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铮：中共党史回归历史学科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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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回归历史学科的正当性

作者：李金铮
来源：江南学刊

作者简介：李金铮，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

受不同时期政治变化的影响，中共党史专业在学科归属上变化频繁，在历史内容上被多个学科分割，这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和建设中是极为少有的现象。其间的纠结、矛盾和缺乏独立性，既与党史的地位和影响不相称，也不利于党史的学习和研究。与其他主张相比，党史归属历史学科更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其实这也是其他主张的共识，而共识反映问题的本质。不把学科属性的共识而将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作为党史的学科划分标准，是不符合逻辑的，也很难兼容。事实上，只有将党史归属历史学，将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扩大为“大党史”，才能改变传统党史学者的局限，保证学术性与政治性的统一。近些年党史研究的成功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结论。


//关键词

中共党史  学科  历史学  大党史


中共党史与中共党史学科不是一个概念。中共党史是党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而中共党史学科是研究党的历史过程的学问。和其他历史学领域的专业一样，因省略了“学科”而将之简称中共党史。

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和建设中，很少有学科像中共党史这样，在学科归属上变化频繁，在历史内容上被多个学科分割，以至于陷入极为纠结的境地。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党史一直是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的，先叫“中国革命史”，后称“中共党史”。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设置了党史本科专业。但在国家制定的高校学科目录里，中共党史是划在政治学之下的。改革开放后，高校思政课程更经历多次的变动，先是取消中共党史，取而代之的是“中国革命史”。接着，中国革命史又被“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两门课程代替，然后被“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后改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代史纲要”代替。然而，在国务院学位办制定的学科目录里，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的名目仍在，划为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党的建设”后来独立出来，划到法学门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还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等专业，与中共党史有密切的联系。与国务院学位办有所不同，在教育部的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又将“中国共产党历史”归到法学门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由于以上课程和学科皆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因此马院集中了最多的党史研究学者。少数高校设置的党史本科专业，也在马院或与政治学、法学有关的学院。此外，中央级党史研究室、文献研究室（现合并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和地方各级党史研究室、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校，也是党史研究队伍比较集中的单位。所谓党史学界，一般指的就是上述相关学院和机构以及学者。此外，历史学科也有中共党史，属二级学科中国近现代史的三级学科，称“中国共产党史”，与中国国民党史、中国民主党派史平行。与马院、党校和党史研究机构相比，高校历史系或历史学院的党史学者较少，也鲜见开设与党史有关的课程。

以上中共党史所属课程体系、学科体系的沿革，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政治的变化对中共党史的影响。正因为此，导致一些矛盾和难解之处。譬如，虽有党史学科名目，也有党史研究者，但除了个别高校的党史本科专业外，很少乃至几乎没有开设配套的本科党史课程，大多数只是硕士、博士招生才有此专业。这在其他学科类别中是见不到的，尤其是二级学科，一般都既有学科设置，又有相应的本科课程。这种情况，与我们强调学习和研究党史的重要性是不相称的。

更为麻烦的是，党史学界虽有长期的研究实践，但因为上述学科设置的混乱，导致对学科属性的认识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迄今未有定论。如果大致归类，主要有四种主张：第一种，党史属于历史学科，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部专史，但可作为政治理论课来讲授；第二种，党史既属于历史学科，又是一门党性、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归属于政治学科；第三种，党史既具有历史学科特点，又有理论和政治性，应划归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第四种，党史既与历史学、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所不同，应建立一个具有交叉性和综合性的一级学科，并归为法学门类。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观点几乎都承认党史具有历史学科的性质，但归属学科有别，或归属政治学，或归属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即便主张党史独立为一级学科，也不是归到历史学，而是法学门类，依然没有逾越国家有关部门的学科分类。近几年还有学者提出建立一级学科“中共学”“海外中共学”“国际中共学”，党史也不过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可以发现，以上无论持何种主张，基本上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法学、政治学等学科框架之下进行立论的。相比而言，历史学者对党史的学科属性反倒很少发声，也许与天经地义地认为党史属于历史学有关。其实，“天经地义”只是一种想象，不参与讨论并讲出理由的天经地义是不存在的。

笔者的身份是历史学者，或者说是对党史领域有一定涉猎的历史学者。我的基本观点可表述为：我和其他学科的学者一样，赞同中共党史具有历史学科性质，但不同点在于，党史无论在哪个学科层次上，都应该划归历史学科，而不是其他学科。追根溯源，党史专业最初就是设在历史系的，今天从其他学科重新拉回到历史学，不过是重归原位而已。这一主张和学者的身份没有必然关系，而是有其学理基础和逻辑基础，具体解释如下：

其一，党史学者无论持何主张，都认为党史具有历史学科性质，而这一具有共性的认识反映了问题的本质。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将党史归属历史学科，而是划到其他仅具有一定特征的学科呢？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在其他学科里面，也找不到这种现象。在历史学者看来，人类社会过去的一切历史都应划归历史学科，除非历史学者受知识结构所限不能研究的领域，如数学史、物理史等。而传统党史学界所谓政治性、党性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征，只能说党史和普通史学有一定的区别，但均不能作为划分学科属性的基础。否则，按此逻辑，党史还与经济学、社会学等也有密切联系，岂不是可以划归经济学科、社会学科吗？当然，并不否定从其他学科的方法、视角对党史进行研究。

