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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毛泽东关于阶级分析问题的一组文字 文件一： 《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毛泽东 本党广东省代表大会开会，发行日刊，应有发刊词。 本党自同盟会以至中国国民党历二十年，而有去年一月之改组；自辛亥革命垂成而败历十四年，而有现在之领导全国国民反帝国主义反军阀之革命；至于今日，于全国各地惨遭帝国主义屠杀声中，于反动军阀高压爱国运动声中，于东江炮火声中，而有广东全省代表大会之召集。这些都不是个人主观的突现或一时事变的偶然，这些都是察观环境的必然，和历史事实的推进。我们从去年一月全国大会中得到了正确的革命策略。从去年到今年两年来全国高潮的反帝国主义反军阀运动中，由执行我们的正确的革命策略得到了宣传、组织和那遇敌攻守的经验。于这次广东全省代表大会中我们将得到什么？ 我们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应乎中国被外力、军阀、买办、地主阶级重重压迫的客观环境，为我们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的伟大领袖虽死，革命的三民主义不死。怎样使革命的三民主义在广东实现，乃是广东同志的唯一工作。 我们的已故领袖孙中山先生看清楚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于是定下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又看清楚帝国主义借以剥削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是军阀、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又定下了革命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广东的同志，在反抗帝国主义(沙面罢工、省港罢工)，反抗军阀(打倒陈、林、打倒杨、刘)，反抗大商买办阶级(镇压商团事件)，反抗地主阶级(海丰、广宁、顺德、宝安……各县农民与地主阶级的苦斗)各次很大的运动中，都做了人民的领导。在这些反抗运动中间，得到了二十万有组织的工人，五十万有组织的农人，和数万有训练的军队，还有许多爱国的商人、学生都到了本党旗帜之下，为本党在南方定下了一个革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建设了指挥全国革命运动的国民政府。在各次运动中，虽然有许多外省同志之参加，然广东同志实做了最大的努力。 广东是与英国帝国主义紧邻的地方，是陈、林、邓本殷等落魄军阀狡然思逞的地方，是陈廉伯等大商买办阶级集中的地方，而且是地主阶级勾结帝国主义、军阀严重剥削压迫农民的地方。怎样检查以前的工作，规定以后的方法，产生有力量的全省最高指挥机关，用以发展各界人民的组织，尤其是发展那占广东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即二千数百万的农民大群众的组织，以保障而且扩大我们的胜利，使三民主义完全实现于广东，乃是广东全省代表大会的责任。 打倒英国帝国主义! 打倒陈炯明，肃清一切反革命! 打倒危害广东的买办阶级! 打倒勾结帝国主义、军阀惨杀农民的地主阶级! 革命的三民主义万岁!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日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 文件二：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1925年12月1日）
毛泽东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要分清敌人与朋友，却并不是容易。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小，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所以不能如此，乃是未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军队中，未有他的向导领错了路而可以打胜仗；在革命运动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这个革命可以不失败。我们都是革命党，都是给群众领路的人，都是群众的向导。但我们不可不自问一问：我们有这个本领没有。我们不至于领了群众到失败的路上去么？我们一定可以成功吗？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致谨於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要决定这个策略，就要首先分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宣言，就是宣告这个策略的决定和敌友的分辨。但那个宣言极其简单。我们要认识这重要的策略，要分辨那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阶级性、人数、及其对於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点分析则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拿农村说∶大地主是大资产阶级，小地主是中产阶级，自耕农是小资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是半无产阶级，雇农是无产阶级。拿都市说∶大银行家、大商业家人、大工业家是大资产阶级，钱庄主、中等商人、小工厂主是中产阶级，小商人、手工业主是小资产阶级，店员、小贩、手工业工人是半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是无产阶级。五种人各有不同的经济地位，各有不同的阶级性。因此对於现代的革命，乃发生反革命、半反革命、对革命守中立、参加革命和为革命主力军之种种不同的态度。
中国各阶级对於民族革命的态度，与欧西资本主义国各阶级对於社会革命的态度，几乎完全一样。看来好似奇怪，实际并不奇怪。因为现代的革命本是一个，其目的与手段均相同，即同以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为目的，同以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联合作战为手段，这是现代革命异乎历史上一切革命之最大的特点。
我们试看中国社会各阶级是怎么样。
第一，大资产阶级。经济落後半殖民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完全为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的要件，即附属於帝国主义。如买办阶级－与外资有密切关系之银行家（如陆宗舆、陈廉伯等）、商业家（如唐绍仪、何东等）、工业家（如张謇、盛恩颐等）。
大地主（如张作霖、陈恭受等）
官僚（如孙宝琦、颜惠庆等）
军阀（如张作霖、曹琨等）
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之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物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四万万人中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运动之死敌。
第二，中产阶级。如华资银行工商阶级，（因在经济落後的中国，本国资本银行工商业的发展尚限在中产阶级地位。所谓银行业乃指小银行及钱庄，工业乃指小规模工厂，商业乃指国货商。凡是大规模银行工商业无不与外资有关，只能算入买办阶级内。）
