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大饥荒——一本题未定新书的代前言

来源: 民主中国
作者: 茆家升


这是一本记述大跃进中，安徽省无为县发生的人祸大饥荒的真相，和对它一些评述与反思的小书。在那场全国性的大饥荒中，安徽省是重灾区。当时安徽全省总人口三千三百余万人，而非正常死亡人数，竟达到四、五百万之众！死亡总人数，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省，那里饿死了一千万人。但从死亡率看，安徽却是第一位的。这个数字见于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公开出版发行的《张恺帆回忆录》，应为正史。

如果说安徽省是当年的重灾区，那安徽人口的第一大县，无为县就是重中之重！其严重程度，从非正常死亡总人数和占人口比例上看，可能是县一级全国之最！这也是有正史可查的。因本书重点是谈无为问题，有必要将官方的《无为县志》上的两份表格，复制如下：

这是两份官方颁布的数字，应是信史。第一张表告诉我们，无为县的粮食产量，大跃进前1957年总产量约为6亿斤许，而大跃进开始的1958年，总产量达到6.6亿斤。按当年该县总人口95万人计算，自留地产粮不计在内，人均占有粮达700斤，一般人均300斤，即可保证生命存活，不被饿死。人均近700斤，应是丰年了，谁知道却是大批饿死人的肇始。

而从另一张表，我们看到该县1957年底人口总数为982979人，1958底为950056人，到1959年底，竟降至820259人，减少了近12万人，骤减千分之75.47！再查查当年人口流动情况，迁入数为41592人，迁出数为54513人，就是说外流了近13000人，只占人口减少总数约1%。并非如孙经先教授所说的，大跃进中减少的人口，基本是外流了。

无为人口，再追踪至1960年底全县总人口，仅为662557人！与1957年底982979人比较，实际减少320422人。查阅了1957—1960年尚生育了三万余人。还有一个数字是县志上列不出的，就是各地虚报人数，为何要虚报？因为当时粮食供应，连同布票油票等各种票证，都是按人头发放的，多报多得。对此丁人卜先生在《无为天堂梦》的遗著中，有较翔实的叙述。如果以这个虚数去抵外流人数，那总减少人数应和表上实际减少数约相等，在三十万以上，死亡率应约为33—34%之间，民间传说无为人三成饿死一成！决非虚言！

那这三十多万人哪去了？人间蒸发了吗？除去平常老病死亡，一般在千分之十，按1957年总人口九十余万人计，也不足三万人，那余下的三十万人，应均属非正常死亡，说白了都是饿死的！

无为县属江淮平原，北为巢湖之滨，南紧依长江。境内水网纵横，历来是江北的大粮仓，也是全国四大米市之首芜湖市，粮食主要供应地之一。为何在基本上风调雨顺的三年内，全县竟会饿死近三十万人！天灾乎，非也！实乃人祸焉！

本书就是为披露无为当年大饥荒的史实而编，无为真相能为世人知晓，首要人物当推已故无为县委农村工作室工作人员丁人卜先生。早在上世纪1980年代，丁即奉当时无为县领导之命，对刚过去不久的无为大饥荒，做逐村逐户的实地调查，为时两年许，记满几十个笔记本。后又奉命去民政局、公安局、档案局等政府部门，查阅记录了相关资料，终于写成了《无为天堂梦》一书，全书约15万字，分上中下三集。并将其中精华部分，缩写成近5万字的节本。然后自费打印数十分，分散相关部门，包括重要当事人张恺帆付省长，审核验证，均无异议。它应该是披露无为大饥荒真相，准官方的调查报告。三年无为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三十余万人，就是那时首次对外公布的。

丁人卜此著，开始调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书稿完成已近世纪末了。全书曾拟于香港某出版社出版，后因出版社倒闭，原稿中下部遗失。原稿及节本，因无电子版本，至本世纪初，已近淹没。我接到无为杨金声先生的节本赠稿，已经是2008年初了。

