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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侃章:吴江与杨献珍“学案”纠葛内情

发布者: reading | 发布时间: 2022-1-10 07:28| 查看数: 113|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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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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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5 Z+ m' F0 M0 F        吴江说,他与杨献珍在工作上没有交集,也互不认识。所谓的“哲学罪案”的三次论战,他都未曾直接参与,可以说二人之间没有个人恩怨。杨硬要把我当“敌人”看待,不知从何说起。难道学术上有不同见解就是敌人吗?杨献珍的挨整是时代悲剧,也是他个人的不幸。
1 V$ W' u! v& U! a8 i4 p1 x      杨献珍与吴江都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理论家,杨是吴的前辈。俩人随时代而律动,却因一桩学术争议发展到一场“学案纠葛”,最后演绎成政治纷争,使理论界侧目,使最高领导棘手。一时之间,可谓剪不断,理还乱;余波荡漾,绵绵不绝。/ J7 _0 v9 Z  s3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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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争议缘起+ [; R1 k& O2 c$ p1 F) l+ s

7 U; O! r* q  R# M  B& ~$ d      杨献珍1964年在中央党校讲课时,提出了“合二而一”的哲学观,被揣测上意的康生嗅出了味道,乃在毛泽东面前着意渲染,引起毛的极大不悦。认为杨献珍与他的“一分为二”对着干,并决定亲自参与反击。毛让陈伯达组织班子,搜集古今中外的哲学材料,准备大干一场。陈伯达乃命时任《红旗》编委的吴江、关锋及哲学部的邵铁真,并吸收中宣部的龚育之,组成一个精明强干的写作班子。吴等日夜奋战一个多月,于1964年8月18日,由康生、陈伯达带领他们向毛泽东作专题汇报。然而毛泽东其时的思考重心完全转移,认为哲学工作者的当务之急不是写文章,而应赶快下基层去参加“四清”运动,搞面对面的阶级斗争。
4 @! x  q; J3 f6 z2 D      吴江等批判杨献珍的文章虽未最终出炉,但已搜集了大量资料,拟出了提纲,这就为以后与杨的学术争议埋下了种子。由于最高领导发话,杨献珍再无安生之日,被撤销中央党校副校长职务,调离党校,连降数级,到中科院社会科学部哲学所任一挂名的副所长。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发生后,杨献珍自然罪加一等。" `6 b' x& V  C6 `$ n
      “文革”结束后,吴江正式调入中央党校。未几,中央任命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工作,吴江初任哲学研究室主任。他们在胡耀邦领导下,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拨乱反正工作,并创办自己的理论刊物《理论动态》。在创刊号上,首发吴江质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文章。吴江在中央党校主讲哲学课程时,将上述文章深化扩展,在1977年12月形成《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下简称《哲》文)一文,先在《哲学研究》1978年第一、二期合刊上发表,稍后,连同其他文章以《历史辩证法论集》 为题结集出版。
$ N- j+ W5 y6 P' z      这篇《哲》文分五大部分,思辨性很强,有许多闪光点。文章特别提出了“证明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它不能在理论范围内解决,而要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林彪也好,‘四人帮’也好,他们把实践标准践踏得一钱不值,自己另立一个标准,就是权力标准”。①当然也不得不说,这篇文章不由自主地受到了当年批判杨献珍思潮的影响,在文中专设“机械唯物论的表现及危害”一节,讲到要批判杨献珍的“综合基础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否认真理的发展过程”和“合二而一”哲学观,把杨献珍作为“机械唯物论”的总代表。& J( U' h8 @" u3 H8 C