小地主、许多高等知识分子－华资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个阶级的欲望为欲达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不能发展。这个阶级对於民族革命乃取了矛盾的态度。即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革命的运动。但因现在的革命运动，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於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发展及存在，感觉著威胁，又怀疑革命。这个阶级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其政治的主张为国家主义－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戴季陶的“真实信徒“（其自称如此）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乃活画出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态度。他们反对以阶级争斗说解释民生主义，反对国民党联俄以及容纳共产派份子。但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不行。因为现在世界上局面，乃革命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後争斗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两面大旗∶一面是赤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擎著，号召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都集於其旗帜之下，站在一边，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擎著，号召全世界反革命份子都集於其旗帜之下，站在另一边。那些中间阶级，在西洋如所谓第二国际等类，在中国如所谓国家主义派等类，必须赶快的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馀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本阶级利益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可以断定他仅仅是个幻梦。他们现在虽然还站在半反革命的地位，他们现在虽然还不是我们正面的敌人，但到他们感觉工农阶级的威胁日甚时，即是为了工农阶级的利益迫他们让步稍多时（如农村中的减租运动、都市中的罢工运动），他们或他们的一部分（中产阶级右翼）一定会站入帝国主义一边，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要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本来买办阶级与非买办阶级，有一部分是未能截然划分清楚的。以商业论，固然许多商人是洋货商土货商划分的很清楚，但在有些商店的店门内，是一部分摆设著土货，一部分又摆设著洋货。以知识阶级论，以小地主子弟的资格赴东西洋资本主义国家读书的留学生，固然是很显明的，除了半身土气外，又带了上半身洋气。即以小地主子弟的资格在国内大学专门学校读书受著那半土半洋回国留学生的薰陶，仍然不免是些半身土气半身洋气的角色。在这类人并不是纯民族资产阶级性质，可以叫他们“半民族资产阶级“。这种人乃是中产阶级的右翼，只要国民运动的争斗加紧，这种人一定很快地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和著买办阶级做著很好的伙伴。中产阶级的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军阀完全无缘者，此派在某种时候（如抵制外货潮流高涨时）颇有革命性。但其夙持之空虚的“和平“观念极不易破，而且对於所谓“赤化“时时怀著恐惧，故其对於革命极易妥协，不能持久。故中国的中产阶级，无论其右翼，即其左翼，也包含许多危险成份，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跟著其馀的阶级忠实地做革命事业，除开少数历史和环境都有特别情况的人。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全国内至多每百个人里头有一个（百分之一），即四百万人。
第三，小资产阶级。
自耕农
小商 手工业主
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都属於这一类。这一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单是自耕农，就有一万万至一万万二千万。小商人、手工业主、知识阶级，大概自二千万至三千万。合计达一万万五千万。这个阶级虽同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但时有三个不同的部份。第一部份是有馀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还有剩馀，用以造成所谓资本的初步积累。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那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才东，往往垂著一尺长涎水，对於赵公元帅（俗财神）礼拜最勤。这种人胆子极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与中产阶级颇接近，故对於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於革命取怀疑的态度。但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大概不及小资产阶级全数百分之十，约一千五百万，乃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恰足自给的。每年收支恰足相抵不多也不少。这部分人比较第一部份人很不相同，他们也想发财，但是赵公元帅总不让他们发财。随著近年帝国主义军阀大中资产阶级的压迫与剥削，使他们感觉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他们感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与从前相等的劳力，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量，即每天起早散晚，对於职业加倍注意，才能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了∶他们骂洋人叫“洋鬼仔“，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对於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仅怀疑其未必能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司令的来头那么大！）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绝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要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百分之五十），即七千五百万。第三部分是每年要亏本的。这一部分人，大概原本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得仅仅饱等，渐渐变得要亏本了。他们每逢年终结帐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这种人因为他们从前过著好日子，後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著凄凉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栗。“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比一切人大，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与现在相反的比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颇有推动革命的力量。其人数约占小资产阶级中百分之四十，即六千万－一个不小的群众，乃小资产阶级的左派。以上说小资产阶级的三部份对於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一定参加革命；中派可以参加革命；即右派份子，受了无产阶级及小资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著革命。我们从五三运动和两年来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看来，这个断定是不错的。
第四，半无产阶级。 此处所谓半无产阶级，乃包含：
（一）半自耕农
（二）半益农
（三）贫农
（四）手工业工人
（五）店员
