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脖子树：圣地的邪恶——读弗拉基米诺夫的《延安日记》

Gowest · 发表于 2021-11-1 13:12:16

2012年9月26日 | 0 |

•读书札记•

　　最近读了弗拉基米诺夫的《延安日记》。由台湾翻译出版。为求得原汁原味，索性又购了一部英文版本；为交叉印证弗拉氏的记载，铺开读了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王明的《中共五十年》；为了平衡视野的色彩，防止偏颇，我又把学生时代读过的《西行漫记》重新目耕一遍。在写读书札记的时候，我的面前总共摆着五本描写陕北延安的书和顺藤摸瓜求索的大量参考资料。我不断从这个观察点跳到另一个观察点，变换着长短镜头观察陕北延安。从宝塔山顶迤逦风光到枣园窑洞阴暗角落，从人物的外部造型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正反两面，一览无遗。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体验 —— 一种透过时光围栏观察奸诈政治动物的感觉。

　　我感到，在大陆被灌输的概念被颠覆，一切需要重新认识，不禁感慨不已。现在先把感慨写下来，算是开篇话。

开篇话

　　“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这句话颇有威胁受压迫者、纵容政治强盗的意味。它宣扬一种错误的史观——人物的历史地位不在于其作为，而在于其是否控制了话语权。控制了话语权，生花之笔可掩生蛆之疮。

　　有民主宪政意识的人在历史的面前是谦卑的。有神论者看到历史背后有上帝的严厉目光在注视；无神论者听到人类的良心在搏动—–天理不可违，人心不可欺，历史不可垄断。

　　只要是经历过的人，都有书写该段历史的同等权利；凡是人类，都有评说历史人物功罪的同等权利——这是不需证明的天道人理。

　　失败者——包括曾信奉“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失败者。发觉他们自己也有叙述历史的冲动。他们的呻吟声是微弱的，还常被胜利者的高声嘲笑所淹没。但是只要失败者所言不虚，这微弱的呻吟声会被清晰地记录下来，在历史长卷上占据一页。

　　篡改了的历史故事是毒药，拒绝服毒是人的本能，揭露泡制毒药的罪行是保护人群的正义责任。

　　用谎言的水泥浇注自己的功德碑，是专制者一项近于病态的嗜好。而自然法则又是无情地鄙夷专制者这种浅薄的恶癖。谎言经不起自然风化，他们精心设计的功德碑总是坍塌于基座的致命裂隙。

一.极力张扬的和极力掩盖的

　　1936年春，宋庆龄接到中共中央托人转交的一封电报。希望她推荐一位西方记者到陕北访问，报道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的立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围剿。

　　宋庆龄马上想起刚拜访过她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宋庆龄初次会晤斯诺是在1931年9月。当时斯诺要撰写宋庆龄传记，两人在上海进行了多次长谈。斯诺为宋庆龄的风采人格所折服。他“体验到了中国最美好的思想和感情”，斯诺写道：“多亏早结识了宋庆龄，使我领悟到：中国人民有能力从根本上改革他们的国家，并且迅速地把中国提高到凭其历史和众多的人口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在后来出版的书《活着的中国》的扉页上，斯诺印上了“献给S.C.L.（宋庆龄）以示尊敬。

　　斯诺带着用隐形墨水写给毛泽东的推荐信。从西安秘密进入陕北苏区。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安部前身）局长邓发亲自接应，苏维埃国家外交部官员付锦魁一路陪同，旅程经过精心安排。斯诺顺利地访问了从毛泽东到普通百姓的众多人物。

　　人人似乎都在为苏维埃争光。连留宿的农家老大娘也觉悟高高，一定要杀一只鸡款待斯诺，为的是“咱们可不能让一个洋鬼子告诉外面的人说咱们红军不懂规矩。”在访问临结束时，一位满脸稚气的红小鬼——中央首长的通信员，很规矩地向斯诺行了军礼，然后报告说，他的姓名叫“季邦”——不是“鸡巴”。斯诺同志写文章时一定不要搞错了。同志们开玩笑乱叫一气他没办法，这事要误传到外国去，那里的人们听说有一个红军战士叫“鸡巴”，那影响就不好了。

　　《西行漫记》引起世界轰动，朱毛“赤匪”第一次以正面形象出现于西方媒体。赤匪们不是一味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绿林大盗，而是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社会改造者，苏区是希望之地——中共在这场争夺舆论的宣传战中获得巨大成功，斯诺更是以独家报道匪区而声名大噪。

　　六年以后，彼得-弗拉基米诺夫也到陕北。这一次不是出于中共的邀请——相反中共反而有些不大情愿——这位苏联人是受第三国际领导季米特洛夫的派遣，调查评估中共的抗日活动的。

　　弗拉基米诺夫目睹了中共利用日本全面侵华的国难乘机崛起的过程，见识了毛泽东攫取政权的手段。他凭借做战略情报工作的机敏，挖掘了中共高层的内幕，其中有不少的黑暗和罪恶。

　　《延安日记》同样引起了轰动。弗拉基米诺夫暴露了中共最不想为人所知的丑陋一面。

　　斯诺被称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是北京最尊贵的客人。然而对于弗拉基米诺夫中共还没有公开评价的勇气。我们不知道弗拉基米诺夫算不算“中国人民的敌人”。只看到《延安日记》在网络上被无情删除。偶尔读到对弗拉基米诺夫的攻讦文字，可以看到“反华小丑”、“被苏联利用的反华工具”等言词。可以想象，中共被踢到“裆中央”隐私处之后，疼痛地咧着嘴，又不敢叫出声，恼羞成怒的窝囊相。

　　读过《西行漫记》，会理解共产主义蛹虫为什么在东方这块土地上羽化升天；读过《延安日记》你会认识西方共产主义乌托邦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产生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本质上是狡诈的、残暴的专制主义。马克思主义加秦始皇最终会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祸害。

二.天上飞来是非鸟

　　1942年5月7日，由远程轰炸机改装的运输机图波洛夫TB-3从苏联的阿拉木图出发。经由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兰州、哈密飞往延安。飞机上载着援助延安的医疗器材和药品，无线电台的零件，一部供电台动力的发电机和足够发电机运行两三年的燃油。由于超载，飞机爬高受到限制。到达延安之前，TB-3被困在低层浓雾中，几次与山峰相距不足百米，险象环生。5月11日，飞机终于在延安安全着陆。弗拉基米诺夫步出机舱，觉得自己捡回了一条命。

　　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诺夫出身贫寒。他曾经做过机械装配工，参加过红过军。复员后进入莫斯科东方研究院学习，学习成绩优异。他毕业后成为塔斯社驻中国军事记者。这一次再赴中国负有两项任命：塔斯社军事记者和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弗拉基米诺夫的任务是：搜集日军在远东地区的军事情报；评估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军事行动；促使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展开有力打击，阻止日本在东方开辟入侵苏联的第二战场，防止德、日两国形成东西两面夹击之势。

　　弗拉基米诺夫拥有一项特别权力让中共侧目而视，这个第三国际联络员还有权提出苏联对华军事援助的建议。向苏联要枪要炮，要钱要物。都绕不过这位联络员同志。弗拉基米诺夫角色的重要是显而易见的。以致毛泽东和康生亲自到机场迎接。

　　机警的苏联布尔什维克很快发觉情报部门头子康生向他提供假情报。

　　弗拉基米诺夫从心底讨厌康生。那倒不在于康生的热烈的虚伪拥抱、丝丝沙哑的声音和讲起俄语来不正确的名词变格、动词变位。主要是康生的作为令人厌恶。此时毛泽东正发动延安整风，打击王明为代表的“莫斯科国际派”。康生在莫斯科期间追随王明，每次王明讲演，康生都跳起来拼命鼓掌，还欢呼“王明万岁！”但是在他看到毛泽东与王明决裂的征兆，马上弃弱投强，成为毛泽东的主要打手。他主持中央社会部和情报处，实施“抢救运动”。通过严刑逼供，拘禁枪毙，把大批人打成国民党特务，制造了延安的恐怖气氛。人们在惊惧中向党输诚、向毛泽东献忠以求自保，格外增加了整风效果。

　　弗拉基米诺夫还认为情报处策划了毒害王明的阴谋；康生促成毛泽东和江青联姻是为了结成毛、江、康三角联盟，意图在党内有个稳固靠山。康生趋炎附势，虚伪冷酷。弗拉基米诺夫认定他是一个危险的敌人，相信中共党员们总有一天会识破他。

　　弗拉基米诺夫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反共产国际的农民领袖，一个正在兴起的独裁者。为了攫取权力，不在乎国家民族利益。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不受道德约束。毛泽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蒋重于抗日，处心积虑要以日军制蒋和以蒋军耗日。他不在乎国民政府被日本灭亡，反而设想国民政府灭亡后共产党依然生存的前景。

　　另一方面。毛泽东有求于苏联和第三国际，不得不把弗拉基米诺夫奉为座上宾。毛泽东经常请弗拉基米诺夫到家中做客。几乎每一两个星期都有长夜叙谈。弗拉基米诺夫逐渐能应付毛泽东口音浓重的湘潭话，在这种场合，不需要翻译在场。

　　毛泽东希望能把共产国际联络员拉到自己一边来。这位苏联情报专家也就扮作理解或者正在理解毛泽东主义的姿态。这让毛氏觉得更应该多做这位国际同志的工作。

　　弗拉基米诺夫经常出入毛泽东警戒严密的居所，他是延安唯一一个能直接上前敲门而不被卫兵阻拦的人。这令其他的高级干部也对他敞开了大门。他不动声色，在中共军内党内广交朋友，遍结善缘。突破了康生布置的障碍，掌握了不少中共内部情况。

　　这让人想起一路神仙——中国民间信奉的灶王爷。人们对于灶王爷表面保持着恭敬，心里存在着耍弄。每逢腊月二十三，人们供奉芝麻麦芽糖，这又粘又甜的麦芽糖粘住了灶王爷的嘴，让他在玉皇大帝面前张不开口，难说人间是非，以求“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弗拉基米诺夫是比灶王爷要狡狤的神仙，他贪吃毛泽东供奉的芝麻麦芽糖，不开口说是非，却用私人日记把中共的种种劣行劣状记录下来，他在笔记中严厉批评毛泽东权欲熏心，背弃马列主义。他私下给康生取了个绰号；FALL MINISTER ——种专职宣判犯人死刑的官吏，有“酷吏”的意思。以后的日记中，直呼“FALL MINISTER”代替康生名字。

　　有几次毛泽东不用自己的直属电台，而要求用苏联情报组直通斯大林的电台转发他的电文。还有一次是给毛岸英的家信。毛泽东的用意狡猾。委婉向斯大林暗示中共与苏联驻延安代表合作得很好，无形中提高了他汇报材料的可信度。弗拉基米诺夫欣然答应毛泽东的要求，但在电文末尾悄悄加以批注：“以上数字是毛泽东为一批外国记者而准备的，从带有倾向性的材料中摘取的。”甚至在毛泽东向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高声歌颂的电文后面。弗拉基米诺夫也加以批注，指出毛泽东对苏联心怀异志，却不吝献媚之词。

　　弗拉基米诺夫在私生活上还算是严谨的。毛泽东关心他：“看上了哪个姑娘没有？”随后就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出现在他的窑洞为他打扫房间叠被铺床。弗拉基米诺夫以对妻儿的忠诚拒绝了诱惑。当然，这也不排除他的职业警惕性在起作用。在这之前，就有一位漂亮女教师接近苏联小组“学习俄语”。实际是康生安插监视苏联人的眼线。让苏联小组吃了些哑巴亏。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用俄语说应该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白面包”。弗拉基米诺夫深谙其中奥妙，这位贪吃毛泽东麦芽糖的灶王爷，不敢擅自动用毛泽东摆在盘子里的白面包。

　　1973年，弗拉基米诺夫的儿子整理老爸的生前日记，编汇成俄文版的《中国特区1942-1945》。1975年，改名《延安日记》用英文发行。这本日记引起世界轰动。

　　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读后大跌眼镜，他说：“孙平（弗拉基米诺夫的中国名字），一个老党员，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只有伪君子、两面派、没有良心的人才写得出。”

　　师哲的义愤本应该这样发泄：“毛泽东，一个老党员，怎么能做出那样的行径？那样的行径只有伪君子、两面派、没良心的人才做得出。”

　　毛泽东做都做过的事了，孙平为什么说都不能说？

　　天下咄咄怪事：做过卑鄙行径的人依旧奉为伟大领袖，揭露这种卑鄙行径的人反而成了没良心、两面派？！可见在专制阴影下，滋生的奴隶主义毒素已经侵蚀了师哲的大脑，令他失去正常逻辑思维能力。师哲的脑筋大大地“破锣哈、破锣哈”（Плохой）了。

　　不过人们得承认，孙平的两面派耍得比毛泽东的两面派更深沉一些。在弗氏和毛氏假做亲密互相利用的过程中，弗氏装憨作痴，玩弄了毛泽东。

　　弗拉基米诺夫只欠给历史一个回答：他既然能把新兴的毛泽东独裁专制的本质看得如此清楚，为什么不能看穿早已成熟的大独裁者斯大林呢？

　　不管弗拉基米诺夫是一位斯大林分子也好，还是带有一定民主倾向的社会主义者也好，重要的是他以目击者身份对延安发生的事做了详尽记录。事实是历史的骨骼。作者的政治倾向性人们会淡忘，人们对他记录的延安发生的事会兴趣长存。

三.抗日运动中的阴谋和危机

　　弗拉基米诺夫发觉无论苏联小组走到哪里，康生所辖情报处的人总是先一步到达。苏联人要调查的问题，早有预先指定了的人答复。有时候旁人插嘴，一边的便衣会用眼色示意制止。偶尔有路人靠近答话，也会被便衣不客气地赶走。