      其时的中国乍暖还寒,杨献珍还在流放。而吴江深受胡耀邦的器重,可谓是中央党校的理论权威,其所具体参与的“真理标准讨论”正如火如荼。吴江在中央党校的讲坛上,在《哲学研究》及“哲学论文集”中,还有批驳杨的文字,自然引起杨献珍的极大不满。你吴江“如此热的人物”(杨献珍语),是不是对我“别有用心”?4 U4 @8 s" Q7 Q

2 C: z; J5 X% S  N6 l- d      一人且进且迫7 g6 T# z5 X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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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对杨献珍迫害升级,投入监狱,真正原因并非“哲学罪案”,而是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此案发生前,杨固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依然可上班、可著文,人身并没有失去自由。而当“六十一人案”发生,性质就转化成“敌我”矛盾。杨与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并列为“六十一人叛徒案”的四大魁首。
4 ?8 h1 O. m. E5 e5 i      “六十一人叛徒案”是康生一手策划,又经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会议批准,所以平反此冤案的前提就必须冲破“两个凡是”的约束。安子文曾在胡耀邦家当面对吴江说过感谢的话:“你们发起的真理标准讨论很重要,没有这场讨论,也许我们的案子还不可能这样快解决。”②薄一波在刘澜涛家里碰到吴江时,也说过类似的话。( |' V, C5 G" V3 R# `, j% A: ~
      杨献珍重获自由后,觉得首先要正己之名,他尤其看重自己哲学上的声誉。杨认为吴江的《哲》文是深有影响的文章,而文中把他作为机械唯物论的代表,则是继续坐实他并不认可的哲学观。为此杨在1978年12月19日,1979年1月9日、2月8日,接连给《哲学研究》编辑部写了三封信。这三封信后来登载在该刊1979年第三期和第七期上。! `% V  L3 I- s# y! l
      综观杨这三封信的内容,主要还是强调他没有说过“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没有提过“综合基础论”与五种经济成分的“平行发展”,以及“主观能动作用”等,并逼迫吴江拿出证据来。从发表的三封信文本看,虽然语含讥讽,颇为尖锐,但总体还在学术争议的范围之内。至于杨后来因势而易所写的第四封、第五封信,就完全变了味道,这点留待下文再说。5 Y1 ]) X. p* l) ?9 c, K8 p) F/ l
      三封信公开刊登以后,杨在不同的场合又多次诘难吴江,还在他领衔的于1980年11月出版的《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而战斗》论文集中附上这三封信。大概觉得还不够,杨又在1981年8月出版的《我的哲学罪案》书中再度收录这三封信,继续追问,可谓且进且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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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让而不退5 ~% e/ [, e" k  Z9 F( h  \9 [8 I

* ]- V4 u- p* j1 f      吴江认为,导致杨献珍如此不满,起因还是自己的《哲》文把“机械唯物论”代表这顶帽子戴在杨献珍头上。现在看来,他当时那样做在政治上不恰当; 在学术探讨上也不合时宜。杨献珍劫后余生,蒙受冤屈,失去自由多年,又届高龄,从人性乃至生理学的角度,不妨让他多说点,多写点,以冲涮伤痛,让时间去慢慢淡化恩怨。至于相关学术问题的探讨,反正双方都亮明观点,放在稍后也不迟。4 |$ f; |& K- ]' k9 P; T
      《哲学研究》 编辑部在1979年1月12日,将杨献珍的前两封信抄送给吴江过目。吴江在1月24日给《哲学研究》编辑部复函,请编辑部代他向杨献珍致歉,并写下如此文字请他们转告杨:“我的文章欢迎批评。有的已看出是明显的错误,如把杨老的哲学思想在政治上无限上纲。至于学术问题当然可以讨论,不过也不必着急,现在杨老休养身体要紧。”③《哲学研究》编辑部将吴江的上述致歉文字及时转告杨献珍。
  `% C! u1 Z. S; b9 S% G      为公开消除对杨献珍造成的不利影响,作为时任中央党校校务委员、副教育长的吴江,又在1981年3月8日中央党校讲坛上,面对着五千多名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吴说:“1977年下半年,也是在这个讲台上,我在一讲话中提到杨献珍同志的哲学思想时,沿用了1964年以来某些过头提法,将哲学问题上纲上线。学术问题当然可以讨论,上纲上线则不对。”稍后,吴江又把这番“公开的自我批评讲话”形成文章,刊登在中央党校公开发行的校报上。④
