粱秋川 亦师亦友——翟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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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亦师亦友——翟向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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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6月1日，父亲从通县地委党校调到《河北日报》驻通县记者站，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向文学殿堂又迈进了一大步。

到通县记者站工作一个月后，父亲于7月5日来到当时的省会城市保定，参加《河北日报》举办的第三期记者训练班。这期训练班有学员三十多名，都是近期新选拔上来的年轻记者。社长、总编辑亲自为训练班授课，翟向东就是当时《河北日报》的副社长兼总编辑。

翟向东1919年出生在山东省平阴县平阴镇东三里村，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第二年参加抗日游击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主要从事报纸的新闻工作，《河北日报》就是由他主持创办的。

在这次训练班上，听了翟向东等人的授课，使父亲第一次听到“党报是党的喉舌”这个说法，认识到新闻记者职务的崇高、责任的重大；第一次知道几位苏联著名记者的名字，知道《真正的人》《绞刑架下的报告》这些享誉世界的名篇都出自新闻记者之手，从而使一直热衷于文学创作的父亲认识到新闻记者也能跟作家一样，可以用自己的作品影响千百万读者。在训练班学习期间，父亲还特意到新华书店买了《新闻教程》《斯大林时代的人们》等一大摞能使自己当好新闻记者的参考书，他从心里真正重视起新闻记者工作来。

父亲是在训练班上第一次见到翟向东，而且此后的一生都与他保持着联系。1955年6月，父亲从通县记者站调到报社本部担任驻社记者，虽不可能与翟向东天天碰面，但要比在记者站时见面的机会多了许多。两个人是什么时间、如何认识的，因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资料，也就不得而知了。

1956年9月，父亲从《河北日报》调入北京的《俄文友好报》时，翟向东早已调任河北省委宣传部任职，已不再兼任《河北日报》的总编辑。几年后，父亲又

调到《红旗》杂志社任编辑。在父亲留下的几十年的日记中，最早出现翟向东这个名字，是在1962 年8 月的一篇日记中。在这天的日记里父亲写道：

害重感冒，病了两天。赶上机关忙，两个上午又去机关抱病工作。接翟向东、冰心同志信。

在父亲日记中所记载这封来信中，翟向东写道：

这里文艺部的几个同志，最近写作情绪也高涨起来，我常向他们说：“贫莫贫于无才，贱莫贱于无志”，鼓励他们立志在文艺创作方面有所成就，向你学习。有空来天津玩吧，等待着你。

从父亲的日记和翟向东的来信里，可以看出翟向东对父亲是了解和有感情的；也可以推测出父亲虽然离开了河北，调离了《河北日报》，但仍与翟向东保持着通信联系。

1962 年11 月，父亲为给百花文艺出版社修订小说集《珍珠》来到天津。8 日这一天，他应邀拜访了又开始兼任《河北日报》总编辑且办公地点已从保定搬到天津的翟向东，并一起吃了午饭。自分别后，好几年不曾再见过面，虽然有书信联系，但要谈的话依然很多；作为后辈，也有许多问题要向翟向东请教。尽管父亲修订稿件的工作十分紧张，但与老朋友、老领导的再次重逢，尽管一个白天没有工作，这一天过得却十分愉快。

1966 年父亲到北京郊区的怀柔县（现为怀柔区）得田沟参加“四清”运动，6月6 日这天，他从广播里得知翟向东调到北京任《北京日报》总编辑。能与自己以前的老领导在同一个城市工作，父亲从心里感到高兴，觉得这样向他请教一些问题就更方便了。没想到，“四清”结束，父亲从得田沟回到北京城里，还没有跟翟向东取得联系，再次见上面，“文革”的疾风暴雨就把父亲卷了进去，翟向东也受到冲击，两个人又被迫分开了。

1971 年，父亲开始创作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经过艰苦的创作，又几经修改后，第一部的书稿终于在1972 年1月14 日发排。出版社按照父亲的要求，印制了数百册的征求意见本样书，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主要是工农兵读者的意见。父亲拿到征求意见本后，也给当时已调到河北省承德市担任市委副书记的翟向东寄去一本。4 月21 日晚上，父亲疲惫地从出版社回到家，看到了翟向东写来的信。

翟向东的来信长达19 页之多，给《金光大道》提出了十分宝贵和中肯的意见。父亲看了很受感动，立即赶回人民文学出版社，找到责任编辑许显卿，跟他谈了自己对翟向东所提意见的看法后，才再次回到家。等书正式出版后，父亲立即给翟向东寄去一册。翟向东收到后，除了写信给父亲打来“收条”外，还说把正式出版的与当初的征求意见本样书特意对照着又读了一遍；并热情邀请父亲在夏季时到承德去写作：“七月的承德，无动辄一身大汗之苦。我热切地等待着你来。”