　　弗拉基米诺夫把苏联情报小组分散到前线各个部队中去，实地考察战场。组员向他汇报的情况令人难以相信：前线部队早已经撤退到安全地带，脱离和日军接触，八路军指挥部里的人在打扑克，这种情况已经持续经年。

　　在一个镇子上，驻扎的日军明显地处于弱势，八路军部队依旧绕过他们。前线的指挥说，上级有命令，不要惹他们，你消灭他们几个，他们会来一大队报复。

　　弗拉基米诺夫了解到，自从百团大战之后，日寇展开疯狂大扫荡，抗日根据地大大缩小，抗日组织遭到很大损失。八路军被追逐的四处逃窜，处境困难，而一度被破坏的铁路很快恢复运行，被拔除的碉堡重新建起。共产党内部有人认为百团大战把日军力量吸引到抗日根据地，替国民党解围，战略上是错误的。接受这个教训就是，八路军从此对日军采用游击战术，实则游而不击，尽量避免交火，保存实力。这成为共产党1941年后的抗日方针。

　　早在1937年7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对高层干部作了有关抗日策略的讲话，这个讲话至今没有公开发表，称为被删除了的毛泽东语录。

　　毛泽东说：“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们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毛泽东还说“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在毛泽东做讲话时，他还不是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王明、博古、洛甫、周恩来都还有相当权力，毛泽东的话人们未必全听。彭德怀等不少人更倾向于追随王明。随着权力不断向毛泽东集中，毛泽东的抗战策略才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按照他制定的抗日策略，八路军、新四军对于国民党势力还是要动真格的，伺机采取主动进攻。日军把国民党赶出去的地区，共产党军队会乘机取而代之。如果日军还没有把国民党势力清除干净，共产党就代为消灭之——称为扩大抗日根据地，打击顽固派。也有时候八路军、新四军公开向国民地方政府讨要一块抗日地盘。当地驻军不答应，那就是反对抗日了。对于反对抗日的国军，围而歼之，也就师出有名了——这样的例子屡屡重复。以致和国民党军队摩擦不断。

　　弗拉基米诺夫在1944年10月14日的日记这样评论：“中国的分裂是日军获胜的主要原因。这并不是中国军队的战斗力问题。毛泽东看到敌人的胜利是削弱蒋介石力量的一个因素。”——“毛泽东认为，如果蒋介石在前线打胜仗，那就是对他的政策的威胁。因此，无论如何也要削弱蒋介石，这就是中共领导所采取的政策实质。让日军占领中国土地、烧毁城镇去吧！”

　　1945年5月10日，刘伯承在“七大”发言总结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历史说：“我们打日本人时总用游击战，只是打国民党时才用正规战常规战。”

　　弗拉基米诺夫还发现，前方尽管没有什么战斗发生，打胜仗的捷报还是频频传来。好像中共军队没有白吃抗日饭。1944年11月20日，弗拉基米诺夫写道：“中共中央主席想用谎报情况的办法，来达到很重要的目的。”“虚报是所有军队和党的工作者无一例外的惯用手法，人们别想从这里听到真实情况。由于毛的赞许，说谎已经成为一种策略——”就这样，八路军、新四军造出了他们辉煌的抗日战绩。这些战绩不仅和日本军方自己的作战记录驴唇不对马嘴，甚至在共产党内部一件事情存在着几个版本的说法。

　　在抗战刚结束，一个偶然的机会，弗拉基米诺夫在新四军参谋部看到一份过去的电报，令他感到十分意外。他在1945年8月18日日记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

　　弗拉基米诺夫惊异之余，深感这是一件前所未闻的可耻勾当。

　　事隔3天，1945年8月21日，弗拉基米诺夫又写道：“叶剑英告诉了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

　　毛泽东尽量淡化中共与日本派遣军司令部有热线联系这件事，好像两国交兵互通使者也是一种常态。弗拉基米诺夫当时还不知道这位特殊使者就是中共著名特务潘汉年。潘汉年直属毛泽东领导，日本驻汪精卫政府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照中将曾经在“六三”花园宴请这位毛泽东特使。1943年春夏之交，潘汉年和日军华东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达成密约：日军停止进剿新四军，而新四军不再破坏津浦铁路。使得日军作战物资可以顺利运到对国民政府作战的前线——这简直是共军与皇军共谋杀害国民政府。

　　共产党背弃盟友、消极抗日、积极反蒋的行径，与抗战初期发表的“八一宣言”——“为抗日告全国同胞书”所表现的高昂的爱国情绪判若两人——实际上也真是两个不同的领导人在操作。1935年8月1日，王明在莫斯科发表《为抗日告全国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倡导结成统一战线，全民族抗日。这篇宣言激情迸发大义凛然，感动了全中国。它激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并推动了民众抗日情绪的高涨。被共产党激烈的抗日宣言所鼓动，许多热血青年奔赴延安，以图抗日救亡。

　　“八一宣言”酝酿发表之际，毛泽东还在奔向陕北的长征路上，对此无所闻问。

　　王明首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设想。除了保持共产党在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之外，王明提倡“抗日高于一切”，“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反对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切行动。他主张对日军进行有力的打击。这些主张虽然会消耗共产党的有生力量，毫无疑问也会给共产党赢得尊重和威信。1938年武汉保卫战时期，王明、博古、周恩来等组成的长江局领导中共南方的抗日工作，凝集民气民意，完成新四军的改编和东进，和国民党建立了合作关系，为这一时期的抗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遗憾的是武汉失守使长江局的工作黯然失色。

　　1943年，随着第三国际解散，莫斯科国际派失势，王明被当作教条主义和国共合作的右倾投降主义代表人物，通过整风运动被赶下领导位置，毛泽东的核心地位被进一步确认。从此，中共开始了“自主独立的抗日活动”，共产党的抗日活动成为干响雷不下雨。弗拉基米诺夫称为：“Wait-and-See tactic”

　　毛泽东这种观望日、蒋斗，伺机摘桃子的狡诈策略，在共产党的公开文件里是不会找到的。一直到庐山会议激烈批判彭德怀时，毛泽东才不打自招，承认了曾经玩弄过的手段。

　　1959年7月31日在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林彪、彭德怀之间有一段精彩对话。毛泽东的秘书李悦做了笔录。（详见《庐山会议实录》）

　　林彪：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

　　毛泽东：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

　　林彪：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

　　毛泽东：三个师只三万二千人，号称四万八。当时打大战观念转不过来，本应该分散发动群众。

　　彭德怀：百团大战后，才搞武工队。这一仗是帮了蒋介石的忙，但对以后整伪军有好处。华北会议，斗了我，以后对守纪律比较注意。

　　“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是中共在八年抗战中仅有的两场打日本人的大型战役，却原来都打错了。特别是百团大战，彭德怀不听指挥，擅自组织战斗，违反了纪律。以致彭德怀在华北会议挨整作检讨，被迫深刻认识百团大战的错误。

　　毛泽东在庐山批判彭德怀的历史“错误”的同时再重复自己的抗日方针。虽然与毛泽东的洛川讲话语句不尽相同，但是逻辑联系紧密。都表达了同样的毛泽东思想：为了向蒋介石夺权，不惜日本灭亡中国。

　　毛泽东还把他的“爱国主义”作了惊世骇俗的发挥：“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这样看来，东北沦陷、华北被侵、上海失守、南京破城等一系列国军连败连战的军事晦气，竟是毛泽东的爱国主义理想所期待的。

　　毛泽东不爱蒋介石的国，本意是不爱蒋介石执政的政权结构。正如今天更多的人们不爱共产党的国一样，这本来也是无可指责的。想让中国变得可爱一些，积极进行政治改革就是了。但是在外寇入侵，国难当头之际，民族存亡是压倒一切的大事。从抗日的立场出发，“蒋介石的国”和“中国的国”在版图上是完全吻合的一块。没有因为不爱蒋介石政权，就可舍弃中国领土的理由。无论如何也推导不出“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的毛氏“爱国主义”结论。

　　毛泽东在这里还犯了一个法理上的错误。他说“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实则为蒋、日、陕甘宁边区——两国和一边区的形态。蒋介石所以停止围剿，反而提供统一军服、经费和武器装备改编八路军，就是因为中共信誓旦旦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立约自废国号，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为“陕甘宁边区”。

　　毛泽东还以三国志之一国自称，已经自毁誓约。

　　抗战初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蒋介石采取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综合武器装备，作战技术、士兵士气诸因素，军事专家对战斗力评估一个日本士兵可以对抗8个中国士兵。中日作战的时候，国民军兵力部署也基本按照这个比例。也就是说中国军队以较多的牺牲，换取日本兵力较小的伤亡。这已经是不等价的交换，但蒋介石仍然希望以中国人多地广的优势，最终将日本消耗致死。

　　然而毛泽东希望把这不等价的比例扩大。让蒋介石付出更多牺牲，让中国丢失更多的土地。即使蒋介石先消耗致死，日本接管了中国那也不要紧。他设想可以借助苏联力量从日本手里收回中国统治权。所以，简单地说毛泽东是一个卖国者，也还不准确。毛泽东是一个倒卖倒买国家政权者。先把中国交给日本，然后借苏联之手再把中国赎回来。至于苏联有没有能力担当这个中间人，即使担当了中间人会从中抽取几成报酬，他连想也没有想。

　　反复考察中国的抗战史，让人发现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仅靠自己是不可能取得抗战胜利的。侥幸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狂妄使它犯了战略性错误，它偷袭珍珠港，挑衅苏俄边境，结下美苏两个大冤家，使它播下灭亡的种子。如果日本集中力量灭亡中国，在中国沦陷区建立稳固的以战养战经济体系，稳步由北向南推进，联毛灭蒋，日本这个列岛小蛇一定会成长为亚洲巨蟒。日本灭中国，最后不是蛇吞象，而是巨蟒吞猪。到时候毛泽东不做大东亚共荣国的顺民，就死啦死啦的有。

　　所以，抗日战争是一个日本军阀战略上犯大错、蒋介石屡败屡战、共产党趁机崛起、在苏美援助下侥幸取胜的战争。日本在中国这个战胜国面前，是败而不服，降而不恭。

四，诬陷成风的延安整风

　　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采取一切手段逐步把权力向他一人集中，首先他直接掌控延安对莫斯科和延安对军队的电台,垄断了全部对外联络。外部消息是发布还是扣押，由毛泽东决定。这就切断了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和莫斯科的联系，政治上没有了分量。朱德、张国焘、处于耳目失聪状态，渐渐远离了对军队的指挥权。最高军事领导的三人小组成员周恩来、王稼祥被委以其他重任，在延安之外奔波，也就脱离了军事指挥岗位。1938年9月，到苏联汇报工作的王稼祥带回了季米特洛夫口讯：承认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的一大胜利。毛泽东不仅紧握兵符，并开始实际操掌党权。总书记张闻天处于“虚君”位置，遇事退避三舍。

　　随后毛泽东开始整顿报刊。王明、洛甫、凯丰领导的《新中华报》、《共产党人》、《中国妇女》、《中国文化》停止出版。继续出版的只有《八路军杂志》和新创刊的《解放日报》，这两份报纸都直接在毛泽东控制之下。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开始了以扩张和长期稳固自己权力为目的的整风运动。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开始*，到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整风运动的结束，历经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审干“”抢救运动“”肃奸“，总共持续了3年11个月。弗拉基米诺夫在日记中评说：“如果毛泽东不能确定他有绝对把握取得领导权，整风不会停止，七大不会开幕。”

　　1942年6月2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由毛泽东为主，康生为副、领导全延安整风。（以后又有刘少奇、彭真加入）.架空当时的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会。

　　为了增加整风的威慑性，毛泽东把“审干”、“识别特务”列入整风项目。整风由温和期进入残酷期。

　　在1943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调查部和党校都发现许多特务。我们就是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一边整风，一边审干。”

　　“中共中央总学委”下令每人要写“思想自传”，毛泽东说：“要三番五次写，以写好为度。”“要个人把一切对不住党的事统统讲出来。”

　　同时下达一个文件《中央总学委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要求每一个干部填写“小广播表”。坦白自己泄露了一些什么机密，向外广播了一些什么消息，自己听到了一些什么对党不利的消息。何人讲的，时间地点，都一一如实向党报告。“小广播表”连续发下来填写多次，如有抵触情绪，就是定为“特务”的证据。

　　一位胆小的干部，竟然填写了800多条。

　　在行政学院一位学员发问：“是否把晚上和老婆说的话也填上？”引起一片哄笑。结果那位学员和大多数教职员工被定为特务。

　　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说：“一个2500人的党校已挖出250人的特务，而且估计不止此数——恐怕是250到350的数目。”还举了行政学院的例子说，“除一人之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过半数。”（这篇讲话收入毛选三卷时，把以上毛的话删去了。）

　　康生执行毛泽东指示有过之无不及。“抢救运动”高潮时，《解放日报〉报社80%的人被打成特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多人，抓了170个特务；关中师范学校参加整风学习的88人挖出62个特务；绥德师范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73%；延安警卫团挖出占总人数80%-90%的特务；中央秘书处60人中。挖出十多个特务。

　　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鲁迅艺术文学院、陕北公学本来就没有什么文化课。学生都有一个小板凳，坐在板凳上用小本子低头记录首长报告，然后展开讨论，深刻领会、热烈支持。这是延安学生学习的基本方式——-学习多年，除了增加了一些演讲技术，文化知识很难有什么长进。延安整风以后，即使少的可怜的文化课也停止了。学生被卷到运动中，一些教室成为临时关押“特务”的监狱。