; q8 ^9 ~0 L+ i4 C+ [+ B) m      应当说,吴江对于杨献珍三封信的处理是坦荡、诚恳和节制的。在正式场合做自我批评,有信函,有报告,有文章,一方有这样的姿态,按理,另一方应适可而止。然而不知何故,杨依然不肯罢休。
" n4 E8 R1 f9 P/ _      吴江原想以自己的真诚换得对方的理解,但一再礼让的愿望落空,乃不得不起而应战。于是吴江在《哲学研究》1982年第五期、第七期连发两信,指出杨献珍“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的观点来自于杨的《略论两个范畴的“同一性”》。同时又指出杨献珍思维不统一,杨认为应当肯定毛泽东的“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但又否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让哲学界的人士如堕五里雾中,不知所云。吴江同时在信中说明:“我未即复,是认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还是暂时冷却一段的好。”又说:“我那本出版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小书(指《历史辩证法论集》)是准备修订的,其中,在已经逝去的历史条件下的某些政治上的提法要修正,至于学术观点尤其是争论中的学术观点则无须更动,我也无法变动了。”在礼节和感情上,吴江认为杨是前辈,大家还是说清楚,讲明白,以和解为上;不过,在学术观点上,吴江并没有改变,还是坚持自己原来的看法,可谓让而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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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 z* U; {, n; u( Z" y) B' F" g  x3 a      时移势易,学术争议走向“政治纷争”1 z0 ]8 c2 G% ?8 P

5 c7 ]5 D+ F$ r  \$ S$ d      这里有必要先简述中央党校1982年的变化。胡耀邦在担任党中央主席后,于1982年4月提出不再兼任党校之职,中央随即任命王震为中央党校校长,党校其他人的职务不变。事实上,其时的中央党校领导班子已发生变化:第一副校长安子文去世,常务副校长冯文彬兼中央办公厅职,陷于中办事务; 教育长宋振庭重病动手术,长住医院,党校日常事务由第一副教育长吴江主持。吴江认为自己不擅行政事务,只能做点研究工作。在这之前,他已推辞中央要他出任教育长之职。如今情况下,他要与一位他所不熟悉的新领导直接打交道,更非其所愿。于是向冯文彬求助:如何为好?此时胡乔木以分担冯文彬两头兼职之繁为由,推荐原教育部长蒋南翔出任第一副校长。其用意懂者自明,所以冯文彬马上提出辞去党校所任职务。3 L8 @8 l9 g1 Z
      新校长到任后即蕴酿调整中央党校人员,首先对准 《理论动态》班子。6月26日,在校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调蒋南翔来中央党校,将吴江调离中央党校,属正常调动;孙长江不再任职。由于吴江是党校校务委员,属中央书记处任命的干部,所以这一宣布因不符合组织程序而失效。至于新校长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是本文所涉要义,暂不展开。
0 n5 |2 C5 H3 t/ O$ f      然而事情还是传开了,吴江等人在新校长治下已不受重用。作为中央党校顾问的杨献珍,在这次表面上针对吴,其实另有所图的事件中,认为自己也应该有所表示。6月14日,杨献珍写信给新校长,有所指地谈党校教员素质:“不能让那些心术不正、品质恶劣、言行不符、缺乏觉悟的人担任教员。”未几,杨又致一信:说中央党校在1977年以后,“一直是康生的阴魂不散;直至1982年6月换了校长,学校才得到新生。”并向新校长赋诗一首,要让《理论动态》图穷匕首现。⑤: j) N: }. o6 n8 R! y4 _( @, }! v+ t
      杨在党内尤其在中央党校,以资深望重著称。不知何故,在他恭维新校长的同时,却要否定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工作成绩?如此,吴江等人则更不在话下了。3 k( W! r4 F8 q1 I1 u7 `
      也许为了呼应杨献珍,新校长在9月24日的校委会上说:“吴江、孙长江等人,他们在三中全会前后写过一些正面文章,但他们总的表现不好,在党校工作不合适……吴江、杨献珍争论不休,吴江自以为得胜了。吴江不一定对,杨献珍不一定不对。”⑥
' O3 B: o9 q0 O2 u8 x      然而在党校领导班子调整上,中央认为吴江不能调离党校,仍任原职不动。这一决定颇出新校长意外。吴江感到,新老校长如此互相呼应,上纲上线,他再不能恋栈,于是以年龄为由,在10月份向中组部提出辞职。胡耀邦在中组部长宋任穷陪同下与其谈话,知吴去意已坚,乃批准其辞职。12月,吴江离开中央党校。. N8 K( |, Z1 ?