记得当我通读完这近五万字的节本后，灵魂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多次忍不住内心的悲痛，潸然泪下。百姓何辜，生产粮食的农民何辜？为何我们披星戴月辛劳艰苦，养活了你们，反而遭受你们如此严酷的剥夺，什么狗屁的‘粮食高产卫星’！什么高指标、高征购！什么逼人命的‘反瞒产私分’！刀刀见血！句句杀人！直到把最善良最纯朴，也最听话的数十万农民，活活饿死！天天还在高唱我们已经跑步进入了人间天堂！天堂乎？地狱乎？真相是最好的答案。

面对这份珍贵的史料，我又突然感到责任重大。丁人卜先生已过世五年了，原稿中下两集，已荡然无存。仅留下的节本，也已寥寥无几，再也不能任其淹没了，那将如何面对数十万枉死的亡灵，如何面对这段惨痛的国史！

记得当时第一件事，就是先把这近五万字的节本，一笔不漏地输入电脑。那时我已年过古稀，不懂拼音，只能用手写板一笔一划地写。那样也好，写一个字思考一番，体会能更深刻些。

五万字悲惨史的抄录，等于去了饿死三十余万的人间地狱——大跃进中的无为农村，走了一遭又一遭。悲伤难忍，愤怒难忍，我很快地写出了第一篇读后感：《从乌托邦到人间地狱——一本现代人写现代史的杰作》。长序两万三千余言，文中较详实地介绍了丁著的成书经过，及书中所引述与调查资料的准确性，尤其是共产风肆虐时，对无为广袤农村所带来的严酷、深重、全面和不可修复的伤害与毁灭，（人都饿死三有其一了，还谈何修复！）造成白骨遍于野，百里无鸡啼的人间地狱惨状。如果说杨继绳先生的《墓碑》，是描述了全国性大饥荒的一个大框架，而丁人卜先生则提供了很多翔实的，令人发指的细部。比如一平二调时，人民公社为办什么万头猪场、鸡场，强占民房，使多少实名实姓的农户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又比如恶吏无为县委第一书纪姚奎甲，面对1959年当年粮食总产只有6.4亿斤，却上报为14亿斤，上调7亿斤。结果挖地三尺反什么瞒产私分，把农民最后的度命粮，全夺走上调了，居然要农民吃那些猪都不吃的东西，还算上亩产量和总产量。下面从丁著中摘录的。

玉米叶皮芯，7万亩，亩产270斤，总产1890万斤，（以50%淀粉折算）；

高粱秆子：一万亩，亩产400斤，总产400万斤；

黄豆杆子7万亩，亩产200斤，总产1400万斤；

芝麻杆子：50000亩，亩产260斤，总产1400万斤；

花生藤壳：5600亩，亩产200斤，总产1120万斤；

还有什么野生的微量猫儿肠草、土苋菜充农民口粮，都以吨数计！不了解这个真实情况，怎会相信，在人均占有粮食近700斤的1959年，有大批农民饿死！

说起这个无为人对其刻骨仇恨的恶吏姚奎甲，真实地表明了，在极权制度下，一个手握重权的坏领导人，作起恶来，后果是怎样的严重与残酷！有句民谣：“贼来如梳，匪来如篦，官来如剃！”姚奎甲正是这样的恶官！他应是无为大饥荒的一线作恶者，百死也难赎其罪！但姚逃脱了，仅调走了事，但无为人仇恨难消。

笔者在另一文《寻墓——右派师生的生死情谊》，说到一情节，文革期间斗当权派，把姚奎甲从芜湖揪回无为游街示众。主持人知道其罪恶深重，如果裸游，后果严重，难担干系。就用一铁笼子将姚装进去，用板车推着游街。当笼车游到无为十字街心时，惊天动地的事发生了！等候已久从四乡八镇赶上来红了眼的万名百姓，他们应都是那场人祸大饥荒中，枉死者的亲属，人人手拿石块，一齐大吼，疯狂地向笼车砸去！顿时把笼车砸的七歪八扭，要不是主持者一再劝阻，说出了人命麻烦大了，隔着笼子也能把姚奎甲砸成肉泥！这就是当时轰动大江南北的‘笼游姚奎甲’事件。清清白白地告诉世人，那里有压追，那里就会有反抗！载舟之水也覆舟！