《金光大道》第一部于1972 年5 月出版发行后，父亲便急于开始第二部的创作，怎奈杂事缠身，没有开始动笔的条件和环境，心中十分焦虑。7 月9 日晚上，父亲终于摆脱了杂事的干扰，应翟向东的邀请乘火车赶往承德。翟向东在承德热情地接待了父亲，把他安排在避暑山庄里的烟雨楼中进行创作。烟雨楼位于避暑山庄内的青莲岛上，四面环水，风景优美，是清朝皇帝乾隆依照江南嘉兴鸳鸯湖之烟雨楼所建，作为他避暑休闲读书的所在。父亲来到这里的时候，烟雨楼已被改为承德市委的招待处。

父亲来到的这天恰巧久旱降雨，冒着烟雨来到烟雨楼，“昔日帝王读书地，今朝农夫著新篇”，这一切都让父亲感到很有意思，最让他感到满意的，是这里的宁静，真是个写作的好地方。

在最初几天的写作间隙里，作为主人的翟向东陪同父亲观赏了京剧《龙江颂》的演出，游览了避暑山庄、普宁寺和被人称为“小布达拉宫”的普陀宗乘之庙等地。在承德，父亲全身心地投入到《金光大道》的创作中，有这样好的写作环境和条件，对父亲来讲实在是太难得了。对这来之不易的写作环境，父亲实在不愿浪费，也不敢浪费分毫，在承德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很长，即使生了病，也不敢有半点的懈怠，仍坚持着写作。由于每天字写得太多，劳累过度，开始胳膊觉得很疼，后来竟有些肿胀，在这种情况下，仍坚持着每天的创作。父亲抓紧时间进行着创作，完成了《金光大道》后三部的全部大纲和第二部的草稿。只因接到单位让他回京参加集中学习的电话，创作情绪被打乱，无法在静下心来，只得将第二部的结尾部分草草完成，留待以后再修改，便匆忙地赶回北京。

父亲从承德离开时，翟向东正巧到石家庄开会，没有赶上给父亲送行。从石家庄回来后，他立即给父亲写来一封信表示歉意。在这封信中，他提到父亲在承德时给这里的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们说父亲“没有架子，与招待处的服务人员处得很好”……翟向东与父亲能一直保持着联系、保持着友情，除了他看重父亲的写作才能外，父亲的人品和待人处事也应当是个重要的原因。在信中，他还提到在石家庄时，他曾看了省话剧院演出的话剧《艳阳天》，并对此剧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希望父亲以后与剧院交流时，能做适当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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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亦师亦友——翟向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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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的父亲，又开始处于忙乱的状态，再也无暇和条件顾及《金光大道》的创作。直到两个月之后，父亲才得以再次进入到《金光大道》第二部的创作中。因中间总是有社会活动穿插其中，不可能再赴承德去写作，只可在市内找地方进行创作，以便参加随时都可能到来的各类活动。但由于环境的嘈杂，使父亲根本无法安心创作，连续换了几个写作地点都不理想，最后来到北京出版社位于崇文门兴隆街的一个招待所，才算勉勉强强地安下身来。第二部的起草、修改工作是在断断续续中进行的，除了受到许多来访者不时地打扰外，还多次参加单位组织的学习会，给几个单位和地区的业余作者谈创作体会，数次参加外事活动，陪同外宾在北京和外地参观访问。父亲似乎是在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着本应是正业的创作，仿佛又回到过去那种业余创作的时期，甚至都不如那个时期。经过半年多时断时续的艰苦创作，终于在1973 年7 月2 日完成了对第二部草稿的第一遍修改工作。

在陪同外宾到广州参观访问时，父亲曾给翟向东写去一封信，在信中提到自己的忙乱，特别是外事活动对写作的干扰，向翟向东述说了自己的苦闷。收到信后，翟向东马上给父亲写了回信，对父亲说：“总想趁还年轻，多为人民写点好作品，这是你多年的志愿，我完全理解，但是目前的有些外事活动，避免不了，今后，也将难以避免，应有这个精神准备。”并给父亲出主意说：“可否向领导这样讲：一般的外事活动少参加，特别是以‘抓紧时间写出《金光大道》的二部、三部’为理由，让领导多给些写作的时间，因为，如隔得时间过长不能出版，这不好。国内读者盼望着，而且日本既已译了第一部，总是在期待着第二部的出版的。这样提出问题，领导上会安排些时间给你。”

为了能够尽可能地排除干扰，把《金光大道》第二部修改好，7 月18 日父亲再次应翟向东之邀来到承德。这天父亲刚刚登上火车，便下起雨来，一路上烟雨满山川，下午到达承德时，则雨过天晴。父亲再次入住烟雨楼，进行《金光大道》第二部的修改。

父亲在承德的工作进展顺利，到8 月5 日，便将第二部修改完一遍。也就在这天晚上，父亲偶遇来承德开会的魏巍，在第二天去拜访时，订下一同结伴到坝上草原参观访问的计划。