      此时此地,杨献珍对吴江的“逼迫”终于超出学术范畴,又循环到那不堪回首的岁月。1982年11月14日,杨献珍给 《哲学研究》编辑部写了第四封信。杨在信中有这样的话:“我同吴江同志素不相识,从无来往,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把我看做他不共戴天的敌人,他做梦也想把 ‘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再给我戴在头上……吴江同志的思想线索与康生毫无二致,俨然就是康生的遗志继承人……康生的阴魂确实在某个人身上附体,以致借尸还魂了。”⑦, S" t7 \5 b$ |  W3 |& I' }
      《哲学研究》接到这封政治气味浓烈的信件后,以“本刊不登涉及政治性质的文章”为由予以拒载。杨乃想方设法把此信交《陕西汉中师范学报》刊登,并要求信件的抬头依然写:“致《哲学研究》编辑部”。一封致彼刊的信,让该刊首先“全文照发”,置《哲学研究》境地而不顾,引起理论界一片哗然。
6 Z1 j/ h) h2 f1 A2 c      吴江离开中央党校后,潜心研究“初级阶段理论”。同时,他觉得杨献珍老树发新芽,焕发了第二春,对杨所提的学术问题及相关事宜作出完整的答复已是时机,乃于1985年12月再写出一封信。吴江深知这封信的分量,因此一式三份,分送给中央书记处、中宣部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哲学研究》自然掂出了分量,不敢贸然刊登。总书记胡耀邦于1986年7月27日,对这封信写下了用心良苦的批语,原文如下:
- h) g8 S& n4 |& \7 r/ P      转中宣部同志一阅。中宣部有一二位同志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似乎也有点好处。至于 《哲学研究》发表不发表这样的争论文章,我是一点不介入的。党内同志对待历史上的某个争论,如果当面说清,从此不再纠缠,当然很好,但对一些同志来说,也很难。因此我也无能多说。⑧
+ m6 I; D. [# ?# v4 |! Z      不难看出,胡对杨纠缠往事不休,颇有不悦。由于怕事情越闹越大,《哲学研究》 编辑部也没有刊发吴江这封信。约两年后,有人向吴江建议,是否可以找个适当的地方将信发表,以澄清事实。吴说,“当我写此信时杨的身体还好,有讨论问题的能力。现在听说他病势趋重,信就不发了吧。这样,这第三封信就一直压在我的书柜里。”  杨献珍并非“中国伽利略”, p7 ?6 @) ?) {2 }; ^+ j3 N4 v-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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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江说,他与杨献珍在工作上没有交集,也互不认识。所谓的“哲学罪案”的三次论战,他都未曾直接参与,可以说二人之间没有个人恩怨。杨硬要把我当“敌人”看待,不知从何说起。难道学术上有不同见解就是敌人吗?杨献珍的挨整是时代悲剧,也是他个人的不幸。然而杨献珍因服膺日丹诺夫的哲学思想,亦曾无限上纲,错批错整过不少人,有些真正是“血泪交织、生死交恶”。这里拾取几例。
. N6 r/ {6 M/ f& C2 F6 d      “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文字狱。杨献珍为“胡风集团”的成立,提供了哲学理论上的支持。杨对文艺界的情况并不熟悉,可他在没有读过胡风著作的情况下,就给胡风扣上了“主观唯心论”的帽子。而这顶帽子所依据的《论主观》和《论中庸》两文并非胡风所写,实另有作者。杨竟说,既然胡风主编的杂志同意发表这两篇文章,就说明胡风秉持“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旋即,杨将文稿交付三联书店,在1955年4月出版《共产主义世界观与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斗争———批判胡风小集团的哲学思想》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上达天听,又发至各个阶层,产生极为广泛的影响。) @' {( P, l: d% _  v
      错批周文至死。杨献珍的党校教育长一职是陈伯达推荐的,陈还把党校行政事务管理权交与杨。周文曾任党校秘书长,他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坛的骨干人物之一。在“三反”、“五反”时期,周文写的文章对某些问题有所夸大。杨献珍上纲上线,说周文是故意欺骗党中央,企图夺取党校权力,逼迫周文在全校大会上检讨。周怨愤难忍,再加有病,急火攻心,由此殒命。在周死后,杨又以“叛党”罪名将周文开除党籍。这桩冤案,直到邓小平复出后才予以平反。; ?# p. V2 X1 |6 f  }- s) P6 r3 c