丁著一重要贡献，就是较完整地，介绍了曾轰动全国，历史上必将留下重重一笔的‘张老K解散食堂放粮于民’，召来毛泽东严词批示，所谓的‘无为事件’。其实那不过是共产党内地方官员，一次尝试性的民主实践，本来可以起到执政党自身纠错的作用。但毛泽东怙恶不悛，表现了极权制度的权力傲慢，反而在犯罪的途中，越走越远，终于酿成全国性的人祸大饥荒，毛作为首恶罪责难逃！兹事体大，后文在评述张恺帆事件时，还将继续讨论。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无为大饥荒的真实面目，笔者曾多次去无为采访，访问过多种行业的人，发表过多篇记实报告，小书中部分收录。

无为被祸害成这样了，那周边县市情况又如何呢？全省其他地区又如何呢？这里也有——个数字，可以管中窥豹。据公安部三局毕业于莫斯科统计学院的王维志研究员统计，那三年安徽省有十一个县，死亡率超过千分之一百（＞10%），分别是：肥东12.489%，巢县10.123%，宿县14.432%，凤阳13.604%，（总人口402700人，1959与1960两年死亡60245人），定远11.84%，五河11.670%，阜阳12.557%，太和17.479%，亳县16.238%，宣城16.310%，无为18.230%。前三名依次为无为，太和，宣城。这个统计虽然与其他记录，因统计起始时间不同，有一些差异，但都表明安徽灾难，确是十分严重！

这里有必要说说宣城的事。如果说江北无为县是鱼米之乡，那江南宣城县，就是一块膏腴之地。它地接人间天堂的杭嘉湖平原，远在1700年前，三国时期，吴王孙权帐下冠军将军丁奉，曾在此做过开发五湖区等重大治理功程，从此宣城成为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江南成为养活全中国人的大粮仓。三国以后，长江以南一直物产丰富经济富裕，不仅自身衣食无忧，而且也是中国稳定的一股强大的物质基础。明显的例子就是西晋永嘉年间的八王之乱时，生灵涂炭，唯独江南尚可安居。“永嘉中，天下灾，但江南，尚康平”。“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以后才有北方八大姓氏‘衣冠南渡’，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人口大迁徙，文化大交流。全赖江南仓廪之丰实。

谁能想到，就是这样的膏腴之地，大跃进时，竟然也是饿死人的重灾区，笔者曾多次去宣城采访，也发过一些文章，为的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悲剧不再重演，有些当事人，名字是隐去的。那并不表示他们其罪可赦，只是从全局看，主要责任人还是毛泽东这个祸首，地方官员只该负他们应负的那份责任，毛的锅他们背不动也不该背。

未想到我这样的理性文章，却遭一些人的谩骂。质问我这个老右派说，宣城死了18万是否都是饿死的？质疑是可以的，追求事实真相，是后来人共同的责任。这事最早要感谢宣城人徐应钦。他当时是县委办公室负责人吧，为反映宣城灾难的真实情况，曾写好材料，步行几十里到江苏省高淳县邮局去投递。结果还是被人称田杨夫妻店的宣城县委截获了，徐的下场肯定悲惨。网上有人说徐被整得精神上出了点事。但愿只是讹传，仁者寿，祝他健康长寿。

那当年宣城灾难的真相，究竟如何呢？有两个事实，可以帮助我们知道一些端倪。一是网上在拙著之后，有多人贴出了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

“田照临，好政策，八斤稻子一个月；二两煤油（全家）只摸黑；一两香油擦锅铁；半两红糖一口塞；田照临，你缺德不缺德！”

田照临就是田氏夫妻店，宣城县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就是其妻杨某。这样的格局，即使在一党专政的国家也少见，他俩是应该对宣城灾难，负主要责任的！一人一个月口粮八斤定量，是指农户，城镇非农户标准要高许多，饿死的要少得多。8斤稻子是什么概念，是指的原粮，碾成米也就6斤多一点，每日只有2两。有人研究过，人按这个热量摄入，活不过20天！

宣城还有人记得1960年的寒亭公社，是什么样子吗？有人告诉我，那时寒亭老百姓，饿、病、逃荒、死，已是大地一片荒芜，人迹罕见，猫狗也绝迹了。正因为大片荒田，无人耕种，上海市劳改单位，才在此地办了军天湖农场，征用了农场和周边大量土地。因为上海人被劳改，服刑期满后，是不能回上海的，所以还须要预留一些田地，安置刑满人员。不是寒亭公社饿死这么多人，找一块这么大的一块地，又离上海较近，真不容易。