（六）小贩之六种。 半自耕农的数目，在中国农民革命中大概占五千万，半益农贫农大概各占六千万，三种共计一万万七千万，乃农村中一个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这三种农民虽同属半无产阶级，然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在半自耕农，其生活苦於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作工或营小商以资弥补。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籴粮，较之自耕农不求馀人，自然境遇要苦。然优於半益农。因半益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半自耕农则租於别人的部份虽只收获一半或且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份却尚可全或，故半自耕农之革命性，优於自耕农而不及半益农，半益农与贫农都是乡村的佃农，同受地主的剥削，然经济地位颇有分别。半益农无土地，然有比较充足的农具以及相当数目之流动资本。此种农人，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以得到一半或一半以上。不足部份，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勉强维持其生活，於艰难竭蹶中，存聊为卒岁之患。故其生活苦於半自耕农，然较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於半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既无固定的农具，又无流动的资本，肥料不足，田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乃农民中之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手工业工人所以称为半无产阶级，因其自有工具，且系一种自由职业，其经济地位略与农业半益农相当。因家庭负担之重，工资与生活物价之不相称，时有贫困的压迫和失业的恐慌，与半益农亦大致相同。店员乃小商人的雇员，以微薄的薪资，供事畜的费用，物价年年增涨，而薪例往往须数年一更，偶与此辈倾谈，便见叫苦不迭。其地位与手工业工人不相上下，对於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小贩不论是肩挑叫卖，或街畔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著不够，其地位与贫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手工业工人人数大概占全人口百分之六即二千四百万人，店员大概有五百万，小贩大概有一百万，合起半自耕农、半益农、佃农人数、半无产阶级人数共计约二万万，占全人口之一半。
第五，无产阶级。 其种类及人数如下∶
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
都市苦力－约三百万
农业无产阶级－约二千万
游民无产阶级－约二千万
共约四千五百万。中国因经济落後，故产业工人（工业无产阶级）不多。二百万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而大多数在外资产业之下。故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铁路罢工、开滦及焦作煤矿罢工、沙面罢工、及五三後上海－香港两处之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有组织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工具剩下两只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著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都市苦力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码头搬运夫及人力占大多数，粪夫清道夫等都属这一种。他们除一双手外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与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其有组织的集中和在生产力上的重要。中国尚少新式资本主义的农业，所谓农业无产阶级，乃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流动资本，故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时间之常，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超过其他工人。此种人在乡村中乃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与贫农处於同样紧要的地位。游民无产阶级为失了土地的农人与失了工作机会的工人，其人数在二千万以上，乃国内兵争匪祸的根源。此游民无产阶级中最多者为匪，其次为兵，次为乞丐，次为盗贼与娼妓。他们乃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的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地的“青帮“，都做了他们政治的和经济的争斗互助机关。处置这一批人乃中国最大最难的为提。中国只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贫乏，又一个是失业，故若解决了失业问题，就算是解决了中国问题的一半。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总上所述，列表如左∶
| 阶 级 | | | | | | | | 右翼邻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但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我们现在可以答覆了。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反动派知识阶级即所谓中国大资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敌人，乃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时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我们真正的朋友有多少？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我们的真正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也不枉他们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的这一铺唾沫。
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团结起来呀！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革命》半月刊第四期 文件三：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九二五年冬) 毛泽东 有些人说：国民党现在又分离出去一个右派，这是党里左派分子的操切，这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国民革命的不幸。这个意见是不对的。半殖民地中国的国民革命政党，在今日应有这个分裂。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要知道这个理由，只要一看近代的时局，只要一看从兴中会到现在的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就可以完全明白。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中期欧、美、日本资产阶级反抗封建贵族阶级的民主革命，与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合作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官僚、军阀、买办、地主阶级的国民革命，性质完全不同。不但如此，辛亥年的革命，与现在的革命，性质也不相同。