　　弗拉基米诺夫路过情报处的时候，经常听到传出被刑讯的人嚎叫声。情报处副处长李克农是另一个阴森可怕的人物。他折磨起人来有一套残酷手段。1943年7月29日，弗拉基米诺夫在日记里写道：“康生的亲信残暴得无恶不作，甚至下手逮捕怀孕的妇女——”

　　他在1943年8月2日记继续描述了延安的紧张气氛：“这个城市已经非正式戒严了。各机关学校已经用栅栏围起来，并设有门岗。已婚的人禁止与家人见面，否则有被逮捕的危险，两人之间的交谈也明显担有危险。很多‘罪恶昭彰’的人被命令呆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因为监狱已人满为患。”

　　康生的“抢救运动”，抓出了1万五千名特务，而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总共有3万名。开始被抓的特务有被枪毙的，也有一些人自杀。

　　毛泽东听任康生搞逼、供、讯。他在1943年8月15日说：“运动一定会犯逼、供、讯错误。”“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发展，太迟则造成错误伤了元气—–”

　　直到1943年11月5日，毛泽东重新规定被逮捕的特务人数不能超过总人数的5%。

　　弗拉基米诺夫向莫斯科汇报延安整风情况，引起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干涉。1943年12月2日，毛泽东收到季米特洛夫的密电。密电要求：1，坚持国共统一战线；2，停止对王明和周恩来的整肃；3，担心中共干部对苏联报不健康情绪，特别提到对康生的忧虑。

　　毛泽东对季米特洛夫的来电秘而不宣。却在回复电报中向季氏汇报“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同志”。

　　在实际做法上，毛泽东开始给整风运动降温。

　　整风运动的头号目标王明卧病在床。在运动最初一段时间，王明对政治局展开对他的批判并不知情。直到他发现门前冷落车马稀，来探望病情的同僚愈来愈少，才知道自己已经被孤立起来了。共产国际派大势已去，不再对毛泽东的权力构成威胁。季米特洛夫的干涉，让毛泽东开始摆出“治病救人”的新姿态，在群情汹汹、众人喊杀的场面，他力排众议，提出刀下留人。

　　另一方面，“抢救运动”制造了大批冤案。干部积怨愈来愈深，不满情绪逐渐公开化。毛泽东察觉到运动已到火候，需要把这种不满情绪引导疏散，避免伤害自己。这就需要一只替罪羊——确切说替罪狗，还要一个代表受害者数落恶狗的人。

　　1944年初，在中央内部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发言肯定了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英明决断，接着批评了康生同志违背了毛主席有关整风的9条规定，（整风后期制定，包括逮捕的人限制在5%等)扩大了打击面。周恩来技巧地把毛泽东和康生作了剥离，维护了毛泽东的正确形象。周本是待罪之身，他被认为是经验主义者代表人物、王明教条主义的帮凶。周恩来已经在整风运动中做过五次长篇发言检讨，还有被继续穷追猛打的势头。这次毛泽东给了他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

　　周恩来以彻底向毛泽东臣服的方式，冤而不怨，给那些被批判的教条主义者们作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随后康生的下属李克农、彭真等也纷纷指责康生。别以为这些人有胆有识，他们不过是被毛泽东召见谈过话，奉旨造反而已。

　　毛泽东一下子由“整风”、“审干”灾难的制造者，成为整风偏差的纠正者。

　　1945元旦，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对群众敬礼道歉：“抢救运动时发生了过火“左”的错误—-现在，我把带错了的帽子给你们取下来，赔个不是。”——“你们也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于时，全场爆发了热烈的掌声，有人感激涕泪横流，衷心感谢打开冤狱的救星。

　　毛泽东先后在行政学院、边区政府、枣园等场合脱帽、敬礼、道歉。毛还轻巧地说：“——好在这是一场夜间演习,用的不是真枪实弹,用的是石灰包。夜间看不清楚,一时分不清敌我,打在身上留下几个石灰包印。天亮一看,原来打的是自己人,打错了。这时候,把石灰拍掉,给你敬个礼,赔个不是:“同志,我打错了你。”——“本意为同志们洗澡，灰猛氧放多了一些，伤了同志们娇嫩的皮肤。”

　　“化恶行为美德”确实是毛泽东的拿手好戏。

　　鉴于中央定调“延安整风是英明正确的，“审干”、“抢救运动”是必要的，只是执行技术上有些过火偏差”，所以对于被抓出来的特务又不能一风吹。

　　对多数人的特务指控是属于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毛泽东说，让实际斗争来甄别他们吧。组织结论依旧留了个“辫子”，以待察看。1945年11月9日，有200多名干部从延安步行到东北开辟新解放区，其中有一半人被“抢救”过，带着“辫子”，不甚清白地离开了延安。

　　延安最轰动的张克勤案件，听起来像一个带泪的荒唐剧。张克勤当时只19岁，康生指示对他进行连续六天六夜的轰炸审讯，受尽了肉体折磨。在不坦白就枪毙，坦白了就可以保留党籍的威胁利诱下，张克勤招出了甘肃地下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张克勤的特务案”被侦破，一下子激发“抢救运动”走向高潮，延安一夜就抓了260多个特务。张克勤交待的国民党特务中，包括那位先前检举他是特务的人。

　　张克勤做为体现党的坦白从宽的典型例子，风风光光骑大马戴红花在万人大会坦白发言。众人面前他哭哭啼啼衷心感谢党给他悔过机会，保证跟随毛主席、党中央永永远远干革命。

　　1945年，大多数“特务”被甄别之后，张克勤的特务帽子粘在脑袋上怎么也摘不下来了。如果张克勤不是特务，无疑宣告“延安整风”和“审干”、“抢救运动”从一开始就搞错了。从根本上否定了历时三年多的运动。他这个“典型”是不能倒的。

　　共和国成立后，张克勤一直上诉想澄清“特务”罪名。但就像西瓜皮擦屁股——怎么也抹不干净了。有一阵子一度作出查无实据的组织结论，可是转眼到了文化大革命，康生重新点名张克勤特务问题，招致他再次逮捕，成了监狱的“回锅肉”，在铁窗内又生活了5年半。到了1979年，张克勤写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中说：他当时并不知道“红旗党”、“国民党的红旗政策”这一类词。这些词汇全部是在审讯人员的提示下，他照葫芦画瓢作出的供词。

　　至于审讯人员为什么如此提示，并把“红旗党”一案绵延到四川、河南几个省份，有这样未能证实的说法，是为了指向这些省份地下工作的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等——要想证实这一点，只有到地狱提审死鬼康生了。

　　子虚乌有的“红旗党”一案，导致四川省工委书记邹风平自杀。他不愿按照诱供株连他人，并在1943年12月11日留下了绝命诗。

　　张克勤还不是最倒霉的。甄别到最后，仍然有一百多个人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这批人毛泽东和康生倒情愿他们是特务，即使他们不是特务，毛泽东、康生都是不愿意放生的。他们是一些支持国际路线、接近王明的人，或者有冒犯毛泽东言论的人，其中有王实味等。直到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边区保安处押着这批“犯人”向山西临县转移，经康生批准，于黄河边全部处决。一些人被砍头填井。王实味虽被砍头，却还留下名字，其他一百多人都成了既无脑袋又无名字的屈死鬼。有资料说，延安整风，被处死和自杀的总共有1千多人。还有一些人被逼疯。其中有夫妻投延安，双双奔黄泉的例子。

　　康生虽然被当作“抢救运动”的替罪狗被指责。但是毛泽东很明白此狗乃一条忠狗、凶狗。是毛、江、康铁三角的一个锐利的角。康生的党内职务一点没受影响，只是他不再牵着爱犬耀武扬威四处逛游，他行为转为低调，活动由幕前转为幕后，依旧掌握重要权力。

　　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会议上，代表们要求康生作检讨，康生拒不检讨，声称他执行的是毛泽东的路线。而毛泽东也就不再安排他发言，不了了之。

　　毛泽东这一招用意深沉，他不留下有关延安整风的任何负面文献资料。大会洋洋万言尽是赞扬整风和由整风确立的毛泽东思想。整风运动经刘少奇、陈伯达、胡乔木等理论家的梳洗漂白，没有了血腥味道，失去了毛泽东以权力威胁、奴化党员的色彩。延安整风被美化为中共自我陶冶情操、纯洁思想、升华灵魂的神圣仪式。

　　延安整风鼓励互相检举揭发，人们在压力下作假供、伪证。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对于毛泽东只能腹诽，不可口评。在整风中诬告栽赃打击异己形成一股污秽暗流，卑劣者升迁，正直者沉沦。这是一次共产党人性道德的普遍大沦陷。

　　回忆起延安整风一些老干部满腹怨言，却只能自律在周恩来尺度，小声骂骂康生。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再次放出恶犬康生咬人，骂康生与攻击中央文革同罪，这康生也不能骂了。康生的在中共官场尊称是“康老”。延安整风成了共产党白璧无瑕的历史瑰宝。直到1967年2月26日在“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时，陈毅才发出公开否定延安整风的声音。此事件被称为“二月逆流”。一位毛派文人名“梅俏”的描写了那个场面：

　　“陈毅气得脸色发青，哆嗦着嘴唇说：‘这一次（指文革）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我看不仅这次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

　　这是迄今为止，所听到的中共内部最直言不讳的反对声音。

　　不料毛泽东闻言比陈毅还暴怒。最高统帅脸色是青是绿、身上什么地方哆嗦梅俏先生没说清楚，只是记述了“最高愤怒”：“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你们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答应么？——”

　　瞧！毛泽东已经习惯于把“朕即国家”的封建专制逻辑，应用于共产党哲学：毛泽东不答应，等于全党不答应。

　　“延安整风”究竟有多少正面的意义？毛派史学家认为：延安整风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从此共产党一步步走向胜利，延安整风意义重大。

　　问题是不用“进一步确立”，毛泽东已经权倾朝野。自从中共长江局在六届六中全会被撤销，毛泽东不仅全面掌握了军事指挥权，也实际控制了党的领导权。不管毛泽东有多高的军事才能，多绝的锦囊妙计，他都可以不受拘束地发挥了。然而毛泽东欲豁难填，他想要的是无限制的权力。整风运动是毛泽东消解党内的监督制衡作用、建立个人独裁机制的成功尝试。中共原有的一抹苍白的民主色彩也消失殆尽。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产生的共产主义专制蛹虫，终于破茧而出了。中国，你这头黄河边上的老黄牛，以后的灾难在等着你！

　　*也有人认为延安整风应从”中央总学委“成立计算开始日期。

五．故布疑云的“王明中毒”案

　　王明是中共驻第三国际的代表，同时被第三国际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一时间对中国革命问题决策有着重要影响。由于背后有苏联的支持，王明曾经以钦差大臣的姿态呼风唤雨。继张国焘之后，成为毛泽东最有竞争力的反对派。

　　王明与毛泽东在抗日策略上发生严重分歧。王明主张积极从军事上打击日本，牵制日本不能从东方开辟第二战场进攻苏联。1941年10月4日-9日，王、毛持续五天争论不能统一认识，毛泽东还找来任弼时、王稼祥、康生、陈云一起讨论希望得到助阵，但是这四人保持沉默，因为他们清楚王明的意见和季米特洛夫的建议是一致的。

　　10月10日，王明胃出血卧床不起，14日李富春和傅连瞕用汽车把王明送入中央医院，金茂岳被指定为主治大夫。金茂岳反映自己只是一个妇产科大夫，最好还是找内科专家领班主治。但是李富春、傅连璋认为他适合担当此重任，他也就服从了。那时候，金大夫正申请入党，是接受考验的时候。

　　1942年3月到5月，金茂岳开始给王明服用大剂量甘汞合剂。吃过一段时间后，王明的妻子孟庆树看到丈夫对药物有异常反应，就私下停掉这些药物。

　　王明的病越治越重，整风运动对王明缺席批判的声浪愈来愈高。人们对王明也越来越疏远。1943年初，两位塔斯社记者回苏联述职，临行向王明告别。病床上的王明请塔斯社记者向季米特洛夫反映毛泽东以整风为名反对列宁主义和国际主义路线的罪行，并提出要到苏联治病的请求。

　　1943年2月，季米特洛夫回复：“我们设法用飞机把你接到莫斯科治病”由于毛泽东的阻拦，一直没有成行。

　　1943年2月12日，金茂岳又送来了两种药物，大剂量的甘汞合剂和碳酸氢钠、硫酸镁合剂。王明服后反应更剧烈，这一下令孟庆树陡生怀疑，暗中找来其他医生核对处方，其他医生证实这个处方绝对不适合服用。于是孟庆树向党中央提出对金茂岳的犯罪控诉，先是中央不予理睬，孟庆树就到医院、和中央闹腾几次。在延安造成一时轰动，舆论哗然。

　　毛泽东同意由李富春组织延安中央医院、白求恩和平医院、医学院的专家会诊和调查。1943年6月30日开始，到7月30日止。历时一个月，做出了“王明同志过去的病情和治疗诊断的结论”其中对于王明服用大剂量有毒药品的结论如下：

　　“王明同志服药后出现呕吐、头晕、肝脏剧痛、脾脏增大、心区疼痛、体温下降的症状。事实终归是事实，就拿已经内服的甘汞说，其剂量之大足以中毒（如果按照金主任处方继续服用，甘汞总量20.4克；这么大剂量完全可以使人中毒或死亡），对心、肝、脾、肾、肠、胃口腔、牙齿、神经和其他器官都有不良影响”。