安徽历来是产粮大省，在全省基本是风调雨顺的三年，为何江淮两岸，都出现了大批百姓被饿死呢？除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推行的极左政策，中央要负首责。具体到我们安徽，以曾希圣为首的安徽官场，究竟扮演的是什么样角色呢？

就在2008年当年，我读到了那本有重大史料价值的《张恺帆回忆录》，算是对当时全国，也包括安徽的政治形势，有了一些概括性的了解。本来安徽作为一个内陆省，在全国一盘棋的大格局下，都得按中央总方针办事。但作为省一级机构，统辖数千万人的封疆大吏，在执行政策上，还是有一定自主权的，否则就很难理解，面对大跃进大饥荒，在自然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安徽与邻省浙江江苏的后果差异，为何如此巨大？据统计浙江那三年约饿死了14.1万人，作为富饶的浙江，竟然也饿死了十余万人，该省主要负责人也应罪责难逃。但这14万人的数字，竟不抵安徽无为县饿死人数的一半，那安徽的省委一班人，又该负怎样的罪责呢？常委的集体班子，都是只顾官帽，不管百姓死活的恶吏吗？

是！也不全是！大跃进中安徽官场，是几近集体沉沦了。高指标，高征购，放什么粮食高产卫星，全国皆是，安徽尤甚；乱挖土水库，曾希圣鼓吹什么‘八亿八亿再八亿’（指挖的土石方量），得到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夸奖，结果是耗尽了饥饿中农民体力，很多人倒地成饿殍！大炼钢铁，土高炉遍地狼烟，彻夜火光冲天，烧光了山中几乎全部树木，和百姓的门窗床板，原料竟然有的是百姓家中炊具用具，结果是既破坏了生态，百年难复，炼出的都是无用的废渣。而连初中科技知识也没有的毛泽东，竟然十分赞赏，给曾希圣写信说“沿途一望，生机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是有大希望的，但不要骄傲——”。毛此言作为最高指示批给全国，为极左思潮，推波助澜，祸害尤深。

曾希圣受到毛的宠信，在安徽奉行极左路线变本加厉，一意孤行，安徽民众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可是以曾希圣黄岩桂林栖为首的省委常委一班人，面对如此悲惨现实，不仅熟视无睹，反而大肆挥霍仅有的民脂民膏，骄奢淫逸。大兴楼堂馆所，尽情享受。甚至在贫困的大别山深山的岳西县西关小镇，为常委们每人盖了一栋别墅，还为毛泽东盖了一座大别墅。

真正的一边是饥民哀嚎，粒米如珠，饿殍遍野；一边是酒食征逐，荒淫无度，恬不知耻！面对安徽如此惨烈不堪的现实，连极左派大将柯庆施都看不下去了，严词批示说：

“安徽竟被搞成这个样子，病、饿、逃荒、死。有些人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就像猪一样，还用嘴朝前拱！”（柯庆施1961年6月25日在安徽岳西县石关别墅群召开的省、地、县三级干部会上的发言）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随着曾霸王的倒台，省委常委们，也几近集体拱出局了。

但是，如果说省委班子全垮了，也是不公正的。疾风知劲草，正是在这样一群只顾陷媚逢迎，官升一级，尽情享受，不顾百姓死活，谎话连篇的省委班子里，居然还有一位高官，毅然从这一群人中，一跃而出，义无反顾，扑向凤凰涅磐的熊熊烈火，把旧日的自己，化为灰烬，而在烈火中得到重生。

他就是‘无为事件’的主角，时人呼喊‘张青天’的张恺帆，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一位上世纪192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

公正地说，张恺帆作为一位安徽省党和政府领导班子里的核心成员之一，安徽省工作中的成败得失，他都逃脱不了干系。但有着较高人文素养，能写一手出色旧体诗词的恺公，一贯心慈面软，是有名的‘大黑伞’，保护过很多弱势人群，这也是人所共知的。所以那时扑向极左烈焰的是张恺帆而非他人，也决非偶然。