      将张如心上纲上线,开除教职。张如心是长征干部,党校党史教研室主任,也涉足哲学研究。由于苏联出版的名人小传将张如心列入名人,未经杨献珍同意,导致杨对张的极度不满,加之张又与妻子闹离婚,即对张展开无限上纲的批判,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调出党校到上海一工厂工作。
7 s; O7 U/ R7 V$ M      当然最著名的还是生死未休的“杨艾之争”。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党校的哲学师资力量特别强大,最著名的是校级领导陈伯达、杨献珍以及时任哲学教研室主任的艾思奇。在哲学界,陈、杨的声望都不及艾思奇,加之艾深受毛泽东的器重,所以受到陈、杨的联袂嫉妒和打击。曾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长的温济泽教授,这位对杨、艾都很熟悉且以“温文尔雅”著称的老革命、老学者,于1996年撰文谈到此事:“杨献珍有时对艾思奇讲课横加指责……杨献珍和陈伯达一起,批评艾思奇犯了 ‘非常荒谬的错误’。后来又有一次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论争,杨献珍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艾思奇在讲课时肯定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得到教研室不少人的赞同,而杨献珍却认为这是 ‘十足的黑格尔式唯心主义的呓语’,要求艾思奇放弃这个观点,艾思奇不服。到了反右派斗争时,杨献珍竟动员群众写大字报围攻艾思奇,说这是‘右派观点’,差一点给他扣右派帽子……艾思奇也写过批判‘合二而一’的文章,文章有些偏颇之处。杨献珍对他记恨在心,耿耿于怀……周文突然死亡,杨遂以 ‘叛党自杀’ 罪名将他开除党籍。艾思奇在会上替周文说了些公道话。这引起杨献珍不满……杨献珍和陈伯达还联手批判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⑨8 R/ C( K0 f& z2 p1 ]5 |9 g
      于光远对于杨献珍整肃艾思奇,不但不反思自己之过,反而继续把艾诬为打手,心中“一直忿忿不平”。他说,“我和艾思奇在哲学观点上很一致”,“知道中央党校有很爱整人而且整得很凶的人,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央党校不奇怪。”杨献珍在批判艾思奇的名著《大众哲学》时,说除了错误连篇外,还有“俗气”。此说遭到许立群等人反对,认为杨献珍是胡说。于光远解剖了杨的一本著作,说“杨献珍那一本严肃的哲学著作 《什么是唯物主义》中,把弄虚作假,丈夫想生儿子、老婆生了女儿、一脚把老婆踢到床下之类的事作为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大家倒觉得实在不那么合适”。杨献珍获得平反后,出版了《我的哲学罪案》一书。于光远说:杨“出版了厚厚一本《我的哲学罪案》。攻击艾思奇批评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是整人。书中批判艾思奇的地方很多很多,话说得很凶,有些话简直是谩骂。对于这件事,同我完全没有关系,不过我也可以提供一个第一手的材料,证明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的是毛泽东本人,艾思奇只是一般地写过文章而已。我说的这个材料是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接见周培源和我谈论哲学问题时,他讲了这样一段话:‘双十条第一个十条前面那段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讲了哲学一次不要讲得太长。最多一小时就够了。多讲越讲越糊涂。我还讲哲学要从讲堂书斋里解放出来。我这些话触到了有些人的痛处,杨献珍就是一个,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周培源耳朵聋,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从中南海出来后问我‘主席是讲了杨献珍’?我说 ‘是的’。不过我整理记录时把‘杨献珍就是一个’这几个字略去了。说要批‘合二而一’应该说是毛泽东的意见,这一点知道的人很多,我没有看过艾思奇的文章。但说艾整人,把毛泽东的事算在艾思奇的账上,我认为是很不公平的。”10〇
6 H- ?+ Y# H! }+ {( g, v! ]* }      吴江说,杨献珍《我的哲学罪案》 点名批判甚至谩骂艾思奇的地方有一百多处,说艾思奇“已经把自己的名字和尸体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能刮去”,这样的话,实在过分。“而周扬说艾思奇‘为人敦厚,待人真挚,治学勤奋,对党和人民一片忠心’。从艾思奇一生看,这四句话艾思奇是当之无愧的。”11〇: E2 @. s+ ~( U