　　结论接着说，“甘汞不溶于水，把甘汞与碳酸氢钠、硫酸钠、硫酸镁、含溴的药物混合在一起，就可以使甘汞变成升汞或可溶性汞盐。它容易吸收，毒性更大；而金主任给王明同志开的甘汞要与甘汞相克的成分一起服用；有时虽然相克的药和甘汞不是开在同一张药方上，但是他告诉王明把这两张药方上的药同时服用。在服用过程中。患者出现汞中毒症状，可是金主任仍开原方让患者继续服用——”

　　实际上在开始阶段，专家组的意见也并不统一，马海德、曲正、候健存附和金茂岳的处方无毒说。既然无毒，也就没有蓄意毒害之说。

　　这要提一下苏联医疗专家A-阿洛夫。这位苏联派来的具有将军军衔的医生，有着丰富的野战外科经验，当时任中央医院外科主任，他的医术医德为特区人们称道。他按照金茂岳的处方，取了等量的甘汞药水，再将硫酸钠、硫酸镁加进去，先请马海德喝下去，马海德不肯。这药水放置几小时，渐呈绿色，忽然响起噼啪声，瓶塞蹦得老高—-阿洛夫的甘汞转化为升汞的演示，令配方无毒论者再也无话可说。

　　还应该指出，曲正是金茂岳的山东老乡。候健存是金茂岳“齐鲁大学医学院”的同学。候健存还是江青女儿李纳的干爹，而金茂岳是李纳的接生医生。他们与江青关系紧密。

　　1943年8月，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李克农等人成立了中央调查组并审问金茂岳。开始做出了金茂岳故意毒害的结论。结论说：“金茂岳觉悟到。他按照国民党红十字会主席，属于陈立夫集团的朱某指使毒害了王明。”“委员会暂判金茂岳五年徒刑”——一年后，延安整风纠偏，金茂岳改了口供。康生还派人到金茂岳家乡山东调查，否定了金茂岳是国民党员的怀疑。中央调查组重新做出了王明中毒是医疗事故的结论。但是这个结论并没有向下传达，毛泽东要求下层不要再议论此事。这在整风运动人人反复填写“小广播表”之后，封口令显得特别有效。金茂岳被刑事处分一年以后，毛泽东亲自下令释放了金茂岳。

　　金茂岳事件之后，王明的主治医师改为李润诗，她针对汞中毒采取了一系列排汞措施，使王明免于死亡，但是汞中毒的后遗症却贻害终生。王明五脏俱伤，经常需要卧床静养，半休半作。

　　弗拉基米诺夫及苏联专家阿洛夫对于王明被蓄意毒害毫无悬念，对于主谋之人却有多种猜测，弗拉基米诺夫的猜测康生是操盘手。

　　在1943年7月26日的日记里，弗拉基米诺夫这样写：“——医生们要求金作出解释。事情竟发展到这种地步，以致中共中央主席禁止再向金提问题，并中断了会议。医生们感觉到，事情牵涉到某些高级官员。——。”

　　2009年，《党史博览》第十二期，忽然发表了一篇消息评论。声称民间史料收藏者赵景忠收集到了“王明中毒事件”的资料，这曾是康生遗孀曹轶欧的秘藏。评论家赋予这批资料“系统、完整、原始、权威、翔实”等等一切珍贵的属性。并庄重宣布：“王明在《中共五十年》里编造的谣言不攻自破，也使得扑朔迷离的“王明中毒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

　　真的是这样吗？这个在延安时期被中央调查组搅成一锅糊涂粥的案件，同样的资料，今天就看起来象瓶蒸馏水似的清澈？自作明白的评论家如是说：

　　*依据金茂岳签字的自供，金茂岳在发现王明服用甘汞不适之后，嘱咐护士停用，白天值班的护士没有把他的医嘱传达给夜班，以致王明继续服用了一些时候，王明才发生中毒，属于医院管理方面的失职错误，当然金茂岳也有失察错误；

　　*王明和孟庆树猜疑金茂岳是国民党员纯属诬蔑；

　　*孟庆树连续告状之后，由李富春组织了延安顶尖的专家会诊，说明毛泽东党中央对于王明的健康是很重视的；

　　*中央派出了刘少奇、康生等如此高规格的调查组，作出的结论是权威性的；

　　《党史博览》的评论家如同立在烂泥潭上，嘴巴可以喘气，足却不能立稳。

　　1，金茂岳在1942年3月到5月，1943年2月，两次让王明服用大剂量甘汞。尤其是第二次还发生与相克药物同服的不可理喻的错误。当时争论的焦点是大剂量甘汞，特别是大剂量甘汞与硫酸钠、硫酸镁合用会不会产生汞中毒的问题；医生为什么要患者把两种相克药物同时服用的问题；以及发生中毒反应医生还坚持不改处方的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把金茂岳“蓄意毒害”的性质暴露无遗。护士漏传医嘱与否不在当时专家会诊讨论话题；

　　2.调查金茂岳是否国民党特务——这明显是把案件导向错误方向。金茂岳是否国民党特务，与金茂岳是否施毒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可以说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国民党最不想加害的共党干部，就是王明、周恩来一些人。何况在王明赴苏看病没得到毛批准的情况下，有人建议向蒋介石求救，送王明到重庆治病——可见国民党特务毒害说，大有玄机。以否定金茂岳国民党员的身份，来否定金茂岳具有蓄意施毒的动机，是明显的障眼法。

　　人们心照不宣，那时候共产党高层领导更有除去王明的动机。

　　3，规格高的调查团不代表高的公正性。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二十多年后，刘少奇由“王明中毒事件”的中央调查组长也转变为毛泽东的受害者。组成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的人员是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康生、江青等，规格之高令人乍舌。可是专案组依旧在光天化日之下栽赃陷害，把刘少奇活生生打成叛徒，把王光美硬生生打成美国战略特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毛泽东调动亲信高官组成一个什么“领导小组”、“调查小组”的时候，那往往是毛泽东要闹鬼了，或者闹过鬼要做善后工作了。

　　《党史博览》没有把医疗专家组《王明同志过去的病情和治疗诊断的结论》全文公布，实际那才是所有资料中的核心。对于专家组的结论报告，拥毛派可以继续厚着脸皮继承中共中央“医疗事故”的说法，读者也可以做出“蓄意谋害”的推理。

　　《中央档案馆丛书》1986年3期登载了访问金茂岳的文章：“当来访者读完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编造其跪在孟庆树面前痛哭流涕的情节时，时年80岁因患脑血栓瘫痪在床的金茂岳，费力地欠起身子说：‘王明放屁！混蛋！没的事！’”“‘双十二（西安事变）’连蒋介石都放了，说毛主席害王明，小孩子也不相信！”

　　金茂岳历经西安事变时代，却没有搞清一个基本史实：毛泽东的原意是要杀蒋介石，只是斯大林和第三国际不允许，毛泽东不得不奉命令改变意见。捉放蒋介石的是张学良，要杀要放，也轮不到毛泽东动手。毛泽东还没有跑到西安为蒋介石松绑的荣幸。

　　金茂岳斥责王明放屁，这话倒有道理。大凡共产党员在以维护党和领袖威望的面目出现时，他们说话如放屁。区别只是：

　　放哑屁——见到领袖的不道德行为装聋作哑；

　　放响屁——没头没脑纵声歌颂领袖伟大；

　　防臭屁——为了烘托领袖的光辉形象，抹黑和诬蔑领袖的政敌，曲线谀主；

　　共产党员们也不是人人可恶，或者一人终生都可恶。在他们真正为群众疾苦呼吁的时候，或者为自己的不公正遭遇鸣不平的时候，他们的话就有了人性和人味。

　　毫无疑问，王明也曾经放过上述三种屁。甚至在《中共五十年里》尚可闻到臭味。但是在两个共产党员王明和金茂岳各执一词相互攻讦的时候，究竟是谁放屁，那就靠仔细观察了。

　　看来金茂岳是为维护毛泽东形象说话了。他试图证明毛泽东大度，却用了个错误的例子。现在我给一个正确的例子:毛泽东可以宽大处理走日本帝国主义道路的失权派满洲国皇帝溥仪，但是他却不肯放过威胁他的威望声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所以，说毛泽东没有将分庭抗礼的王明置于死地而后快的阴暗心理，连小孩子也不相信。

　　《党史博览》的作者聪明地提出一个问题，既然康生秘藏“王明中毒”一案的资料，为什么不及早公布打破王明谣言呢？但是作者接着做了一个愚蠢的推断：“或许出于政治目的，康生隐藏了这批重要的调查材料没有上缴中共中央，使得毛泽东遭王明《中共五十年》之诬蔑长达30多年。”

　　似乎毛泽东的忠犬——康生早有背后咬主子腿肚子一口的贰心。把恶犬与主子剥离，打狗不得责主人——这是毛泽东辩护士的拙劣技术。过去他们也试图剥离政治伉俪毛泽东和江青，结果弄了个血肉模糊，也搞不清哪一块肉是毛泽东的，哪一块肉是江青的。现在故伎重演，分割毛、康，只会弄得人肉、狗肉也分不清了，让人再看笑话。

　　我敢说：现代毛泽东派对毛泽东的忠诚度，和对毛泽东意图心领神会的灵敏度，没一位比得上康生。

　　事实上，毛泽东自始至终插手“王明中毒“的调查工作。刘少奇、康生不可能也没胆量对调查组的报告瞒而不报。中央不予公布，不交党中央文件管理处备案，由一个下属私自秘藏起来，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这个报告不能服众，越描越黑，越画越丑，难以面对社会舆论。不公布比公布有利。公布之后，人们会跳过中央调查组的结论，直接读到医疗专家组的结论，得到王明中毒的故意谋害性质。人们自然联想谁是幕后指使者。不管直接操盘者是李富春（王明认为）、还是康生（弗拉基米诺夫推测），毛泽东都是坐在最高处的黑老大。

六，敢做不敢当的罂粟种植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咸丰皇帝“驰禁”鸦片，允许种植罂粟。试图以国货斥洋货，阻止白银外流。皇帝圣思：与其让你英夷毒害我天朝还收高价投毒费，不如我自己仰脖子把那毒药先灌进肚里，省了这笔冤枉银两。咸丰这项自力更生的鸦片政策，导致国产鸦片数量激增，1890年达60万担，是进口量的十倍。水涨船高烟民也暴增十倍，达数千万人。身体佝偻成大虾米状，捧支烟枪侧卧烟榻，拖着大辫子吞云吐雾，成了中国人赢弱、麻木、耻辱的形象。鸦片于国于民的危害不只令有志之士痛心疾首，无识草民也深忧其患。此情此景，如果革命党不呼吁禁烟，那无异于公鸡不打鸣，还要你这鸟党作甚！

　　国民政府对于禁烟有严格法律，其中包括死刑。
共产党在苏区也曾经厉行戒烟运动，在川北苏区、戒除大烟的举措很有成效，被人称赞。

　　红军长征进驻陕北后，情况发生了改变。

　　陕北地区贫穷落后，工商业萧条。红军在陕北立足，首先就遇到经济上的困难。林伯渠主持边区政府时期，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是从鸦片烟而来。通过向鸦片贩子征收过境税和出口税，筹集经费。而其它商业税收少得可怜。

　　1937年9月-1938年4月张国焘任边区政府付主席期间，推行农业累进税法，征收救国公粮。使得农业税收大为增加，总税收从1937年9月的7万元到1937年11月税收的16万元，这16万元只是够陕北党政机关需要，军队、学校、医院等大宗花费还要靠鸦片税收支持。

　　征收鸦片税意味着什么？征收鸦片税意味着贩卖鸦片，吸食鸦片的合法化。原本该逮捕、该枪毙的毒枭缴过税就成了正正经经的生意人，大摇大摆进出陕北。

　　在陕北打土豪恶霸、围剿土匪，缴获的往往不是金银财宝，而是“西砖”——制成砖块状的西部烟土。对这些烟土怎么办？红军不像林则徐那样没眼光摆在广场上放火烧毁，还邀人前往观礼。红军透过烟土看到了白花花大洋。他们把这些烟土随行就市悄悄卖掉。这就产生了最早的“烟土公卖”活动。苏维埃政府加入了毒枭行列。

　　大生产运动也是为了解决延安经济困境，一亩罂粟所产烟土（约50两）的价值，约为20多亩棉、粮田产值，种植罂粟利诱巨大。既然政府已经操纵了烟土市场，已经充当了毒枭大王的凶恨角色，对于再加演一个朴实的罂粟园丁的角色，会有什么不好意思吗？一个整个都掉到泥塘的人，还在乎袖口粘不沾灰尘吗？

　　就这样，政府、军队变成了种植、制造、销售一条龙的烟土托拉斯。共产党独得鸦片一条龙的全部利润。财政税收因此大增。经营烟土所得占了全部税收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说延安是毒巢，也不过分。

　　弗拉基诺夫到达延安时，这种红红火火的延安鸦片经济已经颇具规模了。1942年8月2日，伊戈尔-瓦西里耶夫-尤仁，苏联塔斯社的无线电台负责人，应邀和几位中共领导聚会。其间毛泽东教他打麻将。尤仁趁机发问：“毛泽东同志，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毛泽东没有吭声。邓发代毛泽东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硷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

　　弗拉基米诺夫还有更多记叙：

　　“中央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

　　“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在茶陵，原在后方的120师部，拨出房舍用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那里运往市场。”

　　“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

　　尽管陕北内部种植贩卖大烟是公开的秘密，但是对外宣传上，共产党矢口否认，装做若无其事。弗拉基米诺夫在笔记里记录了美国军事考察团访问的前夕，延安内外一片忙碌，许多人忙着铲除墙上反对蒋介石的标语，换上“支持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加强抗日统一战线”，“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的标语。军队也忙着执行紧急任务，铲除道路两旁长势良好的罂粟。这些道路预计美国军事考察团是要通过的。