应该说在‘无为事件’中，张恺帆的决然一跳，也决非是一时头脑发热的匹夫之勇，更不是在揣测圣意，做一次仕途上的豪赌。无为人和其他人，至今说到张恺帆和‘无为事件’，依然对恺公充满敬意，就是知道那时张恺帆，是明知‘无为放粮’是忤逆了一言九鼎的毛泽东，与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方针背道而驰的。尽管现实是中央农业政策已完全失败了，但在专制社会里，地方官员决无可能改变中央决策，弄的不好不但改变不了现实，反而可能招来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张恺帆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是知道这些规矩，有人称之为‘血酬定律’的。知道了为何还要逆‘龙鳞’而行？这或许是张恺帆和‘无为事件’，旧事重提原因之一。

迫使张恺帆奋力一搏的直接原因，是张恺帆面对无为饥民的苦苦哀求，和满乡戴孝的乡邻，尤其是因大批死人，乡人无力深埋，而处处散发出的尸臭。据《张恺帆回忆录》记载：“……我们进入无为，第一镇是石涧，路上行人没有一个不带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农户家里看看，大多数躺在床上，呻吟不绝。无为许多人认识我，都向我下跪：张省长，救命！我们还不如鸡，鸡一天还有两把米。听说上头规定每人每天二两原粮（稻、麦而非米、面），能发到我们手里也好。发给食堂，层层克扣，我们就一点见不到了。‘张省长，把自留地还给我们，我们也度度命。’我到石涧区沿河梢村，全村十几户人家就有九个孤儿！农民家里，第一个饿死的，家里人还给他弄几块板，钉个棺材。第二第三个饿死的，就只用竹床或门板抬出去。第四第五个就更惨了！惨不忍睹！病人抬死人，埋的不深，没有劲挖，天又热，沿途常闻到腐尸的臭味……”（回忆录346页）面对家乡父老如此凄惨的现实，如果你是张恺帆，手中还有一点权力，只要你的良知，还未泯灭，你还能无动于衷吗？

其实说什么‘张老k大闹无为’，全是批张时夸大之词。张恺帆出身农村，又是个务实之人，知道当务之急是什么。首先是解散人民公社食堂，把农民应分的口粮，发到农民手里；把非法‘平调’出去的房屋还给农民；把没收的自留地还给农民，抢种晚秋和胡萝卜等快熟农作物救命；把关闭的集贸市场重新开放，允许农民捉些小鱼小虾，活跃市场。就是著名的‘三还原’。条条都是活命政策，件件都在温暖农民的心。张恺帆两次在无为召开四级干部会，加速实行上述救命措施，也确实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使濒死的乡村，迅速恢复了生机，饿死人数快速减少，农民们有点像人一样活着了。‘张青天’的名字也被叫开了，那是众望所归！

然而，农民们欢呼了，推行极左路线的恶吏，无为县委书记姚奎甲犯愁了，他知道自己治下，饿死了这么多人，在古代是要下油锅烹了的。但他有恃无恐，他是紧跟毛泽东和曾希圣的，再死多少人，只要路线正确就没事。而张恺帆别看你做了多少好事，但路线错了一切都错了。于是一纸黑状，送给省长黄岩，黄岩急送给正在庐山上围攻彭德怀的曾希圣。曾也马上呈送正大发淫威的毛泽东。这才有了毛泽东关于张恺帆无为问题的凶狠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党。毛泽东8月10日（1959年）”

毛的批示当时即转发全国的，随即又扩大了反右倾斗争，加速了共产风肆虐，更多的百姓是在毛的批示后被饿死的。所以说‘无为事件’不是一件局部的伤害，而是全国性人祸大饥荒，重要的一环，有很重要的标本意义，永不过时！

‘无为事件’可以说是那场全国性人祸大饥荒中的一个‘结点’，何出此言？大跃进的灾难，固然是全方位的，而大量饿死人的直接原因，则是人民公社食堂制的强制推行，宣告农民家中有粮即是‘非法’，而官方可以明目张胆‘合法’的，以‘反瞒产私分’名义，实行全国性的挖地三尺搜括粮食，有学者说就是‘用人民公社食堂一口大锅，把农民死死地罩住！’名曰集中到公社，统一安排，实际上是亿万农民，在失去了土地所有权与土地经营权之后，又失去了最后的土地产品支配权。从此命若游丝，终日劳累之后，只能靠公社食堂里的清汤寡水，苟延度日。哪一天食堂关门，农民只能活活饿死。