其二，如果将党史归属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法学学科，在知识、理论、方法上是相通的、兼容的，但在政治学科，还有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等方向，这些方向研究政治理论和当代政治，与中共党史有显著的差别；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等方向，尽管有的与党史联系比较密切，但同样是以理论为其研究目标的；在法学门类，有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公安学，如将党史独立为一级学科，置于法学门类，和该门类其他方向有很大的差别。有的学者还认为独立的党史一级学科下设中共党史、党的建设理论、政党比较研究等二级学科，同样的道理，党史与其他二级学科的差别也较大。总之，无论与一级学科还是二级学科并立，相互之间都难以交流和融合，不利于党史研究的发展。反过来，如将以上学科或方向作为党史研究可资借鉴的理论和视角，则是有价值的。

其三，与前两个方面相联系，中共党史专业在学位授予上经常被传为笑谈。博士论文封面上一般应出现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和研究方向的名称，正如历史学体系中，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博士论文，一级学科为中国史（或历史学），二级学科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社会史等，最终授予历史学博士学位。而中共党史学科博士论文，按照国务院学位办制定的学科目录，门类为法学，一级学科应为政治学，二级学科为中共党史，其他为研究方向，授予法学博士。更有不少党史博士论文，并非出自政治学和党史专业，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以及其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和法学门类，也授予法学博士。结果，以上从事党史研究的博士，被学界俗称为不懂法学、不懂政治学的博士。这可以说是中共党史专业在学科归属、学位授予方面极为混乱的又一表征。

其四，如何看待近几年有的学者提出的建立一级学科“中共学”的主张？笔者认为，从学理上讲中共学是成立的，党史也可以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既然是不带历史的“学”，则和其他“某某学”一样，一般侧重于研究现实社会，也即主要是研究当代的中共现象、中共问题，其最终目标是服务于“学”的。所以，党史与“中共学”不可等而化之，二者各有其独立存在的理由。另外，中共学也面临着学科归属问题，如果归到前述所谓政治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则如前述，因为知识结构和理论方法的不同而难以成立。倒是可以尝试与历史学、法学、经济学、文学等门类并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如此一定能够提高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地位，但这并不影响党史学科的独立性。

其五，当下跨学科、交叉学科愈益升温，有的学者包括历史学者认为，应淡化学科意识，强调问题意识，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是最重要的。此说不无道理，但从现代学术发展史看，学科及其细化是学术发展的标志，学科的分与合一直是一个连绵不断的过程。没有学科何来跨学科，又何来交叉学科？打一个比喻，很难想象医学只有一个科，而不分内科、外科、骨科、耳鼻喉科等。越有实力的大医院，分科越细，反而倒是街边诊所为全科，才是号称包治百病的。不同学科的继续存在与解决问题的意识是不矛盾的，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不是淡化学科，更不是抛弃学科，而是给予学科适当的、有利于发展的学科归属、学科边界。中共党史也是如此，以往学科归属混乱是很大的问题，但并不表明学科划分本身是错的，而是划分是否正确。

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就不难明白，党史不仅是一门学科，而且只有在历史学科之下才能自圆其说。那么，如将中共党史归属历史学科，其学科地位如何安排？与历史学门类各个一级学科的关系如何？与中国史以及学科下设的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专门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等二级学科又是何种关系？

笔者以为，以党史的地位和影响而言，党史可作为一级学科，与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一级学科并立，此为对党史学科发展最为有利的选择。当然，也可作为二级学科，与中国史的其他二级学科并立。党史与中国史和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专门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等会有重合，但这些二级学科之间原本就多有重合，并未影响成为二级学科。况且，各个学科毕竟有其独立性，有足够成为二级学科的理由。不过，在一些政治性较强的问题上，仍要保留传统党史的特点，如强调政治性、党性，“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

更需强调的是，中共党史回归历史学科，并不简单是一个学科名义上的转向，而是有其重要的人才培养意义和学术研究意义。因为只有归属历史学科，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硕士生、博士生，才能接受严格的历史学训练，获得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和多个断代史、专门史的知识和理论。在此基础上，再加以相关学科理论和知识的扩大，一个复合型的党史人才培养体系才可形成。也只有归属历史学，党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才能充分扩大，改变传统党史学者的局限。在历史学之下，一切和中共领导有关的革命史和新中国史，无论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现象；无论是传统社会、近代社会和党的革命的关系，还是革命与新中国的关联；无论是中共党史本身，还是和共产党有关系的其他党派势力，乃至其他国家的政治力量与革命力量，皆可作为党史学科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以上所述，或可称之为“大党史”。