前代英、法、德、美、日本各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对象是国内的封建贵族；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其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乃当时资产阶级用以笼络欺骗小资产、半无产、无产阶级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其结果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建设了国家主义的国家；其终极是发展了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造成了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大资产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是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实际革命的乃小资产、半无产、无产这三个阶级成立的一个革命的联合。其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其所号召的民权民生主义并不是某一阶级笼络欺骗某一阶级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而是各革命阶级一种共同的政治经济要求，由他们的代表者(孙中山先生)列为他们政党的纲领；其结果是要达到建设各革命民众统治的国家；其终极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即孙先生所主张的人类平等、世界大同)。再看辛亥年的革命与目前的革命不同之点。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因当时多数党员还没有看清此点，黄兴、章炳麟、宋教仁[1]等一班右倾的领袖们只知道国内清朝贵族阶级是敌人，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党的组织和内容是极其简单，作战的队伍是极其孤弱。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有组织的工农群众；当时国内还没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国际的局面是几个强国霸占了全世界，只有压迫阶级反革命的联合，没有被压迫阶级革命的联合，只有资产阶级的国家，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因此中国当时的革命没有国际的援助。现在的局面与辛亥年完全两样：革命的目标已转换到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党的组织逐渐严密完备起来，因为加入了工农阶级的分子，同时工农阶级形成了一个社会的势力；已经有了共产党；在国际又突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苏俄和一个被压迫阶级革命联合的第三国际，做了中国革命有力的后援。以此之故，在辛亥年参加革命的人，现在只剩下了少数革命意志强固的还主张革命，大多数都因为畏惧现在的革命把革命事业放弃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队伍里同着现在的国民党作对。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我们要完全明白这分裂的原因，还要看本党从兴中会以来本党党员的社会阶级的属性。我们知道领袖农村无产阶级向清朝贵族及地主阶级作农民革命的洪秀全，乃孙中山先生最初革命思想的渊泉。兴中会的组织，完全是收集游民无产阶级的会党。同盟会的组织，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工人，一部分是内地的会党，另一部分则为小地主子弟出身的留学生、小地主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及自耕农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总之同盟会的成分，乃无产阶级(会党)、半无产阶级(侨工)、小资产阶级(一部分内地学生)、中产阶级(留学生及一部分内地学生)这四个阶级的集合体。此时领袖中国大地主阶级的康有为派保皇党[2]，与领袖中国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孙中山派同盟会，成了对抗。辛亥革命初成，同盟会中代表小地主的一派即不赞成孙先生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见之于实行，结果解散革命的同盟会，改组不敢革命的“国民党”，并合了许多代表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团，使小地主阶级在国民党中成了绝对多数的支配者。虽然此时与代表大地主阶级的进步党(进步党为清末谘议局化身，谘议局乃各省大地主机关，与现今各省省议会之为大地主机关完全一样)还是立于对抗地位，但革命性几乎没有了。孙先生因此大愤，决志改组中华革命党，毅然提出“革命”二字做了党的名称，不惜与小地主阶级领袖黄兴等分裂，以保持革命的正统。黄兴一派小地主领袖们为了怕革命不肯加入中华革命党，脱离了孙先生之后，另外成立了欧事研究会。不久加以扩张，招引许多大小地主加入，成立了政学会。我们只要看政学会中人几乎无一个不是地主阶级，即可知道他们何以必须脱离孙先生，何以必须放弃革命，何以渐渐与代表大地主阶级由进步党蜕化而成的研究系相视莫逆，何以到近年竟组成了联治派(联治派乃南方各省地主阶级近四年来欲组织而未成形的政党)，拥护赵恒惕、陈炯明、唐继尧、熊克武把持西南各省的政权，以省议会县议会及团防局的武装为其工具，向农村中自耕农、佃农、雇农，都市中工人、学生、小商施行极大的压迫，完全站入反革命地位。中华革命党改成中国国民党时，又加入一批中产阶级的非革命派，此时而且有一部分代表买办阶级的分子混了进来，他们站在党的支配地位，孙先生及少数革命派领袖拿了仍不能革命。乃于去年一月毅然召集第一次党的全国大会，明白决定拥护工农阶级的利益，从工农阶级中扩张国民党的组织，并且容纳共产派分子入党。当去年一月孙先生在广州长堤亚洲酒店招宴全国大会代表时，茅祖权起持异议，反对容纳共产党分子。孙先生起立作长篇之演说，谓二十年以来，党员总是阻挠我革命，总是丢掉民生主义，跟随我的很多，但总是想打他自己的主意，真正跟我来革命的，如汪精卫先生一样的人不出二十个，今日还要阻挠我容纳革命的青年!到了第一次全国大会的人，都听见孙先生的话。然而此举首先得罪了代表买办阶级的领袖们，冯自由、马素等首先与帝国主义、军阀勾结，脱离了国民党，另外组织同志俱乐部。国民党左派两年来在广东的工作，为了拥护工人的团结与罢工，得罪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为了拥护农民的团结与减租，得罪了地主阶级；为了保持革命根据地，用严厉手段对付反动派，得罪了帝国主义工具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魏邦平、陈炯明、熊克武一班人。于是又激动了一班新右派，他们已在北京开会，图谋脱离左派领袖的国民党，另外组织右派的国民党。惟闻在北京的会议中，代表小地主及华资工商资产阶级的一派与代表买办阶级的一派意见不合，前一派有会议未终即离京南下之说。我们觉得这种现象也是必然的。中国现在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一面是帝国主义为领袖，统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组织反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一面是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统率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雇农、游民无产阶级)组织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那些站其中间的中产阶级(小地主、小银行家及钱庄主、国货商、华资工厂主)，其欲望本系欲达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为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的压迫使他们不能发展，故需要革命。然因现在的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猛勇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他们对之不免发生恐惧，又怀疑各阶级合作的革命。