　　60多年后，社会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曾亲自到南泥湾实地考察，这位学者揭露：“据当地政府官员讲，南泥湾本来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359旅用极其野蛮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量鸦片，《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就是在烧制烟土的过程中被活埋在窑洞里的。——”张耀杰还说，他的研究中共党史的朋友告诉他，这些事情在中共内部文献中也有记载。

　　可是《毛泽东选集》注释却说，张思德是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因为炭窑崩塌而牺牲的。毛泽东在纪念张思德的讲演中吞云吐雾，什么死得轻于鸿毛啦，死的重于泰山啦，挺忽悠人。却不敢讲死于烧制鸦片烟该身价几斤几两。而且演讲题目《为人民服务》就是个错误，正确题目应该是《为人民烧鸦片》。

　　延安大量生产烟土的历史资料太多了。他们和弗拉基米诺夫、张国焘等的记叙互相印证。这里再举共产党自己的一些文献作证。

　　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行边币取代法币，银行的平衡基金不是黄金、白银，而是烟土。1943年边区金融危机，边币贬值，12月17日，西北局作出的第一条决定就是“速卖一万二千五百斤特产，派干部下去”（王思华，《金融与物价》1943年）

　　《李锐、范元甄1938—1960通讯、日记集》记载，延安整风后，干部赴东北开辟解放区，随身携带鸦片作为经费。1946年11月19日范元甄信中说：“这次干部中带大烟的人多极了，夏淑贤等都是二、三十两。仅在白城子就没收了一千多两，未查出的还更多”李锐1946年12月27日回信：“代金听说热、辽这边比东北价还高，如有移动，打听情况后再脱手”。这里的“代金”，和谢觉哉日记中的“特货”、王思华的“特产”都是一个东西的代名词——就是英文的Opium,音译“鸦片”，雅名“阿芙蓉”，俗名“富贵膏”，土名“大烟土”的那玩艺儿。

　　再竭力否认延安曾经种植罂粟的史实，就象癞痢头强辩自己不是秃子一样穷极无聊了。这里还剩下另一种辩护词：“在延安经济十分困难的特殊情况下，共产党为了生存和发展，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的确，在十分贫困的社会环境，人们常常不顾礼仪廉耻，一些男人铤而走险做强盗，一些女人不顾羞耻做娼妓。然而不盗不娼的毕竟还是多数，这就是人类进化中形成的道德操守支持他们免于堕落。

　　共产党为了摆脱经济困难，设谋暴敛不义之财，摧残国人健康，以毒品杀伐国力。它要困境求生，不惜陷民众于灾难。只能说共产党是一个无道德、无操守的流氓政党。

　　毛泽东的“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是在安抚共党同僚尚存的一点良心不安。仿佛为了崇高的革命目的，卑鄙的手段也变成高尚的行为。可是，历史给了人们的相反的教训：对于屡用卑鄙手段去达到目的的人，千万不要听信他们所描写的目的是光明正大的。

　　共产党只是代表共产党自己的利益。当它完成集权和专制的蜕变后，它也只能代表坐在权力顶峰的极少数当权者的利益。当它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它会豪不犹豫地牺牲和出卖民众。延安的鸦片种植，已经透彻地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要说共产党员们全是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坏到底啦也不公平。有一些党员并不认同以毒养党的政策。张国焘在叛离延安前，曾主张减少对烟土税的依赖，并对大量烟土出口到山西内疚。他说：“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成为中共的友邻，怎好意思再把鸦片推销到山西去。”有这句话，张国焘还不算坏到底了。

　　边区政府还有一些不算坏到底的政策。在边区辖地实行有限度禁烟。

　　陕甘宁边区政府收购农民的鸦片，但是却严格控制在本地的销售数量，以致引起一些鸦片鬼抱怨买不到鸦片。《西行漫记》里就有村干部当着斯诺的面这样抱怨。在斯诺听来，这种抱怨反而是一种对边区政府的称颂。实际上，边区政府劝导本地烟民戒烟的宣传一直在进行。延安的鸦片的产量大大增加，本地烟民的数量并没有增加迹象。说起来这算是对陕甘宁边区内老百姓的一项德政。

　　然而鸦片既然已经生产出来，不在这里毒害民众，就在哪里毒害民众。蒋管区的人，敌占区的人，都是属于中国人。

　　共产党靠鸦片交易暴敛不义之财，放过了边区百姓。兔子不吃窝边草，不是兔子不吃草的证明。

七，毛泽东主导了“富田惨案”

　　毛泽东在和斯诺介绍自己的革命生涯时，提到了1930年发生在江西的“富田事件”。毛泽东把自己描述成目光敏锐的革命领袖，观风起于青萍之末，补牢洞于亡羊之前。他及时发现叛乱活动的苗头，及时坚决镇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1943年11月10日，弗拉基米诺夫得到有关“富田事件”的三份原始文件，这些历史资料呈现了“富田事件”全然不同的面貌。原始文件包括：

　　1，毛泽东于1930年12月5日以中共前敌委员会名义在黄阪发出的迅速抓捕、彻底审讯、坚决镇压赣西南党委的秘密指示信；

　　2，江西省行委于1930年12月15日在永阳发出的紧急通告第九号，控诉赣西南干部大部被处决，提出打到毛泽东；

　　3，富田事件兵变领导者刘敌于1931年1月11日在永阳写给中共中央的申诉信；

　　弗拉基米诺夫做为特务为这些文件的重要性感到激动，作为记者为事件的残酷感到毛骨悚然。

　　什么是富田事件？概括说“富田事件”是毛泽东利用抓AB团消灭异己，激起红二十军兵变。结局是毛泽东把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干部700余人全部当AB团处死的悲惨事件。因为兵变地点在江西富田，故称“富田事件”。

　　“AB团”，的意思是“反布尔什维克团体”。其中AB是Anti-Bolshevik英文缩写。这个反布尔什维克组织是在1927年1月北伐战争期间，段锡朋在江西建立的右派组织，由文人政客组成。其主要政见是反对联俄、联共。从它出现的那天起，不仅共产党反对它，国民党左派也反对它。在两党夹击之下，AB团成立后3个月即宣告解散，后来也没有重建。即使蒋介石公开反共、剿共之后，国民党特务机构里也从来没有一个命名为AB团的组织。

　　1930年，毛泽东任中央前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军事和土地革命问题上与赣西南党委发生冲突。毛泽东派的干部刘士奇被开除出党，毛泽东本人也遭到批评。李立三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支持赣西南党委，还决定撤销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由向忠发接任。毛泽东隐瞒中央决议，继续行使中共前敌委员会主席的权力，迅速指示心腹李韶九（新任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带兵逮捕赣西南党委干部，严刑逼供，强迫他们承认是国民党右派AB团成员。不承认的严刑致死，承认的随即枪毙。将赣西党委成员几乎杀绝。

　　以致于江西省行委发布9号紧急通告，并上诉中央。

　　紧急通告说：“毛泽东早已策划反对江西布尔什维克党，并正设法阴谋陷害江西党的一切负责同志，按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革命斗争，以实现其美梦。成为党的皇帝。这就是富田事件的原因。”

　　紧急通告还对毛泽东的个人品质进行了抨击：“人人都知道，毛泽东是一个具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十分狡猾和背信弃义的人，他的头脑里充满了虚荣的念头，他通过命令、威胁和压服的一套办法，来影响别的同志。他对党内问题一拿定主意，就很少拿出来在会上进行讨论，往往只关心怎么使自己的看法得到通过。”

　　“毛泽东经常不惜采取任何政治阴谋打击同志。他对干部的培养，一贯采取派别观点和私人感情，以便拉拢一伙人，做他的驯服政治工具。”

　　紧急通告还介绍了捕杀江西省党委干部过程。

　　1930年12月7日，李韶九带着一个连士兵急行军赶到江西省行委门口，假装借宿，然后突然捆绑了段良弼、白芳。随后是刘万清、任心达、谢汉昌、金万邦、马铭和其他9人。审讯很直接，“你参加了AB团，是招还是还是不招？”

　　李韶九对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煤油灯芯烧烫身体、拔指甲等多种刑法，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

　　被害同志「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

　　白芳、马名、和周冕三人的妻子来探问，李韶九把她们也一同逮捕。剥光她们的衣服毒打。还用钻子钻手掌，煤油灯芯烧她们的阴部，小刀割她们的乳房。逼问同样的问题。

　　审讯人首先点出一个人名，让受刑者指认是犯人的同谋，这样，经过三天的审讯，所有省委负责人都当作AB团一个个挖出来了。随之展开的大逮捕，扩大到120人。

　　12月9日早饭后，第一批枪毙了25人，后来李韶九准备转移地点，犯人太多不好带，为防止犯人逃跑，晚上又匆忙处死一批，两批共40多人。有的犯人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审讯，就命赴黄泉了。

　　第二十军团174师政委刘敌被人指控为AB团。他被从前线召回，李韶九准备逮捕他。刘敌用长沙话和李韶九套乡亲，取得李韶九信任被释。刘敌随后集合174团，12月12日包围了李韶九的行刑队，逮捕了李韶九，曾山得以逃脱。刘敌释放了还活着的谢汉昌等一大批人。活着的人们到二十军现身说法，控诉被毒打经过，展示受刑身体，引起战士极大愤慨，喊出了“拥护朱、彭、黄，（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倒毛泽东”的口号。为了避免红军之间火并，二十军脱离与其他红军部队接触，开赴前线，自己开辟新苏区。

　　中共中央派代理书记项英处理富田事件，项英认为是内部纠纷，应当通过教育和会议解决冲突问题。并通知二十军派代表参加会议。没有料到此时中央权力更迭，王明取代了李立三，撤销了项英的中央代理书记职务。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1年3月28日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明确支持毛泽东的立场。奉命报到参加会议的二十军干部代表随即遭到逮捕，刘敌等马上被枪毙。当时在前线刚打了胜仗的二十军官兵，被彭德怀部队、林彪部队包围交械。毛泽东命令所有从副排长到正军长的干部全部处死，其中侥幸逃生的只有2人，二十军番号被取消。

　　毛泽东继续在苏区和军队深入展开抓“AB团”。一方面军４万多人查出了４４００名AB团份子，占总人数的１０％，这些人绝大多数也被处死，此后，消灭“AＢ团”的运动持续了２年多时间，总共杀了十万多人（有一部分人因“社会民主党”的罪名被杀害）。杀到最后，人们意会到是不是“AB团”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反对不反对毛泽东。

　　王明在1931年1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6月继向忠发升任代理书记，10月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常驻第三国际代表。其间半年多时间，王明与毛泽东共同反对李立三，彼此合作愉快。王明为毛泽东的肃反运动推波助澜，使毛泽东由一度处于孤立的地位，转而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加重了肃反的灾难。

　　富田事件的背景涉及到毛泽东和李立三的分歧。

　　1930年，李立三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全面主持中央领导工作。它在军事上轻举冒进。发出“攻南昌，占长沙，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狂言。

　　李立三的土地革命的观点却是温和的，他主张对豪绅区别对待，不能乱捕乱杀。　

　　毛泽东与李立三在这两大问题上立场恰好对立，毛在军事上主张避实就虚，打游击战。发展农村苏维埃政权。采取稳妥渐进的策略。

　　对于土地革命的主张，毛泽东却是党内最激进的代表。他主张“一切权力归农会。豪绅是捕是杀，由农会做主。“罚不当罪者极少。”他声称“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并主张没收一切地主、豪绅、富农的土地，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

　　毛泽东、李立三青年时代算是半个朋友，革命年代是同志。按说政治上的分歧不应该造成流血屠杀，但是赣西南党委和二十军拥护李立三、藐视毛泽东的权威，事情涉及到权力得失，毛泽东就要坚决以杀立威，以威摄权。

　　世俗的观点：以犯人的犯罪事实定刑罚；毛泽东思想：以该徒是否在剪除之列设罪名。以暴力为后盾的毛泽东，事先备好了罪名牌，剪除异己之后把它插在死者坟头上。

　　毛泽东为清除异己拿来祭刀的十万生灵——在这里，“红军战士”、“党员干部”、“布尔什维克”成为可怜可悲的词汇，饱蘸了滑稽色彩和充满了讽刺意味。我宁可用一个永恒和人性化的词“生灵”代替他们

　　——这十万生灵被无辜处死之后，他们背负着根本不存在的“AB团”罪名，至今80余载矣！

　　偌大的历史悲剧——“富田事件”在毛选上只是占了寥寥几行小字。毛选的的注释虽然旨在将“富田事件”做实为“反革命叛乱”的铁案，却不经意在杀害党内同志的万人坑上，留下了可追寻的标记。

　　1978年，江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主任载向青与同行研究人员到赣西南调查、搜集“AB团”和“富田事件”的资料。载向青等研究者认为：当年肃清“AB团”与镇压“反革命富田事变是一桩地道的冤、假、错案！那不是“肃反扩大化”的问题，而是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屠杀无辜的问题。

　　1981年3月8日，萧克将军以“富田事件”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呼吁彻底弄清“富田事件”真相。

　　萧克将军为李韶九的湖南嘉禾同乡，对李韶九及其家族了解十分清楚。肖称：“李韶九这个人的品质是不好的，早年在家乡时，我就知道不少。”“李韶九的父亲是嘉禾城里的流氓头子之一”，李韶九高小毕业后，曾去嘉禾北面的衡阳市读中学，但没有毕业，是由于“从小跟父亲染上了许多不良习惯，在中学读书时，因胡作非为被开除学籍……”。