8 月9 日，在翟向东的陪同下，浩然与魏巍、杨啸、李学鳌等人一同乘车奔向塞罕坝草原。他们在草原上参观了牧场、马场、羊点，访问了基层干部、普通农牧民等。8 月11 日这天，父亲连续接到两次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要求他尽快返回北京，有重要的外事接待任务。无奈之下，只得匆忙结束了参观访问，于13 日夜里赶回承德。在回返的路上，他们拜谒了1954 年经原热河省政府批准，在隆化县清康熙皇帝波洛河屯行宫的旧址上修建的董存瑞烈士陵园。就在途经离烈士陵园不远处一条本来平静水浅的小河时，由于刚刚下过一场大雨，水流变得湍急，水也变深了。在涉水过河的时候，他们乘坐的一辆吉普车在河中央意外地熄了火，陷在河中。于是大家脱掉鞋袜，挽起裤腿，站在河水中将车艰难地推上了岸。这场有惊无险的过程，也给父亲等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成为此次草原之行的小插曲。

《金光大道》第二部没有再印制征求意见本，因而父亲给翟向东寄去一份校样。

由于翟向东的日常工作比较忙，完全是用了晚上下班后的夜间时间进行的阅读，有时候读到十二点，有时候读到凌晨一点多。每次阅读时，总是多次因书中的情节兴奋不已，也多次从眼睛里涌出泪水。书中的故事情节，把翟向东拉回到当年的斗争中，他完全沉浸在其中，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原本父亲定于10 月12 日前去承德听取翟向东等人的意见，但因故一拖再拖，直到15 日下午，父亲才得与责任编辑许显卿专程赶到承德，听取意见。如同翟向东对《金光大道》第一部的意见一样，他的意见对父亲非常有启发，思路同时被打开，信心也鼓足了。

那个时期，翟向东经常要到石家庄开会学习，而他途经北京时，只要条件允许，总要和父亲见上一面，或一起吃饭、聊天，或一起小坐一下。父亲也多次利用到承德或附近地区的时机，前去看望翟向东。

翟向东始终关心着父亲，关注着父亲。在1979 年调回北京前，只要有北京的来人，他就打听父亲的情况，有些人也不断地把所知道的情况转告给他。每当出差开会回来，翟向东也要在一大堆来信中先看看有没有父亲的来信，而收到新寄来的杂志，他也要先看看上面有没有父亲的新作品……

1978 年，父亲受政治牵连，开始遭到一些地方报刊的点名批判，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取消，陷入人生的低谷，心中十分苦闷。在这种情况下，翟向东对父亲则更加关心，表示出充分的信任，不仅用语言开导，到北京时，还拉上父亲一起看电影，用以散心，并偕同老伴一起到家中探望。父亲则利用翟向东在京期间，特意多次看望，还多次陪同好友一起去看望。

1979 年3 月，翟向东调《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这让父亲感到十分高兴。两人虽然同在一个城市里，见面的机会看似多了不少，但是，父亲为了从跌倒的地方重新“爬”起来，埋下头去努力创作，先是在京郊通州苦写七年，后又到河北省三河段甲岭镇挂职，因此也无暇经常相聚谈心。

1981 年4 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浩然短篇小说选》，翟向东为此书写了序言，成为第一个为父亲出书写序的人，也是唯一一个专门为父亲出书而写序的人。

1993 年，根据父亲同名长篇小说改编，并耗费父亲大量心血和时光的电视连续剧《苍生》拍摄完成，3 月28 日在北京的文联大楼召开了关于该剧的座谈会，父亲专门邀请翟向东参加了这个会议。

同年，由父亲倡议的三河县文联成立。6 月11 日下午，在三河县燕郊影剧院隆重召开了成立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名人之多，规格之高，气氛之热烈，在三河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全国的县级单位也是绝无仅有的。在那天的来宾中，父亲在文艺界的好友就有几十位，包括贺敬之、魏巍、杨沫、管桦、柯岩、乔羽、于是之、石祥、赵丽蓉、马泰等人，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翟向东，他以《人民日报》顾问的身份参加了这个成立大会。父亲也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文艺绿化”工程。

父亲整日忙于他的“文艺绿化”工程，奔波在乡村与城镇，为农村作者作嫁衣，更是很少回到北京城里。尽管父亲很忙碌，但是也没有忘记翟向东这个老领导、老朋友。他利用回京城办事机会，时常去看望翟向东。一次得知翟向东在三河燕郊行宫宾馆主持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培训中心的一个座谈会，便赶了去，与翟向东忙里偷闲的一起聊聊心里话。

1993 年6 月，父亲的第二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活泉》出版发行。由于种种原因，这部属于父亲九十年代代表作的作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翟向东得到赠书后，不仅抽时间做了认真的阅读，还写出了一篇评论文章，发表在1994 年9 月的《人民日报》上。

父亲与翟向东的关系，从领导与下属，老师与学生，发展到好朋友、老朋友。这种好朋友、老朋友的关系一直伴随他们走到人生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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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粱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北京：团结出版社 ,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