中国的中产阶级(除开其左翼即中产阶级中历史和环境都有特别情况的人，可与其余阶级合作革命，但人数不多)，到现在还在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还在梦想国家主义之实现，还在梦想由中产阶级一阶级领袖、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还在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成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一个一阶级独裁的国家。他们革命的出发点，与其余阶级革命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发财，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救苦；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且使将来永无压迫自己的人。这班中产阶级“独立”革命派(小地主出身的最多)，现在还在冒了孙先生的牌，说孙先生的“主义”、“遗教”是代表了他们。其实孙先生绝非如此。孙先生的主义、遗教，绝对是为了“救苦”，绝对不是为了“发财”；绝对是使人类从压迫阶级解放出来，绝对不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无论将孙先生的主义、遗教如何曲解，这个意义绝对不能变动。他们介在革命派反革命派之间，自以为可以独立革命，其实没有这回事。他们疑忌工农阶级之兴起，他们疑忌国内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之援助，他们丢弃了群众，丢弃了帮手，在二十世纪半殖民地内外强力高压的中国，决没有做成革命的道理。在人数上说，四万万人中，买办、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至多每四百个人里头有一个(四百分之一)，计一百万人。小地主、国货工商业家等中产阶级，大约每百个人里头有一个(百分之一)，即四百万人。此外的数目都属其余的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等小资产阶级约占一万万五千万；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等半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约占二万万；产业工人、都市苦力、雇农、游民等完全的无产阶级约占四千五百万。依此分析，则中国为了救苦为了自求解放的革命民众有多少呢？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占百分之九八点七五。其敌人有多少呢？有一百万，占百分之零点二五。中间派有多少呢？有四百万，占百分之一。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可以毫不犹疑地断定：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他们的分裂，是基于他们的阶级性，是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使他们不得不分裂，并不是为了什么左派的操切。所谓左派(所谓左派，是指国民党的左派，并非指共产党，共产党党员在国民党内乃共产派，不是国民党左派)的操切，就是扫平杨、刘，扫平郑、莫，扫平东江、南路、北江给了陈炯明、邓本殷、熊克武以大打击，坚持省港罢工给了英国帝国主义以大打击这些革命的工作；然而这也是基于革命派的阶级性，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不得不奋斗，不得不革命，奋斗和革命乃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并不是什么操切不操切。像这样紧迫的时局，不但无弛缓希望，而且将继续紧迫。我们料到在不远的将来情况之下，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其左翼有此可能)，万万没有第三条路。而在现在，他们留在国民党内，实在是汪精卫先生所说的“假革命派”，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为了他们的分出去，为了他们对于革命派(左派)的反动和攻击，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所以我们现在到处可以听得见的口号，几乎都是这样的一句：“全国革命派团结起来!”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政治周报》第四期。 对照文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毛泽东 毛泽东此文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毛泽东并且预见到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一九二七年所发生的事变，证明了这一点。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
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⑺，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一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自耕农和手工业主所经营的，都是小生产的经济。这个小资产阶级内的各阶层虽然同处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但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余剩。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这种人胆子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颇接近，故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这一部分人比较第一部分人大不相同，他们也想发财，但是赵公元帅⑻总不让他们发财，而且因为近年以来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感觉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他们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和从前相等的劳动，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时间，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方能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了，骂洋人叫“洋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仅怀疑其未必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军阀的来头那么大），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是绝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得仅仅可以保住，渐渐变得生活下降了。他们每逢年终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这种人因为他们过去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栗”。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很大，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和现在相反的比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上所说小资产阶级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我们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⑼和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看来，这个断定是不错的。