　　被开除学籍的李韶九转身投奔革命。1926年，22岁的李韶九来到国共合作下的广东，进入以程潜为军长、共产党人林伯渠为党代表的国民革命军第6军，参加了北伐，后被任命为连指导员。　　1927年8月1日凌晨，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李韶九所在54团因为不属于叶挺贺龙部下，便被起义部队包围缴械，李韶九也成了俘虏。在俘虏营，惶惶不可终日的李韶九遇上了嘉禾同乡、时任起义的叶挺部队连指导员的肖克。肖克便答应带他去找林伯渠，靠着林伯渠的接纳，李韶九成为一名中共领导下的革命军人。

　　1929年，李韶九被派到李文林创建的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工作。此时的李韶九，在江西红军中不受重用，而且与江西李文林等军政领导人颇有“矛盾”。

　　然而，到1930年初，随着毛泽东在赣南主持军政，李韶九便时来运转了。1930年2月，他被任命为红6军第1纵队政委（师级）；6月，他担任红1军团前委秘书长；8月，他被任命为红1方面军总政治部政务处处长；11月，他又担任了红1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军级）。不到一年时间内4次升迁，职位越来越大，李韶九成为毛泽东的重要心腹。

　　熟悉李韶九的人的对其评价是：“素来卑鄙龌龊”。“李在一纵，大部分人不满意他，因李只于未出发前的训话非常的勇敢，作战则畏惧怕死”。李韶九的另一位同乡刘敌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李韶九是素来观念不正确，无产阶级意识很少的一个惯用卑鄙手腕制造纠纷的人。”

　　由一个品行卑鄙的凶险人物去施行一个目的龌龊的滥杀阴谋，不产生一个残暴的结果反而是奇怪了。

　　萧克将军等人的呼吁，引起了中共高层的关注，胡耀邦指示重新调查“富田事件”。调查工作受到国内政治形势阴晴圆缺的影响，一度停顿下来，几乎胎死腹中。到1989年初才写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调查报告》，历时八年，可谓难产。

　　调查结果事实清楚，屠杀的操刀手就是毛泽东。这对于当朝执政者来说，是一个折磨灵魂的考验。共产党领袖们以继承毛泽东的产业为主要目的，以打着毛泽东思想的迎魂幡为幌子。公开谴责毛泽东是凶手，无疑是一个被逐出家门，丧失继承权的冒险行为。迄今为止，从江泽民到胡锦涛，还没有一个能够经受得起灵魂考验，只能把灵魂继续抵押给毛泽东这个魔头。“富田事件”调查结果如泥牛入海没了消息，“富田事件”冤魂只能做啾啾鬼鸣。

　　中国的正义力量依旧是赢弱的，或许也是顽强的。在党内敢于实事求是直言不讳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对于毛泽东主导的富田惨案，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里，有一个闪烁其辞的说法：“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讯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谁混淆的？谁制造的冤、假、错案？党史学家们口将言而嗫嚅，顾左右而言他，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

　　读共产党自说自话的历史著作，即使是一些最为接近客观的叙述，人们还得憋着一口气看下去。胡绳说富田事件是一个冤、假、错案，立足于这些人不是“AB团”，那末反过来问，如果其中有人真参加了“AB团”或者加入过“社会民主党”，那么由毛泽东主导、由李韶九等执行的野蛮残忍肃反运动就合情合理了吗？富田就不存在冤案了吗？

　　站在共产党深井之底，观察到的天空只能是一个筒子装的封闭园圈。

　　毛泽东在苏区肃反与斯大林的肃反多有类似之处：

　　都是以革命的名义对自己阵营的异己派别采用肉体消灭；都要强迫异己派别承认预定的反革命罪名；为了逼迫异己接受反革命罪名造成杀人有理的舆论，都施行惨无人道的酷刑和精神虐待。

　　且不论政治见解究竟谁对谁错，肉体消灭异见派别本身就构成了犯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定义为“群体灭绝罪”。人们对于此类罪行表示公愤，是出于人类的良知，出于人道主义和对人类尊严的维护。这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对于人伦、道德的共识。是权力行使的界线。任何政治诉求在实行过程越过了这条界线，那一定是“黑暗政治”、“法西斯政治”、“专制政治”；如果政治诉求者已经攫取到政权，我们可以大声斥责这个政权是“黑暗政权”、“法西斯政权”、“专制政权”。

　　毛泽东从争夺权力到掌握权力的道路，是一条鲜血飞溅、尸骨纵横的道路。他连续制造了许多的弥天冤案。毫无疑问，今天宣称要“继承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人们，会把毛泽东杀人的万人坑严加防范，制止人们挖掘尸骨，曝露真相，让这些冤案继续沉冤下去。这些“继承捍卫”者们“失道有助”，那“助者”就是坐在中共最高领导位置上的主席书记们，所以尚且不能小觑现今中国的“无道”势力。

八，理性的阶级仇恨

　　毛泽东幼年受到纯朴善良的母亲文七妹的影响，自小对于贫苦农民有着同情心。然而同情穷人并不一定要痛恨富人。文七妹是一个烧香念佛的温顺妇女，毛泽东从母亲那里不会得到仇恨甚至以杀戮对付“土豪劣绅”的信念。父亲毛顺生精明刚强、生财有道，已经自立于当地富豪之列。毛父自然也不会教给毛泽东阶级仇恨，以子之矛攻父之盾。那么毛泽东的仇富情结是如何形成的呢？

　　斯诺访谈过毛泽东之后说：“阶级仇恨对他来说大概是他的哲学体系中的一种理性的产物而不是冲动。”这是一种很到位的评论。毛泽东认为欲取天下，必先乱之。用阶级仇恨搅动天下大乱，是制造革命形势的需要。毛泽东在湖南推动农民运动的时候，就已经取得这条经验。并成为后来打天下的重要策略。

　　在沉闷封建的农村，中庸之道有深刻影响。要鼓动起农民造反用常规的启蒙方法收效缓慢。见效快的办法就是以恐怖和流血来震撼社会。开始阶段，不惜用地痞流氓打先锋，逞凶称霸，制造红色恐怖，挑动贫富两个阶层对立。这种恐怖活动具有两面的效果。对于豪绅阶层，威胁警告他们放弃反抗，减少了革命阻力。对于贫苦农民，鼓动他们使用过激的暴力，杀人放火。把他们推到过河卒子的位置，没有回头调合的余地，好死心塌地干红军。效果类似水泊梁山好汉落草为寇，先提一个人头来做入伙的“投名状”。人命如草，民气可用，人的头颅可以集聚民气，就不妨顺手取来如牵羊。

　　仇恨，是激发革命烈焰的火花；鲜血，是革命机器的润滑油。哪里的阶级仇恨深，哪里的阶级斗争流血多，哪里的革命形势就高涨。这成了共产党革命的鲜血定律。

　　毛泽东就亲自实践这条血律。据张国焘回忆，在湖南农民运动兴起期间，毛泽东曾经亲自下令，对一家地主实行灭门屠杀，几岁的幼小儿童都不放过。

　　陈云曾在《英勇的西征》文章里，回忆他与毛泽东辗转到云南一个县的经历。该县县长错误地把红军认为是蒋介石部队，打开城门欢迎。县长率领当地长官、知名绅士、商界要人，社会名流等一百多人迎接，这些人忙着通报自己的官职姓名：‘鄙人就是县长’，‘鄙人就是警察局长’‘鄙人是商会会长’等等。毛泽东也就将错就错，吩咐他们备好粮食军饷，安排民夫、向导。休整后红军离城开拔，毛泽东突然命令将这一百多人全部杀掉。毛泽东还说：“如果敌人都象云南那个县长那么蠢，中国革命早成功了！”

　　为了维持红军和毛泽东的形象，陈云的这段回忆文章在审稿时做了大幅删改了，处决的人数改为数人。

　　激发阶级仇恨，提倡暴力和流血，却与中国传统道德相冲突。与人类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不协调。共产党需要树立反传统的伦理观念：“贫穷就是正义，富裕就是罪恶。”——尽管世俗观念有嫌贫爱富的倾向，但是传统伦理并没有把富裕视为正义，把贫穷视为罪恶。

　　中共把“共产主义”原理直接引申为“杀富济贫”的血腥口号。赋予“阶级仇杀”理性的光辉。

　　毛泽东在夺取政权过程中，一直仰仗阶级仇恨滋生的暴力。

　　尤其恶劣的是，在中共夺取政权以后，毛泽东开始觉得“民主、自由、人权、博爱”这些说教碍手碍脚，束缚执政，干脆彻底抛弃和否定这些在延安时期一度大力宣扬的理念。组织文人大批“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进一步激化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理论教导人民：一事当前，首先分清敌、我阶级成分。对待阶级敌人只讲压迫和榨取，对阶级弟兄才讲阶级感情。这样就把曾经的社会公民的财产状况，兑换成新制度下的不同的政治地位。以穷贵富贱的原则，划定领导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制造出法定的特权阶层和无权阶层。人为地制造社会不公平。

　　阶级斗争理论认为“人权”“博爱”都是有阶级性的。有了资产阶级的“人权”，就没有无产阶级的“人权”，不同阶级的人只有仇恨，富人不会怜悯穷人。——毛泽东这时候忘记了或故意忘记了母亲文七妹对穷人慈悲为怀的故事，得了政权忘了娘。

　　“理性阶级仇恨”否定了“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这些最基本的人权原则。不断加剧社会主义中国内部的阶级仇恨，为强化一党专制制造借口。

　　“剥削阶级”家庭的儿童，生下来就带有“原罪”。他们从小就被剥夺了正当的权利。读书、升学、以致成人之后的就业、参军、结婚都受到限制和影响。沦为列入另册的一批人。后来毛泽东还给这批人命名为“可以教育的子女”，以示“重在表现”和“给出路”的政策。

　　把人的生存权利收缴到统治者手里，按照各人取悦于统治者的程度给一口或两饭吃。这是多么野蛮的人性摧残制度。

　　现代文明承认每个人的能力有强弱，财产有多寡，但是这些都不是制造一个公民政治权力不平等社会的依据。文明社会是在承认个体差异的前提下，追求的是公民的政治权利平等，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

　　毛泽东创造了“阶级敌人”这个贱民阶层之后，一个方便之处就是可以把他执政的失误轻松地推诿给“阶级敌人的破坏”。而“阶级敌人”都被剥夺了言论权力，对于诬告莫辨一词。

　　“四清运动”本来是解决农村共产党干部和社员群众尖锐冲突的问题。在大跃进年代紧跟毛泽东吹牛撒谎的干部，到了大饥荒时代侵吞农民赖以活命的口粮，为非作歹，以致许多地区大批农民饿死。毛泽东却一通胡拉硬扯，把原因归结到“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幕后操纵”。

　　无产阶的文化大革命本来是共产党内毛向刘的夺权斗争，与地、富、反、坏、右十八杆子打不到。毛泽东却找出发动文化大革命一串理由：为了“防止修正主义，防止阶级敌人复辟，避免人民受二茬罪，吃二遍苦。”其中最吓唬人的一条：防止“千百万人头落地。”

　　天地无良心!毛泽东这个无产阶级大族长不知道给他的族人——工人、贫下中农受过几茬罪了。他“喀嚓”掉的无辜脑袋又何止千百万！此时转身变成保佑人们不受“二茬罪”、和让“人头长在脖子上”的守护神。

　　旨在“防止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文化大革命中，在京畿之地的大兴县(1966）、湖南零陵道县（1967）发生由上级布置的大规模灭门屠杀阶级敌人的红色恐怖。被处死的小的有出生10天、32天的婴儿，老的有80岁老人。这些没有生存权的人们，被铡刀切去头颅的是少数，多数人的头继续长在脖子上。只是处死方法五花八门：有的被集体捆绑沉潭或放排（沉河），有的被敲破脑袋丢入岩洞，有的被活埋，有的被吊死、勒死，婴儿被抓起腿抡起来摔死，还有惨烈的一尸双命案，用钢筋把地主儿媳怀孕凸出的肚子穿通——

　　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里，对于毛泽东的“理性阶级仇恨”只是给予不藵不奖、不酸不凉的评论。60余年后，我们看清了“理性阶级仇恨的本质：那是一种共产主义形式的法西斯主义、不打折扣的恐怖主义。

　　毛泽东挥舞“理性阶级仇恨”的大板斧，砸烂了“旧社会”，也把“新社会”砍得横七竖八一片狼藉。它具有极大的威胁性、破坏性和残酷性。毛氏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灵到他作恶多端却无人能近身奈何得了。大板斧保佑他专制到寿终正寝，直到死后自然从手中滑脱，跌落冥床之侧；阶级斗争也灵到中国人抱着原子弹没有山药蛋吃，几千万断粮饥民糠菜不能果腹，奄奄待哺却不敢嗷嗷出声。

　　毛泽东的后辈儿孙，在执政遇到麻烦事时，总是想到爷爷的那面风光的大板斧，心痒痒得忍不住抽出来抡两下子。可惜是黄鼠狼生耗子——一代不如一代了。儿孙们都没有爷爷那般武艺，不能像爷爷那斯挥舞的如纺车轮似的虎虎生风。还得时时担心玩砸了，反而伤了自己。

九，西安事变中的急转弯

　　西安事变发生之时，斯诺离开陕北已经两个月了。无论共产党多么渴望摆一个大义凛然的姿态站在这个历史事件之前拍照，斯诺都没有机会为他们留影纪念了。

　　弗拉基米诺夫此时还没到延安，没来得及见证这个重要历史事件。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对中共主要领导的态度，做了详细的记述。