      当然,回到历史背景中,那时在理论界已开始思想控制,批判开路,并逐渐贯穿到党校办学方针上来。杨献珍既有趋时起舞的一面,亦有在大跃进时“逆势”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壮举,不乏闪光亮点。然无论如何,将杨献珍比喻成中国的伽利略、哥白尼并不恰当。5 ?% H0 O# W( |! C4 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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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波府人”不应穿越历史6 G1 e$ B0 O3 D  _0 _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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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争论,始终是杨献珍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当年杨、艾在党校讲授哲学课程时,对“思维和存在是否有同一性”,杨否定,艾肯定。而有些哲学、理论界人士则多次撰文阐释,主要代表有胡锡奎、胡绳、范若愚、吴江、王若水、胡济泽、于光远等。杨献珍对此有辩解,说他说过“思维和存在没有统一性”,是康生诬陷强加给他的。然而吴江撰文是在1977年底,王若水再度撰文坚持这一观点是在1981年中,温济泽撰文是在1996年初,于光远成文更是迟至2000年了。这批饱学之士,其时大概再不会去受康生的影响了吧。
7 ^7 d% r5 W. |- i  w( s/ B      萧岛泉先生是杨献珍出任党校顾问时的秘书,有情有义,拚尽心力为杨献珍写了 《一场血泪交织、生死交恶的哲学论战》 的长文,从2005年开始在杨献珍家乡的 《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连载,至2008年还在刊载。粗览这篇长文,真不知其感性与理性乃至事实真相交织几何?相信公正的读者和研究者自会有判断。- @, a$ Q, p1 a- B& N3 `( w3 \
      萧文以学术文章的形式出现,但文中“满腔愤怒”,比比皆是。萧说杨献珍回到北京后,“一帮惯常跟风趋时、闻风起批的理论奴才、批判专家们,不知从哪条渠道嗅到杨献珍的问题不可能平反的说法,便立即把手中的棍子挥舞起来,向着杨献珍的头上抡了过来,而其中最积极最突出者要数范若愚、吴江、王若水……太史公司马迁曾以‘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之言形容奸佞之徒对贤臣良将的构陷,这里,用之于范若愚等一伙身上亦不为过。”12〇说范若愚是“借着艾思奇亡灵的奸佞之徒”,说吴江“对杨献珍诬蔑、攻击、栽赃、陷害”,说王若水“摆出一副打擂比武的架势,向年老体残的杨献珍叫板对阵,他要越过杨献珍这座大山”。上述几人,尤其是后二人,在理论界向以不随风摇摆,坚持自己的观点著称。说他们是“闻风起批的理论奴才”、“奸佞之徒”,大概不会有几个人认同。
( g! k/ o5 J3 ~      这里再选录萧文一节文字:“自吴江的《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文在《哲学研究》于1978年第一、二期合刊上发表(后收入其《历史辩证法论集》一书)以及他的《认识论十讲》于1978年4月出版后,由于他的这些篇章立论荒诞,逻辑混乱,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和哲学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全然无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果断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等等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继续顽固地贩卖十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帮’ 以及康生、陈伯达之流执行的极左路线的一套斗争哲学,以及大肆鼓吹他的‘三优于’的所谓辩证法以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谬论邪说;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地疯狂攻击诬蔑在‘文革’浩劫中横遭林彪、‘四人帮’ 残酷打击迫害的刘少奇、杨献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等等。”13〇( s/ }* c8 `( I$ {/ o* g) |