半无产阶级。此处所谓半无产阶级，包含：（一）绝大部分半自耕农⑽，（二）贫农，（三）小手工业者，（四）店员，（五）小贩等五种。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半自耕农、贫农和小手工业者所经营的，都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的经济。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虽同属半无产阶级，但其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大约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经营小商，以资弥补。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籴粮，较之自耕农的无求于人，自然景遇要苦，但是优于贫农。因为贫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或不足一半；半自耕农则租于别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半或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得。故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剥削。其经济地位又分两部分。一部分贫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此种农民，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得一半。不足部分，可以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勉强维持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另一部分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所谓另一部分贫农，则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小手工业者所以称为半无产阶级，是因为他们虽然自有简单的生产手段，且系一种自由职业，但他们也常常被迫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其经济地位略与农村中的贫农相当。因其家庭负担之重，工资和生活费用之不相称，时有贫困的压迫和失业的恐慌，和贫农亦大致相同。店员是商店的雇员，以微薄的薪资，供家庭的费用，物价年年增长，薪给往往须数年一增，偶与此辈倾谈，便见叫苦不迭。其地位和贫农及小手工业者不相上下，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小贩不论肩挑叫卖，或街畔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其地位和贫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
无产阶级。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铁路罢工、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⒁、沙面罢工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占多数，粪夫清道夫等亦属于这一类。他们除双手外，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中国尚少新式的资本主义的农业。所谓农村无产阶级，是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资金，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此种人在乡村中是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和贫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位。
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一九五一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参考文献：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陈独秀 （一） 人类经济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二种：一是宗法封建社会崩坏时，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一是资产阶级崩坏时，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此外又有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 殖民地的经济权政治权都完全操在宗主国之手，全民族之各阶级都在宗主国压迫之下，全民族各阶级共同起来谋政治经济之独立，这是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半殖民地的经济权大部分操诸外人之手，政治权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诸本国贵族军阀之手，全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及本国贵族军阀压迫之下，有产无产两阶级共同起来，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内谋政治的自由，这是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 殖民地革命的对象是宗主国，固然无所谓民主革命；即在半殖民地，一方面因为工商业受外力之阻碍不能充分发展，资产阶级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一方面又因为贵族军阀受外力之卵翼而存在，所以也不能形成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国民革命的性质虽然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他的胜利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革命运动中的形式及要求却只是一个国民革命，这种特殊形式的革命，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及经济状况所自然演成的。 无产阶级客观的力量是随著资产阶级之发达而发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既然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无产阶级便是不用说了。 （二） 半殖民地的中国自然也没有例外。领土广大交通不便经济组织还是地方的社会组织还是家庭的文字组织还是半象形的中国，连国民革命完全成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断然不可怀丝毫速成的妄想。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可以说自甲午战败起，过去历史已将近三十年，此三十年中，第一期是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第二期是辛亥革命运动，第三期是“五四”以来学生及工人运动。这三期运动之成绩虽然都很微末，而加入运动的各阶级都以次扩大，这是不能否认的。第四期运动是什么，我们虽未能预断，而距运动成功的时期仍然甚长，及资产阶级渐渐明确的感觉国民运动的必要并显著的加入此种运动，这两件事是可以推知的。 （三） 经济落后文化幼稚的中国，各阶级还都紧紧的束缚在宗法社会的旧壳内，幼稚的资产阶级，至今没有有力的政党，便是他幼稚之征验，他还未脱离利用敌人（列强及军阀）势力发展他自己阶级势力的时期，所以他时常表现出来爱和平怕革命的心理，这也是他势力薄弱之自然结果；若依据他目前心理之表现，遂一口武断中国资产阶级永远是不革命的，那便未免短视了。 商业工业资产阶级而外，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每每还有一种官僚资产阶级。他的势力原来是依赖外国势力（卖国）及本国贵族军阀政府，利用国家机关（盗国）而存在而发展的，他不但是不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他不但不是真正资产阶级，而且是真正资产阶级--工商阶级发展之障碍；中国的新旧交通系即属此类。