书的时间为1965年1月)正式拉开帷幕,中国人造卫星研制终于走向正轨。

在中科院,汪纪亮接触到了很多前沿的科技知识,而他在无线电方面的专长也发挥了作用。

当时,五院分配给他们所在的技术室,下达了一个任务:试制卫星的高低频电缆。室里有人最初对制作卫星电缆有些看法,认为电缆科技含量低。针对这一情况,大家召开了小组会。在会上,汪纪亮为大家做了一个比喻,卫星里的电缆就如同人体的血管,血液在血管里循环,而各种仪器设备之间的信号传输、卫星天线短波信号的发射,甚至供给卫星电源的各种电压,也必须由电缆来连接,这样才能保证卫星各种仪器设备信号正常工作。最终,大家通过了制作高低频电缆的方案。汪纪亮不无自豪地说,“‘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的《东方红》乐曲,就是通过高频电缆传输给卫星的超短波天线,然后发射出去,传播到全世界的。”

1970年4月24日,中国自主研制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在甘肃酒泉东风发射场发射成功,开创了中国航天史的新纪元,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第五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50年过去了,回忆起“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的那天,汪纪亮仍然无比激动:“我住在白塔寺宫门口,发射成功那天,单位通知回中关村参加庆祝活动。我刚买了一辆新的飞鸽涨闸自行车,我一路骑得飞快,骑到甘家口一带时,因为上街庆祝的人太多,自行车闸都捏断了。”

汪纪亮说,“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采用的是电池寿命有限的银锌蓄电池,当初设计的工作寿命只有20天,但它实际在太空中工作了28天,才完全停止发射信号,并与地面失去联系,但是卫星的轨道寿命并没有结束,它还在轨道上飞行至今。2019年7月,“东方红一号”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距离地球约400千米的轨道不期而遇。

“东方红一号”研制成功后,汪纪亮又参加了中国第二颗实验卫星“实践一号”以及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尖兵一号”(705-1任务)的研制工作。1973年10月,他接到组装焊接该卫星尖兵一号“红外地平仪”的工作。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他要乘坐飞机到上海的“中国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做辐照实验。为了完成这次任务,汪纪亮无怨无悔,将订好的婚期往后推迟。因为他的突出表现,他受到领导在全厂大会上的表扬。1984年,汪纪亮因为突出的贡献获得航天部五院颁发的嘉奖证书。

组装电视机 观看国庆十五周年阅兵

在日常生活中,汪纪亮也将擅长“组装”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1964年,依靠自己的“组装”才能,他早早就实现了电视机梦:他参照苏联无线电杂志上曙光牌电视机的图纸,买来显像管和电子管,根据图纸自己制作其他主要零部件,甚至制作各种变压器,组装成功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台14吋电子管黑白电视机。

在那时能拥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当年十一正是国庆十五周年,国庆节当天,北京电视台要转播天安门广场的阅兵式和游行实况,因为有电视机,左邻右舍很早就来到他家看转播,当时因为一个环节没有调好,电视机只能收到图像却没有声音。这时,他想到,广播和电视台应该是同步转播的,于是,他灵机一动,把自己组装的半导体收音机打开当做伴音,果然,图像和声音都有了,大家一起开心地观看国庆盛典。

1969年7月1日,王府井东安市场重张营业。他在“三洋信托商店”二楼,买了一只新的日本松下的12吋黑白显像管,当时国内几乎没有这款显像管的资料。经过一番努力,他在中科院图书馆的一本杂志上,找到了它的电路图。汪纪亮再次发挥自己的组装技能,制作了各种零配件,还制作了精美的电视机外壳,就这样,一台12吋黑白晶体管和电子管混合的电视机诞生了。

如今,尽管家里已经用上了大尺寸的高清电视,但这台自己组装的12吋黑白电视机,仍然被汪纪亮视为珍宝,时不时拿出来“保养”一下。当记者前去他家采访时,他再一次把电视搬了出来,将近半个世纪过去,电视机不仅外壳干净如新,还能收看到电视画面。他轻轻抚摸着外壳说:“这台电视机对我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姜宝君

流程编辑:u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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