　　1936年12月12日中午，张学良发来急电，说他曾向蒋介石痛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遭蒋拒绝，不得已兵谏，已把蒋介石和随员看管起来了。他已和杨虎城派部队向潼关集结，希望红军向延安以南区域衔接前进。张学良会空出延安城，以让红军在延安一线布防。

　　当时所有中共干部激动兴奋，觉得喜从天降：“蒋介石也有今日！”，“张学良干得好！”朱德嚷：“现在没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把那家伙杀掉再说！”毛泽东大笑不止，老谋深算地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由张、杨打头阵。”

　　兴奋雀跃之后，张国焘、周恩来提议马上请示共产国际。毛泽东当场起草向莫斯科请示电报，指出西安事件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准备积极推动张、扬与蒋介石决裂，盼速指示。

　　“张、扬、共三角抗日反蒋联盟”，是红军到达陕北后，做的很成功的一件事。中共利用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的矛盾，秘密与东北军、西北军达成协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反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并有建立西北联合抗日政府的设想，立张学良为西北抗日联合政府之首。在周恩来与张、扬密谈时，周恩来透露这个设想得到了苏联支持，张、扬对此深信不疑。

　　而莫斯科当时对于成立西北联合抗日政府的设想，既未表示反对，也未表示支持。

　　12月13日晚，莫斯科发回指示，这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电文，语气坚决，不容置辩。

　　莫斯科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特务的阴谋。日本利用张学良的野心，挑起中国内战、破坏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是团结合作，不是分裂。张学良没有能力领导抗战。苏联不会给与张学良任何支持。

　　莫斯科指示中共利用这一时机，出面调解，促使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蒋介石是能领导中国抗日的唯一人物——

　　中共领导人，如被当头浇了一瓢冷水。毛泽东刚起草了电报与张学良称兄道弟、尊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在电文中还怂恿张学良严惩蒋介石：“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云云。

　　毛泽东被当头一棒打懵了，在屋里转来转去，急躁地说：“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扬那么说，现在又反过来这么说，张、扬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12月13日的晚上，中共领导人物齐聚在毛泽东的窑洞里，通宵谋取对策。都认为莫斯科的指示违抗不得，目前需要尽力掩饰张、扬、共三角联盟的存在，好让周恩来举止更像一个中间调解人的角色。毛泽东指示马上停止和东北军、西北军的一切联系，消灭张、扬、共三角联盟的痕迹。

　　周恩来以他精湛的外交手腕，终于促成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周恩来曾被东北军军官包围，指责中共出卖东北军；因为许多谈判都避开杨虎城，杨虎城更觉得中共反复无常，有苦说不出。

　　中共是西安事变的最大受益者，张学良为了与红军联防国民党军队而让出延安城，共产党未动一刀一枪，唾手而得城池。共产党争得国共合作抗日，使延安威望陡然上升，从此才有“延安革命圣地”一说。蒋介石答应国共二次合作抗日，使得共产党转危为安。收编后的中共拥兵掠地成为合法，并以此为转折点，迅速向华北、华中扩展。

　　一些人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表现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的政治谋略和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宽广胸怀。为了抗日统一战线，豁然尽释前嫌，促成与蒋介石二次合作，改变了历史进程等等，是欲拍马屁，何患无辞！

　　实际上蒋介石的擒纵，都是张学良具体操作。这是一个在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压力下毛泽东不得不改变初衷，周恩来出面周旋，最后峰转路回和平解决的历史事件。

　　确切地说，毛泽东在西安事变表现的最没有邪恶性。倒是表现了毛泽东的另一种过人的才能——脑筋急转弯。前后绝然相反的政策，毛泽东可以用政治的曲线板把它们圆滑地连接起来，并把转弯前后的方向都说是北斗星的方向。

　　人们或许理解一个政党的政策有时会出现激烈变动的情况。但是在旦夕之间发生了180度的颠倒性变化，会令人匪夷所思。尤其令人们厌恶的是：为了谨守领袖永远英明正确这个准则，把前后颠倒的两种根本相反的政策都宣扬为英明正确的。

十，鼓吹美式民主的毛泽东

　　1944年，美国军事专家开始筹谋打击日本本土的做战计划。其中一个方案就是在连云港建立一个两栖部队和空降部队的军事基地，做为越洋进攻的出发点。连云港地区为八路军、新四军控制。这就发生了美国军事观察团访问延安和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赫尔利与毛泽东谈判的历史事件。为了双方有成效的军事合作，美国答应提供中共部队五万人的美式武器装备。军事观察团还带来了美式武器的样品，供中共选择。

　　另一方面，“共产党”在西方看来是洪水猛兽。美国另一部分人担心把中共扶持强大以后，天下“共产”一家，中共一头投靠了苏联，那岂不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美国给代表团取名“军事观察团”，这“观察”二字就表示了美国的疑惑和投石问路的心态。

　　美国军事观察团访问延安，引起上下一片欢欣鼓舞。被整风运动整的愁云惨雾的陕北，一下子恢复了生气，人们喜上眉梢。延安街头忙着铲除旧标语换上配合形势的新标语。罗斯福、丘吉尔、英王六世、斯大林的巨幅画像挂在延安城头。边区一团国际联合反法西斯气氛。

　　在城外，军队出发铲除路旁长势良好的罂粟,以免被外国记者发现延安经营毒品生产，抹黑了延安的革命形象。

　　陕甘宁边区能和美国直接谈判，那可是把陕甘宁边区提升到有国际地位的大事情，值得一喜。

　　1944年6月29日，中共中央举行特别会议商讨迎接军事观察团事宜。毛泽东指示：立即修改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有关作战资料。以备提供美军事观察团查阅。

　　新数字出来之后，让弗拉基米诺夫觉得自己的脑袋像气球一样被吹大了，眼前一阵眩晕。

　　八路军、新四军军队规模和作战战绩被大幅夸大。新资料称民兵200万，正规军63万。与弗拉基米诺夫从叶剑英那里刚得到的资料相比，差不多夸大了一倍。弗拉氏称为“肆无忌惮的篡改”。

　　11月23日，毛泽东还向新四军、八路军的师长以上的军官发出指令：

　　“我军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把我们将来和盟军共同作战的地区封锁起来，不要让追击日本人的蒋军进入领土。”

　　毛泽东的动机十分简单，他想让美国感到坐在谈判桌对面的中共是一个重量级选手，手握重要筹码，不容小觑。

　　1944年8月，毛泽东和美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约翰-谢伟思说，“我们不能等待俄国援助——中国和美国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应该合作。”

　　号称“中国通”的谢伟思为“美国军事观察团”（组长为包瑞德上校）的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延安住了近三个月，多次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交谈。

　　在交谈中，毛泽东表达了对美国民主的肯定和向往。毛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

　　谢伟思说：“把我们军队当作一支政治宣传部队来使用是不允许的，我们没有像共产党政治部那样一类教育军队和指导这类工作的机构。”

　　毛泽东说：“即使你们的美国士兵不作积极宣传，但只要他们出现并同中国人接触，就会产生好的影响。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欢迎他们在中国。国民党却不是这样，它需要把他们加以隔离，不让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现在你们究竟有多少美国观察员在前线？我们乐于让你们的人到处走走。国民党却当心大量美国人在中国的影响，他们害怕美国人登陆仅次与他们害怕苏联参战。”

　　“从相反的另一方面来看，有美国人在场也是好的。如果美国人分布得很广泛，他们对国民党就会产生一种约束作用，国民党要制造麻烦就更加困难。昆明是一例子，那个地方已经变成自由主义思想和学生自由活动的中心了，因为在这么多美国人的眼皮底下，国民党是不敢逮捕学生和把学生投入集中营的。拿这一点同西安相比，西安美国人非常少，特务就横行无阻。”【1】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于1944年7月4日为《解放日报》写的题为《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日》的社论。发出了和毛泽东一致的声音，或者说就是毛泽东的声音：

　　社论盛赞华盛顿被“选举为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个大总统”同样高价评论杰斐逊总统，“不但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同时也是消灭大地主法案、思想自由法案、全民教育法案、禁止输入奴隶和限制奴隶法案的起草者。这个事实，就说明了美国独立运动的丰富历史内容，也就说明了美国为什么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而且直到今天，也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成为民主世界的双璧。”

　　社论把中国的革命标榜为“华盛顿、杰弗逊、林肯早已在美国进行过的工作”，并满怀民主激情地宣告：

　　“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他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

　　7月4日万岁！
　　民主的美国万岁！
　　中国的独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
　　打到日本帝国主义！”[2]

　　同一时期，延安的所有报刊陆续纷纷扬扬赞颂美式民主、西方自由。一时繁花似锦，春满枣园。我诚恳邀请今天争取民主自由的人士和坚持一党专制的左派们携手同游1944年的延安，赏玩民主自由百花吐艳的美景：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新华日报》1942年8月29日）*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单说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国家，这是人人公认的。英美人民有各种民主权利。为了国际的地位，必须从保障基本的民主权利开步走。恐惧是懦夫，疑虑是自私，反对便是倒行。我们再度呼吁：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1日）

　　*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新华日报》1944年10月9日）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人有天赋的人权，人的自由与尊严，不该为不公正势力所侵犯和亵渎。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从18世纪以来，应该早已经是全人类共知公认的常识”。“可是在今天还有人想用丑恶卑劣的方法来牵制人民的自由，剥夺人民的权利”。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民主先锋诞生的日子，就格外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也就格外觉得杰斐逊先生精神的崇高与伟大了”。（《新华日报》社论《纪念杰斐逊先生》1945年4月13日）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

　　*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得到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3]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战后和平和建国问题，答路透社记者干贝尔提问）————–

　　在中美热度升到最高点时，毛泽东还对美国记者格-福尔曼明确地说：“我们并不追求苏维埃俄国那种社会政治模式的共产主义。我们肯定这样认为：我们所做的无非是林肯在国内革命时期为之奋斗的事情，就是解放奴隶——。”

　　看到中共和美国渐行渐近，弗拉季米诺夫不禁惴惴不安。他担心毛泽东、赫尔利密谈会牺牲苏联利益。1944年8月12日，毛泽东召见弗拉基米诺夫谈话，毛泽东说：“我们一直在考虑给我们的党重新取个名字，不叫‘共产党’，叫个别的什么名称。这样对特区更为有利，特别是跟美国人打起交道来更要有利一些。”

　　这一次毛泽东清楚表示，他要脱掉“共产党的红制服”，换一套自由装，摆脱苏联控制。弗拉基米诺夫觉得这是一个不祥的兆头。

　　中共内部对苏联早就开始有抱怨。苏联在抗日战争初期，提供了大批的武器装备援华，只是飞机一项就有一千多架，其中轰炸机322架。但是都给了国民政府。很显然，苏联认为抗日还得依靠国民政府，而中共还没有力量担当此任。这让一些中共干部不满，当着弗拉基米诺夫的面叫嚷，你们给了国民党那么多武器，为什么就不给我们？

　　苏联在卫国战争时期，与希特勒缠斗已经耗尽国力，对中国援助减少许多（对中共还是提供了几笔资金援助，其中一次大宗30万美元）。以至于中共开始左顾右盼，盯上荷包鼓胀的美国佬。

　　毛泽东的亲美宣传和疏远苏联的表态，对军事观察团的顾问谢伟思和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发生了效用。赫尔利与毛泽东进行了政治和军事合作的谈判。毛泽东向美国建议，延安和美国结成神圣同盟，他保证延安在政治上不受莫斯科影响；在美国援华武器的分配使用上，毛泽东要价是与国民政府对半分，最后达成三七开，这让毛泽东喜出望外，认为边区政府第一次外交就打了个大胜仗。赫尔利也对谈判结果满意。44年11月10日郑重签字画押，碰杯庆贺。毛泽东还让赫尔利转交他写给罗斯福的信件，信中共产党主席向美国总统表达了诚挚问候。

　　赫尔利将签署谈判结果带给蒋介石过目，不料遭到蒋介石一口否定，让赫尔利很尴尬。同时美国国会的反共派发出批评声音，中共和美军军事合作计划最后流产了。毛泽东的热脸先是贴上了美国的热屁股，感觉舒适；谁知美国一个侧转身，另外半拉屁股却是冰冷的，让毛泽东觉得备受奚落。党主席不由得老羞成怒，也顿时拉下面孔，抨击赫尔利是帝国主义者，否认赫尔利关于共产党请求美国提供武器和装备的讲话——原来毛泽东想一条扁担两头挑，一头挑卢布，一头挑美元。现在形势不妙，眼看是一头塌，一头抹。两头落空。修复因为和美国谈判造成的中共与苏联关系损坏，急急如星火。

　　从那时起，靠拢苏联就成了中共的唯一选择，而且要表现得比以前还俯首帖耳。

　　弗拉季米诺夫在延安感到了世态炎凉、人情厚薄。在毛泽东和美国代表团谈判的火热的时期，他受到明显的冷遇。转眼谈判流产，他又成为延安贵客。这些他已经不奇怪了，因为在1942年德军嚣张节节进逼莫斯科，苏联领土大片沦丧的时候，他就感受过了延安的白眼；当苏联反攻取得胜利，他又感到延安滚烫的热情。所以，这一次他对延安的过分示好，心如止水波澜不兴。日记里把毛泽东朝秦暮楚的投机行为骂个狗血喷头。

　　毛泽东正准备脱掉的“共产党”红制服，又连忙系好了扣子，拉正了领口，摆出衣冠整齐的样子。从此中共改名一事，闭口不提，就算没有发生过有。党史也避免描述这段历史。

　　我写这段读书札记，不是为评判毛泽东脱离苏联的倾向究竟是对是错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我借花献佛邀请左、中、右人士携手共游延安民主花园，然后切磋一个问题：