直皖奉直两次战争，固然是军阀间的战争，而因此打倒了安福部及梁士诒内阁，却算是扫除中国资产阶级发展路程上的荆棘，所以那时扬子江下游新兴的工商业家对于吴佩孚颇表同情；有人说吴佩孚打例梁内阁是军阀阶级的胜利资产阶级的失败，这完全是梦话。 工商业幼稚的资产阶级，他的懦弱心理，自然不容易赞成革命；但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规模超越了地方的而渐成为全国的，同时又遭遇军阀扰乱之阻碍或外货外资之竞争，经济的要求自然会促起他有政治革命必要的觉悟。所以资产阶级究竟革命不革命，当视其经济的历史的发展决定之，不当以其初步积累时懦弱心理决定其全阶级的终身命运。例如在欧战前，全印度除了小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外，找不出半点革命倾向，反之，与大英帝国妥协的空气却充满了全印度的资产阶级；然而欧战后印度的工业得了发展的机会，有了外货外资之竞争，印度的资产阶级便渐渐有了经济政治独立运动的觉悟。中国辛亥革命时，有几个资本家听了革命二字不伸舌摇头，有几个资本家不安心信任北洋派军阀统治中国；然而欧战以来，扬子汉下游新兴的工商业家得了一点自由发财的机会，便马上改变从前小视自身的态度，不再说什么“在商言商不谈政治”了，好象乡下土财主，子弟得了几层功名，便胆大起来不怕官府了；同时因为他们的开始发展，便遇着军阀扰乱及关税厘金外货输入原料输出等妨碍他们的发财自由，他们更不老实起来，公然出来做修改税则废止厘金废督裁兵理财制宪等运动，更进而组织民治委员会，反对军阀为总统，否认代表军阀阶级的现国会，上海长沙之商联会更进而加入群众的国民示威运动，即此可以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由非政治的态度，发展到和平的政治运动态度，最近更发展到革命的政治运动倾向了。 他们以前非政治的态度，现在半和平半革命的态度，将来更趋向革命的态度，都不是他们主观上的意识决定的，乃〔乃〕是他们客观上的经济条件决定的。社会上每个阶级都有他阶级的利己心，他阶级的力量长养到非革命不能除去他发展之障碍时，他必然出于革命，愿意革命不愿意，始终没有这回事。 有人反对上海的民治委员会，说是希图组织商人政府，又说这是发达资本主义有害于中国社会。唱这种高调的人，他不明白他素所崇拜的美国正是商人政府；他不明白商人政府虽非极则，比起军阀军政府是进化的；他不明白资本主义在欧美虽功过参半，而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却不是受了资本主义发达的害，正是受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害；他一面唱鄙薄商人政府与资本主义的高调，却一面拥戴军阀，这种人全然不懂得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是怎么一回事。 在先进国纯粹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虽以资产阶级为主力军，也不能不借助于他阶级的力量以仆当时的暴君及贵族，所以当时革命的口号往往冒称全民利益，不便公然宣告为他们阶级的利益而革命。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力量幼稚的资产阶级，阶级的分化本尚未鲜明，阶级的冲突亦尚未剧烈，各阶级的势力也都尚未强大，所以殖民他〔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更不能单独革命，他到了真要革命的时候，必然极力拉拢别的阶级，出来号召国民革命，以求达到他自身发展之目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 （四） 殖民地半殖民地一部分向上发展的大资产阶级固然可以趋向革命，而一部分向下崩坏的小资产阶级（手工工业家及小商人）亦可以趋向革命。小资产阶级固不及大资产阶级势力集中，然其企业因竞争而崩坏，生活不安，也足造成其浪漫的革命心理。 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他本没有经济的基础，其实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因此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摇动不坚固，在任何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他都做过不少革命的功劳，也做过不少反革命的罪恶。 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知识阶级特别发达，所谓居四民（士农工商）之首的士，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他介在贵族与平民（农工商）间，恒依附贵族而操纵政权，所以有布衣卿相之说，其仕宦久而门阀高者，自身且成为贵族。他们在历史上操纵政权尤其自垄断教权的优越地位，比欧洲中世僧侣阶级有过之无不及。即以近事而论，在坏的方面：议员政客们都属士的阶级，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来吸收他们，只得附属军阀作恶；在好的方面：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辛亥革命运动，“五四”以来国民运动，几乎都是士的阶级独占之舞台。因西方文化输入之故，旧的士的阶级固然日渐退溃，而新的士的阶级却已代之而兴；现在及将来的国民运动，商人工人农民固然渐变为革命之主要的动力，而知识阶级（即士的阶级）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轻视的地位；而且在无产阶级实行革命和他们阶级的利益当真冲突以前，他们是羞于放弃革命态度的。最近全国学生大会，不但议决了许多国民革命的议案，并且议决了几件为工人阶级利益奋斗的议案，这便是个明显的例证。正因为知识阶级没有特殊的经济基础，遂没有坚固不摇的阶级性，所以他主观上浪漫的革命思想，往往一时有超越阶级的幻象，这正是知识阶级和纯粹资产阶级所不同的地方，也就是知识阶级有时比资产阶级易于倾向革命的缘故。就是一班非革命的分子，他们提出所谓“不合作”“农村立国”“东方文化”“新村”“无政府”“基督教救国”“教育救国”等回避革命的口号，固然是小资产阶级欲在自己脑中改造社会的幻想，然而他们对于现社会之不安不满足，也可以说是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 （五） 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徒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然而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益一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这四种环境却有驱农民加入革命之可能。历年以来，各处农民小规模的抗税罢租运动是很普遍的，若一旦有了组织，便无人敢说连国民革命他们也一定不能加入。 有人见农民之疾苦而人数又如此众多，未曾看清这只是国民革命的一大动力，以为马上便可在农民间做共产的社会革命运动，这种观察实在未免太粗忽了。共产的社会革命固然要得着农民的同情与协助，然必须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才能够实现此种革命的争斗并拥护此种革命的势力建设此种革命的事业，因为只有强大的无产阶级，才有大规模的共同生产共同生活之需要与可能，独立生产之手工业者及农民都不需此。尤其是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在中国，约占农民半数之自耕农，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不用说共产的社会革命是和他们的利益根本冲突，即无地之佃农，也只是半无产阶级，他们反对地主，不能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的心理以上！雇工虽属无产阶级，然人数少而不集中；所以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使目前即作此决不能实现的幻想，则所号召者不适于多数农民之实际的要求，便无法使农民群众加入实际的运动，便使目前所急需的国民革命受最大的损失。 （六） 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工人阶级和学生农民不同，有他自己阶级的特殊利害，所以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取何态度，乃是一个极重大而复杂的问题。 