但办食堂对毛泽东而言，则是另一番景象。不办食堂，亿万农民家里总还可以有一点度命存粮，毛权力再大，也难全控在自己手里；而大办食堂之后，再发一道亲笔书写的‘反瞒产私分’命令，要各地以搞运动的方式，搜括粮食，供毛去争世界共产领袖和尽情享乐。可见公社食堂问题，是毛的禁脔之地，大小官员都是碰不得的！

毛泽东对张恺帆的严词批示，当时即发向全党，已人所共知。下面抄一份有关食堂问题，毛泽东另一份也是面向全党的批示，可能知道的人不多。

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贵州省委书记收回了农民的自留地，并将粮食集中到公社食堂，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食堂是“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没有保证。”毛大为赞赏，说“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到十年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4页》好一个‘不要例外’！反右倾后毛更是一言九鼎，全国还有哪里，能逃过毛的严控吗？

据《张恺帆回忆录》记载：“1961年在北戴河，谈到了农村办食堂，层层克扣，加剧了饥荒的问题，毛主席说‘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解散了农村食堂，他要是早一点提出来，不是更好了吗？’”（399—400页）

毛泽东真是文过饰非，颠倒黑白，翻云覆雨的高手！张恺帆提的迟了吗？1959年8月4日，中共安徽省委给中共中央写了题为《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派专人送上庐山给曾希圣，曾即呈毛泽东。毛就是据此报告严批张恺帆的，笔迹还未干呢，你毛某人就忘了吗？难道你姓毛的也忘了庐山会议之后，你对贵州省委书记的批示，办食堂‘不能例外’吗？

为反映无为和安徽的灾难真相，笔者当年写下了《大跃进中安徽官场和一个人的觉醒——读‘张恺帆回忆录’》一长文，全文两万余言，大摘要八千余言，发表于《炎黄春秋》2009年第12期，次年被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遮蔽与记忆》一书，还被南京《雨花》杂志及‘四川文摘’等多家报刊摘要转载。全文还曾刊于《炎黄春秋》刊外稿和‘共识网’‘五柳村’等多家网站。

关于食堂问题，笔者也曾发表过一篇长文，《人民公社食堂——苦难与罪恶的渊薮——一场肢解中国农民家庭的前哨战》。因篇幅较长，只收千余言的摘要。

因为《炎黄春秋》杂志和‘共识网’，‘五柳村网’等，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所以反响较大。来电来函较多，都是对这一段痛史，表达了严重关注的，尤其是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安徽人无为人。对笔者绝大多数是支持的，因为我代他们发言了。对有亲属在大饥荒饿死者，也算立了个网上碑文。

毛泽东一意孤行，在斗倒彭、黄、张、周党内明智派之后，又大反包括安徽张恺帆、河北胡开明等在内的，全国三百余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而掀起了更大的跃进，包括对世界大撒币大撒粮，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比如仅1959年，已经大批饿死人了，还出口粮食416万吨，据党史第二卷官方数字，1960年比1959年，全国人口就减少约一千万！

可是至今尚有人，对那场人祸大饥荒持怀疑态度，不相信当时仅六亿人口的中国，会饿死三千多万人，甚至还在鼓吹什么大跃进的伟大成果，说饿死人是造谣污蔑。那么不妨重温一下，在1962年1月11日至1962年2月7日，中央七千人大会上，两位主席是怎样估计当时国家形势的，便见分晓。

“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毛泽东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年）

“三年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血的教训，和平时期死了这么多人，我们共产党领导人应该下罪已诏。可以考虑在每个各县委、地委、省委、直至中南海门前立石碑，刻下我们的教训，让子子孙孙来记取。”（《刘少奇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辛子陵著《红太阳的陨落  千秋功罪毛泽东》增订注释本，香港书作坊2008年，384页）