　　在今天的中国，谁要是提西方民主，轻者蔑为“崇洋迷外”，重者诬为“投敌叛国”，甚者蒙受牢狱之灾。但是这些人士的言论，比起毛泽东拜托美国士兵和官员走到中国群众之中，宣传自由民主和西方价值观的宏论，简直不足挂齿。以民主的颜色鲜艳程度论，当代自由民主人士平淡得像一株含羞草，而毛泽东则是一株盛开的罂粟花；以民主声音的传播范围论，民主人士象在柔声细气拉小提琴，毛氏则光着脊梁甩开膀子咚咚擂大鼓。所以，倘若鼓动“民主自由”有罪，毛泽东当是情节最重的“崇洋迷外”“投敌叛国”者。既然刘晓波罪可入狱，毛泽东足以执行枪决，毛新宇得付子弹费。

　　吁嘘呜呼！夫泽东氏哗众盛赞民主兮，乃效法世凯酋指天誓忠共和也！毛、袁辈隐晦其“专制”、“独裁”之道兮，唯“民主”、“共和”为掠权窃国之术耳！倘若端地把毛魁以民主自由人士论处，无异于把袁枭以民国共和功臣斩首。荒唐则荒唐矣，然则当今中国以倡导民主自由为“颠覆国家政权“，以岂有此理的法律导出理岂在此的结果，岂非意料之中乎？

　　顺便对左派友好提示，诸位千万不可谴责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那不是指鸡骂狗，直接否定毛泽东的一党专制伟业了吗？

*****************
　　读书札记九写完，感觉毛泽东毛泽东虽然一度假心假意宣扬民主自由，毕竟是做了些面子工程，说这是“圣地的邪恶”并不大妥。毛氏留下的“民主自由”语录，至少是一个历史话柄，今天的民主人士可以揪住坚持“一党专制”左派分子的耳朵叫嚷，听听你毛先祖在延安是如何说的！也只能如此了，毛泽东本人的耳朵已经福尔马林化，成了展品摆设，隔着水晶棺也揪不着了。

****************
【1】　谢伟思及时地详尽地把毛泽东的这类谈话内容向美国当局报告，后来有人把谢伟思的报告翻译成中文，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的《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发表。
【2】摘自《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133页。
【3】．四大自由指美国总统罗斯福（1882—1945）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十一，叫爹叫娘不能叫万岁称王称霸不能称思想

　　延安是共产党起死回生之地，同时又是共产党开始发酵向一个专制主义政党霉变的酱缸。

　　整风运动是实现这种转变的手段，中共七大肯定了转变的结果。

　　“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最初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出现。据说第一个喊这个口号的是彭真，当时的彭真新官持印，走马上任中央党校。他在党校挥舞胳膊一呼，很快就传遍延安。

　　“七大”开幕前就刮起了一阵向毛泽东敬献锦旗之风，这些锦旗把中央大礼堂挂得密密麻麻。上面全是些肉麻词藻，什么“革命领袖”、“人民救星”。实际上是由边区下级政府组织起来向中央的朝贺仪式。后来演变成文革中各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向党中央毛主席发致敬电。“致敬电”代替了老式的婆婆妈妈的针针线线描龙绣凤，把这种朝贺仪式电子化了。

　　诗人艾青改变了陇东民歌《绣荷包》，摈弃儿女情长，注入对领袖的大爱，创作了《绣金匾》。一曲清歌把这种谀上活动表达的楚楚动人。不过毛泽东未必满意，你“一绣毛主席”，那就低着脑袋绣到底吧，还画蛇添足“二绣总司令”，破坏了中共七大开始的“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维毛独尊的气氛。同时，另一首颂歌《东方红》，由西北民歌《芝麻油》改编而成，毛泽东最爱听，旋即成为红色经典的歌曲。

　　中共七大党员代表们开始向毛泽东表忠心，当面奉承。说者毫无尴尬语气，受者一副坦然神态。张闻天赞誉毛泽东：“他与人民的结合是如此之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任弼时拔高水准，毛泽东是“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朱德也灌迷魂汤：“我党和中国人民在一起，得到毛泽东同志这个伟大舵手的指挥，终究越过了各种艰难险阻而前进了。”彭德怀也用了不少崇拜的语言：“从党的全部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舵手，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就是中国人民解放的旗帜。”

　　周恩来说的话太过实际，反而露出破绽。他说：“最主要的，我们还是依靠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他领导了我们经过中国革命3个历史时期……。”实际上，毛泽东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时期，还没有取得全党领导权。一直到遵义会议，也只开始掌握军事领导权。周恩来“3个时期”说，明显歪曲历史，曲意奉承。但是大会却没有一个诚实人出来更正。

　　“七大”为后来共产党代表会议立下样板。会上既没有也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或争论。各种报告和所有发言都是早准备好并经过统一审查的，会前就已发到与会者手中。开会时只是台上念、台下看，最后代表们举手鼓掌通过。这种标准程序成了党主席掌控会议的有效手段。

　　早在七大之前，“毛泽东思想”这个新名词开始出现于共产党刊物。

　　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是一个叫张如心的人。他在1941年3月的“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说毛的言论和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典型的结晶体”。一个月后他又发表了“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一文。不久张如心就被调任毛泽东的个人秘书。同年7月1日，远在晋察冀的邓拓也著文论及“毛泽东主义”。

　　1943年“七一”前后，整风运动中掀起了宣传毛泽东个人的运动。宣传运动是在毛泽东授意下进行的。首先在直接受毛泽东控制的《解放日报》上展开的。刘少奇在7月6日率先发表文章也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个提法；两天后由毛泽东布置并审阅的王稼祥的文章也出台，把这个提法改成了“毛泽东思想”。此后，全党普遍用起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字眼。

　　颂毛风气渐行陕北，刘少奇顺风扯帆。1943年3月，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党中央在《关于调整中央领导机构的决定》中规定，作为主席的毛泽东有最后决定之权。刘少奇的建议违背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为党的领袖在党内的独断专行披上了组织制度的合法外衣。毛泽东不再受约制，一人可排众议，从而使全党服从于一人，开始创立个人专权的党内领导体制。

　　从此，中共高层领导人物谁个升迁、谁个下降就由毛泽东个人意志决定。选举成了形式。

　　从此人们知道，要在共产党内混事，不能违拗老大毛泽东的意愿。工作犯不犯错误，决定于你听没听毛泽东的话。

　　到了1945年的中共“七大”，刘少奇做了“修改党章的报告”。他匍匐前进更上层楼，锦上添花正式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经过民主革命洗礼的中国人已不再接受袁世凯悍然复辟帝制、张扬独裁旗帜的倒行逆施。毛泽东另辟蹊径。他选择了从意识形态入手，铲除党内流派，独尊一人思想。这样毛泽东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任期有限的领导。他统治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掌握了一种超越行政权力的权力——话语权。

　　掌握了话语权，他可以创造一系列名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王明路线、李立三路线—–以致后来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等等。这些名词不止是文绉绉的名词术语，它是打击不同政见者的有力武器。每个名词后面，都有血淋淋的故事。

　　掌握了话语权，可以自定义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毛泽东可以信马由缰掰着手指头大谈十次党内路线斗争。次次都是他正确。不正确的部分他闭口不提，或者推诿他人。实在赖不掉的错误也强词夺理说成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

　　不管他自己的品行如何低劣，却永远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一人扮演亦君亦师的角色。完成了共产党统治下的政教合一。实现了“曲线独裁”的谋略。

　　刘少奇在1943年和1945年领衔所作的这两件事:赋予毛泽东党内议题的“最后决定之权”，和指定“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思想”绝对是共产党历史上影响极其严重的事件。

　　如果说“最后决定之权”给与了毛泽东独裁的权力，而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则进一步确认了毛泽东终身独裁的地位。

　　历史给了中国人沉痛教训：毛泽东的军事谋略高超，不管阴招、阳招最终打败蒋介石800万军队；但是他的农业发展纲领浅薄得装不满老百姓的饭碗；他的工业建设计划粗鄙得推行土法炼钢；他的文艺方针冷酷得只允许一种颜色的花开放；他的社会福利政策反动得宁可饿死数千万人也要一颗原子弹——而且即使发现政策出错，顾忌纠错影响个人威望，索性就一错到底，至死不改。

　　毛泽东可以提笔写下气势汹汹、咯吱磨牙、如狼如虎的诗词歌赋，但是对着数学试卷如狗咬刺猬不知何处下嘴。按说毛泽东应该知道自己的短处，然而身居高处的眩晕令他智能严重降低。他把眼前的政治弄得一团糟，却妄想他的思想传承千秋万代不变色。他的经济政策把中国搞的要崩溃，却幻想他的思想放之四海而皆准。

　　尽管毛泽东的脑袋属于大号脑袋，但是那颗脑袋不可能产生一套套指导各行各业都正确的思想。刘少奇首开崇毛党风可说是错上加错，林彪再推高潮到全国更邪乎其邪。林副统帅把毛正统帅的脑袋标示为“中国数千年、世界数百年才出现的”一颗天才脑袋。这就不止是吹捧毛泽东了，连上帝也捎带吹捧了——因为上帝都不知道这样一颗人脑袋该如何设计。

　　文化革命最为荒唐的愚民事例，是革命委员会和工、军宣传队组织群众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红心萝卜们备好了锣鼓、鞭炮、旗帜、标语集合在大喇叭下，恭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预告过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一旦广播结束，顿时锣鼓齐鸣、鞭炮轰响、旗帜飞舞、口号震天、庆贺游行——这有点像老式英国人集聚在白金汉宫门前听候王室发布戴安娜王妃分娩的新闻。戴安娜王妃的子宫，决定了不管生的是瘸子、瞎子、甚至无脑儿，那都是英国王子，都要开香槟酒。同理，毛泽东的嘴巴决定了话语的价值。不管他说的是谎话、大话、荒唐话，都是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民众被剥夺了思考的权力，赋予了盲从的责任。

　　这是多么彻底的独裁专制主义，专制到人的思维，比封建社会的皇权专制还精密，还严酷。

　　把一个活人的思想确立为一个党的指导思想，是一个党的的大反动。确立为一国的指导思想，是一个国家的大反动。

　　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推手刘少奇得到丰厚的回报，由原来的一个候补政治局委员，一跃成为党内的二把手，把朱德挤到后面。七大《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称刘少奇为“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此后，初步形成了毛刘领导体制。

　　把毛思想肥皂泡吹大的刘少奇，自己也感到了毛泽东指导思想的陋弊。例如毛泽东说大跃进时期国内存在的问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小手指头），他却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终于尝到了助纣为虐反遭紂王剖心的痛苦。文革中刘少奇在受到红卫兵斗争时还用一本徒有其名的破宪法保护自己。没想到他早先为毛泽东争到的“最后决定之权”和“指导思想”之神位，让毛泽东已然凌驾于宪法之上。红卫兵应对之术是用毛的语录本扇他的嘴巴子——凸显毛语录高于党国宪法。毛教父既然可以摩顶诰封一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皇冠，也可以掀掉皇冠，另赐一顶“叛徒、内奸、工贼”的黑帽子——这个红卫兵都明白的简单道理，他这位老革命却谔谔然。

　　可悲的是，刘少奇、彭真、王稼祥、邓拓等都宣称自己最早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的概念，最早呼唤万岁，并为忠心未得明鉴而戚戚然。他们不肯反思，正是他们这伙人吹起个人崇拜之风促成共产党组织风化腐蚀，共产党被改造成了适合毛泽东实现个人独裁的工具。至于尔曹也被迫害了，也被致死了，那也是自己种下的苦果。中国人历经苦涩久矣，尔等只是浅尝辄止耳！

　　毛泽东对被迫害致死者也早准备好了风凉话：“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这样说，对于少奇、邓拓等不能说不公平——不公平之处在于那口吻听起来好像毛泽东自己从来就不是法西斯或者压迫者似的。

　　那些毛泽东不再亲不再信的亲信们，致死还念念叨叨表忠心，那就是至死不悟，等于白死一回。他们死的屈辱，却又难以在历史上获得尊重。他们被专制的王朝放逐，却又没有资格在民主的海岸登陆。灵魂被抛在苦海漂泊荡漾，两边不靠岸。

　　一个妄想永远延续的政权，培养现世的崇拜者和后世的继承者总是压倒国计民生的第一要务。这就是雷锋一类“党宝级”人物出现的背景。个人崇拜的霉菌已经渗入这些人的肌肤，形成癣疥痼疾。不让他崇拜就抓耳挠腮，痒痒难熬。他们自己尊奉毛呀、党呀为再生父母或者亲爹亲娘也就罢了，可是一领班山呼“万岁”，就把专制主义的幽灵呼唤出来了。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封建帝王驭民术和饱蘸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造反者。也是专制幽灵的很好载体，一旦毛泽东邪灵附体，魔力大增，中国灾难就到了。

　　毛泽东在湖南搞农民运动时，曾经得到一个诨号“农民王”。如果他能被选举做一届、两届的“中国王”，也无可厚非。“中国王”做不好鞠躬下台，也留不下历史话柄让人指点脊梁骨。但是在把他的思想令人作呕地宗教化、圣经化之后，使得毛泽东理直气壮地赖在龙椅上不肯下来了。毛泽东生前滥用权力，连续制造灾难，死后毛泽东思想的蜘蛛网还挂在共产党党章和国家宪法上，遗患后代。这位作恶多端而堂皇善终的教主至今还供在天安门庙堂，鬼火明灭摇曳九州。

　　所以，叫爹叫娘不能叫万岁，称王称霸不能称思想。

2011年11月-12月

原载于《华夏文摘》网站
转载自作者博客
本刊转载时标题略有变动

https://yibaochina.com/?p=235173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立即注册