工人是社会上有力的阶级，在物质上他的力量自然远不及资产阶级雄厚，而在心理上因为实际生活之压迫，往往易于促进他的决战态度，即在纯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工人阶级一旦感觉得这种革命于自身亦有利益时，往往成为急进的先锋，况在国民革命，工人阶级更是重要的分子了。 但同时我们要知道：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此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理想，略分三类：第一，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家族亲属地方观念还非常之重，这是因为不但多数手工业工人仍然在独立生产者的环境，有许多目前虽是近代产业工人，而他过去未来的生活，并未能与独立生产者（小手艺小商人小农等）的环境绝缘，不感政治的需要，并不脱神权帝王之迷信，产业之发达又多未成全国化，所以工人阶级的运动，犹多是支〔枝〕节零碎的地方的经济运动而非国家的政治运动，工人阶级的理想，犹是宗法社会的而非国家的，这也是当然的现象。第二，只少数有了国家的觉悟，有了政治的要求，这种觉悟，这种要求，只在最进步的海员及铁路工人罢工中才表现出来，其余多数罢工都不出日常生活的经济争斗。第三，真有阶级觉悟并且感觉着有组织自己阶级政党的工人，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这极少数纯粹无产阶级分子，固然是将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种子，即在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中，也是最勇敢的先锋队，这是拿今年京汉路罢工事件可以证明的。这极少数最有觉悟的工人，在质量上虽然很好，在数量上实在太少，其余的工人更是质量上数量上都还幼稚，所以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争斗之需要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的经济争斗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工人），也并不是少数。我们还应该知道：在产业不发达的中国，工人自己阶级的单纯经济争斗，没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大部分产业管理权，不在外人手里便在军阀政府手里，工人经济争斗之对象，不是帝国主义的外国便是军阀，所以经济争斗稍稍剧烈一点，便是一个政治争斗。我们更应该知道：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争斗，只是一般的政治争斗，即全国各阶级共同要求政治上自由的争斗，不是工人们自已阶级的政治争斗；因为掌握政权者直接的是军阀，间接的是帝国主义的外国，不是本国的资产阶级。所以中国的工人阶级，在目前环境的需要上，在目前自身力量的可能上，都必须参加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意义，就是对外要求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独立，对内要求一般国民在政治上的自由。这种一般国民之政治自由，如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目前至急的需要。 工人阶级若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其结果是：（一）工人阶级在此革命成功时失去了地位；（二）工人阶级在此革命的争斗过程中，失去了自己阶级战斗力发展的机会；（三）不参加实际的行动，无论工人阶级有任何急进的主张，都不过是一个主张，实际还是站着一步不动；（四）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目前既不可能，又不参加联合战线，结果必是脱离了政治争斗的战线，躲到经济争斗的空招牌底下去睡觉。这种脱离政治的经济争斗，必然是支〔枝〕节零碎的，地方的，改良的，使工人阶级〔的〕萎糜下去的；而不是根本的，统一的，革命的，使工人阶级强壮起来的。 或者有人以为工人阶级加入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便易于发生紊乱阶级和改良妥协的倾向，是一种危险的政策。其实这个想头未免有些幼稚懦弱了。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是随着产业发达阶级分化而发生而强烈起来的，不是人力的提倡可以发生，也不是人力的否认可以紊乱可以消灭的，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只有开门出去参加复杂的争斗可以养成，决不是关起门来取寡妇处女式的防闲政策便可以免得危险。工人阶级只要有了独立的组织以上〔后〕，只要知道一时期政治争斗的动作联合和经济争斗的主义妥协不同，勇敢的参加国民革命这种复杂的争斗，于工人阶级只有利益而决无危险。反之，关起门来不参加目前所需要而且可能的政治争斗之联合战线，到有上文所说的危险呵！ （七） 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处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两层严酷的压迫之下，而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是目前的需要而且可能。 败坏困苦的中国，须有各阶级群起合作的大革命，才能够依群众的革命热忱和创造能力，涌现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新国家。这个新国家只有在全国大群众革命的狂热中，全国的制度文物思想习惯都受了革命的洗礼，才能够实现，决不是单靠军事行动可以侥幸得来的，更不是个人的暗杀可以成功的。暗杀只是封建时代义烈的行为，其结果不过报仇泄愤，决不能依此方法可以推倒统治阶级。单靠军事行动取得政权，这是墨西哥式葡萄牙式的军事投机，决不是法兰西式俄罗斯式的革命事业。 产业幼稚交通不便的中国，尚未完全达到以整理国家为一个经济单位的程度，地方的民众对于地方政府的革命，也是我们应该赞成的；因为这种地方的革命行动丰富起来，也自然要汇合成功一个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但是非革命的省宪运动，简直是见鬼；因为没有革命的大群众所拥护之宪法，无论是国家的或是地方的，都等于废纸。 同时，我们也须明白产业幼稚文化落后的中国，目前也只有这各阶级群起的国民革命是可能的。若是贪图超越可能的空想，实际上不能使革命的行动丰富起来，以应目前的需要，不但在本国的革命事业上是怠工，而且阻碍了世界革命之机运。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形式上虽是一国的革命，事实上是世界的革命之一部分，而且是重大的一部分。因为压制世界全人类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乃建设在剥削本国工人阶级及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上面，制他们死命的，也正是他们本国工人阶级的社会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状况，又只是国民革命是可能的，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党人，万不可轻视了国民革命的重大意义！ 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就是一个好例。俄罗斯各阶级各党派的联合革命，本以推倒皇室为共同目标，只以工人阶级在一九○五年之革命及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中特殊努力，又以当时资本主义的列强因大战而濒于破产，自救不遑，十月革命遂至发生新的政治组织。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 陷于半殖民地而且濒于完全殖民地之悲运的中国人，不首先解除列强及军阀之重重奴辱，别的话都无从说起！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前锋》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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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27 19:0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