这两份公开检讨，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可以阻住那些毛粉毛左，还有孙经先们伪学者的狂啸。孙经先教授‘论证’了，那三年减少的人数，是外流了，并未饿死！尊敬的孙教授们，你们这么为毛刘洗地，使执政党高层，情何以堪？如果你们说的是事实，那岂不是指着鼻子骂毛、刘两位大国领袖是昏君，是不晓国情的糊涂虫吗？既然未因政策失误大批饿死人，干嘛要开这垂头丧气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干嘛要说层层党的领导，都犯了错？！刘少奇更直言：我们共产党领导人应该下罪已诏——在中南海门前立石碑记事！孙教授你说说两位大国元首这么说，是否在给自己和执政党抹黑？

说起中央七千人大会，应该说是那个时代的一个转捩点。因为惨烈的现状，得到了部分的暴露，说白了就是中央知道了，大批百姓被饿死，不得不在执政方针上，做出重大调整，重点关注农业，从而除四川省外，其余各省饿死人数，开始减少，社会开始恢复了一些生机。

我们安徽，虽然因曾希圣为首的一班人，作恶多端，饿死了很多人，但后来曾希圣搞责任田，使农村面貌迅速改观，还是有贡献的，所以笔者于2003年，即在《南方周末》上发表“曾希圣功过是非应分清”一文，予以澄清。

大会还有一项也称得上是历史的功绩，就是毛泽东被摔下了神坛，人们从大量悲惨的事实中，终于看清了什么大救星，什么伟大领袖的真实面目！这位头上充满所谓光环的什么伟人，原来是祸害中国老百姓货真价实的大灾星、头号暴君！

七千人大会，确是一个值得记念的日子。为此无为中学退休教师杨金声先生，因大饥荒中一家有六口人被饿死，痛彻心扉，为防止灾难重来，曾多次上书中央，要求在天安门广场上，建立灾难纪念碑！并把每年的1月11日，即那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开幕的那天，定为‘国难日’，届时天安门广场降半旗志哀，全国停止娱乐一天，以祭奠大跃进大饥荒中枉死的三千多万亡灵！

今年是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所谓三面红旗运动，整整六十周年。六十年一个甲子，那时呱呱坠地的婴儿，如今已是花甲老翁了。而那些在运动中枉死的三千多万幽灵，依然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游荡，还在不停地发出绝命的呼喊！呼喊着要还他们一个公道，呼喊着要惩治那些迫害他们至死的各级官吏，特别是那个曾高居神坛的罪魁祸首！反人类罪是没有终止期的，君不见今日的俄罗斯乌克兰诸苏联盟国，正在追审列宁斯大林一群祸首嘛！

作为那场大饥荒的亲历者、幸存者和研究者，每当想起一个甲子之前，那些在我面前倒地而亡的饿殍，灵魂从未安宁过。经历了重重苦难的我，笔下永远只有哀伤、孤愤，苦难真相的追寻，以及造成如此人间惨案根本原因的思索了。

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农耕立国，是一方土地养一方人。历来披星戴月辛勤耕作的农民兄弟，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为何一场名曰要实现什么人间天堂的什么红旗运动，首先饿死的，却是生产粮食的农民！

这里必然涉及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生产粮食的土地所有权，究竟是谁？谁有权经营这片土地，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谁有土地产品的支配权？归结一下，就是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和土地产品的支配权。

而一切人祸灾难，正是从丧失土地所有权开始，当农民们已经不是你足下土地的主人，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成了遥远的梦，那数亿农民就沦为无根的流民了，大动乱随时可发生；再失去经营权，种什么怎么种，你都无权决定，你就是一只田间操作的两脚兽；最后失去了产品支配权，不问生产出多少粮食，都与你无关。开一间公共食堂，发多一点你就能活命，发少一点你就得挨饿，哪天不发了，你只能去死了。

归根结底一句话，农村的根本问题，还是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说白了就是土地应该私有，还是公有？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两千多年了。有人说周之前殷商时代，是土地公有制，据考证实行土地井田制时，那井字中间那一块，就是‘公田’。