      萧文离谱了。第一,几乎是“关公战秦琼”的翻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是1978年底;“刘少奇冤案”平反是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 杨献珍等的“六十一人叛徒案”洗刷在1978年12月16日。吴江纵有火眼金睛,也不可能在1977年底至1978年初撰文时,就能穿越时空,看到近一年乃至两三年以后的中央决定;他也不可能“全然无视”这些尚未发生的政治事实。第二,攻其一点,无视全盘。历史的吊诡是,萧文上述所指责吴江的,正是吴江其时冒着政治风险在探索的。1977年6月4日,吴江在《人民日报》撰写长文,第一次从理论角度着手,提出要系统清算“四人帮”的流毒,引起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的高度评价;同年7月,吴江在《理论动态》创刊号上发表《继续革命问题探讨》,第一次公开质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胡耀邦誉为“这是拨乱反正的第一个实际行动”;同年11月,在胡耀邦的指导下,吴江主持撰写党史提纲,第一次摘除了戴着刘少奇头上的“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为“否定‘文化大革命’”迈出试探性一步,有力地促进了刘少奇冤案的平反;到1978年,胡耀邦带领吴江他们驳斥“两个凡是”,提出只有“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而只有否定了“两个凡是”,薄一波、杨献珍等人的“叛徒集团冤案”才能得到平反。5 {% ?( }' T$ @8 O& w3 I. U
      萧先生对杨献珍纵有无限敬意,对论战的对方也不能颠倒时空,混淆是非,无的放矢,空喊政治口号呐!2 X5 c* U2 M# j$ {4 @6 G& J
      杨献珍确遭莫大冤屈,令人同情并为之不平。但杨平反后,仍对过去往事耿耿于怀,仍对与自己有过学术争议的人纠缠不休,反应过度,对已逝去多年的同辈艾思奇、范若愚等是这样,对比他小一辈的吴江、王若水等也是如此。至于后来再重操那套用惯了的手法,真是令人遗憾之至。有位资深理论家曾说过,如果杨老能跳出个人恩怨,从大局着眼,吸取历史教训,反思为什么总是在整人与被整中度过那些黄金岁月?眺望前方,在忏悔与被忏悔中践行,从而让理论事业、指导方针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则又是一个新的境界。这些话,值得深长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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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9 y. k( ~3 w8 V- h! |! V

1 n0 R2 u, H- i' v/ K      ①吴江《历史辩证法论集》443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8 {$ n$ R3 @) E3 k9 W# t' ~
      ②、⑤、⑥、11〇吴江《十年的路》84-85页、153页、146、165页,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版;; [( ]. E1 v9 s0 O+ O
      ③、④、⑧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313页、315-316页,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6 l+ }4 r1 o. h4 A+ k
      ⑦萧岛泉《一场血泪交织、生死交恶的哲学论战》(十三),湖北《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二期;7 s* C7 L) y! W7 n0 ~5 t
      ⑨温济泽:《我所认识的艾思奇》,《炎黄春秋》1996年第三期、《新闻爱好者》1996年第八期;
. O) H0 M9 l$ R0 Q4 Z" V      10〇于光远《我的故事·忆艾思奇》127-128页,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 S+ I9 [- J- N; _/ p! Z5 a      12〇、13〇同第⑦所引文,湖北《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一期、第四期。( m8 J4 O+ g( v+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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