鉴于共产党的性质、政权制度以及地位和作用，党史与中共革命史、新中国史的研究对象甚至是重合的，如果说有区别，党史是以党为中心，侧重党和研究对象的关系；而革命史是以革命为中心，侧重革命本身的历史脉络；新中国史须观照政府的视角。但即便如此，在革命史和新中国史中，党的核心地位无法改变，没有党的领导，则一切无从说起。所以，几者之间不一定非有明确的界分不可，可根据具体的研究课题各有侧重。如果说“大党史”有边界，这就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关，有关者就是边界，无关者就不属于党史研究的范畴。在扩大党史研究范围的同时，我们当然明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仍是党史研究的重点，此为学界共识，毋庸太多讨论。但问题在于，它不仅仅是党史研究的重点，也是革命史和新中国史的重点，凭此是不能区分几个领域之间的界限的。

以往党史学界总有人试图界定党史应该研究什么，不应该研究什么，其初衷当然是好的，但由于没有认识到大党史“有关者”的边界，结果必然就是，既窄化了党史研究的范围，也不具有可操作性。譬如，有的学者举例指出党史与国史的区别：以新中国成立前后关闭证券市场和改革开放初期开放证券市场这件事来说，党史编研的角度应是党在关闭和开放证券市场问题上的考虑,而国史编研的角度应是证券市场关闭和开放的过程及对社会的影响；党史编研的范围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重要会议、重要事件、重要人物。至于其他领域，比如社会领域的变迁,像婚姻、民俗、服饰、饮食、娱乐方式、人际交往、人口素质，乃至语言的变化等，尽管与党史或多或少也会有一定关联，党史编研也会有所涉及，但在党史学科中不会也不应当设婚姻史、民俗史、服饰史等研究方向，否则就不成其为党史了。具体到经济问题，党史编研应当侧重于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而国史编研应当侧重于相对具体一些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和经济状况的变化。按此逻辑，则不仅是党史与国史的分立，对革命战争时期党史和中共政权史的研究也要有所分别，诸多中共革命根据史的论著所涉及的内容都要划在党史之外了。问题是，党史与国史能分得如此清楚吗？事实上，证券市场的关闭与开放，无论是党史还是国史，都既离不开党的考虑，也离不开关闭和开放的过程；社会领域各个方面的变迁难道不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涉及的对象，为什么不可以研究中共社会史？在经济问题中，党的基本经济制度、宏观经济政策与国史中具体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和经济状况的变化怎么可能分离，难道前者不需要后者的体现吗？以上思维恰恰反映了传统党史研究的问题，重视制度、政策的出台，而轻视制度、政策实施的具体过程，轻视制度、政策与民间社会、与广大民众的复杂关系。其实，对于政策的出台细节也往往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看不到哪些人参与了讨论，讨论中有何矛盾、斗争和冲突，于是制度、政策成了死的制度、政策。

近些年凡属成功的学术实践都证明，党史与中共革命史、新中国史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甚至研究的视角并无太大分别，这种开放性对于党史研究的推进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由于研究领域、研究课题大大拓宽，党史呈现出丰富而立体的画面。《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抗日战争研究》和《当代中国史研究》为刊登以上几个领域论文最有代表性的专业期刊，所发表的文章中，绝大多数已和传统党史论题有了明显改变，广泛涉及与中共有关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历史，甚至包括非常具体的社会史、区域史、村落史。从近些年中共党史研究的综述文章中，也不难得到证明，所介绍的成果同样极为广阔、多元，而不是自我限制，标示哪些领域、哪些问题只属于党史或不属于党史的范围。作者除了党史学者、历史学者，也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党史研究越来越成为一个开放的学术体系。试问，以上成就是否大大提高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主要目标的研究，恐怕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党史研究之所以取得如上成就，关键是史观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党史学者、历史学者用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将党史置于整个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的脉络之中，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深入研究，使得党史研究变得规范化、学术化，从而改变了以往党史学界存在的空洞的、干瘪的、情绪的、说教的现象。尤其是对相关学科理论方法和知识的借鉴，扩大了学术视野，拓宽了学术论题，深化了党史认识。反过来，党史研究也为相关学科提供了历史知识和理论贡献。而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用本学科的视角和方法的优势介入党史研究，但也遵循了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既增强了历史感，又提升了理论水准，为推动党史研究作出了贡献。在此基础上，党史领域和相关学科形成一个互相借鉴、互相争鸣的平台，共同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这也应该是“大党史”研究应有的雄心。

不能不说，近些年的党史学界，包括马院、党校、党史研究室的学者，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上已和传统党史学者不可同日而语了，规范化、学术化大大增强。尤其是年轻一代，凡是研究比较深入、取得较好成绩的，大都既接受了历史学、中国近现代史以及党史学的训练，又汲取了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此为中共党史学界的一大变化。

然至今仍有思维陈旧者，自以为是、画地为牢，武断地指责这个不是党史题目，那个不是党史题目。在此意识之下，有的党史论文，包括博士论文，仍充斥着一种特殊的“八股”叙事气息，浮于表面、大而无物、重复劳动，几无学术性可言。这种现象，到底是有利于还是阻碍党史研究，难道不是不言自明的吗？看来，“名正言顺”的讨论的确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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