到了公元前261年，秦孝公时期，权臣公孙鞅发动了著名的‘商鞅变法’，实行土地权私有制，可以买卖。从此土地证制度，或曰田契制，两千多年来，基本没有变过。有材料说明，明代的土地证，清代是承认的；清代的土地证，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都是承认的；甚至日伪时期，也未变更过。直到1949年政权变更后（49年前苏区更早），经过暴力土改，才宣布既往的土地证，不问何年何月的，统统作废！谁保留它，就是妄图变天，是大罪焉！

暴力土改之后，新政权也是发过土地证的，并大肆宣扬过，说是中国农民终于实现了，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可惜应该是1955年，实行农业集体化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土地证即作废了！现实又成了梦想。

先秦以来，中国历经动乱，如政权更迭、战争、天灾、瘟疫等等，有过大量的人口死亡、大迁徙等。但大都能在一定时间内，安定下来。根本原因还是农民们，拥有脚下一亩三分地的所有权，常言‘落叶归根’，这个‘根’不就是脚下这片土地嘛！

在三千年皇权不下县（朝廷命官只到县一级）的背景下，中国农村长期是‘乡村自治’的政治生态。除了土地私有之外，还与宗法制度，士绅文化，儒家学说等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们既保持了先民们长期相对的和平安定，也决定了它的保守闭塞贫穷落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世界民主大潮的推进，中国乡村一定会迎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变革是必然要发生的，但变革的方式和后果，令人未想到的却是一场近百年的大动乱，把国人尤其广大的农民拖入苦难的深渊！

笔者作为反右派大跃进大饥荒的受难者与幸存者，面对数千万饿殍，做过长时期历史性的追寻和思考，发表了有关暴力土改的系列文章，和有关乡村自治的系列文章计十余篇。小书中各收入两章。

暴力土改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历史证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而是官府和百姓的矛盾。广大的中小地主群，是土地经营的行家里手，是土地红利的主要提供者。他们的土地来源，并非主要来自剥削。对他们赶尽杀绝，祸及子孙，是违法乱纪天大的不公，也是对生产力极大的破坏。而其理论根据就是什么‘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消灭私有制’，这些已被证明，是祸害人类的祸水！是近百年中国大动乱的原点。而且这场灾难并未过去，一直还在延续。典型的例子就是文革时期，湖南道县、北京大兴等地的肆意大屠杀，就自称是土改补课。那些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地主及子孙们，仍是贱民！应该认真反思暴力土改的罪孽，还历史一个公道！

暴力土改及阶级斗争学说，也是对儒家学说和士绅文化，一个毁灭性的摧残，直接破坏了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和道德维系，流毒至今，一百年也难修复。

关于‘乡村自治’，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中国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卢作孚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以及统治山西的实权人物阎锡山，对中国乡村建设与变革，提出的理论探索与地区实践。比如晏阳初的河北定县模式，梁漱溟的山东邹平模式，卢作孚的重庆北碚模式，和陶行知的江苏晓庄试点。还有阎锡山治理山西三十余年的成功实践。当时就曾引起过广泛的关注，至今也还有深远的影响。

值得一说的是，这股乡村自治的思潮与实践，几乎是与彭湃毛泽东们，在中国暴力推行的十年（1927—1937）土地革命，同步进行的。这就有了对比与参照，就有了中国乡村建设与变革的百年之争。

结果如何呢？历史真相是最好的结论！

笔者这两项研究，都是与大跃进大饥荒密切相关的。简单地概括一下，就是不搞暴力土改，或是参照国民党退守台湾时，与大陆几乎是同步举行的和平土改，他们做到了政府、地主、缺地户三赢，不仅未死人，未引起社会动荡，而且尔后台湾的经济发展，乃至崛起为亚洲四小龙之首，有了坚实的农村基础。而暴力土改带来的，却是杀戮、血腥、经济大衰退，和严重的违法乱纪及社会不公平，直到大量饿死人！

所谓‘无为事件’已经过去近六十年了，在那场人祸大饥荒中，枉死的三十万幽灵，至今还在中华大地上游荡，还在用我们听不到的声音，呼唤着历史要还他们一个公道！我们编这本小书的目的，就是要还原‘无为事件’历史的真相，为的是汲取历史教训，不让悲剧重演！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早日实现民主宪政制度，一切权力归人民，把执政者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准他们胡作非为！

2018年8月30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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